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六十五章

季鹏

  蒋介石对红军采取“放生战略”的前因后果

     与“联苏抗日”的失败

在上一章我们已经证明，红军、主要是中央红军虽然在长征中吃尽了苦头，损失了绝大部分武装力量，但终究未被消灭，并最后在陕北寻得了新的落脚地，这实际上是国民党为他们圈定的新家。毛等－行残兵败将安顿下来后，蒋介石没有穷追猛打，只是调集军队形成战略包围和监视的态势，实则让他们在“新家”休养生息。这一切都是蒋的“放生战略”的继续。

不过，“放生战略”似乎陷入了逻辑上的矛盾，因为公开宣称实行“攘外先安内” 方针的蒋，花了好几年时间，动用了几十万大军和无数财力物力，好不容易才将红军赶出了他们的老巢，使这个劲敌终于成了强弩之末，为何在成功在望之际又对它网开一面，自留后患呢？这正是让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地方，而蒋本人又不愿公开说明，这就为毛共肆意编造长征神话提供了条件，也使这段历史变得扑朔迷离，迷雾重重。

对于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时至今日，如果仍然不加以澄清，还其本来面目，的确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我们试图揭示这一谜团。

1. 蒋介石对中共实施“放生战略”的来龙去脉及后果

除了中共自己以外，凡对红军长征有过较深入研究的人，恐怕都无法否认蒋对红军网开一面、将其赶到陕北建立“新家”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战略行为，我们姑且称之为“放生战略”。蒋的“放生战略”是否存在呢，回答是肯定无疑的。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揭示了蒋有意执行一种“削弱、但不消灭”红军的政策的事实，现再补充证明这一战略的存在，然后进一步的探求蒋采取这一战略的原因。

先说这一战略的存在，简单说表现在下面几件事上：

一是，在第五次围剿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时刻，1934年10月上旬，蒋却借故离开江西剿共前线，远去了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北方，而且一去就是40天，使红军得以轻易、从容地突围撤离。

二是，在四川境内红军最艰险的抢渡金沙江和大渡河的时刻，蒋却远离一线，先是在贵阳，后在昆明，他并没有调动他的中央军去 “两河”围堵红军；红军顺利地通过这两条大河的天险后，蒋也没有追究有关将领的“失职” 责任。拥有飞机的蒋介石，没有如在湘江战役那样去轰炸渡河的红军，在冷兵器时代清军可以在大渡河的对岸全歼石达开的十万大军，而拥有数十万有现代兵器大军的蒋却不能在此全歼二、三万已经失去重武器、疲惫不堪的红军，岂非咄咄怪事？

三是，在红军面临过雪山和草地的最后危险时刻，蒋到成都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蒋在会上说红军走的那条路“飞渡亦不易”，便调集他的14万中央军加上6万川军，要他们在东边与红军平行，逼迫红军沿泯江以西那条路北上，让他们“自陷绝境”、自行灭絶，蒋谓之“困死战略”。然后自己与陈诚等上峨眉山办军官训练团去了。这一去两三月，直到红军过完草地到达甘南，蒋才下山来装模作样布置再围堵事宜，然后不了了之。最后忘不了说一句“六年含辛茹苦，未竟全功”算是对此事的交待。

这“未竟全功”难道不是他自己有意为之的吗！

其实，蒋对中共的放生战略并非始于红军“长征”之时，而是早已有之，并有其深层的战略思考。根据己经部分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在1934年前后，蒋在日记中就写到：对日抗战，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和苏联的关系。首先要研究，日本最怕什么？日本最怕就是中国与苏联联合抗日。日本最怕就是我首先要做的。所以他首先用恢复中苏邦交作为对日本的当头－棒。第二个是和中共的关系。与中共的关系和实行联苏抗日的战略密切相关。在1933年前后，蒋在日记里有－段话，他分析：我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剿共，继续“攘外必先安内”；另一个是联合共产党抗日。从天理讲，我应该把抗日作为第一。他确实作出了后－种选择，不仅放生了长征中的中共，而且在中共落脚陕北后，仍把然继续这一战略。所以这时他的“攘外必先安内” 方针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就是把原来彻底消灭中共变为大大削弱中共，使其不再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然后让中共以合法身份参与国内政治活动，以此换取苏联帮助中国，中苏联合抗日。

1935年，蒋派邓文仪（中国驻苏大使馆武官）去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谈判有关国共合作抗日的问题。在国内，派出牧师董健吾（实为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宋庆龄的关系到陕北试探中共合作抗日的意向。还派陈立夫去欧洲、伺机访问苏联，直接推进他的联苏抗日战略。种种事实表明，在民族危机关头，蒋已将民族利益摆在第一位，将与中共的矛盾降为次要地位，实际上已悄悄修正了原来的“镶外必安内方针”，主动寻找与中共及其后台苏联合作抗日的途径。这也是后来他在西安事变中接受张、杨提出的接纳中共共同抗日的思想基础。

全面抗战开始后，蒋兑现自己在西安亊变中的承诺，真诚地让中共成为－支合法的政治力量。七七事变后蒋在日记里写道：“日本人希望我当屠杀共产党的刽子手，我绝对不能上它的当。屠杀共产党不是等于替日本当刽子手吗？”

全面抗战之后，蒋对中共的战略又作了调整，将“容共抗战”调整为通过容共、达到“溶共”，将中共改造、溶入国民党之中。这实际上是重温当年孙中山的旧梦。为此蒋作出了一系列的努力，1938年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提出“以大事小”（大即国民党、小即共产党）的“四字方针”，试图以此感化共产党人，使之真诚向国民党靠拢。他又恢复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国民党党籍，还邀请毛、周、朱德参加国防会议，吸收周恩来、董必武等参加新成立的国民参政会等等。总之，蒋想逐渐造成两党融洽、融合的氛围，最终达到“溶”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一体的目的。（蒋介石日记内容，引自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教授，接受重庆中共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主任刘志平的采访记录，见2014年10月18日腾讯首页）

但是蒋的计划失败了，失策了。毛和中共在表面顺从、敷衍他和国民政府的同时，开始实施其“自主抗战”、即在敌后大力发展红军，发展共产党根据地的“假抗战、真扩张”方针。蒋察觉到了毛共的真实意图，但他仍然作“溶共”的最后努力。1938年12月初，蒋从湖南衡山主持召开完第一次南岳军事会之后来到桂林，6日，在桂林会晤周恩来，再次提到共产党并入国民党问题。周表示将此事向延安汇报。同月12日，蒋在重庆约见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代表王眀、博古、董必武、吳玉章、林伯渠，再次就两党合并问题说了下面一段话：

“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持自已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的。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併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国民党的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是至死不变的。”

（此事及蒋的讲话见于王明1938年12月13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

这段话中最关键的一句是“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的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 也就是说，他过去打共产党，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但并没有彻底消灭共产党，原因就是他要保存共产党中的“革命分子”， 让他们最终加入到国民党中来，并说这是他一生至死不变的心愿。这里面就清楚地说明了他之所以留下共产党，不是当时不能消灭，而是他有意要“保存” 他们。蒋的这个说法不是作秀，这与他“放生中共”、“联共、联苏抗日”的行为相吻合。蒋当着这么多作为“过来人”的共产党领导人这么说，语气这么肯定、自然，说明这是双方心知肚明的事实。而当时共产党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对蒋此一说法也没有提出异议，说明蒋说的完全是实情。按照蒋的说法，他之所以要接纳他们，是中共内许多人仍然有一定“革命性”。共产党中有相当多的人曾经是蒋的“黄浦学生”，下属。应该承认，崇尚传统道德，讲究“师生情谊”、讲究“恕道”的蒋讲的确是真情，他能够屡次原谅以兵戎相见、必欲置他于死地的国民党党内政敌（冯、阎、李、白等），为什么不可以原谅这些过去的同志、学生、下属呢？

但是亊实上蒋这次又失算了，他再次低估了用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共特别是毛泽东造反夺权的坚定性。毛共中央委婉而坚决回绝了他的两党合一的要求，并且加紧其扩充实力的步伐，同时制造所谓的“摩擦”，大力兼并敌后国军的地盘。

终于，蒋失望了。在1939年元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对中共的政策开始强硬，由初期的“容共”变为“限共”。会后在当年陆续制定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意见》等秘密文件。国共由名义上的合作转向实质上的对抗。只是对蒋来说这些措施有些为时已晚，因为日军的强大攻势使得国民党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对共产党的行为己经无可奈何。

以上就是蒋对中共放生战略的大致来龙去脉，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蒋在对待中共和抗日问题上的真实思想及其演变过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澄清毛共的故意歪曲宣传。

二、对蒋介石在红军长征中采取放生战略原因的两种说法的质疑和澄清

现在回到蒋对红军逃窜中实施放生战略的有关探讨上来。

下面我们再对蒋在红军逃离江西后大肆追击却不彻底消灭这一行为的有关看法，给予考察并澄清。就笔者所知，在中共官方的说法之外，主要有两种解释或推测，它们都有－定根据，但不全面。有必要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

第一种解释名之曰“借追剿红军之机统一大西南说”。这是比较早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即是说，蒋介石要借追剿红军之名，将红军驱赶至大西南的黔滇川三省，以便将自己的中央军开进些省内，实现对这些省份的控制。迫使这些半独立的地方军阀真正归属于中央政府，达致国家的真正统－，进而为将其建成未来的抗日大后方打下基础。

应该说，这种推测是有一定道理和根据的。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对华侵略日益加剧，步步紧逼，继东三省沦陷，热河和华北又危在旦夕。这种情况下，作为当时中国政府首脑的蒋介石，已深信中日之战是不可避免的迟早之事。他不能不为此焦虑并思考对策。蒋的应对战略总的说大概有三个方面：一是“攘外必先安内”，抓紧对共产党的清剿。因为共产党己成为分裂国家、威胁政府的心腹大患，如果任由中共发展壮大，国将不国，何复言御侮对外？所以必须集中力量先解决共产党叛乱问题。二是要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虽然中华民国已成立数载，但国民党内乱不断，其间蒋被迫两次下野又两次复职，1932年3月蒋第二次上台后，好不容易重掌大局，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但好些省实际上仍处于地方军阀的控制之下，处于半割椐状态，他们不向中央交税，自行决定省内各项政策制度，拒绝中央军队进入其境内。为此必须实现真正统一，才能集中全国之人、财、物力，形成举国一致的抗战体制。三是加紧战备，尽量缩小与日方的实力差距。考虑到当时中日两国军力对比悬殊，中方必须尽可能采取拖延战略，以赢得战备时间。所以，在此之前蒋政府不惜对日采取忍让政策，如与日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虽然中共和一些民主人士借此攻击政府积极抵抗，实则乃为未来取得抗日胜利必须的忍辱负重之举。

在具体的抗日军亊战略上，蔣实际上早己谋划、预作准备。根据两国的特点，蒋认为日本利在速战速决；而中国则应利用其广袤的国土和众多的人民与其进行周旋，即“以空间换时间”，进行持久战，把日军拖垮。蒋还预料，中日一旦开战，地势较平坦的华北，乃至华东、华中必陷敌手，这时中国将主要依靠中南、西南和西北广阔的国土形成的战略纵深与敌周旋。蒋还认定，山川险阻、物产丰富的黔、滇、川三省是天然的战略大后方。但是，恰恰这三省实际上处于半割据状态，王家烈霸占贵州，龙云号称“云南王”，四川则更被更多大小军阀划分为不同的“防区”，各霸一方，互相争斗。这种状况显然不能担负起大后方的重任。因此，结束这种半分裂状态是为未来抗战准备的当务之急。

蒋还知道，要实现真正的统一，他就必须派兵进驻这些地方，然而如此一来很可能要引发内战。这些年，国民党深受内乱之苦，如今外患日剧之际，蒋不愿看到内部再起战端。然而真正的统一又刻不容缓，如何是好呢？……蒋终于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之策，就是在他围剿中共根据地得手之后，将这些共产党军队从它们的老巢赶出去，赶向黔、滇、川三省，这些省军阀出于对红军的恐惧，对中央政府名正言顺的追剿红军行为无法拒绝，蒋的中央军入境，就可以在追剿红军的同时，将这些省纳入中央的控制之下，然后进一步将它们建设成为巩固的抗日大后方——这就是“借机实现大西南统一” 之说的原由。

可以肯定，此说不是空穴来风。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蒋采取堵死其他路线，驱赶着红军往黔、滇、川跑的策略。而且蒋还很有分寸，他既要打击、削弱红军，但又不能使红军削弱得变成无足轻重的小股“流寇”，那样就形不成对各省军阀的威胁，他们也就没有接纳中央军入境的必要了。所以，红军渡湘江时，蒋要等到渡了一半（而且其首脑机关都渡过之后）才下令飞机轰炸，结果使其只留下三万多人马。另外，他也注意处理好“放生”与“追剿”的关系，使得人们相信他是在真正追剿“共匪”，实际上却又在关键时刻放对方一马。

关于“借机统一大西南”之说，蒋自己也有所供认。他对他的首席秘书陈布雷坦率地说：“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门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得不欢迎我们进去，更无从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得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在红军开始过湘江的当日，即1934年11月27日，蒋发布了他统一中国的蓝图《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宣言》，算是给有关的地方军阀打招呼了。

在黔、滇、川三省中，蒋又选定四川作为未来抗日的主要根据地。当1935年3月初，毛泽东“四渡赤水”在黔川边境兜圈子之时，蒋已急不可待率其幕僚和军事将领去到重庆，到重庆的第三天，即3月4日，蒋在重庆作了《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的公开讲演，他赞许说：“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是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因此，“四川应作民族复兴之根据地”。 也因此，蒋必须把红军赶往四川，把中央的势力带进四川。在蒋的布置下，毛等人率领的红军，不得不按照蒋为之设定的道路进入黔、滇、川“长征”。

然而，此说也有明显的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就是：如果仅仅是为了统一大西南，那么，红军进入四川就是它的“终点站”了。此时蒋介石借机控制黔、滇、川三省的目标已经达到，对红军也就不应再“放生”了，更不应养虎贻患，让它去陕北安“家”。而且，四川也确是“解决” 中共和红军的最佳地点和时机，金沙江、大渡河和雪山草地都是消灭红军的最佳场所和机遇。而且，川军在地方军阀中实力最强（张国焘的八万红军被川军打得狼狈逃窜就是证明）。所以，不论从哪方面讲，在四川“终结”中央红军都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蒋没有这样做。这就是“借机统一大西南说”所不能解释的了。

于是，出现了另一种说法，即蒋“以中共的生存换儿子蒋经国回国”一说，即与苏联暗中做这笔心照不宣的交易。主要见于张戎女士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书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一观点及其依据。应该说，这一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它比较可信地解释了蒋这种看来反常的做法背后隐藏的“难以告人”秘密。因为它涉及到了“以私损公”这个敏感问题，所以这种交易只能秘密地、甚至双方心照不宣地进行，其他知情人对此也严守机密，使之成了“哑谜”。

蒋经国是蒋介石唯一亲生的儿子（后来蒋丧失了生育能力）。1925年，蒋经国15岁时，被张戎称为中共的“红色代理人”的邵力子带往莫斯科进入新成立的“孙逸仙大学”留学，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等共24人一同前往。但是，1927年学期结束后，包括邵志刚在内的其他人都顺利回国了，只有蒋经国却被苏方以“本人不愿归国”这样荒唐、卑鄙的理由扣留了下来。苏共还使出其流氓黑帮的手段，强迫经国公开谴责他父亲“背叛革命”，并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等等。

蒋经国的人质身份是1931年由宋庆龄女士挑明的。宋本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是共产国际与中共联系的桥梁，宋在上海的私人电台就是共产国际与中共通讯的中转站。由于宋的孙中山夫人的特殊身份，她便以“民主人士”的外衣作掩护为中共服务，鉴于投鼠忌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都不敢公开得罪她，甚至对她退避三舍。

1931年冬，苏联方面通过宋庆龄向蒋介石提议，苏方愿用蒋经国换取当时被国民政府逮捕的两名重要苏联间谍牛兰夫妇。但是逮捕、审判这两名苏联间谍都是经过报纸公开报导的，蒋不可能“损公济私”用他们去换取自己的儿子，因此被蒋断然拒绝。当年12月16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孙夫人欲强行释放（牛兰夫妇）而以经国谴归相诱”。

不过自此之后，蒋介石也更加担心儿子的生命安全，同时另一个想法逐渐形成了，那就是用中共的生存换取经国的回归。据张戎女士分析，蒋的这一想法的形成大概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受中国传统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影响，和强烈的亲情牵挂的驱使。

蒋是个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影响非常深的人，他以中华民族传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而儒家以“孝道”为最重，中国历代王朝都打出“以孝治天下”的幌子，蒋介石虽然没有公开宣扬继承这一传统，但传统的观念深入骨髓是无疑的（后来他公开把儒家的“四维”、“八德”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关于这一点这在他记述自己心声的日记中有深刻而清晰的表达（以下均取自张著原文，转引自1931年11、12月蒋的日记）：

“迩来至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亦增，心至不安”。（11月28日记）

“近日思母綦切，念儿亦甚。中正死后，实无颜以见双亲也”。（12月3日）

“晚间，心至悲伤，明日又阴历十一月初七先妣诞辰，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生更念，不孝罪大”。（12月4日）

面对经国回不来，可能被苏共杀害的现实，蒋也企图说服、安慰自己：

“尝思传世在德行与勋业，而不在子孙。前代史传中圣贤豪杰、忠臣烈士每多无后，而其精神事蹟、卓绝千秋，余为先人而独念及此，其志鄙至。经国如未为俄寇所害，在余虽不能生见其面，迨余死后，终必有归乡之一日。如此，则愿余早死，以安先人之魂魄”。（12月27日）

但是，这种自我说服、安慰有点类似自欺欺人，不几天他自己就又将其推翻了：

“心绪纷乱，自忖对国不能尽忠，对亲不能尽孝，对子不能尽慈，枉在人世间，忝余所生，能不心伤乎”。（12月31日）

从这些“言为心声”的日记中，我们清楚而生动地看到了一个为人子、又为人父双重身份的蒋介石的深深自责、自愧的心态和焦虑形象。

蒋的“孝亲观念”及对独生儿子的思念无疑是促成他萌生出“换儿子”构想的重要动力。但是仅有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作为党、国首脑，自视很高的他还必须认真考虑另一个问题，即“以中共的生存换取儿子归国” 会不会影响他的反共和立国大业？会不会有悸他从政和为人处事的道德准则？

作为一个政治家，蒋的政治大局观念、国家观念是很强烈的，他不会拿原则问题作私人交易，这点在莫斯科试图与他用牛兰夫妇作交易而被他断然拒绝中可以得到证明。所以，如果他真的形成了“以中共的生存换经国回国”的打算，那么其前提应是：给予中共的生存权绝对不会对他领导的国家和政府的利益构成损害，不会影响他的反共大业。这一点是不可动摇、不能讲价还价的。现在我们假定张戎这一推测是正确的，是实有其事，蒋应在1934年下半年才形成“換儿子”的实际操作，是因为其时他对中共根据地的围剿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己经把中共“圈在”一块狭小的、无法获得发展的地盘里，即使让它生存也不会对他的国家、政府形成威胁。所以，这时他才叫他的亲信通过一定渠道去与莫斯科试探做这笔交易。

还必须指出，蒋让中共生存这一构想不是在中共“长征”之后，而是形成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所以江西的中央红军才能顺利地通过重重关口象“搬家”一样从容撤离，最后全国各地的红军才能都能去到陕北新家“安家落户”。所以，蒋决定“放生中共” 在前，而所谓以此要求苏共放回经国在后，这一时间逻辑不能颠倒。

蒋敢于与苏联做这笔交易还基于他的一个基本理念，即，中共是苏共一手扶持起来的“儿子党”，苏联花了十多年时间和无法计算的人力、财力在中国扶持了这个代理人，它是不肯轻易放弃的，中共已成了莫斯科的“心头肉”，莫斯科要千方百计保护它，使它发展壮大。而如今，在蒋介石在完全有可能将他们消灭的情况下，却允许它继续生存下去，并保持着一定实力，莫斯科对此应该是心存感激的。所以，他估计这笔“交易”有成功的希望。

但更为重要的是，蒋这时已确立了他的“联苏抗日”战略，所以，实行这种交易不仅无损国家利益，还有助于抗日大业，可说是公私兼顾、一举两得。

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将上述想法付诸行动，如，在中央红军战败撤离江西的前夕，即1934年9月初，蒋通过外交途径向苏联提出释放蒋经国回国的要求。在9月2日的日记中他写道：“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几乎在同时，为了“让中共继续生存”，蒋在红军“长征”前夕的10月上旬，借故离开了江西前线，以便使得红军能顺利地突破号称“钢铁堡垒”的包围圈北上。

到了12月初，包括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主力红军通过了湘江防线之后，蒋又向莫斯科提出了释放儿子的要求。蒋的意思很明显：我虽然消灭了一半红军，但中共的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我却放过了他们，现在，你们也该放我的儿子回国了吧。可是狡猾而阴毒的斯大林那里肯在红军未来生死未卜时就放“人质” 呢？

蒋并不着急，因为他已打定了让中共和红军生存下去的主意，所以他继续着早已制定的“放生”计划，他相信斯大林最终会和他做成这笔交易。

1935年6月下旬，当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这两支最大红军会师之后，7月4日，蒋的连襟、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以日本侵略华北之事拜访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临别时对鲍说：蒋很想与儿子团聚。鲍大使显然早有准备，当场回答说：“我们并不阻碍他回国，但据我所知，是他自己不要回来”。这样的回答，已是第三次了，蒋只好在日记中徒叹：“俄寇之诈伪未已”。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吴起镇，毛共的中央红军长征结束。蒋自红军逃离江西以来第一次约见苏联驻华的鲍大使，正式谈的是针对日本对华侵略升级、中国拟与苏联签订一项针对日本的秘密军事条约一事。谈判中，与蒋同去的蒋的助手、“中统“创始人之一陈立夫借机对鲍说：“我们两国签订协议，弄得很好了，你（们）为什么要扣住我们领袖的儿子呢？为什么不放他回来呢”？同时赶快补充一句：他的这一说法“没有得到蒋公的同意”。 鲍自然不变应万变，否认扣留蒋经国一亊。

“以中共生存换儿子”毕竟是不能公之于众的事，只能秘密进行。斯大林也深知这一点，他要将这张牌压在他认为最为必要的时候才出手，蒋的一相情愿是没有用的。

后来，西安事变后，苏联为了进一步拉蒋抗日并使国民党与中共再一次“合作”，斯大林才下令将经国遣返回国，1937年4月19日，作了近12年人质的蒋经国，终于回归祖国。

“以中共生存换儿子”之说解决了“借机统一大西南”说无法自圆其说的问题，有一定说服力。但是此说有“本末倒置”之嫌，因为促使蒋要对中共放生的，是他确立的“联苏抗日”的大计，“换儿子”只是这一大计的副产物，这一大计确立在先，要求苏联放回儿子在后。而不是为了换回儿子才决定给中共放生。所以，如果仅以换儿子作为蒋实施对中共“放生战略”的动机，便接近于对蒋的人格污辱。它既不符合事实，其理由也不足以服人：

第一、“以中共的生存换儿子”之说过份夸大了蒋经国在蒋介石政治天平上的份量，给人印象似乎在蒋的眼中要回儿子超过了他的反共大计和立国大业。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合蒋为人处事的准则。只要想一想，如果蒋真的将儿子看得如此之重要，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成做人的最高原则，那么，他就不会毅然发动“四一二”清党了，就不会发动对中共的五次围剿了，因为那样很可能直接导致苏联将他儿子杀死（或以其它方式害死）作为报复。可见，在大是大非上，蒋是“公私分明”的，不会以私废公的。“给予中共生存”是至大的政治问题，是国家大政方针，蒋不可能与释放儿子直接等同起来。

第二、实际行动上蒋也未将剿共与换儿等同起来。1935年10月1日，此时毛共长征结束，刚刚到达陕北之际。如果蒋要“以中共的生存换儿子”，此时正是讨价还价的好时机，蒋应该向苏联摆一摆高姿态，与红军相安无事，这才有利于儿子被释放回国。但是正好相反，此时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又调武汉行营主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自己的总司令之职。这时张的东北军共辖五个军二十余个师，约三十万人，陆续调到陕甘宁边境，与陕甘宁红军数量为10：1。不久蒋又在四川召集张学良、顾祝同、陈诚、薛岳、刘湘开会，进行彻底消灭红军的部署。蒋采取的这些措施只能激怒莫斯科，使蒋经国的回归更加无望，而且此前所作出的“放生战略”的努力，也就付诸东流了。由此可见，蒋并没有将儿子的回国与中共的生存同等起来，消灭红军是更加重要的国家大事。

第三、从苏联方面的反映看，斯大林似乎并不将蒋经国的价值看得如此之重。蒋介石放生共产党，苏方没有因此释放经国；蒋介石继续剿共，苏方也未将蒋经国杀害。后来的西安事变，莫斯科也并未趁火打劫杀蒋，相反，斯大林严令中共促成放蒋，其目的就是要拉蒋抗日，使中国成为拖住日军的重要战场，从而解除日本进攻苏联、使苏联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威胁。可见，斯氏也是以“国家大事”为重的，并未将蒋经国的去留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等同起来。

还必须指出一点的是，从斯大林和蒋介石各自的战略考量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把中国、苏联、日本、中共四方作四大战略因素统筹权衡、统一安排的，而不是只考虑其中一方、两方或三方的利益和需要。这就是所谓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考量和决定政策的原则，蒋介石和斯大林都具备这一政治家的目光和素质。

那么，如何解释前面引述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自己“不孝”的深深自责和对儿子归来的殷切期盼呢？应该说，蒋的这些感情都是真实的，是其内心思想的自白；但是，蒋写出这些真情流露的文字，只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他的这些矛盾、苦恼是不可能公开对人表白的，即使有所表白也只能是零星半点（为陈立夫就看出了他很想与儿子团圆），因此他的思想、感情受到很大的压抑，他只有在日记里才能渲洩，才能畅所欲言，他希望儿子回来，是人之常情。但能否实现，不取决他自已，面对这种尴尬，他只能在内心里自我发泄，而以日记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以，不能把蒋的这种心理矛盾、痛苦和愿望与他制定的政策和行事准则等同起来，感情因素必须让位于理性判断。这当然会带来痛苦，蒋在日记中宣泄的就是这种痛苦。

因此，结论应是：以中共的生存换回儿子可能是蒋的一种个人愿望，他当然也希望对方（苏联）能像他一样考虑问题，遂了他的愿望。但是如果对方不配合，他也决不能用改变他的大政方针作交换。“換儿子” 只是个次等问题。所以，当后来发觉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之后，蔣就毫不犹豫地重启他的剿共大业。

2. 蒋介石“联苏抗日”战略的探索和破产

蒋决定对中共网开－面，是由于当时国际的大环境和国家最高利益决定的

1927年以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与中共及其后台苏联的关系已彻底破裂，国共双方都以对方为头号敌人，必欲以武力消灭之。其后，如果没有外界因素的介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就将只是国共两党的龙争虎斗，一决雌雄了。

但是，世界形势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在欧洲和亚洲都同时崛起了一股与共产主义类似的极权主义势力，那就是欧洲的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亚洲日本的军国主义，它们打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反共的旗号，是“右” 的极权主义者。它们既反共，也反对实行民主政治的民主国家，其唯一的目的是无限扩张其国土，及至征服整个世界。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源远流长，早在甲午战争时就已经明显化。“九一八”事件使这种侵略大大提速。它想先侵占中国东北乃至华北国土，然后以其为依托，北攻苏俄。

面对日本这种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蒋介石不得不作抗日的计划。然而依当时的情况，单靠中国的力量是很难战胜日本的，这时蒋自然想到联合苏俄这个日本的宿敌。苏、日的仇恨由来已久，除了沙俄时代发生的日俄战争之外，在苏共“十月革命”时，日本又趁机侵入西伯利亚达数年之久。日苏之间始终把对方当作主要对手。而此时，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很正常，看不到一点日美交恶，可以利用美国打击日本的希望。所以，利用、联合苏联抗击日本成了蒋介石唯一的现实选择。

但问题是，苏联同时也是中共的后台和保护者，而中共又是蒋的国民政府势不两立的仇敌，这样就使事情复杂化了。南京政府若要与苏联结盟，必须处理好与中共的关系，苏联作为中共的后台和保护者，在蒋介石要求与之合作抗日时，肯定会趁机提出让中共合法化，甚至国共平分江山等要价很高的条件。这是蒋介石和国民党绝对不能接受的。只有将中共削弱到不足以对国民政府形成威胁时，才有可能与苏方谈判中共合法化的问题。

于是，蒋一方面主动地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为以后两国进一步建立抗日军事同盟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加紧对红军的清剿，力求将其力量削弱到不能对国民党政权造成威胁的程度，在造成这种有利的既成事实之后，再与苏方谈判双方结盟抗日和处置中共的问题，到那时，苏联就不可能很高的条件了。所以蒋对红军的清剿自觉地把握好一个“度”，那就是既要使中共严重削弱，不再成为心腹大患，又不能对其斩尽杀绝，要给予中共适当的生存空间。否则与苏联的结盟抗日就根本不可能了。

决策已定就开始行动。第－步是恢复中苏两国邦交。自从1927年蒋发动“清党”以来，中苏已断绝了外交关系，要实施“联苏抗日”战略，首先必须恢复两国正常邦交。1932年12月，在中国政府的主动推动下，中苏恢复了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蒋也加快了围剿红军根据地的步伐。但直到1934年夏，蒋围剿红军根据地才全面得手，红军的大幅度削弱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这时蒋认为与莫斯科谈论合作、结盟，共同对付日本的时机成熟了。他先派出了力主“联苏抗日”的学者型官员蒋廷黻前往莫斯科“联络感情”。蒋认识到“联苏抗日”不能要求一步到位，先提出与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互不侵犯条件的主要目的在于约束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因条约中有双方承诺互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内容，故此可预防苏联大力支援、武装中共），以及签订双边贸易协定。然后才谈判订立针对日本的中苏军事同盟问题。

但这－过程并不顺利，直到1935年7月初，“互不侵犯条约”尚未谈成。但蒋认为这时时机已经成熟，决定 “两步一起走”。1935年7月3日，蒋示意孔祥照秘密拜访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正式提出了缔结中苏军事互助条约的要求。但由于先前提出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尚未签订，苏联人有些吃惊，自然不可能立即答复，事情被拖延下去。

10月17日晚，孔祥熙受蒋指派再度去到苏驻华大使馆，告知蒋于次日在孔祥熙宅第约见鲍大使。18日，双方如约晤谈。谈话的内容是日本侵华日甚，蒋告知鲍氏：日本已提出与中国签订反苏的军事协定，邀蒋共同向苏开战。以此剌激对方。

苏大使反问中国对此持什么立场？

蒋答：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同日本签这样的条约。

蒋在短期内如此急切持要与苏缔结军事互助条约以对付日本，是因为日本侵华步伐加快，蒋迫切需要与苏结盟以抑制日本的侵略野心。蒋在时间选择上亦颇费心机。头一次孔与鲍大使商谈（7月3日）正是在四川西北张国焘的红军与毛的红军会师之后数日，这两支最大红军的会合用事实表明蒋对红军网开一面，给予了中共生存机会。后一次蒋亲自与鲍会面（10月17日）则正是毛的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之时。这种时间的选择无疑是向莫斯科作出了一种无言的友好姿态，表明蒋对中共的清剿留有相当余地，也就表明了蒋政府有与苏联结盟的诚意。

苏方对这一切当然心知肚明，但狡猾而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在揣摸了蒋急于与他结盟以对付日本的心态以后，决心将计就计，先以“钓鱼”策略将蒋稳住，以使中共赢得站稳脚跟时间。另一方面斯氏又背着蒋积极寻求与德国和日本的妥协，以摆脱困境，摆脫对中国的依赖。

于是苏方放出诱饵，1935年12月中旬，在蒋的缔约“建议”提出两个月之后，莫斯科向它的驻华大使发出电话指示：“苏联政府不反对（与中国缔结军事互助）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详情待函告。请将上述内容告知蒋介石。”随后，苏联外交部派出信使抵达达南京，当面向鲍大使颁发苏政府指示，内容基本如前，但更明确地表示：“苏联政府愿意按他（指蒋介石）提出的以互助抗日条约的形式签署一个条约。”

12月19日，鲍大使将苏联政府的上述函件转告了蒋介石，蒋听后十分高兴，当即对苏联政府表示感谢。同时希望尽快得到苏联政府对于这一谈判的详细复文。而鲍大使也口头表示希望苏中联手，还说，希望中国政治团结稳定，使中国成为远东和平的主要因素。鲍这句“希望中国政治团结稳定”等于苏联要求蒋继续对中共实行安抚妥协的政策，也表示苏联承认中国的政治现状，承认国民政府的主导地位。蒋趁热打铁，表示希望在此次谈话中确定结盟的基本原则，他似不经意地把问题引向核心，对鲍说：“我希望能够与你就中苏一般关系交换一下看法。你一定了解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吧？我认为我们需要以这一宣言来作这种关系的基础。”这个《宣言》的“基础”就是宣言中双方认可的一句：“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这样就从根本上束缚了苏联的手脚，限定了苏联、中共与中国政府三者的现行关系；也就是说，在中国与苏结盟抗日的同时，不许苏联支持中共进行反政府活动。蒋希望苏联政府信守这一承诺。

怕鲍对自己的意思尚不明确，蒋接着又就自己的立场进一步加以解释，蒋说：我很遗憾，在过去中苏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误会，特别是中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问题，苏联方面有所误解，他申明：“其实，我决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并且相信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但是，共产党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我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对此我也很遗憾。今天，我很高兴从你这里听到苏联支持建立统一中国的消息。我相信，只有中国达到统一，那是再让人高兴不过的事了。” 这里所谓“统一”，也就是意味着苏联承认国民政府的是全国唯一的中央政府，承认中共应该归属国民政府的统－之下。

鲍格莫洛夫听后表示：我同意你的说法，没有政治上的统一，中国就不能抵抗外国的侵略。我可以再一次重申，既然你有稳定远东和平的愿望，我们将欢迎中国得到统一。

蒋听了鲍氏的话更高兴了，他以为鲍的话代表苏联政府的立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意味着苏联不再支持中共推翻国民政府的行动，意味着苏联支持将中共纳入他的“政治解决中共”的范围，使中共演变成合法的“在野党”。这样，他的“联苏抗日”与“溶共”就统一起来了，一箭双雕。

蒋的上述一段话是他经过长期、精心考虑后的表达。几年以来，如何既要实现“联苏抗日”，又要解决中共的武力反叛的问题，时时像梦魇一般縈绕在他的心头，成为一道“二律悖反”的难题。但蒋终于找到了破解这道难题的方法，那就是既要保留中共的生存权利（因为这是“联苏”的必须的前提条件）；同时又要大大削弱其武装力量，使之不能形成对政府的威胁。最终通过“政治解决”使中共回归体制之内，成为合法的在野党。

如今，红军经过他的历次围剿，已经元气大伤，力量骤减，再难掀大浪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争取苏联认可 “政治解决中共问题”。蒋清楚，要真正“政治解决中共问题”， 必须要得到苏联的参与和帮助，否则是不可能成功的。

同时蔣认为，他现在采取的“允许中共生存”，使之成为合法的“在野党”的方针是会得到苏联认可的，因为这对中共和苏联来说既不失面子，还给予了它的政治出路。蒋同时也知道，“联苏抗日”并不是他单方面的要求和利益所在，日本对苏联的威胁不亚于对中国的威胁，中苏联手对付日本是双方的内在要求。因此，在他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双方联合抗日是可能实现的。

蒋的这一计划执行似乎是很顺利的，苏联政府看起来反应比较积极，蒋还从他的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处知道，刚刚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重提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代表还在会上公开发出呼吁，要求中国不分党派团体、共同组成全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组成抗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一切积极的信息促使蒋更加主动去实施自己的计划。邓文仪受蒋指派主动与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谈判“政治解决中共问题”（ 后来这－谈判转移到国内，改为政府代表与中共中央代表在南京进行，后因苏联态度变化无果而终）。蒋又派出自己的亲信，CC派头子陈立夫先去欧洲，主要任务是伺机进入苏联与苏政府商谈签订中苏军事互助条约的具体事宜。一时间蒋多路出击，有些兴高采烈，满以为他的战略构想实现在望了。

令蒋的上述幻想彻底破灭的是1936年1月22日。

这一天，蒋应邀去孔祥熙的宅邸会见苏驻华大使鲍莫洛夫，听取鲍大使转达苏联政府关于前次中苏两国建立军事联盟共同对付日本问题的苏方立场。蒋清楚，此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是苏联如何对待和处置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鲍大使转达苏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正式答复是：苏联拒绝担当国共两党之间的调停人的角色，拒绝对中共施加任何影响来帮助蒋介石实现政治解决中共问题。莫斯科的借口是 “这是中国的内政”，它不予干涉。关于双方建立对日军事同盟则只字不提。这一次谈话的气氛与上一次（12月19日）也完全倒转了过来，苏方言词冷漠，态度强硬，没有商讨的余地。

蒋介石仍然耐着性子听完，并要求鲍大使将他的意见转告莫斯科，他希望苏方回心转意，接受他的建议，希望莫斯科谨重考虑后再给予答复。

不幸得很，蒋等来的是苏方更加强硬与冷漠的回答，苏方再次明确表示：它不接受以《孙文越飞宣言》作为两国关系的基础的建议，因为这样做“会给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背后桶上一刀。这样的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不妥当的。”

幻想破灭了！至此，蒋介石才明白先前苏方对他那些姿态完全是玩弄骗局的钓鱼策略，目的是使中共获得喘息机会。苏共根本没有使中共服从南京政府、实现中国政治统一的意图，相反，它支持中共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没有丝毫改变。至于建立中苏军事同盟对付日本更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纯属对方引诱他的画饼。

苏方态度为何如此变化之快呢？原来是国际形发生了变化，东部日本威胁基本解除了。原来此时，在欧洲，德、意两国矛盾加剧，互为轩轾，反倒是苏联与德国打得火热，开始密谋瓜分波兰的勾当；在东亚，在蒋介石大打 “联苏抗日”牌时，苏联却以承认日本对东三省和内蒙古的侵占的“合法化”为诱饵，与日本就签立互不侵犯条约进行密谈，双方达成了共识。

苏联认为它的东方威胁基本不存在了，蒋介石这颗棋子对它来说没有价值了。它认为支持蒋统一中国远不如支持中共夺取中国政权为好。

在苏方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面前，蒋愤怒地意识到，与苏联缔结军事互助同盟条约不仅没有积极意义，还会带来直接的重大威胁，因为那样一来，只要日本有一点动作，苏联就可以帮助中国抗日之名，将军队开进中国，行帮助中共夺权之实。后果不堪设想。

感到被愚弄的蒋立即下令，中止了与中共和苏联正在进行的和准备进行的一切谈判，召回了有关人员，同时立即部署对中共采取新的围剿行动（在与苏联和中共谈判时，蒋也部署了对中共的包围，以作为谈判破裂的后备）。蒋对中共的政策也来了个180度的转变，只是这种转变带有点“马后炮”的味道罢了。至此，蒋多年来精心策划、实施的“联苏抗日抑共”战略 和“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努力遭到了彻底失败，作为上述战略一个部分的对中共的“放生战略” 也就自然地终结了。蒋对中共问题的战略被廹回到了以军事手段解决的原点上来。

对蒋来说，这次真有点 “偷鸡不着蚀把米”了。

但是，颇有讽剌意味的是，斯大林这一对蒋和国民党的政策和态度并未维持多久，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原来斯氏也受到德日的玩弄，1936年11月，德、日订立了国际反共协定（一年后意大利也加入这－协定）。斯大林再度认识到了德、日并没有与他妥胁的打算，西线和东线的威胁不但依旧，而且危在旦夕。于是，他的对华政策随即来了个一百八＋度转变，在随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中斯氏一反此前对蒋的不合作态度，力压中共放蒋、“拥蒋抗日”，让蒋领导中华民族开展全面抗日战争。几个月后斯氏又把蒋经国放回国。在中国抗日战争初期，苏联还真给了国民政府军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