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十六章
季鹏
成就帝王之业的“路线斗争”（下）：庐山会议
收拾彭德怀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
另一方面，庐山会议促成了大跃进、大饥荒的恶性发展，导致数以千万计的“非正常死亡”，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留下了极其惨重的篇章。
有关这次会议已经有亲历者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多部著作，本文众采各家之言，使互相印证，取长补短。但限于篇幅，不得不尽可能简约。见仁见智，有待读者判断了。
一、庐山会议前之国内形势及毛召开这次会议的动机、目的
几乎所有有关庐山会议研究的著作，都持一个共同的观点：即毛根据当时之国内形势，为会议定下了“纠左”的主题，只是彭德怀在会议期间给毛上“万言书”，对大跃进和所谓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致使毛恼羞成怒，一举将“纠左”改为“反右” ，云云。
这一说法不禁使人们想起两年前的整风——反右运动，也有论者认为，当时毛泽东是真心要请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只是他们的言论太激烈了，使毛下不了台，才临时变脸，将整风变成“反右派”斗争云云。
历史真是会如此巧合吗？毛真的被逼翻脸吗？笔者倒有点不同看法。笔者以为，在庐山会议之前毛确实有过“纠左”的言论和举动，但到会议前夕他认为已经纠得差不多了，已经“退”够了；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继续鼓劲，继续大跃进——“劲可鼓不可泄”，这才是会议的主题。当他发觉会议初期与会人员普遍有一种“右”的情绪时，已经不能容忍了，于是把会议主题明确为“反右”，而且早已盯上了彭德怀这个老对手，决心趁此次机会彻底解决彭的问题。这就是毛的庐山会议的“心路历程”。
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曾经确有过“纠左”的举动，如两次郑州会议，毛否定了陈伯达取消商品、货币的观点，开始纠正“共产风”（必须指出，“共产风”正是来源于毛亲自审定的“人民公社章程”，“风源”就是毛本人）；重新认定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为“半核算单位”，等等。在上海会议上，毛公开承认并批判党内“风、牛、马” 现象。上海会议结束不久的4月17日，毛泽东还批阅了一个叫做《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口无饭吃的大问题》的文件，叫这15个省的第一书记设法紧急救灾。到了庐山会议前夕的1959年6月12、13日。毛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公开承认1958年打了败仗。并说：“人不要不如猪，碰了南墙要转弯。”毛把1958年的失败归结三大错误：一是计划过大，指标过高；二是下放权力过多，各地各自为政；三是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点。为此他把周恩来和陈云又请回来协助管经济工作。
应该说毛碰了南墙后确实有了一点转弯之意，但是仅此而已，到此为止。而他的大臣们则误以为主子要继续向右转，因为据他们了解的情况，纠左还远远不够。主仆门这种对形势估计的巨大差距就成为后来毛把庐山会议由“纠左”（人们的猜测，非毛的真意）变成反右，并变本加厉在全国掀起反右倾、拔“白旗”运动的因由。
为了说明毛对大跃进形势的基本估计和对应之策，我们来看看在1958年冬和1959年上半年他采取了哪些主要政策。1958年11月21日的武昌会议上，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认为1958年粮食产量是10500亿斤。也有人认为是9000亿斤。毛后来钦定为7500亿斤；据此规定当年征购粮食的任务定为1200亿斤。还把1959年的钢产量任务由原定的3千万吨降至2千万吨。毛大概认为他已经把过左的东西纠正过来了，已经“退够了”。所以，当各地征购任务完成情况很不如意时，毛便认定是农民在有意与政府对抗，在搞“瞒产私分”，为此在1959年2月22日，毛以中央名义下达了“反瞒产”通知，立即，全国农村卷入了腥风血雨的“反瞒产”运动。紧接着，发现农民为活命，也为了躲避如狼似虎的反瞒产干部的迫害而大量外出逃荒，毛认为农民这是对抗反瞒产的举动，又在3月下达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断绝了农民逃荒自救的路子，让他们活活在家饿死或被反瞒产的干部整死。这一着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所没有过的政府不准农民逃荒的先例。到了4月21日（上海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16个省市的粮食工作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改变现行粮食管理体制，决定由现行的生产队为粮食管理单位（生产队又将粮食分到各家各户），改为由大队（实即乡一级政府。大队干部为脱产干部）统一管理，社员统一在公共食堂开饭，这样就彻底割断了农民与粮食的联系，堵死了最后一点自救的门路。
这就是毛的所谓“反左”、毛自认为的“撞了南墙”后的“转弯”。毛认为这种“转弯”足够了，再转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倾”了。所以，后来在7月23日批彭的讲话中他除了再三強调“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才一个多月就压下去了，然后以痛心疾首的腔调说：“他们（指各级干部）不晓得（为此事）做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还借基层干部的口说：“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毛在这里不只是为基层干部鸣不平，也是为自己鸣冤叫屈，因为他自己早就已经“反左”了，并且反过了头。而彭德怀，以及类似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 们还不满意，还要反左、纠左，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的这一立场还明确表现在他在8月2日下午将庐山工作会议改为八届八中全会后，在开幕式上的一段讲话，这段话是：
“我们反了9个月的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个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的事业，向着六亿人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不论是彭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还是他写给毛的那封信，其实对大跃进、三面红旗的问题都是浅尝辄止，根本没有触及根本性的东西，对于这种非常客气、完全善意的“反左”，毛都不能容忍，故意说成是“猖狂进攻”。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庐山会议反左是假，是毛设下的诱饵、陷阱，实际上彭德怀只要一出声，就是恶毒进攻，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也是毛实践其在上海会议上说的“人（彭）若犯我，我必犯人（彭）”的时机了。总之，毛泽东早就对已经“反了9个月左倾”极为反感了，在毛看来，当前“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如此而已。庐山会议正是他实现停止反左、转而反右的“机会”。
然而毛的大员们，却认为还要继续反左，还没有“退”够，因为他们比较了解实情，知道这种左已经带给人民极大的灾难，使经济全局混乱、崩溃。
还有如生产队的公共食堂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它是导致饥荒的重要原因（朱德、陈云、田家英等都持此论），毛却在会前拟定的“会议提纲” 中肯定它“是个好东西”,要继续办下去。其他如对全民炼钢铁，大搞“小土群”，大修水利，深翻土地几尺深等，都有非议和责难。而毛对这些疯狂行为总的答复是：“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澜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这就是毛对形势的基本判断和基本对策，也是他与大多数人判断的分歧所在。。
所以，毛的所谓反左，与广大干部包括他的大多数大员们心目中的反左，实际上完全是两回事，这无疑是后来庐山会议上毛要将“反左”变成“反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如果认真考察，我们绝不能排除毛将庐山会议的“反左”作为一个诱饵，借机对彭德怀进行报复、算总账。因为有更多的迹象和事实证明毛在会议的前一段（神仙会议期间）是一个“钓鱼”策略，是千方百计“引蛇出洞”（详见后文），其手段与1957年的整风、反右派并无二致。所以，与其说庐山会议是毛临时变卦，将反左变成反右，不如说它是借反左之名、行反右之实的一场阴谋。这场阴谋首先是针对彭德怀的，其余上钩人员则是毛的一网打尽之策的附带战果。
下面让我们用事实说话。
先说毛彭恩怨。毛彭恩怨源远流长，暂时抛开远的不说，最近的爆发是在庐山会议之前1959年3月25日至4月1 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及其后（4月2——5日）的八届七中全会上，那是全国的饥荒已经大面积蔓延（云南省委在1958年11月18日就向中央报告了该省有因饥饿导致浮肿病流行，已经大面积、大批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如果正视现实，就应该采取切实的措施纠左，如开仓赈民，收缩高指标，放缓“跃进”步伐。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毛给定的会议基调是“实现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制定了比1958年更加宏伟的跃进指标，粮食产量要求在1958年7500亿斤（毛钦定的数字，实际是4千亿斤）的基础上达到10500亿斤，钢产量则要由1958年的1100万吨达到1800万吨。
这一切使彭德怀产生了深深的忧虑。1958年11月他去甘肃考察的路上，见到全民炼钢的“小土群”那昼夜不息的熊熊烈火，就对身边人员忧郁地说：“这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在他下榻的军队招待所，听到服务人员反映他们家乡大跃进的疯狂和惨状，彭止不住慨叹：“共产主义不是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喝西北风的天堂！这样搞叫共产主义，那我就不叫彭德怀！”
同年12月彭回到湖南考察，亲眼看到广大农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看到县、公社和队干部在高压下弄虚作假的浮夸之风，在家乡湘潭县调查时，一位伤残的老红军递给他那张后来出了名的“为民请愿鼓与呼！”的字条。深深懂得了大跃进的真相，懂得了它带给人民的苦难。他虽然无力改变这种状况，但他觉得自己应该有责任向中央和毛反映真实的情况，后来在株洲碰到薄一波，他请薄起草、自己签字，向中央报告，要求将1958年度的1200亿斤购粮任务减少300亿斤。
彭还对全程陪同他在湖南考察的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
“我们共产党人最讲实事求是，.....假若让我去讲假话，昧着良心瞎说一气，就是杀了老子的头，我也不干，我还没有长出那种骨头。”
然后他进一步指出：
“北戴河会议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浮夸风遍地，人们头脑发热到了发狂的地步，想一步登天，不按经济法则和客观规律办事，其后果不堪设想啊！......长此以往，如何得了！这种情况要如实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省委也应该采取坚决的措施。”
在上海会议上，彭德怀以其惯有的直率敢言的性格，将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放了一炮”。末了说：“大家不要以为我的话说重了，过火了，大跃进的政策从根本上讲是不是错了呢？我看是错了。错的东西光在会议上说不行，如果不采取措施改进过来，其后果.....是影响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到那时，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你的共产主义了。”
毛泽东一听就知道彭的话是冲着他来的。但情急之下，他只想到不要让彭的发言影响到其他人的情绪，因此赶紧说：
“德怀同志，你是管军队的嘛，不应该干涉那么多，干涉多了，别的同志怎么看、怎么干嘛？.....过去有个杞人忧天倾，我看，现在你是来一个武人忧天倾。”
彭德怀申辩说：
“主席，我并没有别的意思，我是真心实意为了你和我们这个党的威望，我才这样讲。我应该讲。”
毛则话中有话地答道：“晓得，晓得，你是历来如此！”
会后，思绪缜密的周恩来找到彭，对他说出一番推心置腹而又不失正大光明的话，大意是今天已不同于战争年代与毛的那种关系了，如今要处处小心维护毛的威信,他引用毛在1959年3月成都会议上的话：有两种崇拜.....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
彭理解周怕他触怒毛“犯错误”的好意。不过他并不无原则迁就周的观点，他不亢不卑回了一句：“我认为还是少讲些崇拜，多讲些相互信任和理解为好。”
隐忍了好几天，毛对彭在会上公然与他唱反调之举，终于来了个突然爆发，不过他不是以正式辩论的方式反击彭对大跃进的“攻击”，而是扯到个人的恩怨之上。4月5日是八届七中全会最后的一天，毛当着全体中央委员忽然问：“彭德怀同志来了没有？”接着突然离开会议主题，怒火中烧地大放阙词：
“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对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说到这里，大概觉得锋芒太露，于是补上一句：“过去我跟我的兄弟也是这样的。”
毛这种突如其来的无名怒火，很多人、包括毛身边的人员都被弄得莫名其妙，其实这是毛心底对彭长久积累的一次大爆发。只要对毛、彭二人的历史渊源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不会感到奇怪，从远处讲，在“长征”途中，1935年5月的会理会议上，林彪因不满毛指挥红军专门“走弓背”，弄得红军疲惫不堪，大量减员而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撤换毛，由彭德怀代之。信没有署名。从来对彭心怀嫉妒的毛，便认定是彭德怀所写，或彭指使别人所写。于是对彭当面指责。然而彭却表现得不在乎，也不加辩护。毛却对此信一直铭记在心，耿耿于怀。此后，毛曾先后四次提到这封信的事，作为彭想取他而代之的证据。然而心胸坦荡的彭德怀却没有为此事跟毛理论。直到在庐山会议上毛发动的批彭、算总账，毛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又公开提及此事，恰恰这时林彪也在场，大概此时的林还尚存一点“良心”，或者一时来不及多想，于是当面澄清，说明那封信是自己所写，与彭无关。这桩“公案”才算了结。
接下来对彭的大怨恨便是彭在1940年8月发动的那次对日军的“百团大战”（其实参战的八路军只有六万多人）。在开战之前，彭曾两次请示毛为首的中央军委。但毛以不答作答，这是毛惯用的“默否”之法。因为彭要打日本，毛没有理由公开反对制止，便只好以“不答复” 表示其不满。谁知这彭老总主意已定，觉得自己打日本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况且自古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于是便干起来了。平心而论，这是中共八年抗战史上唯一一次上档次，上规模的对日作战（抗战初期林彪指挥的平型关之战不过是一场不大的伏击战），战争延续两个多月，对日寇后方的交通、矿山造成了较大的破坏。但同时，八路军受到的损失更大，特别是日军后续发动的大扫荡，使中共的敌后根据地损失惨重。这场战役在当时被吹嘘得天花乱坠，为毛共争足了面子，包括毛本人也为它在全国人民面前大肆评功摆好。但在心底里，毛却对彭德怀此举恨得咬牙切齿！按照毛的逻辑，彭的首要大罪是目无法纪，在未征得他的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就擅自行动；其次，这场战役暴露了共军的实力，使日军从前方调回部队对共军和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报复，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其三，他认为实际上帮助了正在与日军拼死搏斗的国民政府军，帮助了蒋介石。如此种种自然罪莫大焉。但鉴于情势，当时不便对其治罪。所以，一直等到抗战胜利前几个月的1945年春，毛才抽出时间专门为批斗彭召开了一个“华北会议”，调集了大批运动中坚分子对彭进行批斗、“帮助”，按照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毛争吵时的说法，是“操了他四十天娘”。可是，从毛的一方来说，仍感到那次整治彭德怀不彻底，半途而废，因为抗日胜利在即，要与国民党争天下了，所以只能草草收兵。建国之后，彭又肩负领兵赴朝作战重任。之后任国防部长。毛也不好立即将彭作为重点整治对象，只好将仇恨埋在心里，等待时机再说。（另外，毛派去朝鲜战场镀金的“太子”毛岸英被美机炸死，虽不能公开怪罪彭，但也在心里对彭记下了一笔账，其后毛在庐山的批彭讲话中，三次提到自已“绝后”的事，就是证明。）
毛对彭另一件不能原谅的事，是彭在思想意识上与自已対立，公然散布“自由、平等、愽爱” 等资产阶级思想。1943年2月8日，彭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谈到教育问题，其中有一段话是：“我们进行民主教育也是为了抗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所谓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所谓平等，在目前主要是不分阶级、民族、职业，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所谓博爱，是使人与人之间巩固团结，加强抗日力量，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正的自由、平等、愽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这篇讲话于同年4月7日豋刊在中共华中局的《新华日报》上。毛看到这篇讲话后，极为不满，于6月6日致电彭德，对该讲话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信的开头就说：
“你在两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问题的讲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们的意见列下。……“
接着全面批判了彭的观点。以毛的阶级斗争观指出彭“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 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从这次交锋中，我们看到了毛、彭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区别，毛是绝对的文化专制主义者，而彭却存在民主主义思想的闪光。这可以视为毛、彭的矛盾和对立的思想根源。
另外，早在五十年代前期，彭就看出毛泽东追求帝王享乐的倾向，一些接近毛的权臣如罗瑞卿、汪东兴，深谙毛要享九五之尊，行帝皇之乐，于是，将赴朝志愿军“文工团”美女召进中南海，专为中央领导服务，为毛“伴舞”，实则侍寢；还牵线搭桥，为毛在北京之外各地广建“行宫”，极尽奢华之能事。中共高层对此不是三缄其口，就是乐于助成其事。唯有不相识的彭，居然不客气地指斥毛泽东在“选妃”，他把志愿军文工团撤了。彭还对由毛自己或授意下层掀起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之风不以为然。1956年中央八大会上，据说就是由彭首先提议在修改党章时删去了“毛泽东思想”字样。彭还提议开会不喊“毛万岁”，不唱《东方红》。在多数情况下，彭都直呼毛泽东为“老毛”，这在全党干部中独一无二。
说了彭这许多颇有“反骨”之嫌的言词，但同时必须澄清，其实彭对毛绝无“反叛”之意，而且也没有不尊重其领导地位的想法。彭对毛的领导地位、领导能力是由衷敬佩的，在抗战之初，彭曾经对毛制定的在抗战中不打日本，专事扩张的抗日方针不满，但看到在执行毛的方针后中共迅速发展壮大的事实，转而对毛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和坚决的拥护，早在1940年2月他就发自内心地赞叹道：“（中共）有了富于政治远见、遇见事变，并且善于处理事变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领导”。在整个战斗生涯中，彭都服从毛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指挥，忠诚共产党的事业。但是，正因为彭是忠诚的 “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所以才对毛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行帝王之实的毛颇有微词。反之，毛也因为知道彭德怀无限忠于共产主义，忠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兼之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所以才对彭委屈求全，委以重任，与之保持表面的团结。
但是，当中共实现了夺取政权这一重大目标之后，毛那颗长久隐藏在内心的要成为当今秦皇汉武的野心，逐步显现出来。毛在政治上、生活上都逐渐向帝皇的样式蜕变。这一过程中，大多数中国高层领导或者因为自己分了一杯羹、或者因为惧怕毛掌握生杀予夺大权，都变得顺从而且心照不宣了。而彭德怀却可算一个另类，彭德怀值得人们永久敬仰的品质是，作为贫苦出身的开国元勋，他确实没有忘本，没有背弃入党时的誓言，他把共产党写在书面上的宗旨当作他人生实践的真正目标。从这一情结出发，他逐渐与毛泽东建国后的路线、政策、乃至毛的为人包括其私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满，越来越多格格不入。就这样，毛、彭由最初的“同志”逐渐变得虚与委蛇、貌合神离。不过，说句公道话，直到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毛、对共产党政权仍未失去信心，他梦想通过劝谏、通过党内民主能够使毛改弦易辙，使党的政策、使国家逐步走上他所期望的正轨，使自己为之奋斗了数十年的理想不至于完全走样。
可惜的是，毛泽东却不是这样想。这时的毛已经决心要借马克思主义之名，建立空前专制、独裁的帝国，自已充当没有皇帝名号的千古一帝。他经过多年观察和思考，认定彭德怀是实现他这个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不铲除这个拦路虎、绊脚石，毛的雄才大略便不可能施展和实现。
正是长久埋藏在心底的对彭德怀的仇恨一旦失控，便使毛当着中共全体高干、全体中央委员的面说出那些令人震惊、完全“失态”的话来。凡对毛的一贯行事风格有所了解的人不难听出，毛所谓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完全是一种托词，一种借口，事实上，每一个政治运动中，毛都是主动、先发制人，是“人不犯我，我必犯人”。所以，他当众宣布对彭德怀实行这一“政策”，实际上已经（等于）宣布要向彭德怀宣战，与彭公开破裂只是迟早之事了。由此我们也便可以推定，接下来的庐山会议很可能是毛预先已定要公开与彭德怀决裂的战场。
关于庐山会议是毛有意整彭的阴谋，还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佐证：首先是，彭6月中旬从东欧访问回国后曾向毛请假，他推荐总参谋长黄克诚（代替他）出席这次会议，因为黄还兼着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国内情况掌握较多。然而毛不允。而当时党的副主席林彪、总书记邓小平、以及陈云等人毛均允许其请假不出席庐山会议。这难道是无心之举？
还有，在4月5日的上海会议上，毛不断要求各级干部大胆向中央提意见，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会场他故意对彭采取激将法，鼓厉彭学习海瑞，敢于“骂皇帝”，引诱彭主动上钩。又号召全党给中央提意见。江西省委党校干部等等就是响起毛的号召起来“鸣放”的。全国也掀起了一阵不小的鸣放高潮，这一场表演与1957年的整风何其相似！后来这些进谏者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由此也就可见，毛采取的仍是类似1957年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策略，彭德怀当然是其首要。
再一个佐证是，我们看到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不管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或是那封所谓“万言书”，其调门、用词遣句实际上都较他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温和得多，并没有突破毛为会议所设定的红线，即缺点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然而毛却雷霆震怒，小题大作，而且还要算历史老账。这一切如果不是事先预设的阴谋和圈套，又如何解释呢？
当然，事前毛确实营造了一点庐山会议要“反左”的气氛。这正是毛权谋狡诈之处，也是他的惯伎，他就是要人们以为他真要反左、从而跳出来暴露出“右”的真面目，然后一网打尽！这与整风反右不是如出一辙吗！
二、毛的谋权招数和彭德怀上钩
我们从事后的角度回望和审视庐山会议全程，不能不佩服毛这个大阴谋家、大政治骗子、大流氓超凡脱俗的骗术和惊世骇俗的权谋。可以清楚看到，整个事件都经过他的精心策划和现场调度、控制，按他的设计发展，最后取得完满的胜利和成功。下面是其主要的几招：
第一招是为了笼络和麻痹各与会大员，刻意制造了前期的“神仙会”氛围。
谁都知道，在庐山会议之际，中国已陷入了危机四伏、怨声载道的大饥荒前期境地，由于饥饿和过渡劳累引起的浮肿病和随之而来的死亡，已经开始大面积蔓延，毛在会议前两月所作的“十五省2500万人无饭吃”的紧急救援批示，就是这一境况的暴露（由于“报喜不报忧”这一官场潜规则，实际情况肯定比公开的要严重得多）。对于这一切，毛当然是知情的，心中有数的。
然而，就是在这种举国同悲的大环境、大氛围之下，毛却刻意制造了一个极不协调的小范围的世外桃源，人间乐土，那就是在庐山召开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
庐山是中国著名的风景区，避暑胜地，每年七、八月，是庐山的黄金季节。而这时也正是华夏酷暑难当的盛夏。当时，由于大跃进、大炼钢铁，人为地制造了“田中禾稻半枯焦”的景象，广大农民已经陷入饥锇线上挣扎，城里的居民也仅仅是依靠“瓜菜代” 勉強维持生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却刻意选在中国著名的风景胜地召开一次被极奢华、享受神仙之乐的高级官员会议。
七、八月的庐山，山花烂漫，气候宜人，山上云雾缭绕，空气清新，更有楼台亭阁，掩映于万绿丛中；飞禽走兽，出没于奇峰巨壑之间。云林深处，隐见古刹倩影；清涧幽洞，偶现仙人踪迹。从喧嚣的尘世来到此地，不啻人间天上，极乐圣土。
不但会议地点选择在这远离尘世的神仙之地，毛还为会议制定了空前宽松的环境的政策，他特定嘱咐，与会的大员们可以携带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一同上山，让他们共沐皇恩。会议的招待更是无比的奢华，服务无比的完美。在会议前阶段，与会人员实际上的“任务”就是游山玩水。食则山珍海味，出则寻幽览胜，晚上专门用大巴从山下接来文工团的美女为众大员伴舞，还有一流的专业剧团为官员们献技，演出的剧目是人神交欢、悱恻缠绵的《思凡》、《惊梦》之类的爱情故事。真个是日日宴饮、夜夜笙歌，令人乐而忘返不知今夕何夕。当年曾奉旨参会的李锐先生（其时为水利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兼职秘书）颇有诗才，曾即兴赋诗一首以记其盛：
借得名山避世哗，群贤毕至学仙家。
出门总是逐风景，无日能忘餐晚霞。
漫步随吟今古句，高谈且饮雾云茶。
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散堂尖北斗斜。
诗中最后一句“弥散堂尖”指的是庐山东谷中路的“庐山俱乐部”，它原为基督教堂，那里夜夜举办舞会，丝竹之乐声闻远近。
这首诗非常恰当、真实地记载了作者，也是一般与会者当时心情舒暢、游目骋怀的喜悦之情。
但是，毛泽东真是如此慷慨地发送“免费午餐”吗？常识告诉人们，毛不是这种单纯、慷慨之人，后来的事实充分表明，原来这一切都是毛精心策划、抛出的诱饵、陷阱。他的算计其实是十分明白的：之所以要在这神州大地怨声载道、悲声震天之际营造这么一块“世外桃源”，让与会者享受神仙生活，其目的就是要使与会者铭感其雨露深恩，从而时刻铭记，要永远忠于“皇上”，勤于“皇事”，报效皇恩。大员们都很清楚，他们及其家庭今日所拥有的一切，享受的一切，都是毛皇所恩赐，一旦开罪于毛皇，不但眼前的一切荣华富贵尽付东流，而且自己及家人将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从天堂坠入地狱。大员们都是久经考验的毛政权骨干，深知一旦被打成“阶级敌人”或“反党分子”的可怖下场。
不过这些久经考验的政治动物们也会本能地察觉到，营造如此安乐、祥和之气氛，可能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宁静，一场政治风暴可能随之来临，自己必须做好应对风暴的准备，首先是要“站对队”，坚决跟毛走。所以，尽管会议表面宽松，但大家在讨论发言时，仍然小心翼翼。后来的事实证明，毛的钱没白花，免费午餐没有白给，与会的大员们绝大多数都坚决站到了毛的一边，有些人初期有些“偏右”的言论，但在毛表态后都迅速地站到了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有的还反戈一击，戴罪立功。
毛的第二招是营造“反左”的气氛以钓出右派大鱼。在会前，毛制造出的反左、纠左的空气前文已经讲过了。在会议初期亦复如此，会议的安排很特别，没有主题报告，先要求与会者自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第三版），一面游山玩水，一面自由漫谈。这一切的目的自然是让人们在放松的状态下道出真心。
不过，毛也为会议设置了大的框架，这就是他撰写的18个问题，实即18条提纲。不过这些提纲似乎是“中性”而且偏“右”的，例如：
第二、对形势总的估计是“有些坏”，但还不到“报告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对形势总的概括是：“成绩伟大，经验丰富（实际上是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第三、任务。“今年钢是否1300万吨？能超就超，不能超就算了。”
第七、“恢复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
第八、“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第九、 重提“综合平衡”，并说“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
第十、明确“生产小队改为半核算单位。（注：一度取消了生产队核算）”
第十四、承认缺点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这已从原来毛说是只是“一个指头”作了较大的后退）
。
会议的这些提法，加上之前毛在上海会议上对全党讲假话、“风牛马”的批评以及一些“纠左”措施，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次会的主题是“反左”、“降温”。
会议之初，与会人员一般也是反映大跃进中的问题和负面影响，即如毛的忠实干将，河南的吴之圃、湖北的王任重、广东的陶铸等，也坦言了本地的一些问题，吴之圃还就河南刮起的浮夸风影响全国向其他省道歉。
中央的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会议初期也都表现了明显的“反左”倾向。如刘少奇7月4日在中南组座谈发言时就说：“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取得了教训。”7月16日，刘仍提出，会议的方针是“成绩讲够，问题讲透，鼓足干劲。”朱德7月6日在中南组讨论发言说：“食堂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他还说：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致穷”。
周恩来接受了刚过去不久的“反冒进”挨整的教训，此次特别谨慎小心。但在初期讨论彭的信时，他仍然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即使在毛的7月23日批彭讲话之后，周仍然不想把事情弄大。
以上说明，毛关于庐山会议的计划和意图，只藏在他自己的心里，对几位主要领导人也未透露半点信息；或者，刘、周、朱常委，也是他“钓鱼”的对象。
为了不给人们摸底或者有意制造假象，会议将江西省委党校80多位干部鸣放出来的言论、广州军区42军政治部提供的官兵们对大跃进的负面意见，以及“大右派”罗隆基、陈铭柩等人对大跃进、三面红旗的评论等都不加分析，不加按语悉数分发给与会人员作为参考资料。
这种暧昧、含糊的态度的确使一些人放松了警惕，在会议初期说了一些有点“右”的话。但人们总的说并没有真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是因为大家有足够的经验和教训。大家把眼睛主要盯着一个人，在他没有明确发话之前，谁也不敢随便发言，那个人就是毛泽东。
虽然如此，毛的钓鱼策略依然有效，后来抓获的“彭黄张周” 四条大魚以及更多小魚就是证明。
毛的第三招，亲自煽风点火，引蛇出洞。
毛的上述招数虽然有点成效，但来吞钩的鱼儿太少，毛决定亲自上阵，引诱他的目标自己跳出来，以期一网打尽。
这时毛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他利用自己的亲信如柯庆施、李井泉、康生之流，重点监控彭德怀在小组讨论会的言论，将有关情况随时向他汇报。所以彭在小组的言论毛一清二楚。当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怕生变故，在编会议《简报》时把彭的一些较尖锐的言论删去了、或磨平了。还引起彭不满。
另方面，毛认为鱼儿仍未全浮出来，于是，他亲自上阵，引蛇出洞。
知道了在讨论中人们对大跃进的负面评价居多，毛决定顺汤下面，因势利导，先让这些魚儿充分暴露自己。7月10日下午，毛召开了一次组长会议，谈到了对形势估计的一些问题，故意附和一些负面观点，以营造气氛。
7月11日晚，毛通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管农业的书记周惠，以及同为湖南人、自己的兼职秘书李锐三人到他的住处，说是开个小型“同乡会”。三人应约而至。毛摆出一副长者风范，让这些“同乡”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自己装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
毛选择这三人是经过慎密考虑的，除了是“同乡”，三人年纪较轻，从政资历也较浅，城府不深，容易引导。三人中二人都当过他的秘书，可以视为近臣，比较容易吐露真言。更为重要的是，三人与彭德怀关系均较密切，特别是周小舟，最近与彭德怀过从甚密，彭在湖南考察，周全程陪同，此次到庐山开会，两人同时乘车上山。毛估计，他今晩与这三人的谈话必定迅速传到彭的耳中，彭得知后必定有所行动。这些，都为后来所应验。
这个“同乡会”一开始，毛便完全放下领袖的架子，对三位同乡后辈开诚布公，无话不谈。毛首先引咎自责，承认自己在大跃进中犯有“胡思乱想”、“唯心主义”的错误。一下子引得三人共鸣，拉近了距离，便在欢声笑语中向毛尽吐衷曲。其中谈到浮夸风，谎报粮食产量时，周小舟竟引用了一句“犯上”的成语：“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矛头直指毛泽东。可毛却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依然笑容可掬。三人接着还就时政提了好些意见，毛都一一颔首笑纳。整个晚上三人感觉“如坐春风”，由衷钦佩领袖“虚怀若谷”。李锐还赋诗以志其事：“山中半夏沐春风，随意交谈吐寸衷。”
果然不出毛所料，三人第二天立即相约去到彭德怀的住处，把头天晚上毛在同乡会上的言谈和表现告诉了彭，认定主席是能够听取劝谏和忠言的明君。周小舟代表三人对彭说：“我们讲话很随便，主席都听进去了，希望彭总能去找主席谈谈，更能引起主席的注意。”
彭德怀虽然年纪较大，阅历也丰富，但始终不改其直率、坦诚的本性。对于这十天来的会议，彭本来就有些不耐烦了，他跟随他上山的参谋王承光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谈一些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有思想性的发言。我在西北小组会上讲的一些意见，《简报》上也没有看到，恐怕也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他正思考如何扭转这一局面，萌生了给毛写信的念头。如今听到周小舟等人的话，于是坦诚地说：自己也有此打算，但又“怕谈不好，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得到周小舟等人的“信息”和鼓励后，彭终于决定向毛写一封表露自己对大跃进和当前形势的看法和意见的信，以便更好地、认真总结大跃进的经验。
哪知，此信一出，不但翻开了庐山会议新的一页，也翻开了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
彭说干就干。12日，他叫秘书记录，自己口授，搞了一段，觉得比较难写。便想直接找毛面谈。13日中午，彭到毛的住所，毛正在睡午觉，彭只好退回去。最后在秘书的帮助下写成了那封《致主席信》，这就是后来传闻成的所谓的“万言书”，实际只有3600多字。
关于写此信的意图，据彭对身边的人员说：“去年大跃进的 经验很丰富，发生问题也不少，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可是在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讲这个问题。我有些意见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上讲一次，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后来听到周小舟等人说毛虚怀谏纳，就坚定了写这封信的信心。
作为圈外人，我们对彭这种不顾个人安危，冒着风险毅然给毛上书，为民请命的行为，感到由衷的敬佩。但作为局外人、第三者，我们也不能不为彭的这种行为感到鲁莽、冒失。彭与毛共事三十年，对毛之为人，特别是他那种爱记仇、雌睚必报的性格应该有深刻的了解。从延安整风到1956年对周恩来的“反冒进”批斗，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翻云覆雨、倒打一耙把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打成右派，这些前车之鉴，彭应该是清楚和记取的。特别是庐山会议之前的上海会议上，毛居然失态地指名彭是“恨死他的”人，并当众扬言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彭)”。这种满含杀机的语言，难道彭都读不出来？现在时间才过去三个月，可谓言犹在耳，难道彭如此健忘？据说在上海会议上，彭听到毛当众对他发出那些挑衅性的话语之后，也曾受到严重刺激，当天晚上一个人在办公室长久地踱步、低头沉思。但最后他咽下了这口气，没有做出反应。
对于彭上书这种近乎“愚忠”的举动，笔者以为只能以他对毛作了过高的估计、而且对自己在毛心目中的地位也作了过高的估计来解释。这个“两个过高”的函义是，首先，彭对毛的领导能力、权谋智术是深为佩服的，这是他服从毛领导的前提，这点前面已经说过；其次，彭以为毛作为最高领袖，最终会以大局为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只要他的建言是基于这种出发点，而且没有过激的言词，毛应是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的。这是彭对毛个人品质的过高估计。再次是彭自认为自已是毛的肱股重臣，与毛有几十年的合作共事经历，所以毛应该不会像对待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那样随便抛弃他，反目成仇，而且他也不像高岗那样有政治野心，不像王明、博古、周恩来那样对毛的地位构成威胁，这一些毛也应该是了解的。总之，彭以为毛没有拒他于千里之外、甚至倒打一耙的理由。而且，因进忠言而被罢官，彭也有思想准备，他在事前的7月5日在与周小舟谈话时就曾说到：“ ‘犯上’了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以当国防部长。”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彭在上书前对可能产生的后果的考虑，只不过他估计顶多可能被“撤职”。而绝对没有想到毛不但要把他批倒批臭，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最终要他的性命！
彭对形势估计也错误。他以为开这个会真的是为了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改变过左的做法。那知，毛却是在再次实施“钓鱼策略”，而且钓的对象主要就是他。
尽管估计错误，彭还是为自己的行为作了必要的“防护”措施，大概考虑到毛好在字里行间挑刺，所以，彭这封信下笔措词十分谨慎，排除了他在上海会议上和在庐山会议小组讨论时使用过的一些过激字眼，全文按照毛为会议定下的基调，首先肯定“成绩伟大”，然后很小心谨慎地谈及缺点和存在问题，客观地讲，这封信很难找到可以被上纲为“反党”的东西。下面是它的基本内容和格调。
（一）、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彭的信分甲、乙两部分，第一部分甲的标题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其对成绩的赞赏，并不在当时毛共宣传部门的调门之下。他引证国家计委公布的有关数据，认为，“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通过大跃进，基本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们的伟大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起积极作用。”
接着谈到对几个主要方面的评价，委婉地指出一些失误。先是说1958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建项目”，造成了不平衡的现象。“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收到效益的。”仍然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然后谈到公社化问题，“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基本已经得到纠正。”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家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但却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了二十余亿），即使这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可以说，基本上对大跃进作了全面的肯定。
彭德怀之所以这样说，除了某些方面是真心话，多数是为了迎合毛的基调（以避免被其抓住把柄）的违心之论。这从与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以及会前的有关言论的对比中可以得到证实。
（二）在指出大跃进的缺点和问题时，同时为其寻找客观原因，尽量减少对毛的直接指责。
信的第二部分乙，标题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他首先声明：“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有一些是难免的，如同我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的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从根本上为毛作了无罪（错）开脱，极大地维护了毛的面子，接着还用了相当笔墨指出工作失误主要是客观原因所致（如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
在做了这种充分的铺垫之后，彭才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来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接着论及他认为大跃进中的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浮夸风普遍滋长；其二是指导思想上，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浮夸之风，彭主要举了如下事实：1958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结果使大家以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于是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对发展钢铁工业本身也存在片面性，没有综合平衡的计划和安排，结果引起了经济生活的“一系列问题”；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事迹也见之于报刊，确实使党的威信蒙受巨大的损失；头脑发热，穷日子当富日子过，铺张浪费严重等等”。最后说由于浮夸风，“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
关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一段其实写得很抽象，如“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部署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局和局部、大集体和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接下去讲毛说的“十五年赶上英国”，“少种、高产、多收”都属长远性、战略性方针，而“我们则缺乏具体研究”，把事情搞糟了。例如“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由于脱离实际，“得不到群众支持”。还有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有些同志以为，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
但是，在指出这些问题的同时，为了在总体上与毛保持一致，彭不忘写上一句：“成绩与缺点总体上仍然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纵观全文，没有一处是直接指责毛泽东的。相反，有几处还在颂扬毛的英明正确。如，在第一部分，说到公社化中的共产风时，彭只说是“在公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 接着又说：“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
在谈及浮夸风的种种表现后彭接着说：“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起来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体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在说到因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 之后，立即又说：“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这自然也是在赞扬毛的英明。
信的最后，还不忘带一条“光明”的尾巴，说，“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总的看，这封信比起彭在小组发言温和多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信中并没有反映大跃进中农民生活的惨状（更别说有饿死人之事了）。从这点来说，彭并没有实践为人民“鼓与呼”的初衷（我们认为，彭是有这种初衷的）。这应该是这个“意见书”的严重不足。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彭的策略。因为他知道，毛是一个惯于在鸡蛋里面挑石头的角色，因此，他要尽可能不使毛抓到把柄。彭不想太过刺激毛，希望毛能在和平的心态下从根本上纠正一些过左的东西。
尽管如此小心翼翼，尽管如此处心积虑，彭仍然没有逃过毛的重拳打击，因为毛其实不需要什么“把柄”，也不要很多理由，只要彭“跳出来”， 他就要算总账。（笔者还认为，即使彭德怀不写这封信，毛在会议后期也不会放过他，因为他后来说了：彭在会上操了他二十天“娘”，这笔账，是不会不清算的。）因为这个决策其实在会前就已经定下来了。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彭命定是逃不出毛的手掌心的。
三、毛对彭德怀的“反击”和众大员的表演
毛在14日下午收到彭的信，进行了认真的研读，然后把它加上了一个《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于16日印发给全体与会人员。同时召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人商定，延长会期（原定半月），会议从17日起重新编组，内容改为讨论彭的“意见书”。毛又传令，召林彪、彭真、陈毅、薄一波、宋任穷、黄克诚、安子文等火速上山。这些人中除黄克诚是作为彭的“同党”要进行整肃以外，其余都是作为批彭的火炮手招来助阵的，其中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是1945年华北会议批彭时的主力和骨干。
但是，即使如此，毛自己仍然采取“不表态”的策略，以致人们包括刘、周、朱在内仍不知毛此举的意图。其实毛不表态，主要是借此观察、考验他的大臣们，看看在他不表态的情况下对彭的态度和对事物的分析、判断力，以及对他、对毛主义的忠诚度。
为了进一步引蛇出洞，17日下午，即在会议已经转入讨论彭信之后，毛泽东又召了周小舟、周惠、李锐、胡乔木、田家英5人到他的住处，从下午5时一直谈到10时才散去。期间，毛和他们一起吃饭，喝茅台酒，席间主客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当时李锐仍然感觉，毛并没有要使会议完全向左转、更没有发动一场批彭运动的意思。这5人中，有三人就是他在11日晚上召开的“同乡会”上大放“右派言论”的成员，其余的胡乔木、田家英，在会前和会议初期，都有明显的“右倾”情绪（详见后文）。毛把他们找来，依然装作很开明、很随便的样子，显然就是要继续麻痹他们，让他们继续发表右倾言论，让这些鱼儿吞钩。
也因此，与会人员仍然摸不清毛的底，讨论时只好就事论事，小心而谨慎地就彭信发表意见。而如前面所述，彭的这封信确实没有什么很“出格”的地方，所以能对它加以批判的不多，相反，赞同和赞扬它的人倒不少。例如：
第六组（东北组）22日上午讨论，对彭信的评价是：“有些人认为，这封信对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有的人说，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多说几句，分析分析就清楚了。”
第四组的陶鲁笳（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信中的某些词句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
农业部长廖鲁言在第二组发言：“我认为彭总的精神、态度是好的，把问题直接了当提出了，引起大家的讨论，这已经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
......
而彭德怀本人，他首先对毛把他的信件作为“意见书”公开让会议讨论的做法极为不满，在7月18日的小组讨论会上他就郑重声明：“我这封信是写给毛主席个人作参考的私人信件，根本不是什么‘意见书’。”
他要求收回信件。可毛不予理会。彭隐约感到一种不祥之兆。
直到毛亲自出面“反击”的前一两天，大概人们看出了一点毛的倾向，发言才向左转。其中一些毛的亲信、骨干，如柯庆施、李井泉始终坚持对大跃进正面歌颂的调子。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也开始跟进，他说：“.....彭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词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看，对缺点的看法绝不止一个指头.....”
从17日开始，到23日上午毛亲自出马之前，整整6天的讨论中，毛的左派并没有占上风，也没有成为会议主流，即使有一些左将（前述几位之外还有谭震林、罗瑞卿等）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维护大跃进，但对彭德怀攻击的力度却远远不够，完全没有达到毛想要的水平。
21日，在柯庆施任组长的华东组，张闻天“顶风作案”，发表了长达三小时的发言，基本精神是同情彭的言论，并借题发挥对毛有所攻击。当天晚上柯庆施跑到毛处去汇报，明确要求毛亲自出马扭转会议的方向，否则大事不好，人都被他们（指彭一边）拉走了.....
22日，毛找了几个心腹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表示强烈不满，一致要求毛亲自出来扭转乾坤。其实，早在7月17日开始讨论彭信之初，毛的“克格勃”头子，“整人专家”康生就曾给毛“上书”云：
“彭德怀这封信，决不是偶然的，多年来，他和党（实即毛——笔者）同床异梦。这次，他的矛头就是对着主席来的。这是一种反党、反主席、反社会主义行为，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
康生不愧毛的好学生，把毛的心思摸了个透。不过当时毛不急于亲自出马，他还想“钓鱼”。 但现在，看来形势确实不太妙，到了该自己出手的时候了。
22日晚，毛告诉刘、周，第二天上午他要开大会讲话，但并未说明具体内容。
23日上午9时，毛登场。由于事前并未告知讲话的内容，大家都提着一颗忐忑的心，静候毛的宏论。
毛上场一脸阴霾，暗含杀机，他板着面孔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大家一听，知道大事不好，皇上震怒了，只得洗耳恭听。诺大的礼堂鸦雀无声，只听毛一人在嬉笑怒骂，间以吞云吐雾。
这篇讲话应该是毛主义一篇代表作，它充分表现了毛的大流氓加大恶霸的本色，通篇充斥着胡搅蛮缠、强词夺理，而且逻辑混乱，用词粗鄙，间或卖弄一下他的“博学”。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李锐先生的现场记录，原汁原味，没有经过秘书们的修改、润色，显露了毛的为文特色，其功不可没。鉴于此文已在多部著作里全文引用，且原文较长，这里不全篇抄录，下面择其要者，并略加点评。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
开头的这段话，充分说明毛在上海会议前后号召大家大胆、坦诚向党提意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完全是一场新的“引蛇出洞”的卑鄙阴谋（毛可以说是又一次“阳谋”），他运用的手段与反右派时完全一样。接下去他讲：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 但实际上只半个月，他就顶不住，要“反击”了。
接着他亮明了自己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些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但他认为“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所以，“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不过接着又说：“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毛就用这种痞子式的语言和流氓逻辑开头，把已经出现的大饥荒，成千上万人活活饿死的血腥事实，轻描淡写带过去了。
接下来他不指名批判彭德怀所指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彭的这种说法也是故意降低调子，意在为毛保保面子，但毛不领情）。不过他不是正面批驳、讲道理，而是采取东拉西扯、搞乱逻辑、乱中取胜的方法。所以如果不认真、反复读，有些不知所云。这段文字也充分表现了毛的为人和作文那种随心所欲、颠三倒四、胡搅蛮缠、强词夺理的作风。他大概说了几点：
一是他的“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的，而且好得不得了，“河南人、河北人”（那是首造“公社”的地方——笔者）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于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
二是承认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但这“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搞的，与他无关。而且他还“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只用一个月，“就把风压下去了。”“证明了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接下去，毛使出他的东拉西扯、胡绞蛮纏、强词夺理的本领。下面这一段话有些难懂，但充分表现了的“精神”，不可不读：
“今年三、四月或加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没有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換、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读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強廹他作诗，他囗念，教别人写，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得延长。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競；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斛律金《勅勒歌》：‘勅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政治经济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这通话除了表现毛的痞子精神、宣传他的“知识无用论”之外，一个阴险的用心就是把作为罪魁祸首的毛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而且把他对广大农民的穷凶极恶、“不要良心” 轻轻变換为公社干部和农民“不学政治经济学”之过。另外，他在贩卖读书无用论的同时，却大肆卖弄自己的“博学”， 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典故来误导、胡弄他的大员和走卒，用心何其鄙也。
接着又莫名其妙重申他曾经说过的对彭德怀的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颠三倒四地说了一通之后，才又触及主题，说（彭德怀说的）“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并断定，“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之下。”终于给彭戴上了“大帽子”。不过彭的信说的很清楚，所谓“有失有得”是就大炼钢铁财政补贴了二十多亿（这比当时一年的国防开支还多）一事而言的，原话是：“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余亿），即使在这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这分明是在为毛圆场，给面子，现在毛反过来把它说成彭的一条罪证。由此一事,足可见毛的横蛮无理、流氓加无赖的嘴脸。
这篇讲话里还有很多“精彩之处”，如：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万个生产队，七十万条错误，一年登到头也豋不完......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
“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但他在不经意间承认自己是“大跃进” 的始作俑者：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我，一个儿子在朝鲜战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值得注意的是，毛在讲话里反复（三次）提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其实大跃进、三面红旗跟毛“无后”并无联系，毛岸英是1951年在朝鲜被美军炸死的。而大跃进是1958年才搞的，它跟毛岸英之死有何关系呢。毛反复提到这句话，可见其耿耿于怀，刻骨铭心。笔者以为，他其实是在隐约地、暗示地发泄对彭德怀的仇恨，因为毛把儿子交给了彭，本意为他镀金，捞点政治资本，以便日后“接班”。而彭居然没有尽到责任，让这位太子死于战火！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毛是个极端狡猾之人，他知道，把这个责任归罪于彭是讲不过去的，况且，那场战争死人数百万，为何单为一个毛岸英之死追究责任......所以他当时得此噩耗时，强忍下悲痛和仇恨，还装得豁达大度，通情达理，使彭丧失了警惕。然而谁都知道，毛是个“眦睚必报”的人，“绝后”之痛，能不萦怀吗？能不迁怒当年的“彭总”吗？.....毛在讲话中反复无端地提起此事，就是毛长期在心底积蓄的对彭的仇恨的自然流露。
总之，毛对彭德怀可谓集旧恨新仇于一身。
毛讲话的“精彩”之处还有：
“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凭。.....你们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就舒服了。”毛的讲话嘠然而止。
毛的“拉屎”讲话之后，庐山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虽然他语无伦次，逻辑混乱，但大家还是听懂了他要“反右”、要整彭德怀了。不过彭究竟犯的什么罪？如何定罪？如何发落，大家仍不清楚。所以对彭的攻击火力仍不是很猛，不但一般与会人员如此，就连刘、周、朱也摸不清毛意图。
刘少奇因为头天晚上很晚才吃的安眠药，开会时药劲还没有完全过去，待到毛讲完话之后，刘约胡乔木到他的住处谈话，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发一个批左文件。他要胡起草这个文件。胡不敢写，后来胡通过彭真向刘少奇告知自己的意见，刘才决定不写了。
23日上午毛讲完话后，周恩来碰上彭，两人有一段对话。
彭对周说： “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呢？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似乎还安慰他：“主席说了，（信）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明。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嘛。” 彭听到周这种八面玲珑的说辞后，却恰如其份回敬他一句：“老奸巨滑。”
从周的话中可见，他以为彭的问题还不及他1956年时“反冒进”那么严重。以为彭“到此为止”，接受批评就没事了。他最初也没料到毛要对彭大肆讨伐。
朱德更不想把事情搞大。其实，朱德对大跃进的看法与彭德怀差不多，就在23日下午朱参加第一小组的讨论时，他仍然不提彭的信。直到25日下午朱德参加第四组讨论，虽然不得不跟着毛的调子批彭，但他说的很有分寸。在提到彭的信时他说：“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符合事实。彭总有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他显然是想大事化小，帮助彭过“关”，但以不触怒毛为前提。最后他还不忘告诉大家：“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26日，毛针对批彭不力的现状，发出了“既要对事，也要对人，因为事是人干的”的指示。于是，对彭的批判不再局限于那封信，而是要联系彭的一切，联系历史，对彭展开展全面、系统清算。批彭立即进入新的阶段。
在毛不断施加压力和各方的“为了大局”齐声“劝降”的情势下，彭不得不在26日的小组会上作了初步的检查。在彭检查后，朱德发言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作包袱背起来了。”
可惜毛泽东不这样认为。26日傍晚，毛找彭谈话，详情后人不得而知。大概是话不投机，两人居然吵了起来。毛泽东直指彭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操了他二十天娘”。鲁莽的彭急火攻心，毫不示弱地顶了上去：“你在华北会议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了你二十天娘还不行？”这时毛使出他的痞子功，答道：
“那好，再补二十天，这次也四十天，操够。”
7月27日凌晨，毛召开常委会商议对彭的组织处理问题。这时，其他常委仍然不想把事情做绝。周恩来说：“对彭德怀的问题，还是要三七开，不要全盘否定。”刘少奇、朱德附和周的意见，他们大致是说彭德怀“革命”数十年，战功卓著，在中外都享有很高声誉，只因为说了几句不太中听的话就把他打成“敌人”，确实说不过去。彻底打倒彭，使这几位重臣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然而毛决不妥协，在关键时刻使出他的“杀手锏”，要挟道：
“看来我只好再上井冈山了。”
一听这话，刘、周、朱三人面面相觑，软了下来，害怕了。只好屈从毛，同意将彭德怀“打倒”。 而且按毛的决定揪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7月27日上午，刘少奇奉命召开大组长会议，传达毛的指示：“继续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不仅对事，也要对人。毛主席说，彭德怀长期以来与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要联系彭德怀历史上的错误进行批判。”
同时汪东兴召集保卫人员开会，宣布对彭、黄、张、周及其追随者的行动进行监视和限制。
（笔者按：毛与彭单独谈话及27日的有关情节取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
27日可说是庐山会议一个转折点，之后，在毛的强硬要挟下，全体与会人员被迫加入他预设的批彭——诬彭大同盟，谁也不能洁身自好、独善其身。
毛下令会期继续延长。彭知道这次毛不会轻易放过自已，思前想后，陷入深度痛苦之中。朱德再次来到他的住处，两位老战友都无比沉重，彭禁不住流泪向这位老战友倾诉自己的委屈与郁闷。朱德仍劝彭找毛面谈，以图让彭能早些“过关”。但彭说和毛没法再谈了，但他仍然表示：为了党的利益，为了毛的威信，他会从严检讨。朱德听后表示欣慰。
对于朱德这类“明批暗保”的做法，毛看在眼里，早就不满。8月1日，在常委会的批彭会上，这时对彭德怀的批斗已经升级，但朱德似乎仍然想缓和一下气氛，他发言说希望彭德怀的检讨能够得到毛的谅解，还说：从1928年彭率部到井冈山算起有几十年了，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奋斗了大半辈子，不要就此分手……
听到这里，毛突然将左脚抬起放到前面的茶几上，用一只手去抓穿着布鞋的脚面，示范了一个“隔靴搔痒”的动作。大家一愣，顿时明瞭了毛的意思，尴尬的朱老总只好红着脸停止了发言。
不过这次会上彭德怀也给了毛一个小小的难堪，当毛在会上又跟彭算历史旧账，说起在长征中的会理会议上彭德怀向中央写信，要求撤销毛的军事指挥权由他代之的老问题时。彭觉得不能不加以澄清了，便说：“既然主席多次提到会理的事情，这次把问题说清楚，不然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然后把脸转向林彪：“林彪同志，请你说话，你写那封信与我彭德怀有没有关系？”
到了这个当口，林彪想躲避也不行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只好硬着头皮说：“我当时写信给中央，要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先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写信的事彭德怀不知道。”
毛泽东傻眼了。一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嘴脸显现在众人面前。而彭德怀嘴角掠过一丝难得的笑意。
老羞成怒的毛当然不肯就此罢休。为把彭批倒批臭，毛又下令将彭在小组会上的发言重新打印，分发给与会者，彭在小组发言中其实比信中说得更尖锐，更直爽，如：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说话。”
“人民公社我看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还没有发挥，就搞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半载再搞，就好了。”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现在不是党委集体领导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搞，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吧。”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
“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十六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
“从北戴河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这个口号对不对？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
“政治与经济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
等等。
其实仔细想一想就可以看出，彭的这些话，都应该算是正常的意见，完全没有超出“问题讲透”的框框。而且，有些话彭也没敢“讲透”，有些话则有意给毛留面子，如说人人有责，毛和大家一样也有一份责任，这显然是在为毛开脱，难道其他人的责任能和毛相比？又如说各省都在为毛建别墅，却说不是毛让建的。试问如果毛真的不让建，一个电话打过去，省委书记敢顶吗！当然，这些都是策略问题，彭懂得毛的为人，尽量不直接扫他的面子，掴他的耳光。但尽管如此，毛却仍然说彭“操了他二十天娘”，要跟他算总账，要将彭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自此，对彭等人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刘、周、朱等人也都抛弃了幻想，紧跟毛加入到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很快，这个反党集团又被加上了一项更可怕的罪名：“以彭德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说这个俱乐部“里通外国”，暗中与外国（苏联）勾结，谋图不轨。
但是彭德怀坚决抗拒这顶帽子，指其为纯粹子虚乌有。可是反抗无用，因为毛知道，只有这顶帽子，才能置彭于万劫不复之死地。
现在我们不得不补述一下这个集团另外三名“成员”，即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罪行”。
黄克诚是军队总参谋长，是彭的亲密的工作伙伴，黄也是以性格耿直、敢讲真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闻名。仅就这点来说，把黄放进彭德怀的“集团”和“俱乐部”中去，也够格了。
所以，黄在7月17日被毛招上山，与其他几人不同，那是要将他“一网打尽”。在毛看来，如果彭德怀落网了，黄克诚仍在北京掌管全国军权，这无疑是极其“危险”之事，把黄调上来，正可收不留后患之功。
当然，黄也有“现行问题”。黄克诚19日在第五组发言，说：“我在考虑一个问题，人民公社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时期说，不搞更主动些。”他还举出中央工交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调查发现炼的钢的质量不好，产量不实等问题。
黄发言中提到了一件看似不重要，但肯定对于他的获罪起重要作用的事情，他指出：“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干部吃那么好，行吗？”这话看似平常，却击中了毛和大多数大员的痛处，可谓“打击了一大片”。
期间，黄还与毛的大跃进干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干了一仗。原因是谭对黄上山后的表现（发言）感到不满，指责说：“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
黄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后来批判黄时便说黄克诚“蓄意谋反”，罪证确凿。
张闻天则完全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张的罪名主要是7月21日在华东组上的发言铸成的，当时很多与会人员已经揣摩毛的意图，向左转了，就在张准备发言提纲的时候，已经得知毛的意图的田家英给他打电话“通风”，叫他不要讲大炼钢铁的“问题”了，因为“上面”有不同看法.....胡乔木也对他作过类似规劝。
张却并不领情，他对秘书说：“不去管他！”又对夫人刘英说：“现在不能讲缺点，一讲缺点，就有人扣帽子。”“越是不让我讲，我越要讲，我脑子里就存在这些东西，不能不讲。”
张的发言长达3小时，颇有当年当总书记时的气象。张讲了13个问题，其中有很多“理论”的成分。在提到彭德怀的意见书时，张认为彭“本意是好的。”“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对彭信持基本肯定态度。对于大跃进，张闻天的估计甚至比毛泽东还高，他说：“关于大跃进中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有人提二八开或三七开，我认为是一比九的关系。” 可见这位过气的总书记其实是很左的。
张闻天发言中真正引起毛恼火的是他的矛头直指毛，如：“我们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容易随着产生。”
“去年九月后，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严重的骄傲情绪，气焰很高，大国主义思想表现得相当明显。” 这大概是指对苏关系。接着他直点毛之名：
“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是不行的。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一种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这段话可谓委婉揭露了毛的阴险毒辣，包藏祸心。毛常在会上大讲叫别人这不怕、那不怕，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却从不肯当众公开“保证”：对任何意见绝不打击报。如果把张的话与1957年整风反右时毛曾经说过对任何帮共产党整风的人“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后却反脸不认账，还宣称是“阳谋”联系在一起，则可以认为张闻天在有意揭毛的“老底”，捅他的“伤疤”。
很明显，光凭这几句话，毛就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不过从中也就可见，张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毛个人。
也因此，后来毛给张写了那封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的信，足见毛对这位原来的上司、现在仍不肯老实的臣下的深恶痛绝。（毛在8月2日给张的信，已在本书另外的章节抄录，此处从略）
不过，我们从张的这个发言中，却也看到了作为一个曾经的共产党头头那种酸气、腐气，比如他说“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此时被共产党以各种方式杀害、折磨致死的人大概不会少于上千万，在张闻天看来，这些人大概都要“遗臭万年”了。他又说：“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可见张对毛统治下的一切，还是由衷赞赏的，所以他才说，大跃进的缺点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比毛还“左”。而且，张对所谓“反面意见”，也不是主张都宽容的，他说：“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这背后就满含杀机，露出了斯大林培养的布尔什维克的狰狞面目。他所不满意的，仅仅是党内不民主，主要是这个毛对他不重视，不爱听他的“理论”，有点忘乎所以的味道。只可惜，张在这里使用了“我们”一词，毛却把他从“我们”中剔除了出去，使他没有了动用“刀把子”、“枪杆子” 的权力，反而把他摆到了“专政对象”一边。
联系起在洛川会议上，张闻天与毛泽东一唱一和，大谈要使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战败，使蒋介石政府垮台的“宏伟方略”。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张在庐山会议的言论，只不过是他在党内蛰伏太久，想借机重树自己的“理论权威”而已。张与毛在本质上是一丘之貉，他的不满，只是他和毛的个人恩怨。正是出于这种“私心”，张在初始时显得十分勇敢，似乎不顾一切要跟毛斗一场。但后来毛皇震怒时，他却投降得最早、最彻底，大概是怕被毛“杀头”，遗臭万年。他不仅在大会上按照毛在8月2日给他的“信”里的罪名全单照收，而且在临散会前夕，又提笔给毛写“认罪书”，不断向毛忏悔，求饶，给自己泼污水。其人格低下，真使人感叹：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毛看了张的认罪书，自然十分欣喜，抓住不放，把它印发给所有与会人员，有些人已经下山了，毛也叫寄去。他正要借此把张彻底搞倒搞臭，防备他再次翻案。
最后一名成员周小舟，其“罪恶”就不需再讲了。周是在庐山最早被“钓”者。仅凭他在“同乡会”上的言论就足够充当这个“反党集团”的一员了。周还是彭德怀反党“炮弹”的提供者，彭在湖南调查考察，周陪同左右，还向彭讲了很多湖南的“问题”。在庐山上，周怂恿彭上书。总之罪证确凿，罪责难逃。毛曾要周小舟对彭德怀“反戈一击”，可减轻对他的处分。但他拒绝了，心甘情愿担当反党集团成员的角色。算是难能可贵了。
下面该讲一讲一些主要大员在批斗争彭及“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中的贡献了。鉴于这方面内容太多，我们只能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他们言论中的片段，以斑窥豹而已。
先看刘少奇。
刘少奇不愧为二把手，毛指定的接班人。一旦认清形势，决心跟毛走之后，他对彭德怀就没有了半点同情、怜悯之心，而且还借此洗脱自己的“右倾”嫌疑。这时他使出的是“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这是他在延安整风时的风格。在批斗彭德怀的常委会上，刘少奇当众揭发彭德怀反对开会时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 还首先提议在八大党章总则中删去了“毛泽东思想”一词。他还揭发在24年前“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之前，彭德怀指使他和杨尚昆打电报给中央军委，反对毛的军事指挥，自己却不签字。刘少奇因而说：“从那以后，我觉得此人不简单。”刘对彭的揭发句句都引起毛的共鸣、不断插话。
刘还说彭德怀曾名彭德华，就是要“得中华”，统治全中国。可见此人从来野心很大，不可小觑（按，此语原为罗瑞卿在延安批彭时所揭发，刘不过炒旧饭）。这种攻击真有点不择手段了。
刘在批彭的同时，不忘吹捧毛泽东，这本是他的基本功之一。他借彭反对搞“个人崇拜”大做文章，说他自已“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这倒是真心之言，刘就是靠搞毛的个人崇拜起家），“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因为毛泽东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刘还进一步发挥：彭口说不搞个人崇拜，实际上只是反对对别人的崇拜，而是想搞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接着讲了几句很“出格”的话：
“彭德怀同志说我篡党，我也这样讲：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好。老实说，你篡党我不赞成，如果你篡党，我一定‘篡’，你不篡，那好，我也不篡。”
刘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本意是向毛表忠，表示他一定会起来跟任何“篡党”的野心家斗争。但他把“篡党” 二字拿来当“玩笑”， 这对视“党权”为私家禁脔 的毛来说，实在有几分不敬，还有几分“野心” 也未可知。刘此说是否在毛的心里投下阴影，成为日后必欲置其于死地的因素之一，这只有毛自己知道了。
刘在庐山会议上已经与彭彻底一刀两断，与彭结下世仇。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在得到毛的允许为在大跃进中被打成“右倾”分子的干部平反时，他不忘补上一句：“唯有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在旁立即插话：里通外国者不能平反。）刘大概想以此提醒毛他在批彭时曾立下汗马功劳，借此拉近与毛的关系。但他没想到此时毛的心里，他已经取代彭德怀成为“第－敌人”了。
再来看周恩来。周恩来接受了刚过去不久的“反冒进”的教训，对毛此时的一切不敢有半点非议。即使毛叫他纠正工作中左的倾向，他也不敢提“反左”，只是就事论事，就业务讲业务，决不敢触动毛的政治路线和“三面红旗”。在多次发言中，周还努力为大跃进、大炼钢铁辩护，颂扬，说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因而毛在23日上午的讲话中，对周加以“表扬”，当着大众的面对周说：“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是个乐观主义了。”但周内心很清楚，毛仍在考验他，只要稍有不慎，自己就可能被毛划到彭德怀一边去。27日凌晨的常委会，他只是不想把事情搞大，哪知忤了圣意，吓了一跳。自此不但完全紧跟毛，而且决心在批彭中立新功，或将功补过。在8月1日批彭的常委扩大会的会议上，毛照例唱主角，其他人也不时插话助阵。周恩来也不甘示弱，他插话说彭的信“方向是向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是指向总路线”。接着他还说了几句很“掏心”的话：
“（彭）很骄傲，犯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犯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是没骨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
周的这几句可谓由衷之言，也击中彭的要害，对瓦解彭的意志有重要作用。同时趁机为自己在毛面前的奴颜婢膝作辩解，在毛面前表忠。周想让全体大员都象他一样在毛面前奴颜婢膝，这样他就无须为自己的行为汗颜了。
为了投毛之所好，周不惜加给彭以“莫须有”罪名。当时，毛要再加给彭一顶“里通外国”的罪名以置其死地，周迎合圣意，故意在会上说某次彭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受到斯大林接见。临末其他人都走了，斯大林只留下彭。最终斯氏还送彭一人到门口。周逼问彭：斯氏跟你讲了什么？.....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但其实很毒辣，因为此事无法证明，彭德怀满身是嘴也脱不了嫌疑。周可算为毛立了一功。
有学者认为在“神仙会”期间，在周主持下编的会议《简报》删去彭在小组会上某些措辞尖锐的发言，磨平其中棱角，目的是为了保护彭。此说可能把周设想得太“右”了，其实周这样做只是想迎合圣意，在会上多说好话，少说缺点，以免惹毛生气，枝外生枝。因为当时周还不知道毛要整倒彭这个“底”。一旦明白了毛的意图，他就坚决站在毛一边了。后周受毛之命在军委扩大会上作揭露彭历史上反党反毛的长篇报告，报告题目叫做《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周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不惜歪曲历史，移花接木、无中生有、造谣撒谎，列举“事例”，“揭露”彭自上井冈山以来与毛貌合神离的种种“路线斗争”史。用“事实”诠释毛说彭与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的指斥。出席这次会议包括了军队师以上干部－千余人，周可谓为“批倒批臭”彭德怀立了新功。
至于朱德。应该说，朱德是几位常委中对彭态度较为温和、也有“保彭”动机的一个。但他也与所有与会大员一样，绝不敢拂毛的逆鳞。他也发言批彭，劝彭投降，但因为不够狠毒，被毛看穿，喻为“隔靴搔痒”，弄得十分尴尬。很明显，朱批彭，主要是出于对毛的一种政治表态，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朱早己臣服于毛，绝不再有与毛斗争的勇气。
再看林彪。林彪是作为“援军”上山的，在批斗彭德怀的问题上，他可以说是后来居上。8月1日的常委会上，朱德的发言被毛比喻为“隔靴搔痒”被迫终止后，林彪上场。他的一番上纲上线的重火炮，令毛泽东十分惬意。
林彪一上场就与众不同，先是把彭的问题上纲到“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的高度。林说彭“入党前就有很大野心，以为救中国舍我其谁。入党后，在党内藐视一切，自已有个路线、纲领、世界观，自视很高。”“有个人野心”，“个人英雄主义”，想“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一个大英雄......”林彪又不忘趁机吹捧毛，他当面斥责彭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很远，不要打这个主意。”
接着林彪自我表白 “有暮气，但没这个野心”。顺着又吹捧毛：“这种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你我都是丘八。”这番表白,令毛心花怒放。林则既打击了彭，又抬高了毛，还表白了自己，可谓一石三鸟。
说完了彭的“野心”，林又从个人品格立论批彭，重点是指责彭是“伪君子”。林彪说彭“形式上有很多迷人的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猾，老于世故.....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利用坦率的形式迷人”。 林彪恶毒地试图从道徳、品格上把彭批倒批臭，这点最契合毛的心意，因为彭在党内素以廉洁扑素、保持本色著称，也因此他才敢触碰毛在私生活上的腐化堕落和帝王作风。而毛对彭却无法反制。如今林彪从个人品格上攻击、污蔑彭，正好为毛解了气、报了仇，令他心花怒放。
林开了头，此后发言者均在彭德怀的“伪君子”上做文章，把彭描述成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惯于沽名钓誉、搞阴谋诡计的“小人”、“伪君子”。林后来还有几次发言，调子都很高、很毒。
林彪之所以对彭如此恶毒攻击彭德怀，一方面是他受到了毛的特殊恩宠，1958年5月，林被毛提升为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地位在彭之上。现今正是对毛投桃报李的时机。另方面是，毛共军队内本来就“山头”林立，林、彭之间素有恩怨，且在军中，彭为副总司令，地位在林之上，林颇不服；又，1950年毛最初叫林彪领兵去“抗美援朝，他推病辞却。彭接替了他这一任命，后来获得很高声誉。这使林既忌又恨。这次正好利用这一机会把这个主要对手打下去，出一出气。
还有陶铸，亦可谓批彭干将。一个时期以来，陶铸一直得宠于毛，仕途得意。他还爱舞文弄墨，高谈“气节”、“理想’、“情操”，写了本《松树的风格》小册子。中共高层内有文才的人不多，陶因此颇令毛另眼看待。不过，从庐山会议的整个表现看，陶也不能跳出中共大员的“风、牛、马”、唯毛之马首是瞻的本色。
会议之初，陶也和其他大员一样，大谈大跃进的负面后果，说“共产风”将副业、工业刮掉了，把商业协作搞乱了，“九年惨淡经营，毁于一旦”。加上广东发水灾，形势严峻。7月3 日晚饭后，陶铸到胡乔木住处，与胡乔木、李锐3人还大谈1958年的高指标，没有尊重客观规律，破坏了综合平衡云云。
后来，嗅觉灵敏的陶嗅出了会议将向左转，于是立刻转向。22日下午，他先于毛的讲话，大谈大跃进取得的粮食和工业增长“古今中外都没有过”，指出彭信是“总的看法有问题”。这使我们联想起后来毛的“反瞒产”运动就是这位陶大人一手挑起的事实。可见陶得宠于毛决非偶然。
陶铸很快成了批彭的得力干将。他积极主动，三次找黄克诚，要黄本人“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及早承认错误，与彭划清界限，并说这“并不表示你对彭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授人以德’”。他要求黄克诚像“旧社会的女人一样”，“一定要从一（从毛）而终”，并说“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 他终于说动了黄，黄又说服了彭，促使彭最终认罪。由此可见，原来陶的理想、节操等，不过是变相贩卖封建皇权社会中臣民对帝王尽忠死节的奴才哲学而已。
还有几位也不能掩其功。
首先是贺龙。贺龙在此次“路线斗争”中表现颇佳。首先，他对大跃进的评价比毛还高，21日贺龙在小组发言中说：“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而不是头脑发热和虚报。”“我们缺点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中有一点缺点、错误，这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贺龙不仅善于指鹿为马，吹牛拍马，而且有检举表现。仍就是那天的发言中，贺龙揭发了彭德怀一件新“罪行”：在来庐山的火车上，贺与彭德怀、张闻天等同乘一车厢，当时大家都以为庐山会议要反左，所以说的比较随便。彭刚刚从东欧访问回来，有感而发地说：“匈牙利每人每年吃四十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要请红军来的。”
贺龙把彭在私下里闲谈作为政治陷害的炮弹，是历来人们所不齿的行为。但得到了毛的高度赞赏，贺被“特许”列席政治常委的批彭会议，作为对贺的奖赏。使其他大员羡煞死了。
再说谭震林。大跃进中，谭是管农业的副总理，是毛的得力助手，也是三面红旗的铁杆护卫者。前面已经讲到，一次，他在周恩来处开会时曾与刚上山的黄克诚干了一仗。后来黄被批斗，谭便公然诬黄“蓄意反党”。
谭还主动承担大跃进中过左的责任，说要追究责任，就拿他来处分。“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作出了伟大贡献。两次郑州会议，主席严厉批评了左的错误，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但是，这位左将的思想理论水平很有限，在批彭时他说也要“一分为二”，他一面说彭“这封信是烟幕加毒气。”一方面又说彭“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劳。”并说：“这种斗争并不妨碍我尊重他的过去。” 就这样，这位谭老扳误解了毛的意图，与随后毛给彭的定性南辕北辙。他的“一分为二”被人指责，两天后不得不改口，收回了对彭肯定的言论。还倒打一耙：“我看他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 大概毛泽东知道他大老粗出身，不追究他的错误。
还不得不提及聂荣臻和叶剑英二位老帅，因这二人在说服彭德怀转变态度、认错认罪方面立有大功。
本来聂帅对大跃进的看法与彭相近，当然他不会公开说，当出头鸟。7月30日上午，毛突然叫来聂、叶二人，交给他们一个重要任务，让他们俩去劝彭德怀按自己的定调检查检讨。领下了这个使命，二人义无反顾。当天晚上，二人借散步接近彭，先探探彭的态度。彭却直言毛“列举的一大堆罪状，我看是子虚乌有，肯定有人在他跟前使了手脚。” 聂劝彭要“顾全大局”，写个检讨。但被彭拒绝了。
次日早晨，二人再度来“看望”彭。这次二人采取“以情动人”的策略。彭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次来访及自己的感受：“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嘛。今天当着自已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了两个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 但彭仔细－想，虽然“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已。但……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 他最终痛苦地感到，“我给主席的信，事与愿违，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但思考再三，他最终仍然决定：为了大局，为了党的团结，为了维护毛的威信，牺牲自已。
这是关键的－步，一旦迈出了这－步，有如千里大堤打开了一个缺口，全线崩塌就是必然的了。
几年之后彭为了澄清被廹承认的罪名，特别要撇清所谓“里通外国”一亊，书写了《自序》一文（即毛所说的八万言“翻案书”），其中，彭坦述了在庐山会议时自己的心理状态：
“其实，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30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领导下进一步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抱着这种态度，赶回北京作检讨的。.....”
这正是毛所要达到的结果。白纸黑字，现在你想反悔，没门！就再给你一顶 “翻案”的帽子吧。毛再次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彭再次坠入网罗。
由以上可见毛整人术之高，他的程序是：先是迫使——裹胁——全体与会人员来批判你、咒骂你，贬损你，让你成为全党之“的”；接着千方百计“挽救”你，诱使你认错认罪，回头是岸，重归于好；你出于大局，委屈求全承认了，以为可以息事宁人，回归党的队伍；可是结果恰恰相反，你的罪错白纸黑字，铁扳钉钉了，任由他处置了；你的问题不断升级，直至成为“可耻”的叛徒，敌人。
毛无数次重复上述整人的伎俩，这一过程也成了中共全党彻底驯服、奴化的过程。连彭德怀这样铁骨铮铮的人物，为了“党”（毛就是这个“党”的化身），为了“全局”的利益，都愿意违心地丑化自己、搞臭自己，牺牲自已。这种境界比封建时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又要高出一筹了。
此外，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毛的“大警卫员”、公安部长罗瑞卿也表现卓越。罗立场坚定，自始至终维护毛、捍卫三面红旗自不必说，他还制造了一个“23日晚事件”。原来在7月23日上午毛讲话之后，李锐、周小舟、周惠三人因为想不通，（感受到在“同乡会”上受到毛的耍弄 ），当晚结伴去到彭德怀、黄克诚住处（彭与黄住在一栋楼）。黄一人在屋，但他不敢与他们交谈。恰好这时彭德怀也回来了，但为避嫌疑，几人仍然不敢多谈，于是李锐三人离开。刚出来却“恰好”被罗瑞卿看见。罗于是立即向毛报告这一重要“敌情 ”。这一发现，罪征确凿地促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的形成。这就是所谓“23日亊件”。庐山会议后期，这个“23日晚事件”，成了会议批斗和围攻的焦点。罗瑞卿对彭的批斗也特别狠毒，他硬说彭的“艰苦朴素是装的”，是学冯玉祥的“伪君子”。不但在会上声色俱厉，会下还找彭当面“质问”。大概因为得到毛的宠信，又兼有警察头子要职，他己不把彭放在眼里，一副有恃无恐、狗仗人势的派头。
军队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也趁机落井下石。他跟随彭德怀到东欧访问，为了取悦毛，他将彭在国外访问期间的一些言论整理作为检举材料，成为彭“里通外国”和组织“军事俱乐部”的重要“证据”。
陈毅时任外交部长，留在北京主持外事工作。据7月23日从从庐山回北京的董必武说，陈原来也基本赞同彭的观点。作为副外长的张闻天与在北京的陈毅通过－次电话，在电话中张向陈报告说，自已在发言中因在会上“缺点讲得多了”，“犯了大错误”。但陈却说，缺点多讲点没有关系，还叫张不用害怕。这说明，在批彭初期，陈毅并不认为彭有什么大错，甚至同意信中观点。但自7月26日以后，毛扭转了风向，各大员从自身的安危考虑，不得不按照毛的定调批彭，远在北京的陈毅也跟大伙一样，立刻“变脸”。庐山会议结束，张闻天回到北京，陈毅也不认他了，亲自主持外交系统大会批斗张闻天。
这期间，毛也曾亲自出马，对彭的阵营进行分化瓦解。周惠本与周小舟、李锐是“一伙”的，与彭的关系很近。但毛认定周惠可以拉过来，便亲自招周惠到自己的住处单独谈话，恩威并施，晓以利害。果然周惠不但当场表示诚心认错，痛彻悔改，还立即反戈一击。8月1日，周惠给周小舟写信，劝其“迷途知返”。接着又找周小舟谈话，劝降，谈了一个通宵，但效果不佳，周拒不应命。毛只好亲自出面，叫周小舟写个检讨，并揭发彭德怀，说如此便可以让他仍回湖南工作。周小舟则流着泪对毛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动员他找主席的，我以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怎么能批彭总呢？”毛只好说：“你走吧！”
在毛发动的所有政治运动中，为了自己能够“过关”，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或“乌纱帽”而“反戈一击”、落井下石的人不计其数。在当年毛的恐怖高压之下，这几乎成了常态。像周小舟这样拒绝出卖朋友的人是少之又少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始终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不出卖自己的良心。因而他受到的批斗最为猛烈，结局最为悲惨。1965年，周小舟在文革之前自杀身亡。与之相反，周惠被堤升为内蒙古第一书记。
还应该谈谈几个“秀才”在这场风云突变中的表现。不过先要说明的是，在庐山会议期间，毛只想集中火力打击彭德怀等少数政敌，没有穷追说了错话、犯了小错的人。相反，为了争取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毛甚至说要“保护秀才”。这使得在那场风波中，多数“秀才”能够幸免于难。
当时中共那几个主要笔杆子，在7月23日上午毛讲话之前，几乎都对大跃进、三面红旗持批评、否定态度。例如7月6日晚，在田家英、吴冷西的住处，李锐、胡乔木、陈伯达都来了，交谈中大家都认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说法违反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的规律（胡乔木还说“以钢为纲”的提法是取其谐音的文字游戏），认为北戴河会议以后毛泽东头脑发热，等等。7月18日晚，这时彭的信已交由各组讨论，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李锐又在田家英住处聚谈，五人都表现出“对彭的信很感兴趣”，觉得信的内容好，观点 “跟我们一致”。在小组会上，他们也大致表达了上述观点和思想，如陈伯达18、19日三次在小组会上发言，都说不能忽视大跃进的“副产品”（ 负面影响），对彭德怀要“对事不对人”。陈伯达还与极力维护农业大跃进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干了一仗”，他以自己的亲身调查，指出在河南遂平、范县以及福建一些地方都在大跃进中大搞吹牛、弄虚作假，等等。
还有吴冷西，这位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临上庐山前夕，下令各地的新华社分社搜集大跃进的负面材料，编成《内参》（彭德怀就曾在看《内参》时受到启迪），到庐山后，吴叫各分社把搜集好的材料送到庐山他的住处，想作为“纠左”时的“炮弹”。
上述事实也可使人们得到启迪：只要是具有一定文化修养，有一定辨别是非能力，对于像大跃进这类反常的、祸国殃民之举是很容易作出正确判断的。这些“秀才”比较一致地对大跃进作出否定性评价是很自然的。而且，他们与毛的那些执事大臣、封疆大吏不同，他们不是大跃进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少了一些“自我否定”的担忧。所以，“秀才们”对事物的认识比政客们更客观、公允一些。
可问题是，这些秀才也不是真正的“秀才”了，毕竟在政治染缸里泡的时间不短了，所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也在一点点脱落、蜕化，一碰到权力者使出恐怖魔杖，便又匍匐在权杖之下了。
陈伯达是这种善于“变脸”的典型。陈当时已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这种身份决定他较之其他秀才变得更快、更彻底。
毛23日的讲话，可谓给了陈伯达当头棒喝，他很快清醒过来了，知道自己必须立即“悬崖勒马”，于是立即摆出一副“左派理论家”的面孔，先把彭德怀上纲上线狠批一顿，顺带为毛唱颂歌。特别是他居然厚颜无耻地把前几天发言中列为“造假”事例的对河南遂平、范县及福建一些地方的情况，反过来当作“群众干劲冲天”的典型，还说自己深为大跃进中广大群众的英勇精神所感动云云。可见陈伯达的“厚黑”功夫己不在一般政客之下了。
也许陈伯达变脸速度太快了，太厚颜无耻了，与会人员不想放过他，揪住他先前的发言不放。眼看难以金蝉脱壳，陈只好装病请假。然后摆弄他那支惯于播弄是非、颠倒黑白的秃笔，赶写批彭的“理论性”文章，帮助毛把“反击右倾机会主义”提升到理论的高度。10月9日，陈把自己完成的初稿《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呈送给毛。毛叫他找康生、胡乔木二人帮助修改。陈将修改后的题目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重新呈给毛。毛亲自修改后发表在1959年《红旗》杂志第22期上，旋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将此文发给各级党委，作为批彭的学习资料。
于是，陈不但洗清了自己，而且再立新功。为后来文革中荣任文革组长、晋升为全国第4号人物奠定了基础。
胡乔木的变脸亦不亚于陈伯达。除了立即加入批彭大军，他还抓住了一个刚出现的“新课题”大做文章，事情来源于8月9日上午追查出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之间曾经议论：“现在我们是否像斯大林晚年”。这自然是个爆炸性新的“罪证”。胡乔木敏锐地感觉到“斯大林晚年”是个新课题，做好这篇文章不仅能给彭德怀等人致命一击，还可以趁机大捧大吹毛泽东，赢得“龙心大悦”，那么自己初期的“右派言论”(毛说，这些人“离右派三十公里”)不仅可以被掩盖过去，而且还有望获得毛新的宠信。
胡乔木发现这一新课题之后的当天和夜晚，马不停蹄、彻夜不眠地赶写发言稿（发言提纲），第二天他就拿出了批彭的重型炮弹：《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全文从六个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结合批判了把毛比喻为斯大林晚年的“污蔑和恶毒攻击”。把毛捧到了斯大林不可比拟的“一贯正确和英明伟大”的高度，实际上把毛吹捧成当今共产主义运动的的第一号人物。而这正是毛泽东梦寐以求的渴望。果然，在胡发言后的第二天，即8月11日，毛在看了胡的发言稿后，掩饰不住内心喜悦地说：（彭德怀一伙）“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
受到主子赞赏后，胡的劲头更大了。一下庐山，胡又给毛送上了他的新作《剥开画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一个反党的纲领》长文，可谓极尽莫须有之能事。毛看了自然龙心大悦，立即批示印发全国，作为批彭的武器。
由此也就可知，为什么陈伯达、胡乔木二人在毛的秘书中爬的最高、最受宠信（陈伯达后来误陷毛、林的权力之争受黜是另外一回事），其实就是因为最没有廉耻，最善于“风、马、牛”，也就是传统上所谓最“无行”的文人，实则是披着“文人”外衣的政治小丑、文痞。
比较起来，田家英要“差”很多。田家英曾在私下里议论说：“主公（指毛）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伺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这是田家英在毛身边侍候多年的肺腑之言，锥心之论，也是难于与人言的苦衷。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误入歧途的知识分子成为流氓式暴君的“工具”之后的苦恼和无奈。但是，此时的他没有了退路（一旦成为了毛的工具，再想脱离羁绊、重获自由身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后田家英只能选择以死（自杀、被杀？）来解脱。
还有李锐先生。他阴差阳错成了毛的“工业秘书”。李因其时不是中央委员，不够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资格，但实际上对他的处分最重：撤职、开除出党籍、下放劳动改造。可见毛对他特别仇恨。为了打击李锐，毛还制造出一条理由：“李锐不是秀才”，因为李锐没有如陈伯达们为毛炮制批彭的新“理论”，所以不在保护之列。这是李锐先生的不幸，但也是他的大幸，中国因此成就了一位杰出的民主斗士，批毛英雄。
还值得指出的是那位吴冷西大人。他也被毛归入“秀才”之列，却是实实在在的士林败类。在庆幸自己被毛宽大逃过了被整之劫之后，吴立即翻脸变成另一个人，他学习毛的出尔反尔，拿自己的部下开刀，原来根据他的指令，各地新华分社整理了一大批有关大跃进的负面材料送上庐山，本想作“反左炮弹”。风向变了之后，吳便把它们作为整材料者的罪证，据此把他手下7名分社社长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吴制造了这7顶“黑帽子”，保住了自己的红顶子。其手段之卑劣，只好将其归入无耻政客加无行文人的双料货色中去了。
从上述中共大员们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看，可以认定，这时的中共已经不是一个什么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些人也不是什么马列主义者，甚至也不是什么“共和国政府”官员，而是一群不折不扣、实实在在的新式皇朝里的奴才，侫臣，投机分子。他们没有自己的是非，只唯毛主子的马首是瞻，毛指向哪里，他们就冲向哪里；毛叫他们咬谁，他们就咬谁。只要毛皇一声吼，全体就都趴在地上诚惶诚恐，谢主隆恩。他们如此忠诚这个主子，是因为主子掌握着对他们的生杀予夺大权，而他们也正在享受着主子赋予他们对草民百姓的生杀予夺大权。他们居庙堂之高，却不管草民百姓的死活，不为百姓说－句话；他们惯于睁眼说瞎话，能够把黑说成白，把大灾难说成大好事。他们唯一所想所做的，就是取悦毛皇，先求自保而后向上爬……
当然，事情总有例外，在这些人中，有极少数良心、人性未泯的异类，他们对现状感到别扭，也感到了危机，但他们知道自已无力回天，只好寄希望通过劝谏的形式，希望皇上良心发现，改弦易辙。——彭德怀就是这极少许异类中的代表，周小舟、李锐等为其同侪。
然而皇上却容不下这些异类，决心防微杜渐，杀一儆百，于是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剿叛逆运动，将其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这就是庐山事件和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真相和实质。从此，毛泽东在实现由领袖向皇上转变的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
最后简单交待一下这个以彭为首的“反党集团和反革命军事俱乐部”四大成员彭、黄、张、周的结局。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彭德怀后来的经历和结局，因为这对于认识、研究毛的党内斗争之术具有典型意义。
彭德怀等人后来都按照毛的定调作了检查、检讨，承认了毛赐给他们的大部分罪名，毛泽东取得了完全胜利。这一点是很值我们深思的：为什么桀骜不驯的彭德怀居然软了下来，忍气吞声承认了毛加给他的莫须有罪名？（只是对“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坚决否认。）笔者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是前面讲到的“大局”观念。按照共产党的理论，顾全大局、为了“全党利益”不惜牺牲个体、包括搞臭自己，是共产党人忠于党的表现和最高境界。彭徳怀作为忠诚的共产党人接受了这一训戒。这看起来是多么愚蠢、“愚忠”！但这正是彭德怀“党性”純洁的表现。毛也正是利用彭的这种对“党”、 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来达到一己之私的卑鄙目的。彭是那种正宗的“原教旨”共产党人，把这个“党”和党的事业看得高于自己的生命。当他看到全党高级干部都站在毛的一边，全体中央委员都批他、骂他、劝他，要求他认罪认错，以便维护党的“团结”。彭知道自己应该为党“牺牲”了。尽管他并未从心底承认毛赐给他的那些罪名。所以，彭在8月13日下午彭的大会“检讨”中，他使用了“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一违心之言，“事实上是”，就是主观上并非如此，这四个字，说明彭是违心检讨，也为日后翻案留下了余地。
其次，是当时彭对毛仍存有幻想。彭主观上希望以自己的认罪认错求得毛的妥协。这一点始于聂荣臻、叶剑英“劝降”之时，后来－直隐约存在于他的心灵深处。这也缘于毛在与彭的交锋中非常讲究策略，能有效迷惑对方。首先，在会议期间不管对彭的问题上纲多高、多恶毒，却始终称他为“同志”，这就给对方一种心理暗示：你的问题仍然是党内的问题，是同志之间的问题。这让彭对自己的问题产生幻想。（顺便讲一句,毛这种策略是极端虚伪的，不伦不类的，既然已经“反党”了，还有什么“同志”可言呢？所以这些 “同志”最终都成了敌人，并且以非关即死为结局）。
然后，毛进一步采取有打有拉、软硬兼施的策略迷惑对手，在8月1日批彭的常委会上，彭德怀主动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的请求。这既是真诚的表示，也是一种试探，从对方的答复中可以判断在毛和“中央” 心目中自己问题的“严重程度”。老奸巨滑的毛谙熟被整人的心理，他毫不迟疑地答道：“现在不谈这个。还是你干。”前半句暗示：对你的处分决定于你的态度；后半句则是为了稳定彭的情绪，继续麻痹彭，总的目标是促使彭尽快缴械投降。
这时林彪插话说：“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要整风，洗脑筋，”毛、林心有灵犀，一打一拉，一唱一和，为瓦解彭的意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时彭肯定想起14年前的华北会议上，自己被批了40天，上纲上线不可谓不高，但最终却“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仍然叫他当共军副总司令，再后来还让他领兵入朝作战。朝鲜战争后又让他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总之仍然充分信任他，放手使用他。
想到这里，彭就会不由自主产生错觉，以为目前这一切大概是14年前那一幕的重演.....彭老总粗中有细，他从毛和林彪等人的发言中听出，毛和大家攻击他的重点，或曰忌恨他的主要原因，是他的所谓“个人英雄主义”，即“对毛不尊重”。为了满足毛和大家这一要求，彭便承认自己有“个人英雄主义，外加无政府思想……
林彪趁机说：“华北会议时就这些你作过检讨，但洗脑不容易，还要发作。”毛则又趁机“拉”他一把，说他 “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能摇过来。这一次又可能摇过来.....对你寄托希望。”
此后其他人发言，也都立即加上“希望彭德怀同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个诱饵。
一旦思想防线产生裂痕，全线崩溃就不可避免。这个防线的裂痕应是始于聂、叶二帅披肝裂胆、热泪盈眶的劝说，之后他便深陷在毛设计的这个陷阱里不能自拔。在毛组织长达二十多天的日夜围剿、死缠烂打、软硬兼施的疲劳战术折磨下，彭的防线终于完全崩溃，他决定以违心的承认“错误”，换取全党的“团结”，牺牲小我维护“大局”。在8月13日下午批斗他的大会上，彭基本承认了毛加给他的罪名。接着，他说下了一段颇耐人寻味的话：
“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仔细分析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第一，彭幻想“今后继续为党工作”，他认为这大概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他把自己的“错误”主要归结为对毛不尊重，有“成见”，希望以此换取毛的原谅。第三，他还想让“未来的党的领导人”（大概指刘少奇）对他放心，保证今后“坚决服从领导”，老老实实做个普通的、驯服的党员。这段话给人总的印象是，彭认为自己的错误仍然是共产党内部的问题，是“同志”间的问题，所以他愿意以“认错”求得毛的宽恕，了结这场让全党难堪的公案。
然而毛早就决心不与他妥协，不管是对党外或党内的敌人，他都要“追穷寇”，痛打落水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但此时毛仍然不动声色，坚持他的“分步骤解决”的策略，他要先稳住对手，然后－步步收紧绳索，像慢火煮螃蟹－样。这一套是他多年来搞党内斗争的经验和法宝，斗争初期，一定要让对方以为只是“思想、认识问题”；然后升级为“路线斗争”；再升级到“敌我矛盾”；再到“你死我活”.....最后彻底消灭之。
在庐山会议上彭的问题其实只是提到“路线斗争” 为止，毛认为还未到最后彻底解决阶段。不过，也不能太宽大了对手，要杀一儆百。在会议最后通过的文件即关于彭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中，彭、黄、张、周都被撤去了职务，但暂时保留其空头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侯补政治局委员、侯补中央委员等头衔。可见，毛当时那句国防部长“仍要你干”只是为了诱降的诱饵。
然后，这些人先是被监视、软禁起来，或下放劳动。毛要等待时机再作最后了断。到了文革，毛认为时机到了，再次将彭作为文革的切入口，由姚文元出面炮制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彭德怀比喻海瑞，拉开了文革序幕。由此也可见毛对彭仇恨之深，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最后收拾彭德怀之前，毛仍然玩了一个小小花招：为了防止彭在京城与其他人联合搞“政变”，毛故意让彭去四川担任“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还说这是为彭平反、恢复职务做准备。害得彭老总着实高兴了一阵。哪知当他抵达成都的第二天，刊登姚文元文章的报纸也送到成都。然后是被押解回京，接着便是“触及灵魂”的残酷批斗，头戴两米高的铁制高帽，乘坐“喷气式”， 还有雨点般的拳脚交加.....仅仅1967年7、8两月，彭便被斗百余场，又审讯200次，在被斗争中多次被打翻在地，头破血流。据医生检查，除了头部、两臂的外伤，肋骨被打断两条，胸部淤血，内伤严重.....原本健壮如牛的彭，被折磨得伤病缠身，卧病在床。为了加速他的死亡，又重新宣布判处他无期徒刑，以加重其精神折磨。1973年彭被检查出患直肠癌，癌症发作，哪怕痛得打滚，医院奉命不准给他打止痛针。1974年11月29日，早已经瘫痪在床的彭德怀在关押他的密不透风、不见天日的小黑屋中悲惨地死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彭对着医生大声喊：庐山会议他没有错！要找毛泽东翻案！医生给他输液，他拔掉针头，说“我不用毛泽东的药！”给他餵饭，他把饭碗推倒在地上，说“我不吃毛泽东的饭！” 临终前竭尽最后一点余力咒骂毛……
可惜一切都太晚了。
周小舟结局也很惨。也许他已经把毛看透了，不再存任何幻想，在文革到来的前夜，就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刚50岁的生命。
张闻天在文革中也被拉出与彭德怀一起游斗，没有少挨拳脚、少受皮肉之苦。在林彪发布战备“一号通令”的疏散令后，张被赶出北京城，“发配”到广东肇庆。后来张多次请求回京治病，毛不允许，只转去新流放地无锡。1975年死在新流放地无锡。
彭、张死后都不能以其真姓名示人，彭德怀以假名“王川”，张闻天以假名“张普”火化，真的让其死不瞑目。
四人中算黄克诚命运最好。文革中虽然免不了被斗、坐牢，九死一生。但他挺了过来，等到了平反出狱。黄克诚平反后一度出任中共中央纪委常务副书记，（这个任命是否跟他在庐山会议上反对大吃大喝、开会带戏班子有关？）不过，他在政治上的表现令人侧目，虽然经受了毛给予的那么多痛苦，虽然自己已经双目失明，他仍然声称，要致死维护毛的“历史功绩”，捍卫毛泽东思想“崇高的历史地位”，可算中共党内 “死不改悔”的“拥毛派”典型了。
至于在庐山会议其他那些批彭英雄，包括刘少奇、林彪，后来在文革中大多逃脱不了的可悲、可耻的下场，关于这些，人人知晓。就不多述了。
这次庐山会议可谓经典地表现了毛的党内斗争策略和整人手法，除了上面展现的以外，最重要、管总的两条分别是：绑架全党。留下文字。“绑架全党”是指，凡是毛决定要整治、打倒、除去的对象，都要使之变成全党的集体意志和行动，造成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声势；“留下文字”是指，不管是被批判者的认错、检讨，或是批判者的发言，以及最终的决议、决定等，都要形成文字，封存进入挡案。做完这一切，毛以为万亊大吉矣。他的意图是明显的，那就是造成“全体负责、铁案如山”的 “亊实”，使后代、后人无法翻案、也不敢翻案。从而使自已永远光荣、正确、伟大下去……这是熟读历史的毛所釆取的高瞻远瞩的预防性措施，可谓用心良苦、慎密无疏矣。
然而，历史总会让那些自以为高明的阴谋家和跳梁小丑失望，毛也逃不过这一“劫”数。曾几何时，自以为要要留芳百世、光耀千秋的毛，已经被掲批得臭不可闻！那些掩盖在铁幕下的罪恶、包括庐山会议真相之类，也一件件被暴露于阳光之下而受到人们的鞭斥。历史在被短暂愚弄一番之后，终于展现了它的原貌。
庐山会议（又称第一次庐山会议，因为后来毛还两次上庐山开会）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绝大部分当年的亲历者已归尘土。不过它的重要历史意义仍然令人瞩目，首先因为它是毛实现其个人独裁、帝王式统治迈出的关键一步，也是中共彻底沦为毛的御用工具之始。其次，它提供了毛开展党内斗争，制服政治对手，以及如何驾驭全党的较为全面、生动的“案例”。
其三，当然也不能忘记它带来的直接后果。会议之后，毛彻底撕下了他反“左”的外衣，迅速地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拔白旗”运动，把大跃进推向大死人的高潮。据《墓碑》一书作者杨继绳先生的推断：“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按照1959年上半年纠偏的势头，……饥荒就可能止于1959年。”整个大跃进死亡的人口可以“减少70%”。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公布的数据，1959至1961年全国“非正常死亡”总数为3775·5万人，就是说，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毛泽东的反彭德怀斗争，全国将减少死亡31110万人；又根据邓小平在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说法，在庐山会议后掀起的“反右倾、拔白旗”运动中被整肃的各级干部达一千万人。
当年彭德怀在被迫作出违心的检讨时，他己痛苦地意识到，他那封信起到了跟他愿望相反的作用，他在日记中写道：“反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毛送给彭的“帽子”）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更加深‘左’倾危险。比例失调会更加严重，以致
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到底是谁的罪恶呢？历史会作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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