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三篇）

季鹏

第三篇   建国后毛式阶级斗争的新发展：

“运动治国”扫描

   阶级和阶级斗争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教义”。只是，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他所说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指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本家及其政治上的代表）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也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但那主要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镇压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反抗而设计的过渡性措施，而并非将整个社会分成固定不变的“阶级成分”，然后永远不停息地叫－部分人对一部分人进行斗争。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暴力斗争的一面，但仍未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未将阶级斗争作为治国安邦的主要法宝。毛泽东的贡献之一是，他不仅将阶级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法宝，而且将其作为治国安邦、推动生产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唯一动力和手段。因此全国的所有工作、所有事业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阶级斗争的核心、精髓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于是“专政”成了这个政权、这个国家不可须臾脱离的“空气和水”，而且它的内涵和外延还在不断扩大、翻新、延伸，不断制造和捕捉“阶级斗争新动向”.....。

   毛的另一贡献是，把阶级斗争具体化为各种群众性“政治运动”。“运动”本非毛所创，也不是毛共所独有，但以“运动”作为治国的法宝，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的、主要的方法、形式，则是毛的“专利”。在毛统治中国的27年岁月里，毛就是以这种方式贯彻他的各项方针政策，实现他的各项战略任务，所以人们称其为“运动治国”。在毛登基至及其死去的27年里，各种运动可谓延绵不断，大运动套小运动，全国性运动套地区性运动，全民运动套专项运动，即使表面上没有“运动”的间歇，各种政治学习、政治挂帅、思想改造也没有停顿过，它们实质上也是“运动”。有人统计，在毛执政的27年里，光全国性运动就达72项（一说52项），地区性（省以下）就更多，难以计数。所以，对毛主义的研究，离不开对“运动”的考察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建国后毛中国的历史，就是“搞运动”的历史。

   又按照毛的说法，他的运动从其性质上看，可以分为对敌斗争运动和人民内部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两大类，前者如土改、镇反、肃反等，后者如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实际上，还有些运动介乎于两者之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整风——反右派，开始时说是人民内部的“和风细雨”的运动，后来就变成“敌我矛盾”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了。又如文化大革命，它就更可能是涵盖“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了。其实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运动，其本质、目的都是一样的、大同小异的，那就是通过揪出、打击小数（5%）“敌对分子”、“破坏分子”，教育广大（95%）的人民群众，达到实现毛在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政治、经济目标或对某－群体进行改造的目的。而它总的目的无疑是巩固和强化毛和毛共统治集团对人民的极权统治。

   本篇主要叙述建国后毛发动的主要运动，但不是全面的记述，一方面，我们这里不是为毛的“共和国”树碑立传，没有必要事事必录；二方面，如前所述，运动太多太密数不胜数，不可能一一记述。我们只要把那些主要的、能反映和说明毛主义运动本质的东西交代清楚就行了。

   不过还需要说明，毛发动的反右派、大跃进（三面红旗）、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规模大，情况复杂，后果特别严重，因此各设专篇论述；在本篇，只涉及对三大运动之外的几个主要运动的扫描。

   第十三章 对农民恩将仇报：建立现代农奴制度的前哨战

作为经典寓言，“农夫和蛇”的故事教育了一代代善良的人们。这个故事流传开之后，那条忘恩负义的毒蛇大概再也无所施其技、售其奸，只能躲到蛇垌里去了。可是谁能想到，一个叫毛泽东的人，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舞台上又上演了这个故事的扩大版，而且，这之后数以亿计被他恩将仇报的“农夫”们依然叫他“大救星”。这比那条毒蛇不知高明了多少倍，确是令人叹为观止了。

   一、梁漱溟“九天九地”之说的背后

  正如毛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当代的农民战争。毛共以其欺骗和裹胁的两手将亿万中国农民牢牢捆绑在他的内战夺权的战车上，终于靠了他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夺得了天下。这时，按理毛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应该义无反顾、最大限度地回报他的“恩人”——农民。我们听到毛共的宣传机器也都在这么说的，如，毛的“解放大军”所到之处，随即开展的“土改” 运动，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从地主手里分得了田地，使他们从此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于是农民们由衷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农民成了共产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新中国的最坚定支持者……

   这种宣传听得多了，而且没有听到过不同的声音，人们也就信以为真了。老一代的人们早已经习惯“听党的话”， 并乐意充当共产党、政府的“传声筒”；年轻的第二、第三代只能从电影、书刊上了解过去，当然只能相信毛共宣传的一切。于是就出现了当今不少年青人相信毛泽东主政时中国人人自由、平等，个个有工作、有饭吃、没有剥削压迫、也没有贪官污吏……的幸福日子。

   毛当初的“解放”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特别是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几乎没有人去细究。即使近年来一些勇敢者冲破层层言禁，大胆揭露了毛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大饥饿、大死人的事实，但那也只是针对那场运动，在此之前，农民们似乎仍然沉浸在被毛“解放”后的欢乐之中，甚至有的“反毛” 的学者也认为“土改之后合作化前”，是农民的“黄金时代” 云云。

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毛共当年的“解放”究竟给农民带来了什么？这一敏感话题终于被人提起，并且从尘封已久的铁幕中透露了一丝阳光，一点真相。最初敢于质疑的人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学者梁漱溟，在1953年9月间全国政协会议上，梁与毛泽东就农民问题“面折廷争”，引发了 “龙颜震怒”，以致使毛完全失态“泼妇骂街”，直将梁漱溟骂了一个多小时，真可谓骂得狗血淋头，痛快淋漓。之后则将梁之言论封杀，中国又成了农民幸福的天堂。

据有关亲历者回忆，当时梁漱溟根据其调查所掌握的材料，在政协会上非常不客气地指责毛政权带给农民的痛苦，指出农民与城里的工人相比较，有“九天九地” 之别，即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而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还要受农村基层干部的欺压..... 意谓农民过的是地狱生活。听到这里，毛终于勃然大怒，顾不得长期以来装出来的“人民领袖”、“明君”形象，撕破了脸皮，把偌大、庄严的政协会堂当作街头村巷，使出其湖南痞子的本色，对梁漱溟破口大骂架.....毛这次之所以对梁的发言大动肝火、大肆淫威，是因为梁委员正好戳中了他的软肋，击中了他的要害。因为谁都知道，毛是靠农民运动起家的，农民帮他打下了江山。毛一贯被塑造成农民的“大救星”，是农民的“贴心人”，如今梁漱溟揭开了一点真相，掀开了他苦心经营起来的画皮的一角，怎不令气急败坏！如果在这个关键之处被其打开缺口，毛的谎言王国就有垮塌的危险，进而动摇其政权的根基......所以他只好不顾一切了。

（注：有关粱漱溟与毛泽东的这次正面冲突，我们放在本书第四篇：反右派运动的附录中记载，请参阅）

   遗憾的是，笔者至今都不能看到梁漱溟当年所指陈的工农生活“九天九地”的具体内涵，具体事实。可以肯定，作为著名学者、农村问题专家，而且还是毛的“老友”的梁漱溟先生，发出如此不留情面的言论是握有充分依据、充足事实的，否则他绝不敢在如此重要的场合，提出如此重大、敏感的话题。然而，迄今为止，在笔者所见到有关当年毛、梁冲突的记述资料中，都没有对“九天九地” 说的具体描述。现在见到的只是毛在谩骂梁时提及的一些零星的片言只语，如“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等等。这些显然都是断章取义，且言不及义。其中只提到了一个接近实质的问题，就是梁说毛共的农村“下级干部”“违法乱纪”，欺压农民。毛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在全国，好的和比较好的，是百分之九十”，剩下则百分之十是混进共产党干部队伍里的“反动分子、宪兵特务、会道门头子、流氓地痞、地主富农”，坏亊都是他们干的。……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梁漱溟提出这个农民生活太苦、生活在“九地之下”的议题，并不是“合作化”、 或“大跃进”时期，而是国人都认定农民刚刚获得“解放”、“土改”之后的“黄金时期”，大家都认定那段时期是中国农民生活最好、最惬意的时期。

另外，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们也知道，当时工人的生活也不是什么“九天之上”，只不过是有饭吃有衣穿的低水平温饱而已。用它来对照农民的生活却成了“九天之上”的天堂，那“九地之下”的农民的苦况就可想而知了。

   遗憾的是，除了梁漱溟说了那句惹祸的话之外，至今我们仍然缺乏那一时期农民生活真相的具体资料。不过，近年来不经意读到网上一篇文章，稍稍填补了这一空白，山东大学附中退休教师李昌玉先生于2009年2月17日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笔者在一年多之后才读到它），题目叫《镇反运动研究》，全篇主题反映镇反运动的“总指挥”毛泽东在那场运动中如何运筹帷幄、不断促使各级领导大开杀戒的具体言行（各种电文、讲话、指示），以及毛本人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的心情。但是文章的第（5）部分：“毛泽东登基7个月就下达指示镇压农民骚动”一节，却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民和农村的情况的一斑。

   李氏此段文章主要讲了两个事情，其一是1950年5月前后出现的苏南（江苏南部）农民“骚动”的事件。事情直接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5月5日，也就是毛泽东入主中南海的7个月零5天，毛在一份题为《中共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暴动及处理群众性骚动事件的指示》的文件中批上一句：“决不可向群众开枪。”

   华东局这个《指示》原文第二项中一段原话则是：“因灾荒严重，或因秋征负担过重，群众生活困难，致为反革命分子趁机煽动，因而引起群众性的非武装的抢粮运动，我在场武装部队应首先竭力加以劝阻，使他们了解抢粮为违法而停止抢粮。如劝阻无效，则可对空中鸣枪驱散群众。”毛便在这最后一句的后面加上了“决不可向群众开枪”这几个字。

这个文件表明，苏南这个素称富庶的鱼米之乡发生了严重的粮荒，粮荒的原因是“因灾荒严重”即天灾；或“因秋征负担过重”即毛共政策的“人祸”。这里的“秋征”是指上年秋后的征粮，因为当时正是春末，不可能征粮。即是说因去秋征粮过重，征了过头粮导致春来群众无粮下锅。群众无米下锅，不得不赤手空拳（非武装）来“抢粮”。抢粮的规模一定很大，所以才称为“抢粮运动”，才出动武装部队去镇压。按照毛共的惯例，即使这类事件百分之百是政府的错，即使事后被廹发给群众一些救济粮，也要抓、杀几个为头的“煽动群众”的“反革命分子”，以儆效尤。毛写上这句“决不可向群众开枪” 决不是无缘故的，可以理解为他知道下面实际上已经开枪镇压了。毛为了摆脱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之责，故意写上这句冠冕堂皇推脱责任的话。亊实上，当抢粮己成为“运动”时，口头是劝阻是阻止不了的。如果下面下面开枪了杀人，毛可以据此推卸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毛和华东局都没有一句应实事求是地给缺粮者发放救济粮、“救人第一”的指示。

偏偏在这个时候，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苏南地区沙川、南汇、奉贤三县“有灾民二十万，征粮不但不减免，且要重征，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粮食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等情况。本来这个报告正好印证了上述中共华东局文件中有缺粮农民“非武装抢粮”骚动事件的真实原因，作为最高领导，毛理应指示下面查明情况火速救人。但他却反其而行之，对黄炎培反映的情况持怀疑态度，指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转告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叫陈“应派员详查“，然后报告他。

毛是5月12日给饶漱石发出如上指示的，刚刚过了三天，就收到了苏南区党委呈送给毛的“三、四月份综合报告”，这个报告显然不是陈丕显作的临时调查，而是苏南区党委先就作好了的情况反映。报告称苏南个城市近期出现了“物资滞销、生产缩减、不少私营工商业歇业、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以及他们采取的对策。还谈到帮助苏南农村四十万灾民解决口粮、种子、肥料问题所采取的措施。这就印证了一个亊实，即苏南三县的灾民不是黄炎培所说的二十万，而是四十万！

   可是毛泽东仍不死心，他在5月19日给陈丕显去电，仍然要陈亲自去调查“因征粮引起农民无力耕作等项” 实況，然后“作一个切合情况的答复”。很明显，毛想要得到与黄炎培反映相反的报吿，以便作为驳斥这个民主党派头头的“武器”。

   终于，毛收到了陈丕显关于黄炎培反映的情况“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的报告，毛于是叫陈亲自去和黄炎培谈，意即用事实纠正黄的“错误”。

何以知道毛对黄炎培的反映是恼火的呢？半年多之后，在毛发动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暴露了对黄爱“说三道四”的极端仇视，狠狠整了黄炎培及其领导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提出的口号是“火烧工商联，打劫民建会！”（可以肯定，这种具有山大王特色的口号除了毛恐怕别人想不出、也不敢提的。）黄炎培本人则被批斗得焦头烂额。毛终于说出了一句埋藏在心底很久的话：“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一下。”。算是报了在苏南农民问题上的“一箭之仇”。

（文中的事实和引语据原作者说明，均取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

     李昌玉在其文章中说到的第二件事是发生在云南的边远小县，时间是“解放”初期的1950年，主题是征粮——农民交“爱国粮” 一亊，事情比较简单。

   永仁县是云南省楚雄自治州所辖的一个县。根据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起义”通电，云南和平“解放”，1950年1月10日，中共解放军进驻永仁县。2月4日，永仁县“人民政府”挂牌成立。新政权建立后首抓两件大事：剿匪和征粮。剿匪是军队的事，暂且不论，这里只说征粮。

   新政权要招兵买马，政府工作人员要吃饭，征粮本是分内之事。问题是它的任务畸重，这大概也就回答了前一个故事中，农民为什么要聚众“骚动”、抢粮的原因。

   永仁县是一个小县，当时人口不详。经查，该县2002年人口为10万，那么，1950年推算人口应当在3——4万之间，除了不交粮的人口，交粮的农民人口大约在3万左右。这3万农民1950年交了征粮1094万斤，每个农业人口男女老幼平均每人交300斤以上。这相当于每个农民大半年甚至一年的口粮。而且这种偏远穷荒之地，亩产粮食才一百多斤，除了口粮之外，是没有什么存粮或商品粮的，实际上是将口粮交了，吃什么呢？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还要“补交”国民党时期未征的1949年的公粮，共计328万斤。平均每个男女老幼要再交100斤。即是说，1949年国民党时期全县征粮数为328万斤，仅及1950年共产党征粮的30%。（资料来源的《楚雄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还有一件事情也可资参考。同样属于楚雄州的武定县，据《楚雄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中《武定县五十年代初期的粮食工作》一文作者闻从善的回忆，这个县1950年征收的粮食大概与永仁县差不多。当时全县划为5个区，闻从善所在的第四区入库粮食180万斤以上，全县大约入库1千万斤左右。一下子征来这么多粮食，存放成了大问题，因为在国民党时期全县根本没有像样的粮食仓库，所以，征来的粮食只能堆放在没收地主、土匪的住房，以及征用各种公房、庙宇内。楚雄州地处云南以西，位居滇缅公路南北两侧，抗战时是支前的后方基地，它的前面有几十万远征军在与日寇厮杀。按理，国民党应在此大建粮库，征收公粮供前方将士使用。可事实上它并没有几间像样的库房。当时征收的粮食并不多，随征随送走，县里没有建仓库的必要。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县、乡机关人员很少，就更不必建粮仓了。而毛共新政权的建立，不仅食皇粮的人员激增，而且，据闻从善解释，新政权的一切财政支付，包括人员的工薪，大部分都用征来的粮食支付。粮食成了新政权的支撑。无怪它征粮数量是过去的几倍，还要将国民党时期没来得及征收的粮食“补征”。这大概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的主要原因吧。

还可以从一些宏观的数据看看当年农民和农村的真实情况。应该说，毛登基之后不久便在全国新“解放区”（约占全国农村人口三分之二）实行了毛式暴力土改。即以毀灭约占当时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生命和土地、财产，满足部分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以及农村中的一部分流氓无产者对“富人”的发泄仇恨的愿望，暂时给农业注入了一支强心针。但是它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它只是短暂调动了部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快，新政权的橫征暴敛不但使农民的贫困依旧，并且进一步加剧。这是因为农民的增产增收远不如毛政权赋税增加的快，据官方的统计资料，1953年（土改以后的第二年）全国粮食较1950年（土改前）增加了25.4%，绝对量从2646亿斤增至3318亿斤。（参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第48页的统计数据），而粮食的征、购数量则增加了100.25%，绝对量从356亿斤增加到721亿斤（数据出处同前。但必须指出，这个征购数是不完全的，因为一部分征粮被县、乡留作“经费”了）。粮食是当时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粮食征、购量的增加则意味着增农民虽然增产却不能增收（征粮是无偿的，购粮则远低于当时的市场价值，所以叫做卖“爱国粮”）。所以，“土改后”农民的生活并无改善，还可能恶化了。这也是梁漱溟敢于在毛面前讲“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而毛却未加反驳的原因。还要特别提醒的是，这时毛共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尚未施行（这项政策和制度是1953年10月之后才实施的），待到实行粮食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之后，农民的痛苦便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农民真正的苦难还没有开始呢，梁委员就指责毛政权把农民打入“九地之下”了。

   当毛把梁漱溟打下去之后，真正令农民进入“九地之下”的政策：粮食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出台了。

   二、建国后农民角色的转换：毛为什么要实行粮食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

   已经夺得了天下，坐上了“龙廷”的毛非常清楚，农民充当共产党打江山夺权工具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更大的使命、更艰巨的使命仍然有待农民——他的政权的主力军——去担当、去完成。

   从大处讲，夺取国民党政权，毛认为只是他的事业的起点，“万里长征第一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产主义必须要在全世界胜利，才能巩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他领导的革命要走向世界，首先要走向亚洲。因此，他刚刚坐上龙椅之后，就策划、挑起了越南和朝鲜两场战争。

1953年3月5日，全世界的共产党头子，苏共领袖斯大林死去了，毛在心中认定，这全球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宝座非他莫属，他也自觉地将“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任务放到自己肩上。所以从此他与苏联的关系再也好不了。  

要解放全人类，就意味着要有更多的军队，更先进的装备，更大的投入。这一切从哪里来？过去他在野时是依靠“打土豪”、没收“资产阶级”，如今当权了，土豪早打光了。当然只能靠向他治下的子民收取。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弱小，（大的早已共产了）交的赋税不多，而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农产品又是中国主要出口的产品，毫无疑义，今后建立新式军队、供养急速澎胀的新政权机构、人员，乃至开展全面经济建设，主要得靠农民，靠从农民身上榨取。也就是说，过去依靠农民打天下，而今则主要依靠农民搞建设。农民的角色由为共产党造反夺权提供人、财、物，充当人海战术的炮灰，转而成为新政权的供养者、国家建设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者。

    问题还在于，急于称霸的毛抛弃了一般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入手，慢慢积累资金发展重工业、最后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而是要走“优先发展重工业”（实即军事工业）的道路。这样，建设资金的需要量就更大、更急，只能一方面压缩全国人民基本的生存需要，强迫人民缩衣节食、勒紧裤带；另－方面则要农民提供更多无偿的、价廉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以“支援国家建设”。

从毛的角度看，农民也是最适合榨取的群体。毛的政权机关设在城市，他的干部也都属于“非农业人口”，城市还是国家的“窗口”，外国人常到之地，所以他必须对城市和城市中的居民网开一面，让他们活得稍为“光鲜” 一点，享受一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而对农民就没有这种必要了，所以他很快就确立一种后来被称为“城乡二元经济” 的体制，即让农民成为为国家提供积累的纯粹生产者，而不享受城市人口享有的一些公共福利和基本生活保障。农民成了新政权下的“农奴”和地地道道的“二等公民”。

为了实现对农民的最大榨取，国家除了对农业征收高额税赋，并“动员”农民低价向政府采购部门卖“爱国粮”、“爱国猪”……等等之外，毛政府对农民的索取和剥夺还有一条非常容易实施而又很隐蔽的渠道，那就是通过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暗中收取更多 “农业税”。具体办法是：当时毛中国实行由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工业、商业、流通全掌握在国家手里，政府通过国家定价方式，强迫农民以远低于价值的价格将农产品卖给国家，国家则以远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将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农民。这一正一反、一增一降之间，就形成所谓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毛统治的20余年中，政府运用这种价格“剪刀差”从农民身上榨取了数千亿资金，具体数额专家们估算不一，最低为4481亿，最高为8000亿元，而在毛统治的时期，国家总共用于经济建设的投入才6000亿元，从中可见国家经济建设的资金基本上、甚至全部来源于对农民的价格“剪刀差”剥削。

   不过当时毛政府与农民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还体现在粮食问题上，因为粮食是生存之本，无法替代而又不可须庾脫离，而按当时的正常方法从农民手中征、购得来的粮食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对粮食的需求。当时的情况是，在1953年10月实施粮食“统购统销”之前，毛政府除了征收公粮之外（公粮系按田亩摊派，不可能变动太快），主要依靠半强迫、半动员式的叫农民卖“爱国粮”的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当时粮食的自由市场依然存在，自由市场上的粮价比国家收购价高得多，农民在被迫卖给政府一部分“爱国粮”的同时，还拿出尽可能多的粮食去市场出卖，以便换得更多收入。这样就大大制约了政府掌控粮食的能力。当时毛政府粮食供应的顺序是：首先满足对外（对苏联）出口计划需要；其次满足政府、军队人员的粮食需求；再次安排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定量供应，最后才是对农村灾区和粮食不能自给地区的“返销粮”。统计数据表明，1952年粮食年度（1952年6月至1953年6月，下同），毛政府的粮食库存出现了40亿斤“赤字”，即支多于收，减少了40亿斤粮食库存。各地城镇都出现了粮食供求紧张的局面，从而引起了毛和高层的惊恐。予是，一项新的、将粮食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政策酝酿出台了。

根据杨继绳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的文章：《统购统销的历史回顾》中提供的情况和数据（以下有关数据均出自该文，后文中凡有引号标出者亦为该文之原文），当时毛政权面临的总的粮食形势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城镇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到1954年增加到8249万；而由粮食部提供的数据，1953年的城镇人口为9182万，比1950年增长58.3%。又据该文另一处引用粮食部粮食计划统计司的资料，1953年度，需要国家提供商品粮的人口为24788万人（这包括了需要“返销”口粮的农民和灾民），另外，出口粮食以换取苏联的工业设备和军事技术的计划不能减少。因此，粮食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出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来统购统销范围扩大到132种农产品和经济作物）。以此彻底解决粮食危机。

   这不禁使笔者想起，在中共即将夺取全国政权之际，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为首的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政客们，曾预言中共不可能解决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主要是恶性通胀），届时必然要求美国伸出援手，他们就可趁机插手中国事务。这帮“帝国主义分子” 确是低估了中共的能力，他们不知道，世间最大之事莫过于死人，而毛共最不怕死人，它怎么会被经济困难所吓倒呢？死人都不怕还怕什么呢？所以它面临的困难很快就被解决了，办法就是政府对物资和市场的强行垄断、管制，谁不听令杀无赦！如今面临的粮食困难也许比通胀更危急，但在毛的领导下，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前提是不怕死人。

   毛的“统购统销”政策出笼于1953年10月，正是刚刚把梁漱溟为农民叫苦的“九天九地” 之说打下去之后。具体制定这一政策是中共“中财委”负责人陈云。陈云是中共的经济能人，战胜恶性通货膨胀就是由他具体领导的，现在对付粮食问题，仍由他挑头拿主意。他的办法简单地说就是，先把农民生产的粮食尽可能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然后由国家进行再分配。1953年10月1日，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口头向毛汇报了他的思路。10月2日，毛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通过了陈云的意见和建议。10月16日，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以后政务院又发布了相关命令和执行方法。

   据说陈云在此期间曾经向党内高层说，他搞的这个办法是“挑了一担炸药”，“一头是”黄色炸药”，一头是“黑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崩溃；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选哪一个，都是危险家伙。其实陈云是危言耸听，他知道，只要得到了毛泽东支持他就没有任何风险，农民有什么可怕？他们又没有枪。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

   这个“统购统销”办法看似简单，关键则是执行的问题。就像后来毛在“大跃进”运动中征购粮食一样，一纸征购令下去，便是全国腥风血雨，鬼哭狼嚎，饿殍载道，尸骨如山。“统购统销”没有达到后者的水平，但那场运动也叫中国农民永记不忘，让他们第一次领略了“大救星”的厉害。

   像所有其他运动一样，这场运动也有一个非常冠冕堂皇、“一心为民”的理由，它说政府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调剂余缺、平衡丰歉，保证人人有饭吃，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所以要采取这个办法。而且这个办法只是向农民“收购”粮食，是有偿的，是“买卖”（只是价格由政府决定），而且是在留足口粮、种子等等之后。这有什么不可呢！所以，若干百年之后，历史学家看到这份文献之时，仍然会断定那是毛政权在其执政之初期为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

   很快，这场运动就铺天盖地地展开了。因为当时的农民仍然是独立的个体经营户（即使入了互助组或初级社，也没有改变其私有制性质），这场运动面对的便是近一亿农户，因此毛共动员了所有能动员的干部和一切“吃皇粮”的人员，全部下乡，到村、到组挨家挨户去动员，去完成任务。刹时间，中国农村便鸡飞狗跳，鬼哭人嚎，当然也有敲锣打鼓、披红挂彩的，那是完成购粮任务的“报喜队”。

折腾了几个月之后，一切终归于平静，当局宣布粮食“统购统销”取得了伟大胜利。1950年全国征购粮食总量为356亿斤，1953年征购粮总量达到721亿斤。简单地说，实施“统购统销”后，国家从农民手中要来的粮食增加了一倍。 1954年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水灾，粮食减产，而这个粮食年度粮食征购任务却比上年增加了21.98%，结果仍超额20亿斤完成了任务，当年征购粮总量占到总产量31.8%的创纪录水平。

1954年6月底，国家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增加了51%。由此可见，毛和共产党真的是“战无不胜”。

   不过，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呢？不但公报里没有提及，而且成了毛政府不可对外洩露的最高机密。然而历史总是前进的，近年来一些亲历者通过回忆和当年一些资料的爆光，使这场运动真相露出了的冰山一角。

   浙江省是素称富庶的鱼米之乡。据当时的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植缘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称：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发生了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征购任务更重，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但全省征购粮任务完成了112%。因统购中顶牛，“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余杭县开扩大干部会，说到粮食征购，乡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

   有一份《杜润生、袁成隆关于浙江省农场情况的报告》中称：“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等死的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

   这当然不是一个或几个省的情况。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1955年2月2日的《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中，概括了几种情况：一、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发生了农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的农民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便在河边哭哭啼啼。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五、对党和政府普遍透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人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体性抢粮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还有：广东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

湖南全省因购粮被迫自杀者111人。

   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在1955年4月22日提供的几篇《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照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任务3300万斤，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发生两起群众骚乱事件。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9个县统计，共有570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为：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

   另外，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购粮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逐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自杀者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

   很明显，这些数字极不完全，且说的极不清楚，总的说把事态和死人数大大缩小了，根本不能反映全国的情况。而且，所有反映在购粮运动中造成死人的报告，只列直接死于运动（自杀、被打死）之人，那些因“购”了口粮无以为生而饿死者或病死者全不计入。如，1955年统购统销中广西的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发生大量饿死人事件，事情被严密封锁、压制了近两年，直到1957年6月国务院第52次全体会议才宣布对广西省有关负责人（包括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分别给予撤职、调离广西等处分，地、县、区、乡特别是一些基层干部受到党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官方公布只饿死550多人。民间和知情者则认定饿死人总数在此数十倍以上。当然实际死人数只能是笔糊涂账了。

   其实，那些在购粮运动中因为打死、逼死人而受到处分的干部也是很“冤”的，因为他们只是在执行上级的指示。广西那些被处分的地、县、区、乡干部就公开说：死人是统购统销政策造成的，不是他们的错。他们都是在执行中央的指示，执行一项国家的政策、制度。毛泽东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就公开鼓励他的各级干部要推行野蛮、残暴的农村政策，会上毛着重批判了对农民不忍下手的“良心论”，他宣称：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们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就是在这样一位最高领袖的领导下， 能怪下面的干部吗！

有一种为毛和中共的统购统销政策辩护的论调说，那是形势所逼，不得不采取此种办法。刘少奇就是这一论调的鼓吹者之一。刘少奇后来被称为是同情农民的“修正主义”者，但是，在1962年1月27日七千人大会上谈到粮食统购统销时刘说：

“现在我们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所以，他的结论是：农民种田种粮就是不能让他们吃饱，农民吃饱了其他人就得挨饿，统购统销，强迫命令完全必要！——这其实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全世界有很多国家生产的粮食都不能自给，按照刘的这种逻辑，那些国家的人民都会饿死！但实际上这些国家不但没有饿死人，还生活得很好，因为另有避免死人的办法，比如，适当减缓工业化和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提高粮食价格来剌激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国家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帮助提高粮食产量；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进口粮食，当然更不能在本国人民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出口粮食！

   但是在毛和中共却不考虑这些办法，在他们看来其他办法都不如暴力征购简单有效。至于征购之后农民的口粮不够怎么办，按毛的说法是：农民应该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实行“瓜菜半年粮”。总之保证其他人先吃饱第一。这大概就是他与梁潄溟辩论时说的“大仁政”。在毛的领导和教育下，中共的各级干部都已经“毛化”了，他们按照毛的要求都将“良心”丢给狗吃了。比如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作有关粮食工作的报告时就说：只是地主、富农在闹缺粮、搞破坏。接着又说：

   “农民叫喊缺粮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粮食39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于是，全国统一论调：说农村缺粮都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捣乱；是农民自发势力在乱叫喊。所以，对一切“抗购”或“造谣”说饿死人的人要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甘肃通渭、贵州麻山曾发生大规模因购粮骚乱的事件，云南也发生了多起死人和暴力抗粮事件，都被作为“反革命暴乱案”残忍地镇压下去了。湖南常德地委明确规定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各地还纷纷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专管打击“破坏统购统销”的“犯罪分子”。四川德昌县的“保卫办”，在1954年召开群众大会25次，判决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四川石柱县的“保卫收购办公室”在1953年召开公判大会9次，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福建省邵武县1954年在粮食统购中发生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处决16人，判有期徒刑56人，管制9人。

伴随着血腥镇压，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畅行无阻，年年超额完成任务。共产党连有几百万军队的蒋介石都打败了，区区几个手无寸铁的闹事者，怎是其对手！

这样我们也就知道了，为什么广西平乐地区饿死人事件被压了两年才公布和处理，因为当时必须维护“说农村缺粮、饿死人都是地主、富农、反革命的造谣破坏” 这个全国统一口径，必须对一切阻挠、批评统购统销的“阶级敌人”实行坚决镇压！

取得了这么伟大的胜利，但我们高瞻远瞩、有备无患的领导人，认为还不够，还要征购更多的粮食，要尽量减少粮食销售，以增加粮食库存。在1957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粮食工作会议上，陈云为粮食库存不足叫苦，提出国家应储备可以应付两个灾年的粮食库存，大概需要480——500亿斤。于是，粮食征购工作主要朝着增加库存的目标奋斗。直到后来的大跃进，仍就是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于是就出现了一边是太仓之谷，陈陈相因；一边是饿殍枕藉，尸横遍野。太仓之谷是不能动的，做什么呢？据说是用来“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就是毛泽东的“大仁政”。

   然而，统购统销运动也给毛一个很大的教训，在开始实施的头两年，他的政府要面对一亿农户去搞征购，去挨家挨户动员，翻箱倒柜搜粮食，这个工作量太大了，难度太大了，它占用了政府当时全部人力、全部资源，岂能是长久之计？

   于是，一个早已形成的决策在毛脑海里提前实施：必须尽快把农民组织进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毛泽东掀起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不到半年全国就基本“合作化”了。

   近来有很多学者、老干部著文指出：毛在全国“解放”不久就抛弃他原来的“新民主主义”承诺，大搞“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根本性的失策。有人还分析他可能错误判断，高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有人以为毛是耽心再不搞合作化，农村就两极分化了，重新回到“人剥削人”的旧社会了；有人以为毛犯了急性病，好心办了坏事......等等、等等。

   其实伟大的毛哪会婆婆妈妈般的考虑那么多“问题”呢，单单粮食统购统销这一事件就足以使他做出“在一个早上实现合作化”的决策。果然，不久，一亿农户就变成几百万个农业合作社了。但是毛认为还是太多了，于是“并大社”，最后全部弄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上百万个合作社变成了两万多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任何任务、包括象统购统销这样的任务，只要下达一纸任务和命令便解决了，因为粮食和农产品都掌握在公社手里，再不用向农民一家一户去征收了。善哉、善哉！这个“公社”宝贝当然要“万岁”了。

   实施粮食统购统销（后来毛乘胜追击，变成对132种农产品统购统销），只是毛让农民——这个他昔日的“恩人”实现角色转变的第一步，接下去毛的第二步是合作化；第三步、人民公社化。再加上把农民牢牢套在土地上的户口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的一系列政策，农民这个中国最大群体就变成了名符其实的现代农奴、毛帝国的“二等公民”了。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知道，毛泽东的“三农”（农村、农民、农业）政策是得到中共上层一致拥护的，这也是后来他的“三面红旗、大跃进”运动得以顺利推行的原因。   

统购统销只是毛的 “三农”政策的序曲，序幕，一个前哨战，其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才进入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