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六十四章

季鹏

  本性难移: 逃离途中毛的分阶段夺计划

及其编造的军事神话

博古(秦邦宪)后来一定后悔不听从项英的警告,而被毛的“悔过”假象所迷惑，将毛安排跟大部队一同撤离。结果自已被毛很轻易就从中共一把手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更是被毛整得呜呼哀哉。据王明的回忆说，毛疾言历色威胁愽古：若不检讨，将被逮捕枪毙！博古为此痛哭了一夜。

一、遵义会议前后毛的分阶段、分步骤夺权计划和策略

中国有一句俗谚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但是放在

毛泽东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毛的“本性”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争权、夺权、弄权，一切为了一个“权”字。为了这个“权”，毛可以使出任何手段，不惜任何代价（这个代价当然是指别人的生命或财产什么的，对毛本人而言，却是从不肯付出任何代价的）。毛的权力欲之强烈是任何人无法比凝的，永无止境的，他夺得一支部队之权，便要夺全军之权；夺得了中共的军权，便要夺全党最高的党权；夺得了中共党权，便要夺全国政权；夺得了全国政权，便要由“领袖”变为“皇帝”；当上中国现代“皇帝”之后，便觊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宝座；当他自以为成了全球共产党的领袖之后，又想“铲平资本主义世界”，当上“地球管理委员会”主席，坐上世界大帝的宝座……

当年由于毛在中央苏区时锋芒太露、野心太大遭到了一点挫折，被当时迁来苏区的中共中央——那些被斯大林派回中国的“洋钦差”们教训了一番，给他摊上“右倾机会主义”，“ 游击主义” 的帽子，并让他暂时离开权力中心坐了一段时间冷扳凳。博古和洋钦差李德还曾想让毛泽东去莫斯科“养病”， 甩掉这个包袱和“不安定因素”。 可是共产国际没有同意，复电说正当第五次反围剿艰难之际，要坚守阵地，加强团结，而且去苏联要经过白区，很危险云云。毛得知此事，立即发话：“我的身体很好，哪儿也不去。”博古只得不了了之，毛逃过了－劫。

失去权力的毛，犹如经霜的秋叶，蔫了下来，死爹死娘、杀妻丧子都未流过半滴眼泪的毛，这时，在老友（龚楚）去看望他时，谈起被“夺权”一事，居然“凄然泪下”。痛定思痛的毛，终于悟出“大丈夫能屈能伸”的道理，面对自己暂时处于劣势的现实，毛决定委屈一下自己，装一装弱者，让趾高气扬的对手得意一下，让博古等“留洋派”觉得自己已经向他们投降，臣服了，麻痹一下对手。

这－挫折应该说是毛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使他知道了为达目不能只是一条直线往前冲，得讲究谋略，有时得以退为进，先予后取，不能性急，就像吃饭只能一口一口地吃，夺权的目标也只能一步一步地实现……。这些经验教训不仅使他后来在长征中取得了个人夺权的巨大胜利，而且为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在与囯民党争天下的斗争中运用得更加纯熟，为夺取全囯政权打下了坚实基础。

毛的这一韬光养晦的策略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当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己成定局，博古为首的党中央决定逃离江西时，最初又打算甩下毛，留下他在江西“打游击”。如果真如此，毛不但脱离了权力中心，很难东山再起，而且凶多吉少（另外几个留下来的如原中共负责人瞿秋白，中共－大代表何叔衡、毛的弟弟毛泽覃等被都被国民党杀了、或战死了）。毛锝知此讯后，立即行动起来全力挽回，一方面活动他的一些“老友”去博古处说项求情，另方面叫他的时任苏区银行行长的大弟毛泽民把两年前打漳州时他窃取寄藏在山洞里的金银财宝取出，交给党中央。这时中央正缺钱，博古对毛此时献宝自然大为高兴。毛又不失时机向博古“交心”，许诺带上他一定服从领导，不会捣乱。博古终于改口，答应毛跟大伙一起“长征”。

最后被博古决定“留守”江西的是项英。项英倒是爽快地承担了这－艰巨任务。但他同时对博古决定带毛一起走很不以为然，据李德的回忆说，项英认为毛表现出来的顺从只是－种策略，“－有机会就会跳出来把红军和党－把手抓在手里”。 但博古拒绝了这一劝告，他很自信地对项英说，“他跟毛好好地谈了一次，相信毛不会挑起争夺领导权的危机。”

但是在己经决定跟大伙走的最后时刻，住在于都的毛忽然染上虐疾，高烧达到四十－度，眼看命在旦夕。这时苏区最好的医生傅连璋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从瑞金赶来，衣不解带地为毛诊病喂药，终于转危为安，让毛最终得以跟大部队出发。——这就是后来傅连璋在文革中向毛求救的信中说的“那时我救了你一命”的由来。

没有被甩掉是毛生命历程中取得的一个决定性胜利。毛对博古讲的一切当然只是一种策略，而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承诺当作一回事，在毛的心里，搏古不过是个仗着莫斯科撑腰才爬上领导地位的初出茅庐的半大小子而已，既无实践斗争经验、又缺乏政治手腕，毛早就在心里盘算，博古是必须打倒！而且是可以打倒的，只是不能急于求成，得看准时机……

时机出现了，那就是在逃跑途中损失惨重的“湘江战役”。

由于蒋介石的“放生”战略（见本篇后面章节），加上某些地方军阀只求保存实力，力避与红军交锋，红军初期的突围出乎想象的顺利，除了一些小的遭遇战或象征性的战斗外，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敌人，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蒋所谓的“三道防线”。

可是，在突破所谓第四道防线终于遇到了麻烦。这个所谓第四道防线是在广西境内的兴安、全州两县的湘江上游一带，是红军逃跑的必经之地。此处的湘江江面不过百米，没有桥梁，但有渡口，有些地方可以涉水过江。红军到此无可选择，只能强渡缃江。

蒋介石有意放红军一条生路，但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一定要削弱它，使它以后不能构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红军西进到了湘江上游，蒋认为打击它的时机到来了，动了一点真格。

关于湘江战役，毛共后来为了突出博古、李德等军事上的错误，极力夸大战役的惨烈和红军的损失，中共官方的说法是湘江战役后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也就是说损失了5万人马。

这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据张戎《毛传》里的考证，湘江战役红军其实只损失（被消灭）了三千多人。而且是在红军的主力和中央机关都过了江之后的第四天，国民党军队才发动攻击，攻击的主要手段是用空军封锁江面，所以过江的部队损失很大，后面的红军便不得不放弃渡江的打算，有的向其他地方溃逃，有的部队则自动解散了。至今，兴安全州一带还有不少当年失散后在当地落户的江西红军和他们的后代。

所以，真实的情况是战斗伤亡只有3000多人，其余是被阻隔在东岸被打散了。后来进入贵州的红军尚有四万余人，也就是说，这一仗红军兵力去掉了一半，但主力部队和首脑机关却安然无恙。

怎样看待湘江战役红军的失败呢？笔者认为有两个基本点可以肯定：

第一是，战役的失败和伤亡是不可避免的 。这点很容易理解，敌方既有优势的兵力，又有飞机，封锁一条江是不成问题的，如果不是蒋有意放中共一条生路，在湘江两岸完全可以将红军全部或基本歼灭。不管是换了谁来指挥这场战役结果都差不多。因此将湘江战役的失败和损失硬说成是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的指挥失误所致，是一种强加的罪名，为夺权制造的借口。

第二，那么，是否可以不渡湘江从而避免这场战役呢？也是不可能的。红军在出发前初步制定的计划是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汇合，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这就必须走现在这条路线，渡过湘江北上。如果要避开过这条湘江，则只能从粤赣边境直扦湖南中部，通过湘中到达湘西。那就要经过湖南境内敌人兵力更集中的地区、渡过更多的江河，那显然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根本没有人提出过这一建议。

后来红军发现，渡过湘江后如果北进，蒋介石已布置大军在张网以待。蒋显然已发现了中央红军去湘西与当地红军汇合并在那里落脚的企图，这是不符合蒋的战略意图的（蒋的战略是要红军走黔滇川北上），所以蒋部署重兵阻断了这条路。这就打乱红军原来的计划，不得不改为向西面的贵州挺进，在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开会，正式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改为到贵州的西北落脚，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

由此可见，以湘江战役的失败为由扳倒中共原来的“三人团”（即由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组成最高指挥核心）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亊实上不论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或别的将领，事先都没有谁提出避免过湘江的计划，也没有提出在湘江战役中克敌制胜的战术，怎么能事后将这种失败归咎于指挥失误呢！

但是，暗中窥视，等待时机夺权的毛泽东还是觉得应以湘江战役失败为契机，将原来的中共领导赶下台，取而代之。

毛做出这一决定当然也有他的理由：首先，他发现了现中共领导核心内出现了分化的缝隙，主要是同为“留苏派”的张闻天、王稼祥对博古有些不满。特别是张闻天，他自以为年纪比博古大，学问、能力也“強”于博古，而现在却屈居博古之下，很有些不服气。还在广昌战役后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总结经验教训时，张就趁机攻击此次战役的主要指挥者博古和李德（二人一为政委，一为司令），引起了争吵，但未达到目的。博古便将张闻天调离军事一线，让他去毛的苏维埃政府。博古知道张与毛关系不好，张在中央任宣传部长时曾著长文批判过毛的“右倾保守主义”， 以为毛、张二人－定互为轩轾，这样他便可收一箭双雕之效。那知毛、张二人相处之后，毛便发现了张对博古的不满和妒忌，二人竟惺惺相惜，有了共同语言，毛有意拉拢张，进一步离间张与博古的关系，以备将来共同对付博古。为了扳倒共同的主要敌人，毛与张走到了一起。

毛还拉拢另一个也对对博古不满的王稼祥。王其时只是政治局侯补委员 ，没有实职和实权，对于博古也有怨言。毛认为对王可以以利诱之，使他反博，将他列为盟友。毛想到，拉拢同样是留苏派的张、王与自已一同来造博古的反，更显得客观公正，也更易为其他人所接受。

有了重要的同盟者，还得有取而代之的理由，那就是军事上的失败，首先是湘江战役的失败。但毛觉得还不够，干脆把五次反围剿的账一起算上，将攻击的矛头前移至广昌战役，说造成红军的一系列军事失利是由于中央存在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毛利用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特别是湘江战役失利以来全党、全军上下笼罩的怨恨郁愤之气，向博古为首的领导核心发难。

确立了同盟者和攻击目标、攻击理由之后，毛又对在未来“政变”成功后三人的权力进行了预先分配，狡猾而阴险的毛，首先许诺将张闻天推上一把手、总书记的宝座，这就使张心花怒放，觉得毛很尊重他，够意思。对王稼祥则许以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并参与最高决策，赋予实权。毛自己则说他志在参与军机、指挥红军“走出困境”。

就这样，计划周密，分赃合理，各方满意。

毛推张闻天为未来最高领导人，当然决非出于他的本意，毛主要是考虑首先是张现在已是政治局常委，又是莫斯科青睞的留苏派，由他取代博古人们容易接受，也易为共产国际批准。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产儿”，下级，现在虽在逃亡途中，与莫斯科失去了联系，但作出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动还是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才能生效的。毛在内心深处知道，张闻天虽然不乏野心，但缺乏足够的手段和权术，还有点书生气，将来对付他是不难的；只要自己掌握了军权，这个总书记、一把手的职位迟早是自己的。但是现在时机尚未成熟，要慢慢来。所以，现在不妨让他高兴高兴，也显出自己的高瓷态，让他更多地听从自己在幕后操纵。

当一切都按排好了之后，毛等人又想到要对“敌方”实行区别对待，分化瓦解，以尽可能减少这场“政变”的阻力，增加成功的胜算。三人研究认为，可以拉垅的只有周恩来。李德是洋人，又掌军权，是必须打倒的；博古是一把手，也必须打倒并取而代之，否则，这场政变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周恩来，毛对周比较了解，周是比较多疑善变的，只要风向一变，周就会动摇，甚至会“反水”， 不妨把他拉过来。

以上的一切都是三人行军途中在担架上密谋完成的。然后，三人分别行动，其中关键的一步是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数训为名，借机发难。然后提出改选现行领导核心，把博古赶下台，使张、毛、王选入新的领导核心，实现第一步夺权的目标。

毛等的计划进展很顺利，他们首先取得周恩来对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支持，通过周廹使博古同意开会。会议于1935年元月15至17日在新打下的贵州遵义城举行，中共后称之为“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主要的军事将领共20余人，大多数为非政治局成员。

会议由博古作总结性的主报告，博古回顾第五次围剿以来的各方面工作，对于军事失败主要摆出了各种客观方面的原因。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刻意增加了军事失败中主观方面的因素。从中可以看出，周正在与博古和李德疏离，向毛、张、王靠拢。后来李德回忆当时的情况写道：周“巧妙地跟博古和我保持距离，使毛集中火力攻击我们而放过了他。” 会后由张闻天起草的会议决议原拟题目是：《博古、周恩来、华夫（李德）同志错误军事政策的总结》，因周态度的转变，便把周的名字删去了，博古和李德二人成了丢失中央苏区和湘江战役失败的全部责任者、罪魁祸首。

在博古、周恩来二人的主题报告之后，张闻天代表他自己和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发言，反对博古报告中的观点。毛接着作长篇发言，更加激烈批评中央领导核心一系列“严重错误”。

张、毛的连续长篇发言主要是为了给会议定基调，以左右后来发言者的倾向。张、毛发言后，王稼祥又紧接着作发言。这样，这个“新三人团”等于作了三次发言。然后，朱德、李富春、聂荣臻等相继发言，基本倾向“新三人团”的观点。再后便有了不同观点的争吵。

但是会议并没有完全采纳毛派的观点，毛等也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会议的结论是：第一，博古仍然担任党的一把手；第二，毛提出的在黔川边境建立新根据地的建议未被会议采纳，而是采纳了刘伯承、聂荣臻提出红军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与张囯焘的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在四川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建议；第三，张、毛、王“新三人团”提议的由毛接管军事指挥权的意见也得不到大多数人的响应，周恩来仍然被公推为最高军事首长。会议只同意撤去李德的军职。

毛看到他们无法掌握会议的多数，只好顺大流结束会议。

遵义会议作出的另外几项正式决议是：

1、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2、指定由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经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

3、会后由总负责人博古主持进行常委分工。

4、取消原最高军事领导三人团，但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结束的次日，即1月18日，博古主持常委会进行了常委分工，决定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应毛泽东的请求，毛为周恩来的“帮助者”；张闻天负责宣传；博古负责组织。毛虽然没有完全达到他的预期目的，但也取得了重要成果，那就是他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名正言顺进入了权力核心。

所以，后来中共党史及一切历史书籍和宣传资料大力鼓吹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是在歪曲史实，因为会议的正式决议既没有承认毛为领袖或最高负责人，也没有授予他的军事指挥权，连充当周恩来的军事上的“帮助者”这个从未有过的新职务、新名词，也是在会议结束之后毛自已主动提出来被博古接受才补上的。

不过，妙就妙在毛共的上述宣传不久之后却成了真正的事实 ，即毛夺取了中共领导实权。虽然毛并没有正式头衔。

遵义会议之后，博古仍在台上，仍然占着一把手的位置，这是毛和张闻天都不能容忍的，他们决心采取非正规方式来“解决” 这一问题。由于毛已经挤进了权力核心，实施这一阴谋这已经不是难题了。当时政治局几个常委的情况是：张闻天，毛的同谋者；周恩来，这次会议上“反水”投靠过来的（哪里还敢多嘴）；陈云，工人出身被莫斯科用来装门面的半个傀儡，长征前就是常委了，但陈云很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无论哪方面都不能与其他中共领导人抗衡，更没有与毛等争高下的勇气；再就是博古了，但博古不掌军权，毛认为把博古拉下马易如反掌。

毛等决定用一场小型的“宫廷政变”来解决博古的问题.

2月5日，当部队开进到位于黔、滇、川三省交界，一个叫做“鸡鸣三省”的村子时，毛便导演了这场“逼宫交印”的戏。毛先与张闻天结伙去找周恩来，说明了必须以张闻天取代博古为总书记。周已经唯毛的马首是瞻了，何况还有一个张闻天，当然极力奉迎，周并应诺由自己出面去通知、说服博古，说明这是“多数人的决定”。密谋很快敲定了。

当日下午，周恩来来到博古处。一进门，周装模作样地说：“宪贤（愽古的字）弟，近来身体怎么样？听说这些日子你饭量减少，人也瘦了，润之让我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博一听周话中有话，便说：“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周便谈了他们几人“想让”张闻天接替他为总书记的事，显然，博古对他们的阴谋已有预知，所以他并不惊奇。

接下来，毛共官方出版物的说法是博古很爽快地答应了，接着交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三枚印章，并叫人把文件柜挑到张闻天处。

但是事实不是如此的轻松愉快。据博古后来说，他们跟他“没完没了地谈，施加了无穷无尽的压力”，他才不得不就范让位。

大陆近年来出版的有关记叙里，也表明 所谓博古很爽快地答应交权是不实之词。

据新的记载，博古在交出三枚印章和文件之后，又叫周恩来喊潘汉年到他住处来一下。潘汉年是王明赴莫斯科之前与博古约定的二人之间的联络员。潘来后，博向潘谈了遵义会议的经过，和周恩来谈话的内容，然后对潘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交不出。我们商量好了，让你与陈云两人去莫斯科报告，你俩分开走，不管谁先到，报告以你为主，陈云补充。”

从这段话中可以明显看出，博古对毛、张、周等人逼他“让位” 是强烈不满的，所以他才要求派人去莫斯科报告，博古显然把最后希望寄托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上，使这个权最终“交不出去”；其次，双方各派一人去莫斯科汇报，显然也是协商后的妥协，但博古很明显不相信拜倒在毛旗下的陈云，而希望潘汉年能为自已说话，所以他强调，不管谁先到，都以潘的汇报为主，陈云说的只算补充；他希望潘汉年“不辱使命”，为他挽狂澜于既倒。

可惜后来的结局令博古的这一丝幻彻底破灭。陈、潘二人都在上海由宋庆龄帮助乘船去苏联，但陈云先启程 ，9月上旬就到了莫斯科。潘汉年9月下旬才到达。先到莫斯科的陈云立即受到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的接见，因为苏联与中共失去联系几个月了，他们急切地想知道中共的情况。肩负重托的陈云趁机大讲毛早已为其定好的调子，还特别为毛泽东吹嘘一番，使得斯大林等完全接受了毛派的观点。等到潘汉年到达时，陈云的汇报早已被苏联领导人先入为主地接受了，没人愿听他的了。也许是自觉无力回天，潘便见风使舵，不再为博古吆喝。博古所谓对莫斯科的汇报“以潘汉年为主”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不但潘汉年“为主”不成，就是王明这位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也只能表示无能为力了。博古的位置是王明交给的，他当然不希望博古被赶下台。但此事的决策权在苏共领导。王明只能对陈、潘二人说，他对博古辞职和交权深表遗憾，同时又说由张闻天接替博古他还能接受。这句话的潜台辞显然是：如果由毛泽东接替他就难以接受，并要采取相关行动了。王明显然尚不知道此时的张闻天已跟毛沆瀣一气，变成毛的傀儡了。从此事也说明毛具有卓见，说明他当初“拥立”张闻天为“主”，自己甘居幕后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他过早地想当中共一把手，王明这一关便可能难以通过。

10月20日，共产国际正式批准了张闻天为中共总负责人。

毛的第二步夺权计划成功了。

下一步轮到夺取周恩来的军权了。根据周优柔寡断的特点，毛对付周采取的是对周的权力逐步蚕食的办法，最后水到渠成时一举取而代之。

在与周的关系上，还须补叙毛的一着高明的反败为胜的表演。遵义会议后，毛逐步取代周成了红军的实际指挥者，已经犯了“错误” 的周甘居次位也不敢与毛争锋了。毛因为不愿去四川与张国焘汇合，害怕实力强大的张夺取党中央的权，甚至会把他“干掉”。因此在遵义会议上他就提出在贵州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建议，可是未被会议釆纳。毛掌握了军队指挥权后，便我行我素，仍想执行他的这一计划，为此上演了“四渡赤水”、“二占遵义”等在原地转圈、令红军疲于奔命、而且损失惨重的闹剧。弄得红军上下怨声载道，很多指挥员、包括毛的忠实支持者林彪都要求毛下台，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彭德怀。但在这一过程 中，毛却使张闻天封他为红军“前敌总指挥”，正式侵夺了周恩来的大部分军权。

志得意满的毛要继续创造呆在贵州的条件。1935年3月上旬，他下令要消灭国民党中央军的两个师。这一命令激起了红军指挥员的强烈抗议，因为人们知道如此无端地与强敌挑衅，红军肯定要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也不符合遵义会议制定的尽量摆脱敌人，迅速北上四川的方针。人们纷纷要求改变毛的决定。

为了统一意见，平息争议，张闻天不得不召开包括林彪、彭德怀等军事指挥员在内的20来人的紧急会议。结果毛在会上完全陷入孤立，张闻天也觉得毛的想法不可取。老羞成怒的毛在一时冲动之下又搬出了在江西红军时的老办法：以辞去前敌总指挥之职相要挟。那知这正中众人之下怀，于是，大家抓住毛的这句话，以“少数服从多数”免去了他的职务，通过了由彭德怀取代毛为前敌总指挥的决议。

散会后，毛自知失言，后悔了。怎么办呢？诡计多端的毛终于想出了“反败为胜”的妙法。他先是与周沟通，说军事行动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也不能靠开20多人的会议去决策。军事决策必须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毛提议组建新军事三人团，并建议由周、毛和王稼祥三人组成。对毛言听计从的周，自然完全同意毛的意见。然后又迫使张闻天支持。这样，取代原来旧“三人团”的“新三人团”就成立了。也就把头一天会议的决议无声地推翻了，毛在众人不知不觉间反败为胜。。

毛的这招可谓一石数鸟。首先，“新三人团”没有高下之分，这就使毛在名义上与周恩来平起平坐了，甩掉了那个令他尴尬的周的“帮助者”的身份；二是将王稼祥拉进来，平息了王在遵义会议后“没有实权”的埋怨，而且使王以后对毛感恩戴德，成为他的忠实拥护者。三是以“领导体制改变”为名，无形中解除了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职务，但又不伤及彭的面子。

单从这一事件，就可知毛的高明和厉害，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只甘拜下风了。

此后，毛就不只是与周平起平坐，而是变成了实际上最高军事决策者，最高统帅，周则变成了毛的“辅佐者”，二人的实际地位正好与遵义会议的决议倒转了过来。

到了1936年1月3日，在陕北下寺湾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提出了“新形势下中央组织机构和常委分工调整的意见“，即在中央设立一个“组织局”，负责党务工作和后方军事后勤工作，如扩军、调粮筹饷等等，毛提议由周恩来任局长，周不好推辞；而周原来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一职，毛假惺惺地说希望周继续担任，而由他和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是聪明人，他当然知道毛的用意，马上表示这军委主席一职非毛不可。最后是毛当仁不让任主席，周、彭为副主席。后来不久，周又被毛派去做统战工作了。自此周彻底失去了军事指挥权。

夺取最高军权的计划终于也名正言顺地实现了。

至此，毛自遵义会议以来的分阶段夺权计划已经实现了大部分，剩下的只是张闻天这个总书记宝座了。对这个最后的、却是至关重要的位置毛采取了谨慎的方针，一直拖到抗战后期才正式解决。

关于毛如何夺取张闻天这个总书记宝座，我们留在下一篇中再叙。但它仍然属于毛的遵义会议夺权计划的一部分，

二、编造天方夜谭式的红军“长征故事”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毛刚到陕北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就开始编造长征神话了。

毛最初的牛皮是这样吹的：

“十二月光阴中间，每天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载，路上遇着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它向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

后来到了延安。来采访的外国人（主要是美国的记者）多了，毛编的长征故事和他自己的故事也就越编越神奇了，外国人看到粗布长发、不修边幅的毛，便认定他是个不会说谎的“质朴的农民”，是个草莽式的英雄。把他的一切自话和文字都当作历史的真实，将他比喻为中华民族的“摩西”，照单全收写进他们的采访和著作中。此类作品中影响最大、流毒最广的当属斯诺写的《红星照耀着中国》（毛共组织翻译将书名改成中性的《西行漫论》以更好蒙骗读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以及《毛泽东自传》等。

在所有为毛共鼓吹的作品中，“长征”故事是其中最大亮点，被吹嘘成“史无前例的”“壮丽史诗”，”现代无与伦比的奥德赛”，“难以置信的”、“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等等。经过这些“国际友人”加油加醋的粉饰传播，长征神话传到全世界。毛共建国之后，更以其一贯的编造、篡改历史、自我吹嘘和自我神化的专长，将长征作为宣传其“光荣、伟大、正确”的历史的重点，在官方一切志史、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长征故事都被塑造成毛共英雄历史的经典。在绝对的舆论垄断的情况下，使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将谎言当成了真实，以讹传讹，深信不疑。从而对毛、对毛共和一切“革命先辈”崇拜得五体投地，成为毛共所最需要的愚氓。

像绝大多数人一样，笔煮最初对毛共关于长征的宣传（单位还不时邀请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来作报告）深信不疑、顶礼膜拜。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其中一些“不可思议的情节”逐步起了疑心，比如“飞渡泸定桥”是长征中最精彩最关键的情节，也是最激动人心的英雄故事，不过按照毛共的记述，当红军赶到泸定桥时，国民党军队已在对岸桥头修筑了一个机枪阵地，后面还有部队驻守，也就是说国民党是早已在那里严阵以待。然而谁都懂得，要想阻止敌人过河，如果河上有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首先把桥炸掉。这泸定桥由十三根铁索拉成，把那十三根铁索拔掉或炸了，不是最简单的一件事吗？我等从未经过战阵的少年都会首先想到这点，而当时国民党守桥的将士却连这一常识都想不到，结果被人家冲过来夺了阵地，不全都是白痴加饭桶吗？

还有，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时，居然没有一架敌机轰炸，毛泽东不是说每天都有几十架敌机在天上侦察轰炸吗？在湘江战役中蒋介石也确实出动了二百架飞机封锁江面，结果使红军 损失了四、五万人马，那么到了天险大渡河，那些飞机那里去了？……

怀疑归怀疑，可是当时谁也不敢说出来，因为谁都知道，不相信政府的话、党的话就是反动、反党、反革命……

就这样，谎言在暴力的挟持下，将整个民族蒙蔽和糊弄了几十年。

今天，这些离奇的神话应该到了清算和澄清的时候了。下面，我们逐一掀开毛共这些谎言加铁幕，看看这些所谓神奇的“长征故事”的真相。

神话之一：打垮和突破了由蒋介石新自布置的，由几十万大军构筑的四道防线。

我们都知道，中央苏区在蒋的第五次围剿中节节败退，最后才不得不撤离这块它盘踞了七、八年的“红色根据地”。红军长征时的10万人马有一半以上是中共苍促征来的新兵，来不及训练，加上战败后被迫逃离的悲观气氛，使这支部队不管怎样说也成了强弩之末，所以在后来的湘江一战中便损失了一大半。

更为糟糕的是，当时中央红军的撤离是采取“搬家”的方式的，苏区政府的所有机关、人员和家属，以及它所属的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后勤物资等所有辎重、金银财宝，全都带着上路，因此这部队婉延数十里，进入山区后，行动异常缓慢，有时一天只能行进十几二十华里。这个事实本身说明红军的撤离是从容不迫的，没有人在后面紧追着它，根本不象是战败的“兵败如山倒”。显然，对方在有“放生”它。

另方面，能够将精锐的正规红军打败的国民党部队，攻击这么一支拖沓臃肿、行动缓慢、夹杂着大量非战斗人员的庞大部队绝对不是一件难事。据说这时在它要突围的地方早已修筑了堡垒和工事，张网以待、以逸待劳。

但可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红军突破了由数十万大军组成的三道防线时，却几乎毫发无损，没有遭遇什么阻挠。难道红军真有魔法，使国民党不战而溃？

真实的情况是：红军突破这三道防线，基本上是没有遇到围堵，没有发生真正的战斗，此中奥妙，除了驻守的地方军阀为了保存实力而有意对红军网开一面外，更主要的是蒋介石有意识地放过红军一马，他没有要将红军就地歼灭的打算。想不到蒋的这一“宽宏大量”之举，反而成为了毛共神侃神吹的资本。

比如负责第一道防线的是陈济棠的粤军。粤军是蒋的仇敌，与红军则关系甚好，双方曾做过钨的生意，红军在“过境”前双方经过商谈签下了5条停战和让路协定，从而使红军顺利通过了粤军所谓的“钢铁堡垒”封锁线。

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蒋介石事前是否料到呢？答案是肯定的，蒋早就知道粤军与红军的暧昧关系，还在红军逃离前十多天，蒋就对当时他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说，粤军可能会对红军“网开一面”。蒋的待从室主任晏道刚则建议派人去粤军的队伍监督作战，却被蒋拒绝了。蒋说：“你不管。”显然蒋并不在意粤军“网开一面”。

在第二、三道防线除了粤军以外，还有桂军和湘军，桂军也与粤军一样与红军签下过境的君子协定，有的自动撤走了，有的在红军过境之后在后面鸣枪“相送”。特别是湘军的统帅何健本是坚决的反共分子，然而他也轻易地放过了红军，而蒋介石并不责怪何健，反而任命何健为“追剿总司令”。

到了第四道防线，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第四道防线拥有位于广西全州、兴安县境内的湘江天然屏障，红军在11月27日抵达湘江，随即在沿江30多公里的两个渡口徒步涉水过江，国民党军并无阻挠，任其渡了三天三夜。直到第四天，红军的中央机关都渡过了湘江之后，蒋介石才下令封锁湘江，派去飞机在江面狂轰滥炸，并命令包括桂军在内的各部对两岸红军发起攻击。约3000多红军被炸死，尚滞留在湘江东岸的红军因无法过江而自行溃散了。总之，这一仗大半红军被“歼灭”了，可见红军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这就是后来毛所谓的“博古、李德左倾冒险路线”招致的湘江惨败。对此，我们在前面已经作过分析了。

以上就是所谓红军“杀出重围、击溃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组成的四道防线包围”的神话之真相。

神话之二：四渡赤水毛泽东用兵如神。

赤水是贵州遵义市西北与四川交界的一条小河，四渡赤水就是发生在这小河两岸和附近的故事。遵义会议上作出了由贵州入四川北上与张国焘部会师的决定，毛无法公开反对，但是在他心里仍在盘算着如何能在贵州落脚，以避免北上与张国焘会师。这时毛已获得红军军事指挥权，已经自动升级为红军主帅的角色。

但是他仍就不好公然反对遵义会议的决定，只好带领队伍向遵义西北的川黔边境进发。这时与之邻近的四川省的军阀得知红军正在向其边境靠近，便派了一支部队尾随其后，以监视其动向，但并没有与之交战的意思。这时毛酝酿了一个阴谋，他要主动与这支川军干一仗，如果川军和黔军一样不堪一击（黔军战斗力和武器装备都很差，人谓之“双枪军”， 一人一杆步枪，一杆鸦片煙“煙枪”），他如取得大胜，就可以大大提高自己的声誉，提高在党内的地位，以后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打败了，则可以以川军强大为由，改变原定入川的决定。于是，1935年1月28日，毛下令部队在一个叫土城的地方埋伏袭击川军。这种做法违反了遵义会议上决定的对尾追之敌“应迅速脱离”的原则，完全是故意寻衅滋事，但是，这时全军己任由毛摆布了。

这－仗的结果是：川军反守为攻，将红军打得狼狈不堪，落荒而逃。一天的战斗，四千红军被打死，其中包括两位高级将领：红三军团长欧阳鑫和红一军团政委趙云龙，是湘江战役之后“长征”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战斗。败逃的红军争先恐后向着赤水河西岸的四川边境退去，拥挤的浮桥，泥泞的山路，加上饥饿、严寒、疲惫，还有伤员的呻吟，使退却变成了大溃逃，伤员和妇女被挤到后面，朱德的妻子差点被敌人俘虏，重武器和X光机等医疗设备被迫扔掉。连毛本人后来在扎西会议上不得不承认：“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后来，毛掌权后，为了掩盖土城之败，中共的喉舌说土城之战是意外的遭遇战，是难以意料的损失。然而如果只是意外的遭遇战，双方先头部队仓促交火后会迅速脱离接触。而土城之战打了整整一天，其间还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红军的战斗部队差不多全上阵了。这能是场遭遇战吗？

更奇怪的是，到了延安整风时，这个“败仗”则被说成是“胜仗”了。

这就是“一渡赤水”。

吃了败仗并没有影响毛的夺权计划，2月5日毛伙同张闻天、周恩来夺了博古的总书记之位。两天之后，新上任的领导宣布原来的入川计划作废。

废除入川的决定后，红军就“二渡赤水”重新返回贵州。只是成千伤员被留在河西的深山老林，这些无衣无食，缺医少药的伤者，只能听天由命，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了。

毛回贵州的目的后来被说成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大军追击。但其实蒋介石的意图就是将红军赶往云南、四川，然后北上，为此蒋还下令撤出了部署在四川边界的军队，以便为红军入川让路。

可毛就是不肯离开贵州。毛回贵州的目的还是为了实行他那在遵义会上被否决了的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所以，一进入贵州地界，他便率军直扑遵义，并又一次占领了遵义城。

然而蒋介石是不允许红军在贵州落脚的。因为两个师的贵州部队被红军打败，蒋便调来他的中央军来对付红军。毛为了在此安“新家”，不顾其他人反对，于3月上旬下令进攻战斗力強的国民党中央军的两个师，结果对方被打败。这一次败仗引起红军将领们的强烈不满，于是就发生了前面讲到的令毛被免职的那次会议。

很快又重掌红军指挥权的毛仍不死心，一心想打个次胜仗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并为在贵州“建新家”奠基。于是毛再次下令向鲁班场蒋的中央军周浑元旅攻击。结果大败，伤亡一千多，败军被追击退到黔西北，再次拥挤着渡过赤水河，避入川境。这就是所谓的“三渡赤水”。

蒋介石以为这次毛会由四川北上了，但为防止毛再次窜回贵州，蒋派兵去堵住红军回贵州之路。可是执意不入川北上的毛，跟蒋介石玩起了捉迷藏，就在蒋军向黔西北进军之际，毛令红军由西向东再次偷偷渡过赤水河返回贵州。与蒋军挤肩而过。

这就是“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回到贵州的红军，试图在贵州立足，向贵阳进军。蒋介石这时在重庆，当他得知红军又返回贵州时，立即从重庆飞抵贵阳，部署追击红军。毛只好急转南下，蒋派飞机跟踪轰炸，迫使红军无法在贵州停留。就这样，蒋的飞机在后面赶，毛率部向南奔逃，一直奔逃了两个月，终于转入云南地界。部队因长期疲于奔命，又遭轰炸，医院也解散了，无医无药，每天都有不少人死去，所以，虽然年初在遵义曾获得两万余新兵补充，但红军总人数还是不断地减少。

这就是毛后来自称的“平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之战。

但是人们也清楚地看到，四渡赤水总的目标是试图赖在贵州，但未能如愿，战略上是失败的。毛为此徒使红军在几个月内奔走数千里，减员上万人，战术上也完全失败。毛为达到其改变遵义会议入川北上的决议的目的，不惜以红军大量无谓牺牲为代价，足见其私心何其鄙、毒也。

“四流赤水”神话，是厚黑大师毛把失败说成胜利的早期典型事例。

神话之三：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是因而它们的性质，特点是一样的，是同一类型的谎言。

先说这“巧渡金沙江”。 神话编造者说，其时蒋为了堵截红军不使其渡过金沙江，率领了十多万中央军在河两岸待命，加上数万滇军，共有约二十余万之众，还有飞机。而这时红军总共只有二、三万人。最无军亊知识的人也可以想象，二十万大军守护在江的对面，这二、三万人就是会飞恐怕也难飞过去。

真实情况是，红军被迫由黔入滇后，再南下就是越南了，只得转而北上。它终于按照蒋介石意图行进了，等待它的实际上是一片坦途，还得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鼓励”，沿途故意让其“缴获” 了－大卡车当地的土特产，外加－张二十万分之－的地图，那意思无非是说：红军兄弟，赶快北上入川吧。当红军抵临四川边界的金沙江时，附近三个渡口的关门大开，让红军无阻碍地接收了渡口。毛等选择了江水相对平缓、又有几只小船的皎平渡口过江。六只小船在渡口往来穿梭，足足花了九天九夜的时间才将部队渡完，其时国民党军队就驻在附近不远，但未来干涉，蒋介石派来飞机也只是侦察但不投炸弹，红军安安稳稳，渡了九天九夜。

这故事太平淡无味了。为了增加了一点传奇性，毛共后来补充了一些细节，说是为了能使红军平安渡江，“足智多谋”的毛派林彪率一支部队去佯攻昆明，牵制住了那里蒋的中央军和滇军，使主力部队得以在九天九夜从容渡江。编造者又在渡江“细节”上下了点功夫，说红军的17名先遣队员假扮成国民党警察和稽征队，乘坐一只小木船到了对岸国民党守军的院子里，守军还在打麻将，枪支都依在墙上，红军先遣队员便将他们缴械俘虏了，同时缴获了那里的六条木船，便用这共六只木船花九天九夜将红军全部渡过去。所谓巧渡金沙江大概就是“巧”在这里了。

这个神话不但没有说明红军有过人之功，相反，它倒是蒋介石有意“放生” 红军的最好证明。

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讲的基本上是同一件事，也是全部红军长征神话中最“精彩”的部分，是被吹嘘得最神手其神、流传最广的神话，但是，如果知道了它的真相，绝对一文不值。

这时毛已无法不去与张国焘汇合，汇合后向北打通接受苏联援助的通道是全军－致的共识。而跨越大渡河是去与张国焘部汇合和北上的必经之途。大渡河是发源西藏喜马拉雅山脉流经四川西部的一条河，水流激湍，漩涡密布，河床上岩石尖利崎岖，这使徒步涉水成为不可能。加上两岸峭岩壁立，确是一道不易逾越的天堑。

安顺场则是大渡河的一个主要渡口，这里的江面相对开阔，平缓，适合摆渡。但就是在这里，上世纪太平天国的名将石达开率领大军渡河时，被守候在对岸的清军全歼，石达开被俘磔死。因此，据中共说蒋介石放出狂言，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云云。

又根据毛共说法，蒋介石对大渡河战役作了精心的布置，务必要将红军葬身于大渡河两岸，为此蒋除了自己的十余万精锐的中央军之外，还调集云南军阀龙云、四川军阀刘湘，杨森，刘文辉共二十余万大军在此守候。

后来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红军兵不刃血就从就从这天堑飞越过去了！所以神奇无比。

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毛共描述的具体战况吧。红军先到达安顺场，像抵达金沙江一样，没有遇到抵抗便占领了安顺场渡口，对岸川军守军的一个小小指挥官渡河过来吃酒宴，被红军的先头部队活捉了，然后乘上他的小船到对岸，又缴获了两条船，于是，红军就用这三条木船运送部队过河，一连运了三天天夜。

为了防止敌人来追击，据说红军派出了了一个团的兵力作为后卫，但实际上它根本没有与敌人交锋，因为根本就没有敌军来追击。

渡河的红军更无阻拦。只是三天三夜过去了，靠三只小船只运了很少的部队过河，这时已是5月下旬，大渡河开始涨水，水急浪高，渡船越来越困难和危险，毛等领导人认为这样下去很难保证不出意外，于是决定部队向100公里外的大渡河上游泸定桥奔去，在那里过桥渡河。红军已经渡过河的部队则沿河北岸向泸定桥畔的泸定县城进军，双方约定在泸定城汇合。

大队红军主力在5月29日到达泸定桥南岸，于是红军主要的长征神话由此开篇了。

泸定桥是建于18世纪的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它由13根铁索组成，9根铁索作桥面，每根相距一市尺左右，上铺木板，另外4根作为两边的护拦。

后来斯诺按照采访毛的记录写道：“过泸定桥是长征中最关键的时刻”。木板有一半给抽掉了，从岸边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铁链，在东岸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枪阵地正对着他们，它的后面是由一个白军团守护的阵地，“……谁能想到红军会发疯似的试图从光铁链上过桥呢？可是红军却偏偏这样做了，……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了下面的水流里，第二个也掉下去了，接着是第三个，……敌人把煤油扔到桥板上，桥板开头燃烧起来。这时，大约有二十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匐匍前进，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扔进敌人的机枪阵地。”

特里尔的《毛传》是这样写的：

“一支先遣队的殊死任务，就是像猴子那样从一根铁链跳到另一根铁链，他们用绳子把手榴弹和毛瑟枪捆在背上，如果不被打死的话，他们就会通过另一半有木板的铁桥，接近和强攻国民党的桥头堡。当然很多人中弹掉入激流之中。第一批的22人只有5人到达了可以朝敌群投掷手榴弹的地方。

在那天下午的大渡河上，精神战胜了物质，其他人尾随这5个人集中火力强攻，国民党守军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开始抽掉木板，然而又太慢，于是浇煤油烧木板。”

“但是，毛泽东的战士像被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拉着似的勇往直前，越来越多的士兵跟了上来，——枪声变得稀落了——他们发出令人胆寒的叫喊声穿过着火的木板，似乎被红军疯狂的英雄主义吓破了胆，敌军不战便溃逃，大约有100名国民党军就地参加红军。”

另一位毛共“传声筒”写道：“他们（红军）手把着铁索，身体悬吊在空中，一把一把地过河，尽管前面有敌人猛烈的射击，下面是奔腾的激流，但是他们仍然冲了过去，占领了北岸（即斯诺说的“东岸”——笔者）的桥头堡……”

不过这位作者随后写下了颇耐人寻味的一段文字：

“毛全神贯注地视察着过河。假如此刻（敌人）在桥头上系上一磅炸药，就有可能结束他的事业和运动。”

这位作者在前面按照毛的叙述描写了夺桥过河的情形。但随后显然觉得敌方愚笨得不可思议，于是补上了后一句。而这才是耐人寻味的点睛之笔。

反正，所有描写“飞渡泸定桥”的作者，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总之是毛的队伍过河去了，因此不管怎样描写都是可以的，而听“长征英雄故事”的听众和读者们也是同样的心理，他们象幼儿园的小朋友听童话故事一样虔诚。

人们没有进一步细想：为何民国党不命令炸掉桥梁？那样事情不是简单得多？为何蒋的飞机不来助战？靠着几个猴子般爬过去的士兵能捣毁国民党的机枪阵地吗？……

人们不往这方向去想，是因为毛共胜利了，总之是渡过大渡河了。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张戎在她的毛传中对此事进行过认真的考察，证明红军5月29日到达时，泸定桥的那一边根本沒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从查阅当时国民党军队大量往来电报和军事部署可以得出，此时驻扎离泸定诚最近的是国民党军是第二十四军第四旅李全山团，但它根本不是屯驻在泸定桥，而是在远处的化林坪一带。原驻扎泸定桥的第二旅之一部，在红军到达前就就调走了。再从当时国民党这一时期相关的大量通讯报导中，也没有一处说到发生了红军“抢夺泸定桥”的战斗。

张戎走访当年在泸定桥边住的老人，只说红军先“阴一炮，阳一炮打过去”，然后慢慢地过桥，“过桥前向当地百姓借了大批木板，棺材盖去铺铁索桥，过完后各家认领要回，过桥时没有打仗。”

红军在南岸桥头不远的天主教堂设立了过河的指挥部，被指令头一批过桥的22名战士无一伤亡，后来他们每人得到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的奖励。很显然，这22人是先行探路。证明没有危险后，才借木板铺铁索让大部队开过去。

倒是大部队过桥时，有马匹掉进了河流里，为此周恩来还再三追问“人有没有损失？”答复是：“一个都没有”。

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卡特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列津斯基时，曾坦白地告诉他们：“那些长征故事，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

其实，当毛等中共领导人决定放弃在安顺场慢慢摆渡而选择在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过河时，就已经得到了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驻守的情报。因此，他们才敢做出放弃船渡而奔赴泸定桥过河的决定。试想：如果确切知道在泸定桥头和泸定城都有国民党军队把守时，中共的领导层敢做出如此冒险的决定吗？因为如果那样，守军必定会先将桥炸毁，并在河的两岸设重兵阻击，那么红军不是前去送死吗？而且泸定桥更上游再没有渡口和渡船，涉水过河更不可能，这样，红军便只能是自取灭亡了。

所以，可以肯定，狡猾而多疑的毛等人在没有得到泸定桥无敌军驻守的确切消息时，是不敢弃安顺场而奔泸定桥的，是不敢将全部人马作赌注的！

一位充当中共喉舌的“军旅作家”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按照宣传口径讲述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之后，忍不住作了几句流露真情的现场发挥，他说：他亲自去考察了现场，“只要在桥头架上一挺机关枪，任何人都是过不去的！红军过去了，唯一能作的解释是当时守桥的川军被吓懵了，根本失去了战斗意志，没有抵抗……”这位作者算是在此处讲出了几句心里话，他很巧妙，既没有否定过桥时发生过战斗，又实际上揭穿了官方的谎言。试想：这座由十三根铁索组成的桥，正常情况下人在上面行走都摇摇晃晃，何况当时已取走了大部分木板，剩下是光光的铁索，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杂技演员也只能匍匍着前进，这座桥总长为101公尺，全桥都在机枪的射程之内。慢慢爬行，完全暴露的过桥战士不正是敌人机枪的好靶子吗？所以这位作家说只要一挺机枪就可以把桥封死了。

再精密的谎言都会露出马脚，何况谎言编造得本来就很拙劣。

将如此明显的，不能自圆其说的谎言硬要当作“事实”向人民灌输，而且“坚持”了几十年，还无人敢质疑，当年的亲历者也无一人敢站出来讲真话。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说眀毛和毛共的“伟大” 了，也足以说明铁幕政治的可怕！

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要将红军“放生”，我们将在下一章做出解答。

神话之四：突破天险腊子口。

按毛共的宣传，“奇袭腊子口”是长征中最后一场最惊险、最惨烈的战役。其实，这场“战役”在很多相关资料中根本没有记载，一般的《毛传》也未讲述这个故事。可见，它决不是场什么激烈的“大仗”。据李德的回忆（李德在遵义会议上被免职之后就一直跟着红军长征，直到1937年才从延安回去莫斯科）说，红军经过那一带地段，根本没有发生过战斗，“除了放冷枪的以外，这一截没有敌人”。 另有记述说，红军只与小股敌人发生过遭遇，不过很快就解决了。

在一本记述杨成武的回忆的书中，也提到“腊子口”之战，因为当时杨成武是红军先遣团政委，“奇袭腊子口”就是他这个团干的。据采访杨的作者说，腊子口是个山隘，地势险要，起初想从正面通过，被设在半山敌人的火力阻止了，后来派了一小队战士，从山的后面攀登上山腰，从后偷袭，很快就“解决”了，可见，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惨烈的战役”。

我们从电视的画面上看到，腊子口其实是座很普通的山隘，并不险峻，仅管摄影师使用了各种技巧想把它拍得“险峻”、“陡峭”些，但观众看起来仍然没有一点“天险”的感觉，更无“万丈悬崖”之说。在那里的守军是地方杂牌军，没有多少人。总而言之，这只是一场小小的遭遇战或偷袭战，并没有什么值得记述之处，所以很多毛传忽略不记。由此可见，编长征故事的也算煞费苦心了，甚至无中生有了。

当时毛共真正敌人是蒋的中央军，但中央军只在南边或东面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们，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他们的任务并不是与红军作战，而是监视和压迫共军向陕北方向逃去，不让他们向南、向东重新回到中国的腹地。

蒋也曾命令地方军阀去堵截红军，但他知道地方大小军阀为了保存实力是不会真正出力与红军作战的，他这样布置其实只是为了向国民政府内交代，表示他己经阻击红军了。如当时甘肃省第八师师长的陶峙岳，就奉命在陕西武山华家岭一带布防阻止红军北上，但彭德怀通过关系与陶达成协议，由陶让出一条通道给红军路过，当红军毫发无损地通过之后，陶便令部队对天鸣枪，以示与红军交火。类似的情况不少，蒋明知但也不予追究。

神话之五：红军官兵一致，与沿途百姓鱼水情深，毛泽东与贺子珍相濡以沫。

这是为了塑造红军和毛的形象而编造的附带的故事，由于素材不多，编造比较困难，所以故事也不多、不精彩。

说到官兵一致，斯诺搬出毛的自述：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都是步行的”。 那么，罗瑞卿派给他的十名轿夫干什么呢？当然毛不会只用－种方式行军，他有时骑马，有时坐轿，有时步行，对于－个健康人来说这样会更好。但是在所有有关毛泽东的神话中，在所有长征的神话中，没有一个说到他与战士同甘共苦的故事。可见这方面实在找不出一点素材，无法加工编造。

用几十个红军战士的生命换取一个“首长”、“首长夫人”的生命安全，这个铁的事实，给了毛共的“官兵平等”鬼话以致命的还击！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中共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中，也特别注意红军官兵一致的宣传，可是事与愿违的是，记者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当年的亲历者谈这方面的故事。在记者的再三启发下，原四方面军一个叫高寿之的被采访者这样说；他在参加红军之前是给地主放牛，进了红军后分配给李先念当马夫，有一次，一个战士受伤了，李先念将自己的马驮着伤员走；又在第三次过草地时，大家累极了都打不起精神，李为了给大家鼓劲，就大声说：“48天啊，你们身上美味挺多，汗臭，霉臭，酸臭，屁臭，四臭俱全。”

这样的答复有点答非所问，当然不能令记者满意，于是记者继续叫大家回忆官兵平等的故事。又一个被采访者王贵章说了：

“团长于良军的名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大家饿极了，走不动了，他把自己的马杀了让大家吃”（这说明，团长以上的军官就有马骑）。过草地时，有的战士走不动了，就拉着马尾巴走，没想到遇到朱德过来了。朱老总说：‘你们别拉（马尾巴）了，马也没有吃饱，慢慢走，我在前面给你们烧水。’

战士们半信半疑，走了好一程，果然看见朱总司令在路边给大烧了一锅热腾腾的水，还有虽然不多但能救命的青稞面。”

但这被采访者没有说明朱德为何能跑到前面，还有青稞面？

这就是所谓“感人的”“官兵平等”的故事了。

至于“军民鱼水情”在早年的长征神话版本中讲得多的是刘伯承率队经过大、小凉山彝族地区与彝族首领“歃血为盟”的故事，说，结果不仅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这片领地，还有几百名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云云。

可是令人震惊的是这个故事的“续篇”。1950年毛共胜利之后，大、小凉山的彝族人民要求刘伯承兑现当年关于“革命胜利后让彝族人民自治” 的承诺。共产党怎会容忍建立建立这种独立王国？为此彝族人民与中共对峙，结果是刘元帅下令用炮火把大、小凉山炸平！中共用就是这种方式报答当年的“恩人”。

实际上关键时刻红军便露出了“共匪”的真面目。在过大草地之前，为了筹足过草地七天七夜的粮草，毛下令士兵将当地百姓家中所有粮食、蔬果以及能御寒的衣服等全部掠走，还将田地里未到收获期的青稞全部割了带走，这样做自然引起了当地藏民的深刻仇恨和激烈反抗，当地的藏族族女首领宣布：“谁如果帮助了红军，就活活煮死谁！” 于是藏民开始了血腥的报复，他们利用一切手段和机会捕杀红军，双方开展了血腥的厮杀，共军“丧失了千余名战士”。

在跟斯诺谈起这件往事时毛只是轻描谈写地说：那是不得已向藏民借债，并说了以后一定要偿还给当地百姓。斯诺说毛“很幽默。”（以上见特里尔《毛传》第六章）

最后，为了给毛涂脂抹粉，塑造形象，纪念长征七十周年的专刊居然还辟出一个专栏，宣杨毛与贺子珍的“夫妻情”。说毛在长征中如何关心贺子珍，贺子珍又如何帮助毛，夫妻恩爱情深。贺被炸受伤，毛知道后立即跑来看她，毛“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毛又把自己的担架给了贺。

人们似乎从没有看见“抽泣”的毛是个什么样子，只知道贺子珍被炸受重伤后，有生命危险，休养连的负责人立刻打电话告诉毛，毛住在隔壁的村子，接到电话他并不着急，又说他“很累”不来了，只派了他的医生和两个担架夫到贺的所在地，并在电话里吩咐不要将贺留在老乡家里。直到第三天，毛才来看看已经苏醒过来但仍不能说话的贺子珍。至于毛的担架其实用不着，因为休养连有担架，贺等人早就有人抬。（以上见张戎毛传）

更令编造故亊的人尴尬的是，不久毛和贺到了延安，毛就急不可待地与多个女子闹出满城风雨的绯闻，并演出贺与洋妞大打出手的全武行。最后毛泽东为了与江青成就新姻缘，就将贺子珍一脚踢开，把她撵去了莫斯科，从此单方面宣布与贺离婚，与江青结婚。不知编制毛、贺“夫妻情深” 的作者如何为毛圆场？

笔者在上一篇中曾简单地提到毛在延安的一些人所共知的风流韵事，这里还想补一点“遗”，以免埋没毛的“风趣”“幽默”天才。

这故事是毛共女作家丁玲1982年夏天不经意中说出来的，已经见于大陆的公开书刊。事故有两段，内容有些相似。一个说的是1936年长征结束不久，丁玲从南京国民党监狱释放后直奔陕北，在瓦窑堡与毛相见并且“相聚了几天几夜”。丁在回忆中说：

 “他（毛）大约原先也听过我的名字，晓得我也是湖南人，所以见了面很随和、亲热、爱开玩笑……”

“有三天三晚我们都在一起。后来话讲得多了，他便说起一些与革命毫不相干的事来。他拉住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来。他封贺子珍为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替我执掌文房四宝、海内奏折，但我不用你代批奏折、代拟圣旨’。接着，他封了其他一些红军女性做六院贵妃。再后他和我数起七十二才人来。可是瓦窑地方太小，又穷又偏僻……把瓦窑堡地方上稍有姿色的女性算在一起，也凑不齐七十二才人……”

“他是个风趣的人，在他最落魄的日子，也没有忘记做皇帝梦。他扯着我的手说‘看来瓦窑堡民生凋敝，脂粉零落，不是个久留之地’”

还有一段故事发生在延安。毛共中央搬到延安后，丁玲当时常到毛的住处玩，去了无所不谈。一次毛突然问丁：“丁玲，你看现在咱们延安，像不像一个编安的小朝廷？”丁知道毛又开玩笑了，就说：“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毛说：“这还不简单呀。”毛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丁面前，叫丁玲先开个名单，再由他来封。丁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毛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边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些，毛突然又对丁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丁玲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这后一个故事是在中共官方杂志上公开刊登的，自然在内容上有所收敛。即使这样，不管哪个故事，毛的“三宫六院”皇帝梦都是说出口来了。就算是开玩笑吧，一个共产党领袖说出这种玩笑，除毛以外，恐怕无人敢说了。

在前一个故事中，还暗示了丁玲与毛“超出一般同志的关系”。这是丁玲自己说的。我们知道，丁玲是一个以“妇女解放”、性格放浪著名的新女性，与男性同居是家常便饭，1933年她被国民党逮捕，关在南京监狱，居然在狱中与一个监守她的“特务”同居，并在狱中生下一个女儿。如此“浪漫”的丁，与大胆好色的毛凑在一起，当然是干柴遇烈火。后来在延安整风中丁玲与王实味犯了同样性质的“错误”，王实味后被处死了，而丁玲则由毛保护过了关。

建国后，毛还念及旧情，在1953年夏天特别约请丁玲去中南海划船叙旧。只是此时的丁玲已徐娘半老，毛对她再也没有兴趣了。后来毛大概为了进－步撇清他与丁玲的关系，干脆通过周杨将丁玲与陈企霞打成“丁陈反党集团”的头头，从此丁玲开始了二十几年的劳改生涯。

对于毛这样一个薄情郎、负心汉，不加谴责也罢，却还要在编长征故事时将其塑造成“模范丈夫”。由此可见毛共的文人和宣传官员们无耻到了什么地步，又是多么善于颠倒黑白，睁开眼睛说瞎话，连做人起码的道德底线也没有了。

毛共编造神话还很多，就不值得一一去揭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