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犯》第六十六章
季鹏
毛泽东在长征中的全面“丰收”
与蒋介石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在这次红军被迫逃离的“长征”中，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则取得了一次全面胜利，实现了他事业上的一次飞跃，
简单说吧，长征开始时，毛是一个已经被排除出中共权力核心之外，而且差点被“甩掉”的“落魄”之人；而到了长征结束，短短的一年时间，毛便成了中共实际上的“一把手”。这个巨大的反差，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毛的个人斗争（“与人斗”）手段高超。
毛获得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全面丰收，“遵义政变”的成功和其成果最后成了毛一人的独享。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故亊中。
一、制服张闻天
作为一个流氓政治家，其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能屈能伸，善于应付各种环境、各种人物和事件，在时机、条件对自己不利、或尚不成熟的时候，能够隐忍不发，韬光养晦，随遇而安，甚至与势不两立的政敌热情拥抱。与此同时，极力创造条件，巻土重来，在关键的时刻反败为胜。在逃离一年的途中，毛泽东経典地演绎了上述谋略，用自己的权谋智术实现了自己人生的－次飞跃。
首先，毛策划的“遵义政变”的目标已经一步步实现，先是挤进了政治局常委（处记处书记）圈子，成了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稍后由他策划一场小型“宫廷政变”，夺了博古总书记的权，但考虑到各种因素，暂时让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中共一把手；接着取代周恩来掌管了中共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顺利当上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但是，唯一缺憾是直至长征结束，中共“一把手”的位置尚未到手。虽然这时张闻天已形同傀儡，一切重大问题几乎都是毛说了算，但正如那句古话：名不正则言不顺。在幕后操纵与在前台名正言顺地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到底不一样，何况，有时张闻天也有与他意见相左的时候，如前面提到的在长征途中某次会议张就站在党内多数一边，把毛的前敌总指挥给撤了。这一切毛只能是默默告戒自己：张的问题必须解决，张的账必须清算，但要等待时机，要戒急用忍，欲速则不达。在经过了在中央苏区后期的挫折后，毛那专断独行，老虎屁股摸不得性格表面上有所收敛，处事更谨慎、更老辣、更成熟了。他知道，夺取张闻天这个位置将是关乎他后半生命运的最重要一役，急燥不得，马虎不得。
因为如此，毛这个最终计划被一再推迟，本来在长征结束就可解决的问题，一推再推直到接近抗战胜利才解决。之所以推延这么久，倒不是因为张闻天是个最难对付的人，恰恰相反，张经过多轮实际较量之后，已经感到自己不是能稳坐党内一把手位置的人，在“长征”途中，张就表示愿意将总书记之位让给张国焘。到延安之后，他更知道毛的能力和权谋都在自己之上，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张主动要将这个位置让给毛。可是毛却推辞，叫他把这个挂名的“总书记”做下去，张只好遵命。
凡稍为了解毛的人都知道，毛是个地地道道的“权力迷”，是个把权力看得比性命更重要的人，他不轻易接这个－把手的位置，自然有他的想法。从后来看，真正的原因大概有：
第一，毛对由他上台充当一把手能否得到莫斯科的认可尚无把握。中共的一把手过去都是共产国际“钦点”的。逃离江西之后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但这个位置最后肯定还是要经过莫斯科点头的。毛知道，虽然自己过去一直得到期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青睐，但他终究不是在莫斯科直接接受训练的人，不是正规的“天子门生”。 后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毛又与中共的临时政治局唱反调，实际就是与共产国际唱反调，这可能使苏联主子对他有猜忌之心。何况，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是共产国际的大红人，王明对共产国际的影响不可低估。而王明是博古的好友，他出面夺取愽古的位置，王明肯定会不快，他能否获得莫斯科的恩准就很难说了。
到达延安之后，不久又发生了“西安事变”， 在西安亊变中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斯大林和毛发生了重大分歧，一段时间斯大林甚至怀疑毛是“日本奸细”，使毛提心吊胆了好一段时期，他当然更不敢轻易提出由自己出任中共一把手这样的事了。
第二，自己在党内尚未树立起绝对权威，根基不够稳固。长征途中中共高层和高级将领多次对他的指挥颇有烦词。抗战之初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中共在抗日时期的方针政策时，党内高层中多数人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接下来在王明回国后的一段时期，王的风头盖过了他。这一切使他感到时机尚不成熟，在党内尚未达到一言九鼎的地位。而他追求的是做“中共斯大林”，而不是如前几任总书记随时可以被人拉下来的角色。
第三，毛试图与莫斯科建立一种更加独立的关系。毛看到，在他之前几任党的一把手都是由莫斯科任命的，中共完全没有－点自主权。而且莫斯科对这个中共一把手也不甚看重，一不中意，便随意换马，致使这个－把手走马灯似的換个不停。毛可不愿做个任由别人摆布的傀儡。他的打算是，上台之前，先把党内“驯服”，一旦登上宝座之后，他是再也不会下台的！为此他对共产国际采取表面拥护、实际上逐步疏离的策略，试图在获得苏联援助的同时，让莫斯科认识到中共己经“成熟”，应对中共适当欢“放权”。而这首先要在党内形成自己的绝对权威，积累与国际抗衡的资本。
第四，毛对张闻天暂时占着那个总书记位置很放心，由他占久一点觉得毫无关系。因为毛知道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实际上张早已臣服于他了。倒是其他觊觎这个位子的人他必须逐一驯服，等驯服完了，时机也成熟了，随时可以叫张下台让位。
因此，毛不想急于取代张成为中共的一把手。
毛运气特佳，这时形势和环境也成全了他。抗战不久，毛的“假抗日、真扩张”方针大见成效，在党内威信大大提高。毛又乘胜追击，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从组织上、思想上、制度上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地位。党内的条件成熟了。
在国际上，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自顾不暇，直到1943年5月宣布共产国际解散。随即莫斯科的外部干预大大减少了，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己可由党内自己选出。外部条件也成熟了。
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毛的“分步骤夺权”计划的最获得完满成功。
现在先简单谈谈毛制服并取代张闻天的过程。我们前面讲到，张闻天愿意将他的位置让出，毛取代张似乎是没有阻力顺理成章的事。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张并非没有野心之人，最初张闻天也是野心勃勃，自视甚高的，如果不是野心勃勃他也就不会发动“遵义政变”了。因此，要取代和推倒他，毛仍得用一番心机，有一个过程。
张上台之初，毛对他采取拉拢、奉承、讨好的策略，先赢得这个新的一把手对自已的好感和欢心。
毛为张做的第一件事是为张充当月老，撮合了张与刘英的婚事。已经三十多岁的张尚未结婚，毛留心观察，发现张对年轻活泼的女干事刘英有好感，决心为他们牵线搭桥，促成这桩好事。
当时的刘英在红军的政治部任地方工作部部长，工作担子重、压力山大。一天，刘英忽然接到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写给她的字条，叫她去中央纵队报到，接替邓小平的工作。刘英立即去了，正好碰到毛和王稼祥也在场，毛便截住刘英问她：
“你知道是谁提议你来的？”
“李富春呗。”刘英不假思索地回答。
“是我提议叫你来的。”毛直截了当地说，“在后方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了。”
刘英的新工作经常要跟张闻天接触，二人时常在一起，不久就恋爱上了，很快就结了婚。
夫妻二人自然感激毛的撮合之功。
毛又观察到，张闻天虽已跻身高位，但身上还残存一些书生气，喜欢奉承和沽名钓誉。毛便投其所好，恰到好处地加以奉承。在不同的场合，毛称赞张为“开明君主”，“作风民主”，“不争权”等等，还戏称刘英为“娘娘”。虽然说的时候是半开玩笑的，但张听了异常高兴、舒服，对毛更有了知遇之感。而且，毛既然称赞他“开明”、“民主”、“不争权”，他当然也要在这些方面表现一下，特别要对毛“放权”了。毛此举可谓一箭双雕，口蜜腹剑，暗含杀机。
精于权谋、深于算计的毛同时又在暗中挖张的权力墙角。毛深知，权力的最终基础是枪杆子，是军权，毛便以常委分工为由，自已紧紧抓住军权不放；因张闻天原来是搞宣传出身的，毛就提议这个“总书记”仍主管宣传教育工作。“不争权”的张也就乐得“从谏如流”。 然而我们知道，任何政府首脑尤其是共产党的一把手，很少有主管宣传而不管军事的。如此缺少心计的张，后来要主动让出一把手的位置给毛也就不奇怪了。
毛还想到，张闻天、王明所依仗的主要是共产国际这个后台，如果我把这个后台抢过来，他就不得不彻底服输了。1938年8月，已经成为毛的心腹，表面上被毛派去莫斯科治病、实际上是为毛在莫斯科游说，并获得成功的王稼祥被毛召回，为的就是传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中共中央的“一句话”，即：“中国的无产阶级代表应以毛泽东同志为首解决团结问题”，“应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这一“圣旨”后来被毛当作整治王明等人的尚方宝剑。虽然这番话表面上是针对王明说的，但在张闻天听来，知道共产国际已经看中毛泽东，自己更在王明之下，就更应该主动让贤了。于是他当即表示要把总书记的位置让给毛。但毛仔细考虑后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叫张继续把这个傀儡当下去，张也只好从命。（有人对王稼祥传达的这句话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因为共产囯际在7月刚作出了关于中共问题的决定，內中并沒有如此內容。季氏不可能立即擅作主张立毛为中共首恼。所以认为是毛串通王稼祥伪造了这道“圣旨”，因为当时毛垄断了与莫斯科的通讯。）
自此，毛对张也就完全无所顾忌了，埋藏在心底多年对张的旧怨也爆发了。其实，毛对张闻天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好感，张是毛的政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这些留苏派看不起毛这个“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张在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时就曾写过一篇批判毛的长文，这一箭之仇令毛永志不忘。虽然后来张、毛似乎打得火热，延安整风中张还就追随王明路线做了检讨，还不止一次向毛道歉。毛表面上说不计前嫌。但在他心底对任何冒犯过自己的人的原则都是：眦睚必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然而张闻天却有些像被蒙在鼓里，他自以为他对毛的谦让已经很到家了，而且在他看来毛与他的关系也很不错，毛应该对他心存感激感激才对。于是弄出了一点麻烦，让张很快就知道自己在毛心目中的真实分量。
引发毛与张首次公开冲突是毛与江青的婚事。当时，整个延安，从政治局成员到普通士兵，都对毛抛弃贺子珍转而与江青结婚表不满，人们为贺不平，对江青的为人和历史更是多有诟病。有人从生活作风的角度劝诫毛，说与江青结婚影响不好，“男女都骂她是妖精”，不知与多少人上过床，以致有“公共汔车”之称。“你们生过五、六个孩子，老夫老妻了”，言下之意：你现在抛弃贺子珍太不道德了！有人则从政治的角度、组织纪律的角度揭发江的历史问题，江进过国民党的监狱，写过“认罪书”出狱，还陪国民党特务喝过酒、上过床，故“毛同江结婚很不合适”。
上述这些意见有的人用匿名信的方式直接寄给毛，也有的公开署名表示反对（如项英）；但多数都寄到当时的名义“总书记”张闻天手里。张认为为了对党组织负责，也是对毛负责，按照党内的规矩，他综合各方意见给毛写了封信，说跟江青结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试图劝阻毛江结合。
张的这一做法本来也许是是出于对毛的善意。谁知毛接到张的信后勃然大怒，当场就把张的信撕得粉碎！一面大声说：“我明天就结婚，看谁管得着！”第二天毛就在供销社摆了两桌婚宴，客人中当然没有张闻天了。
毛对张再也不客气了，遇事再也不跟他商量，还不时冷嘲热讽。张知道毛已经很讨厌自己了，于是主动提出去办马列学院，当学院院长。毛当然照准。张闻天在办马列学院上倾注了全部心血，一干三年多，自以为干得很不错，为中共培养了大量理论人才，颇为自鸣得意。
哪知道毛正想拿他和马列学院给整风运动开刀祭旗！1941年5月，毛给延安干部作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内中讲到对干部的教育问题，大批所谓“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教育方式，就把马列学院作为典型，直斥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说学经済的不能解释法币，学政治的不懂阶级斗争, 在延安学了到保安就用不上,……骂得性起，不觉露出了流氓嘴脸，竟恶毒地骂留苏派是“猪狗不如的蠢货”！“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呢？”由于毛的严厉指斥和当众羞辱，整个马列学院立即陷入悲惨的境地，以张闻天为首的“教条”们更是陷入不能自拔的检查检讨之中，成为了运动的众矢之的，真的成了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狗屎”。
当年7月马列学院被毛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不再承担培训在职干部的任务，专去搞翻译。这些都是给张闻天当头棒喝，使张在众人面前颜面尽失，张的自尊心受到致命打击。后来只好要求自我贬逐去农村搞调查。
就这样，这位可怜的“总书记”在他的“下级”毛泽东的辱骂面前已经不敢还嘴了。不过私下心里终究觉得太委屈，太苦闷了。由于心中的不平无法排遣，想了好久，终于决心去找毛个别谈心，沟通沟通，试图恢复一下与毛的“关系”，争取毛的原谅。
第一次沟通是在毛当众批判他之后不久，张来到枣园毛的住处主动找毛谈话。出乎张的的意料，毛的态度都似乎很温和，他只听张的诉说，自己不言语，“似乎不愿意批评我”，张颇感安慰了。
然而令他意料不到的是，过不多久，第二次毛与他的谈话完全粉碎了他的好梦。第二次是毛主动约张去谈的。原来是上一次毛没有准备，匆促之中只好暂且放张一马，使张误以为毛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暗中窃喜。可是这一 次不同了，毛决定不让他“误会”，事先做了准备，张一进屋，便看见毛邀来的几员大将康生、陈云、任弼时严陈以待，毛也不再像上次那样温和了，－开口就对张严厉批评——几近辱骂，毛说张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他，不依则打；自以为是，毫无自我批评精神，还拒不承认错误……一看阵势，张知道寡不敌众，只好一言不发，低头受训，被毛羞辱一顿后便灰溜溜地回去了。
自此以后，张对毛敬而远之，高层整风开始，张知道大事不好，便主动要求去农村搞调查，－则自我放逐，让毛放心；二则试图躲避运动的锋芒。他一去一年多，但仍然躲不过整风运动的打击，他被调回参加整风。已成惊弓之鸟的张，为了争取主动，少受羞辱，在1941年9月的政治局整风会议上，主动不断地检讨自己，表示认错认罪，真诚悔改。1943年9月在毛掀起的又一轮高层整风高潮中，张向毛递交了4万字的《反省笔记》，由于态度诚恳，检讨深刻，获得毛的“表杨”。 因此在1945年开“七大”时，毛仍就给了他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到抗战胜利后，毛要调人去东北抢占地盘，张又抢着去了。直到建国后，张又主动“降级”去当中国驻苏大使（副部长级）；目的只一个，尽可能远离毛泽东。
但是，张如此委屈自已，毕竞心有不甘，这个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的落魄的前中共一把手，在蛰伏了相当长的时间后，在建国后毛发动的祸国殃民的“大跃进” 运动中，终于忍不住想对毛的独裁一言堂作风说几句谏言了。1959年7月第一次卢山会议上，张以为毛真的要虚心纳谏，与彭德怀一唱一和，对毛的“大跃进”、“三面红旗”提出了众多的、但有节制的批评，他原以为他这点忧国忧民之耿耿忠心能为毛谅解和接受。但是不到几天，庐山风云突变，证明自己又犯了大错了！这次他被毛钦点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和“彭德怀反革命军事俱乐部”成员，受到严厉批斗。只好再度认错认罪。不过亊后他又觉得万分委屈，遂忘了1941年与毛“沟通”的教训，又故伎重演，要求与毛单独“谈心”。那知此时的毛已非在延安时可比，根本不予理睬，张给毛打去电话，不接，请秘书要求接见，不见。张只好老老实实坐以待毙。过了几天，却收到毛写给他的一封信，阅后，便如五雷轰顶，顿时天旋地转；如悬崖边失足，顿时坠入万丈深渊……
鉴于这封信乃张毛二十余年恩怨之了结，又为毛少有之幽默大作，不可不读。特请读者诸君稍稍耐住性子，赏此奇文：
洛甫（张闻天曾用名）兄，怎么回事，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熬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后两天，你就心慌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得脱不开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虐疾原虫还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吟虐疾词云：“冷来时，冷的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蒸笼里坐，疼时节天灵盖破，颤时节，颤的牙关锉。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乘枚《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乘枚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壁，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几次电话，想到我处谈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毛泽东 八月二日
真是痛快淋漓，喜笑怒骂，一泄二十余年之恨！有谁想到当年“遵义政变” 时的亲密战友，原来是如此一对貌合神离的仇敌冤家呢！
毛泽东是痛快，“其乐无穷”了，可怜的是张闻天这边明知被人羞辱之至，却不敢有半点反感表现，实在是其苦无穷。待清醒过来，又将毛信反复看了两遍，眼睛终于盯住了“痛改”二字，不一会就去暗暗思忖如何“痛改”了，真是既知今日，何必当初！
毛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张，两天后，毛将他的这封信和作为附件的乘枚的《七发》的原文，印发给了扩大的八届八中全会全体与会人员，这样，在批斗“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同时，又掀起了学习毛给张闻天的信的热潮，特别对附件中的乘枚和《七发》。人们兴致颇高，可惜大部分“领导同志”看不懂《七发》原文，特别是对“乘枚同志”“不知何许人，现任何职？”纷纷互相打听。
8月2日，会议转入全力批斗彭、黄、张、周，按顺序暂时还未轮到张闻天，直到8月13日召开大会，张才争取到一个主动检讨的机会，会上，张闻天按照毛在信中给他定的罪过，照单全收，他承认“陷入了彭德怀军事俱乐部”，承认自己体内的“虐原虫”又复活了，承认反党反毛，然后痛心疾首地说：“现在我认识到毛主席的路线是已经证明了的唯一正确路线，不能有任何怀疑，卢山会议证明了谁不跟毛主席走谁就会犯错误，可是由于教条主义老虐原虫的复活……我也就有了对总路怀疑、动摇，走到反党，我今后要老老实实做毛泽东同志的学生。”
自然，这番检讨并不能“蒙混过关”，张照样被批斗，再检讨，再批斗……为了争取从轻发落，张在会议将近结束时，又写下悔罪书寄给毛，毛立即批示将张闻天的《悔罪书》印发给与会全体人员，已经走了的要寄去。
毛如此果断处理张的悔罪书，一是证明自己对张的批评教育完全正确，二是防止将来某一天张又翻案。
但是，患了软骨病的张闻天，以后那里敢翻案呢！不过即使如此，在后来的文革中张仍然在劫难逃。文革开始不久，张就被红卫兵拉去与彭德怀一同批斗并游街示众，饱赏了皮肉之苦。1969年，被赶出北京，发配广东肇庆，其间几度要求回京治病，毛不准。却让其转流放去无锡。1975年死于无锡，以“张普” 之名火化。
解决张闻天的问题是毛长征途中分阶段夺权的最后一役，虽然事情拖到长征后很久，但其发端于长征，故仍列入毛的长征胜利系列之中。
二、技高一筹，智胜张国焘。
与张闻天一样，张国焘问题也是发端于长征，而于长征之后解决的，所以，同样应归于毛的长征胜利系列。
遵义会议，特别是解决了博古的问题以后，毛的最大心病就是北上四川去与张国焘会师了，在毛看来，这可是比将介石的围追堵截更为严重的问题。
毛对焘较为了解，知道焘也是个野心勃勃不太好对付的人物。从党内资历上讲，他比毛等人都老，都高，中共一大时，他就是会议主席，会上又被选为中央局三成员之一。以后，焘也总是在中央政治局的圈子里。更重要的是，焘现在拥有全国最强大的红军，当时张拥有8万人马，而且未经过长途跋涉，人强马壮，队伍整齐，对比起来，毛的队伍不及焘的五分之一，而且经过长途行军，作战，一个个疲惫不堪，军容不整，是一支地道的残兵败将。
这样的两支队伍合在一处，一经对比，便显出来实力悬殊，这不能不使毛这一伙“中央领导”对焘畏惧三分，看来，不仅要给张国焘分权、让权，如搞不好还可能火并，如果那样，毛的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就在劫难逃了。
正是由于以上考虑，遵义会议上毛就反对北上去与焘部汇合。但又不好直接说明不去的原因，只好提出在遵义附近或黔西北落脚，建立新的根据地。可惜多数人不能理解毛的苦衷。而北上四川与焘部汇合后打通与苏联的通道，是共产国际曾经的指示，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心愿，毛无法推翻多数人的决议。但后来他仍然想方设法“赖” 在贵州，这就有了四渡赤水之举。可惜蒋介石不允许，最终只好硬着头皮北上去与将国焘会师了。
面对无法回避的现实，毛只能精心准备，与张国焘斗法，斗智，希望能“智胜”张国焘。后来的事实确如毛所愿，取得了对焘斗争的完全胜利。综合地看，在此次斗争中，以毛为首的“中央”大概采取了以下策略：
一是尽可能不暴露并且大夸自己的实力。两军汇合时，张国焘问起中央红军尚有多少人马？周恩来谎称有“三万”，而实际上只有一万多，而且已是疲惫不堪的残兵败卒，重武器没有了，每支步枪平均只有5颗子弹。这种情况当然不能让焘知道。不过，欺骗只能是暂时的，久了还是会暴露。而毛也根本没有与焘部合二为一的打算，因为现在焘太强大，力量悬殊，毛不想在这种情况下与焘合流。
二是坚持自己的“中央”身份，在精神上、法理上压倒焘。这就需要在自己的队伍里实现“团结”，组成临时的“统一战线”，特别要稳住博古和张闻天，使他们坚定地与自己站在一起，而这两人或者己经与毛沆瀣一气，或者被毛镇慑住了。这样就保持了“毛派”在常委中的绝对多数（4：1），使张国焘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图改组中央，夺取领导权。
当然，还要对自己的将领做工作，预防他们被张国焘分化收买。后来焘果然拉拢彭德怀、聂荣臻等人，但彭等人权衡利害，还是觉得毛等代表中央，是正统，不能弃毛跟焘（朱德被派到焘部中，任务是分割张国焘的军权，将焘部拉进“中央”, 但他无法完成这－任务）。
三是将中央红军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李德的错误指挥，而坚持遵义会议以来的路线、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遵义会议后红军的损失完全是国民党的绝对优势兵力造成的。总之，现在的中央“英明正确”， 不能动。
四是决不让张国焘掌握最高党权或军权。毛等知道，以焘部的实力，两军汇合后，焘肯定要争中央领导权，不给焘一个职务，一点权力是不行的。但视权如命的毛更加知道，不管怎样，也不能将好不容易夺得的中央大权让给焘，否则后患无穷。在这方面，毛的有利条件是不管在政治局或书记处（常委），自己一派都占绝对优势，按组织程序办事对自己有利而对将张国焘不利。
毛最初想给张国焘一个军委副主席的空衔。当时的军委主席是红军名义总司令朱德，副主席是周恩来和王稼祥，而周恩来同时又是红军总政委，按中共体制，军职中党职最高，所以周实际上是红军最高领导人。这样，只给焘一个军委副主席的头衔实际上是将张国焘贬低到与王稼祥的地位（焘早就是政治局常委，地位早在王稼祥之上），这是变相降级，焘及其部属当然坚决不答应。焘通过其部下反过来提出要求改组中央领导班子。
慑于焘的实力，这时的张闻天没有了主意，表示愿将“总书记” 之位让给张国焘。但毛一听坚决反对，最后，精于权术的毛给了张国焘一个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让出此职）的职务，按照中共制度，总政委权力在总司令（朱德）之上，并且口头允诺张可以“统帅指挥”“一切军队”。这样，张国焘名义上成为了红军最高的领导人，他勉强接受了这一安排。
不过，这个安排实际上仍是毛设的一个花招，一个陷阱，因为这时中央政治局和总书记仍然在毛的掌握中，按共产党的规矩是“党指挥枪”，张国焘还得听政治局和党中央的，所以以后毛就用党中央、政治局的名义给张国焘发号施令，焘仍然不得不服从。
另外，为了在气势上压倒对方，毛等人还开展了对四方面军“军阀主义”、“土匪作风”的批判。
经过这一番唇枪舌战、讨价还价，最后两军总算是表面“统一”了。接着便制订了一个“夏洮战役”计划，计划全军北上先打到甘肃的夏河，洮河一带，再进一步向北打到中蒙边境（蒙古为苏联附庸国），接受苏联的军火；或者向西北打通河西走廊，打到新疆（当时新疆受苏联控制），接通苏联援助的通道。这是共产国际为中共设计的路线图，也是全党的决定。
按“夏洮战役计划”，红军分为两路，主力由张国焘率领从西面经阿坝北上，称左路军，焘亲自指挥；右边一路包括焘之一部和毛的中央红军，经班佑北上，称右路军，由焘的大将陈浩昌、徐向前指挥，中央红军的彭德怀、林彪皆受其节制。
但是，按照计划张国焘率部北上九天之后，毛突然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命令张国焘改道，叫他们跟随右路军的路线北上，“以主力向夏河急进”。正在一路顺风行军的焘不愿改变原计划，毛又以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名义严令焘部必须服从命令，并给张国焘扣上了“机会主义”之类的帽子。在一再严令之下，焘只好率部转来跟在右路军的后面。
毛为何反复无常呢？原来毛发现焘走的是一条坦途，而自己（右路军）走的是条极为艰难的道路，要经过几百里杳无人烟、会吞噬人的沼泽草地，如按原计划分进，张国焘必先到达甘肃，并进而首先打通苏联的通道，接受苏联的援助，还可能被共产国际确定为和红军的主力和中共的正统，那样，毛就前功尽弃了。因此，毛坚决要求焘部过来跟在自己后边过草地，这样焘就落后无疑了。而且，草地周边所有能找到的吃的，烧的经过前面的右路军已经一扫而光，焘的大部队就难免陷入全军覆灭的境地。这就是毛的“路线”毒计。
得到张国焘率部转来跟在后面的消息后，毛才放心地出发“过草地”了。
焘跟进二、三天后，发现困难重重，前面遇到一条不能逾越的河，而且无处筹粮，部队的粮食只能维持二、三天。便电告“中央”，他无法跟进，只能转回头南下了。焘不但自己掉头南下，还命令陈昌浩、徐向前立即停止北进，转头南下与他汇合。
这时，毛骤感到威胁临头，就是害怕张国焘的大部队将他的中央红军一起带走南下。于是毛耍了一个诡计，谎称张国焘有密电命令右路军的负责人“解决”党中央，便串通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将睡梦中的中央红军人马叫醒，半夜紧急脱离大部队连夜北上。
后来毛共－直宣传“张国焘密电谋害中央” 之说，直到近年才被当年的知情者澄清，说明完全是毛制造的谎言。张戎在其《毛传》中对此进行了认真考证，证明了其完全为子虚乌有之谈，最有力的论据是，1938年4月，毛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张国焘投向国民党后向共产国际报告要求开除焘出党，在列举焘的罪状中并无此一罪状；同时在张与毛的中央分裂后的大量往返电文中，也只是提焘分裂红军，而无所谓“加害中央”之说。可见，毛制造这一谣言除了骗取他的中央红军迅速脱离焘部之外，就是为了抹黑张国焘。
摆脱了张国焘后，毛如释重负，后来他对苏联的米高扬称与焘相处的日子，是他“一生最黑暗的时刻”。 可见毛视焘为最大、比蒋介石更为可怕的敌人。
经过被毛分分合合，忽左忽右调动的折腾后，焘部除了人员有所损失，也错过了北上、南下的最佳时机，高原的冬季来临早，严寒、疾病、饥饿，使焘部损失不少，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张国焘冷静一想，这一切都是毛挟党中央之名对他发号施令的结果。而自己实力比毛的中央红军大得多，为何要听他的指挥？何不成立一个自己“党中央”呢？于是，回到川西根据地之后，张国焘版的“中共中央”出笼了。
岂知，张国焘这样做，正是毛所高兴的，原来毛部到达陕北后，已先行打通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承认。这样，张另立中央的行为，就成了一种分裂中共的非法行径了。为此亊作出有力贡献的还有从莫斯科回到陕北的张浩（本名林育英，林彪堂兄），张浩带来了莫斯科对毛等人的认可囗信，以及与共产国际通讯的密码。这使得刚到陕北不久的毛一伙成了合法、“钦准”的中共中央。与之対应，张国焘的“中央”就失去了合法性，焘也就失去了苏联的援助，注定要失败。（关于张浩的言行，近来亦有资料指其为与毛勾结伪造，然笔者未详其情。）
后来焘的时运不济，第二年去攻打成都，被国民党杀得大败而回，正在走头无路之际，共产国际要求其撤消“中央”名号，回去延安，与毛中央重新“团结”。无奈之下，焘只好顺从，但这时他的八万人马只剩下一半，而且成了“叛党”之徒，败军之将。所以，临去延安前他对自己的同亊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牢。”
但是莫斯科干预不允许毛叫他坐监牢。而且焘还有几万人马，实力不可小觑。所以，焘归顺后，毛的主要任务就是最终“解决”焘的幸存武力。
毛、焘斗法的第一个回合以张国焘的失败告终，后来毛回顾这段经历既后怕又充满了自豪，据2005年解密的俄罗斯档案，1949年2月斯大林的使者米高杨到达西柏坡毛的住地时，毛对米氏说：遵义会议后，他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因为拥有数万大军的张国焘正前来吃掉他，但他保持冷静，转危为安，反而“歼灭了三万多”张国焘的部队云云。毛这话也许有点吹嘘，但至少说明了：一是当初毛为什么千方百计在贵州转圈子不肯进四川，原来他是害怕张国焘“吃掉他”；二是毛通过一系列手段确实削弱了张国焘的实力，这种“歼灭”对毛来说与歼灭国民党军的意义是一样的，甚至意义更大。可见毛从来把党内斗争与对蒋介石的斗争是等同看待的，这正是他比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棋高－着”之处。
张国焘虽然被斗败了，但是他的实力尚未完全消失，于是一个“借刀杀人”之计又在毛的脑海里形成了，这就是不久后发生的“西路军事件”。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1935年10月，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与毛的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在甘肃会宁会师，然后一同转向陕北。次年10月，四方面军的另一部分与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合。随即，毛以中共中央名义命令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渡过黄河去执行己被国民党识破的“夏洮战役”计划，命令他们先攻占占宁夏，然后北上去接受苏联援助的军火。但是这支部队渡河后被国民党军队所阻拦，无法北进。毛以中共中央名义命令他们转向西进，赋予这支已经成为孤军的部队打通河西走廊去新疆接受苏联援助。这支部队被命名为“西路军”，它由张国焘的五军，九军，三十军共21800多将士组成。统率这支部队的是原红四方面军前敌政委陈昌洁，前敌总指挥徐向前，以及李特、李先念等人。
当时统治甘肃的是坚决反共的回族军阀马步芳、马步青。毛知道，以西路军的数量和装备，要打败“马家军”，打通河西走廊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他仍然坚持要西路军完成这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対张国焘阴暗的报复心理促使毛作出借甘肃军阀之手消灭西路军、进一步削弱张国焘实力的决策。西路军覆灭的命运就这样注定了。
后来，毛便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直接指挥西路军的行动（张国焘到达延安后已经被剥夺军权）。在毛故意刁难的指挥下，西路军变得行踪怪异，忽东忽西，被迫进行一场场恶战，按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法是：中央给他们的任务和指示“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的限度”。西路军孤军奋战，实在支撑不下去了，要求回延安，毛则严令他们从大局出发，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徐、陈向毛报告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毛说为了牵制河东敌人必经“就地坚持”。1937年2月22日，毛给西路军的电令要他们“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 3月，这支部队终致全军覆没，剩下不到400人（一说200人），被从新疆派来的救援队接去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然而毛对些这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仍然不肯放过，命令他们在新疆办 “学习班”，由毛从延安派出的肃反人员前去主持粛反，对这些幸存者进行最后甄别、廹害，结果对被怀疑对毛不忠、有异志的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和红五军政委黄超被秘密处死（当时说是“失踪”，后获平反，现已编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之中，明确其为被“错杀”）。西路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政委陈昌浩在逃亡中走失，回去了湖北老家，失去了党籍军籍。总指挥徐向前行乞讨回到延安，被毛拉了过去，抗战中被封为129师副师长，为新主效力。陈昌浩后来去苏联治病流落在外十余年。回国后被安置闲职，在文革中被揪斗死去活来，妻离子散，被迫自杀。
获知心腹爱将李特和黄超被杀，张国焘最后下定脱离毛和延安的决心。
关于西路军的失败（后称“西路军事件”），毛又一次使出他的瞒天过海，颠倒黑白的看家本领，再次制造了一个满含血腥的谎言。西路军覆没后，毛立即宣布：这支部队是被张国焘命令北上并命名为“西路军”的，其后发生的－切都是焘的错误指挥造成的。1937年11月，毛在接见西路军幸存的部分将领时，说下了面一段话，从此被作为“西路军事件”的正式官方结论：
“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去西北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毛一锤定音，以后几十年毛共的党史，军史和宣传品，都按这一口经定调。作为全国人民必须阅读的“圣经”《毛选》，其第一卷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注释就是按上述论调解释。
毛一手制造的西路军冤案，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才被初步揭发，又几经周折后来才正式平反的。它起始于一位受命帮助徐向前撰写回忆录的学者，在整理历史资料时，发现大量有关西路军的原始资料表明，西路军的一切行动都是毛以中央军委命令指挥下进行的，与毛的说法完全相反。学者为此提出了质疑。后经李先念组织专人写出新的调查报告，道出了基本事实真相。徐向前在临终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也终于披露了西路军事件的原委。1991年出版的《毛选》中有关西路军的注释也被改写。
至此，有关西路军的问题应该真相大白，张国焘为此蒙受的不白之冤也应得以洗涮了，然而想千方百计维护毛的中共“接班人”，仍然想将此事压住不了了之。直到2001年11月，中共的老干老帅才借纪念徐向前诞辰100周年之机，迫使中共中央为西路军重新作了结论，平了反，但仍然只字不提这一大冤案的制造者毛泽东。
现在看来，此事之特别令人震惊不是亊件本身，而在于：毛制造关于西路军的谎言和冤案，是在西路军的主要领导者仍然健在，而且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的情况下公开进行的。西路军的领导者们不会不知道当时是谁向他们发号施令，谁叫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然而他们谁也不敢对毛的结论说半个不字，更不敢起来揭露指斥毛的谎言。由此可见毛共内幕之“黑”。而毛的大胆、无耻，大概只有斯大林在三十年代肃反中的表演堪与之媲美了。
幸运的是，毛先于徐向前、李先念死去，而且毛后来搞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彻底伤了这些“老革命”的心，故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岁月才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另外，西路军事件完全是中共内部问题，所以中共中央最终给它平反；反之，如果是针对国民党和其他阶级敌人的冤假错案，即使死人再多，即使性质再恶劣，再黑再臭，也决不会有此“幸运” 的了。
消灭了西路军，毛觉得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彻底铲除张国焘势力和影响。张国焘到了延安已把他的部队交给了毛，自己去干徒有虚名的闲职了。毛则趁此对张的部属进行严酷的“反张国焘的洗脑教育”，原来四方面军的将领和骨干被编入抗大“学习”，实际上是监禁起来，先让他们检查交待与焘的关系，批判张国焘路线，并进行互相检举揭发，批斗，等待他们的是不可预测的未来。这些人感到恐惧而且忍无可忍，一些人暗中策划逃跑，企图重回他们过去的根据地打游击。许世友就是策划逃跑的组织者之一。结果被人告发，许被捕并被拟处以死刑，康生已将其列入处决的名单之中。一些张国焘的亲信、死党己经遭处决，其余人人处于惊恐自危之中。这时毛突然想到应该缩小打击面，收买人心，以便将四方面军中的大部分人拉拢到自已－边来，为我所用。他看中了许世友这种无比凶悍、对共产革命无比忠诚的大老粗，决定恩威并施将他争取过来，于是演出了一出“毛泽东深夜探死囚，许和尚（许做过少林寺和尚）跪地归明主”的滑稽剧。毛只判了许象征性一年监禁，后又让他官复原职。许对毛感激涕零，从此许世友成为毛忠贞不二的干将、死党。就这样，通过有打有拉，焘的四方面军幸存将士力彻底瓦解，大多投向了毛这个新主子。
毛还想将焘开除出政治局，然后对其进一步迫害。但这个想法得不到莫斯科支持，莫斯科要中共“搞好团结”。但毛并不就此放过焘，采取了一些近乎下三烂的手段去辱羞张，试图激怒焘让焘做出出轨之事，以便名正言顺将其治罪。毛叫秘书将张从原来的住宅中赶出，转给毛住；借故将张的警卫员逮捕，等等。但焘忍住了。
最终令张国焘忍无可忍，决心与毛决裂并出走的是毛演出的一出辱焘的丑剧：
那是延安的干部子弟学校为某项庆祝活动举办文艺演出，中共的领导人都出席了，因为他们的孩子都在该学校读书，张国焘12岁的儿子也在其中。那次文艺演出中，张国焘的儿子被指派扮演一个“叛徒”、“托派”的角色，名叫张慕陶。儿子戴着假面具打扮成怪模怪样的，令人可笑、可憎，一群扮演正面人物的孩子则围着张慕陶辱骂抽打戏弄，引得人们开怀大笑，其中毛泽东笑得最开心，而且肆无忌惮地大叫：“叫张国焘的儿子来演张慕陶真是最适合不过了喽！”
早就怒火中烧的张国焘这时已忍无可忍，从观众席中直奔舞台，一把将儿子的面具撕了丢掉，拉着儿子走出演出大厅，一边愤怒地骂道：“畜生，混蛋，禽兽不如！”
半个多世纪后，我们想像当时的情景，还感到这可笑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幕，这个位居延安最高领导人的毛，对与他地位不相上下的“战友”，“ 同志”，居然采用如此粗俗下流的方式，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羞辱对方，一点也不顾及领袖风度和官场礼节，尽展其流氓政客的本色，也算史无前例了。
已经看透毛的为人的张国焘，终于在1938年4月趁去参加祭祀黄帝陵之机，逃去西安，再由西安转到武汉，他的计划是趁此时莫斯科对毛产生信任危机之际，串通当时在武汉的另外几位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明、周恩来、项英联手倒毛，可惜那几位出自各自利益的考虑，不愿意参与张的这一计划，张已经没有退路了，只好投向国民党。
不过，张国焘并没有为国民党作出什么贡献，国民党也对他失望，但也不强人所难，任其自处。倒是他在延安的部下受到他的连累了：因为同情他并对当局不满，驻在陕北边境焘的旧部聚集开会，结果被毛的特务侦悉， 200余人全部被活埋。
由上述可见，作为中共著名领导人的张国焘。虽然也是一位残忍毒辣的野心家，但比起毛来，就相形见拙了，所以在与毛的斗争中屡战屡败，由最初的占据绝对优势变为绝对劣势，最终变成受毛任意摆布的“笼中鸟”，不得不外逃以求自保。从中可见毛共内部也遵循一条“劣币驱逐良币规律”。
张国焘后在加拿大落脚，1979年在加拿大病死。在死去的前一年，他皈依了基督教。也许是回忆在共产党内杀人太多，想以此赎罪吧，但不知上帝是否会宽容他。不过毕竟焘个人算是回头是岸了。
由于毛与张国焘的这场斗争也是始于长征，故我们仍将其列入毛的长征胜利系列之中。
三、鹊巢鸠占暗除刘志丹。
红军的所谓长征实际上是一次仓惶的逃窜，这从它先后六次改变落脚地点，就可以想见当时其惶惶如喪家之犬的狼狈相。早在1934年5、6月江西中央苏区就已经作了撤离打算，并且报经共产国际批准。共产国际要求其北上至离苏较近的中蒙边境（莫斯科曾要求它的特工佐尔格将中共带至中蒙边境），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和指导。但以南方人为主的中共中央大概不愿远去荒凉的北方，他们最初打算去湘西落脚；湘西去不成，毛又想赖在贵州西北；后又想去川西，均因蒋介石“不同意”而泡汤。再后来选择在离苏联不远的的甘肃或新疆，但都被被蒋的军队挡了回来。由此可见，陕北是蒋为中共有意安排的归宿之地。当时全国的红军根据地都受到蒋军的围剿，驱赶，独刘志丹领导的根据地未受到致命打击，而且还不断发展。在此前几年，蒋任命的陕西省军政领导人就都带有明显的亲共倾向，先是由主动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杨虎城任督军，掌管全省军权；到了1933年蒋又任命中共创始人之一、后被称为“红色代理人”的邵力子为陕西省长（杨虎城依旧任督军）。这二人对陕北这块共产党根据地自然不会动真格，实则助其发展。到1935年，陕北的红色根据地已经拥有三万多平方公里，九十万人口。
估计蒋大概是考虑到陕北地脊人贫，人烟稀少，自然条件恶劣，又远离中原腹地，离苏蒙边境也很遥远，在那里生存且不易，发展就更难了，因此有意让中共在这里落脚，也就不可能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了。
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到达甘南的哈达舗，此时的红军仍未找到落脚地。在缴获当地的一堆国民党报纸中，张、毛、周等人发现陕北有块很大的红色根据地，领导和创始人是刘志丹等，现在拥有省红军，地方武装，苏维埃……张毛等人喜出望外，于是决定去那里落脚。此时被国民党从中原赶出来的红二十五军也来到此地。10月19日，毛等到达陕北苏区的吴起镇，中央红军的“长征”到此算是结束了。
中共终于按照蒋的意图安家落户了，蒋的剿共也就暂时停止，转而对其釆取战略包围、监视的策略，这就给了中共喘息的机会和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达哈达铺后，便是去拜会当地的苏区领导人。随后决定把中共的临时“首都”暂定在古城保安。
但是，此时的陕北苏区却处于前所未有的恐惧与危机之中，10月20日，刚到吳起镇的毛等人从当地游击队领导人的囗中得知，刘志丹、高岗等人己被捕。原来席卷全国苏区根据地的中共内部肃反风暴，也刮到了陝北苏区，主管陕北苏区肃反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出肃反大员到达陕北，与当地领导人朱理治、郭洪涛等联手红二十五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肃反工作，由于此前陕北中共内部派系的矛盾和斗争，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成了打击的对象，刘志丹被从前方召回。刘得知自己凶多吉少，但他并无反抗，自己走进了班房。
说到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中共中央到来之前陕北苏区的情况，虽然这块根据地只有九十万人口，但它的头衔不小，1935年之前，这里有两个中共的“特委”， 即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1935年2月，两个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合併成为两个头衔更大的机构：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副头头分别为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担任。但实际上由谢子长代表的陕北特委和由刘志丹代表的陕甘边特委委矛盾重重，互不服气。1935年7月，在上海的中央局派出其代表朱理治（原左联成员）到北方局，再由北方局派至陕北特委。同年8月上海中央局又派出代表聂洪钧到陕北。朱、聂、加上陕北特委的郭洪涛，组成以朱理治为首的“沪局与北局驻陕北苏区代表团”（又称中央代表团）， 取代了刘志丹等的西北工委成为陕北苏区的最高领导机构和领导人。朱理治还改组西北革命军委，任命聂洪钧为军委主席。朱又成立中共陕甘宁省委，以自己和郭洪涛为正副书记。刘志丹和高岗虽然还保有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部主任的头衔，但已被排斥、架空。肃反开始，刘志丹一派立即成为被整肃的对象。
9、10月间，由朱理治麾下的西北保卫局主导在红十五军团开展内部肃反，与其他所有苏区“肃反”一样，十五军团立即陷入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之中，依靠酷毒的刑讯逼供，“反革命分子”越抓越多，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相继被捕，先后有数百人被杀。加给刘志丹的罪名是“一贯右倾”，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分子”，显然要将其置于死地。据习仲勋说，他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埋人的土坑已经挖好，他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
一到来就碰上这种形势，对毛来说，真是太巧、也太好了。毛对“肃反”的内幕一清二楚，无非就是借此重新进行权力洗牌，消灭政敌。此次他初到陕北，就思量着以什么名义、什么手段驯服当地的土共，建立中央的权威。在毛等由哈达铺向吳起镇的行进途中，毛就对其他领导人说到：刘志丹在“领导上不一定正确”。这是毛准备到达新的根据地后整治当地领导人、开展“路线斗争”的暗示。在如何对待本地领导人方面毛已有丰富的经验，在江西中央苏区与李文林斗争，处理——消灭以李文林为首的江西共产党人就是他的杰作。他深知对当地干部要有打击和笼络的两手，总的目标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建立起“中央”的绝对权威。
但是，当中共中央领导层得知已经将刘志丹等陕北苏区创始人全都抓了起来，并准备全部处决时，他们感到不妥，决定制止这种疯狂行为。11月3日，张闻天和毛等在听取了前来迎接的郭洪涛、聂洪钧、及红二十五军政委有关肃反的汇报后，当即下达“停止逮捕，停止审査，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的命令。显然，这样做有利于初来乍到的党中央树立威信，笼络人心，有利于在此地落脚扎根。
然而传统中共党史的说法，把上述“中央救陕北”的“功劳”全归于毛一人，说是毛下令“刀下留人”，并为刘志丹等平反昭雪。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常委的共识和决定，而且主要是由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主持执行的。11月3日作出上述决定后，第二天，毛和周恩来就南下组织直罗镇战役去了。张于11月10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决定指派蕫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成立五人委员会（董兼主席），负责调查刘志丹等人的案件。后张还亲自主持刘志丹等人的平反大会，并代表中央讲了话。
当然，最擅于抓权的毛是不会放手对原陕北苏区领导人的处置这一极为重要的工作的；又由于当时毛在常委分工中负责军亊，所以在这方面他拥有实际的决策权。
从其后来毛的实际所作所为看，毛的策略大致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必须削弱、清除当地主要领导人，因为其在当地军民中有巨大威信，这无疑是对自已的重大威胁。他还知道，当他的新权力系统建立起来之后，必定要从本地人民身上要粮要钱，要士兵和劳役，当地人民的负担将成倍地增加，这就难免要激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而本土领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本地人民的利益，这就可能使之成为自已日后的对手。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知道，必须从当地干部中培植自已的亲信。作为外地人又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又没有群众基础，迫切需要借重“地头蛇”的力量。
毛后来就按照这两大策略办理。11月底，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为刘子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平反之后，朱理治、郭洪涛被作为“错误路线代表”受到处分，被剥夺了权力。也就是说，当地原有的“当权派”不存在了。
不过，毛并未给刘志丹等当地领导人恢复原来的职务，从监狱出来后，刘等人实际上已经成为无职无权的“赤贫者”了。毛决定趁此机会重新进行权力组合。毛只给了刘志丹一个低－级的职务，担任由新兵组建的二十八军军长，另派－个自已的亲信任军政委，以监视、制衡刘。并且将其排除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之外。
次年即1936年2月，毛以东征抗日为名，指挥部队东渡黄河到山西，试图在那里扩充根据地，然后北上打通苏联援助的渠道 。蒋介石发现了他的这一企图，派兵将红军压回。在这次短短的 “东征”中（实际根本没有见到一个日本人），刘志丹便在与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刘也成了第一个在战场上战死的红军根据地最高领导人。
对于刘志丹的死，毛共从来都以“战死”二字对外宣杨并载入史册。但是知道一些具体情况和细节者对此深表怀疑，明确地说，认为刘不是在战场战死，而是死于谋杀。其根据是：
第一、刘志丹死于4月14日在黄河渡口三交这个地方的战斗，毛共说是敌人一挺机枪在扫射时一颗子弹正好射中刘的心脏。但实际情况是刘当时并未在交战的队伍里，也未在两军火力交叉线上，他当时在离敌方200公尺外的一座小山上用望远镜观战，位置与交战双方呈三角形。敌军的抢机突然转向准确击中200米外的刘的心脏，这种说法太神奇了。
当时就有传言刘志丹的子弹是从背后打进去的。后来，刘的遗体下葬时其妻要求开棺看一看，被周恩来婉言拒绝。
第二，刘中弹时只有二人在身边，一个是中央政治保卫局姓裴的特派员，另一个也是由政保局派给刘的新警卫员。按当时的规定，首长的警卫员一律由政保局指派，因此这两人都是毛安排在刘身边的特务。据裴事后说，当刘志丹中弹倒下后，他叫警卫员去叫医生，医生赶到时刘已死亡。因此，除这二人外无任何人能证明刘是死于敌人的枪弹，但鉴于这二人的身份，他们的话是不能“算数”的。
第三．刘志丹死前毛的一系列部署，反映刘之死亡乃毛事先预谋。一是刘死前8天，毛宣布二十八军以后直属总部指挥，这就是说，刘一旦死亡，直接向毛报告即可，不必经过中间一级去调查，审问等；二是6天前，刘志丹又被授予为原来一直不肯授予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一职，这样，刘死后就可按较高规格追悼，以安抚刘的部下，防止这些人的不满和造反；三是13日是毛亲自下令叫刘志丹去三交督战的，去后第二天即被打死，事情如此巧合，不能不让人生疑。另外，刘生前的左右手、重要的陕北根据地领导人也先后被打死，杨琪死于三月，杨森死于五月，当地原来的红军三个最高指挥官都“战死了”，对毛有潜在威胁的本地军事领袖都不被消灭了，这难道只是巧合？
第四，20余年后，1962年8月毛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康生给毛递去一纸条，毛看了说；“有人利用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指的即是刘志丹之弟媳李建彤写的一部叫《刘志丹》的纪实性小说，该小说内容笔者不得而知，但因为写了刘志丹以及其战友就变成了“反党”，可见亊情非同小可。据说小说的主要问题是为刘志丹“翻案”， 也就是推翻中央规定的说法。后来李建彤等多人被迫害至死，被灭口。它恰好说明毛对刘志丹之死讳莫如深，这正是欲蓋弥彰的表现。
在消灭本地主要领导人的同时，毛也知道不能完全排斥本地干部，要有打有拉。为此他树立了重用本地领导人的一个样扳，此人就是高岗。高岗原名高硕卿，是陕西横山县人，曾担任刘志丹的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毛到保安后，任命他负责毛和中央的保卫工作。高岗尽职尽责，毛欣赏高对自己的忠诚，高岗成了被笼络的典型。不久，高被委以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等要职，后来更是一路青云直上，建国后做到“东北王”和中央政府副主席。1954年8月，正当高岗向更高的权力冲刺时，毛给了他一顶“高饶反党集团头头”的帽子，高岗被迫自杀。此是后话了。
靠着纵横捭阖，左拉右打，远交近攻，毛消灭了一个个对手或他认为的潜在对手，制服了所有同伙，最后终于稳稳地当起了中共的 “党皇帝”和“当代秦始皇”，登上了权力顶峰。
后来毛在陕北和延安住了十一年，延安和陕北成为他夺取全国政权的发祥地。然而，颇具深意的是，毛坐上北京的“龙椅”之后，每年都要乘坐他的专列到全国各处巡游，全国各地差不多走遍了，可就是不去他的“发祥之地”——延安。还是周恩来在1972年去了趟中共这个发迹的大本营，但映入他眼帘的延安仍然像三十年前一样，贫瘠，荒凉，老百姓的生活却远不如当年，一直过着半饥半饱的苦痛日子。延河上的桥几十年了还没有建起来，而自然环境比几十年前更加恶化了，黄沙滚滚，水旱连绵，真是一穷二白，觸目惊心。看到这一切，据说周恩来掉了下眼泪，说他们对不起延安，对不起老区的人民……
毛泽东则没有周恩来这点“妇人之仁”。毛不去他这个发迹的老窝，其实是他有自知之明，因为当年他许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天堂至今没有踪影，人民比当年还穷，还苦，这确实不好交待。另一个方面，他自知他当年与当地人民的所谓“鱼水情”，都是他那些御用小丑编造出来的，真正有的则是“水火情”（ 参见后面有关篇章）。所以他思来想去，还是不去为妙。
第六十六章 毛泽东在长征中的全面“丰收”
与蒋介石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在这次红军被迫逃离的“长征”中，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则取得了一次全面胜利，实现了他事业上的一次飞跃，
简单说吧，长征开始时，毛是一个已经被排除出中共权力核心之外，而且差点被“甩掉”的“落魄”之人；而到了长征结束，短短的一年时间，毛便成了中共实际上的“一把手”。这个巨大的反差，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毛的个人斗争（“与人斗”）手段高超。
毛获得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全面丰收，“遵义政变”的成功和其成果最后成了毛一人的独享。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故亊中。
一、制服张闻天
作为一个流氓政治家，其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能屈能伸，善于应付各种环境、各种人物和事件，在时机、条件对自己不利、或尚不成熟的时候，能够隐忍不发，韬光养晦，随遇而安，甚至与势不两立的政敌热情拥抱。与此同时，极力创造条件，巻土重来，在关键的时刻反败为胜。在逃离一年的途中，毛泽东経典地演绎了上述谋略，用自己的权谋智术实现了自己人生的－次飞跃。
首先，毛策划的“遵义政变”的目标已经一步步实现，先是挤进了政治局常委（处记处书记）圈子，成了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稍后由他策划一场小型“宫廷政变”，夺了博古总书记的权，但考虑到各种因素，暂时让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中共一把手；接着取代周恩来掌管了中共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顺利当上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但是，唯一缺憾是直至长征结束，中共“一把手”的位置尚未到手。虽然这时张闻天已形同傀儡，一切重大问题几乎都是毛说了算，但正如那句古话：名不正则言不顺。在幕后操纵与在前台名正言顺地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到底不一样，何况，有时张闻天也有与他意见相左的时候，如前面提到的在长征途中某次会议张就站在党内多数一边，把毛的前敌总指挥给撤了。这一切毛只能是默默告戒自己：张的问题必须解决，张的账必须清算，但要等待时机，要戒急用忍，欲速则不达。在经过了在中央苏区后期的挫折后，毛那专断独行，老虎屁股摸不得性格表面上有所收敛，处事更谨慎、更老辣、更成熟了。他知道，夺取张闻天这个位置将是关乎他后半生命运的最重要一役，急燥不得，马虎不得。
因为如此，毛这个最终计划被一再推迟，本来在长征结束就可解决的问题，一推再推直到接近抗战胜利才解决。之所以推延这么久，倒不是因为张闻天是个最难对付的人，恰恰相反，张经过多轮实际较量之后，已经感到自己不是能稳坐党内一把手位置的人，在“长征”途中，张就表示愿意将总书记之位让给张国焘。到延安之后，他更知道毛的能力和权谋都在自己之上，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张主动要将这个位置让给毛。可是毛却推辞，叫他把这个挂名的“总书记”做下去，张只好遵命。
凡稍为了解毛的人都知道，毛是个地地道道的“权力迷”，是个把权力看得比性命更重要的人，他不轻易接这个－把手的位置，自然有他的想法。从后来看，真正的原因大概有：
第一，毛对由他上台充当一把手能否得到莫斯科的认可尚无把握。中共的一把手过去都是共产国际“钦点”的。逃离江西之后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但这个位置最后肯定还是要经过莫斯科点头的。毛知道，虽然自己过去一直得到期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青睐，但他终究不是在莫斯科直接接受训练的人，不是正规的“天子门生”。 后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毛又与中共的临时政治局唱反调，实际就是与共产国际唱反调，这可能使苏联主子对他有猜忌之心。何况，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是共产国际的大红人，王明对共产国际的影响不可低估。而王明是博古的好友，他出面夺取愽古的位置，王明肯定会不快，他能否获得莫斯科的恩准就很难说了。
到达延安之后，不久又发生了“西安事变”， 在西安亊变中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斯大林和毛发生了重大分歧，一段时间斯大林甚至怀疑毛是“日本奸细”，使毛提心吊胆了好一段时期，他当然更不敢轻易提出由自己出任中共一把手这样的事了。
第二，自己在党内尚未树立起绝对权威，根基不够稳固。长征途中中共高层和高级将领多次对他的指挥颇有烦词。抗战之初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中共在抗日时期的方针政策时，党内高层中多数人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接下来在王明回国后的一段时期，王的风头盖过了他。这一切使他感到时机尚不成熟，在党内尚未达到一言九鼎的地位。而他追求的是做“中共斯大林”，而不是如前几任总书记随时可以被人拉下来的角色。
第三，毛试图与莫斯科建立一种更加独立的关系。毛看到，在他之前几任党的一把手都是由莫斯科任命的，中共完全没有－点自主权。而且莫斯科对这个中共一把手也不甚看重，一不中意，便随意换马，致使这个－把手走马灯似的換个不停。毛可不愿做个任由别人摆布的傀儡。他的打算是，上台之前，先把党内“驯服”，一旦登上宝座之后，他是再也不会下台的！为此他对共产国际采取表面拥护、实际上逐步疏离的策略，试图在获得苏联援助的同时，让莫斯科认识到中共己经“成熟”，应对中共适当欢“放权”。而这首先要在党内形成自己的绝对权威，积累与国际抗衡的资本。
第四，毛对张闻天暂时占着那个总书记位置很放心，由他占久一点觉得毫无关系。因为毛知道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实际上张早已臣服于他了。倒是其他觊觎这个位子的人他必须逐一驯服，等驯服完了，时机也成熟了，随时可以叫张下台让位。
因此，毛不想急于取代张成为中共的一把手。
毛运气特佳，这时形势和环境也成全了他。抗战不久，毛的“假抗日、真扩张”方针大见成效，在党内威信大大提高。毛又乘胜追击，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从组织上、思想上、制度上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地位。党内的条件成熟了。
在国际上，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自顾不暇，直到1943年5月宣布共产国际解散。随即莫斯科的外部干预大大减少了，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己可由党内自己选出。外部条件也成熟了。
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毛的“分步骤夺权”计划的最获得完满成功。
现在先简单谈谈毛制服并取代张闻天的过程。我们前面讲到，张闻天愿意将他的位置让出，毛取代张似乎是没有阻力顺理成章的事。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张并非没有野心之人，最初张闻天也是野心勃勃，自视甚高的，如果不是野心勃勃他也就不会发动“遵义政变”了。因此，要取代和推倒他，毛仍得用一番心机，有一个过程。
张上台之初，毛对他采取拉拢、奉承、讨好的策略，先赢得这个新的一把手对自已的好感和欢心。
毛为张做的第一件事是为张充当月老，撮合了张与刘英的婚事。已经三十多岁的张尚未结婚，毛留心观察，发现张对年轻活泼的女干事刘英有好感，决心为他们牵线搭桥，促成这桩好事。
当时的刘英在红军的政治部任地方工作部部长，工作担子重、压力山大。一天，刘英忽然接到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写给她的字条，叫她去中央纵队报到，接替邓小平的工作。刘英立即去了，正好碰到毛和王稼祥也在场，毛便截住刘英问她：
“你知道是谁提议你来的？”
“李富春呗。”刘英不假思索地回答。
“是我提议叫你来的。”毛直截了当地说，“在后方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了。”
刘英的新工作经常要跟张闻天接触，二人时常在一起，不久就恋爱上了，很快就结了婚。
夫妻二人自然感激毛的撮合之功。
毛又观察到，张闻天虽已跻身高位，但身上还残存一些书生气，喜欢奉承和沽名钓誉。毛便投其所好，恰到好处地加以奉承。在不同的场合，毛称赞张为“开明君主”，“作风民主”，“不争权”等等，还戏称刘英为“娘娘”。虽然说的时候是半开玩笑的，但张听了异常高兴、舒服，对毛更有了知遇之感。而且，毛既然称赞他“开明”、“民主”、“不争权”，他当然也要在这些方面表现一下，特别要对毛“放权”了。毛此举可谓一箭双雕，口蜜腹剑，暗含杀机。
精于权谋、深于算计的毛同时又在暗中挖张的权力墙角。毛深知，权力的最终基础是枪杆子，是军权，毛便以常委分工为由，自已紧紧抓住军权不放；因张闻天原来是搞宣传出身的，毛就提议这个“总书记”仍主管宣传教育工作。“不争权”的张也就乐得“从谏如流”。 然而我们知道，任何政府首脑尤其是共产党的一把手，很少有主管宣传而不管军事的。如此缺少心计的张，后来要主动让出一把手的位置给毛也就不奇怪了。
毛还想到，张闻天、王明所依仗的主要是共产国际这个后台，如果我把这个后台抢过来，他就不得不彻底服输了。1938年8月，已经成为毛的心腹，表面上被毛派去莫斯科治病、实际上是为毛在莫斯科游说，并获得成功的王稼祥被毛召回，为的就是传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中共中央的“一句话”，即：“中国的无产阶级代表应以毛泽东同志为首解决团结问题”，“应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这一“圣旨”后来被毛当作整治王明等人的尚方宝剑。虽然这番话表面上是针对王明说的，但在张闻天听来，知道共产国际已经看中毛泽东，自己更在王明之下，就更应该主动让贤了。于是他当即表示要把总书记的位置让给毛。但毛仔细考虑后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叫张继续把这个傀儡当下去，张也只好从命。（有人对王稼祥传达的这句话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因为共产囯际在7月刚作出了关于中共问题的决定，內中并沒有如此內容。季氏不可能立即擅作主张立毛为中共首恼。所以认为是毛串通王稼祥伪造了这道“圣旨”，因为当时毛垄断了与莫斯科的通讯。）
自此，毛对张也就完全无所顾忌了，埋藏在心底多年对张的旧怨也爆发了。其实，毛对张闻天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好感，张是毛的政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这些留苏派看不起毛这个“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张在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时就曾写过一篇批判毛的长文，这一箭之仇令毛永志不忘。虽然后来张、毛似乎打得火热，延安整风中张还就追随王明路线做了检讨，还不止一次向毛道歉。毛表面上说不计前嫌。但在他心底对任何冒犯过自己的人的原则都是：眦睚必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然而张闻天却有些像被蒙在鼓里，他自以为他对毛的谦让已经很到家了，而且在他看来毛与他的关系也很不错，毛应该对他心存感激感激才对。于是弄出了一点麻烦，让张很快就知道自己在毛心目中的真实分量。
引发毛与张首次公开冲突是毛与江青的婚事。当时，整个延安，从政治局成员到普通士兵，都对毛抛弃贺子珍转而与江青结婚表不满，人们为贺不平，对江青的为人和历史更是多有诟病。有人从生活作风的角度劝诫毛，说与江青结婚影响不好，“男女都骂她是妖精”，不知与多少人上过床，以致有“公共汔车”之称。“你们生过五、六个孩子，老夫老妻了”，言下之意：你现在抛弃贺子珍太不道德了！有人则从政治的角度、组织纪律的角度揭发江的历史问题，江进过国民党的监狱，写过“认罪书”出狱，还陪国民党特务喝过酒、上过床，故“毛同江结婚很不合适”。
上述这些意见有的人用匿名信的方式直接寄给毛，也有的公开署名表示反对（如项英）；但多数都寄到当时的名义“总书记”张闻天手里。张认为为了对党组织负责，也是对毛负责，按照党内的规矩，他综合各方意见给毛写了封信，说跟江青结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试图劝阻毛江结合。
张的这一做法本来也许是是出于对毛的善意。谁知毛接到张的信后勃然大怒，当场就把张的信撕得粉碎！一面大声说：“我明天就结婚，看谁管得着！”第二天毛就在供销社摆了两桌婚宴，客人中当然没有张闻天了。
毛对张再也不客气了，遇事再也不跟他商量，还不时冷嘲热讽。张知道毛已经很讨厌自己了，于是主动提出去办马列学院，当学院院长。毛当然照准。张闻天在办马列学院上倾注了全部心血，一干三年多，自以为干得很不错，为中共培养了大量理论人才，颇为自鸣得意。
哪知道毛正想拿他和马列学院给整风运动开刀祭旗！1941年5月，毛给延安干部作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内中讲到对干部的教育问题，大批所谓“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教育方式，就把马列学院作为典型，直斥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说学经済的不能解释法币，学政治的不懂阶级斗争, 在延安学了到保安就用不上,……骂得性起，不觉露出了流氓嘴脸，竟恶毒地骂留苏派是“猪狗不如的蠢货”！“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呢？”由于毛的严厉指斥和当众羞辱，整个马列学院立即陷入悲惨的境地，以张闻天为首的“教条”们更是陷入不能自拔的检查检讨之中，成为了运动的众矢之的，真的成了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狗屎”。
当年7月马列学院被毛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不再承担培训在职干部的任务，专去搞翻译。这些都是给张闻天当头棒喝，使张在众人面前颜面尽失，张的自尊心受到致命打击。后来只好要求自我贬逐去农村搞调查。
就这样，这位可怜的“总书记”在他的“下级”毛泽东的辱骂面前已经不敢还嘴了。不过私下心里终究觉得太委屈，太苦闷了。由于心中的不平无法排遣，想了好久，终于决心去找毛个别谈心，沟通沟通，试图恢复一下与毛的“关系”，争取毛的原谅。
第一次沟通是在毛当众批判他之后不久，张来到枣园毛的住处主动找毛谈话。出乎张的的意料，毛的态度都似乎很温和，他只听张的诉说，自己不言语，“似乎不愿意批评我”，张颇感安慰了。
然而令他意料不到的是，过不多久，第二次毛与他的谈话完全粉碎了他的好梦。第二次是毛主动约张去谈的。原来是上一次毛没有准备，匆促之中只好暂且放张一马，使张误以为毛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暗中窃喜。可是这一 次不同了，毛决定不让他“误会”，事先做了准备，张一进屋，便看见毛邀来的几员大将康生、陈云、任弼时严陈以待，毛也不再像上次那样温和了，－开口就对张严厉批评——几近辱骂，毛说张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他，不依则打；自以为是，毫无自我批评精神，还拒不承认错误……一看阵势，张知道寡不敌众，只好一言不发，低头受训，被毛羞辱一顿后便灰溜溜地回去了。
自此以后，张对毛敬而远之，高层整风开始，张知道大事不好，便主动要求去农村搞调查，－则自我放逐，让毛放心；二则试图躲避运动的锋芒。他一去一年多，但仍然躲不过整风运动的打击，他被调回参加整风。已成惊弓之鸟的张，为了争取主动，少受羞辱，在1941年9月的政治局整风会议上，主动不断地检讨自己，表示认错认罪，真诚悔改。1943年9月在毛掀起的又一轮高层整风高潮中，张向毛递交了4万字的《反省笔记》，由于态度诚恳，检讨深刻，获得毛的“表杨”。 因此在1945年开“七大”时，毛仍就给了他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到抗战胜利后，毛要调人去东北抢占地盘，张又抢着去了。直到建国后，张又主动“降级”去当中国驻苏大使（副部长级）；目的只一个，尽可能远离毛泽东。
但是，张如此委屈自已，毕竞心有不甘，这个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的落魄的前中共一把手，在蛰伏了相当长的时间后，在建国后毛发动的祸国殃民的“大跃进” 运动中，终于忍不住想对毛的独裁一言堂作风说几句谏言了。1959年7月第一次卢山会议上，张以为毛真的要虚心纳谏，与彭德怀一唱一和，对毛的“大跃进”、“三面红旗”提出了众多的、但有节制的批评，他原以为他这点忧国忧民之耿耿忠心能为毛谅解和接受。但是不到几天，庐山风云突变，证明自己又犯了大错了！这次他被毛钦点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和“彭德怀反革命军事俱乐部”成员，受到严厉批斗。只好再度认错认罪。不过亊后他又觉得万分委屈，遂忘了1941年与毛“沟通”的教训，又故伎重演，要求与毛单独“谈心”。那知此时的毛已非在延安时可比，根本不予理睬，张给毛打去电话，不接，请秘书要求接见，不见。张只好老老实实坐以待毙。过了几天，却收到毛写给他的一封信，阅后，便如五雷轰顶，顿时天旋地转；如悬崖边失足，顿时坠入万丈深渊……
鉴于这封信乃张毛二十余年恩怨之了结，又为毛少有之幽默大作，不可不读。特请读者诸君稍稍耐住性子，赏此奇文：
洛甫（张闻天曾用名）兄，怎么回事，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熬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后两天，你就心慌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得脱不开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虐疾原虫还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吟虐疾词云：“冷来时，冷的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蒸笼里坐，疼时节天灵盖破，颤时节，颤的牙关锉。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乘枚《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乘枚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壁，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几次电话，想到我处谈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毛泽东 八月二日
真是痛快淋漓，喜笑怒骂，一泄二十余年之恨！有谁想到当年“遵义政变” 时的亲密战友，原来是如此一对貌合神离的仇敌冤家呢！
毛泽东是痛快，“其乐无穷”了，可怜的是张闻天这边明知被人羞辱之至，却不敢有半点反感表现，实在是其苦无穷。待清醒过来，又将毛信反复看了两遍，眼睛终于盯住了“痛改”二字，不一会就去暗暗思忖如何“痛改”了，真是既知今日，何必当初！
毛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张，两天后，毛将他的这封信和作为附件的乘枚的《七发》的原文，印发给了扩大的八届八中全会全体与会人员，这样，在批斗“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同时，又掀起了学习毛给张闻天的信的热潮，特别对附件中的乘枚和《七发》。人们兴致颇高，可惜大部分“领导同志”看不懂《七发》原文，特别是对“乘枚同志”“不知何许人，现任何职？”纷纷互相打听。
8月2日，会议转入全力批斗彭、黄、张、周，按顺序暂时还未轮到张闻天，直到8月13日召开大会，张才争取到一个主动检讨的机会，会上，张闻天按照毛在信中给他定的罪过，照单全收，他承认“陷入了彭德怀军事俱乐部”，承认自己体内的“虐原虫”又复活了，承认反党反毛，然后痛心疾首地说：“现在我认识到毛主席的路线是已经证明了的唯一正确路线，不能有任何怀疑，卢山会议证明了谁不跟毛主席走谁就会犯错误，可是由于教条主义老虐原虫的复活……我也就有了对总路怀疑、动摇，走到反党，我今后要老老实实做毛泽东同志的学生。”
自然，这番检讨并不能“蒙混过关”，张照样被批斗，再检讨，再批斗……为了争取从轻发落，张在会议将近结束时，又写下悔罪书寄给毛，毛立即批示将张闻天的《悔罪书》印发给与会全体人员，已经走了的要寄去。
毛如此果断处理张的悔罪书，一是证明自己对张的批评教育完全正确，二是防止将来某一天张又翻案。
但是，患了软骨病的张闻天，以后那里敢翻案呢！不过即使如此，在后来的文革中张仍然在劫难逃。文革开始不久，张就被红卫兵拉去与彭德怀一同批斗并游街示众，饱赏了皮肉之苦。1969年，被赶出北京，发配广东肇庆，其间几度要求回京治病，毛不准。却让其转流放去无锡。1975年死于无锡，以“张普” 之名火化。
解决张闻天的问题是毛长征途中分阶段夺权的最后一役，虽然事情拖到长征后很久，但其发端于长征，故仍列入毛的长征胜利系列之中。
二、技高一筹，智胜张国焘。
与张闻天一样，张国焘问题也是发端于长征，而于长征之后解决的，所以，同样应归于毛的长征胜利系列。
遵义会议，特别是解决了博古的问题以后，毛的最大心病就是北上四川去与张国焘会师了，在毛看来，这可是比将介石的围追堵截更为严重的问题。
毛对焘较为了解，知道焘也是个野心勃勃不太好对付的人物。从党内资历上讲，他比毛等人都老，都高，中共一大时，他就是会议主席，会上又被选为中央局三成员之一。以后，焘也总是在中央政治局的圈子里。更重要的是，焘现在拥有全国最强大的红军，当时张拥有8万人马，而且未经过长途跋涉，人强马壮，队伍整齐，对比起来，毛的队伍不及焘的五分之一，而且经过长途行军，作战，一个个疲惫不堪，军容不整，是一支地道的残兵败将。
这样的两支队伍合在一处，一经对比，便显出来实力悬殊，这不能不使毛这一伙“中央领导”对焘畏惧三分，看来，不仅要给张国焘分权、让权，如搞不好还可能火并，如果那样，毛的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就在劫难逃了。
正是由于以上考虑，遵义会议上毛就反对北上去与焘部汇合。但又不好直接说明不去的原因，只好提出在遵义附近或黔西北落脚，建立新的根据地。可惜多数人不能理解毛的苦衷。而北上四川与焘部汇合后打通与苏联的通道，是共产国际曾经的指示，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心愿，毛无法推翻多数人的决议。但后来他仍然想方设法“赖” 在贵州，这就有了四渡赤水之举。可惜蒋介石不允许，最终只好硬着头皮北上去与将国焘会师了。
面对无法回避的现实，毛只能精心准备，与张国焘斗法，斗智，希望能“智胜”张国焘。后来的事实确如毛所愿，取得了对焘斗争的完全胜利。综合地看，在此次斗争中，以毛为首的“中央”大概采取了以下策略：
一是尽可能不暴露并且大夸自己的实力。两军汇合时，张国焘问起中央红军尚有多少人马？周恩来谎称有“三万”，而实际上只有一万多，而且已是疲惫不堪的残兵败卒，重武器没有了，每支步枪平均只有5颗子弹。这种情况当然不能让焘知道。不过，欺骗只能是暂时的，久了还是会暴露。而毛也根本没有与焘部合二为一的打算，因为现在焘太强大，力量悬殊，毛不想在这种情况下与焘合流。
二是坚持自己的“中央”身份，在精神上、法理上压倒焘。这就需要在自己的队伍里实现“团结”，组成临时的“统一战线”，特别要稳住博古和张闻天，使他们坚定地与自己站在一起，而这两人或者己经与毛沆瀣一气，或者被毛镇慑住了。这样就保持了“毛派”在常委中的绝对多数（4：1），使张国焘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图改组中央，夺取领导权。
当然，还要对自己的将领做工作，预防他们被张国焘分化收买。后来焘果然拉拢彭德怀、聂荣臻等人，但彭等人权衡利害，还是觉得毛等代表中央，是正统，不能弃毛跟焘（朱德被派到焘部中，任务是分割张国焘的军权，将焘部拉进“中央”, 但他无法完成这－任务）。
三是将中央红军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李德的错误指挥，而坚持遵义会议以来的路线、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遵义会议后红军的损失完全是国民党的绝对优势兵力造成的。总之，现在的中央“英明正确”， 不能动。
四是决不让张国焘掌握最高党权或军权。毛等知道，以焘部的实力，两军汇合后，焘肯定要争中央领导权，不给焘一个职务，一点权力是不行的。但视权如命的毛更加知道，不管怎样，也不能将好不容易夺得的中央大权让给焘，否则后患无穷。在这方面，毛的有利条件是不管在政治局或书记处（常委），自己一派都占绝对优势，按组织程序办事对自己有利而对将张国焘不利。
毛最初想给张国焘一个军委副主席的空衔。当时的军委主席是红军名义总司令朱德，副主席是周恩来和王稼祥，而周恩来同时又是红军总政委，按中共体制，军职中党职最高，所以周实际上是红军最高领导人。这样，只给焘一个军委副主席的头衔实际上是将张国焘贬低到与王稼祥的地位（焘早就是政治局常委，地位早在王稼祥之上），这是变相降级，焘及其部属当然坚决不答应。焘通过其部下反过来提出要求改组中央领导班子。
慑于焘的实力，这时的张闻天没有了主意，表示愿将“总书记” 之位让给张国焘。但毛一听坚决反对，最后，精于权术的毛给了张国焘一个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让出此职）的职务，按照中共制度，总政委权力在总司令（朱德）之上，并且口头允诺张可以“统帅指挥”“一切军队”。这样，张国焘名义上成为了红军最高的领导人，他勉强接受了这一安排。
不过，这个安排实际上仍是毛设的一个花招，一个陷阱，因为这时中央政治局和总书记仍然在毛的掌握中，按共产党的规矩是“党指挥枪”，张国焘还得听政治局和党中央的，所以以后毛就用党中央、政治局的名义给张国焘发号施令，焘仍然不得不服从。
另外，为了在气势上压倒对方，毛等人还开展了对四方面军“军阀主义”、“土匪作风”的批判。
经过这一番唇枪舌战、讨价还价，最后两军总算是表面“统一”了。接着便制订了一个“夏洮战役”计划，计划全军北上先打到甘肃的夏河，洮河一带，再进一步向北打到中蒙边境（蒙古为苏联附庸国），接受苏联的军火；或者向西北打通河西走廊，打到新疆（当时新疆受苏联控制），接通苏联援助的通道。这是共产国际为中共设计的路线图，也是全党的决定。
按“夏洮战役计划”，红军分为两路，主力由张国焘率领从西面经阿坝北上，称左路军，焘亲自指挥；右边一路包括焘之一部和毛的中央红军，经班佑北上，称右路军，由焘的大将陈浩昌、徐向前指挥，中央红军的彭德怀、林彪皆受其节制。
但是，按照计划张国焘率部北上九天之后，毛突然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命令张国焘改道，叫他们跟随右路军的路线北上，“以主力向夏河急进”。正在一路顺风行军的焘不愿改变原计划，毛又以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名义严令焘部必须服从命令，并给张国焘扣上了“机会主义”之类的帽子。在一再严令之下，焘只好率部转来跟在右路军的后面。
毛为何反复无常呢？原来毛发现焘走的是一条坦途，而自己（右路军）走的是条极为艰难的道路，要经过几百里杳无人烟、会吞噬人的沼泽草地，如按原计划分进，张国焘必先到达甘肃，并进而首先打通苏联的通道，接受苏联的援助，还可能被共产国际确定为和红军的主力和中共的正统，那样，毛就前功尽弃了。因此，毛坚决要求焘部过来跟在自己后边过草地，这样焘就落后无疑了。而且，草地周边所有能找到的吃的，烧的经过前面的右路军已经一扫而光，焘的大部队就难免陷入全军覆灭的境地。这就是毛的“路线”毒计。
得到张国焘率部转来跟在后面的消息后，毛才放心地出发“过草地”了。
焘跟进二、三天后，发现困难重重，前面遇到一条不能逾越的河，而且无处筹粮，部队的粮食只能维持二、三天。便电告“中央”，他无法跟进，只能转回头南下了。焘不但自己掉头南下，还命令陈昌浩、徐向前立即停止北进，转头南下与他汇合。
这时，毛骤感到威胁临头，就是害怕张国焘的大部队将他的中央红军一起带走南下。于是毛耍了一个诡计，谎称张国焘有密电命令右路军的负责人“解决”党中央，便串通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将睡梦中的中央红军人马叫醒，半夜紧急脱离大部队连夜北上。
后来毛共－直宣传“张国焘密电谋害中央” 之说，直到近年才被当年的知情者澄清，说明完全是毛制造的谎言。张戎在其《毛传》中对此进行了认真考证，证明了其完全为子虚乌有之谈，最有力的论据是，1938年4月，毛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张国焘投向国民党后向共产国际报告要求开除焘出党，在列举焘的罪状中并无此一罪状；同时在张与毛的中央分裂后的大量往返电文中，也只是提焘分裂红军，而无所谓“加害中央”之说。可见，毛制造这一谣言除了骗取他的中央红军迅速脱离焘部之外，就是为了抹黑张国焘。
摆脱了张国焘后，毛如释重负，后来他对苏联的米高扬称与焘相处的日子，是他“一生最黑暗的时刻”。 可见毛视焘为最大、比蒋介石更为可怕的敌人。
经过被毛分分合合，忽左忽右调动的折腾后，焘部除了人员有所损失，也错过了北上、南下的最佳时机，高原的冬季来临早，严寒、疾病、饥饿，使焘部损失不少，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张国焘冷静一想，这一切都是毛挟党中央之名对他发号施令的结果。而自己实力比毛的中央红军大得多，为何要听他的指挥？何不成立一个自己“党中央”呢？于是，回到川西根据地之后，张国焘版的“中共中央”出笼了。
岂知，张国焘这样做，正是毛所高兴的，原来毛部到达陕北后，已先行打通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承认。这样，张另立中央的行为，就成了一种分裂中共的非法行径了。为此亊作出有力贡献的还有从莫斯科回到陕北的张浩（本名林育英，林彪堂兄），张浩带来了莫斯科对毛等人的认可囗信，以及与共产国际通讯的密码。这使得刚到陕北不久的毛一伙成了合法、“钦准”的中共中央。与之対应，张国焘的“中央”就失去了合法性，焘也就失去了苏联的援助，注定要失败。（关于张浩的言行，近来亦有资料指其为与毛勾结伪造，然笔者未详其情。）
后来焘的时运不济，第二年去攻打成都，被国民党杀得大败而回，正在走头无路之际，共产国际要求其撤消“中央”名号，回去延安，与毛中央重新“团结”。无奈之下，焘只好顺从，但这时他的八万人马只剩下一半，而且成了“叛党”之徒，败军之将。所以，临去延安前他对自己的同亊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牢。”
但是莫斯科干预不允许毛叫他坐监牢。而且焘还有几万人马，实力不可小觑。所以，焘归顺后，毛的主要任务就是最终“解决”焘的幸存武力。
毛、焘斗法的第一个回合以张国焘的失败告终，后来毛回顾这段经历既后怕又充满了自豪，据2005年解密的俄罗斯档案，1949年2月斯大林的使者米高杨到达西柏坡毛的住地时，毛对米氏说：遵义会议后，他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因为拥有数万大军的张国焘正前来吃掉他，但他保持冷静，转危为安，反而“歼灭了三万多”张国焘的部队云云。毛这话也许有点吹嘘，但至少说明了：一是当初毛为什么千方百计在贵州转圈子不肯进四川，原来他是害怕张国焘“吃掉他”；二是毛通过一系列手段确实削弱了张国焘的实力，这种“歼灭”对毛来说与歼灭国民党军的意义是一样的，甚至意义更大。可见毛从来把党内斗争与对蒋介石的斗争是等同看待的，这正是他比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棋高－着”之处。
张国焘虽然被斗败了，但是他的实力尚未完全消失，于是一个“借刀杀人”之计又在毛的脑海里形成了，这就是不久后发生的“西路军事件”。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1935年10月，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与毛的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在甘肃会宁会师，然后一同转向陕北。次年10月，四方面军的另一部分与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合。随即，毛以中共中央名义命令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渡过黄河去执行己被国民党识破的“夏洮战役”计划，命令他们先攻占占宁夏，然后北上去接受苏联援助的军火。但是这支部队渡河后被国民党军队所阻拦，无法北进。毛以中共中央名义命令他们转向西进，赋予这支已经成为孤军的部队打通河西走廊去新疆接受苏联援助。这支部队被命名为“西路军”，它由张国焘的五军，九军，三十军共21800多将士组成。统率这支部队的是原红四方面军前敌政委陈昌洁，前敌总指挥徐向前，以及李特、李先念等人。
当时统治甘肃的是坚决反共的回族军阀马步芳、马步青。毛知道，以西路军的数量和装备，要打败“马家军”，打通河西走廊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他仍然坚持要西路军完成这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対张国焘阴暗的报复心理促使毛作出借甘肃军阀之手消灭西路军、进一步削弱张国焘实力的决策。西路军覆灭的命运就这样注定了。
后来，毛便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直接指挥西路军的行动（张国焘到达延安后已经被剥夺军权）。在毛故意刁难的指挥下，西路军变得行踪怪异，忽东忽西，被迫进行一场场恶战，按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法是：中央给他们的任务和指示“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的限度”。西路军孤军奋战，实在支撑不下去了，要求回延安，毛则严令他们从大局出发，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徐、陈向毛报告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毛说为了牵制河东敌人必经“就地坚持”。1937年2月22日，毛给西路军的电令要他们“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 3月，这支部队终致全军覆没，剩下不到400人（一说200人），被从新疆派来的救援队接去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然而毛对些这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仍然不肯放过，命令他们在新疆办 “学习班”，由毛从延安派出的肃反人员前去主持粛反，对这些幸存者进行最后甄别、廹害，结果对被怀疑对毛不忠、有异志的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和红五军政委黄超被秘密处死（当时说是“失踪”，后获平反，现已编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之中，明确其为被“错杀”）。西路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政委陈昌浩在逃亡中走失，回去了湖北老家，失去了党籍军籍。总指挥徐向前行乞讨回到延安，被毛拉了过去，抗战中被封为129师副师长，为新主效力。陈昌浩后来去苏联治病流落在外十余年。回国后被安置闲职，在文革中被揪斗死去活来，妻离子散，被迫自杀。
获知心腹爱将李特和黄超被杀，张国焘最后下定脱离毛和延安的决心。
关于西路军的失败（后称“西路军事件”），毛又一次使出他的瞒天过海，颠倒黑白的看家本领，再次制造了一个满含血腥的谎言。西路军覆没后，毛立即宣布：这支部队是被张国焘命令北上并命名为“西路军”的，其后发生的－切都是焘的错误指挥造成的。1937年11月，毛在接见西路军幸存的部分将领时，说下了面一段话，从此被作为“西路军事件”的正式官方结论：
“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去西北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毛一锤定音，以后几十年毛共的党史，军史和宣传品，都按这一口经定调。作为全国人民必须阅读的“圣经”《毛选》，其第一卷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注释就是按上述论调解释。
毛一手制造的西路军冤案，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才被初步揭发，又几经周折后来才正式平反的。它起始于一位受命帮助徐向前撰写回忆录的学者，在整理历史资料时，发现大量有关西路军的原始资料表明，西路军的一切行动都是毛以中央军委命令指挥下进行的，与毛的说法完全相反。学者为此提出了质疑。后经李先念组织专人写出新的调查报告，道出了基本事实真相。徐向前在临终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也终于披露了西路军事件的原委。1991年出版的《毛选》中有关西路军的注释也被改写。
至此，有关西路军的问题应该真相大白，张国焘为此蒙受的不白之冤也应得以洗涮了，然而想千方百计维护毛的中共“接班人”，仍然想将此事压住不了了之。直到2001年11月，中共的老干老帅才借纪念徐向前诞辰100周年之机，迫使中共中央为西路军重新作了结论，平了反，但仍然只字不提这一大冤案的制造者毛泽东。
现在看来，此事之特别令人震惊不是亊件本身，而在于：毛制造关于西路军的谎言和冤案，是在西路军的主要领导者仍然健在，而且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的情况下公开进行的。西路军的领导者们不会不知道当时是谁向他们发号施令，谁叫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然而他们谁也不敢对毛的结论说半个不字，更不敢起来揭露指斥毛的谎言。由此可见毛共内幕之“黑”。而毛的大胆、无耻，大概只有斯大林在三十年代肃反中的表演堪与之媲美了。
幸运的是，毛先于徐向前、李先念死去，而且毛后来搞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彻底伤了这些“老革命”的心，故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岁月才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另外，西路军事件完全是中共内部问题，所以中共中央最终给它平反；反之，如果是针对国民党和其他阶级敌人的冤假错案，即使死人再多，即使性质再恶劣，再黑再臭，也决不会有此“幸运” 的了。
消灭了西路军，毛觉得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彻底铲除张国焘势力和影响。张国焘到了延安已把他的部队交给了毛，自己去干徒有虚名的闲职了。毛则趁此对张的部属进行严酷的“反张国焘的洗脑教育”，原来四方面军的将领和骨干被编入抗大“学习”，实际上是监禁起来，先让他们检查交待与焘的关系，批判张国焘路线，并进行互相检举揭发，批斗，等待他们的是不可预测的未来。这些人感到恐惧而且忍无可忍，一些人暗中策划逃跑，企图重回他们过去的根据地打游击。许世友就是策划逃跑的组织者之一。结果被人告发，许被捕并被拟处以死刑，康生已将其列入处决的名单之中。一些张国焘的亲信、死党己经遭处决，其余人人处于惊恐自危之中。这时毛突然想到应该缩小打击面，收买人心，以便将四方面军中的大部分人拉拢到自已－边来，为我所用。他看中了许世友这种无比凶悍、对共产革命无比忠诚的大老粗，决定恩威并施将他争取过来，于是演出了一出“毛泽东深夜探死囚，许和尚（许做过少林寺和尚）跪地归明主”的滑稽剧。毛只判了许象征性一年监禁，后又让他官复原职。许对毛感激涕零，从此许世友成为毛忠贞不二的干将、死党。就这样，通过有打有拉，焘的四方面军幸存将士力彻底瓦解，大多投向了毛这个新主子。
毛还想将焘开除出政治局，然后对其进一步迫害。但这个想法得不到莫斯科支持，莫斯科要中共“搞好团结”。但毛并不就此放过焘，采取了一些近乎下三烂的手段去辱羞张，试图激怒焘让焘做出出轨之事，以便名正言顺将其治罪。毛叫秘书将张从原来的住宅中赶出，转给毛住；借故将张的警卫员逮捕，等等。但焘忍住了。
最终令张国焘忍无可忍，决心与毛决裂并出走的是毛演出的一出辱焘的丑剧：
那是延安的干部子弟学校为某项庆祝活动举办文艺演出，中共的领导人都出席了，因为他们的孩子都在该学校读书，张国焘12岁的儿子也在其中。那次文艺演出中，张国焘的儿子被指派扮演一个“叛徒”、“托派”的角色，名叫张慕陶。儿子戴着假面具打扮成怪模怪样的，令人可笑、可憎，一群扮演正面人物的孩子则围着张慕陶辱骂抽打戏弄，引得人们开怀大笑，其中毛泽东笑得最开心，而且肆无忌惮地大叫：“叫张国焘的儿子来演张慕陶真是最适合不过了喽！”
早就怒火中烧的张国焘这时已忍无可忍，从观众席中直奔舞台，一把将儿子的面具撕了丢掉，拉着儿子走出演出大厅，一边愤怒地骂道：“畜生，混蛋，禽兽不如！”
半个多世纪后，我们想像当时的情景，还感到这可笑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幕，这个位居延安最高领导人的毛，对与他地位不相上下的“战友”，“ 同志”，居然采用如此粗俗下流的方式，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羞辱对方，一点也不顾及领袖风度和官场礼节，尽展其流氓政客的本色，也算史无前例了。
已经看透毛的为人的张国焘，终于在1938年4月趁去参加祭祀黄帝陵之机，逃去西安，再由西安转到武汉，他的计划是趁此时莫斯科对毛产生信任危机之际，串通当时在武汉的另外几位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明、周恩来、项英联手倒毛，可惜那几位出自各自利益的考虑，不愿意参与张的这一计划，张已经没有退路了，只好投向国民党。
不过，张国焘并没有为国民党作出什么贡献，国民党也对他失望，但也不强人所难，任其自处。倒是他在延安的部下受到他的连累了：因为同情他并对当局不满，驻在陕北边境焘的旧部聚集开会，结果被毛的特务侦悉， 200余人全部被活埋。
由上述可见，作为中共著名领导人的张国焘。虽然也是一位残忍毒辣的野心家，但比起毛来，就相形见拙了，所以在与毛的斗争中屡战屡败，由最初的占据绝对优势变为绝对劣势，最终变成受毛任意摆布的“笼中鸟”，不得不外逃以求自保。从中可见毛共内部也遵循一条“劣币驱逐良币规律”。
张国焘后在加拿大落脚，1979年在加拿大病死。在死去的前一年，他皈依了基督教。也许是回忆在共产党内杀人太多，想以此赎罪吧，但不知上帝是否会宽容他。不过毕竟焘个人算是回头是岸了。
由于毛与张国焘的这场斗争也是始于长征，故我们仍将其列入毛的长征胜利系列之中。
三、鹊巢鸠占暗除刘志丹。
红军的所谓长征实际上是一次仓惶的逃窜，这从它先后六次改变落脚地点，就可以想见当时其惶惶如喪家之犬的狼狈相。早在1934年5、6月江西中央苏区就已经作了撤离打算，并且报经共产国际批准。共产国际要求其北上至离苏较近的中蒙边境（莫斯科曾要求它的特工佐尔格将中共带至中蒙边境），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和指导。但以南方人为主的中共中央大概不愿远去荒凉的北方，他们最初打算去湘西落脚；湘西去不成，毛又想赖在贵州西北；后又想去川西，均因蒋介石“不同意”而泡汤。再后来选择在离苏联不远的的甘肃或新疆，但都被被蒋的军队挡了回来。由此可见，陕北是蒋为中共有意安排的归宿之地。当时全国的红军根据地都受到蒋军的围剿，驱赶，独刘志丹领导的根据地未受到致命打击，而且还不断发展。在此前几年，蒋任命的陕西省军政领导人就都带有明显的亲共倾向，先是由主动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杨虎城任督军，掌管全省军权；到了1933年蒋又任命中共创始人之一、后被称为“红色代理人”的邵力子为陕西省长（杨虎城依旧任督军）。这二人对陕北这块共产党根据地自然不会动真格，实则助其发展。到1935年，陕北的红色根据地已经拥有三万多平方公里，九十万人口。
估计蒋大概是考虑到陕北地脊人贫，人烟稀少，自然条件恶劣，又远离中原腹地，离苏蒙边境也很遥远，在那里生存且不易，发展就更难了，因此有意让中共在这里落脚，也就不可能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了。
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到达甘南的哈达舗，此时的红军仍未找到落脚地。在缴获当地的一堆国民党报纸中，张、毛、周等人发现陕北有块很大的红色根据地，领导和创始人是刘志丹等，现在拥有省红军，地方武装，苏维埃……张毛等人喜出望外，于是决定去那里落脚。此时被国民党从中原赶出来的红二十五军也来到此地。10月19日，毛等到达陕北苏区的吴起镇，中央红军的“长征”到此算是结束了。
中共终于按照蒋的意图安家落户了，蒋的剿共也就暂时停止，转而对其釆取战略包围、监视的策略，这就给了中共喘息的机会和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达哈达铺后，便是去拜会当地的苏区领导人。随后决定把中共的临时“首都”暂定在古城保安。
但是，此时的陕北苏区却处于前所未有的恐惧与危机之中，10月20日，刚到吳起镇的毛等人从当地游击队领导人的囗中得知，刘志丹、高岗等人己被捕。原来席卷全国苏区根据地的中共内部肃反风暴，也刮到了陝北苏区，主管陕北苏区肃反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出肃反大员到达陕北，与当地领导人朱理治、郭洪涛等联手红二十五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肃反工作，由于此前陕北中共内部派系的矛盾和斗争，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成了打击的对象，刘志丹被从前方召回。刘得知自己凶多吉少，但他并无反抗，自己走进了班房。
说到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中共中央到来之前陕北苏区的情况，虽然这块根据地只有九十万人口，但它的头衔不小，1935年之前，这里有两个中共的“特委”， 即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1935年2月，两个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合併成为两个头衔更大的机构：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副头头分别为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担任。但实际上由谢子长代表的陕北特委和由刘志丹代表的陕甘边特委委矛盾重重，互不服气。1935年7月，在上海的中央局派出其代表朱理治（原左联成员）到北方局，再由北方局派至陕北特委。同年8月上海中央局又派出代表聂洪钧到陕北。朱、聂、加上陕北特委的郭洪涛，组成以朱理治为首的“沪局与北局驻陕北苏区代表团”（又称中央代表团）， 取代了刘志丹等的西北工委成为陕北苏区的最高领导机构和领导人。朱理治还改组西北革命军委，任命聂洪钧为军委主席。朱又成立中共陕甘宁省委，以自己和郭洪涛为正副书记。刘志丹和高岗虽然还保有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部主任的头衔，但已被排斥、架空。肃反开始，刘志丹一派立即成为被整肃的对象。
9、10月间，由朱理治麾下的西北保卫局主导在红十五军团开展内部肃反，与其他所有苏区“肃反”一样，十五军团立即陷入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之中，依靠酷毒的刑讯逼供，“反革命分子”越抓越多，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相继被捕，先后有数百人被杀。加给刘志丹的罪名是“一贯右倾”，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分子”，显然要将其置于死地。据习仲勋说，他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埋人的土坑已经挖好，他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
一到来就碰上这种形势，对毛来说，真是太巧、也太好了。毛对“肃反”的内幕一清二楚，无非就是借此重新进行权力洗牌，消灭政敌。此次他初到陕北，就思量着以什么名义、什么手段驯服当地的土共，建立中央的权威。在毛等由哈达铺向吳起镇的行进途中，毛就对其他领导人说到：刘志丹在“领导上不一定正确”。这是毛准备到达新的根据地后整治当地领导人、开展“路线斗争”的暗示。在如何对待本地领导人方面毛已有丰富的经验，在江西中央苏区与李文林斗争，处理——消灭以李文林为首的江西共产党人就是他的杰作。他深知对当地干部要有打击和笼络的两手，总的目标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建立起“中央”的绝对权威。
但是，当中共中央领导层得知已经将刘志丹等陕北苏区创始人全都抓了起来，并准备全部处决时，他们感到不妥，决定制止这种疯狂行为。11月3日，张闻天和毛等在听取了前来迎接的郭洪涛、聂洪钧、及红二十五军政委有关肃反的汇报后，当即下达“停止逮捕，停止审査，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的命令。显然，这样做有利于初来乍到的党中央树立威信，笼络人心，有利于在此地落脚扎根。
然而传统中共党史的说法，把上述“中央救陕北”的“功劳”全归于毛一人，说是毛下令“刀下留人”，并为刘志丹等平反昭雪。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常委的共识和决定，而且主要是由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主持执行的。11月3日作出上述决定后，第二天，毛和周恩来就南下组织直罗镇战役去了。张于11月10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决定指派蕫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成立五人委员会（董兼主席），负责调查刘志丹等人的案件。后张还亲自主持刘志丹等人的平反大会，并代表中央讲了话。
当然，最擅于抓权的毛是不会放手对原陕北苏区领导人的处置这一极为重要的工作的；又由于当时毛在常委分工中负责军亊，所以在这方面他拥有实际的决策权。
从其后来毛的实际所作所为看，毛的策略大致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必须削弱、清除当地主要领导人，因为其在当地军民中有巨大威信，这无疑是对自已的重大威胁。他还知道，当他的新权力系统建立起来之后，必定要从本地人民身上要粮要钱，要士兵和劳役，当地人民的负担将成倍地增加，这就难免要激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而本土领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本地人民的利益，这就可能使之成为自已日后的对手。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知道，必须从当地干部中培植自已的亲信。作为外地人又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又没有群众基础，迫切需要借重“地头蛇”的力量。
毛后来就按照这两大策略办理。11月底，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为刘子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平反之后，朱理治、郭洪涛被作为“错误路线代表”受到处分，被剥夺了权力。也就是说，当地原有的“当权派”不存在了。
不过，毛并未给刘志丹等当地领导人恢复原来的职务，从监狱出来后，刘等人实际上已经成为无职无权的“赤贫者”了。毛决定趁此机会重新进行权力组合。毛只给了刘志丹一个低－级的职务，担任由新兵组建的二十八军军长，另派－个自已的亲信任军政委，以监视、制衡刘。并且将其排除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之外。
次年即1936年2月，毛以东征抗日为名，指挥部队东渡黄河到山西，试图在那里扩充根据地，然后北上打通苏联援助的渠道 。蒋介石发现了他的这一企图，派兵将红军压回。在这次短短的 “东征”中（实际根本没有见到一个日本人），刘志丹便在与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刘也成了第一个在战场上战死的红军根据地最高领导人。
对于刘志丹的死，毛共从来都以“战死”二字对外宣杨并载入史册。但是知道一些具体情况和细节者对此深表怀疑，明确地说，认为刘不是在战场战死，而是死于谋杀。其根据是：
第一、刘志丹死于4月14日在黄河渡口三交这个地方的战斗，毛共说是敌人一挺机枪在扫射时一颗子弹正好射中刘的心脏。但实际情况是刘当时并未在交战的队伍里，也未在两军火力交叉线上，他当时在离敌方200公尺外的一座小山上用望远镜观战，位置与交战双方呈三角形。敌军的抢机突然转向准确击中200米外的刘的心脏，这种说法太神奇了。
当时就有传言刘志丹的子弹是从背后打进去的。后来，刘的遗体下葬时其妻要求开棺看一看，被周恩来婉言拒绝。
第二，刘中弹时只有二人在身边，一个是中央政治保卫局姓裴的特派员，另一个也是由政保局派给刘的新警卫员。按当时的规定，首长的警卫员一律由政保局指派，因此这两人都是毛安排在刘身边的特务。据裴事后说，当刘志丹中弹倒下后，他叫警卫员去叫医生，医生赶到时刘已死亡。因此，除这二人外无任何人能证明刘是死于敌人的枪弹，但鉴于这二人的身份，他们的话是不能“算数”的。
第三．刘志丹死前毛的一系列部署，反映刘之死亡乃毛事先预谋。一是刘死前8天，毛宣布二十八军以后直属总部指挥，这就是说，刘一旦死亡，直接向毛报告即可，不必经过中间一级去调查，审问等；二是6天前，刘志丹又被授予为原来一直不肯授予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一职，这样，刘死后就可按较高规格追悼，以安抚刘的部下，防止这些人的不满和造反；三是13日是毛亲自下令叫刘志丹去三交督战的，去后第二天即被打死，事情如此巧合，不能不让人生疑。另外，刘生前的左右手、重要的陕北根据地领导人也先后被打死，杨琪死于三月，杨森死于五月，当地原来的红军三个最高指挥官都“战死了”，对毛有潜在威胁的本地军事领袖都不被消灭了，这难道只是巧合？
第四，20余年后，1962年8月毛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康生给毛递去一纸条，毛看了说；“有人利用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指的即是刘志丹之弟媳李建彤写的一部叫《刘志丹》的纪实性小说，该小说内容笔者不得而知，但因为写了刘志丹以及其战友就变成了“反党”，可见亊情非同小可。据说小说的主要问题是为刘志丹“翻案”， 也就是推翻中央规定的说法。后来李建彤等多人被迫害至死，被灭口。它恰好说明毛对刘志丹之死讳莫如深，这正是欲蓋弥彰的表现。
在消灭本地主要领导人的同时，毛也知道不能完全排斥本地干部，要有打有拉。为此他树立了重用本地领导人的一个样扳，此人就是高岗。高岗原名高硕卿，是陕西横山县人，曾担任刘志丹的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毛到保安后，任命他负责毛和中央的保卫工作。高岗尽职尽责，毛欣赏高对自己的忠诚，高岗成了被笼络的典型。不久，高被委以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等要职，后来更是一路青云直上，建国后做到“东北王”和中央政府副主席。1954年8月，正当高岗向更高的权力冲刺时，毛给了他一顶“高饶反党集团头头”的帽子，高岗被迫自杀。此是后话了。
靠着纵横捭阖，左拉右打，远交近攻，毛消灭了一个个对手或他认为的潜在对手，制服了所有同伙，最后终于稳稳地当起了中共的 “党皇帝”和“当代秦始皇”，登上了权力顶峰。
后来毛在陕北和延安住了十一年，延安和陕北成为他夺取全国政权的发祥地。然而，颇具深意的是，毛坐上北京的“龙椅”之后，每年都要乘坐他的专列到全国各处巡游，全国各地差不多走遍了，可就是不去他的“发祥之地”——延安。还是周恩来在1972年去了趟中共这个发迹的大本营，但映入他眼帘的延安仍然像三十年前一样，贫瘠，荒凉，老百姓的生活却远不如当年，一直过着半饥半饱的苦痛日子。延河上的桥几十年了还没有建起来，而自然环境比几十年前更加恶化了，黄沙滚滚，水旱连绵，真是一穷二白，觸目惊心。看到这一切，据说周恩来掉了下眼泪，说他们对不起延安，对不起老区的人民……
毛泽东则没有周恩来这点“妇人之仁”。毛不去他这个发迹的老窝，其实是他有自知之明，因为当年他许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天堂至今没有踪影，人民比当年还穷，还苦，这确实不好交待。另一个方面，他自知他当年与当地人民的所谓“鱼水情”，都是他那些御用小丑编造出来的，真正有的则是“水火情”（ 参见后面有关篇章）。所以他思来想去，还是不去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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