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纪念文革五十周年)
——《北京之春》 薛偉
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我有幸能利用這個機會，以我個人的身份和名義，把我親身經歷的歷史浩劫——文化大革命在中國所造成的災難，向各位作一個見證。
「人類歷史上最反動的時代」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最反動、最殘酷、最恐怖、最野蠻的一個時代。以極少數上層為代表的統治集團，為了爭權奪勢而發動的這一場運動，其規模之大超過了中共發起的類似“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整風反右”等歷次政治鬥爭，影響之大也超過了世界歷史上中世紀的十字軍遠征。它捲入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直接觸及了八億中國人民的靈肉，死亡的人數超过千萬之眾，波及了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煽起了亙古未有的宗教狂熱浪潮，摧殘了五千年來的中國悠久文化，它是一次絕滅人性的大浩劫，它讓人類世世代代都感到觸目驚心。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中國共產黨執政後，中國的專制制度被推到了頂峰。政治上的一黨專政，對不滿現實分子的殘酷鎮壓，以及延伸到城市街道、農村小隊、學校班級的官僚控制，壓得人民喘不過氣來。生產資料上的集權，把人們在從經濟領域謀求發展的可能全部杜絕。在意識形態上，官方的教條統帥了一切。在文化傳統上，把“公”的價值絕對化，將群體主義觀念推到極端，完全抹殺了個體的價值。現實與理想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在人民群眾中蘊藏著對過去十七年官僚專制統治的極度不滿，一有機會，他們就會尋找時機，發洩淤積已久的仇恨，並嘗試打碎官僚專制的枷鎖。
那時，毛澤東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政策失敗之後，在黨內的地位受到劉少奇等人的嚴重挑戰。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超理想主義者和自大狂。他堅持，只有他的路線才是最革命的。在取得林彪軍隊的支持之後，他要實現自己的理想，不僅僅要打倒劉少奇和他的追隨者，而且要超越馬恩列斯，成為世界共運的領袖，給整個人類歷史“開創新的紀元”。在個人權欲和“中國應當的有較大貢獻”的理想驅使下，毛澤東要把人民驅向“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實驗場。在這場實驗中，毛澤東認為他也必將成為人類歷史以來最偉大的人物。
要發洩的人民，走向專制頂峰的社會，自大狂和超理想並想利用人民打倒政敵的領袖，三條線在同一座標中交匯在一起，歷史的扳機被觸發了。這幾項“文革”發起的條件，只有在六十年代的中國才完全具備。
「文化大革命的階段性劃分」
我認為，“文革”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發動階段。從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發表到“五﹒一六”通知的下達。這一階段是毛澤東起主導作用。鄧拓、吳晗、廖沫沙等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遭到無情批判，像歷屆中共發起的政治運動一樣，知識份子被開了頭刀。毛澤東同時號召“破四舊，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以便利用群眾向劉少奇，鄧小平奪權。
第二階段是毛澤東和人民群眾相互利用的階段，從“五﹒一六”通知的下達，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大字報的發表到一九六七年軍隊開始“三支兩軍”，介入“地方文革”。在這一階段中，“文革”的發動者和參與者互相利用。毛澤東發表“我的一張大字報”，號召人民群眾向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奪權，利用紅衛兵迫害知識份子，挑動群眾組織兩派武鬥；人民群眾期望砸碎官僚主義制度，實行“巴黎公社式的普選”，表現了造反的巨大力量。總的來說，起主導作用的是人民群眾，特別在這一階段的中後期。
第三階段是鎮壓及反鎮壓階段。從軍隊“支左”開始，到工宣隊，軍宣隊的派出，再一直延伸到“清理階級隊伍”、“整黨”、“鬥批改”和“一打三反”等運動。這一系列官方措施都是鎮壓蓬勃興起的群眾運動，以圖恢復專制主義的舊秩序。其間充滿著鎮壓及反鎮壓的鬥爭。整個一代人在這場鬥爭中受到教育，逐步覺醒，為後來的“四﹒五”運動以及“北京之春”民主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的部署下，本來是預定兩三年可以完成的任務。但事態的發展卻被拖得遙遙無期。這場鬥爭，空前的廣泛，空前的劇烈，空前的殘酷，在全國每個角落展開，並且不斷升級，由文鬥演變成武鬥，變成空前規模的大內戰！毛澤東創造了紅衛兵，大小“走資派”也充分利用了紅衛兵，毛澤東用紅衛兵鎮壓，走資派用紅衛兵反抗，雖然鎮壓的力量遠遠大於反抗的力量，但反抗者也不甘心投降就範。這就完全打亂了毛澤東的部署。到了運動後期，無產階級司令部內部又發生分裂，林彪要搶班奪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屋漏又遭連夜雨！這場文化大革命，真正是騎虎難下，欲罷不能，它不僅拖死了無數黎民百姓，拖死了無數的中共幹部，拖死了助紂為虐的林彪，也拖死了這場運動的發動者——暴君毛澤東！
「專制制度下的血腥暴行」
文革中到底死傷了多少人？現在又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有人作過這樣的估算：在中共專制制度下所造成的血腥暴行，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人民生命的犧牲數字，大大超過了抗日戰爭的死亡人數。我認為這種估計並不過分。
文革所造成的死亡類別大致有以下三類：
一、自殺：由於毛澤東發動群眾判鬥所謂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數以萬計的人因不堪侮辱而了結自己的生命。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航空學院、北京師範大學等院校為例，每個學校至少有二、三十名教師自殺。在文革的中後期，中共下令清理階級隊伍，開始利用軍隊、工人、農民鎮壓學生運動，學生在殘酷的判鬥下自殺也不在少數。
二、武鬥：毛澤東、林彪、四人幫挑動群眾鬥幹部，也挑動群眾鬥群眾。毛派挑動群眾鬥非毛派的幹部，但是，非毛派的人不甘心死亡，也挑動群眾反抗，於是，釀成武鬥。不同派別的幹部也為了奪權，欺騙利用群眾，武裝群眾，造成內戰。我們估計在武鬥戰場上而死亡的人數占“文革”死亡總人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三、在審訊、關押中拷打折磨致死：在文革期中，除監獄之外，全國各地還有大大小小的不同類別的學習班，集訓隊。關押知識份子，走資派和“九種人”。軍宣隊，工宣隊宣稱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實際上是大搞“逼、供、信”。各單位都有專案組，期限破案。他們威逼被審人招供，製造出了數不清的“叛徒，特務，走資派和牛鬼蛇神”，因拷打逼供虐待而死亡的人不計其數。
以下我著重舉一些具體事例來說明在專制制度下所造成的文革血腥暴行的慘景：武鬥開始時，從兩派群眾組織用木棍，鐵棒作為戰鬥武器，繼而演變成為使用機槍，大炮，坦克，炸彈的人民戰爭，其規模常常是一個縣市攻打另一個縣市，成千上萬人屠殺成千上萬人。例如，四川宜賓是一個中等城市，在一九六七年武鬥時，兩派各站領了城市的一半，先是房頂上的瓦片用來投擲，打光後，然後再是一切包括刀棍鋤鏟的鐵器使用完，最後動用兵工廠的一切現代武器，再放大火燒掉了城市的一半。武鬥結束後，死屍堆積臭爛，只得用推土機去收屍，將半死受傷的人也一同澆上汽油，點火焚屍滅跡。廣場和大街上侵染了鮮血，就出動消防隊用水龍頭去沖洗，在長江邊上常常沖浮著血水和死屍。有一次沖來一個負傷的人還在水中掙扎著喊救命，就被岸上的人用磚塊，石頭，彈弓當做活靶子，直到投擲得他體無完膚，沉入江底。
抄家，批鬥，酷刑，在當時成了時髦的事情。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分子被抄家時，被勒令跪在磚頭瓦片上反省。然後自己乖乖地抬著被抄去的財產送到革委會辦公室。在批鬥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分子時，叫他們戴上十幾公斤的大木牌，用鐵絲掛在他們脖子上，把脖子勒的血肉橫飛。有的人被細鐵絲套住十根指頭，吊在房梁上，或者被脫光上衣，被粗麻繩捆得渾身痛昏過去，還要再潑上一桶冷水，有人因此致死或殘廢。
有人親眼看見重慶市街頭上的慘景：一群老太太被人將頭髮剃光，每人只准穿一條內褲，全身被用掃帚抽打，趕著他們在街上跳“忠”字舞。在武鬥中，抓住的俘虜男的被用槍掃死，女的被脫光衣服，困在柱頭上，被人用刀子去投擲身體各部，比試眼力，真是慘不忍聞，然而在當時卻是司空見慣。
在毛澤東發出“三支兩軍”號召之後，軍隊就殘酷鎮壓群眾組織。凡是軍隊認為這一派是左派，就對另一派群眾進行屠殺。有一次，一座大樓住滿了幾百名學生，被軍隊指為“保守派”，責令投降，學生負隅頑抗，軍隊就在大樓下面埋上了炸藥，將大樓炸成粉碎。幾百名學生無一全屍。軍隊也有互相火拼，國防軍打地方軍，正規軍打民兵，形成無頭公案的混戰，最遭殃的還是人民。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下放勞動和勞改營特別殘酷。勞動中起早摸黑，武裝看押，不准相互說話，不准休息。我的母親因是右派分子 在監督勞動中左手摔斷，成開放性骨折，站起來還得用右手扶住鋤頭，左手的鮮血滴在鋤把上，順著鋤把流滴滿地，含著眼淚不敢出聲。勞改營中睡的是水門汀，十多人住一間房，吃飯拉屎都在裏面。被關押的人們不得接見親屬和接收物品，食品，甚至連寄封信也很困難。一天兩頓豆渣湯飯，一個月很難吃到一次肉。對被認為不規矩的人，常常給戴上腳鐐手銬，甚至將兩手反銬在背後，連吃飯也不打開，用一個洗臉盆將飯菜倒進去，叫他像豬一樣去啃。
有一個中學教師被關在學習班中，想寫封信給家裏，被看守人員規定只能寫十個字，結果他寫了：“我很好，別擔心，國慶快樂”，誰知挨了一頓毒打，原來看守員說“十月份有兩個國慶，一個是共產黨的十月一日，一個是國民黨的雙十節，誰知你心中想的哪一個國慶？”
在那個可怕的年代，中國人的道德文化掃地以盡。骨肉相殘，人心自危，兒子誣告父親，妻子檢舉丈夫的事比比皆是。我有一個親戚，她被批鬥時被人揪住長頭髮，還逼迫她兩個七、八歲的兒女用木棍去打他們的生身的母親。兒女哭著叫媽媽，但被揪鬥的母親卻流著眼淚說：“孩子，乖，你們要打呀！媽媽是壞人，打呀，媽媽不怪你們的”兩個兒女只有傷心地一棍一棍地抽母親打去。當媽媽心裏明白，如果不叫兒女們打自己，說不定他們自己就會遭到遍地鱗傷。不少人上吊、跳樓、觸電、撞車、服毒、自刎，全國都是一片鬼哭狼嚎的悲慘景象。
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是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建立起來的專制制度。毛澤東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暴君。在“文革”中，在毛澤東、林彪的策劃、推動下，對毛澤東煽起的個人崇拜和宗教狂熱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步。這裏，我隨便舉出幾個事例，說明毛澤東毒害中國人民到了何種程度。如果一家人失火，救火的人不敢先救小孩和財物，而是先搶救出毛澤東的畫像和石膏塑像，因此有的小孩被活活燒死在火中。在當時毛澤東的石膏塑像到處都是，人人必須添置以示忠誠，又十分害怕惟恐照料不周。去商店買毛像，不能說買，必須說“請一尊主席像”，買後不敢包裝捆提，因為主席像是沒人敢捆的，必須雙手捧著走，拿回去又怕被小孩撞翻打壞，否則，那是不忠不孝的大罪，有了灰塵不敢用掃帚拂拭，因為主席的臉皮不能掃的，放進箱子和抽櫃中也不行，那是封鎖了“毛主席的光輝形象”。
有一次，一個老人手捧了一個毛澤東的石膏像在街上行走，不小心摔了一跤，毛像也摔成碎片，他馬上跪在地上請罪，害怕得流著眼淚，口中 不斷念叨，毛主席呀！我有罪，我不是故意的，我對不起您老人家！請寬恕我吧！四周擁滿了圍觀的人，有人喊：“他侮辱毛主席，打他，押他遊街！”這個老人惶恐至極，一面哭喊著：“毛主席呀，我是忠於你的。”一面從外衣上解下一個毛澤東的大銅像章，又解開衣服，一下子將銅像章的別針刺進胸口的肉中，讓像章別在赤裸的胸肉上，鮮血浸滴著衣衫，圍觀的人見他有這種誠心，才慢慢走開。而這位老人慢慢爬在地上一片一片的拾起毛像摔破的碎片，裝進衣袋中小心放好，才一步一步痛苦地走回家去。我們可以想到他此刻心中是如何的冤屈和悲憤：“毛澤東呀！你究竟是神，還是暴君？”在毛澤東死後，曾發生這樣的事件：有人參觀毛澤東紀念堂時，將自己一身澆上汽油，引火自焚，企圖燒滅毛澤東的屍體,虽然没有成功,但一個活人甘願用生命換取燒毀一個死人的屍體，可見人們對毛澤東的疾首痛恨和血海深仇。
「文化大革命的教訓」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五十年了，但是留在大陸億萬同胞心靈中的創傷是難以醫治的。歷史向人們提出一個問題：文化大革命的的教訓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數億的人民能受少數野心家，陰謀家的欺騙和耍弄，竟然不惜自相殘殺?
歷史的結論只有一個：必須徹底否定產生文革的溫床——極權專制制度。美國有人講：“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此話固然不錯。但反過來說：“有怎樣的社會制度也就造就了怎樣的人民”共產極權制度剝奪了人民最起碼的言論自由，人民天天處於被批鬥。下放。勞改。甚至死亡的威脅之中，而暴君和官僚們卻在毫無監督的情況下肆意妄為。常常因為統治者的喜怒哀樂和爭權奪勢，而叫千百萬人頭落地，共產極權制度對人民施以愚民政策，從小就訓練他們要成為馴服工具和螺絲釘，使他們淪為專制制度的順民百姓，甘心忍受奴隶生活而不加反抗，共產極權制度摧殘了中國乃至人類的道德和文化，扼殺了人的天性和良知，使他們互相爾虞我詐，弱肉強食，勾心鬥角，彼此殘殺。儘管文革這歷史的悲劇已經過去了， 但共產極權制度一天不改變，中國大陸一天不實現民主，法制，自由和人權，又有誰能保證在新的獨裁者手中不會造成新的悲劇和災難？
「結論」
今天，中共儘管糾正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搞經濟改革，但是神州大地仍然在中共的專制制度的桎梏之下，中共依然將“四個堅持”奉為神明和教條，那顆令人難忘製造“文革”浩劫的帝王頭像，照舊高掛在天安門的城樓之上，那些虎口餘生的改革家們，似乎早已忘記，就是他製造了“文革”災難。然而，今天的人民卻在文革的教訓中反省和覺醒，“四﹒五”運動，《北京之春》和至今蓬勃發展著的民主運動標誌著人民決心為衝破一切專制制度的桎梏和羅網而鬥爭。
我們在海外的中國大陸志士仁人組織中國民运团体，推行民主運動的目的，也就是要為徹底變革中國大陸的專制制度，為實現中國的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權而努力奮鬥。我們相信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一定會取得最後的勝利。
寒冬已經降臨，春天不會遙遠。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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