《十七年》二十三章三

如石

二十三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做了国防问题的报告，并提出了一个名词——“三八作风”（即毛泽东于1939年提出的三句话和八个字：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应该说，此时林彪重新提出、倡导“三八作风”，是有现实性和必要性的。不能因“九一三事件”，便对其一否百否。   

首先当此之时，军队刚刚经历过两次大的运动整顿清洗（1958年“军事教条主义” 、1959年“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全军上下，人心惶惶，军心不稳，“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所以“朔本求源”、稳定“五行”，凝聚和纯洁将士之精神，便是首要之务。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精神力量是属于战争中的最重要的对象，实际上精神力量贯穿于战争的始终。”

   “物质的原因及效果可以说不过是以木材制成的枪柄，精神的原因却是构成枪之锋芒的百炼精钢，而枪之所以为枪主要在于后者。”

“精神力量的价值是如何的巨大和它所产生难以置信的影响，历史是最好的证明。统帅之所以必须从历史上学习，理由正在于此，惟有这个，对于统帅才是最贵重、最纯良的精神营养。”

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三八作风”以及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胜利，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

再就是抗美援朝胜利以后，全世界对中国军队的刮目相看和钦佩，以及全国人民对“最可爱的人”的热爱和尊敬，也令军队上下不少人有些飘飘然。几年下来，这种飘飘然便沉淀为居功自傲、不思进取、甚至是贪图享受。

所以，林彪针对当时军队的状况，再次提倡战争年代的那种精神、“三八作风”，对于稳定军心、纯洁思想、凝聚力量，是必要的、及时的。“从俭到奢易，从奢入俭难”。深知此理的林彪知道，要想达到目的，必须要大张旗鼓、反复细致地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

其后1960年1月22日至2月27日，林彪在广州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在同年5月视察军事高等院校时，在同年9月14日至10月20日，北京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都不遗余力地宣传和号召全军学习“三八作风”以及毛泽东建军方面的思想。

特别是在1960年9月至10月的北京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了部队政治工作“四个第一”（即在武器与人的关系中，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与其它工作的关系中，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的思想工作与其他政治工作的关系中，思想政治工作第一；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活的思想与书本思想的关系中，活的思想第一。1964年2月，毛泽东赞扬林彪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没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个创造、是个发现）、“三八作风”的方针，并写进《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后经毛泽东修改下发，成为我军建军史上的重要文献，构成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框架。

毛泽东之所以赞赏林彪的“四个第一”，是因为虽然林彪的“四个第一”里并没有提及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但共产党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用“小米加步枪”最终战胜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是与其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是当年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活的思想”，即实事求是。

正是在“活的思想”、实事求是的指挥下，当年毛泽东长征中率领疲敝之师，四渡赤水，二战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毛的军事才能也由此为党内军内所折服。林彪在东北战场亦如是，在四平溃败之后，经过整顿，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攻取锦州，阻击黑山，以及六个战术（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三猛、三种情况三种打法）等等，终于赢得了辽沈战役，为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的获胜在军事、政治以及民心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及至后来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论”进行改革开放，都是“活的思想”，即实事求是使然。所以第三次复出后的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可谓深得毛思想之要旨，毛泽东也确实没有看错这个“小个子”（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指着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说：你看见那位小个子吗？他聪明能干，很有前途）。

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应该说从红军时期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总代表（注：在1933年2月下旬开展的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邓小平由于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史称“邓、毛、谢、古”，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总代表），受到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之始，毛便将其视为自己人。其后，更是在毛一路庇护、提携下，先后就任一二九师政委、二野政委、淮海战役两个野战军组成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52岁，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政治局七大常委之一。特别是毛泽东在1959年4月5日八届七中全会上说的一句话：“权利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虽然其时是毛为了牵制刘、周，但仍可以掂出邓在毛心中的分量。

毛对邓公开评价有七次：

第一次评价是在“八大”召开前夕，为了推荐邓小平任总书记，1956年9月13日，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一大段评价邓的话，他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是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他说他不行，我看行。……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这里，毛泽东用了一连串的“比较”来评价邓小平：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周到、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这个评价相当全面，相当高了。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毛泽东还拿邓小平与自己相比较，相提并论，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次评价是1957年底在莫斯科。1957年11月2日到21日，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毛泽东说：“我不想当主席了。赫鲁晓夫就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有！主席讲得很清楚，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接着就一个一个地点名，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谈到邓小平的时候，毛泽东讲，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解说词）原则性，代表着一个政治家的政治品格；灵活性，又反映出这个政治家的政治能力。毛泽东认为这两条邓小平都具备了。正因为对邓小平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都把邓小平视为自己的接班人之一。1959年4月，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这次毛泽东索性就明确地说了：“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

第三次评价是在1972年8月14日。1969年10月，邓小平被发配到江西劳动改造，时间长达三年。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邓小平上书毛泽东，1972年8月14日，毛就在邓小平的第二封来信上，做出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本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如果说毛泽东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评价主要是讲邓小平的品格、能力和才干，那么，这一次则主要是讲邓小平的历史和功过。这个批示，虽然重申邓小平有严重错误，但总的看，还是一个肯定性的评价。

第四次评价是在1973年底。毛泽东在与政治局有关同志谈话时说：现在，给你们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15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及部分大军区司令员谈话，又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还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军师”、“办事比较果断”，是讲邓小平的才干、气魄；柔中寓刚，绵里藏针，是讲邓小平的韬略、性格。从这些评价中可以看出，虽然把邓小平打倒已近六年，但毛泽东对邓小平依然是那样赏识、器重。只是当初的“比较厚道”，此时已是“你呢，人家有点怕你”，且告诫其要“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第五次评价是在1974年底。在长沙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毛泽东再一次高度评价邓小平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此间“强”字，潜隐着刚硬之意。

第六次评价是在1975年4月。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这里，毛泽东称赞邓小平有二“会”：一是会打仗，二是会反修正主义。这两个“会”，愈显其“强”。面对越来越强的邓小平，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

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评价是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跟江青等人的矛盾日益激化。1975年11月，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主持制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不足。但被邓小平以“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由，婉言谢绝了。 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汇报时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主义。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这是毛泽东第七次评价邓小平，也是唯一一次完全否定性的评价。

被毛称赞有才干的领导人不少，但未必合得来，未必合作得久。对邓小平，即便“文革”时期作为资产阶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毛也一直予以关照保护，使其得以东山再起。最终三起三落，实至名归，成就铁腕。

邓小平对毛泽东，自然也是投桃报李。解放前就不用说了，解放后从反“高、饶”，到1957年“反右”（此运动因邓主导，迄今未予彻底平反），再到“中苏论战”，都让毛颇感欣慰。至于文革后其主导的对毛的评价，也还算保全了毛，当然这更多取决于政治。论其最大功绩，自然还是以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启动和坚持“改革开放”。

但对胡耀邦、粟裕，邓有失厚道；对赵紫阳，邓有失公正；对政治体制改革，邓有失大局（也许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保证他完成或理顺这项艰巨的工作了）；而对“六四”，于党有功，于国有过，于民有罪。此后详论。正是：

《邓小平》

王哲（如石）

两次南巡猫带路，三回东起石坐庄。

百年回首人应叹，一篑功亏六月枪。

注:

“两次南巡猫带路”: “黑猫白猫论”是邓改革开放最核心最通俗的注解。

“三回东起石作庄”: 邓三次东山再起，正是以其磐石般的坚强。

“一篑功亏六月枪”: 虽然邓在接班人以及政体改革等方面，多有失误乃至过错，但还都属于政治问题。惟六月之事，关乎青史，其一世英名，毁损于此。

1960年1月7日至17日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上海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浓厚气氛中召开的，对形势和指标的确定都表现出了急功近利和不切实际。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1959年更好。会议过高地规定了1960年的钢产量和粮食产量，并脱离实际地提出在今后八年中完成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会议还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总之，当时的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为了把中国早日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基础弱、底子薄、素质差的国情，在冷静与急躁、计划与冒进、纠结与探索中，艰难地跋涉着。

应该说当时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方面的态度。尤其是1959年赫鲁晓夫作出的两件事：一是印度暗中支持西藏叛乱，并蓄意挑起边境事端，作为中国盟国的苏联竟然明里暗里的偏袒印度；二是赫鲁晓夫访美，由高唱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进而走到与当时中国头号敌人——美国眉来眼去、一唱一和，限制和孤立中国的地步。对毛泽东以及其他领导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反应到中央出台的政策方针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急于赶超、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理倾向和政策导向。

如前所言，如果说蒋介石影响或曰决定了毛的前半生，而赫鲁晓夫可以说影响或曰决定了毛的后半生。当然不能简单的说是赫鲁晓夫单个人决定了毛泽东的后半生，这从1960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胡志明时讲话可以印证，毛对胡说：赫鲁晓夫现在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向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进攻。

1961年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又做了两件令毛为泽东首的中国如鲠在喉、深受刺激的事：一是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关系急剧恶化乃至断绝了外交关系，而阿尔巴尼亚是在当时整个中苏争论期间唯一不愿受苏联控制而最坚定地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是苏共在二十二大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加之同年7月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成为全民的国家。

至此毛泽东一直冥思苦想，始终琢磨不透赫鲁晓夫现象产生的根源，终于渐渐地有了清晰的答案，即自然地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斗争联系了起来。毛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因权力分化、蜕化出不同级别的人，这些不同级别的人代表着不同的阶层，这些不同的阶层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少数有权力的人利益会越来越多，绝大多数没有权力的人利益会越来越少，就又会出现无产者与有产者或曰资产者之间的矛盾，久而久之，最终就会演变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于是在9月份的一次会议上，毛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虽然与“阶级”有一字之差，但对毛来说，已无二致。

顾彼及此，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开始更多思考如何保证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如何保证中国共产党不致蹈其覆辙。可以说自从有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一系列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认定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继而背道而驰的种种言行，毛内心的愤懑、疑虑、担忧、不安等情绪便慢慢弥漫开来。而这种情绪一旦和能与之相呼应的外界事物联结起来，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及其作用，至于该作用力量的大小，则是外人无法预知和揣测得了的。从其后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及由此最终引发的“文革”，即可看出该作用力之剧。古人说：物必先自腐，而后虫入之；人必先自疑，而后谗入之。自腐越重，虫入越多，物愈损；自疑越重，谗入越多，人愈迷。

面对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的虎视眈眈和以苏联为首的貌似兄弟的冷嘲热讽，以及国内一些保守势力的欲说还休，毛泽东的性格，是一定要做出个样子，给这些想看热闹的人看一看的！当他抓住一个在他看来带有战略意义的、具有全局性的问题时，他就必定是全神贯注、锲而不舍的。

于是毛泽东又开始了四处外出视察。然而所到之处，都是精心布置的丰收之景；所闻之言，皆为刻意编织的溢美之词。毛了解情况的渠道越来越狭窄，讯息越来越失真。当年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观点，亲身践行并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著名文献的毛泽东，此时已经很难得到真实的基层情况了，或者说从心里更愿意接受丰收之景、溢美之词而排斥与之相反的东西。于是逢君之乐者，愈来愈增多；投其所好者，愈来愈得势。上恬下嬉，其祸不已。

其后，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恶化，特别是最突出的粮食问题，以及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一系列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通过上海会议、天津会议、北戴河会议以及多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断地制订出新的对内对外政策，对内纠正之前的极左经济指标，对外主要是对苏收敛之前偏激的态度，采取更为灵活弹性的对策，缓和双方的关系。

但是进入1960年10月后，一些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越来越多的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尤其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5月间发生的饿死上百万人的河南信阳事件，令其心情极为沉重。虽然对河南省从省委书记到市、县、队等各级不少官员做了不同程度包括刑事方面地惩处，但毛泽东看了报告后，认为这是坏人当权的结果。他提出，信阳地区需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要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毛在召集各中央局负责人的会议上对信阳事件定性说：信阳事件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的国民党实行阶级报复。他推论全国到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这一回发现有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的地区阶级敌人报复，就可以预见到若干年内还会有这样的问题。毛的这一错误论断，对其后开展“四清运动”，有直接的影响，而“四清运动”无形中又为文革的发起做了铺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何况“刘郎已恨蓬山远，更远蓬山一万重”。从勉强打倒彭德怀等人、毛已然在道义和政治上处于被动的庐山会议开始，到想在经济上打个“翻身仗”、却反而成了“跌身仗”之此时，毛的内心跌宕起伏，难以言喻。

1960年的秋天似乎来得比往年早，凉意似乎也比往年重。此时的毛泽东坐在菊香书屋的椅子上，静静地看着窗外被夕阳映照的松柏泛着金黄色的光芒。毛泽东的眼神似乎被这种光芒所吸附，他久久地凝视着，手中的烟也自燃成了一长段白色烟蒂。忽然毛泽东的鼻息有些加重了，喉结也跟着滚动起来，紧接着大滴大滴的泪珠顺着毛泽东的脸颊接二连三的滚落下来。直到香烟彻底自燃尽了，毛才慢慢地把烟蒂放进烟缸，用手揉了揉眼睛，站起身背着手，在室内踱着步，随着踱步的加快，毛猛地一下子坐在椅子上，右手随即用力“啪”的一下拍在桌子上，烟缸里的烟灰都翻腾了起来。勤务员赶紧走了进来，刚要问主席有什么事？毛挥了挥手，让他出去了。

感情丰沛的毛泽东在面对报告中农村饿病逃荒死现象大量出现的痛愧之后，面对一些地方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无法为天，愤然挥笔伏案疾书。不多一会，毛的一首新词《贺新郎·问粮》（注：此词非毛泽东之作，本人所写），便跃然纸上：

家无半斗粮，谁还读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孔子七日无炊米，几误君子之腹，而如今饭有余香。

陶公采菊东篱下，又夷齐采薇于首阳。若相见，别无恙。

抚今怀古细思量，从来是贫出孝子，危有忠良。

叹多少风流倜傥，回首已是沧桑，下笔处泪成几行？

且将心事付斜阳，换一曲秋歌随风唱。天将老，人相忘。

写好后毛拿起来，仔细端详着体味着，内心依然澎湃难以平静。是啊！家里缺吃少粮，饥肠辘辘，有上顿没下顿。有几人还能坚持读书、修身、信仰？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呢？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厄于陈、蔡，七日未食。得米后颜回做饭，熟后见有一脏处，颜不舍弃之，随自食。孔子窥见，遂佯对颜回说：先要以食敬父（而吃过的食物是不能敬先人的）。颜回便将自己刚才所做的说给了孔子，孔子方释然。既成全了一段佳话，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即眼见也未必实啊。陶渊明不为三斗米折腰，弃官而去，怡情山水。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二人作有《采薇》一诗，以示其志。看来大概也只有我们这样的人若是相逢，才会一见如故，道个问候吧。抚今追昔仔细思量，从古至今都是“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啊。可叹的是，所谓世之豪杰，纵是轰轰烈烈，亦是昙花一现，何况祸福相转、正反相替、好坏相换，乃倏尔之事，真正值得一书的能有多少呢？想起来真是百感交集啊，且将这万千思绪、心里波澜交付那云霞明灭的夕阳，换一曲激昂悲壮的秋歌，伴着那雄浑萧杀的秋风一路吟唱而去。“天若有情天亦老”，“开弓没有回头箭”，既已上路，就要义无反顾走下去，更须记世事难料，人心难测，便本来同路之人，患难战友，也会因时势的不同、思想的变化而相行渐远、直至分道扬镳。既然没有希望、便无法指望，那就索性遗忘掉，也算是应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吧。

毛最后一句原本写的是“天将老，人相望”，略一踌躇，毛随即在“望”字上划了一下，改成了“忘”。随后毛放下这首词，点上一支烟。右手夹着烟，左手又拿起了这首词，轻吟了起来。吟罢，放下。此时毛泽东的目光透过这缭绕翻腾的烟雾，仿佛看到了那燎雾背后的真实之景，仿佛嗅到了那烟味背后不祥之味。于是毛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慢慢地对折再对折又对折、一半一半地撕碎，放进了烟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