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二十五章
如石
二十五
罗荣桓，开国元帅。既是毛泽东的老乡，也是毛秋收起义的老班底，始终坚定地跟着毛，用毛自己的话说：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当然罗还是那一辈有信仰的共产党人代表，被誉为“党内圣人”（高岗语）。红军时期便在红一军团与林彪有过合作，之后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作为八路军115师和四野的政委与林彪搭档，直至建国。二人除了锦州之战的分歧，合作还是很默契的。罗的宽厚和包容，正好化解了萧克评价林彪的两点缺欠：过分自尊和不大容人。1 解放战争期间，二人率领的四野，从黑土地打到海南岛，解放了大半个中国。毛擅于“将将”之能，亦由此可见。
与林彪合作时间最长的罗荣恒，解放后却跟与林彪心存芥蒂的贺龙颇为亲近。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曾经单独找罗荣桓谈国防部长的人选问题，罗荣桓在林彪已然就任之下，仍谈了自己对林彪的看法：一是身体不太好；二是不善于团结多数人。“九一三事件”后，毛专门谈到了此事，进而感叹已过世的罗荣桓的预见性。2不过话说回来，林身体不好，主要是当初那几乎致命的一枪所致。不善于团结人，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不善交往，这跟林孤僻寡言的天性有直接关系。
但盖棺论定，萧克对林彪的两点评价，还是中肯的。1959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成立了军委办公会议。由总参谋长罗瑞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之前是罗荣桓，后罗因病辞职）、副主任萧华、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1961年谭政退出，增补了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张爱萍之前，是一水儿的“双一”（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这是毛的家底，也是林的山头。就像蒋介石的黄埔军校、阎锡山的五台人。这个办公会议，不是“会议”，是常设权力机构，类似中央书记处对应于中央政治局，处理军队的日常工作。3
当初在决定这个班子的成员时，毛泽东跟林彪有过一次可以说是推心置腹的谈话。
毛开门见山的说：庐山会议上，我说我就不相信人民解放军会跟着他彭德怀造反，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上山打游击。当时，我是不相信解放军会跟着彭德怀造反，但我也不自信，解放军会跟我走、会有多少人跟我走。你要做的，就是要让我有这个自信！而且要一直有下去！为此，我同意你尽可能用自己信得过的人，以前我是强调用人上要“五湖四海”，不要搞“清一色”。现在看来，既然不能“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就必须得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战争年代我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我们把蒋介石赶到了那个小岛上，开始和平建设了，似乎可以刀枪入库、优哉游哉了，这就大错特错了。对手麻痹我们也就罢了，我们自己可不能麻痹自己呦。58年军队反右倾反教条，打了二野、三野两个山头，虽然是他彭德怀坐庄，但我知道很多人还会把账算到我头上。
这说冤也不冤，一呢是我说过的，《红楼梦》里王熙凤讲：当家的，恶水缸，好歹都得兜着；二呢像刘伯承这样的，从红军时期就以受过苏联正统军事教育自居，动不动就拿那一套教条当令箭、当棍子，发号施令、乱打乱压，他这个校长（南京军事学院）可是威风得很呢。你不是也当过校长吗（延安抗大）？不过你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人家可是在堂堂原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里，哦，对了，那里还是国民党国防部所在。在这样任由他们“天高皇帝远”的折腾下去，将来从那里走出去的将领们，恐怕会“只知有汉，无论魏晋”了。不赶紧刹住车，后果不堪设想呢。
还有这个三野，新四军的班底，项英（新四军创始人之一，毛在党内的政治对手）的影响至今还在。粟裕会打仗，但也有些居功自傲呢，他三次擅权（未经报告许可：拟定攻取马祖列岛三岛计划、向苏方要取军队建设方面的相关文件、以总参谋部名义调志愿军5个军15个师回国）4，弄得沸沸扬扬，尤其是5个军的调动，虽然已有计划，但具体实施，总要按照该有的程序和命令执行吧。好家伙，他一纸调令，人仰马翻。国防部长、军委主席，统统不知情。就是战争年代，这么大的军队调动，非万不得已，也是不得先斩后凑的啊。
军人如果没有了“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这一条，小处说会拥兵自重，往大了说是会乱党乱国的。所以让粟裕离开军队，既是教育他本人，也是警戒其他人，特别是手握重兵的一方“诸侯们”。你也要尽快拿出一个具体方案，每个级别可以调多少兵？要有明确规定，违者军法处置！我的意见，非紧急状态，越少越好。《孙子兵法》开篇就说了：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更不可以不慎重啊。
这些话，毛虽然说得不疾不厉，但语气中的坚定，尤其一下子说出了这么多真真切切的心里话，让林彪顿觉责任重大，且多了几分感动。
于是林彪顺着毛的话，说到：主席您说得太及时、太重要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设置一个什么样的精干机构，把军队的日常管理、上传下达等都统合起来，相当于军队的“大脑”，这样可以很好的贯彻“兵贵神速”，提高效率。但这样的话，这个机构的人选就非常重要，如果做不到像您说的“一切行动听指挥”，如果这个“大脑”出了问题，那受有问题的大脑支配的行动，自然也会出问题，那就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所以，关于这个机构的人选不能不慎之又慎，我正想请示主席选用原则或者您认可的人选。现在听主席这样说，就容易确定了。我按照您的指示，会尽快拟出名单，请您审定。
自罗荣桓接替谭政再次出任政治部主任后，针对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理论以及对待批评谭政等问题上，与林是有分歧的。但应该说同志之间对事物问题持不同看法甚至争论，是正常的。其中最为后人所聒噪的，是1961年4月下旬军委会议上所发生之事。
按现在官方零星记载：会议由林彪主持，当在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时，罗荣桓发言说：带着问题学毛选（林彪的主张），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林彪让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将有关这句话的出处段落读了后，对罗说：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啊？
罗荣桓说：应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
罗讲完，林彪半晌不吭声，之后说：不好，就去掉嘛。
罗荣桓接着说：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
好吧，散会。林彪没等罗荣桓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宣布散会，起身而去。
与会者面对林彪的如此举动，一时愣住了。罗荣桓对于林的如此粗暴无礼，非常生气。尽力克制自己的怒气，手有点发抖的将文件装进公文包，步履沉重离开了会议室。
这件主要是为贬损林彪的真实情形不得而知。但林彪生性孤傲、心胸偏狭（相对其政治地位而言）且不加或说难以掩饰是众所周知的。从在东北战场总是把一个人的意见电稿，下具林、罗（荣桓）、刘（亚楼）三人后擅自发给主席、中央，到上述这件事的官方记载，到后来因陆定一夫人严慰冰诋毁叶群的匿名信一事而为叶群专门写的“处女证明”，再到“文革”中，正值江青鼎盛之时，对江的当面痛斥，及至为儿子林立果的过早过度的站台等等，都暴露和说明了林彪性格上的缺陷（特别对于政治人物来说致命的缺陷）以及由此在政治上表现出的不成熟。毛对此，看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所以当毛想利用林时，便会得心应手；想废弃林时（尽管林军权在握），也是稳操胜券。此是后话。
利用别人的长处为自己所用，是能力；利用别人的缺陷为自己所用，是卑劣。但政治尤其中国政治，光鲜亮丽的背后，总是一地鸡毛。
也正是这种所谓的缺陷和不成熟，相对于那些道貌岸然、不动声色、包藏祸心、笑里藏刀的老政客们，让我们感到更真实、也更令人怜惜。中国的政坛太多“可敬”或可憎的政治人物，我们需要更多真情率性的，如高岗、彭德怀、胡耀邦。也许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体制注定出不了太多这样的人物，也许他们势必会成为悲剧，但相信历史总会还给他们一个公正的定位和评价。
1960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头，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还是讨论、研究和解决农业问题，有三点值得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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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首先讨论了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
殊风、生产瞎指挥风）问题。关于整风整社，毛泽东肯定县、社、队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坏的。这与后来一九六四年的刘少奇（包括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主导的“四清运动”（这个运动的试点阶段和铺开阶段初期，在农村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为主要内容。这时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基础问题，后来，随着四清运动深入开展，在刘少奇挂帅四清运动后，逐步将运动主要内容扩展到政治、经济、思想、组织等各个方面，直至1964年底，将运动基本内容扩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推断既相左又相联。
这次会议与“四清运动”虽然都是主要针对农村。但这次会议主要是对事、主要是“纠左”错误并肯定基层大多数干部；“四清运动”主要是对人、出现了“左”的动向并否定基层大多数干部。“四清运动”首创了三点：第一，首创建国后中共最高层“夫人参政”（王光美）之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迹可循；第二，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在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开展全国性的“夺权斗争”，提供了思路和方法；第三，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在复查后，绝大多数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5综上，说“四清”是文革的预演，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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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毛泽东针对有些人提出还是要讲讲大办的成绩，还是要从“一个指头”出
发的说法，首次讲了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算多少。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多年来已经成为评估形势的一种思维定势，一种既定的思想框框。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次突破了这个框框。与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七个指头”的说法既相似又相异（注：“七千人大会”是毛泽东建国后展示的几次最高政治智慧之一，影响至今。毛刘说法的相似之处毋庸赘述，其相异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说法，让毛泽东对刘少奇自此心生异样。正因为刘少奇的说法，才有了林彪的讲话以及毛泽东对林彪的最终认可）；
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下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一九六〇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把在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这也与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的“人祸”既相合又相离。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言“人祸”，是指基层一些“搞左”的基层干部对农业造成的损失；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所说的“人祸”，则直指毛泽东。从心服口服到言听计从；从言听计从到言不由衷；从言不由衷到心生嫌隙；从心生嫌隙到口出怨言；从口出怨言到暗中作梗；从暗中作梗到矛盾公开；从矛盾公开到分庭抗礼；从分庭抗礼到将欲取之，刘对毛是有大致这样一个过程的。详情后述。
上述较有代表性的三点，当时并未引起足够关注，但其后运动形式和言语的借用，却对中国政治走向及政治人物命运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1 《党史博览》2016年02期：作者：张晖，原题为：《林彪性格的另一面：记恨与报复心》。
2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王树恩，原题为：《毛泽东与罗荣桓的深厚革命友谊》。
3 《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作者：程光（邱会作之子），第5页4 人民网：作者：彭德怀传记组，原题为：粟裕建国后因三次“擅权”挨批责任不在彭德怀。
5宋永毅：《别忘了王光美作为迫害者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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