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第一部分
孟泳新
序文
一，题目由来
众所周知，毛泽东领导中共成立了所谓人民共和国后一直运动不断，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大饥荒、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国际反修正主义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死后出现的粉粹四人帮、邓小平改革开放、邓小平深入改革开放直到今天。其实，上述人们所表达的历史事件都是些对中共历史表象式的描述与记忆。因为这样的描述丝毫没有一点揭示贯穿整个历史过程的这些运动本质与全貌。为此，我换一个方式，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七十一年（1949--2020）的历史过程的本质与全貌。
这七十一年的历史，对我们来说是慢长的，但是对中国三千年大变局的历史而言则是短暂的。
短暂的历史，只能用一个最简洁明了的词来描述之。我苦苦探索，仔细研究，给出了“毛泽东隐蔽战略”一词，它全面完整的表达是毛泽东隐蔽战略的形成、实施、成功，被世人认破、被世人反制、直到死亡的全过程。那么，要追问毛泽东隐蔽战略是如何形成的呢？那就得探讨二次大战斯大林隐蔽战略的形成、实施、成功，被世人认破、被世人反制、直到死亡的全过程。这里面，斯大林隐蔽战略的被世人认破、被世人反制、直到死亡的过程就是现在为西方国际政治关系学家所俗称为铁幕和冷战时期。严格意义上讲，铁幕和冷战时期的称谓也不过只是表象的描述。而按我的讲法，斯大林隐蔽战略，仅仅只是斯大林隐蔽战略的在西方欧洲部分，被世人认破、被世人反制、直到死亡的过程，可以被认为是整个世界的西方欧洲部分历史时期的形而上的本质性之总结。
请注意，2019年9月，由波兰提议又一而三地提出、再由欧盟议会通过了《关于战争爆发与团结对欧洲未来重要性的决议》的主要精神思想还远远没有为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所完全理解和接纳。二战胜利以后不久斯大林隐蔽战略在西方欧洲就已经暴露无疑并被世人认破、被世人反制，但在很时期内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东方亚洲，却仍然不断地发挥着它的蒙蔽功能，仍然不断地取得它的成功。这就是二战胜利到斯大林死后一段时间世界历史的本质。也就在同样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学习了斯大林逐步地形成了他自己的隐蔽战略，并开始付诸实施，根子是毛泽东从他执撑中共大权以后一直揣摩斯大林的心理及谋略，并能领会贯通，“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大约是毛泽东1962年时候的话）。可是世界上各国政治领导人、国际战略研究学者、国际关系研究学者至今不仅没有真正认清毛泽东隐蔽战略，而且对斯大林隐蔽战略也是似懂非懂。
故要讲清楚毛泽东隐蔽战略，就必须从毛泽东隐蔽战略的根子---斯大林隐蔽战略讲起，因为毛泽东隐蔽战略本质上讲是斯大林隐蔽战略的继承与后续，这就是本文标题的来由。
二，何为战略？何为策略？
为了要理解战略与策略之间的区别，我的意见是最起码地要知道如下几点就可以了，“战略，全局的，长期的，更高的谋略性；策略，局部的，短期的，较低的谋略性”。讲起谋略性，中国俗语中有深谋远虑、多谋善断、高敌一筹、料敌定谋、灵活多变、以谋取胜等等的词汇来表示。
战略和策略广泛地被运用于现实的国际关系斗争、战争、企业管理、国际贸易、竞技体育、智力游戏等等领域之中。
三，谋略与势
为了要解释我在当代国际关系史历史研究学术和中国近现代史历史研究学术领域中所取得的最重大的发现—-识破斯大林隐蔽战略与毛泽东隐蔽战略是国际与中国从二战爆发以来这七八十年世界历史、国际关系争斗与问题、中国国内争斗与问题的最最重要的关键---之前，还需要对谋略与势的关系加以说明，这样就能清楚地明白我的研究方法及其背后的哲学指导---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和张君劢现代新儒家“心学之学”的思想。
按照《国语辞典》的说法，“谋略—计谋、策略。《三国志．卷一四．魏书．程昱等传．评曰》：“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虽清治德业，殊于荀攸，而筹划所料，是其伦也。””这一段话，应该是毛泽东所相当熟悉的。
中国古代常称战略为谋、猷、韬略、方略。《易传•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表明阴阳是宇宙万物最基本的存在状态，阴阳变化是万事万物永恒的原则。《鬼谷子•捭阖篇》云：“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隐而入”，这表明阴阳思想是谋略思维的精髓。而阴阳谋略之核心思想则是“谋于阴而成于阳”。能熟练运用阴阳谋略，关键在于，能设置一真一假之计谋，并使一真一假浑然一体，使世人隐蔽于其中，又使功成于不显，制人于无形也，真如同一个超级魔术师一样不为亿万观众所察觉，而独有其人深知其中之奥秘所在。我的研究结果认为，这就是对毛泽东隐蔽战略里面包含着的对“谋略”这二个字毛泽东的全部解读与理解。
战略与策略可以简单地合称为谋略，因为很难严格区分开战略与策略。从我上面介绍的战略与策略的基本知识来看，所有的美国政治谋略家所制定的谋略实质上都只能算是谋略上的策略范畴而已，尽管可以认为有些美国政治谋略家看出了斯大林欧洲部分的隐蔽战略，但没有一个看出斯大林亚洲部分的隐蔽战略，更没有一个看出毛泽东的隐蔽战略，以及这二个隐蔽战略的传承关系。许多人也许会责怪起美国政治谋略家们，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失误？其实这事也不能怪美国政治谋略家们，这是大多数人不明白谋略与势的关系的缘故。
要解释一点，只有有势、势力、权势的人才能实行政治性的长期性的战略，而中国共产党却是世界上实行所谓民主集中制的政党，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是实行全国一元化的党国专政的国家，可见斯大林和毛泽东手中执掌世界上最大的势。而美国和所有民主国家都实行的是民主选举制度，今天这个党执政，明天另一个党执政，哪有人能去思考百年世界历史的走向是不是完全合理了！ 哪有人去探索未来百年世界历史的走向该向何方？这里讲的是斯大林毛泽东与他们的对手双方之间的表面差别。张君劢在1924年出版的《国内战争六讲》中在中文世界里第一次介绍了康德《永久和平论》政治哲学思想。按康德实现永久和平的论断，我们形而上地探求问题所在，那就在于制度上的差别，一个搞共和制、一个搞共产党专制，问题就出在，这两种极不相同的制度能不能长期地永久地和平共处？我下面还要沿着形而上的思路深入地追查之，一直弄得个清清楚楚为止。
四，历史学家的重任
从学理上讲，现实的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的事实，用句通俗的话来讲，从它发生之时算起隔了一天、一月、一年、十年就变成了一天前、一月前、一年前、十年前的历史了。现实的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的事实，迟后一段时间就成了历史研究者所争先恐后的猎物。
当然，对于当代历史研究，特别是对国际外交关系、世界近代史、中国现近代史研究而言，美国等西方的历史学家、汉学家以及中国大陆、海外、台湾、香港的从事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们，以及包括历史爱好者都有上万人之多，大部分也都只是些无权无势的布衣平民。与有势的历史事件的谋略施加者、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相比，历史学家们只能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自然要有一个延后时间效应问题。这些事常常为许多人讽刺为马后炮，但是历史事件发生延后一段时间后的历史研究的成功的秘密在于它的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因为成功的历史学家更加注重于价值分析和更长的时间段历史全貌的历史认知，从而应用知性范畴整理作为经历的历史，使得杂乱无章历史经现具有了可理解性、条理性、和明晰性。
但是，对于世界当代历史及中国现近代历史的研究，并不是每一个历史研究者都能取得成功的。这中间有许多方面的原因，我不能在这里去分析它。但是我总结的极其重要的四点看法想告诉诸位。
第一点，最先能在研究毛泽东这个人全部心理活动过程上取得成功的只能是能真正熟知所有中国的语言、文化、诗词典故、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当代中国海外学者。也就是说，像胡适、余英时、葛兆光、冯崇义等中国籍的学者，不仅自身缺乏对中国儒家传统的真正精髓所在的了解，终生以崇拜西方学术为本来所谓研究考据中国问题并用之以改造中国，其实，他们连哪个西方人的学术可以称之为西方最先进的学术精华，哪些是有对有错的学术，哪些只能算徒有虚名的学术这样的问题都搞不清，恰恰在中国贸然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从而全国极大精神空虚（与其相反，在面对马列主义、科学唯物主义的侵入时，西方每个国家还有天主教、基督教等的宗教的反抗）造成了全盘西化的态势，结果让马列主义苏俄恶毒这个独家的西方之说大摇大摆地占领了中华大地；或者尽管有些人新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出生，但在其一生中却将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奉为圭臬，来注释全部中国现近代史；要不就是对如何来正确地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儒家思想史、历史上各位儒家学说的真正精髓何在的等等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就著书立说混淆历史真相，从而把历史研究引向了邪路。
第二点，发现斯大林隐蔽战略和毛泽东的隐蔽战略，这是中国以张君劢现代新儒学心学之学派为主的中国海外学者对于当代国际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的最大贡献。余英时说：“总之，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一大精神资源，关键在我们能不能做出创造性的运用。我不敢妄测儒家的现代命运，不过从历史上观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的新趋向大致是退出公领域而转移到私领域。若借用《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划分法，修、齐是私领域，治、平则是公领域。儒家必须退出公领域的理由是很清楚的，1912年共和体制取代了帝王体制之后，“政”和“教”便正式分离了”。（余英时：《我为什么不承认我是新儒家》）自称是儒家第三代传人的刘述先、杜维明也认同余英时的儒家只能用在修身养性上，根本无法运用于治国、平天下的论断，将天下搞得乌烟瘴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谬论。就说余英时在此文章中也点了的现代新儒家张君劢，这说明，余英时还是知道中国有一个叫张君劢的人，但余英时却对张君劢所作所为毫无所知，张君劢终其一生所作所为难道不能称为治国、平天下吗？其创建中国民盟、起草《民国宪法》是私领域？不能称为治国、平天下吗？我在《民主之寿张君劢 ——为纪念张君劢诞辰一百三十年而作》一文中说，“张君劢是康德意义下的近现代中国唯一的一位世界概念的哲学家”。但是最近我读到了从国内出版的张汝伦著的《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一书，得知其中有一文，《张君劢与哲学》。张汝伦在文章最后写道，张君劢“是康德所谓“世界概念”意义上的哲学家，而不是以哲学为业（be a professor by philosophy）， 却不以哲学为生（living in philosophy）的“学院哲学家”。不从张君劢的哲学家身份出发，就无法对张君劢的思想言行之独特性，有深入的理解，也就无法认识他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政治史的特殊意义。”因此我要作一更正，张汝伦先生是评价张君劢是康德“世界概念”意义上的哲学家的第一人。以后我还要介绍张汝伦先生在批判余英时的历史学术思想上的贡献。
第三点，从二十世纪到今天二十一世纪，整个国际上最大的最重要的问题就集中在战争与和平这一个问题上；而中国呢，从二十年代开始到今天中国国内最大最重要的问题也同样地集中在战争与和平这一问题。张君劢在1924年出版了他的专论《国内战争六讲》。这是中文世界内历史上第一次用儒家心学中陆九渊“尊德性”和康德《永久和平论》的道德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用分析《战争与和平》这一问题，其意义直接影响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与康德《永久和平论》的道德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所相对立的在国际上最有名的要算是英国人罗素了，另外就是美国的费正清，他创建了垄断全球汉学家界的哈佛费正清汉学研究中心；与儒家心学之学派陆九渊、张君劢的“尊德性”所对立的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以及还健在的余英时先生。
为了能从海量的国际与国内七八十年所有历史事件的所有历史事实的确定过程中，更加注重于价值分析的识别能力，提高自己的认知识别的敏感性，时时把住一个“通”字，方能捕捉到一个很长时间段历史事件的全貌，方能提炼出对历史事件的历史认知，方能应用知性范畴整理作为经历了很长时间段历史事件的历史认知，使得杂乱无章历史经现具有了可理解、条理性、和明晰性。
唯有对罗素、费正清、胡适、余英时进行极为细致、极为认真地、极为详尽地分析，唯有极为认真地研究读懂、理解透彻孟子的良知说、严愈的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主张、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论述和“尊道性”说以及张君劢对罗素、胡适的批判和对民国北伐、抗日、国共内战等论述，在此基础上，对两个对立学派运用“良知的坎陷说”进行对比；或者讲，依将吾心与罗素、费正清、胡适、余英时的心相相对照，就可以看出罗素、费正清、胡适、余英时所有的坎陷之处、所有的错误之所在，从而为认清毛泽东邓小平中共的罪恶之心扫清所有的障碍。
第四点，我的体验
也许有人会问，我是否掌握到什么中共的最最核心的秘密档案？提出这问题的人的思想背后有这样的一个哲学问题，就是，凡是真理的东西都必须要“实证主义”的检查，凡是接受了“实证主义”的检查的东西才认它是真理。这样的哲学问题我早已研究的清清楚楚，请见我的《质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外就是实在的发问了，在这里我很坦然地告诉您，除了有一件案件是我亲身经历的以外，其他的全都是在为中国大陆历史学家们所研究过的材料之中，不过尽管是他们首先研究了、提出了这些问题，由于多种原因都是空手而归，但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属于掌握了张君劢现代新儒家心学之学和康德哲学的人。比如，沈志华对斯大林为何在联合国讨论朝鲜战争问题前居然下令苏联大使缺席的原因的探讨中，由于不懂得研究问题要从一系列事件中探究一个能通达所有事件的认知方可成立的道理，只能空手而归；又比如，沈志华讲到斯大林与蒋经国谈判时斯大林提出了种种理由想要外蒙古脱离中国，蒋经国无言以答，最后只能让斯大林完胜而告终。我曾写文章讲了这件事。其实那篇文章也只是公开我当时思考成果的极少部分。因为我当时还考虑到，这件事本事就是违反张君劢早在1920年就已经明白了的威尔逊提出杜绝秘密外交的要求、以及背后的康德《永久和平论》道德哲学要求的。张君劢在《国内战争论六讲》就在介绍完康德道德哲学后写道，“此数者皆威尔逊与其他政治家所见及，独惜今日尚未至实现之期耳！”由于这两件事尽管从关键上看都是斯大林隐蔽战略的重要证据，但从本文主旨并且重心以毛泽东隐蔽战略为主的写作企图出发，这里提了，下面就不再多讲了。
下面讲的一件是我亲身经历的事件那就是“珍宝岛保卫战”事件。一九六八年低我被发配到吉林铁路局当养路工，所在的具体地方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县，离开珍宝岛是很近的了。我刚到敦化县不久就知道了，在图门江的对岸的朝鲜金日成的大喇叭时不时地叫喊着谩骂与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为此我还专门去了趟图门。到了一九六九年初爆发了珍宝岛事件时，我当时直接从当地驻军一位师级军官那里听到，“这次珍宝岛事件起因是我们中国方面直接主动挑起的”，而不是如同广播中说的那样。时隔不久，这“中国方面直接主动挑起的珍宝岛事件”在当地已是无人不知的事实。当时我们几个大学生还探究了此事的原因，都认为是为了安定各地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隔已过三、四十年了，我还会一次次地想起这件事，当时的认识，即“是为了安内的需要”是错误的。二零一五年在科隆参加民阵的会议休会时我还跟彭小明聊过，当时我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答案但没有直接说出来。二零一八年我在写作《二零一八年宣言》时考察“人类怎样才能正确地思考问题、探索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时，我得出了一个“必须要紧紧抓住一个“通”字方能成功”的心得。此后，我写作的文章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处处注重于一个“通”字。
五，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全文安排
1，本文的研究方法
《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毛泽东在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起到其死时主要心理活动和思考所得——毛泽东研究出并成功地实施了他的隐蔽战略，这样就免受了其死后的八九苏东之变，也为中国共产党及他的后继人创造了极优越的国际环境。这似乎是如同大陆许多共产党干部与学者所讲的，是毛泽东发动了失败的文化大革命而成功地拯救了中国共产党。要注意，我是不同意这种文革尝试论的说法。关键就在于在说明历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价值分析。为了这一目的，本文中心除了对毛泽东隐蔽战略实施的历史事实外，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对毛泽东隐蔽战略进行全面价值分析，除了批判那种文革尝试论的说法，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毛泽东隐蔽战略是不是有许多所谓中国历史学家们所认为是中国“传统封建权术。”
为此，本文的研究方法是：
（1）以通字原则，继续梳理《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中主要三种不同政治势力与派别各自的政治活动的联通性。将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事实以明白无误地证明:张君劢现代新儒学心学之学派是完全可以产生真正的自由、民主、法制、道德、科学的现代社会，胡适余英时所梦寐以求的只能是那种“假版”“冒牌”的自由、民主、法制、道德、科学的现代社会，与毛泽东邓小平共产党现在搞的必然是那种“假版”“冒牌”的自由、民主、法制、道德、科学的现代社会不相上下。因为这两种“假版”“冒牌”的自由、民主、法制、道德、科学的现代社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赞赏并执行着列宁“民主集中制”。这一点我发现以后就已经发表在我的《二零一八宣言》中。
（2）运用康德道德哲学、张君劢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来剖析罗素的中国问题观、费正清中国问题学、胡适余英时的谬论所在。揭露罗素费正清胡适余英时在毛泽东政治生涯和推行其隐蔽战略时所起的恶劣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3）前面已经讲了斯大林隐蔽战略有一个形成、实施、成功，被世人认破、被世人反制、直到死亡的全过程。我接着指出了毛泽东隐蔽战略也是有一个相同的全过程，这就是毛泽东隐蔽战略的形成、实施、成功，被世人认破、被世人反制、直到死亡的全过程。而现在，毛泽东隐蔽战略才刚刚走到了“被世人认破”的前沿，这是我得出的判断。后面还存在着有“被世人认破”、“被世人反制”、“直到死亡”整整的三个阶段呢！请务必谨慎小心！
2，全文安排
第一部分 序文
第二部分 斯大林隐蔽战略实施的历史事实
第三部分 毛泽东隐蔽战略实施的历史事实
第四部分 简单叙述1911年到斯大林实施其隐蔽战略前的国际与中国历史
第五部分 对罗素费正清胡适余英时的中国问题观的批判
第六部分 对斯大林毛泽东隐蔽战略的价值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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