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十七章
季鹏
毛共阶级斗争罪恶之源：土地改革
总体看来，所有毛式运动都是罪恶的代名词，包括毛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 “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它们本质上都是毛为实现其极权统治、彻底奴役全国人民而使出的分化瓦解、分而治之、杀鸡儆猴的把戏，其目的、本质与对敌斗争一样，并无区别。
不过，从源头上看，从其罪恶的烈度、广度及后果的影响上看，为首却当推“土地改革”（简称土改，又称为“土地革命”）。然而偏偏这一毛共制造的最大、最早、最恶劣、最残忍、最后害无穷的“运动之母”，却一直没有受到清算，没有彻底平反昭雪和正本清源，如果不对毛式土改加以批判、清算，对毛主义的罪恶认识就是极不彻底，甚至弃本逐末的。今天，应该到了对这个罪恶之源进行彻底清算和反思的时候了。
一、土改是毛和毛共制造的最大、最恶劣的冤案
中共搞的“土地革命”运动是在苏共的直接指使、指导下进行的。1923年5月，共产国际告诉中共：“只有把占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指示中共“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后又多次批评中共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不力（即不够广泛、残暴和血腥）从此,中共走上了以暴力逼使农民“革命”、借土地革命之名走传统的发动农民造反夺取政权的道路。
让毛泽东与土地暴力结缘的是他1926年冬天到湖南进行的为期一个多月的所渭农民运动考察，其后便写出了那篇臭名远扬的、也是毛主义奠基之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报告里毛初次显露了他钟情暴力、喜好残忍的本性，他把这场引起当时全社会包括左、中、右各派人士一致谴责和痛恨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称之为“革命先锋”，把全社会一致认为“糟得很”的评论说成是“好得很”，把令人发指的暴行说成是革命中“必须要造成的恐怖现象” 而对其大加赞赏。这篇考察报告初步却又充分展示了毛的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流氓无赖本性和“反潮流”精神，此后毛和毛主义的一切言行、“理论”都是这篇报告的的发展、发挥。40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那场痞子运动的直接传承、发扬光大。
1926年的湖南农民运动是中共土改运动的早期样本，它一出笼就展示了其邪恶、卑鄙、血腥的反文明、反人类本质，引起了当时全社会对共产党和其“共产主义革命”的同仇敌忾，也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对与共产党“合作”的反思，直接导致其后的“马日事变”、“4.12”清党”和汪精卫“7.15分党” 行动。之后，中共也就一不作、二不休，进行了空前残忍、暴戾的烧杀掳掠的十年“土地革命”，其疯狂和残忍又超过湖南那场痞子、惰农运动。（有关对毛的《中囯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毛在地主与农民问题上散布的谬论的分析和批驳，请参阅本书第八篇）。
土地革命亦即土改，之所以称其为毛共罪恶之首、阶级斗争之源，皆缘于其屠杀、残害人数之多，手段之野蛮、残忍，以及其“理论”之荒谬，影响（后遗症）之巨大。
先说杀戮之多。抛开各地分散的“土地革命”屠杀不计，单以毛共的主要根据地江西而论，据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资料，1926年秋毛去江西之初，江西全省人口为2000万，到1936年毛共撤离江西之后，全省仅剩1000万人口，净减1000万。如果加上这十年间正常出生的人口，以当时平均年人口增长15‰计，十年间最少应增400万，如此，全省十年间损失人口应为1400万！这1400万人口死亡大部分就是发生在“苏区” 的“土地革命”中。也许，有人以为那是围剿和反围剿战争中的死亡，其实战争中直接死亡的人数并不多，所谓五次反围剿，加起来双方战死者绝对不会超过100万，可见百分之九十不是死于作战，而是死于毛共的残暴统治，其中主要就是其“土地革命”及其后续恶政。
除了江西，全国类似的中共根据地还有多处，它们加起来，比毛的“中央苏区”人口还多得多（如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只有三百多万人口，而加上全国各地的中共根据地，人数最多时达到900万）。这些根据地无不实施统一的“土地革命”政策，即对地主富农及其他有产者斩尽杀绝的政策。这些地区加总起来，在十年土地革命中屠戮的人数绝不会比江西苏区少。
毛共土改杀人的第二个高峰是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夏至1948年春，在毛统区开展的土改运动（实际上大多为“二次土改”，因为之前中共毎到一地首先就是搞“土地革命”）。1948年初，毛共统治的地区已达1.6亿人口，按照毛自己的估计，以10%的人口为“地主富农”（实际打击面不限于此），地富及其家属总数即为1600万左右，这次土改毛共实行的是极其惨毒的对地富肉体上消灭的政策，在运动中被消灭的地富，以及因“扫地出门”而死亡的有多少呢？这笔账虽然无法计算，但仅以地富中的人口百分之十计，也达160万，而实际上肯定不止此数。
土改杀人的第三个高峰是毛建国之后的全国性土改，这时除去毛的“老区”之外，全国农村列入土改的人口按毛泽东所说尚有三亿一千万。这次土改杀人总数后来毛共有一个含糊的说法是八十万，我们按上述算法是310万，实际数字会只多不少。
这样，我们把毛共三个时期土改杀人的数字加总起来，大概形成一个初步的概念，应在1500——2000万左右。那是十分吓人的数字！我们知道，镇反是毛共杀人最多的单项运动，毛承认杀了71万，据后来中共中央研究室等编写的有关著述披露的数字，镇反共“镇压”152·61万人，其中判处死刑的87·36万人（香港《争鸣》杂志1996年第10期载）。这个数字比起土改杀人实在是小巫见大巫（镇反中被屠杀的也有一部分地富分子）。也许土改杀人还比不上大跃进跃的死人数（4000万以上），但这是不同的概念，“大跃进饿死人”毛可以推说 不是它的“主观故意”，所以他一直不认账；而土改则是毛直接指挥的杀人狂潮，被害者都属毛的政策范围内要消灭的“阶级敌人”，是“故意杀人”。又如文革，文革中的死人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情况复杂，毛和毛共都推卸责任。而土改杀人毛和共产党是推脱不了的！何况，文革中被害者中也有相当部分也是土改的幸存者及其后人。
土改杀人的另外－个特点是，其手段极其残忍，泯灭人性，丧尽天良。杀人的方式大多不是正规的枪决（枪决也使用开花子弹，专打头部，以造成恐怖），而是使用原始的石头、木棍、铁器、匕首等；更多的是死于酷刑，包括火烙、吊打、抽筋、剖腹、挖心等等。毛共在土改中提出一个口号（一项政策）叫做“贫下中农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也就是鼓励其无法无天。 于是农村中的流氓地痞歹徒恶棍——土改积极分子们，兽性大发，各显其能，充分发挥其残人作恶的想象力，把听到的、想到的古今中外的酷刑全部用于对地主的“实验”， 开展残人取乐 ，杀人竞赛，以满足其兽欲。创造了古今中外在政府组织下对手无寸铁者的无辜者前无古人的施暴记彔。
其三是，土改的后续影响最大、最恶劣。具有其他运动所不具备的连续性、永续性。
土改运动延续几十年，影响几代人。而且，一般运动的受害者，如“反革命”、“坏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受到惩罚只是其本人（起码名义上不包括其亲属）。而土改则不同，土改要“划成分”， 不但一划定终身，而且延续无穷，被划为地主、富农，不但本人（假若未被弄死）成了永远的“阶级敌人” ，永久的专政对象，而且，其家属、后代仍要传承、背负这一“十字架”，地主后代要继承地主的“帽子”，列为国家名正言顺的、法定的“阶级敌人”，永远的专政对象、“贱民”和奴隶。
在土改中，对划为地主富农的家庭，除了斗争、虐杀其主要成员之外，对其全部家庭成员，包括婴儿、幼童釆取的是“扫地出门” 的政策，即每人只给一个碗、一双筷，根本不分给土地或“分给” 其几块不毛之地，其余“一无所有”。令其立即陷入绝境。在当时情况下，一般亲朋是不敢救援地富家庭的，很多地富家庭成员便死于饥寒交迫之中。幸而存活下来，则要永远背负“剥削阶级”的十字架，成为以后各种运动打击摧残的标本、对象。
地富的家庭成员如此，其亲戚也难逃株连。在毛统治时期，所有与地主、甚至与富农沾亲带故的家庭、人员，也被列入“另册”，受到或明或暗的歧视打击。于是，地、富成了“不可接觸者”、“政治麻疯病患者”。这种情况有些近似古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民——首陀罗，但是实际境遇要远惨于首佗罗。古代印度低等种姓成员只是在职业上受到限制，在种姓内部并未受到迫害，内部可以通婚。而毛帝国的“贱民”在社会上根本无容身之地，即使从亊最低贱的工作，过最贫苦的生活，仍然是是合法的任人欺压的对象，不但常年要服劳役——从事无穷无尽的“义务劳动”，更在实际上剝夺了其婚姻权利，没有女人敢嫁到地富家来，面临断子绝孙的现实。当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地富家庭成员几乎不可避免受到打击迫害、甚至杀戮。毛的意图很明显：让这些幸存的“阶级敌人”成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供其他社会成员欺辱、压廹、奴役，让人们看到被共产党列为“阶级敌人”后的可怕下场，最后让他们绝种。以达到他对全民分而治之的阴险、恶毒的目的。
其四，土改残害的对象地主富农最冤，毛让他们获罪的理由荒诞不经，卑鄙恶毒，构成千古奇冤。
人们都知道，毛共建国之初，把“民族资产阶级”即资本家划归“人民内部”，并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其在城市开工厂、开店铺，雇佣工人都属合法行为。
然而，在农村只要购置了不多一点的田地，雇请了长工或短工耕种，或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一定的地租，就成了地主，成了十恶不赦、祸延子孙的滔天大罪。
毛给出的说法是：资本家开工厂、办企业，经营管理，也是一种劳动。虽有剝，但还不是寄生虫。地主不劳而获，是真正的寄生虫，必须消灭。
可是地主、富农经营管理自己的田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自己的家业，难道就不是劳动，不是经营管理、不是勤劳致富？退一万步讲，就算地主 “不劳动”，但那也是他在此前有了劳动的积累，有了可以坐享其成的条件，就像当今富豪们坐吃银行存款利息或投资红利一样。如果是从祖先继承的财产，作为继承者享用，也合理合法。古今中外，有哪条王法说它是非法呢？
古往今来，哪一种财产使用权转让不收取“租金”？出租房屋要收取房租，银行贷款或私人借贷要收取利息，古往今来，从来如此，天经地义。为何出租土地收取租就成了弥天大罪？
其实，从源头上看，中国的地主和资本家的资本来源是一样的，除极少数外，不外乎是勤俭积累、祖宗留传、经商做官所得转移这三条路。对于广大中小地主来说，主要是第一条路。他们无罪。其中一些人致富后致力于发展乡村教育和架桥修路等公益亊业，更是有功。
最早指出毛的土改理论错误、荒谬，并对毛的“暴力土改” 进行劝谏的是中国农民党主席、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董时进于1949年12月给毛泽东写了－封八千字的长信，从多个方面论证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暴力土改的不合逻辑、不合情理和可能招致的不良后果，其中首先驳斥了所渭“封建地主”和“封建剥削论”。
董氏首先指出中国地主不具备所谓的“封建性”，不构成封建剥削。“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私有制度”，“在财产私有制之下，－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车辆船舶机器等，无一不是如此，对于这些物品既不认为是封建性的，何以独认为土地是封建性的呢？”接着指出：中国不同于欧洲和俄罗斯，农村不存在领主—农奴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不是来于帝王封赐，除了极少数军阀官僚之外，主要是来源于自己的积累。他举了两个事例：一个三轮车夫三十年来用他的血汗钱陆续买进了一百二十亩地；董的一个老奶妈，做了二十多年奶妈和佣工，随时将她的工资积攒了寄回家去，零零星共买了二十多亩田地，加上原先所有，共有三十余亩，打算晚年回乡下去养老。结果他们都将成为地主，这两位吃苦耐劳、勤俭积累的劳动人民不但他们自己要遭殃，连同他们的亲人、后代都要打进十八层地狱。
董又说到，他的一个不甚远的亲戚一家有兄弟三人，二十年前分了家，各分得田地七、八十亩。老大是一个守本分的老实人，在乡下务农兼做小买卖，生活极其简朴，历年积下钱来，又添置了五六十亩田地。老二嗜赌兼吸鸦片，分家后不多年便将田地卖光。老三将全部田产卖掉，将钱拿到城里做买卖，发了财，在城里买了几处房产，有不少现款和商铺。共产党夺得了天下，按照毛的政策，老大将要作为“大地主” 打入万劫不覆的地狱；老二成了“贫下中农”， 政府的依靠力量；老三也幸运，他是民族资本家，受到政策保护。“最坏的老二占便宜了，笑了，最勤俭的老大吃亏了，哭了。任何人也不能不为老大叫屈。”
董还指出：新民主主义规定要保护小资产阶级。而农村的中小地主是“中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为什么城市的大资产阶级都要保护，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却要消灭呢？
董还分析了实行平分土地可能帶来的不良后果。建议等到搞社会主义改造时一次性实行土地社会化。
（以上引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
董时进的劝谏有什么效果呢？董的信发出之后毛去了莫斯科，信件没有下文。后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约见董时进，向他当面宣布：取缔中国农民党！董时进设法去了香港，否则，估计他绝对难逃土改的灭顶之灾。
董的劝谏实在有点与虎谋皮、对牛弹琴，因为他不理解毛要搞暴力土改的真正目的，不理解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毛为达目的，是从来不择手段的！
说穿了，毛共要如此野蛮残暴地消灭地主富农，就是为了拉拢、收买、利用贫苦农民为其造反夺权卖命，用一部分人的生命财产去取悦、笼络另一些人为自己充当炮灰。虽然这种“均贫富” “等贵贱”的方法历代农民造反都用过，但在夺得政权之后仍然继续实施这种做法，以达到分裂社会、挑动族群内斗、分而治之的目的，则是历代造反者所没有的。可见毛的卑鄙毒辣又在历代农民造反者之上了。
有一句名言：手段的卑鄙决定了目的卑鄙。土改或曰土地革命是毛共夺取政权的主要手段，这个手段是如此卑鄙、残忍、血腥，也就决定了在其夺得政权即所谓“革命成功” 之后，建立的必然是一个暴戾、邪恶、黑暗、丑恶的国家和社会，比它推翻的更加恶劣十倍、百倍。所以我们说“土改”是毛共－切罪恶之源！
二、驳斥关于土改运动的种种诡辩
迄今为止，毛时代很多运动受害者都平反或“改正”了，有的运动虽然没有公开否定，但作为受害者的个案其罪名也洗刷了。然而最早、最恶劣的“土改”却仍属禁区，不得触动。虽然邓小平执政以后废除了地、富、反、坏戴帽管制的制度，但当局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土改丑剧，却仍然讳莫如深，所有有关中共的历史、党史和其他宣传品中，依然坚持毛时代的腔调，包括维护有关土改的谎言，继续让这些谎言掩盖历史真相，毒害人们的灵魂，也阻碍了今日中国回归正常社会。
为了维护毛共的历史形象，维护暴力土改的正当、必要、合法性，长期以来，毛共及其御用文人，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制造了大量“理论”根据，这些有的我们前面我们已经简单驳斥，但未尽其详，还有一些尚未提及。这是一些被混淆、被颠倒了的问题，必须一一加以澄清。
-
所谓“封建地主”论
“封建地主”是毛制造的一个概念，一种罪名，有了这个罪名他杀地主、搞土改就是正当的了，就是“反封建”、是“新民民主义革命”。关于“封建地主”的荒谬性这一点，我们己在前面简单提到并作了驳斥，这里再补充几句。
认真地说，中国的“封建制”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已被废除退出历史舞台了。秦以后中国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个体制在农业和土地方面的基本特点就是废除周以后的井田制、亦即封建的领主土地所有制。转而实行田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私有制。农业内部任其自由竞争，于是，地主、富农、贫农、佃农因此产生。但它与封建的分封毫无关系。这应该是常识。在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取消两千余年之后，毛居然捏造出“封建地主阶级”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这一天大谎言，实在是无中生有，无耻之极。
其实毛自已也知道这是谎言，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毛在自打嘴巴。 1960年1月27日，毛乘着他的专列驶进广州珠江上的小岛宾馆，随后组织他的随行人员成立“学习小组”学习“革命理论”，毛在学习小组上高谈阔论，卖弄学问，其中他说的－段是：
“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就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床，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变.....”
（引自《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58页。邸延生著，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既然在红楼梦及其之前的年代，农村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流转、所有者不断变化， 就说明已不存在“封建地主”（顺便说一句，“封建地主”这一概念是不能成立的，由国君分封获得土地的只有“领主”，没有 “地主”，领主的土地是分封得来的）。到了民国，皇帝都没有了，又哪来皇帝分封的“封建地主”呢！
其实出身农家的毛泽东比一般人更清楚。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就是靠勤俭发家的新兴地主的典型。毛很清楚，中囯近代不存在“封建地主”，提出这一概念完全是其阴险毒辣，别有用心
（二）所谓地主代表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所以必须彻底消灭之。
这是毛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中国革命与中囯共产党》中的说法，是毛共制定的“土改”（ 土地革命）政策的理论根据。
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缓馒，在近代落后挨打。于是，一些人便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長期存在的封建（实际上是皇权）社会制度。毛共则趁机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农业土地制度，特别是地主的存在。为自己推行残暴、丑恶的“土地革命”张目，提供依据。
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谬论，一种恶毒的诬蔑。
我们首先要弄清的是，两千余年存在的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是自然形成的，是适合其生力水平的生产方式，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以土地土地私有、自由买卖为特征的土地制度比之封建时代固化的领主土地所有制无疑是一种进步，它能促使人们努力生产、发家致富，争取成为竞争中的优胜者（即地主富农）。两千余年的中国科学技术也未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来取代它。历代很多造反者和改革家都发现土地不均的事实，都想以“平分土地” 来改变它，但都以失败告终。被均分的土地很快又重新组合，恢复不均衡的原样。所以，地主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一定意义上是－种进步，它促进生产的竞争和优胜劣汰。
与毛共认定说地主代表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论调相反，地主富农恰恰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我国两千多年土地自由买卖制度下竞争的优胜者，农民中的出类抜萃者。再从现实看，现代先进国家的土地经营都朝着进一步集约化发展，都实行家庭农场制度。这种家庭农场主正是由地主、富农发展而来。可见，地主富农代表了一种集约化发展趋势，它与新的生产工具结合，便成了家庭农场，推动农业生产达到新的水平。反之，毛共强制堆行的“农业集体化”、国有化，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才是一种破坏生产力、反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这些都已为历史所雄辩地证明了。
由此我们就知道毛泽东宣扬的“地主万恶论”、“地主反动无用论”是一种基于其恶毒用心和卑鄙阴谋的谬论，一种无理、无耻的污蔑。
质言之，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缓慢是否因为科技不发达，没有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无法出现。为什么中国没有发明蒸汽机、发生产业革命呢？这虽然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问题，但其主要原因应是中国皇权政治制度的落后性制约了科技的发展。与地主无关。
至于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则更是信口雌黃的诬蔑。毛泽东在其《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不是也说了吗，“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亊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而这一切都在以地主和农民为主要生产关系的农业文明中创造的，那些伟大的XX家们，绝大多数都是地主或富农阶级的子弟。不是地富家庭也是接受“地主文化”教育的结果。能说地主阶级“丝毫无用” 吗？能说他们只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废物吗？
退一万步，我们假说某一阶级现在确实无用了，成了社会累赘和阻碍了，难道因此就要把他们斩尽杀绝吗？就如在一个家庭、或家族中，出了一些残疾人、老弱病患者，他们只消费不生产，难道就要将其消灭? 可能只有毛那样的人才会如此。
简而言之，毛式土地革命要打击、消灭的恰恰就是农村社会的先进群体，而扶植起来的则是如“湖南痞子”那样的社会沉渣和破坏力量，所以，土改后的农村政权立即呈现黑恶化，成了毛的极权统治的坚实基础。
（三）所谓土改是实现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遗愿。
孙中山确实提出过这个口号。而且，这个口号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历代造反者无不以“平分土地”和“均贫富”相号召。但是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实现过，如前面所言，即使真的搞平分土地（改朝换代后地广人稀，往往实行按人口平分土地），在最初的起点让所有人占有土地是平等的，但是经过若干年、或几代人后，情况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有的人被迫将田地转让他人，成了贫、雇农，有的人又当起了富农、地主。这是因为人们的劳动能力不同，机遇不同，不可能永远维持在“平均占有”的状态。
孙中山也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现“耕者有其田” 的口号。本意和出发点是缓和社会矛盾，抑制贫富两极分化，这本身完全是善意，无可厚非的。但是必须指出，孙的“平均地权”与毛泽东的暴力土改完全是两回事，不可混淆更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孙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 的思想仍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前提和归宿的，它只是一种临时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并非以暴力维持永久的土地均分状态，这从他的三民主义的整体设计中可以得到证明。而毛的暴力土改则是以平均地权为幌子，挟持农民跟共产党造反的一种方法、手段，很快。土改完成不久毛共又将将土地全部“归公” 为“国有，实即共产党所有了。
更重要的是实现平均地权的手段、方式，孙中山明确反对暴力的阶级斗争，指出阶级斗争是一种社会“病态” 而不是好的东西。孙氏还明确反对用剝夺一部分人、即用剝夺地主财产的办法来满足另一部分人对土地的渴求。因此可以认定，孙倾向于采取国家赎买再分配的办法，但他本人来不及实施就去世了。蒋介石在大陆时没有条件实施孙氏这一遗愿，败退到台湾之后，排除了共产党的捣乱，蒋将孙氏的这一遗愿变成了现实。采取的就是孙氏说明的“和平赎买的办法”，即对地主多占的土地按市场价格由政府赎买，然后无偿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政府则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给出让土地的地主。既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又保持了社会稳定，地主则以其所得转用于发展工商业，促进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激发了生产积极性，可谓实现了农民、地主、社会（政府）的“三贏”。一举多得，皆大欢喜。
而毛共的所为与孙的三民主义完全是南辕北辙。毛的骗人手法之一是，只讲孙中山要平均地权，要使耕者有其田，而故意隐瞒孙氏所宣布的决不以无偿没收别人地产的方式来“平均地权”，决不搞暴力的“阶级斗争”。毛泽东的暴力土改不仅无偿剝夺地主的地产，而且要以恐怖的手段将地主甚至富农从肉体上消灭，这跟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哪有半点共同之处呢！
（四）所谓土改是夺取中国革命（即共产党造反夺权）胜利的必须手段，也就是必须通过暴力土改将农民捆绑上中共的造反战车上，才能取得共产革命的胜利。
这一条只能作为毛共内部的解释，或一些御用学者为中共的辩解词。但一般人也认为，这是毛共要实行暴力土改的真正原因。直至今天，一些非共产党人士和外国学者还普遍认为，毛式的暴力土改虽然极不人道，但对于毛共动员农民参与其夺取战争却是必须的，非常有效的，有人认为毛共主要依靠这种土改发动起来的农民战争，才取得了胜利。
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有些似是而非。要说清楚这一问题必须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毛共的胜利是否由于土改动员了农民参军，并以阶级仇恨的教育使士兵作战勇敢才取得的？鉴于这一问题复杂，这里只能长话短说，概而言之。毛式土改在上述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全局来说不是决定作用。毛共的胜利主要由于内、外部的大环境促成，最主要的是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这点连毛泽东都承认。所以在建国后几次与日本人的会面中，毛都毫不掩饰地说：应该感谢你们，给伱们发个大奖章才对，没有日本皇军的侵略，哪有我们（共产党）的今天！毛说的是肺腑之言，正是日本侵略引起那场长达八年的全民抗战，才使得濒临绝境的毛共起死回生，得以在后方的真空地带将自己的军队由4万余人发展到一百多万，并占据了近亿人口的根据地。而他们的对手国民党则被日军打得筋疲力尽，元气大伤。从而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再者，现代战争并不是只靠士兵的勇敢就能取得胜利的。早年中央苏区的红军也是毛泽东用土改和阶级仇恨武装起来的不怕死的军队，可是它不得不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全面溃逃。从历史上考察，起义、造反的农民军大都非常勇敢，因为他们已经走上了不归路，没有了退路。可是决定事业成败的是多种因素，单靠作战勇敢不一定能成事。因此，即使毛共利用土改、动员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而参战，获得了足够的兵源，但并不等于能获得最后胜利。以为毛是靠暴力土改煽动的农民战争才夺得了天下，是片面、浅薄的说法。
有一个相反的事例，可以证明毛共如实行比较开明的政策或和平土改，可能更利于实现他的夺权目标。那就是在抗战时期，在毛共控制区一度被迫放弃了暴力土改，改为比较温和的“二五减租”，政治上实行“三三制”，赢得了包括地主和绅士阶层的由衷拥护。在中共某些根据地，出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全民抗日的局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开明绅士（即大地主）毁家纾难帮助共产党抗日的动人故事。毛共自已都承认并有所记载。所以，毛共如能坚持比较开明的政策，在土改中放弃残暴、野蛮、血腥的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的政策，可能会更得人心，更有利于他夺取政权的目标的实现（其时国民党政权确实腐败无能，丧失人心）。
可惜毛这个彻底的流氓恶棍、暴君和冷血动物，始终不改他那嗜血成性的本性抗战前期被迫执行的非暴力土改政策，没有坚持多久就名存实亡了；待到日本投降，毛的真面目再次暴露，为了与囯民党争天下，不久他就发动更加残忍更加血腥的土改运动。同时将抗战中一度参加共产党政权、为其奔走卖命的士绅阶层，再次打成“土豪劣绅”交给暴民虐杀。毛的这一无耻叛变，也连累了共产党干部成为了杀人凶犯。
由此可见，毛的暴力土改并非其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只有实行暴力土改才能夺天下。退一万步，即使承认在争夺天下时推行暴力土改有其“必要性”，那么，在1949年全国胜利后，毛共稳坐江山之后，就绝对没有这种必要了。人们也期待毛仿效历代开国之君“大赦天下”，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开创国家建设的新局面。可惜人们的愿望彻底落空！心如蛇蝎、一日不杀人便如坐针毯的毛泽东，一坐上那把龙椅，便立即下令进行全国性的大屠杀，先是“镇反”，接着便是毛式暴力土改。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再次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这一事实从反面证明了毛之所以坚持他的暴力、残忍的土改政策，并不只是出夺取“革命胜利”的需要，从全面看，除了他的蛇蝎本性使然，更是为了实现其建立极权专制的恐怖帝国而对人民实行分而治之、分而斗之需要。
三、毛式土改罪恶点滴
要全面清算、讲清毛式暴力土改的罪恶是不可能的。为了掩盖这一空前的反人类反文明罪行，几十年来毛共采取封锁讯息、造假宣传、销毁有关原始资料以及残酷迫害知情人、揭发者等手段，致使这一骇人听闻的恶行几近湮灭无闻，历史的真相被彻底改头换面，冤沉海底。然而随着毛的死去和中国的对外开放，终于使这一奇冤露出冰山一角，虽然近年来见诸文字的仍然是其真相的九牛一毛，但滴水可见太阳，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零星的揭露中看到当年土改运动的“一斑”。
（一）康生、陈伯达的土改试点
1946年，毛发动夺天下的内战在即，因而决定恢复被一度中断了的暴力土改，通过土改，一方面放纵、满足农村中一些流氓地痞、恶棍暴徒的贪欲、兽行，来赢得他们对共产党的拥护和对战争的支持；另方面，通过土改制造的极度恐怖气氛，迫使其统治区的人民竭尽财力、人力毫无保留地投入毛共这场夺天下的“人民战争”中去。
此时，毛共各根据地有的已自动恢复了土改政策。为了统一政策、统一行动，毛决定由刘少奇主持制定一个有关土改的政策法规（毛知道这是件卑鄙、恶毒、遗臭万年的差使，因此叫刘少奇出面去干）。但是此时，正是国、共两党在美国的“调处”下大谈和平的时候，国内的舆论也都呼吁和平、反对打内战。所以，顺应这种形势，刘少奇搞出的“五、四土改指示”不是很左，如只提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不动地主土地以外的财产；一般不动富农。等等。
很快，美国和平调处失败，毛共挑起了全面夺权战争。毛立即指责刘的土改指示“右倾”，命令停止执行，并推倒重来。但由于胡宗南的国军进攻延安，战事紧迫，新的土改方案被迫推迟。
新的土改政策不仅因为战争推迟，还因为毛自己还未找出新的最佳方案。因为，毛的统治区实际上大都已经搞过不同形式的土改了，有的地方还不止一次；加上八年抗战，民生凋敝，农村破败，地主富农已经累受重创，已有名无实，且少得可怜了。这种情况下的土改如何搞呢？如何榨出油水让“贫下中农”尝到甜头呢？这一切不是简单发几条指示就可以解决的。于是毛决定先行“试点”。
毛选择了他最信任的两位“极左”能臣去担负这一试点重任，一个是康生，这是个以整人出名、最善于制造恐怖的老手，中共的特务头子，时任政治局委员、社会部长；另一个也是以极左闻名的流氓文人、毛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毛相信他们定能搞出好的、有用的经验和方法来。
这个土改试点工作团于1947年初组成。毛非常重视这次土改试点，特意将他从苏联回来不久的大儿子、未来的接班人毛岸英托付随团去锻炼。毛岸英化作康生老婆曹轶欧的侄子，跟随康生左右。工作团的其他成员也是毛共级别很高的干部。试点工作团因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而推迟了几个月，三月间才从延安出发。
试点地选择在中共的“老区”晋西北，属中共晋绥分局领导管辖区。工作团成员先到达晋西北的临县集中，然后分成四个分团分赴临县。静乐县、朔县、保德县与当地干部一起开展运动。其中康生选在临县的郝家坡，陈伯达选在静乐县的潘家庄坐镇蹲点，并指导面上的工作。
这些地方都属中共的“老区”，在抗战中都建立了中共的政权，据说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也就是说老百姓早就是中共的顺民，为抗战中中共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些地方本来就贫穷，加上长期战争破坏，农村经济凋零，原来的地主富农土地也卖了，人也穷了，而且人人都参加劳动，按照毛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里已经没有地主、富农了。怎么办呢？
这些“困难”当然难不倒康生、陈伯达，不久他们就将试点里的土改搞得轰轰烈烈、鸡飞狗跳，上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大剧。
根据亲历者、知情者的回忆，康、陈的土改模式大致如下：
首先，把土改与整党结合起来，即所谓以整党推动土改，以土改验证整党成果。
整党整什么呢？整“右倾”。先将各级干部集中起来，不准外出，不准互相接触，制造住恐怖气氛。然后是检查、坦白，互相检举各种右倾思想和行为；接着查三代，揪出一些“阶级异己分子”批斗，杀鸡儆猴，人人过关.....，经过三番五次检查、批斗而且“过关”、获得“解放”后，便告知让他们去搞土改。这有如在一群饿狼的尾巴上点上火把，让它们冲向羊群......。
康生为土改制定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总方针和指导思想。
工作队进村后第一项工作是“访贫问苦”，寻找所谓土改“根子” ，发现积极分子， 先把这些人组成农会、充当农会干部。然后进一步扩大农会和积极分子队伍，成立基干（武装）民兵，便进入斗争阶段。
在开展斗争之前，最关键的一着是寻找、确立斗争对象。前面讲过，晋绥地方真正的地主已没有几个了，那么，如何寻找斗争对象呢？为此康生发明了“化形地主”一词，化形地主是指过去（包括祖上几代）曾经有过较多田地、后来破败，或者改行从亊其他职业的人和其家庭；还包括在抗战中响应毛共号召，把自己的土地、房屋捐献给政府和穷人的“开明士绅”，以及参加了毛共的“革命工作”的干部家庭。另外还有破产地主，工商地主等，都归入斗争对象之列。
按照规章，土改只限于斗争、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但是单是这些家庭没有多少财产可供瓜分，积极分子们如果没有实惠，积极性是难调动起来的。所以实际上凡是家里有点“油水”的，如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都要被划为工商地主、化形地主遭到灭顶之灾。为了进－步扩宽财源和制造恐怖，又增加两类“罪名”，一是“恶霸”、 二是“坏分子”。对他们 不限成分，只要在日伪和国民党政府、军队做过事、当过差的，或者对共产党和干部有过不满言论的，或者农会干部不喜欢的人，都可戴上这两顶帽子。而且办法简单，在群众集会的场合，只要有人提出某人是“恶霸”， 某人是“坏分子”， 会上有人附和，主持会议的就可将其人揪出批斗，一般会被当场打死。 这样就大大增加了运动的恐怖性，更进一步扩展运动的威慑力。
按照毛共原来限定，土改中的地主、富农应占农户总数的10%左右，试点地区都超过了这一规定。静乐县的娄烦地区当时有10954户，找出地主富农2028户，占总数的18.5%，有36个村地富占30%以上。
解决了斗争对象问题之后，就是发动群众向这些人斗争了。所谓斗争，就是刑讯逼供，追浮财，打人、杀人。一般是先控诉其所谓“历史罪恶”，对于绝大多数地主富农来说，所谓历史罪恶只是一些家长里短的琐碎事，如有人控诉：某次他去拾柴，地主婆骂骂咧咧说偷了她家的枣树枝，这被上纲成“断了穷人的柴路”；某穷人某次去某地主家要饭，被地主家的狗叫着赶出来，这被说成放狗咬人要置穷人于死地。如此等等。斗争会上，除了一些没有油水、干部们又讨厌的可以立即打死的以外（打死人要土改工作队员同意），一般不能立即打死，要留下来“追浮财”（ 又叫底财），即追缴隐藏的金银财宝、现金等。土地、房屋、生产资料都是明摆着的东西，而 “浮财”是看不见的，也是人们最想要的，所以斗争会主要成了追浮财会。斗争一方总是狮子大开口，被斗者则极力否认苦苦哀求。谈不拢，就用刑……很多地主、富农受刑不过，只好胡乱招供，民兵依照其招供按图索骥去寻找，却总是落空。于是回头来对招供者施以更加酷毒的刑罚。这样，几个回合下来，被斗者很可能就给活活弄死了。
最初，虽然工作团已经做了充分的发动工作，明确表示对地主等被斗争对象可以釆取任何手段。但是，也许人们对残忍还有一个适应过程，初次的斗争会总不能令工作团满意。郝家坡第一次斗争会之后，康生召集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总结说：“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要死人”。“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
只要有人鼓励和撑腰，任何地方都会有人面兽心的歹徒，毕竟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仍然残存着兽性的一面，这正是毛共的土改和阶级斗争能够在任何地方横行无阻的原因。当第一个流氓拳脚交加把斗争对象打趴在地，不但未受到谴责反而获得表彰奖赏后，第二个流氓就会把人打死；第二个打死人的凶手照样收到表彰后，就有更多恶徒加入打人、杀人的行列。
在运动高潮时，斗争会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刑场。斗争会场摆满了各种刑具，如用来炙人的炭火、火柱、熨斗，还有老虎凳、铁锹、棍棒、竹签、擀面杖、醋柳圪针、麻绳、刀具、细铁丝串着的艾绳、甚至还有蝎子、毒蛇。被斗之人看到这场面三魂都已经去了七魄，往往还未动手就己瘫倒在地。除了动用场上的刑具之外，最普通、被斗者常常领受的科目是跪瓦渣、用鞋底抽嘴巴，在寒冬腊月剥光衣服，从厕所里舀来粪便从头淋下，等等。
虽然如此，但斗争的成果仍然不大、被斗者交出的底财不多。土改积极分子和工作团有些丧气，但决不甘休。在郝家坡，积极分子们发明了“挖祖坟”之法。因为他们知道，地主富农现在确实变穷了，交不出多少“浮财”，但他们中有的祖先曾经富过，是否会像历代帝王那样把金银财宝埋藏在坟墓里呢？这个推测一旦提出，工作团本着“群众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原则给予支持，积极分子们的劲头又上来了。于是一场空前的“挖祖坟”运动先郝家坡，后在其他地区蔓延开来……
所谓斗地主决不限于地主本人，地主家的任何人都不能放过。地主妻子被抓去与丈夫同斗。地主幼小儿子被称为“小地主”，被贫下中农的小孩子围攻辱骂、殴打，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当场被打死。有的村庄还有“创新”，将地主家年轻女人作为“胜利果实”分给土改积极分子和那些没有妻室的二流子、无赖，有的女人不堪凌辱而自尽。还有的地方对地主实行五马分尸的酷刑。（香港《动向》杂志2015年第9期第34页的作者在回忆中说，1969年他下放到北大荒挿队落户的村子，村民告诉他，一个姓胡的地主在土改中被五马分尸，其小妾被村支书据为己有。）
由于有了“化型地主” 一说，很多出身地主家庭但早已参加了毛共队伍的干部、教师，亦被当作地主被抓捕、拉回村內斗争，因为怕其重新回干部队伍，这些人一旦抓回村必死无疑。晋绥地区在抗战时期是中共根据地，一些当年的“抗日英雄”和中共的高级干部也在土改中惨遭杀害，抗日英雄郝圆脸是潘家庄行政村所属城东沟村人，抗战中曾任民兵中队长，1944年出席晋绥边区的群英会，被授予“劳武结合特等民兵英雄” 称号。1947年4月在陈伯达主持的土改中首先被枪决。
1947年冬，延安中共党报《解放日报》记者郭克卿在赴晋察冀边区采访途中，只身回老家郭家庄探亲，郭带有警卫员，可见不是一般干部，但他把警卫员留在马坊镇没有带去。郭打算劝说家人主动交出土地、财产，接受土改。可刚进村未及回家便被村民围住活活打死。
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诚，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少年时代即在外读书，后在中共边区政府工作。在中共晋绥边区分局召开的土改经验交流会上，孙良诚听到康生的“化型地主”一说，康生并举出时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开明士绅刘少白为例，说刘少白当年献地是“假开明”，即是“化型地主”。 孙良诚回到高等法院传达会议精神时，表示了对康生说法的异见，孙说：“刘少白献地是假开明，那么，什么是真开明呢？”想不到有人就此向边区分局告密。1947年年中，孙出外办案时路过家乡兴县固贤村，回老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天亮即被土改工作团派人抓捕。关到11月，在固贤村召开的一次联村斗争大会上，先拿6个地主活活打死，孙良诚被最后带上场，宣布罪名为：对抗土改的地主分子。立即被一个凶手用铁棍从肚子捅进，立即死亡。（为了节省子弹，土改中杀人一律用棍棒、刀斧、石头）
静乐县娄烦马家庄的刘肇津，为著名开明士绅，而且在1937年中共在该县建党之初就加入了共产党。刘还兼通医术，经常义务为八路军三五八旅官兵治病，时任三五八旅团长的中共将领杨秀山曾患伤寒，刘邀至家中治疗40多天，直至其康复痊癒。1947年土改试点时，刘肇津在兴县中共晋绥分局办的丰记商店当坐堂医生，被本村群众抓回去活活打死。刘肇津如此，其余可想而知。
（以上取材于《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曾彦修：《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2011年第4期张贵桃:《娄烦土改及其纠偏》等）
土改的最后一道程序是分田分地。按规定，好地分给贫雇农，中地给中农，赖地分给曾经占过便宜的村干部，至于地主则是扫地出门，即地主家那些幸存未死的人每人只给一只碗、一双筷子，其余什么都没有。他们不是立即饿死就是沦为乞丐任其慢慢自灭。
简言之，任何人一旦被划为“地主”，本人等于宣判了死刑，全家也要遭殃。假如地主家幸而有人大难不死，也将被列为阶级敌人永远受到专政、奴役。富农稍好一点，没收田地财产后可分给赖地。（但富农如果兼有工、商行为则被划为“双富农”， 等同“恶霸”，可立即打死，见后文）
中农也不能幸免。中农虽不像地、富那样悲惨，但其土地也被强行没收后再平分，也会损失部分好地。按当地农民的说法是：“砍倒大树砍小树，砍倒小树拔圪针”（圪针系方言，原指植物枝梗上的刺状物，借指稍有一点财产者）。
虽然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的土改试点如此恐怖，如此左得可怕，然而负责土改的刘少奇等领导人仍不满意，认为“右” 了。1947年夏，刘少奇离开延安带着新成立的中央工委去到晋绥，在听了康生等人的汇报后，对晋绥地区的土改给予尖锐批评，基本上否定了前段的土改工作。刘少奇给晋绥地方的领导人贺龙、李井泉、张稼夫写信说：“你们的干部不信任群众，违反群众路线，不尊重与倾听群众的意见”，“ 在各种组织中存在与地主妥协的倾向，某些分子或明或暗的有阻碍破坏群众运动与土地改革的现象，也很严重。”刘还与同行的朱德打电报向中央汇报说:“晋绥土地问题基本上还未解决，只有少数地区农民已分得土地……如果不釆取有效办法，改善现状，确难继续支持长期战争。”笔者引用的这篇文章作者并未说明刘少奇对晋绥土改有那些具体的指责和要求，而且文义也不太明晰。（原文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土改中的蔡家崖的斗牛大会》。）但笔者推断，刘少奇所指责的主要应是两个问题：一是没有拿全部土地包括中农的土地按全部人口平分，这样很多贫雇农仍然分不到土地（所以后来刘主持的”土改法”规定要拿中农的土地平分）；二是没有坚决执行对包括共产党干部在内的“贫雇农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的政策, 对干部中的右倾分子的打击不够狠。所以刘认为“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刘因为由他主持的1946年的土改“五四指示” 受到毛的“右倾”批评，为了将功补过，此时变得奇左起来，后来在刘亲自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把他的一套极左思想全部贯彻于会议中。因此这个会议之后的土改特别残忍，特别血腥。
晋绥地区后期的土改、除了前面讲到的酷刑外，一位知情者又补充列举了另外的几种酷刑：
一种叫“磨地”。 先在地上撒上有棱有角的炉渣或六棱八瓣的波菜籽，这些东西比木锉还要锋利。将被斗者脫光衣服，推倒在地让两人提住两脚来回拖，后又发展为正反两面拖。用不了一会就会使被拖者血肉糢糊。如果还交不出浮财，或交出的不能让施刑者满意，就要继续拖，直至惨死。一个开药铺的叫周二掌柜的受刑后交出了三百大洋，被认为不老实，便在其肚上加上石磨并坐上人拖，周的后脑被磨塌，脑浆流了一路，立刻毙命，白森森的肋骨一根根排列着让人不敢正视。
第二种叫“坐圪针柜”。 将一个衣柜抽空，在其箱底散满剁碎的酸枣树圪针，把被斗者剝光，赤条条放进去，蓋上蓋子。然后在柜腰底部放一根木头做横梁，从两头按下揺晃，有如幼儿园的撬撬扳。晃几下问一句：交不交待？
有一个叫余务本的七旬老人，做生意有些钱，被抓来受此刑。但老人耳背，外面的人问话听不到。于是被认为顽固，一阵猛摇之后，打开一看，早已血肉模糊断了气。
第三叫“扔四方墩”。 当地人把长城的烽火台叫做四方墩。四方墩有三丈高，把人往下扔必死无疑，这是对付那些被认为是顽固分子的最后办法。为了怕其万一不死，还在其下面的荒山野坡上铺满各种石头，后来改为先扔人，然后对着人扔石头。一个姓韩的教书先生被打成化形地主。韩妻生性节俭，提着篮子捡料炭，被认为装穷，抓来施以火鉗烫、磨地、坐虼针柜等酷刑，不死。最后被扔四方墩砸死。
最后是枪毙。如叧外一个寡妇经营磨房、当铺、粮库等，被认定浮财多，当作重点斗争对象，先后受到火柱烫、磨地、在耳朵里钻进捻子点灯，仍未死。最后由乡里的法庭枪毙。
（以上引自《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晋绥土改中的酷刑》）
由于全国土地会议后强调土改中不但要对付地、富及农民中的“坏人”，而且把这一条扩大到对付共产党的干部上来，叫做“审查干部”。为此一些中共基层干部也遭了殃。还是上面那篇文章中，作者引用中共高干牛荫冠的话说：当年他“从兴县搬到宁武县，沿途发现被打死的区乡干部不少，其中有一位区长（名字记不清了）被綁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是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又如兴县黑峪口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被活活打死之后，还被人剖胸挖心。
康生的前段工作虽然受到刘少奇的批评，但后来仍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在受到刘的批评之后，康生搞土改变得更加疯狂和血腥起来，见下文）。1948年4月1日，毛泽东路过晋绥分局所在地的兴县，召开干部会议并作讲话（这篇讲话收入《毛选》第4卷，题目就叫做《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在讲话中说：
“.....晋绥分局获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领导方面来说，主要是：（甲）在去年春季刘少奇同志当面指示和去年春夏康生同志在临县郝家行政村工作的帮忙下，晋绥分局去年六月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批判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的右倾偏向，彻底揭发了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决定认真发动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方针。这个会议是基本成功的。假如没有这个会议，这样大的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毛还掩饰不住他对整党和土改造成的人人心惊胆战的恐怖局面的喜悦，他说，晋西北地区的干部和群众都被制服了，害怕了，他们说：“‘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这是晋绥人民的话，这是晋绥人民对于我们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所作的结论。”
使用如此残酷的手段，将人民整得胆战心惊服服贴贴之后，毛却如此得意洋洋。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毛对惨无人道的土改和整党（整党也是为了土改）的由衷赞赏和喜悦，同时也使我们清楚了，毛所谓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拥护”意味着什么。
由于康生能干，毛在当年10月下旬派他去山东搞“二次土改”，以扭转那里土改工作的“右倾”。康生于11月初到达山东，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按照毛的意图和他在晋西北创造的经验，迅速地、雷厉风行地掀起了山东中共根据地的土改狂潮，所有中共的干部和根据地的群众立即被卷入血腥的恐怖之中。
康生先参加在中共渤海区党委所在地阳信县召开的渤海区土地会议，会上他认定渤海区中共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一批“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在思想上政策上犯有类似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错误。”因此开展了“搬石头”运动，即把原有各级干部撤换或开除（有的被法办），换上杀人不眨眼的流氓恶棍掌权。
康生自己带头示范，他到阳信的一个镇，那里原来没有什么暴行，康生指示说所有斗争对象“不管有无罪恶，一律加以肉体消灭。”于是120人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有的罪名仅仅是“同情地主”，其中两个是七岁儿童，被儿童团的“红小鬼”折磨而死。
其他地方仿效康生的做法，大肆乱打滥杀，一时间惨声震天，血腥遍地。
渤海区的土改“补课”差不多了，康生又马不停蹄赶去胶东地区搞二次土改，如法炮制，重复渤海区的恐怖一幕。
就这样，山东的土改为后来共军全歼张灵甫（国军抗日英雄）的七十四师和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二）习仲勋眼中的老区二次土改
1947年8月，中共中央将习仲勋从军队调到地方，让他主持西北局的工作。西北局主管陕甘宁边区，是老根据地，这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土改。但对于大部分是“老区”的西北局来说，土改早就搞过了，这次实际上是二次或第三次“土改”了。
习仲勋能做到毛共的“大区”一级干部，当然是久经考验、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绝对不会是“右倾分子”。因此，从他眼中来评判那一场土改，应该比较客观，绝对不会对那场运动“歪曲”和“污蔑”。
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下发各地执行。西北局于11月1日在绥德县召开了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和《土地法》的大会，后称“义合会议”。会上由西北局宣传部长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其实就是晋西北土改的翻版，如提出要让“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翻底财，搬石头”，所有工商业者和中农、都在“共产”之列。
会议的空气很紧张，一批领导干部如张岱峰、高峰、周兴等被叫到台上接受批判，稍有分辨，就被“拉下台”。还把晋绥地区在整党中把“五台山大庙炸了个稀巴烂”一事广泛宣传，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习仲勋虽然是会议主持者之一，但据参加会议者的记述，发现他“说话较少，神情郁闷。”后来习仲勋说：“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但是，作为领导人，他在会上不敢有异议，只能遵守、执行中央的既定政策、法令。
义合会议之后，各分区、县立即召开会议进行贯彻，一场以土改和整党为中心的大规模运动迅速在西北局所辖各地开展。习仲勋下到各县调查巡视，发现运动中出现了各种“极左”的偏向，如：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所有生活较好、财产较多的农民都成了土改斗争的对象；把早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民又拉出来斗争；甚至在共产党政权里任职的公教人员的家属因缺乏劳动力而雇请农民种田者，也定为地主、富农。在枣平林街，所有商店、铺面全部被查封。
武斗和酷刑更是触目惊心，延家岔的贫农会规定：谁斗争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打死！各地土改工作团都指定了专门的打手、刽子手，专门从事捆、打、吊、栲、杀人的“工作”。斗争会成了阎王殿，除了一小撮干部、凶手，与会者人人恐慌，胆战心惊。
习仲勋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过多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时任晋蒙军区副政委）家人也被斗，索要银洋。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佳县乱搞不到五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本小节资料引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10期贾巨川的文章：《习仲勋在土改中防左纠偏》）
有意思的是，习仲勋报告里所说的情况“最严重”的佳县，正是毛泽东呆的地方，自1947年8月16日至11月21日毛就住在佳县，因此对那里的情况他一清二楚。张戎《毛传》第278页记述：送给他（指毛）的一个报告说，那里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淹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浇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笔者对照，给毛这个报告的，很可能就是习仲勋，或由习转呈的。因为一般人不可能给毛递报告，更不敢递这种报告。
1947年12月7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或称“杨家沟会议”。习仲勋趁参会向毛汇报工作之机，谈了自己对边区土改中存在问题的看法，还向毛反映绥德县在土改中将著名的开明人士、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会长安文钦也抓去斗争，抄没了他的全部“浮财”，并且“扫地出门”。
这时恰恰曾被毛肯定过的另一个“开明士绅”、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去世，习仲勋与林伯渠商议后共同向毛建议：为李鼎铭召开追悼会要请党外人士参加，请安文钦致悼词，借以为安文钦“平反”。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并且承认“下面做法过火了”。可谁都知道，没有“上面”的支持，“下面”敢“过火”吗？毛还用他那套特有的“黑色幽默”说：“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访问时曾讲过，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开明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现在一搞土改，又把他们的浮财给分了，赶出家门。有朝一日这位记者再问起安文钦先生时，你们怎么交待？”毛这里用了“你们”一词，仿佛这都是别人干的，与他无关，何其鄙也！（毛类似的“黑色幽默”还有：事实证明，人的脑袋割了，不会像韭菜一样又长出来。他把这当“笑话” 取乐。）
面对习仲勋对土改中过火的、残忍的做法的批评，毛表面上既没有异议，也没有反驳，但实际上并不认同，也不接受。他在听取习的汇报后谈到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时，故意顾左右而言他，他要习仲勋挤时间来读书，说什么：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这显然是对习的“反批评”。不过，他知道习是忠心耿耿的，是从大局出发的善意劝谏，所以忍受了。
但转眼间，在会议闭幕上作结论讲话时，毛对习仲勋以及其他一些在会议对土改提出批评的人给予变相的“回击”：他先说在土改中反右倾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和党外人士出现了“左”的偏向。不过，这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是好的，只有两个浪头有点偏差。这当然只是“小问题”了。毛故意回避人们反映最强烈的乱杀、虐杀问题，只是说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要分别情况对待。
习仲勋似乎感到他反映的问题没有引起毛足够重视。就在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即1948年1月4日，又写了一份致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共有五个方面的内容。除了开头是对毛“热烈拥护”的套话之外，其他主要是强调陕甘宁作为老区的特殊性，如说“平分土地对我不利”；老区的地主富农比新区少得多，不应规定地主富农占全体农户8%的“标准”（可见，那时已下达打击的指标了）。而且提出，对老区的地主，应该查实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和劳动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其现在的成份。还提到许多地方名义上说是自发的群众运动，实际上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操纵、把握，等等。
习仲勋所反映的问题，击中了毛式土改的要害，毛与刘少奇、康生本来就是想利用农村中那些“斗争勇敢”的流氓恶棍、积极分子，制造足够的恐怖，然后将农民整治得服服帖帖，就算达到目的了。他们对如何划阶级、分配土地才能达到公平、如何限制那些“动机不纯分子”的从中捣乱，以及对地主富农的滥刑乱杀根本不感兴趣，更不想纠正。
不过，习仲勋既然已经指出了这些问题，老奸巨滑毛也就不得不表示“同情”。并叫习仲勋去“巡视绥属各县”，“每个县住几天”， 调查了解情况。
习下到子洲县，在那里呆了9天，超过了毛的规定期限。因为他在那里与地委和几个县的干部群众广泛接触，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如，各地都出现了趁运动浑水摸鱼大捞一把的投机分子；子长县栾家坪的土改变成了干部党员之间的斗争；涧峪岔附近的四朴桥斗争（打死）一个旧保长，逼其妻剖腹自杀殉夫；交口有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杀鸡宰羊，大吃大喝了八、九天，临走还捞上一把……。
1月8日，习仲勋将了解到的情况归纳为9种不良现象致信西北局；10日，西北局将此报告转呈中共中央。
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并提出了一些纠偏的建议。
习的报告和意见，差不多等于全面指责和要求纠正毛和刘的土改政策方针。这时的土改已经因为过度残忍血腥而引起社会上广泛的指责，也引起了毛共内部一些人的不安，且这时土改己进入尾声，毛的土改目的已经达到，他正想找一个台阶下来收场。于是，他利用习仲勋的意见书给自己制造一个虚心纳谏的假象。2月6日，毛致电习仲勋等人，就新、老“解放区”不同的土改政策征求具体意见。不久，正式下文推广了习仲勋在自己辖区绥德县搞的“黄家川经验”， 但这时毛的二次土改也接近收场了。
当年的习仲勋是幸运的，他提了那么多“纠偏”的意见，居然没有被毛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算是一个奇迹。不过他不可能永远这么幸运，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还没等到文革，毛借口一部小说把他打成“反党集团” 头头之－，投进了监狱一关七八年。
再说说“新区”的土改情况。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于1947年8、9月间挺进大别山，一路“解放”了不少县城，9月19日攻克了安徽岳西县，与地方游击队合作，建立了中共岳西政权。
这个新政权的首要工作就是土改，当然也得执行毛、刘的统一模式和政策。
县委把这个县分为五个区，各由一个工作组带领当地干部发动土改运动。其中负责河图区的工作组负责人叫张殿銮，是个从刘邓大军工作团下到地方的干部。他是河南人，地主家庭出身。大概在之前的“反右倾”、“整党”中被整怕了，因而特别左（在毛共的队伍里，凡是出身“不好”的干部，都特别“左”，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证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坚定和对“党” 的忠诚，难以在“革命队伍”里立足。刘少奇、康生就是这种典范）。张殿銮“左”的表现首先是不问青红皂白大杀阶级敌人。他每到一处都人头滚滚，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在河图区杀了200多人。地主是必杀的对象，地主躲起来了，就抓其家属来杀。又以其他名义如“恶霸”、“反革命”、“国民党狗腿子”等名义大抓大杀，总之只要有人举报，抓来就砍了。
因张殿銮杀人太多太滥，激起了民变。那些估计自己没有活路的人（包括一些贫下中农）联合起来，反过来杀共产党干部。共产党县委大怒，下令“先下手为强”，杀光一切阶级敌人！于是整个岳西大地浸泡在血雨腥风之中……
岳西县委和张殿銮至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太急，没有耐心去发动群众，越俎代庖自己动手杀阶级敌人；二是这种地方不同于老区，国共双方的军队还在进行拉锯战，共产党还要顾及声誉，顾及影响，如此大开杀戒，不但把阶级敌人杀怕了，也把自己的“基本群众”也赶到敌人的方面去了。所以无功有罪。
上级发现了岳西土改变成了一场大屠杀后，下令纠“左”。为了挽回民心，决定首先把张殿銮这个“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拿来当替罪羊，杀了平民愤。
岳西土改惊动了邓小平，邓指示“纠左”。邓说：“如果乱杀人，一定要失败。”可见邓小平不是反对杀人，只是不要“乱杀”。 不过从邓这个讲话中也透露了当时这个“刘邓大军”的点滴真相，邓还说：“我们到大别山后，部队很苦，纪律不好，老百姓当时对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可以搞得好些吗？二是你们还肃不肃反？（意思是还借‘肃反’ 之名大肆捕人杀人吗）”。从这短短的两句话中可知，这个“刘邓大军”是何等的不得人心，何等的扰民、害民。不然，邓怎么能说自己的部下“纪律不好”呢？共产党从来都说它的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当地群众的关系是“血肉相连”，是“鱼水关系”云云。
（邓小平这个“反左讲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103页。）
（三）土改受害者点滴
1、毛统区1947年土改知情者的片段回忆。
一位署名李晋的作者撰文讲到他父亲在1947年土改中的遭遇（见《炎黄春秋》2003年第12期李晋文）：
“......我的故乡是吕梁山。我的父亲李时光（字春生），是清末最后一届贡绅（优贡）。他一生以教育为业，在上世纪前30年，先在灵石创办双池高小（双池镇现为交口县所属），又在运城创办菁华中学，为了培养师资，最后执教河东师范，是故乡小有名气的教育家。在抗战期间向八路军、决死队（共产党的山西新军）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抗战开始后，日本人把城镇烧了、把学校炸了。父亲回到敌后乡村老家，全力支持以共产党员王磊（解放后任商业部长）为县长的抗日民主政权，积极开展抗战活动，是故乡小有名气的开明人士。曾记得王磊常来我家，从日出谈到日落，夜里就睡在我家炕上。那时我年纪小，睡在王磊与父亲的中间，听他们谈一些我似懂非懂的问题，雄鸡打鸣了，他们还谈个不停，这些事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抗战胜利后，我随校到晋中、冀中读书。1947年冬，忽然听说父亲在土改中自我解剖，走了不归之路，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
李晋在说到其父之死时只用一句“自我解剖”搪塞，不知究竟如何“解剖”法？为何要“自我解剖”？作者仍不敢直言。但这件事已说明了毛共的野蛮、残忍、背信弃义、恩将仇报的丑恶面目。
不过，与李时光同为晋西北土改刀下鬼的山西兴县大地主牛友兰及其儿子牛荫冠的故事，比上述李家故事更清楚，也更震撼人心。鉴于此故事较长，放在本章之后作为附件。
已故北京大学教授、著名作家张中行曾对《文化自白书》的作者张者说过一个他家的土改故事。他家所在的那个村没有富户，没有吃“剥削饭”的地主，按有关政策是找不出地主来的。可是“上面”要求必须找出个“地主”来，条件不够便在“矮子里面抜将军”，降格以求。眼看留在家的张的妹妹有被划作地主的危险，而一旦被划成地主，就意味着全家的灭顶之灾。当时张中行家里大概只有这个妹妹在村中。为了挽救整个家族，妹妹想出了一个不得已的办法：逃走。但这时民兵已经“封村”，所有进出村子的路口都有武装民兵把守，任何人不得无故进出。这时张这个妹妹恰巧有一个刚出生的有点残疾的女儿，母亲决定牺牲这个女儿。她把这个女孩摁在水缸里淹死了，然后以掩埋小孩尸体为由骗过民兵岗哨出了村，一出村便按预定计划逃出了虎口。
张中行对此事的评判是：“这虽然牺牲了一个生命，但却救了全家人的命。”
这件事情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一旦被划为地主，就等于全家都被判处了死刑。这就是毛式土改的可怕真相。毛式土改就是如此野蛮、残忍、恐怖!
3、建国后土改残暴如昔
1949年毛共胜利了，政权到手了。这时的土改怎么搞？是人们曾经翘首以盼的问题，善良的人们希望毛能发善心，改弦易辙，因为此时大局已定，没有利用土改引诱农民参军“保卫胜利果实”的必要了，几百万国民党军队都消灭了，赶跑了，手无寸铁的地主富农绝对不可能与新政权对抗，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只需要制定一套办法，下一道命令就行了。何况新朝开囯，新皇登基，按惯例应大赦天下。
可惜毛不这样想。他想到的是：大权在握了，可以对阶级敌人尽情报复、尽情蹂躏、尽情杀戮、大展平生之愿了。何况，没有了暴力土改，以后的阶级斗争怎么搞呢？而不搞阶级斗争，还要共产党干什么？
笔者分析，在全国胜利后，毛坚持暴力土改，原因至少有三：
其一，为以后的阶级斗争奠定基础。毛共几十年的历史，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历史，靠搞阶级斗争起家，靠搞阶级斗争发迹，靠搞阶级斗争夺得天下。而阶级斗争之首就是土改。有了土改，才有每一个人的“阶级成分”、“家庭出身”；有了土改，才有日后的斗争对象；有了土改，才有人世间的仇恨；有了土改，这几亿人的大国才好统治......总之，没有阶级斗争，毛实在不知道怎样治国，他的雄才大略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其二，让毛共庞大的干部队伍，特别是新加入干部队伍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民主党派人士，“经风雨、见世面”，让他们与过去的中共干部一样，去参加土改，经历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并且亲手沾上一点阶级敌人的鲜血，让他们除了跟共产党走，再没有退路。也让他们看到地主的悲惨下场，才会更加忠于党、听毛的话.....所以毛下令所有的干部都要过“土改关”。毛把“土改关” 与“战争关”相提并论，认为1949以后战争关已过，就剩下土改关了。（参见毛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毛选第五卷第25—29页）。
其三，让全国人民经受土改的洗礼，见识共产党的手段和厉害，为以后的极权统治打下基础。土改是个大课堂，让国人知道共产党喜爱什么，讨厌什么，“亲不亲，阶级分”，彻底破坏几千年形成的社会结构和沦理道德、价值观念，为接受毛式的马列主义“新教”打下基础。
就在毛泽东紧锣密鼓准备新一轮土改的暴风骤雨之时，农村中那些待宰的羔羊们却全然不知，他们绝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当然，也有知道在共产党统治区搞土改真相的国民党人告诉人们毛式土改的血腥恐怖，但很少有人相信，以为那是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共产党要搞土改“平均地权”人们已经听说了，作为地主和富农，要把自己“多出”的田地拿去“共产”， 虽然是不愿意的，但他们知道天下易主，改朝换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服从新朝的政策。他们还想，共产党的政策只是平分土地，自己捐出多出的部分，还可以分得平均的一份，今后生活还是不成问题的。他们还想到，自己只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与共产党作对，结仇，新政权没有理由跟自己过不去。何况，一般的地主也没有能力去港、台或国外躲避。总之，人们尽量往好处想，自己宽慰自己，提心吊胆等待决定他们命运一刻的到来。
这里面应特别提及乡村中的士绅阶层。这是地主中有文化、有知识、有社会地位、受人尊敬的一群。他们有的是自已创业发家，有的是继承祖业，有的是从官场退隐田园。他们受孙中山先生的“乡绅自治”“乡村建设”思想的影响，决心为建设家乡、造福桑梓出力，就象前面提到的李时光一样，他们首先热衷于办教育亊业，为家乡培养人才，还做些修桥铺路，或办实业之亊，以桭兴家乡经济尽一点力。这一群体一般都受过传统教育，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者，传统道德的守望者。他们在当地拥有广泛的人脉，享有声望。他们都是大小不等的地主。他们对时事不甚热衷。对国民党没有太好的印象，对共产党也没有太坏的印象。他们还知道共产党优待开明士绅，而他们坚信自己就是开明士绅。他们之中有部分人有能力避居海外，但他们更恋栈家乡，而且坚信共产党会优待他们，所以共产党来了他们不出走。
由此我们便可知道他们所想象的共产党与实际的毛共差距有多远！他们做梦也未想到自己是中共首先要消灭的死敌，第一批要宰的羔羊！
待到乡绅们发现当局这种意向时，已经无路可逃了，当局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这些待宰的羔羊统统逮捕在案，很快就当做“恶霸地主”、“ 土豪劣绅”，举行公审大会枪决了！杀人布告上都写着：“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毛共在建国后的土改中屠杀的士绅不计其数，也无从考证。但其中有两位父亲的儿子中国人大概不会不知，那就是后来名满中华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查良镛）和梁羽生（陈文统）。这两位的父亲都在土改中被中共当作“恶霸地主”处决了。这两位的儿子当时都在香港，可以想象，如果他们早知如此，去香港躲避一下绝非难事。还有一位据说被蒋介石封为“民国第一乡绅” 的湖南祁东县名儒周聆琴先生（网上小说《民国乡绅》主人公），其子曾任蒋的总统府秘书，此时也在美国。但周聆琴也不出国避风头，结果坐等当局以“恶霸地主”之名处死。（1982年已由祁东县法院平反。估计金庸、梁羽生的父亲也会“平反”，因为他们都有作为名人的儿子。没有这种儿子就别想申冤了。）
有关毛式土改的野蛮和惨无人道，前面已经说得不少，现在补充几个较完整的故事，以便让毛式暴力土改的“功德圆满”。
1、李忠邦案。
李忠邦，云南屏边人，当地颇具传奇色彩的豪绅。李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官员贪污腐败极为不满，对毛泽东、共产党倡导的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十分向往。在经商致富之后，李置下了田地产业，并致力在乡里办学校、兴教育。李为人豪爽，极富正义感，在乡里扶贫济困、除暴安良，还积极支持反政府的学生运动。因而曾两次被县里的常备队抓捕。然而李则毫不畏惧，针锋相对，自组武装，亲自带领队伍缴了县常备队的枪，因而名声大震。在屏边当时还广泛流传着“李忠邦智打贪官”，“李忠邦单枪匹马救少女”，“李忠邦神算惩恶贼”等传奇故事。中共的地下党组织看到李忠邦能量颇大，又得人心，便暗中与之联系，李也不避风险，慨然与地下党交往，其家一度成为地下党的联络点和党员避难所。
一个人物促成了李忠邦正式投奔共产党，那就是国民党第60军军长万保邦。李忠邦乃万保邦侄女婿，两人关系自然非同一般。而万保邦也是一个有“反蒋”倾向之人，在“民革中央”的策动下，万保邦毅然举行反蒋起义，宣布成立“滇黔人民自卫军”，自任总司令。李忠邦被任命为万部最具实力的第三团团长。后来滇黔自卫军与国民党军大小战斗百余次，有效地牵制了云南国民党军的主力，使得中共领导的地下武装“滇桂黔边区纵队”得以顺利建立和发展壮大。而李忠邦则被国党政府列为“通共匪首”缉捕，李家被抄三次，全家只得常年在深山老林中避难。后李忠邦征得万保邦的同意，干脆率部投奔中共“边纵”的麾下，被任命为边纵第四支队第33团副团长兼独立大队队长，成了中共一支地下武装领导人。
加入中共地下武装后，李忠邦作战勇敢，多次获得纵队、支队的表彰。及至云南“和平解放”，李忠邦所在的“边纵”与中共正规军会合整编，李忠邦被派赴家乡屏边剿匪，任屏边剿匪大队长。临行前部队首长勉励其再立新功。
历经千难万险，屏边的剿匪任务终于胜利完成。征尘未洗的李忠邦被上级招去谈话，人们都以为上级要对他嘉奖或提升。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李去到立即被当场逮捕。几天之后即被枪决，罪名是“恶霸地主”。
原来这时中共正在大搞“清匪反霸”。以李忠邦原来拥有的财产，以及他在当地人民心中的威望，完全符合毛共的“恶霸地主”条件，当局早已把他列入要消灭的对象，只因为他的“剿匪任务”尚未完成，才让他多活一些日子。而今土匪剿灭了，这个剿匪大队长的末日也就到了。
处决的当然不止李一人，李的部属、骨干近20人同时被捕杀害。更多的部属则在遣散后陆续被害。李忠邦的家人按照地主“待遇”被扫地出门。其时，李忠邦的儿子李斌已在中共的第四野战军第13军文工团工作，其创作的剧本获得全军文艺汇演一等奖，有关领导正要送其去相关院校去深造、培养，就在他准备动身之时，军部保卫处突然将其逮捕。莫名其妙的李斌，有如晴天霹雳，细细打听之下，保卫处才告诉他：地方政府来函，告知他父亲已作为“恶霸地主”被枪决。他理应受到审查。
后经调查，李斌被无罪释放，但清出部队。之后李斌在家乡艰难谋生，辗转多年，终于谋得在一个山区小学当民办教师。李斌努力工作，还受到教育当局的嘉奖。但终因家庭出身和父亲的“罪过”，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劳动教养，妻子离婚，孩子随母而去。
经过20多年炼狱似的教养农场的磨难，九死一生的李斌终于幸运地迎来了右派“改正”，但已家破人亡。
（以上取材于《往事微痕》第63期李斌文：《对我父子悲惨遭遇的回眸与思考》）
2、“宋森案”。
广东作家牧惠撰文说，他收到过去武工队的老战友宋群寄给他的一本书，书名《宋森传》，是写其父的生平事迹。于是牵出他对宋森的回忆。
宋森，广东鹤山人，一位有名的左倾人士，从 “大革命”时代、“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国共三年多的内战，宋森都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他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共，出钱出力，宋森还创办了一份叫《鹤侨报》的小报，为中共帮腔造舆论，他还把自己三个子女送进毛的“革命队伍”。
宋森的家乡被中共“解放”了。其时他在香港，出于胜利的喜悦，他跑回鹤山，在县里谋得一份编县志的差事，终于如愿以偿参加了中共的“革命工作”。
他工作积极，热情高涨，带头响应政府的一切号召。当时正值“抗美援朝”运动，他带头捐款为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可也就在这个时候，土改来了。土改是毛钦定的压倒一切的“运动之王”，任何人只要在土改中被划成地主，就成了铁定的阶级敌人，他以前的一切表现，一切荣誉，为共产党立下的汗马功劳都得一笔勾销，宋森就属此类。可是，宋森家只有两亩多田，怎么能划成地主呢？可是事实就是如此，两亩多田出租收租，也是滔天的剥削大罪！牧惠的文章中没有说宋森的其他“罪恶”，依宋森的政治表现，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政治罪恶”。可就是这两亩出租地，宣判了他的死刑（仔细推想，宋森过去也算有钱、有文化、有社会地位之人，又生活在香港，大概这些才是他被划作“阶级敌人”的真正原因）。
可怜又可悲的宋森在知道自己被划为地主在劫难逃之后，选择了主动“自我了断”，不过，他没有像李时光那样不留一字就“自我解剖”，他知道自杀也是一种犯罪行为，而且他还有三个子女在共产党手下工作，所以，自我“了断”前特地写下了一封遗书，再次向“党”表忠并表明自己的清白，末了交待家人：“将我的金章和我补助填数的款（原文如此）一一交到人民银行，作为抗美援朝的捐款，不能少欠分毫。”
幸运的是，他的三个子女没有受到太大的株连，只是被打入“控制使用”的另册。
宋森的故事平淡无奇。比较起来，下一个故事主人公就颇赋传奇色彩了。
3、莫雄案。
。莫雄可不是一般之人，他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参与1911年著名的“3.29”起义（即广州黄花岗之役），是名符其实的国民党元老。北伐时，莫雄任国民革命军师长，与蒋介石是好友。北伐后期，莫雄思想转向左倾，不过，他仍然留在国民党的阵营里。1930年，莫任上海警税团团长，在其部下的共产党员严希纯、项与年（项南之父）的影响下，思想迅速“赤化”，成了共产党的地下战友。1934年，莫被任命为江西德安行署督察员兼德安地区保安司令。其时，蒋介石正在发动对中共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蒋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莫雄参加了会议。会上蒋介石部署根据德国军事顾问制定的围歼红军的“铁桶计划”。莫感到红军处境危急，偷偷将代号“铁桶计划”的重达一、两斤的文本带了出来，回到驻地便把会议的布置和铁桶计划的文本和盘告知并交给了严希纯和项与年。严、项感到情况紧急，连夜将计划要点用密药水抄写在4本《学生字典》的空隙之上。然后项与年化装成教书先生，步行六天，进入了红军占领区，亲手将“计划”交到中共军事领导人周恩来手中。十天后，红军主动撤离江西，踏上了“长征” 之路。
莫雄对中共的贡献还不止此。不久，莫调到贵州毕节地区任专员兼保安司令（蒋介石总是把莫雄调到与红军接触的关键地方和岗位，可见其对莫信赖有加），刚好贺龙的红二方面军长征要经过毕节，莫不惜冒违抗蒋介石的命令的风险，擅自将红军放行过境。蒋闻讯后大怒，以“通共”之罪将莫解押送进南京监狱。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不久蒋又将莫放出，并降级任命他为广东南雄县县长。莫雄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利用职权将被国民党大员余汉谋关押在南雄的数百名共产党员和被俘的红军全部释放了，莫自己则跑去了香港。
中共夺得政权后，当时在广东和华南主政的叶剑英算是不忘旧恩，给莫雄去信，诚恳邀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莫雄自恃对中共有功，慨然回到广东，受到叶的热情接待。接着莫又在参与剿匪，为中共再立新功。
可是，世事莫测。这期间叶剑英在广东搞土改试点，鉴于广东侨属多的特点，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土改政策，获得一片好评。谁知这事被人告密到毛和中央，指其搞“地方保护主义”和“和平土改”。毛在其他任何问题上都可以妥协让步，唯独在土改政策上是没有半点通融的余地的，据说，叶剑英在红军长征中对毛有救命之恩，可他仍然不能容忍叶在土改上的“右倾”。毛立派他的亲信、公安部长罗瑞卿急赴广东，调查并扭转广东土改中的“右倾”和“地方保护主义”。
罗瑞卿以钦差大臣身份在广东大展拳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地方保护主义”和“和平土改”高潮，制造了这次运动中的“四大冤案”，大批广东本地干部纷纷落马，一些人锒铛入狱，甚至被处死。叶剑英则被毛调离了广东和华南。
失去了叶剑英保护的莫雄这时也在一夜之间由共产党的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莫的家乡农会派人到广州抓捕莫雄，这时莫背负有诸多罪名：蒋介石的走狗、反革命侩子手、地主、恶霸....其中任何一项罪名都可以置其死地。而且，此时的莫雄不是国民党在职高官，不享有被“统战”的资格，所以只有死路一条。莫雄家乡的地方政府已经做好了准备，莫雄押回后立即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当场将其处决。
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事情出现了转机。原来身居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要职的古大存，知道莫雄乃叶剑英邀请回国的“特异人士”，现在叶剑英虽然调走了，但是不能不顾及老上级的面子。于是他向接替叶剑英主持广东和华南工作的“一把手”陶铸进言，详细说明了内情，求其网开一面。陶铸斟酌再三，终于同意刀下留人。
从鬼门关走过来的莫雄死罪虽免，活罪难饶，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莫言被划为“极右分子”。但仍然多亏了古大存的关照，莫雄得以幸存下来，直到1980年病逝。
只是，后来陶铸与古大存有了矛盾，古大存被陶铸以“右倾”之名拉下了马。
莫雄的案子算是特例，全中国的地主、反革命分子能有这种幸运的没有几个。下面彔两个“正常”案例，为本章作结。
4、张翅翔案。
《凤凰周刊》2005年第14期刊登了一个叫张翅翔的人的文章，谈到其全家人在土改中的遭遇。
张翅翔，湖南人，出生在一个地主大家庭。1939年，抗日的烽火然遍中国大地，当时还在读初中的张翅翔，被爱国激情所驱使，毅然投笔从戎，和当年很多热血青年一样，他选择了共产党，奔赴延安。
1949年毛共取得胜利，经过多年生与死考验的张翅翔回到湖南，这时他是一名共产党干部，在省城长沙一家出版单位工作。阔别家乡十余年，他急切地想回到故乡，见到魂牵梦绕的亲人。
可是，当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家人的消息后，挨了当头一棒，炽热的心灵像是被猛然泼上一盆冰水，激情熄灭了，心绪降到了冰点。他得知自己的家不是遭到一般的打击，而是遭到了灭顶之灾！他有家难归，实际上无家可归了。
张家由祖父创业，祖父茹苦含辛打拼一生，创下一份家业，在当地算得上是较大的地主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祖父的一生奋斗，留给他的子孙后人却是无穷无尽的灾难，让他们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祖父生有4子，各立门户。土改降临，张家首当其冲，第一场开局，就选择张家两个兄弟开刀祭旗，两兄弟在同一天同时受戮，抛尸荒野。另一个弟弟也是地主，只多活了几天，便被农民用乱棍打死。最后一个弟弟不成气候，家道中落，只划上“富农”，按理，该给他留一条活命了。可是贫农团的凶手一合计，四兄弟已去其三，这一个断不能留下作为后患，于是把这个富农关进土牢，折磨得奄奄一息，估计不能活命之后才放其回家，让他死在了家里。
第二代被消灭干净了。
张家人丁兴旺，第三代有十三个男孙，17个孙女。13个男孙中，两个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一个惨死狱中；一个外逃，被抓回后抓去劳改，一去30年。另有3个被划为右派分子管制劳动；2个流落外地他乡。2人终生无妻。
17个孙女，被迫自杀的3人，最小的一个夭折，一个患抑郁症长期卧床，余者或被迫嫁与残疾人为妻，或远嫁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过着与野人无异的生活。
张翅翔属第张家第三代，虽然自己少年即参加中共的“革命”，但地主家庭出身的沉重十字架，把他压得踹不过气来，得知家人的遭遇后，悲痛之余，他更是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夹着尾巴生存。但共产党这个队伍注定不能容许他的存在。1955年“肃反”时，他被无端诬为“叛党”；两年后反右时，又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劳动教养。直到1980年，经过25年劳改、九死一生的他才走出劳改农场。
“改正”后的张翅翔在一个出版社当一名编辑。25年的劳改生涯，全家几代的毁灭，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永远不能愈合的创伤。他循规蹈矩，低眉俯首，战战兢兢度日，仿佛一具行尸走肉，苟延残喘。
可是不料生命在垂暮之年忽然迎来转机，1991年，张翅翔获准移民美国（估计是其子女中有人已移民美国）。此时张翅翔已年过花甲，若按常理，一个人老年离开故土，多有眷念不舍、依依惜别之情。然而这时的张，却有一种无法言表的兴奋，一种再生的喜悦。在异国他乡，张著有《西山漫忆》一书，其中一段描述当年他跨出国门时的心情和感受：
“跨过罗湖海关之时，自我感觉像一条从古堡深井里跃入浩瀚大海的鱼，其畅快喜悦，比之为受难时之苦恨不能高飞远逸，一生一世梦想终于实现。”
张翅翔的一家是不幸的，但比起更多的被“斩尽杀绝”的地主或“反革命”家庭来说，却还算是幸运的。特别是他在暮年，终于脱离了禁锢他几十载、毁灭他一家三代的囚笼而“展翅远翔”，死而复生。我们为他祝福。
下面再讲一个更加不幸的故亊，却是土改中非常平常的故事。
5、吴之伯家族案。
因为原文作者叫吴之伯，我们姑且叫吴之伯案。吴之伯，1928年9月出生于云南宣威县西泽乡。1947年考入云南大学外语系，１949年4月加入“民青”，后又参加中共的边纵六支队，为中共党员。建国前夕转入地方。在会泽、威信、昭通等地工作。1956年任威信县县长，1958年3月整风中被打成“极右分子”、“威信县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开除党籍、公职，押送彝良大坪农场劳教。1962年1月“摘帽”，当局赏给碗饭吃，让他在镇雄县农水科任林业员，月薪28.5元。后当过五年英语教师。1979年6月右派“改正”，1988年离休。下面是吴自撰的原文：
上世纪二十年代我老祖和爷爷挖铜矿发点小财，买田置地，修了上下两个四合院和一座土碉。爷爷生下父辈四兄弟和一个姐姐。每家分得三间住房，三亩水田，十二亩多山地和小片山林作烧柴之用。解放前十年，父辈各家累遭匪患，逐渐破落。大人们不论男女，人人劳动，也仅能糊口。大伯家每年还差两三个月口粮，根本达不到土改划地主的标准，即：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劳动，全靠剥削为生。1952年家乡的土改是按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和老区打土豪分田地的痞子运动来搞的，再小再穷的村子，也要找出一两家地主富农来，父辈们房屋好一点，有点饭吃，被划为地主，在劫难逃。
（一）祖母浦三妹，土改时71岁，拿不出根本没有的“银子”来，双手指头被裹上棉花浸上菜油“十指点天灯”，在疼痛喊叫中昏去，又被四名痞子抬起四肢，架在火上当众烤死，再把残存的尸骸丢进山里水沟。
（二）父亲吴绍昆，省立高等师范毕业，教书。当过小学校长，后在开远、建水、沾益县任过税务局长，最后在昆明厂口乡当医生开药店，被诬为“反动会道门分子”抓进监狱，摧残折磨，两年后查无实际，出狱就惨死于昆明，年仅44岁。
（三）母亲浦双英，善良的农家妇女，土改中遭受十多次残酷斗争，最后一次在离家二十余里的大街上斗争，被一群恶棍用乱棒打得半死，鼻口流血，由我十二岁的弟弟吴之玄用马驮回家，死在半路上。
（四）伯父吴绍崟，土改中，追问银元浮财，拿不出来，被迫跳崖自杀。
（五）四叔吴绍煋，老实农民，盘庄稼能手，被用刑威逼，不堪忍受，由碉楼四层楼跳下，脑浆崩出而死。
（六）小叔吴绍煌，土改中几次被吊打捆绑，两次逃亡山林避难，活活饿死山中。
（七）我的儿子吴兴亚，系早年妻子浦定芝所生，因全家主要成员都已死去，就交由昆明厂口乡我的后母（亦是地主）照顾，我划右后孩子成为政治贱民，在长年累月的政治压力和生活折磨下看不见半点希望，孩子在花季年龄的19岁绝望自杀。
（八）姑爹叶家林被划为地主，土改中被反复斗打，不忍酷刑，谎称有银元藏在房梁上，于是他从房梁跳至地面，头碰石板而死。
（九）我前妻父母也是我舅父母，同样在52年土改中自杀身亡。
（十）1963年正当我在农水科任林业员时，一位农村姑娘宋儒芬不嫌我是一贫如洗的“摘帽右派”，愿与我重建家庭。婚后生下三女二男，其中最小的儿子兴文，刚满三岁,因感冒导致肺炎，本属小儿科常见病，文革中儒芬因我成为控制对象，加之农村缺医少药、交通不便，我得知后从百余里外的坡头步行赶来，背他进城医治，不到半路，小文就死了。
（十一）大伯家儿子吴之才，不满十五岁的孩子58年被逼去修公路，饿死在外地。
我全家亲属12人，在毛泽东暴政下血淋淋地惨死，真不堪回首！
（原文载于网刊《五七动态》2011年第四期94页）
附： 土改中的牛友兰、牛荫冠父子
这是一起很典型的土改案例，它留给我们和后代诸多深刻而悲痛的思考。
-
牛友兰毁家支持共产党
牛友兰，1885年出生于山西兴县蔡家崖村。牛友兰的父辈开始发达，成为兴县首富。到1937年抗战前夕，牛家拥有五座住宅，两千多垧地，还在县城开了几家商号。
1906年牛友兰考入著名的京师大学堂，三年后因病辍学回家。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后，牛深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先是热心教育，与老同学刘少白创办了兴县高级小学和兴县中学，传播新思想。后来，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日本侵华，又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成为当地有名的开明士绅。
1937年，抗战初起，共产党势力浸入兴县，当时中共的外围组织“牺盟会”（抗日牺牲同盟会）掌握了兴县政权。受县长张干丞委托，牛友兰出资一万元，办起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和兴县纺织厂，解决了八路军部队和机关的被服供应问题。为了支持牺盟会工作，牛友兰每月赠给100大洋作经费。贺龙率120师到达晋西北，部队缺棉衣、粮食，牛又捐出23000大洋，150石粮食，以及棉花布匹等，解决了部队过冬难题。
中共晋西北行署设在兴县。1939年12月，此时已成为中共干部的牛友兰之子牛荫冠奉调回到兴县，担任中共的晋西北行署副主任。由于中共的军政人员骤增，财政不堪负担，牛友兰又拿出3万元（法币），助其渡过难关。1940年2月，晋西北行署公布《減息办法》，牛友兰立即响应，将自己的全部外债契约、账簿全部销毁。1941年，根据延安指示，中共采取“过激措施征集粮款”， 晋西北行署以牛友兰年事已高为名，接管（实际上是没收）了他的纺织厂。此前，牛友兰动员了他的家属、亲戚一直在该厂义务做工，不取分文；他不仅捐出了工厂，连此前的产品和已得利润也一并捐出。牛友兰不但没有毫无怨言，还表示：“不惜牺牲一切，追随全区同胞在政府领导下，共图复兴民族、国家，各种抗日负担提前办理，绝不人后。”他又倾其所有捐出8000大洋和125石粮食，并动员本家妇女捐献金银首饰。至此，他的家产包括土地、房产、商铺己全部变卖捐赠告罄。从1942起，牛友兰搬迁到另一村子的一间破落院子居住，变成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身无一文的“无产者”了。
1942年，牛友兰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参观访问，据说，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热情接待”。 牛回来后撰文盛赞“从延安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还发表斥责国民党的言论。
-
儿子牛荫冠成了共产党高干
牛荫冠系牛友兰长子，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工学院，读书期间，加入中共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因工科学习功课繁重，难以兼顾学运工作，遂转入经济系学习。期间，牛荫冠积极参与中共的学生运动，在运动中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委员、书记。
1936年牛荫冠受中共北方局委派回山西恊助簿一波组建和发展山西牺盟会。牛荫冠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大学文凭回到山西，先后任太原市和山西省牺盟会负责人，参与组建决死队等中共武装，成为山西’新军”的领导人之一。1939年12月新军发动了“十二月事变”， 与阎锡山決裂. 牛荫冠处境危险，离开了太原，被党组织安排任晋西北行署副主任兼党委书记，驻地兴县。这样，牛荫冠回到了兴县老家。
有一件事情对牛荫冠的“成长” 可能发生影响。牛荫冠在太原时，刘少奇到太原重新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其间，刘拟了一份《山西农会章程》，交牛荫冠在牺盟会的刋物上发表。牛荫冠看后在刘的原稿上加了一句：“防止流氓混入农会”。刘看到后，立即叫人找冠来。责问他：“你知道什么是流氓？”冠见刘语气不对，只好低声说：“我也不清楚，反正不是好人吧。”刘正色道：“你这里说的流氓，是一种勇敢分子。农民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就是勇敢分子敢参加，你不能把他们拒绝在农会之外。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实在改造不好的，到运动起来以后处理也不迟。你不能把他们拦在外头呀！”从刘少奇的这段话中也就可见农会是什么货色、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又意味着什么。
牛荫冠经过刘少奇这番教导，也懂得共产党怎样搞农民运动了。后来他初到晋西北行署任上，就立即亲自批准处决了十个“地主恶霸”，其中包括他的表弟。由此可见，后来他的“大义灭亲”不是偶然的。
三、蔡家崖的“斗牛大会”
1946年之后，毛要准备夺天下了，于是重新拾起暴力土改这一法宝。此时毛共完全换了一付面孔，回到了它抗战前的真面孔。它决心首先将前抗战时期与它合作、包括毁家支持它的“开明士绅”们拿来开刀祭旗。
牛友兰在劫难逃。斗争牛友兰稍晚了一些，是在刘少奇纠正土改“右倾”之后。据中共的报纸报道：1947年9月18日，中共晋西北分局书记李井泉在蔡家崖召开群众大会，李在会上说：“（必须）彻底平均分配土地……要彻底平均分配土地，就要先斗倒地主阶级，……大家提出要斗牛友兰家，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剝削压廹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剝削压廹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的准备。”随后召开了17个自然村500多人的大会，作斗争动员。会上决定最近就开“斗牛大会”。“在场旁听的牛荫冠同志为了拥护群众这一决定，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稳……”“会上有两个贫农控诉了牛友兰剝削压迫他们的罪行。”
9月26日，“斗牛大会” 举行。大会开始前，召集骨干分子开预备会，商定斗争会的程序。李井泉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随即，李巡视一番后离开了会场，留下他的夫人和秘书在现场“监会”。
因为是联村斗争，人很多。牛友兰被带着脚镣手铐，和其他被斗地主、富农以及一些“坏干部” 跪在会场前面，跪的地方都铺上一层“料炭”（ 帯棱角的炉渣）。牛荫冠也被安排坐在主席台上，结果一个积极分子跳上台去把他拉出来，并向跪着的地主那边推。这时农恊主席制止说：“这是咱自家人，怎么放到那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起。”牛荫冠幸免于难。（本节情节和引语出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土改中的蔡家崖“斗牛大会”》
斗争牛友兰的具体细节有关文章没有记述，只有一句：“有人用成梱点着的香烧他的身体”，其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斗争高潮的一个节目是要押斗争対象去游街，立即有几个积极分子冲向牛友兰，把他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过他的鼻孔，并喊：“牛荫冠，过来，牵老牛游街！”牛荫冠便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这时牛友兰吃惊地抬起眼望着他儿子，不觉揺揺头。牛荫冠立场坚定，不为所动，但刚一使劲，铁丝就把牛友兰鼻翼下的脆骨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会场上的人很震惊，出现骚乱。参加斗争会的大多数人都知道牛友兰的为人和他对共产党、对抗日所作的巨大贡献，对他有好感，心里暗暗为他抱不平，这时他们起哄扰乱会场。主持斗争会的行署书记马林其实也对牛友兰同情，于是趁机命令给牛去掉脚镣手栲，扶回监所。马林匆忙宣布斗牛会结束，但会场却越来越乱……
受尽折磨、侮辱的牛友兰回到监所后愤然绝食，三天后离开了这个令他伤心欲绝的世界，尸体不知所终。之前，牛友兰鼓励家族人员参加八路军和共产党，他的两个侄女牛荫英、牛荫蝉为共产党献出了生命。他的侄子牛荫越在120师副官处担任会计，牛友兰死后被清洗回家后自杀身亡。
很快，“牛荫冠拉死老子” 的传言不脛而走。
但牛荫冠在“斗牛大会”上的表现，却得到李井泉乃至刘少奇的肯定和勉励。
后牛荫冠被调到晋绥分局党校学习。据当时的党校教育长龚子荣回忆，当谈及其父一事： “牛荫冠同志表现得豁达大度”，“对党无怨言，对群众运动有正确认识”。 一次他在支部会上谈到在那次“斗牛大会”被人推向地主一边，却被贫协主席拉回来一事时说：他当时“感到极大的温暖和党的亲切。感动得落泪不止。”看来，“党” 在牛荫冠心目中的确比他的父亲亲一百倍，是他真正的“父母、祖宗”，他真正做到了“亲不亲，阶级分”。
-
群众还有另一种“不服气”
但是那次“斗牛大会”风波却并未因为牛荫冠的“大义灭亲”而平息。就在牛友兰被儿子拉破鼻子导致骚乱之后不久，大会又起风波，原因是另一个村的一名被斗对象受到“不正确”待遇而引发群众公愤……
这人是木兰岗村的一名二流子、惯偷。但因为其“成分好”，又对敌斗争“勇敢”，进驻木兰岗的土改工作组立即把他当作依靠对象。这人曾经因偷盗村里一个富裕中农的东西，被主人当场抓住并挨了打，到了土改他蓄谋报复，公报私仇自己抓了那个富裕中农来斗，并下毒手一下子就把这人打死了。群众对此事非常反感，但土改工作组给他撐腰让他打死人无罪，还想要让他当干部。可群众一致反对工作组叫他当村干部的企图。
这时任木兰岗土改工作组长的是延安来的李佩芝，李系王若飞的老婆。据晋绥当地人说，这些延安撤来这里搞土改的干部特别左，特别厉害，当地干部又不敢得罪他们。听到人们对这个二流子有非议，李佩芝却为其打抱不平，说：“你们怎么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穷，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了阶级界限。”
然而这个二流子确实不争气，他本性难移，不久手又痒了。不过这次他是去军区偷了一匹布，让军队给抓了现行。这回李佩芝不好去求情了。于是这二流子也被作为“坏分子”押到会场。就在牛友兰被押回去之时，李佩芝端着碗给这二流子送饭来了。木兰岗的群众正想要斗这个老窃贼，一见李佩芝给他送饭，气不打一处来，拦住李纷纷质问，李佩芝说：“斗争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呀。”然后又是“不能模糊阶级界限” 那一套。群众不服，围住她讲道理，一致要求惩办窃贼。大会主持之一、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周林赶来解围，为李佩芝帮腔。人们与之理论，人越聚越多，火气越来越大。李井泉得到消息，命令工作団一定要劝说群众离开会场，斗争会也不开了。但人们久久不肯离去，直到半夜下了一场大雨，才被迫散去。
看来刘少奇的说法不太对，流氓参加农会不一定会变好，有的反而变得更坏，因为做坏事受到纵容、鼓励。
（以上取材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智效民文《土改中的蔡家崖“斗牛大会” 及其他有关文章）
-
余音
牛友兰事件绝对不是孤例。牛友兰的同乡好友刘少白也是在抗战中被中共封为边区参议会副会长，而在后来的土改中被作为“化形地主”虐杀的。还有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原来也很“开明、进步”， 大力支持共产党， 叫儿子刘武雄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 然而到了1947年土改，刘象坤照样不能幸免，当地组织了八个自然村联合起来斗争他，斗争会刚开始不久，刘象坤就被活活打死了。这时，他在晋绥行署工作的儿子刘武雄也被开除回家。刘武雄听说正在开会斗他父亲，他来不及回家便赶往会场赶，可到了会场刘象坤已被打死了。为了表明自己与地主父亲划清了界限，或许是发洩受父亲连累被开除回家的愤恨，他从民兵手里夺过一把刺刀，冲他父亲尸体的胸口狠剌了两刀。
这类事件当时并不是新闻。浙江温州离休干部许岳林看到有关牛家父子事件的文章后，给《炎黄春秋》编辑部写信补充了两则类似事件：
亊件一：浙江著名开明绅士陈达人，乃永嘉县郭溪宋岙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37年抗战开始，陈达人便积极支持共产党，当时中共浙南根据地向他寻求帮助，他要钱给钱，要粮筹粮，要布匹、子弹陈都一一照办。他家还成了共产党的联络站，“客人”们常年往来陈家，陈达人都好菜好饭歀待，他还鼓励子女参加新四军。1949年5月，温州的国民党驻军叶芳起义，陈达人从中起了极大作用，为温州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陈达人还长期抚养中共烈士的遗孤。这一切，当地共产党领导人都了如指掌。然而1950年的镇反运动中，在没有征求原浙南特委或地委意见的情况下，当权者就把陈达人抓来，不由分说就当作“反革命” 枪决了。行刑前，当地数十名群众跪地哀求枪下留人，当局竟视而不见，不予理睬。
亊件二：另一名牛荫冠式的人物叫黄德煥，乐清县人，黄出身工商地主家庭。其父黄庆梅在1951年土改中被当局列为“必杀对象”。黄德煥早已参加共产党，当时身为土改工作队队员，参加斗他父亲的大会。为了表现自已立场坚定，在批斗黄庆梅的大会结束时，黄德煥主动要求对其父行刑，他将其父押到场外，亲自开枪，父亲顿时脑袋开花。
大概因为表现好，黄徳焕后来调入乐清县公安局，爬上个科长之位。可是在反右派运动中黄仍逃脱不毛泽东的陷阱，被划为右派分子送浙江龙泉河村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6月11日中午休息时该农场监舍突然起火，在场狱警子弹上膛不许劳教人员破门逃命，结果活活烧死200多人，其中包括黄德煥。知情者说，黄德焕死得很惨，他没有立即毙命，全身烧伤，连阴囊都烧掉了，日夜痛苦号淘，无人理睬，直至数天后活活痛死。人们谓之“现世报”。
我国儒家伦理推重“孝道”，中国历代帝王也都宣称“以孝治天下”。民间则把是否孝敬父母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品徳、为人的基本准则。应该说这是有其深刻道理的。一个人如果连生身父毌都不理、不认，甚至残忍地杀父弑母，就连禽兽都不如了，还能指望他能信守为人之道吗？从这一点来讲，宣称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马克思主义，比封建主义差得太远，甚至连禽兽都不如！而毛泽东提倡的“亲不亲，阶级分”，“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等等，更是禽兽的“理论”！由此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毛在娴熟地玩弄背信弃义、过河拆桥、两面三刀、揩鹿为马等等卑鄙无耻的勾当时，是那么坦然，那么理直气壮，还那么得意洋洋。原来此人根本没有人性，非人类，而且实在连禽兽都不如，因为禽兽也有舔犊之爱、反哺之情。中共选择此人当领袖，能做出什么事便可想而知了。这就是共产党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
韦君宜的女儿杨团在其《毌亲韦君宜与“思痛录”》 一文中说到：“母亲告诉我，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已的良心……”韦君宜不肯丢弃“良心”，没有被彻底改造好，所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反悔了”，不再相信毛主义、马克思主义了。
而牛荫冠、黄德焕们却被“改造好了”，“良心”没有了，人性也拿去喂狗去了。
《圣経》中有云：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喪失了自己的灵魂，那会有什么益处呢！这话真该问问牛荫冠们。
牛荫冠还算幸运，用万贯家财和父亲的性命换得一顶共产党的一顶乌纱，活得不错。而黄德煥、刘武雄之流，虽然被“改造好了”，却得不到主子的认可，结果连狗命也丟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