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十四章
季鹏
第十四章 言而无信的又一个版本：对民族资产
阶级“反友为敌”
一、毛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打击、抛弃蓄谋已久
直至今天，中共的有关史书和宣传仍然坚称：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期推行的“三大改造”运动在总体上讲仍是正确的、必要的，只不过步伐迈得太快了一点、太急了一点。
所谓“三大改造”是指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把它们从原来的个体、私营经济全部“改造”成半国有的“公私合营”和集体所有的合作社经济，纳入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体系之内。这是毛正式抛弃其“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的关键性步骤。在采取这一步骤之前，毛已经制服了党内维护“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代表人物刘少奇等人，党内已经没有了反对势力，在社会上更不可能有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声音。而且，在正式推行“三大改造”之前，毛已经发动了“粮食统购统销” 和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以及针对资本家的“三反”、“五反”运动。农民和“资产阶级”已经领略了毛的厉害，早已被整得成了惊弓之鸟，服服帖帖，所以，三大改造在推行中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关于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及其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将放在另外的篇章论述；手工业改造鉴于其涉及的面较窄，问题不大，我们也暂且放过不论。这里主要考察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为这是直接关系到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大问题。
本来，不管是在延安时代、国共内战年代、乃至建国前夕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毛都反复明确了中共“革命成功”后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包括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其基本点就保护私有制，在一定范围内发展资本主义，明确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遥远的将来——十五或二十年以后的事。这些写进了1949年起临时宪法作用的政协《共同纲领》。在1950年6月23日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毛还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不但是毛亲自提出来的，也是中共全党的共识，党中央的正式决议。所以，没有人怀疑它的权威性。也因为此，连共产党的二号人物刘少奇也大讲特讲这个“新民主主义”。1949年春他去天津调查、处理因工商企业关门、工人失业引起的社会问题时，就重申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方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不变的，也就是要保护私有制，继续发展资本主义。为了鼓励工商业者恢复营业并扩大经营，打消资本家害怕担“剥削”之名而不敢开工的顾虑，刘故意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剥削比没有人剥削要好。”这个说法也许有点耸人听闻，但实际上乃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通俗阐释。可是刘回到北京后，却受到了毛的批评，这是毛对刘不满、怀疑之始。也是毛表露对自己的“新民主义”的动摇和背叛之始。
接下来一段时间，中共虽然在表面上仍然维持“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法，但在实际上毛却已经在做抛弃这个“主义”的准备工作。最典型的表现是，刘少奇在1950年7月批评山西省委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左”的倾向时，毛却对刘“反批评”。接下来，毛在同年9月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正式拉开了提前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幕，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
毛对“资产阶级政党”的“背叛”就更早了。还在1947年国共内战正酣的时候，毛就在党内通报了他关于取得全国政权之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民主党派将成为主要敌人的思想，并明确提出要从打击其右翼领导人入手，揭露其“反动性”，然后逐步抛弃他们的策略。（参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李锐的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再其后在向斯大林提出的中共建国蓝图中，毛又提出了在未来的政权中，只留共产党一党专政，将其他党派（资产阶级政党）通通赶出历史舞台的设想。
建国后毛对“资产阶级”的“反友为敌”的具体步骤，首先表现在“镇反”问题上双方的“裂痕”。
毛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通过暴力专政实行恐怖统治，在民众中推行分化瓦解、分而治之的血腥阶级斗争，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镇反）运动就是毛展现其暴君本色的重要显示之一。在各种巧言令色的词语装饰下，毛实行的“镇反”其实是残忍的、大规模的“杀人立威”的恐怖镇压。镇反中杀戮的绝大多数是没有任何“现行反革命”行为的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向中共投诚、“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与杀害“俘虏”没有什么两样。镇反运动的残忍、野蛮引起了暂时尚未轮到自己头上的“资产阶级”及民主党派人士的震惊不安，他们在不同场合表达了这种不安和不满，于是引起了毛的警觉。毛一面公开批判这些“反的言论”，一方面暗中策划对这些人的打击报复。现在我们看到的片言只语只是毛的这一罪恶活动的冰山一角，九牛一毛。例如，1951年1月17日毛在一则指示中杀气腾腾地说：
“在湘西二十一个县杀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稳，就是不要错杀。打得狠，就是坚决地杀掉一切该杀的反动分子（不应该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见《毛选》5卷第42页）
这后面的“资产阶级叫唤”，主要是指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士的略有微词，毛素来将民主党派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其中如黄炎培就是这方面的代表。黄炎培想真诚地发挥起“互相监督” 的职能，对自“镇反”、“土改”、“统购统销”以来的各项运动，都反映了某些情况，提出了－些意见。毛对此已不能容忍。从毛上面这一句话中，也就可以看出，毛已经开始将“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当作“潜在”的敌人看待了，他们其后遭到清算是不可避免的。
又一则事例是多年之后的1958年8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毛发表了“我们要超过秦始皇100倍”的著名讲话，毛的原话是：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由此可见，毛与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在镇反问题上的分歧是严重的。
除了在镇反上的“分歧”，与土改大概也有关。毛说“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也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与土改中要打倒和消灭的地主、富农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事实上有很多工商业者后来都被划为“工商地主”。在土改初期，毛不想牵动资产阶级，因为怕打击面太宽，失去民心，也决定暂时不动富农，“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的富农似较妥当的。”但绝不是真的不动富农，而是先收拾了地主，“待几年之后再动他们”。（参见《毛选》5卷《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在这里，毛是把富农与“民族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待到收拾富农之时，也就要收拾“民族资产阶级”了。事实上，毛并没有“待几年之后”再去“动”富农，而是在土改后期就清算他们了，因而同时也就要清算“民族资产阶级”了。
毛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打击起始于1951年末的“三反”和稍后的“五反”运动，比打击农民的“统购统销”还要早，可见其对“资产阶级”进行打击报复的急不可待。
二、消灭工商业者的前哨战：“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起始于1951年11月下旬。它缘自毛看到高岗在东北的一份“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后的启发，决定把这一运动推向全国。1951年11月20日，毛将高岗这份报告批转给全国各地。1951年12月1 日，毛又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正式开锣。
名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最后一条“反官僚主义”只是帮衬，实际上只是抓经济犯罪），其对象当然是毛的各级权力机关和共产党干部，因为他们是当权者，只有他们才能搞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毛的重点不在党内，他先从党内入手，而后把目标迅速转移到工商界和“资产阶级政党”。
就像毛搞其他任何运动一样，他要先抓“典型”，以“典型引路”。很快，他所想要的典型材料源源不断地送上到他的案头，这使他龙心大悦，更坚信自己英明伟大，料事如神。
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送来的报告使他兴奋又难以平静，报告称，河北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刘青山和前任书记张子善有严重贪污、挪用公款和浪费的犯罪事实，总计贪污挪用金额达200亿元（旧币，相当于1955年币改以后的200万元），这在当时是特大贪污犯了（后来统一规定，贪污一亿元即后来的一万元及以上者为大贪污犯，俗称“大老虎”；五千万至一亿元者为中等贪污犯。为“中老虎”；二千至五千万以下者为“小老虎”。凡“大老虎”要判处死刑）。毛决定以刘青山、张子善为典型，推动全国的三反运动。
刘、张二人都是“红小鬼”出身，是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的老党员、老革命，是毛的“革命功臣”。毛决定处决这二人以儆戒全党，据说有人为刘、张二人求情，说看在他们对革命有功的份上，可否不判死刑？毛说：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死......毛进一步说：“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还制定了一个包括贪污或私用公款一亿元以上在内的六条处死标准。根据毛的指示，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交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作出处理意见（毛已经决定的事，却叫“讨论”,中共的集体领导已经沦为毛的御用工具了），然后交法院宣判。法院自然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自此，这种由党委（常委）定案、法院宣判执行就成为各种政治运动处理重要案犯的模式。
处决刘、张二人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和震动，毛趁热打铁，日夜不停地给各地党、政、军机关发电报，责令它们迅速上报其所辖地区、系统和单位的“打虎预算”，即自报计划捕捉“老虎”的数字。毛在以中央名义下发的《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中称：
“至今尚未作出‘打虎’预算的，限电到三日内作出此项预计，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从中可见毛急不可待要“大杀一批、大抓一批”的心情。毛像一只怪兽，张开他那无底洞似的血盆大口，急切地等待各地将猎物送入其内，而且多多益善。不过此次他采取由各地自报“预算”的办法，而不是如其他对敌运动中硬性下达杀人指标的办法，似乎是一个“进步”。后来，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完成原来在高压下的“预算”。
但是，如果以为毛把三反运动仅仅限制在共产党内就大错特错了。按照毛的逻辑，他的干部本来都是“好的”、纯洁的“无产阶级”队伍，只因坐了江山以后，资产阶级出于自身的利益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用“糖衣炮弹”向他们猖狂进攻，干部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金钱、物质拉拢和“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诱惑，被拉下水，成了贪污受贿或其他各类“蜕化、变质”的罪犯。因此，根子仍然在“资产阶级” 那里。
为此，毛在清算他的队伍中的贪污分子的同时，迅速把矛头转向“资产阶级”，发起更加了强大的攻势。
毛对资产阶级的攻势主要在两个方面、两条战线：一是对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人士进行打击、清算；二是以“五反”为名，对广大工商业者进行直接迫害。
为了将“资产阶级”搞倒、搞臭，毛在他的干部队伍中开展了普遍清査资产阶级思想运动。毛亲自拟定了一个叫做《关于干部交待和资产阶级关系的指示》，指示要求，所有干部都要交待自己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思想关系。前两项关系犹有“迹”可循，唯这虚无缥缈的“思想关系”难倒了不少人，于是，只好把自己的一切错误、一切不符合“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乃至“罪恶”，都归咎于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或者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腐蚀所致。人们都在挖空心思寻找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行为。下面是发生在一位民主党派高级干部身上的一件小事，可以从“小”见大，一窥当年这些人员在政治运动的高压下诚惶诚恐的可怜相。
陈其瑗是民革的中央常委，时任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瑗虽任共产党的高官，但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他知道，无数归顺、投降共产党的国民党的军政官员，都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名从肉体上消灭了，或者被判重刑劳改，最轻的也是“戴帽”管制劳动。他之所以受到礼遇，并任以高官，全仗自己曾经是有影响的国民党高官、特别是有“民革”这块“民主党派”牌子庇护。所以他丝毫不敢懈怠、放纵自己，而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共产党办事，不敢对新政权有任何不敬的言行。但是在运动中，人人都要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或罪错，不但要检查交待历史上的问题（这比较好办），还要交待“现行”的东西，这就不大好办了。因为现实中，他确实没有什么“反动言行”可交待，除了笼统的、随大流式的思想检讨和自我批判以外，要联系实际，言之有物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还真不容易。
终于，陈挖出了自己的一件“原则性”的错误，事情是这样的：
某天，陈其援有暂时用不着的100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1000元），他便拿去人民银行的营业网点去存款。可巧那天是星期天，人民银行关门不营业。那时只有人民银行一家国有银行，陈无法，便转而叫秘书把这笔款存进了一家公私合营的金城银行。
陈其瑗后来想起来，觉得自己的做法有问题，他检讨道：当时由于觉悟不高，未曾介意。通过运动学习，他认识到这是一种原则性的政治错误，它表明自己对私营银行的信任超过了对国家银行的信任，间接地提高了私营银行的声誉，有利于资产阶级对党和人民猖狂进攻，增加了私营银行对国营银行流通资金的比重，无异于削弱了国家银行的领导力量......。
鉴于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陈其瑗将事情经过和检讨亲自呈送到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人彭真的手中，并请彭代为转呈周恩来总理。同时，又将事件经过和检讨报告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中共党员），并恳切地表示：自己将在内务部机关大会上作公开检讨，听候审查处理。
有一句成语，叫做“惊弓之鸟”，用这个成语来形容陈其瑗这次检查检讨的动机和心态大概是贴切的，看来，这位国民党的将军这时已经“胆小如鼠”了。不过，也不能不佩服他“上纲上线”的能力，可见当时的他，已经久经政治运动的磨练，对“检查”、“检讨”已经有相当的“水平”了。
还要附带说明一点的是，陈在检讨中所说的那家金城银行，不但已经公私合营了，而且，其总行已经归并入人民银行总行，本质上已经不存在“私人银行”的问题了。身为中央政府副部长的陈其瑗对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
其实陈其瑗并不是三反运动的打击重点，运动重点是工商业者的行业组织“工商界联合会”（工商联）及其“政治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运动之初，具体负责领导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三反五反运动的中共中央统战部秉承毛的意旨，提出了“火烧工商联、打劫民建会！”的响亮口号，单从这个痞气加霸气十足口号的就可以认定它是出自昔年的湖南痞子，今日的红色暴君毛泽东之手，或为毛所审定。因为除毛之外，其他中央领导人都不会有此种风格和气魄。
由于毛共当局的刻意封锁和隐瞒，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获得当时运动的具体情况和资料，包括“火烧工商联、打劫民建会”的具体情况。只是从有关著作和文章中偶尔获知其一鳞半爪，故只能概而言之或作管窥蠡测了。
1951年12月1日， “三反”运动正式开场后，首先在各级政府机关展开，因为它本属于政府机关内部运动，但鉴于清查出的问题（主要是官员贪污、受贿）牵涉到民间工商业者，毛决定将三反扩大为全社会的群众运动，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第二天，即1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同一天，，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报告正式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运动对象。这表明，三反运动的重心已转至打击私营工商业者，即毛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光从这个指示的标题就可以看到毛那杀气腾腾、急不可待的狰狞面目，长期以来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忍让”所积累的仇恨终于爆发出来，原来披了十几年的对“民族资产阶级”“友善”的外衣，声称资产阶级是工人、农民的“同盟军”（即共产党的同盟者）的伪装终于撕了下来。几个月后的1952年6月6日，毛又正式宣布：“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之为中产阶级（见《毛选》第五卷第65页）。”亦即完成了将民族资产阶级由“友”变“敌”的转变。
所谓的“五反”是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表面地看，当局打击这五种“犯罪行为”是无可厚非的，是履行一个政府的正常职能。这毫不奇怪，毛发动的每项政治运动都“师出有名”，有非常正当、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且总是冠以“打退ＸＸＸ猖狂进攻”的字样，似乎是在受到对方的欺负、压迫的情况下不得已的反击，人家已经猖狂进攻了，你不反击行吗？所以显得事出无奈，有礼有据。
不过凡是亲身经历建国后毛式运动的人都知道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毛玩弄这种两面三刀的斗争是无与伦比的，炉火纯青的，很难找到恰当的词句来形容、比喻这种厚颜无耻、阴险狡诈、穷凶极恶的行为；也许有一个比较温和的比喻能道其一二，那就叫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不过，仅用“坏事”一词来比喻毛式运动，仍然太显得太温和了，但是你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汇了。从延安整风的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宗派主义的党风、党八股式的文风；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 再到社会的“民主改革”，再到这次的“三反”、“五反”，哪一次毛都是“光明正大”的，都是为了救国救党救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自卫反击”。但是只要剥开这些画皮，深入其中了解一些真相，你就会看到它是那么卑鄙无耻，那么颠倒黑白，那么残忍血腥！你就会为那种空前的黑幕所震颤！为那种血腥暴虐而愤怒！同时也为被恶魔捉弄得失去了灵魂的人们而悲哀。
这次的“三反”、“五反”亦是如此。一开始毛就表现了他急不可耐的心情，他撕去了长久以来的伪装，在为开展运动拟定的“指示”标题中就使用了“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这种杀气腾腾的字眼，也因此，在运动一开始时就喊出了“火烧工商联、打劫民建会”这种土匪式的口号。
可惜当年“火烧”、“打劫”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上层的具体情况已不为人知（至少笔者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上面提到的陈其瑗的“检讨”只是运动的一个侧面，－个小小插曲。另一位 “民主人士”施复亮的遭遇也许能反映运动实质的一部分。施复亮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民建会的创始人之一，国家劳动部副部长。当时的劳动部长是李立三。李立三曾任中共一把手，推行过著名的“左倾冒险主义”“立三路线”，受到过毛泽东的清算。中共建国后，他原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但据说在总工会主席任上又犯了右的错误，“表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倾向”。刚刚接受党内批判，并被撤销了总工会主席职务，转而调任劳动部长（降职使用）。惊魂未定的李部长到了新的工作岗位自然是宁左勿右，碰上了三反、五反运动，又见毛提出“打劫民建会”的口号，就毫不客气拿施复亮开刀了。劳动部连续召开全体干部大会，批判施的“代表资方利益”，接着又令其交待历史上的“叛变共产党”，鼓吹走“中间道路”的“罪行”。可怜的施副部长这时已经变成落水狗、焦头烂额，陷入四面楚歌的灭顶之灾。
应该说，清算施其亮的“反共罪行” 倒并非全是空穴来风。施复亮原名施存统，是创立中共的发起人之一，中共早期的活动家。曾于1922年任共青团首任书记，后又任多个重要职务。可是在1927年却公开脱离了共产党。说起个中缘由，却与一段不足为外人道、难以启齿的“风流”亊有关。原来施存统的夫人王一之是个美人，当年号称 “中共之花”。一次，在共产国际任职的张太雷以俄文翻译身份回国来到上海，施存统邀其至家中吃饭招待，不料张太雷见了王一之便动了歪念，设计诱奸了王，不久二人更公开同居，让施存统又愤又羞，急火攻心，居然导致双目失明。然而张是“国际”的人，“国际”认为只要张工作表现好,其私生活中共无权干涉。施存统状告无门，一气之下，脱离了共产党。至其另觅得伴侶结婚，施之双目又复明亮。因而改名“施复亮”云。
但是，离开中共的施复亮并未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重视与重用。几经磨砺，施选择了脱离囯、共，走“第三条道路”。抗战中，国民党推行宪政民主，当时活跃于中国政坛的一批知识分子包括施复亮摩拳擦掌，试图在中国政坛中另辟蹊径，占据一席之地，1941年成立了“中国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一致认为，当前是实现中国民主的“千载一时的机会”，发誓要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会后，一批新的政党、团体由民盟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日后众多的中国民主党派，其中就包括施复亮为发起人之一的中国民主建国会。
当时民建会的政治纲领跟其他民主党派基本一致，即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做中国政治的“中间派”。民建成立后就明确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目标为“同心协力建设一个富强康乐自由的民主国家。”声称：“我们没有偏左偏右的成见。”主张“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创造中国型的民主”。
然而，这些民主党派要向执政的国民党“争民主”，国民党就成了他们的对立面，在这一点上他们也自然地与共产党站到了一边，也就成了中共的統战对象。当时的中共也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喊得震天响，向民主党派频送秋波。民主党派也意识到共产党的军事实力的重要性，两股势力终于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自此，中国的“民主党派”与中共走上共同反对国民党的道路，特别在中共搞垮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上，民盟等民主党派立有大功焉。
但是，这些民主党派既是独立党派，其政纲自然不可能与中共合一，施复亮作为民建会重要创始人和宣传家，在政治上仍然坚持他的“中间路线”立场。1947年3、4月，施在当时的《时与文》周刊上接连发表了三篇鼓吹“中间道路”的文章，它们的标题分别是《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中间派的地位和作用》、《中间路线与挽救时局》。光从这些标题就可见施是中间路线的狂热鼓吹者。施强调民主党派应该有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主张，他还断言“政协路线”是“今天中国最可能为多数人所拥护的政治路线”。
当时，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中共对他的这些言论也无权干预，作为“中间派”，它们曾经是国共双方争取拉拢的对象。但后来，民盟、民建等与国民党关系急剧恶化。到了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终于宣布民盟、民建等为“非法团体”，明令予以取缔。之后，民盟等党派领导人不得不宣布“自动解放”。最终，这些党派不得已只好抛弃自已的“中间路线“，投靠到中共旗下。
施复亮也跟着转向，背叛了此前自己的政治路线和理想，表示完全拥护中共的“革命路线”，并在《观察》杂志上著文作自我批判。
应该说，投靠中共后施复亮基本上就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走，老老实实扮演毛共要他扮演的角色。因为如此，他没有像仍然想独树一帜的张东荪那样去坐班房，而是被任为劳动部副部长。
施的情状在众多民主党派头头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他们曾为共产党出过力，立过“功”，但是也有“把柄”握在中共手中。毛共建国后，他们中多数被安排在中央或地方政府或政协、人大中任职，虽说有职无权，但他们己经知足了，只想安安稳稳做个闲官或者充当“政治花瓶”。他们以为毛不会再跟他们“算历史旧账”了。
哪知，他们最躭心的亊情仍然发生了，毛共终于跟他们算历史旧账了，这次三反、五反运动中施复亮被告知“老账、新帐”一起算，这让他陷入无穷的痛苦和恐惧之中。他除了在本单位劳动部检查、检讨，被广大革命群众“火烧”、“打劫”之外，中共宣传部主板的《学习》杂志和中共控制的报纸也连篇累牍发表揭露他当年反对共产党、倡导走“第三条道路”的文章。于是，到处是愤怒的声讨声和恶毒的咒骂声，施复亮及其民建的同事顿时成了过街老鼠，惶惶不可终日。
在四面楚歌、八方围剿的态势下，施复亮唯一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接受“火烧”、“打劫”，低头认罪，痛改前非，只能狠狠地给自己搧嘴巴、泼污水。幸好，共产党此时只是要将他们批倒批臭，并不想要他们的命。施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只好感恩载徳，对毛和中共大唱赞歌，同时心领神会：从今后只能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否则随时有被专政的可能……。
在风头稍为过去之后，施在民建中央常委会上作了题为《重新检讨民建会的性质、任务和主体》的长篇发言，主要是说，应该接受运动的教训，民建再也不能充当“资产阶级代表”了，“应该努力争取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彻底放弃任何企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和行动。”
不想，施这种真心实言却招来毛泽东的痛批！毛在看了施复亮的发言稿之后，批了“完全错误、一塌糊涂！”八个大字。毛的意思很明确：留下你这个民建会，让你施某人在政府里当个副部长，目的就是要你充当资产阶级的代表，充当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斗争的“靶子”。你如果不干，要你何用？没有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这“阶级斗争”如何开展？难道你想要共产党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吗？……
鉴于“不再当资产阶级代表”并非施复亮个人的想法，而是遭“火烧”、“打劫” 之后工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的普遍想法和要求，毛决定找民建会主席、民盟第一副主席黄炎培谈话。黄炎培当时是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算是全国工商界和“资产阶级”的最高代表。
提起毛和黄炎培的关系，也有些渊源 ，不能不交待一二。二人最主要的接觸是1945年7月黄炎培和其他几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时他与毛那段有名的关于“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两人谈得颇为投机。当时黄是国民参政员，著名社会活动家；毛是在野党领袖，地位没有高下之分。毛对黄十分尊敬、客气，彼此以朋友相称。也因了这层关系，中共建国后毛给了黄炎培较高的职位。而黄炎培便误以为毛是个不忘故旧、“礼贤下士”之明君，所以在任职后恪尽职守地工作，还忠实地履行他作为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相互监督” 的职能，对于建国后毛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问题，基层的意见和要求，黄都敢于反映；特别对于农民生活苦、缺粮、负担太重，他婉言劝谏。毛表面上给黄面子，没有当面斥责。但是，这位新上任的“皇上”对于这位昔日诤友，已经在内心极其反感了，嫌他“得意忘形”了，故决定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假以颜色，让他清醒－点，老实一点。这就是后来毛不无得意地说：“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一下” 的缘由。
此时的黄炎培经过“三反”、“五反”的“火烧”、“打劫”，已经惶惶不可终日，显得萎糜不振， 萌生退意了。毛对此感到很满意。但他却不想让黄这时撂担子，因为黄还有利用价值，还应继续扮演资产阶级代表的角色。
1952年3月15日来毛约黄炎培谈话。这次谈话的目的，是要他和民建会放下“包袱”，继续充当资产阶级代表。所以，对黄显得宽容、温和。毛首先告诉黄：有人不承认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其实，代表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好？资产阶级的存在，是《共同纲领》规定的。毛在这里没有说出他的潜台词是：如何没有资产阶级的存在，你这个副总理和民建会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接着毛谈起民建历史上提倡走“中间路线”的问题，使黄心惊胆战。毛却说“倒不必讳言”。但又说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民建、民盟、民革不走，也有人会提出来要走。毛宽宏大度表示不究既往，黄只有“谢主隆恩”了。
然后切入主题，毛说目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占很大比重，有些大资本家、大工业家很重要，但要根据国家的需要，逐步改造他们。这中间当然需要资产阶级代表的民主党派的配合，协助政府做他们工作。民建会还有存在的必要并且大有可为，希望黄继续领导好民建会，充当政府与资本家的桥梁云云。
整个所谓约谈，实际上是黄炎培在听训。不过在当时全国工商业者被“五反”整得鸡飞狗跳、无数人被迫自杀或被关进监狱的大背景下，毛的这番话还是被认为是“皇恩浩荡”，是濒死中的救命稻草。黄炎培回去后赶紧传达、贯彻，据说，大多数工商者听到毛的话感到“深受教育”，对毛的英明伟大感佩莫名，故资产阶级们在五反后又逐渐恢复了生产经营。而民建会也恢复了“生机”……。
黄炎培对毛的这次谈话不知真的感想如何，但他后来没有撂担子，仍然积极、诚恳地“为共产党”工作，但也没有如章伯钧、罗隆基那样仍然有野心、出风头。却不知为何，在几年后的反右派运动中，黄炎培一家就有6人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到专政。黄炎培本人“幸而” 在1965年文革前夕死去，但黄家仍有两人在文革中被廹害致死。
文革中，毛彻底撕下了伪装，什么民主党派、工商联，见鬼去吧，都被一扫而光，通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总的说，这次三反五反，毛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上层人士，还算是“客气” ，还把他们作为统战对象。一般工商业者就就没有这种幸运了，他们成了毛的运动打击对象，阶级敌人。
在毛的五反通知的“限期”、“坚决、彻底”、“开展大规模的五反斗争”的严令之下，全国立即风声鹤唳、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毛泽东亲自坐镇指挥，他先放出恶言：“这是一场恶战！”“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然后具体部署： “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统一战线’。.....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入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
按照他不知从何处得来的调查结果，他规定：
“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来说，前三类约占90%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十左右。”接着进一步说：按北京的工商户（包括独立的手工业户及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中，“守法的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的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违法户约占百分之四左右，完全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一左右。” 也即百分之五是重点打击对象。
（见《毛选》第五卷第54、55、56页）
为什么重点只打击百分之五呢？除了它是“绝对少数”以外，主要是，当时比较上规模、比较有“油水”的资本家也就只占全体工商户的5%左右。从后来的实际操作看，运动重点打击的也都是那些“上档次”的大、中型工商户，在这一点上，毛是很讲究“实效”的。
为了迅速使运动进入高潮，挑起全民对资产阶级的讨伐，毛发出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的指示。“小辫子”者，资产阶级违法的“把柄”也。毛要求抓“典型”, 很快, 各地揪出了大批典型。
王康年是上海抓到的一个“奸商”典型。王康年，浙江杭州人，1924年生。经营小百货起家，后来转经营药业，开设大康药房。据熟悉王的人评价，王为人正派，注重信誉，在同行和顾客中有很好的口碑，生意逐渐做大。1951年韩战期间，志愿军某部军需官到大康药房订购药品及医疗器械三亿多元(合新币三万多元), 要求赊账。但此前，军方已从大康药房赊账提走五亿多元药品，迄未偿债。王康年表示自己店小资金无法周转，不能再赊。军官一听火冒三丈，当时志愿军被称为“最可爱的人”， 凡事有求必应，军需官自视高人一等，对王一顿训斥，便扬长而去。其后该军需官又两次登门要货，遭到王的拒绝。于是偾怒的军需官转告地方干部。地方干部找到王，王诉以实情，地方干部便转而要求王为志愿军捐款购飞机、大炮。（当时正开展捐献运动）王因已陷入困境，无钱可捐，没有响应。当局又记下了这笔账。
第二年（1952年），五反运动初起，王康年立即成为首批斗争对象，罪名是“偷、漏税”，“ 骗取国家银行贷歀”，“ 套购外汇” 。王喊冤，不惜以死表明清白，自杀未遂，被认为对抗运动，被公安局逮捕。
王被收监后，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连篇发表《奸商王康年罪行》，又登刋检举材料，谓王“大量骗取国家资财”、 骗取贷款11亿元，向志愿军“卖假药”， 坑害“最可爱的人” 等等。 故事越编越离奇，罪恶越编越大。于是发动“读者来信”，要求对王处以极刑。
但是经公安局调查后，上述“罪行” 均无确凿证据，而且王的药店不制药，卖假药也查无实据。无奈，当局只好将王作为“未决犯”继续关押。
过了一段时间，毛觉得运动的力度不够，发出了“一定要在运动中杀几个做样扳，用来教育群众” 的内部指示。于是，上海市人民法院于1953年3月对王康年宣判，称其“证据确凿，罪名成立”，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王被处决后，其妻服毒自杀。大康药房由政府沒收接管，原在店工作的王康年之兄王康庆被划为“坏分子”， 赶出药房，交群众管制劳动。
处死王康年后，上海商界立即掀起了为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共计捐款六千多亿人民币，折合飞机404架。
还有－个“典型”的是茅台酒的老扳。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 经过茅台镇时，犒劳红军用的就是茅台镇荣和酒厂的酒，这是一家老字号名厂，1945年毛去重庆谈判时也是喝的这家酒厂的酒，毛对此酒甚感兴趣。1949年毛共定都北京，荣和酒被指定为开国第一宴用酒。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当地政府要求荣和和另外两家成义、恒兴酒厂合并为国营茅台酒厂。然而荣和老扳王氏拒绝合并。当局便为其冠上“土匪” 罪名，立即逮捕枪毙，酒厂没收冲公。
于是，各地报纸连篇累牍发表揭露奸商罪行的的报道，一批批“五毒俱全”、“罪大恶极” 的奸商人头落地……，毛终于露出了笑容。
毛泽东的过人本领就在于，他总能在那些冠冕堂皇文字的掩护下，实施他那些弥天大的谎言和最肮脏的阴谋。这“五毒”也是如此。譬如偷税漏税，这种情况倒是较常见的。但五反中的反偷税漏税，并不限于在毛政权下的偷、漏税行为，而是一直要逆查追溯至国民党时期，甚至北洋军伐时期、晚清时期..... 试想，这种“检查交待”如何能“过关”？ 又如“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生意人或生产厂家为了迎合市场，或者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自然要搜集相关信息，打听行情，那时的市场和行情都由国家垄断着，要打听免不了在适合时机问问某些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干部，这就触犯了“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天条”。再如行贿，中共建政之初，立即以其武力为后盾，强势介入社会生活，控制了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民营和私有经济要想在市场中生存，免不了要与政府官员和公有经济干部打交道，而那时的毛共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多为部队军官转业，正挟其胜利者的骄气不可一世，对私人企业和工商业者总是一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恣态。私企人员与他们打交道，除了低声下气，有时不得不给对方一点好处（当时行贿一般只是请吃顿饭或送一点烟酒而已）。偏偏这些干部权力极大工资待遇却很低，有的还拿着“供给制”，在几乎没有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接受一点好处，原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毛及其政府完全无视其本身制度性的缺陷，却一味认定是“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把罪过全部推到“资产阶级”身上，又何其谬、何其毒也！
至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罪，所谓盗窃，其实主要是指其以“高价”卖给政府或国营企业产品，或以“低价”购得国营和公有企业的物资，或以正当手续获取国家银行贷款。这种做法本属正常的商业行为，可这时也成了犯罪。
所以，只要当局将你列入运动重点打击的黑名单，要整你的罪状易如反掌，哪怕你浑身是嘴最也说不清楚，而且根本不容你自辩。你只有老老实实等待“收拾”。一般的程序是：先要你自查、坦白交代，结果当然“不老实”；于是再查、再批斗，直至关押，刑讯逼讯。如此反复，有的人受不了，便走“自我了断”、“自绝于人民” 之路。有的顽强一些，被迫交待出了令对方满意的数字，但临到“退赃”或交罚款时，却拿不出现款或者其他财物，最终仍难免 “畏罪自杀”。
所以，在这场运动中，自杀者远远多于经过法院处死的死刑犯。这除了因为难以承受煎熬之苦和对前途彻底绝望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人们按传统观念，认为“人死债灭”，只要自己一死，所有的“欠债”也就自然终止了，这样还能给妻儿留下一条活路，否则，“家破”、人也亡了，最终什么也不能留下。所以，自杀被当作“最佳选择”。
在上海，人们给自杀者起了一名不失幽默的名称：“降落伞部队”。因为当时的自杀者多采取跳楼自尽的方式。有人不解地问：为什么采取如此残忍惨痛的方式结束生命，跳进黄浦江不是“好”些吗？后来才知道，跳黄浦江被水冲走了，中共不见尸不认账，还指其逃亡去了香港，家属就更加受罪了。所以只能出此跳楼“下策”。当时中共的上海市长陈毅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第一句话就是问秘书：昨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
五反中有多少人自杀、多少人被杀？迄未见到权威的官方数字，也许这是一笔永远的糊涂账。据当时参与三反、五反的民盟秘书长、后去了香港的周鲸文先生估计，这两场运动中，自杀者有二、三十万人。（见张戎《毛传》第288页）
三反、五反如此热衷于追赃、罚款，使人质疑毛发动这场运动的真正意图，笔者终于透过毛自己的片言只语，捕捉到了他发动这场运动起因的蛛丝马迹。在《毛选》第五卷第66页，有一篇题为《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的文章，那是1952年8月4日毛在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讲话的要点，其前段说到：
“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七月以后定下来了。但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那时还没有把握。.....收入少，支出多，这是个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九月开了一次会，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十月，我又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到十二月开展了‘三反’运动，接着又开展了‘五反’运动。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这最后半句，应改为“问题完全解决了，天下大定。”这样文理才贯通。否则，“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不合逻辑。毛说的时候也许使用的是“完全解决了。”但在收进毛选时，觉得太过显露，太直白了，原来发动那两场残酷的大运动，死了那么多人，就是为的敛财！为了解决政府收支平衡问题。这在读者和后人看来，未免不可思议、太残忍、也太卑鄙了。所以改为“完全清楚了”。岂不知这样一来反而欲盖弥彰，因为接下来他说出了“天下大定”的原因，就是解决了收支平衡问题：
“去年抗美援朝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战争费用估计只用去年的一半。”“‘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一年半。” 这三反、五反两场运动搜刮得来的钱，就可以支持一年半朝鲜战争，这是何等划算的买卖！至于死去二、三十万人，也可以节省一大笔“费用”，这就变成“一箭双雕”了。真是太好了，太妙了！现在不打仗了，得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
毛对外公开宣称他是靠“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渡过难关，但是靠加班加点、剥夺职工休息和健康得来的那点“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实际上远远弥补不了因运动造成的损失，为了搞这两场运动，从中央到地方，把从亊经济建设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关在屋子里几个月，让业务陷于停顿，这损失有多大？因为搞运动，社会经济生活几乎停顿，损失有多大？据毛政府的简报说，在东北，生产降低了一半。天津向中央汇报说： “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对天津经济已发生重大影响。批发商业成交较前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银根很紧；私人不买货，也无心卖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稅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
毛得到的真正好处，只有从这两场运动中“追赃”、“罚款”、“ 沒收”得来的钱财。靠打家劫舍起家的毛，总不忘用自己的老法子：用暴力去抢夺。在毛看来，这是最快、最管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所谓“干不如偷，偷不如抢”。果然，运动一起来，财源就滚滚而来了。
上面主要是对这两项运动的宏观概述。为了弥补不足，在本章的附录中再为读者讲一个比较完整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被改造的故事，算是在微观层面上对运动的透视。
三、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反、五反其实只是毛对工商业者改造的前哨战，它尚未触及对私营工商业者所有制改造这个根本命题。不过，通过这个“前哨战”，全国的工商业者已经充分领教了毛和共产党的厉害了。所以，在下一个真正的歼灭战役、即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就完成了。
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大背景、大形势，即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自1955年5月起，毛泽东推翻了原定用三个五年计划完农业合作化的计划，改为每年“化”三分之一，用三年时间完成。在执行中又不断层层加码，结果到当年12月，全国已有60%农户加入了农业合作社。亿万农民在毛政权的政治高压和暴力胁迫之下，经过惨痛的较量之后，不得不顺从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农民是怎样“志愿”加入合作社的，我们放在有关专门的章节中叙述，这里只说受到农业合作化超乎寻常地快速完成的影响，对工商业者改造 造成高压态势。而这是毛的有意安排，还在是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向他的中央委员们解释了为什么不在农业合作化之前消灭资产阶级的原因，他说：
“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毛在后文说明：这种联盟是暂时的）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业品来换得农产品。十月革命后有一个时期，列宁就打这个主意。因为国家没有工业品去交换，农民就不拿粮食出来，单用票子去买他不干，所以列宁打算让无产阶级国家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为的是增加工业品来对付农村中的自发势力。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业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约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
毛这段话有一点其实是不真实的，就是毛并不是完全拿工业品去和农民交换，而是“半抢半买”，即利用国家垄断的低价强迫农民把粮食和工业原料等“卖”给国家；另一方面，又用压低的价格向资本主义私营企业收购工业品（定购包销），再以高价卖给农民。毛就是以这种方式与农民和资本家“结盟”。
总之，毛在五反之后毛给了工商业者几年“苟延残喘”的时间，决不是他对资产阶级“仁慈”，更不是他不想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而是他认为时机未到。现在农民和农业问题解决了，“解决” 资产阶级了的时机成熟了。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请以陈叔通为首的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到中南海叙谈，正式敲响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锣鼓。毛在谈话中强调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要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如果你们不掌握自己的命运，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共产党就将决定你们的命运！在满含杀机的同时，毛又给一点诱饵：“资本主义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就有前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给以政治上的工作上的适当安排，经济上实行‘赎买’政策。”
参加叙谈的都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属于与毛政府“合作”得较好的那一类人。他们很清楚，工商业者没有任何选择，三反、五反的惨烈景象记忆犹新，对毛的厉害早已心领神会、胆战心惊了。何况，现在亿万农民都已乖乖就范，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原料和商业渠道己完全掌握在国家手里，工商业者还有什么能耐敢与政府对抗、敢说半个“不”字呢！其实他们心里更清楚的是：从本质上讲，他们与地主、富农同属“剥削阶级”，现在“地主富农”早已作为“万恶”的阶级敌人不但被剥夺了一切财产，有的还从肉体上消灭了，幸存的沦为永远的奴隶、贱民；同为剥削者的资本家，还有什么资格与共产党谈条件？这个悲惨的“样板”摆在那里，“资产阶级” 己经不寒而慄。如今共产党对自己总算宽大为怀，对他们的“剥削所得”还实行“赎买”（ 即在一定时期内按资本额付给资本家象征性的“定息”，文革时被取消并遭到清算）。这比起地主、富农来，己经是“天恩浩荡”了，他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难道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谈话以后，工商界就密锣紧鼓地主动大造社会主义改造的舆论。11月1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召开会议，作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还发表《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响应毛的号召，主动走社会主义道路。各地迅速、热烈地响应，掀起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热潮。
与此同时，毛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后经讨论、修改，在1956年2月24日政治局会议上成为决议。这个决议秉承毛的运动模式，对工商界的现状进行了“分类”，煞有介事地说：
“在资产阶级队伍中，除了有百分之几（可能有百分之五左右）是属于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其他坏分子以外，一般地存在着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这样三个部分......这三部分之间的比例大约是这样：比较进步的分子，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处在中间状态的即所谓‘随大流’的分子，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落后分子（包括顽固分子）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是......”
后来的读者和历史学家或许以为，毛这种对“敌情”的估计大概是出自下面上报的调查材料，这其实是天大的笑话。毛的这种“运动比例法”既不是一种调查、推算，也不是一种对敌情的估计，而是毛的一种政策策略，即是说，各地在运动中必须按照这种比例划分、组织敌、我、友队伍，落实依靠、团结、打击的比例。有时还把打击的任务进一步细化，比如关、管、杀的比例或绝对数指标。一般地说，这种指标必须超额完成，即“宁左勿右”。否则，各级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便可能被指为“右倾”，“敌情观念淡薄”，甚至本身有被认定为隐藏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危险。所以，任何运动在执行中总是越往下越左，打击的面和力度不断加码。这其实正是毛所希望的效果，因为在由毛亲口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不好说得太锋芒毕露，各级执行者从经验中得知“宁左勿右”能讨得“上面”的欢心，于是变成上下之间的一种默契。
但是这一次在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却有些例外，后来据中共的宣传称，在这场伟大的、铲除几千年私有制根子的斗争中，没有流血，毛原来准备那5%实际上抓了多少、杀了多少虽不得而知，但是肯定没有三反、五反时的恐怖血腥。这也可算是毛式运动的一个奇迹了。
出现这种奇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毛在运动决策时没有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定性为“敌我” 关系，这等于给了资产阶级“保护傘”，对方也就获得了主动配合运动的资格他。毛说：
“对于资产阶级，我们则是在同他们联合的过程中，用赎买的办法逐步改变他们的所有制，同时又逐步地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不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以便充分地利用他们的能力来为国家服务。”（前《决议》）
这是因为过去长时间中共都宣传它与民族资产阶级是“盟友”，一下子“反口”影响不好，而且资产阶级终究不同于地主阶级，它有一定国际影响，对它网开一面，在国际上有利于改善自己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几年前的三反、五反已经给了资产阶级足够的教训了，可杀、可抓的早己抓了、杀了。
造成这一“不流血” 或流血不多的奇迹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作为惊弓之鸟的资产阶级此次表现得非常主动，非常顺从，非常“配合”。 因为资产阶级们非常清楚，他们被“共产”只是迟早的事，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唯一盼望的是毛能够对他们温和一点，人道一点，不要再现五反时的场景。
不过从另一角度考察，这些工商业者们中的绝大多数此时为形势所逼，也确实有了“被改造”、被公私合营的愿望。这话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其实，只要是身处其境者就不难理解：自五反运动之后，这些私营工商业主就在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在政治上，他们已经成为另类，成为不公开的“敌人”，被改造的对象；再是工会的兴起，工会成了压在私营工商业者心头上的一块大石头，共产党通过支持工会，假工会之手对资本家和工商业主进行打压、刁难，使私营企业中的工人、职员成为企业的“内奸”，私营业主只要稍有一点对政府不满的言行，或令企业员工不满意的地方，他们就向工会报告，工会就向政府举报。而工人已被钦定为“领导阶级”，政治地位远在老板之上，所以，他们端着老扳的饭碗，却要“监督” 老扳、对老板实行“改造”。老板们还得按《工会法》的规定每月从工资总额中拨给工会一定的比例的经费，且不得干涉其用途。这种情况下，这个老板好当吗？谁还愿当这个老扳呢。
还有，这时（1955年）绝大部分私营工商业者（90%）都已经采取了由国家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经营方式，这跟公私合营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了。也有一部分私营工厂率先进行了公私合营，合营后的私方代表担任企业的领导副职，成了吃皇粮的“国家干部”， 似乎政治地位陡然提高了。这些，也增加了公私合营对私营业主的吸引力。总之一句话，很多工商业者已经“盼望”改造了。
毛泽东宣布对私营工商业主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这对于大多数私营业主来说，也算是个“利好”消息。虽然“赎买”只是给予业主们以象征性的补偿，但比起对其他“剥削阶级”来，算是“宽大无边”了。
基于上述各个方面的考虑，工商业者们对这社会主义改造作出热烈的响应是完全合符情理的。
首先带头响应的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工商业者最集中的上海。1955年11月以后，上海便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热潮”。资本家还有所创新，他们采取了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向当局报喜的方式，把这场本来具有血腥味的“运动”变成一场闹剧、喜剧。这样一来，毛当局也就不得不把这场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斗争” 变得温和一点了。
继上海之后，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纷纷跟进，全国的城市都出现了浩浩荡荡的报喜队伍敲锣打鼓、鞭炮齐鸣的场面，一连多日，所有城市都沉浸在锣鼓喧天、烟雾弥漫的“喜庆”之中。
当然，不能完全掩蓋一些“杂音”，也有资本家在背后说：“1949年为什么不讲总路线？那时讲，人都跑了，现在讲出来，谁都没有办法。”“自动走吧，何必让人家用鞭子赶呢。”这可能是很多人的心里话，真实心态。但同时也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短视和缺乏政治头脑，因为共产党要“共产”，消灭资产阶级，是它从来不回避的问题，在它建党时的纲领以及党的名称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这一点。只是后来毛泽东为拉拢资产阶级，才拼凑出一个“新民主主义”，但也只是说他的革命成功后暂时不搞社会主义，把消灭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推迟15年或20年，但是15年或20年之后仍然要“共产”、要消灭资产阶级的！何况，共产党自称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会有好日子过吗？可是，资本家们就是不能稍许把眼光放远一点，只看到暂时不搞社会主义，就欣喜若狂地要留下来，还梦想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发家致富，继续其资产阶级生活。所以，在五反中被消灭的那些资本家，和在其后的运动中、特别是在文革中被清算、专政的那些幸存者，其实是咎由自取。（和乡间那些土地主不同，地主多数无法逃去国外生活，而资本家中很多人都有去香港或海外生活的能力）。
在大城市的带动下，全国中小城市以及县以下城镇也迅速掀起了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不过半年，即到1956年的上半年，这场铲除几千年私有制主要根据地的伟大运动就胜利完成了。
与此同时，对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均告基本完成，也就是说，1956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已经基本上进入了“社会主义” 了。在这片大好形势下，在1956年9月召开了中共“八大” 。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中，就自豪地宣称：“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关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也变成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或者“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现实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可惜的是，毛和中共高兴得太早了，有点“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不久，这种“先进生产关系”就表现出它的“落后性”甚至“反动性”来。比如，改造完成后，原来的私营工商企业员工300万人（据1958年8月统计，其中业主53万人，雇佣职工250万人）以及500多万手工业者全都成了拿固定工资、吃国家大锅饭的国家干部和工人，原来的“纳税者”成了“财政包养”人员。更为严重的是，成为吃大锅饭和铁饭碗之后，他们再也没有了原来在私企时的积极性了，“大锅饭，养懒汉”的客观规律悄悄地发生作用，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大家都不愿多干活，没有人愿意埋头苦干、却与少干、甚至不干的人领同样的报酬；新成立的多层级的管理机构增添了大量管理人员，管理成本大大提升；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急剧下降，私企人员成了国家干部和国家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后，感觉自己成了“国家主人”，他们与顾客的关系颠倒了过来，过去对顾客笑脸相迎，甚至低头哈腰，现在则变成爱理不搭，顾客则必须刻意笑脸相求，才能得到“服务”；商品质量急剧下滑，传统的名优特产品逐渐难觅踪影，因为产品包销，工资固定，没有人再愿意为树品牌而加工加料，没有人为竞争而绞尽脑汁。即使如最普通的食品包子，也逐步“馒头化”了，过去“一口见肉”，现在很难找到馅心在哪里。最令老百姓不满的还是，过去到处都见的零售的商业网点，无处不在的手工业摊点，现在却很难寻觅了；走村串户的游商没有了，店铺也像机关学校一样“朝九晚五”按时上下班。据统计，1953年全国有商业网点430多万个，1956年“社改”后减少至210万个，1957年再减至41.3万个，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何况它们的营业时间还缩短了。
1956年对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负面效果，后来被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灾难所掩盖，例如其后出现的几乎所有的日用品都要凭票、证限量供应的现象，有些并不是农业减产造成的，而是公有制下吃大锅饭养懒汉的制度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大跃进之后的六十、七十年代才被人们逐步认识。所以，我们应该对中共曾经长期宣传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论调加以严肃批判，因它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一个谎言和骗局，世上绝对不可能存在不促使生产力发展、还使社会经济生活全面倒退的“先进生产关系”。
从这一角度来说，毛所谓的“三大改造” 彻底失败了。中共到邓小平当政才把毛的一套再颠倒过来。到今天，更是被彻底抛弃了。
附： 一位民营企业家在毛政权下的遭遇
自从毛泽东提出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后，毛和中共一直宣称资产阶级（即毛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他们的革命的“同盟者”，毛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直到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仍然明确的写着：“保护工人、农民、小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尽其能，以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二十六条）
关于这个《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经济政策真正的实施情况，我们已在本章和有关篇章中作了概述，也就是说，在这个《纲领》出笼后不久，一贯出尔反尔的毛泽东就以其发起的“三反”、“五反”运动和其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把这个《纲领》彻底颠覆了。下面，我们从微观角度、从一个著名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在毛共建国初期的遭遇中，比较具体地了解一下那一段时期毛的经济政策的实际情况。
一、卢作孚及其民生公司
在近代中国，一片“实业救国”声中，真正以民间力量创造、形成一定规模和效力，为民族经济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采取了比较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是不多的，卢作孚及其创建的民生公司便是其中之一。
卢作孚、四川合川人，1893年出生。出身贫寒，读完小学就被迫辍学，靠自学写文章、向报馆投稿谋生。后任《川报》记者、主笔、泸州公署教育科长、成都通俗教育馆长。1925年以募股方式创建民生公司，经营长江内河航运，卢任公司总经理。后又任国民政府川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中央政府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等。但他的落脚点始终在民生公司。抗战胜利后，卢作孚向国外购得远洋轮船，经营远洋航运，还开办保险公司。1949年，在国、共政权交替之际，民生公司成为两党争夺的对象之一。
经过二十余年艰苦打拼，民生公司已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巨擘，航运界的翘楚。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公司创始人和经营者卢作孚，自创业之始即抱定实业救国思想，自觉地把公司的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民生公司不仅仅是一家企业，而且是与国家，民族命运共沉浮的巨轮。在抗战中，民生公司曾获得“救国公司”的美誉。1937年冬，在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京、沪大量公司、工厂内迁武汉，及其后迁徙至重庆、四川的紧急抢运中，民生公司担任了运输主力的角色，在卢作孚有力的指挥、调度下，公司全体员工不遗余力，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夜以继日，艰苦奋斗，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政府的最高领袖也慧眼识才，给予民生公司大力支持，蒋介石力排众议，任命当时连国民党员都不是的卢作孚为交通部次长，统筹船舶运输的指挥大权。蒋还数次亲临民生公司的轮船视察，接见、勉励民生公司的员工。民生公司不负众望，出色的完成了战时和战后各项重大运输任务。
自抗战的大本营撤至重庆之后，民生公司自觉担当抗战的重任，除了航运业务之外，公司在重庆的长江北岸设立民生机器厂，开足马力全力扩大生产，修船造船，并为玉门油矿造锅炉等机件，接纳了许多江南内迁来的工人和技术人才。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民生机器厂把车间修建在防空洞内的，在大轰炸中坚持生产不停顿，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成为抗战期间广受赞誉的企业典范。为此，民生公司的骨干成员、被称为公司“内当家”的主任秘书郑璧成，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1944年日军打到贵州，重庆告急，日本对华广播，扬言打到重庆后要杀一百个反日分子，郑璧成名列其中。
由于民生公司在抗战中的卓越表现，抗战胜利后，经国民政府批准，民生公司有46人获颁“胜利勋章”，8人获“胜利奖章”。
民生公司不但为抗战、为国家做贡献，在公司内部管理方面也很出色，公司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均远高于其他企业，所以当时的青年和高校毕业生都以能到民生公司工作为荣。
作为企业家，卢作孚一贯倡导企业要劳资和谐、员工团结、将公司办成职工的大家庭。公司打出；“职工的困难公司解决，公司的困难职工解决” 的口号，成为公司上下的共识和遵守的坐右铭。在公司内部，一家有难，大家相助。在国民党当政时期，也有因各种原因发生公司职工被当局扣押、逮捕的事件，这时公司总是通过各种关系，全力以赴营救，在被捕职工脱难之前，尽心照顾、安慰其家属。职工中有不幸逝世者，不管其因公因私，都要举行悼念活动，哪怕是一位茶房（低等级的服务员）过世，公司的刊物《新世界>上也刊有吊念文章。全公司上下形成了一种亲如一家的文化氛围。
1943年春，卢作孚50寿辰，正是抗战最艰难的岁月，职工们知道卢不会同意为自己做寿，更不会收寿礼，便自发偷偷的发起了一场独特的祝寿活动，他们用一周的业余时间额外加班加点，然后汇总加班的成绩写成礼单，作为卢先生的寿礼。
1942年冬，公司董事长郑东琴60寿辰，因感时事艰难，怕同仁亲友为自己做寿，事先便跑去故乡避寿。卢作孚为其撰成寿叙一篇，制作一幅祝寿锦屏，算是为郑东琴做寿。
在公司的成长岁月里，也发生过大大小小灾难和死亡事故，还因为国共两党的明争暗斗，在公司内掀起过工潮。但总的来说，民生公司长期形成的“民生精神”仍然如一种强大的无形粘合剂，将全公司员工牢固地凝结在一起，使公司像一只巨轮，乘风破浪，驶过无数激流险滩，奋勇前进。
卢作孚本人，更以其艰苦奋斗的精神，清廉自守的节操，勇敢睿智的胆略，沉稳练达的办事风格为世人所称道，这里，只要看一看一些长期与他共事交往的好友对他的评价，就可知一、二。
晏阳初，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平民教育家，生前曾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特别顾问，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卢便与晏合作共事，逐渐成为莫逆之交。卢早年从事教育工作，特别关注平民教育。1927年，卢作孚选择重庆附近的北培县开始农村建设的实验，虽然规模不大，但二十余年间包括在抗战岁月都从未间断，成绩斐然。北培从一个盗匪出没、贫穷蛮荒的落后乡村世界，建设成了一个有学校、有公园、有医院、有图书馆、有科学院，有若干工矿企业的文明宁静、现代化的村镇，而且形成了质朴向上的健康民风。卢作孚的教育和农村改造事业，得到了晏阳初的赞赏和大力支持。1940年，晏阳初决定在卢作孚和其弟弟卢子英经营的北培创办中国乡村建设教育学院，也得到卢氏兄弟的全力支持，卢作孚出任学院的会计董事。后来，卢与晏合作结晶的北培乡村试验声名远播，各地来参观学习者不断，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援华法案就特别规定，将援华款的百分之三十作为中国乡村建设专用款，被称之为“晏阳初条款”。
卢作孚去世后，晏阳初作为老友写的怀念文章称颂卢为“一位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了不起的实业家”。应为切实之词。晏还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作孚。”此文现镌刻于私人集资建成的北培“作孚园”内。
梁漱溟是著名学者，在中国乡村建设方面卓有成就的专门家，曾与其他专家一起参观、考察了北培的实践，与晏阳初、卢作孚成为至交好友。梁对卢作孚的评价是：“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可比古之贤哲焉。”
黄炎培是著名的职业教育家，学界名人。1915年，卢作孚去上海求学，就结识了黄炎培，大概因为在发展国民教育、以教育救国等方面的共识，黄对卢作孚的事业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帮助，二人成为至交好友。卢死后7天，黄炎培才得到消息，悲痛不已，其时黄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部长，他立即在北京中共高层间奔走反映，并撰写了一首哀悼卢的长诗，对卢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内云：“责在人先，利居众后；有罪归我，有功归人”，认为卢“奇艰大诽集于一身”。最后意味深长地说：“几十百年后，有欲之君者，其问诸水滨。”
张群是国民党元老，在抗战前，张群就对卢作孚的事业、才能、人品就极为赏识，不管是北培乡村建设或是民生公司，张都给予支持和帮助。他对卢作孚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著名评价：
“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关于卢的清廉自持，似乎不用多说了，他在三反、五反时做的检查检讨时，第一句话是：“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他本人没有一点股份，公司作为奖励送给他的股份，他分文未受，也从没有分过一分红利（死后遗嘱交公），完全靠工资生活。他的工资当然不低，但除了养活妻子和五个孩子，还要接济比较困难的弟弟和亲友，所以五个子女一贯过着艰苦的生活。在去世之前的那年春节，卢写信要求在外工作的儿子寄点钱回家过年。去世前写的遗嘱也要求子女要养活母亲，因他身后无余资。他在检查检讨中说：
“我一生没有土地，没有私人投资，私人没有银行往来，没有回扣，没有受礼物，对公司有时有点欠资，但立即扣还。”
在三反、五反中，中共当局发动职工检举揭发领导贪污浪费行为，卢当然被作为主攻对象。但实在搞不出什么像样的材料，他的随从人员检举他的事实是：
“在北京，卢作孚住在东安市场一个楼上，我们去和他谈工作，谈事情，一起吃饭，吃烧饼、豆腐脑。”“在北京还一起去洗澡，一起到万寿山逛了一回，卢作孚说：‘这些都记在我的账上’”。这些就是所谓卢作孚“浪费”的事实。除此之外，就是在北京开董事会时，大概吃得好一些，因为那些董事都是有地位的名人，如黄炎培，周善培、何北衡等。但那也只能说是公司“浪费”，而不是卢个人行为。
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当时掌管一个中国著名、世界知名的大企业，拥有几千高素质员工的大公司的首脑（首席执行官），过的如此节俭、简单的生活，这在当时少有，在今日之中国，更是不可想象的！
大概人以群分，在卢作孚的示范带领和严格要求下，公司的主要骨干也都清廉自持。比如李肇基，卢作孚最早的合作者之一，任民生公司武汉分公司经理，李的次子李邦彦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业管理系，想进民生公司，在报考民生公司业务训练班时，名列前茅。然而李肇基终以“父子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不好”为由，毅然将李邦彦的名字划去。
卢作孚有一好友郑献征，是卢在1930年创办的兼善中学第一任校长，后任过重庆大学校长，四川三合县县长，四川省水利厅厅长等职。郑被当时公认为廉洁奉公、爱国爱民之公务员典范，在他离开三合县县长之职时，当地人民挽留无效后，以万民伞相送。中共接收政权后，郑献征被捕，服安眠药自杀（被救起），而这安眠药乃好友卢作孚所送。巧合的是，后来卢作孚也是用这种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即使是毛泽东，也不得不对卢作孚一生的业绩作正面评价，在提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时，毛说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工工业的郑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骞。”可是卢作孚正是在他的眼皮底下受迫害并被廹结束自已的生命！事后毛却假惺惺对卢之死表示“惋惜”。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被赞誉为现代中国实业家之典范式的人物不能见容于毛共政权，在三反、五反之初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呢？下面的叙述回答这个问题，但也许不完满。
二、他选择了留在大陆
由于战乱和日益加剧的恶性通货膨胀，民生公司在1948年就很难维持了。前两年公司主要承担战后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的运输任务，利润极微，只有正常的五分之一。后来内战又起，公司船舶大部被政府征用。即使是正常的航运业务、运费也往往被拖欠，在恶性通胀下，拖延几月收回的运款往往成为一堆废纸。战争又使长江航运被阻，业务量锐减，加上船只被炸、被劫，公司陷入空前的困境，可以说已经“精枯髓竭”。 此时卢作孚的主要“工作”，就是四处收债、借债，并被迫将公司许多附属企业出卖、转让，以维持公司的生存。在1949年4月在重庆召开的公司第24届股东大会上，卢作孚深感“太无以对吾受苦十年之股东”，因为公司已经十年没有分红了。每次的股东大会，公司只能给每位股东发10元“车马费”。然而，股东们都知道这一切皆时局之故，他们原谅了卢作孚，原谅了公司。股东们强嚥苦果，却无怨言，股东大会仍然开得热烈和谐，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战争尽快结束，国家早日转入和平建设上。（令这些股东没有想到的是，当和平来到后，却是这些股东和民生公司的“末日”了）
在召开股东大会之前的3月，民生公司的高层召开了应对时局的“应变会议”，分析讨论了时局的发展变化和公司的对应之策。会议的基本判断是：“共胜国败”已成定局，民生公司要留在大陆，盖因民生公司的根基在大陆中国，绝大多数股东在大陆，不可能抛弃这个“根”到别的地方去寻求发展。又预计国民党在败退台湾的情况下可能要将长江上航行的船舶强行开去台湾，民生公司要尽一切办法把自己的船舶保留在大陆。
后来，经卢作孚及其伙伴们的巧妙应对，终于将公司的船舶保存下来，留在了大陆。
就卢作孚而言，留在大陆差不多成为了他无悬念的决策。早在抗战期间，卢就盼望有一天抗战胜利，国家转入和平建设，好让他全心全意大展宏图。1944年夏，卢作孚在《论中国战后》一文中写道：“抗战胜利以后，一切建设的障碍都没有了，只有举国一致的希望，希望着建设。”这代表了卢作孚一以贯之的实业救国思想和愿望。
24届股东大会之后，卢作孚最后在重庆主持召开了公司高层的业务会议。公司此时将业务分为三大块：重庆，负责长江中上游的业务；香港，负责华南业务和与国外的联系；上海，负责长江下游和华东业务。鉴于香港业务特别重要，卢作孚选择亲自坐镇香港，指挥民生公司在香港和东南亚船舶的行动。会后他去了香港，
早在1946年10月，卢作孚赴美国参加国际通商会议，顺带考察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实业。当月30日，经他努力，由当时中国政府担保，卢代表民生公司向加拿大三家银行借款1275万加元，在加建造12艘远洋轮船（后因物价上涨，实际只建了9艘），协定借款利率3分，从1951年6月30日开始还本，分10年还清。在加拿大借款和造船的成功，是民生公司发展史上一项重大成就，也是卢作孚引以为豪的一件大事。在正常情况下，不但还本付息不成问题，而且将促成民生公司海运业务的大发展，使公司航运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公司好不容易在国共内战中支撑了3年多，终于捱到了战争的尾声，眼看共产党胜利已成定局，卢作孚顺理成章地想到：真正和平建国的时候到了。也就是实现自己一生理想的时机到了。
卢分析了共产党的政策，他认为在中共领导下他的公司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卢作孚青年时代参加过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后来与从少年中国学会分离出来的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有过较多接触，还一起办过教育。因此他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搞社会主义并无不好，任何政党来领导中国都离不开发展经济、发展实业。共产党的最重要一条是“共产”——发展集体、国有经济最终取代私有经济，但这不是当前的事，当前顶多是公私合营，而公私合营不是吞并、没收私人资本，而是相互取长补短，使事业取得更好、有更大发展。多年从事航运业的卢作孚知道，从事的航运事业没有政府的支持是不行的，如果能与国家合营，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所以，他回大陆北上与新政权接触之始，就急不可待、主动提出民生公司实行公私合营。
卢的老友、部下也都支持卢的想法。他去香港后不久，他很倚重的好友、民生武汉分公司经理李肇基就劝卢尽快回来主持总公司的工作，并反复向他“解释”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现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政策远非过去土地革命时期可比，他的口号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对民族工商业大力保护并促其发展。” 李的话对卢很有影响，卢本人对此也深信不疑。
但是亊情并非如此简单。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毕竟与国民政府有过不同寻常的关系，国民党也不肯轻易放弃民生公司。一些国民党高官（尤其是四川籍高官）持有公司的股份，又鉴于卢作孚本人也做过国民政府的高官，在工作中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有过较多的接触，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也得到国民党当局的诸多关照和帮助，比如：
四川军界的重要人物杨森，也是卢作孚的好友。1921年杨森任川南道尹，延请没有学历的中学教员卢作孚任道的教育科长。此后杨的职务不断提升，但与卢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曾多次延请卢到其手下做官。杨森对卢的才能、人品都很赏识，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也得到杨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杨森本人也成为民生公司的大股东。抗战中和其后杨森历任第六军团军团长、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十军军长、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贵州省主席、重庆卫戎总司令、重庆市市长等要职，民生公司在其业务拓展中难免与地方政府和有关方面发生矛盾、冲突，杨森总能尽其所能为民生公司化解矛盾，排除困难。杨森的私人事务，也常托民生公司办理。凭着这种关系，卢作孚在杨森仓皇逃离重庆之前，“多次劝阻杨森放弃了炸毁各厂矿码头的计划。”为重庆的保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因为民生公司和卢作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卢作孚在香港时，国民党诸多要员曾多次劝说卢和民生公司一同去台湾。
1950年春，新上台的台湾国府外交部长叶公超亲自到香港会见卢作孚。见面后，叶公超坦言相劝，希望卢能去台。
除了自己劝说，叶还请出两位身份的老友相邀，一是张群，一是陈诚。
前面提到，张群对卢作孚有高度评价，对卢和民生公司一贯友好。1950年张群到香港，香港金城银行总经理请张群、卢作孚同席吃饭，饭后张群恳切地对卢说：“作孚呀，到台湾去看看吧。”
卢作孚则以“香港民生公司的事太多，需要处理，走不开”为由推辞。
陈诚亦是卢作孚的好友，也邀卢去台。这位以“三干”（苦干、硬干、死干）出名的将军，在抗战时曾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为副部长）、湖北省主席等职。卢作孚是交通部次长，也是陈诚任书记长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与陈诚在工作中有密切往来,二人有非常友好的个人关系。后来陈诚任台湾国民政府副总统。
尽管有这样多的高官相邀，卢作孚仍然不动摇其留在大陆之志。
多方劝说无效，台湾方面便使出了杀手锏，向卢直陈利害，这个“利害”公、私各占一份：“公”是指卢如果不去台湾，国民政府为民生公司所作的对加拿大贷款的担保可能取消，这样，民生公司的九艘大船就到不了民生公司手上；“私”是指卢作孚的小女儿国仪正在准备去美国留学，需要一个中国政府的护照，当时美国只承认台湾的国民政府。如卢本人不去台湾，这本护照就难拿到了。
仅管对方给出了这两道难题，卢仍然不为所动。后来，他的小女儿主动放弃了去美国留学；至于加拿大借款一事，卢除了请加拿大的友人帮忙以外，他还另有应对的打算（见后文）。
台湾方面对卢作的最后一次努力，是俞鸿钧亲自出面。俞鸿钧赴台前是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此时已被蒋介石内定为行政院院长。也是1950年春，俞亲赴香港与卢作孚会面，请卢去台任内阁部长，主政那个部，财政部、交通部或其他部都由卢自己选择。
即使如此，卢作孚仍以民生公司有许多事情要办为由，对其邀请婉言谢绝了。
卢作孚对台湾的拒绝主要出于他对民生公司前途的考虑，他是个把事业（也就是民生公司）看得重于生命的人，一切以对民生公司的利害为权衡取舍标准。当时的政局很明显，国民党败退台湾，它在台湾能维持多久显然是个大问题，在一般人看来，那是个摇摇欲坠的政权。卢作孚可不愿意民生公司充当台湾政权的殉葬品。退一万步，即使两岸对峙的局面能够长久维持，卢作孚也认为，台湾的天地太小，公司发展受到局限，何况，公司的2000多股东绝大多数都在大陆，他不能从个人的利益着想把公司“挟持”去台湾。
在香港这个自由之岛，各色各样的言论、传闻互相充斥，卢作孚自然也听到不少对于中共不利的传闻，他对这些“谣言”总的说是嗤之以鼻。当然，心里偶尔也会有一丝不踏实。
中共当然也未闲着。这时，有一位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大公报》的顾问周太玄主动来见卢作孚，卢与《大公报》有一定渊源，也在《大公报》发表过文章。这个周太玄也是四川人，与卢作孚素有交往。周是当时号称学贯中西、兼通文理的学者，知名的教育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实际上是一“左派文人”。他来见卢作孚的秘密使命就是充当大陆中共的统战说客，把卢拉回大陆。
周太玄的说词坚定了卢回大陆的决心。卢作孚还多次偕周会见中共在香港的代表张铁生，晤谈甚欢。据说张铁生“和蔼可亲、讲话不多”，很得卢的好感，完全没有后来他在大陆遇到的共产党人士那种张牙舞爪、咄咄逼人态势。
对卢投奔中共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至交、老友晏阳初。晏氏的足迹遍布世界多个国家，主要根据地在美国和联合国。晏此时虽不在中国，但他相信大陆政权的易手并不会导致他在中国（北碚）的农村复兴计划的中断，他热切地希望能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继续他的乡村建设事业。这与卢作孚的想法完全相同，当然，卢主要是想继续发展他的民生公司。
不久，晏阳初把两个儿子也送回国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幸的是，这两个儿子后来在大陆的命运都很悲惨，其中一个在文革中自杀身亡。）
让卢作孚立时从香港回大陆的是的是民生公司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何迺仁。何是卢的好友，四川同乡，早年留学法国，参加过共产党，还与周恩来在同一个支部。凭着这层关系，何得以面见周恩来。
1950年3月25日，何迺仁受卢作孚之托，作为卢的代表面见周恩来。何主要向周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恳求政府贷款，助民生公司渡过财务难关；二是请求对民生公司实行公私合营；三是就卢北归回大陆的有关问题请求政府帮助和安排。
关于第一个问题，民生公司其时在财务上已濒临绝境，对内已拖欠职工二、三个月的工资，对外，借加拿大银行的贷款即将进入还本期，而公司的现状不可能有此能力。但何迺仁同时指出，只要进入正常的生产经营，民生公司是完全有能力还清内外债务的，为此他还在周恩来面前算了一笔具体的账，以证明此言不虚。
第二个问题，何迺仁先谈要求合资的原因：一是为了加强对民生的管理，特别是卢作孚不在内地的情况下，有公股代表参加民生董事会才能使很多困难迎刃而解；二是民生公司要求政府帮助太多，恐其他私营企业效尤，只有实行公私合营才显得名正言顺；三是便于处理日益繁多的劳资纠纷。
接着还谈到卢作孚希望采取交通银行参与股份的方式，由政府派出公股代表参加公司董事会，实施对公司的监督，还特别强调希望政府能派出“深切了解今天的整个经济制度和政策的人选”、“深切了解今天的劳动政策和职工运动的人选”、“对新时代企业管理富有经验的人选”作为公股代表。（此时民生公司已处在“军管”之下几个月了，但军方代表作风粗暴、管理外行，所以卢作孚才通过何迺仁之口在周恩来面前特别强调对未来公股代表素质的期望。），
第三个问题实际上是向周恩来解释卢作孚至今滞留香港的原因。说明卢其实早想回到内地，可是因一些问题（主要是债务未偿）无法离开。如果政府能够施以援手，卢将尽快离开香港回到大陆内地。
周恩来基本上满足了何迺仁所提出的要求。当何迺仁带上周恩来接见何的谈话记录去香港面见卢作孚时，卢特别高兴，最后敲定了北归的计划。张铁生也代表中共为卢的回归作了具体安排。
1950年6月10日，是卢作孚离开香港回到广州的日子。这一天，卢的心情特别好，车到深圳时，卢更加情绪高涨，在与随行人员和大陆接待人员谈话时，“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
怎能不高兴呢？几年来的焦虑烟消云散了，自己将回到崭新的、生机勃勃的新中国，多年来想摆脱“旧时代自私和混乱的大环境” 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三、共产党给民生公司下马威
卢作孚确实高兴了一阵，只是时间不长。
1950年6月15日，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卢作孚直接北上去参加这次会议，并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京期间，卢见到了很多老友，如已经成了与共产党“共坐江山”的张澜、黄炎培、郭沫若，还有如胡子昂、古耕虞、陈铭德、邓季惺等工商界朋友。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多次约见卢作孚，就经济问题和交通问题，航运问题征询卢的意见，还两次出席毛泽东的专设便宴。西南军政委员会上主席刘伯承到北京，也在颐和园宴请卢作孚。
在这些表面风光背后，卢作孚更加看重的是如何落实周恩来已经首肯的民生公司向国家贷款和公私合营问题。6月底，是民生公司给加拿大银行付息的日期。为此，卢作孚在6月16日致信给交通部，希望在“公私合营”之前，先行贷款51.6万港币，以助公司渡过难关。
交通部倒是爽快同意了卢的要求。盖有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和副部长李通昌印章的呈文送到了中央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马寅初处，却没有了下文。后来才知道，所有对民生公司的重要决策，包括贷款，都是由这个中共最高财经当局决定，交通部无决策权。
延至6月27日，贷款之事仍没有下文，卢作孚写信催了一次，依然没有一点动静。不得已，卢只好电告香港民生分公司，令其设法紧急筹措一笔款以解燃眉之急。
这件事大概让卢作孚初步领教了共产党的手段，它在与你握手言欢、觥筹交错的同时，在关键的、实质性的问题上却回避了，消失了，使你无可奈何。
但是事情到此已经没有了退路，贷款是仍然要向政府借的。为使借款之事早点解决，卢作孚又打出了“公私合营”这张牌，7月1日，他就拿出了民生公司总盘点报告，要求尽快实现公私合营，同时强调，只要业务好转，公司便能偿还一切债务。
当局似乎并不着急，到了7月15日，贷款依然没有下文，“公私合营”问题也未有答复。无奈，卢作孚只好再次向交通部呈文.....
后来才知道，中央最高的财经主管陈云在4月12日中财会上，曾就公私合营问题说了话：“有些资本家现在遇到困难，提出要公私合营，我们不能随便答应，要考虑利弊得失，不能一说合营就是好的。”这话说在周恩来同意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要求之后半个多月，看来，周恩来在共产党内说话也不能完全算数。
不过，中共通过公私合营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方向还是不动摇的，所以，后来中财委仍然同意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只是不能立即执行，先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为此责令交通部出面，与民生公司多次商谈后搞出了一个交通部与民生公司的协议书，协议书规定，民生公司必须解决以下问题才能正式合营：（一）清查官僚战犯股权，（二）精简机构，节约开支，（三）整顿业务，(四)清查资产，（五）筹还债款。在完成这五条要求之前是“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由政府派出公股代表担任公司公股董事（公股的股金是国民党时期交通银行、四川银行等四家银行在民生公司的股份，以及应没收的三家战犯的股权，总计占公司全部股权的百分之二十之多），并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改革、改造，直到改革、改造好了，才能正式“公私合营”。
在谈判和协商过程中引起卢作孚不满的是，代表政府的公股代表不但担任公司的董事，进入公司董事会，而且还直接担任公司经营管理的领导工作。这是违反民生公司董事不得担任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管理人员也不得担任董事的规定的。卢作孚本人就从来未进过公司董事会。但在政府强硬要求下，自己又是有求于人家，卢只好退让。
不但如此，“过渡办法”还规定，在董事会中设“常务董事会”（大概类似党委会中的常委会），成为公司最高决策机构。“常董会” 由公股代表把持，而连董事都不是的卢作孚，自然被排除在“常董会”之外，卢作孚被架空、取代了。
但是，如果仅仅到此为止，卢作孚仍然可以接受。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公股代表进入民生公司后的主要工作不是抓公司的经营管理，而是抓阶级斗争、搞运动，具体地说是清查公司的“反革命分子”，最后这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戴到了卢作孚头上。所以，直到卢作孚自杀为止，公司清查反革命的任务都没有完成，“过渡时期”的任务更没有完成，所以仍就就不能公私合营。
现在看来，卢作孚的根本错误，是他设想中的公私合营与中共眼中的公私合营完全是两回事，卢眼中的公私合营是“希望政府作为公股，投资民生公司使之渡过难关。公股代表只参加董事会，不直接参加公司的行政工作。”而公股代表要求的是：“我们党同意公私合营的目的，是要将民生公司这艘资本主义企业的轮船引入社会主义航道。因此公方代表不仅参加董事会，而且要起领导作用，彻底改造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后民生公司公方总经理刘惠农的讲话）
卢作孚的另一个根本性错误是他不应该回到民生公司并继续担任总经理。据知情者说，在参加完政协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已决定让卢作孚留在北京，对其有“在交通部任领导职务的安排”。可卢本人没有同意。由此可见卢作孚确实把民生公司当作重于个人命运的事业看待的，如果他仅仅从个人荣辱考虑，他满可以像很多工商界的头面人物那样，由中共赐给一个地位较高的虚位，过起“统战花瓶”式的生活。然而他毅然摈弃了这种选择。这与他对共产党了解不够有关，卢自以为在商界、政界摸爬滚打多年，完全能够处理好他的公司与政府的关系，使民生的事业在“新中国”继续发扬光大，同时也与那些与他一同为民生公司奋斗了大半生的老朋友、老同事相始相终，并为他们遮挡一下阶级斗争的风雨。可是他却忽视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低估”了以毛为首的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才是卢的悲剧的根本所在。
遭到“当头棒喝”的卢没有退路了，只好硬着头皮搞下去。不过这时他仍然没有失去信心，仍然希望把公司搞好来赢得共产党的信任。在武汉时卢对接待他的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刘惠农说：“（他）很感激党。.....表示要在长江上大干一场，使民生起飞，为祖国航运事业作贡献。”
1950年10月初，卢作孚乘船回到重庆，中共的重庆市市长曹荻秋与数千名群众前往码头迎接，这使卢甚为感动。但也使他不安，他不想过于张扬。
果然，打击在欢迎之后接踵而至。
首先是在企业管理理念上他与公方代表的冲突。卢作孚根据他多年的经验，一直把“劳资和谐、股东合作、职工团结”作为公司的灵魂和法宝，而股代表处处充满敌情观念，以抓阶级斗争为主线，在公司内掀起不停顿的阶级斗争波澜。
公股代表是抱着强烈的“敌情”观念进入民生公司的，这头号“敌人”其实就是卢作孚，因为卢是资方利益的代表（这是内部掌控的原则，表面仍然尊重卢的总经理地位）。公股代表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指示，坚决把“阶级斗争”作为治理公司、管理企业的中心环节，一开始就与卢作孚的“阶级调和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这个由交通部派驻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7人，但实际到职的3人），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它的任务是：清查民生公司的军阀、官僚资本；清查、挖掘公司内的反革命分子、敌特残余势力；然后对公司的管理、组织结构进行改造。这一过程统称之为“民主改革”。
卢作孚夹在公股代表和企业职工之间显得多么不协调，多么的不伦不类！
接下来的事让卢作孚震惊，夜不能寐。
安排了公司的事务后，卢作孚要回一趟老家合川。合川是他和民生公司的诞生地，那里有他的亲人、老友和他的事业的最初支持者，合川到处都有卢作孚的痕迹，那里的小学是他一手创办的，如今他仍然是学校的董事长；合川电水厂也是他创建的，它给全城人带来了光明，还有县里的通俗教育馆，团务治安，样样都倾注了卢作孚的心血。
他想到了李佐臣。这位乡亲、好友，是他一切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在民生公司最初募集的5万元股金中，李佐臣及其家族就凑集了2.8万元。李佐臣虽比卢作孚年长，却称卢为“作孚兄”，卢则尊称他为“佐翁”。
李佐臣为什么不来相见？他永远不能来了。
原来，李佐臣曾任江（北）、合（川）、邻（水）、岳（池）峡防团务局局长，是共产党“清匪反霸”要首先消灭的“恶霸”、“反革命分子”，在合川最初的清匪反霸运动中，李佐臣便是捕杀的对象，他逃到重庆，找到民生公司，但谁也不敢庇护这个共产党的逃犯。李佐臣被抓回去不久尚未处决即死在狱中。李的两个儿子也被捕判重刑。
接下来的土改对民生公司更是－次毁灭性打击，因为它的股东差不多都是地主，土改除了没收地主土地之外，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追“浮财”，大部分地主死于追浮财的酷刑之中。这些地主被逼无奈，都想讨回在民生公司的股本献给农会，希图以此求得一条生路。无奈这时民生公司自身难保，连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无法为股东们偿付“赎命钱”。其实即使取回股金，也不可能赎回性命，因为对方狮子大开口，欲壑难填，而在土改中打死地主，根本不算回事。
合川变了，变得卢作孚不认识了，也不敢认了。李佐臣之死，不但在卢的心灵上投下了抹不去的阴影，也是共产党给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一个真正的下马威。
其实在卢回到重庆之前，共产党已经给过民生公司下马威了。那是中共军队进入重庆的第三天，即1949年12月2日，民生公司召开董事会，讨论如何迎接新政府的有关事宜，大家对共产党的到来充满喜悦，充满期望，也对公司未来前途充满了信心。这次会上还作出了一个人事决定，因为当时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香港，副总经理童少生在上海，“不易即时返渝”，逐一致通过决定，在总经理或副总经理未到渝之前，“所有总公司一切对内对外事务皆由郑主任秘书璧成全权代行。”
郑璧成是四川双流人，卢作孚的好友、老友，民生公司创始人之一。早在1920年，卢作孚任《川报》主笔时，郑任《国民公报》主笔。后来二人又在同一单位共事，志趣相投。1925年卢作孚创办民生实业公司，郑璧成放下自己在成都开办的启明电灯厂，到合川协助卢创办民生公司，一直是卢的得力助手和事业骨干。抗战胜利后，郑是民生公司四个处务经理之一，执掌船务和供应两个关键部门。郑不但是卓越的管理专家，而且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技术专家，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和实践，他“成为首屈一指的‘川江通’、‘长江通’，“对于航道、船舶、营运之通透，在当世已无出其右”者。他还是一位沉船打捞专家，为公司打捞起一艘外国人无法打捞的英国商船，为国家争得荣誉，为公司作出过巨大贡献。郑壁成不但鼎力支持卢的民生事业，还大力帮助卢作孚在北碚的乡村建设，他长期担任中国西部科学院董事、兼善中学董事、以及民生公司投资的多家厂、矿的董事，还是嘉陵文化基金会董事。他担任这么多的“董事”，却不取这些董事单位的一分一文，和卢作孚一样，他把每年这些单位召开董事会时发给“车马费” 都全数捐给北碚文化基金会。
郑壁成工作踏实，为人宽厚而低调，在职工中有很高的威信。所以，这次董事会决定由他代掌总公司获一致通过，实是众望所归。
哪知郑刚接掌公司立即就遇到了一件尴尬事，1949年12月18日，重庆市军管会召开工商界座谈会，中共西南地区的要员刘伯承、邓小平、曹荻秋、段君毅都出席并讲话。然而，这么一次工商界的重要会议，当局却不通知民生公司的代表参加。郑壁成得知这一情况后，通过关系获得了邀请他个人出席会议的通知。在座谈会上，郑代表民生公司发言，表态拥护新政权。会后新政权的最高负责人刘伯承、邓小平请大家吃午饭，席间相谈甚欢。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开完座谈会的第二天，即1949年12月19日，重庆市军管会公安局的人员突然进入郑璧成的住所，将郑拘捕。
经公司多方打听，才弄清案情，原来是杨森将21箱衣物等私人物品寄放在民生公司，被公司的工人举报。此前不邀请民生公司出席座谈会，也是当局认定民生公司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关系多、有勾结。
总公司负责人被捕，立刻使民生公司陷入一片混乱。此时民生公司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现在群龙无首，危机四伏。
卢作孚得此讯后，立即致电上海、武汉，令副总经理童少生和武汉分公司经理李肇基火速赶往重庆，领导总公司的工作，并设法营救郑璧成。
童少生与李肇基求见重庆市长曹荻秋。还算给面子，曹同意了保释郑的请求，但却对郑璧成给予了严厉的谴责，说：
“郑××思想腐败，态度顽固、恶劣。不能再回民生公司担任工作。”
原来是郑璧成最初不承认所谓窝藏“战犯”（杨森）的赃物。后来承认了，却不承认是“犯罪”行为，他对探望他的李肇基说：
“卢作孚飞香港前，曾多次劝阻杨森放弃炸毁各厂矿码头的计划，难道为他安置一点私人的箱拢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吗？”
1950年4月12日，郑璧成保释，不过要保证“随传随到”。
1951年3月28日，民生公司终于被廹做出“开除”郑璧成的决定。这时卢作孚早已回到重庆，回到了民生公司，可是，他也“保护” 不了这位公司元老、功臣，那原因是很明显的：公司大权已在公股代表手中，卢已自身难保了。
郑璧成被捕只是开头，接着，当局展开了对民生公司一系列逮捕行动。
1950年1月17日，从海外归来的“荆门”号轮机长被捕；
1950年2月23日，“民觉”号事务长被捕；
1950年3月23日，“民悦”号上杂工被捕；
1950年×月×日，公司顾问亚仙被捕；
到1950年5月19日，民生公司已有11人被捕；
从9月30日到10月28日，又有5人被捕。12月9日，有11人被捕。公司重要干部如合川电水厂厂长、民生机器厂分厂厂长亦先后被捕。被捕原因均不告知。
民生公司几乎成了“反革命”的窝点。与此同时，卢作孚与晏阳初在北碚的乡村改造试验基地在首轮镇反运动中即遭重创，乡村建设学院的教师有的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逮捕、杀害，有的驱逐出境（外国人）。晏阳初本人则被当作现行反革命犯被缺席审判。卢、晏花了二十年心血创建的石碚，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对于自己公司员工被当局逮捕，卢作孚既不知其原因，也无法去援救。日益浓厚的恐怖气氛，在卢作孚心里投下浓重的阴影，他知道，这是当局对他和民生公司的严重警告，恐怖阴影在向着自己逼近......（后来才了解，当局当时都是釆取先抓人后定罪的办法，被捕时绝大多数皆宣称为“反革命分子”）。
四、难过的“运动”关
卢作孚履职后，首先碰到的是“工会”的崛起。
重庆刚刚“解放”，民生公司的职工工会筹委会便告成立。后来又成立了海员工会民生公司分会，有会员4500多人，取代原来的民生工会筹委会。
工会最初是为工人提出经济方面的要求，包括补偿在政权交替之际因通货膨胀造成工人的损失；公司的底层员工（如临时工性质的“西崽”和助理员以下职工）要求提薪、转正、提高福利等。然后逐步干预公司的人事权、经营权，最后变成在公司内搞阶级斗争、搞运动的主力。
1950年6月，中央政府颁布了工会法。中共重庆市委在关于执行工会法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工会不单是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而且是我们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机构的一部分。”工会成了国家政权机构的一部分，大大扩展了自己的职能。
民生公司工会提出了经济方面要求之外的第一件事，是致函公司人事室，要求凡被当局拘捕或判刑的公司职工立即停发工资，停止一切福利待遇。函件中并称：“请即查照办理并复为荷。”已经带了一种命令的口气。
在国民党时代，民生公司也有因各种原因被当局拘捕的职工（包括被当局逮捕的公司的共产党员），公司除了设法营救以外，被捕者的工薪照发，以保证其供养的人员生计不致骤然断绝。公司此举是基于“职工有难公司帮”的原则，把每一个职工看成公司大家庭中的一员。如今，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教育下，要求一切以政治划线，以当局的态度为准绳，从此开始了一个“亲不亲、阶级分（实际上是按当局意旨分）”的新时代。
民生公司对工会此项要求最初是想抵制的，但他们知道如此一来将制造出更多麻烦，最后决定带了一点折中的意味：自“被捕之日起，以发给三个月薪膳为限，限满未释放者，留职停薪”。
公司这样规定已经不容易了，当时与反革命分子的划线的压力已经令人人恐怖，据公司人事室副主任周吾达回忆说：他的一个民生公司同事，其妻为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在菜园坝群众大会上被押上台公审，其十一岁的女儿上台检举、控诉母亲，母亲随即被枪毙。其情景至今令他惊恐悲伤。
后来工会组织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人事方面，规定公司解雇职工或新招职工都要事先报告工会，并征得其同意和备案。过去，有关职工记功、记过、调薪、提级、或除名，都由人事室根据有关章程决定，再公诸于众；而现在，这一切都由工会或其背后的党组织决定，企业的性质实际上由私有、民营变成“公有”、“国营”了。不久，公司的人事室主任周雁翔、副主任周吾达分别被逮捕和开除，公司的人事大权全部归于公股代表、军代表（民生公司1950年2月发生“民勤”号轮船爆炸案，军队进入民生公司护航，军代表进入公司参与管理）。
工会虽然给公司的管理制造了很多麻烦，但如果没有政治运动，这种麻烦还是有限的，而一旦与政治运动结合，工会和工人就变得狰狞可怕起来，当年民生公司管理层的幸存者向后人说：那时的工会就像文革中的“红卫兵”。
给卢作孚和民生公司以致命打击的是那些连接不断的政治运动，这些各种名目的运动先是吞噬着他的公司骨干，最终吞噬卢自己。
毛执掌政权后到底搞了多少运动，是很难说清楚的，因为实际上每一天都在搞运动，大运动套小运动，原来的运动尚未结束（有的运动没有结束期，如思想改造、镇压反革命），新的运动又来了，重叠交叉，层出不穷。就拿重庆来说，一开始是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接着是土改、镇反，在城市结合着进行“民主改革”，农村又有“统购统销”，后来又加上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肃反、还有针对各类特殊人群的专门运动，总之是应接不暇、永无宁日。
给卢作孚和民生公司以重创的是镇反运动。镇反与土改、抗美援朝并称为“新中国三大运动”。
镇反实际上在共产党接管政权的第一天就在大张旗鼓进行了，上文已提到，从中共建政之日起，它就连接不断逮捕、抓人、杀人。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反运动算是正式开锣。1951年2月，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掀起了运动的高潮，所有大小城市都选择在某一天（夜里）进行全城大搜捕。上海一夜抓捕了一万多名各色“反革命”，重庆市在3月13日夜搜捕了一千余名。
恐怖的日子来到了。从1951年3月开始，按照市委统一布置，民生公司的镇反也进入高潮，第一个“祭品”是公司董事石荣廷。
石荣廷是重庆袍哥老大。袍哥在重庆历史久远，广泛影响，在辛亥革命以后发展迅速，据称四川的袍哥达300万，是一支重要的民间政治力量。在共产党处于“地下”的岁月，袍哥也是它拉拢、利用的对象，或曰统战对象。毛泽东在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后曾给当地的“哥老会”（与四川袍哥属同一性质组织）寄去传单，说：
“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群众的组织，......被目为‘下等人’，被诬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哥老会所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小异。你们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杀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更完全相同。”
可是今天不同了，共产党取得了政权，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允许任何人来分它一杯羹，所以哥老会、袍哥、以及诸如此类的民间组织统统被定性为“反动会道门”，属于镇压、取缔的对象。石荣廷由此成了共产党首先要消灭的心头之患。可是，这位袍哥老大当年曾以其身份保护过共产党，也为抗战出过大力，是人们心目中的草莽英雄。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却首先拿他开斩，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也想不通的！所以石荣廷不服，他破口大骂共产党。行刑时，石荣廷先被用绳子吊到半空中，他拼命挣扎，继续大骂，绳子突然断裂，被摔倒到地上，可他未死。于是继续捆、吊，最后被活活打死，血肉模糊。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包括儿童、学生，被组织来观看这一血腥的一幕，接受“教育”，培养革命精神。
石荣廷虽然是民生公司的董事，但还不是公司的职工，接下来的一位却是地道的民生公司的元老重臣，卢作孚的好友、老友，他的名字叫陶建中。
陶建中也是民生公司的发起人之一，民生公司第一条船“民生”号轮船的首任经理。公司草创，历尽艰辛，开辟重庆到涪陵航线之后，在重庆设办事处，陶为首任办事处主任。1928年，民生机器厂建立，陶即任厂长。1933年，卢作孚聘请五四时期的好友、四川大学教授李劼人任民生机器厂厂长，陶让位；不到两年，李辞职去写小说（李为《死水微澜》等的作者），陶又顶上。抗战中民生机器厂的卓越表现也使陶声名远播。陶在任上还创造了一个震惊中外的事迹，1933年，一艘英籍商船“万流”号在长江沉没，各国的打捞专家都无法将它打捞上来，而陶建中却打捞成功了。“万流”号经修理、改造成了民生公司的“民俗”轮船。“民俗”船在上海装修一新，驶回重庆时，万人空巷，各大码头都有数以千计的群众聚集观看“民俗”的风采，长江沿岸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万众腾欢，一时风光无限。
这么一位为民生公司立下大功、为抗战出过大力，为民族增光添彩的人物，却在镇反中被推上断头台。
民生机器厂位于重庆长江北岸的青草坝，故民生机器厂的镇反叫做“青草坝反特运动“。当时是全体职工停工集中搞运动。按照中共为运动定的名称叫“反特”，在运动中首先被杀的陶建中的罪名当是 “特务”。但在相关材料中却看不到陶建中任何与国民党特务沾边的事实。唯一可能有关的事情是：在1947年2月，国民党与中共完全破裂，国民党在其统辖区开始公开抓捕共产党员。民生机器厂的工会理事长张国雄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工潮中抛头露脸，非常积极，成了抓捕对象。但是未见他与陶建中厂长有过矛盾冲突或其他恩怨情仇。
同年的3月4日，张国雄失踪。工会和厂方都极力寻找，未得其下落。厂方还因此致函重庆市政府、社会局，请求查明真相，“并赐适当处理。”
因为张国雄失踪一事，却引发了国、共两党势力在民生机器厂内的争斗，共产党操纵的工会借机闹事，厂方成了受害的“鱼池”，无法生产，厂方被迫请求 军队进驻才得以维持秩序，多名闹事者被军方抓捕。事件平息后军队撤离了厂区。
这些，大概就成了陶建中“勾结军警，镇压、解雇工人”之罪。当局宣布：陶建中“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在召开大会斗争陶建中的当天，卢作孚被安排坐在大会主席台上，他完全不知道会议主持者要杀陶建中，因而没有一点心理准备。陶被五花大绑推上台任由群众控诉、殴打后，在一片“血债要用血还”的口号声中，立即绑赴刑场枪决。这一切来得那样突然，卢作孚还未清醒过来，多年的老友就已经血肉横飞。
对陶建中的历史非常清楚的卢作孚这时有如万箭钻心，他觉得陶死得太冤，完全是欲加之罪！他毅然鼓足勇气当面质问公股代表，为死难的老友鸣不平。自然，这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增添了公股代表对他的仇恨，这仇恨肯定要开花结果的。（陶建中一案已于1986年认定系冤案，获得平反）
处死厂长后，民生机器厂的“反特”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运动采取查思想、查作风、查历史的办法，重点是查历史，人人过关。先由自己交待，被认为交待不老实、不清楚的，便发动群众检举斗争，直至逮捕法办。到了这年的5月底，运动取得了伟大成绩，民生机器厂参加运动的有21条船上的职工共495人，清查出参加反动党团组织、反动会道门269人，分别隶属于76个反动组织，其中最多的三个反动组织是“国民党海员特别党部”的党员63人，“兰交”99人，“青帮”38人。运动中涌现众多的“新人新事”，如妻子检举丈夫、丈夫检举妻子、弟弟把哥哥扭送公安局、侄子上台控诉叔叔等等。据同期民生机器厂送给总公司人事部的报告称，不包括陶建中，在运动中被当局逮捕的职工48名，枪毙5名，另有两人自杀，一人失踪。。
这只是民生机器厂的运动成绩。据总公司的公股代表写给上级党组织的报告中称：重庆民生公司总部在运动中“调训（一种强制方式，类似后来运动中办学习班）高低职工150人参加学习，逮捕一批反革命分子（34人），加上之前各地逮捕的，共约逮捕100人，枪毙其中10余人。”这里说的很笼统，而且数字粗疏，也不准确。
但直到此时，当局还不想动卢作孚本人，这大概是上面的指示，只是把他的重要助手一个个逮埔、清洗甚至杀害。
不久，公股代表又以“群众呼声”为由，要求卢作孚查处几名“营私舞弊”的重要干部，他们是：民生汉口分公司经理李肇基，总公司处务经理邓华益，运务处副经理李若兰，原人事处经理、现公司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何迺仁。
这几位都是深得卢作孚信任的公司支柱，不但在历史上是民生的功臣，也是卢现在依靠的左膀右臂，特别是公股方提出的理由“营私舞弊”，实属荒谬不经：李肇基素以清廉闻名，前面已经提到；何迺仁也绝无营私舞弊之事；李若兰为人低调，谨言慎行，廉洁奉公，常常带病工作（后来被视为改造得好的资方代理人的代表）；而邓华益更是民生公司的元老，“开国功臣”：1931年1月，邓将自己创办的九江轮船有限公司并入民生公司，使民生公司轮船的吨位增加一倍，实现了民生“一统川江”的目标；邓还是重庆航业公会理事长，在航运界有很高的声誉，他身为民生的大股东，公司十年没有分红，他完全靠工资养活全家，并无怨言，还把自己的一片地产无偿献出，让公司兴建职工住宅区：民生新村。
以上几人，怎么可能“营私舞弊”呢！
卢作孚拒不处分这4人，双方僵持着。但此时已是公股代表说了算，所以，结果是：邓华益被“资遣”，何迺仁调离民生公司（被周恩来安排为交通部顾问）；李若兰、李肇基留在公司，观察考验。公股代表似乎对邓华益这个资本家特别仇恨，“资遣”之后，又令其全家搬出民生新村，邓一家面临无处栖身、流落街头的绝境，幸得卢作孚为其据理力争，才使邓一家仍得在民生新村安身。而那一片地产，本来就是邓华益的啊！
对于运动，卢作孚无能为力，无权干预，而且自身难保。但他仍然担着总经理的名义，负责全公司的业务经营。可是，这时由于人人都投身运动，没有多少人把精力放到业务工作上，加上旧的规章制度被破坏、废弃，原来的管理人员（高级职员）都受到运动冲击，有的被捕、被杀，有的被清洗，留在岗位上的，也都心惊胆战，不愿多管“闲事”。公司整个地处于业务萎缩、管理松弛、事故频发，财政危机的状态。而公股代表却把这一切归咎为民生公司“股本来源有地主、工商界、官僚等资本，领导集团中有地主、买办、官僚和反动特务恶霸......公司数十年业务来源主要依靠军阀官僚，以‘劳资一家’欺骗职工”。还说民生公司“在经营管理上无一长处，债台高筑，收支不平，开支核算不严，预算无作用，造成严重贪污浪费自流现象”……
公股代表越是把民生公司说得一无是处，越是说公司内部阶级斗争激烈，越能显示出自己担负的责任光荣伟大，所以千方百计把卢作孚奋斗二十多年白手起家创建的民生实业贬损成一团糟，一堆臭狗屎。
已经被夺去实权的卢作孚对公司现状已毫无办法，但他还是尽其所能为挽救公司做一些实事，这时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又酝酿了一个实际上置民生公司于死地的“另起炉灶”的计划，他们在民生公司现有航运能力“吃不饱”的情况下，偷出公司最好的两艘川江轮船的图纸，提供给国营的长江航运管理局重庆分局去依样制造六艘大轮船（长航分局缺乏这种轮船）。卢作孚意识到，如这一计划成功，民生公司便将陷入绝境，而且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重复建设，一种浪费。于是他不顾一切与李肇基飞赴北京，给正在北京开会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长段君毅进谏，阻止新造大船的计划。段君毅接受了卢、李的意见，停止了新的造船计划，算是为民生公司保住了“饭碗”，但卢自己却更得罪了公股代表。
之后，卢作孚又为民生公司、也为中共做了一件大事、好事，即前面说过的民生公司1946年由国民党政府担保向加拿大贷款购建的九艘巨轮，在1950年6月已有两艘躲过台湾海军的监控，由香港绕道回到上海，这都是卢作孚的一手策划的。但是还有7艘巨轮停在香港，这时卢作孚一面稳住台湾当局，使其没有撤销贷款担保；另方面却使出金蝉脱壳之计，在1951年10月设法将滞留在香港的7艘大船偷偷开回广州湾。当加加拿大当局发出的将这7艘大轮船作贷款抵押的命令下达到香港时，7只船已进入了广州湾了。
卢作孚这种作法对于台湾和加拿大来说是一种欺骗行为，但卢为了民生公司的利益，也是为了中共国家的利益才出此下策，因为民生公司迟早要公私合营，7艘巨轮最终归属于国家。为此他甘冒有损商业道德和声誉的风险。
但是中共当局对卢氏如此“爱国”之举并不怎么欣赏，更没有给他任何奖励。
1951年9月，为了彻底改善公司的处境，卢作孚借赴北京出席第一届政协三次会议之机，想与有关方面再次商谈解决公司的公私合营问题，这时离签订公私合营协定已经一年两个月了，卢氏想公司经过一年多的“改革”，这个“过渡时期”应该可以结束了。
他向周恩来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周却顾左右而言他，建议他不要回重庆了，由政府安排在交通部工作。可是“不识时务”的他，却不接受周的这番好意，到此时他仍然想到他对民生公司的责任和义务，仍然把公司当作他的未竟事业。笔者推测，这可能是导致他最后陷入绝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中共高层认为，卢在国民党时期担任过中央政府的高官，为什么就不肯当共产党的官呢？拒绝这种安排肯定被认为是一种不与共产党合作的表现。所以，后来当卢陷入绝境时，中共领导层没有人伸出救援之手。
但是从卢作孚这方面来说，他绝非是敢于与共产党对抗，在国民党当官是因为处在国难当头的抗战紧要关头，难关一过他又回到民生公司；现在民生公司正处于危难之中，他怎肯弃它而去？
公私合营无望，卢作孚又求其次，要求政府改变民生公司价格定制，并给民生公司贷款，助其渡过难关。
1951年11月20日，卢作孚给中财委主任陈云写了一封信（身在北京而不能求见，可见陈云对卢已冷若冰霜），说明民生公司陷入财政危机的原因，主要是燃油太贵而航运费太低所致，而这都是由政府定价造成的。卢的意思是希望政府改变原来的定价。如暂不能，則先借款给公司渡过难关。
卢的信函没有答复。但在11月24日，中财委发了一个《关于民生公司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说，公股代表进驻民生公司以后，没有立即着手进行“民主改革”，公司内部“封建的官僚制度太顽固，公股代表人数太少”，结论是对这个企业必须进行更大的改革才行。故此，中财委决定在民生公司彻底改革之前，不借钱给他们。
这大概就是陈云对卢作孚要求的答复。
这时卢作孚的7艘大船已经归国了，但政府并没有给卢作孚一点“面子”，一点报偿。求助政府的路却被堵死了。
公司立即成立了一个“民主改革委员会”，却还叫卢作孚担任这个委员会名义上的主任。
改革些什么呢？根据这个委员会制定的《工作概要》，它的最主要、最基本的任务是“肃清反革命分子（包括封建把头）”。这时“三反”运动已经开锣，故又写上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废除不合理的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等。
由此可见，在中财委的眼里，在陈云眼里，民生公司的镇反、肃特是远远不够的，认定它基本上仍然是个“封建官僚把持的企业”。那么，谁是这个“封建官僚”势力的头头呢？毫无疑问，应该就是卢作孚。可是，它却指定由卢作孚担任这场改革的“主任”，这大概与后来文革中毛叫刘少奇领导文革、主持召开批判自己的会议有异曲同工之妙。
卢作孚能完成这场改革的任务吗？他能渡过这个运动关吗？
五、“畏罪自杀”及其余波
按一般人的看法，“三反”应该是在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开展的一场运动。在最初也是如此。但很快，运动的矛头就向私营工商界人士转移。1952年1月15日，重庆市就提出了“普遍开展工商界的反贪污反行贿斗争”。
下面是当时重庆中共党报反映运动情况的一些标题：
1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载（以下均为该报所载）：
奸商刘应侯阻止贪污分子坦白，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已予逮捕
重庆不法商人杨介平逃避资金盗窃国家财富
1月16日：
重庆及川东部分私营企业严重违反工会法损害工人利益
1月17日：
奸商派人打入土产公司盗窃经济情报投机倒把
重庆私营......引诱腐蚀干部盗窃国家财产
坚决和行贿、偷税、盗骗国家财产的工商业者斗争 ——北京市总工会召开全市店员代表大会
1月18日：
奸商周永谋等大量盗窃国家财产
奸商王若晞等盗窃经济情报 国家财产损失6000万以上
工商业者积极行动起来 开展反行贿反偷税反诈骗国家财产运动
北京市奸商曾步林等落入法网
1月19日：
木商谢铭等勾结采购人员，劣料充当好料盗窃九千万
奸商陈仁宽等被送交法院处理
奸商靳万发、杨绍全等以劣货充好货售予国家
1月24日：
罪大恶极，拒不坦白，重庆一批奸商昨被逮捕
重庆一大批奸商非法组织“星期四聚餐会”垄断加工订货盗窃120亿元
坚决打击和铲除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和犯法行为
《人民日报》社论：坚决肃清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机关中的破坏活动
......
可以看出，从“三反”向“五反”转移是一种有计划的行为。“五反”是1月26日正式下文开始的，可实际上在此之前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三反之前是镇反运动，镇反运动后期在企业叫做“民主改革”。在三反运动之前，民生公司就被当局指斥为“民主改革极不彻底”，在《新华日报》上点名批评。三反运动开始不久的1951年12月29日，《新华日报》又刊出《民生实业公司在民主改革中查出贪污犯七十六人》的报道，同时指出：该公司反贪污、反浪费的力度不够，“资方的改革决心不够”。
可见，像民生公司这样的民营企业，三反也要按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的模式进行，矛头则是针对高级管理人员和白领阶层。
既然已被在报纸上点名批评，民生公司自然要作为运动的重点。这时所有资方人员、高层管理人员都人人自危。民生公司董事、重庆美丰银行总经理、民生公司民主改革委员会委员康心如，每天都准备好了行李和洗漱用品等待逮捕。公司内“弥漫了愁怨和恐怖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下，卢作孚的心里想什么呢？
对于这种暴力改革，卢肯定是十分反感的。在年轻的时候，对于中国未来的道路，卢作孚就一直主张以建设为主，建设先于破坏。即使是破坏旧的东西，卢也不赞成采用暴力的方式，他在一篇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在经营事业的途程上，对于一般人重在指导帮助，期于引起他们的信心和同情，期于他们都有勇气，都有愉快的精神和积极的兴趣走到经营的道路上去。我们想用这种方式替代那种偏于用强迫的手段急遽地改革社会或社会某方面的问题。因为社会不是急遽改革得了的，而强迫的手段，每每弄到弥漫了愁怨或恐怖的空气，纵然能由强迫得着预期的结果，也未必就如预期那样圆满或迅疾，可使一般人深深印了愁怨或恐怖的刺激，而一切引起这种情绪和由这种情绪引起的行为成为了积习，更是人类的一种痼疾！一时不容易治得好的！”
因为抱定这种基本的政治理念，所以在他早年参加的少年中国学会发生分裂后，他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共产党迅速崛起并夺得大陆政权自然有些出于卢作孚的意料，但他决没有反感，在他看来，共产党当政以后不管要建设社会主义或是新民主主义，都离不开建设，离不开发展实业，所以他都有用武之地。
令他绝对料想不到的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不是全力转入和平建设，不是让人民休养生息，而是执着于对原政权人员的报复和毒害；不但对旧政权的骨干人员进行残忍的报复、杀戮，而且对旧政权的普通工作人员，下层人员、对一切非共产主义的派别团体、对所有有产者（先是地主富农，现在又对工商业者）都要加以剥夺惩处，甚至连他这种主动投靠新政权、并且愿意将自己毕生创建的实业公私合营的人，也不放过。这是他绝对想不到的！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现在他明显地感到，当局把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逐步收紧。三反转入五反之后，矛头已经主要对准私营经济的业主和所谓资方代理人，而报纸上点名民生公司改革“极不彻底”，显然是告诉他：这一次别想蒙混过关！退路已经没有了。他想到那些惨死在共产党枪口下的老友，想起李佐臣、石荣廷、陶建中以及其他被判处死刑的熟人、朋友，如果按照共产党的判罪标准，他们的“罪恶”都不及他卢作孚！他在国民党做的官比他们都大，为国民政府做的事比他们中任何人都多，与国民党高官、军阀的关系也更密切，按照现在的判罪标准，他可以“死几遍”了。过去的运动之所以没有动他，大概是当局还把他当作“统战对象”，而现在，当局显然已经撤去了对他的这个保护伞，要把他当作阶级敌人清算了……
的确，这一次主持运动的公股代表及其背后的“上级”，没有过去那样客气了，已经指定要他带头检查，接受群众的检举揭发和批判斗争，在公司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斗争的矛头便集中到他身上。他知道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
1952年2月6日上午，卢作孚在资方代理人小组会上第一次作自我检查，在检查过程中，他数次流泪，甚至泣不成声，可见他动了真情，那也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和告别（可惜人们当时还不懂得他流泪的含义）。
从现在我们看到他的这次检查的文字记录看，他的检查确是极不“深刻”、极不“老实”的，那简直是在摆他的功劳、苦劳，有时他还得意地拍起了桌子。比如他说到民生公司创业时的艰苦：
“那时民生公司职员的刻苦是不能想象的。我不作积聚资金的想法，完全以社会关系来运用资金，我穿得和告（叫）化子一样，赤脚戴竹笠，走到朋友家里，以为是乞丐进门，人们问我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我说我本来是这个样子（得意）。”
他根本没有检讨什么“罪恶”，也没有交待什么贪污、浪费行为，最大的“浪费”和“腐化”是某次出国回来时用自己的钱给孩子们买了三辆自行车，还有“从香港回来入住爱群旅馆（是当时广州最高的旅社，其实是公家的安排）”“到北京受政府招待”。
此外是公司曾奖励给他二万股股票，但他从没有用它来分红、换钱。
按照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中对检查的要求，这样的检讨不但不能过关，还被认为是“向党猖狂进攻！”下一轮肯定要对他釆取激烈行动。卢对此当然清楚，显然，他没有想要过关。
当天下午，卢作孚还赶去公司“民铎”号的失事现场，面对悲惨的场景，他一直沉默着。看来此时他已经作好了自己的打算，不再对现实中的一切动情了。
回到公司后，看到公司1952年1月份的收支报表，知道公司在1951年损失了339.7亿元（旧币，相当于1955年后的新币339.7万元），他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把门关起来搞三反，搞了再开门！”
第二天，即1952年2月7日，卢作孚做了他生命中最后一件重要的事，这天上午，他去到共产党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最高官署：西南军政委员会，见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邓小平还兼着西南财经委主任，是西南地区的第一高官，卢作孚名义上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参加过几次会议，多次与邓小平见过面。
这次见面是为的什么？他们谈了些什么？都没有文字记载或口头记述。不过我们可以推测，卢作孚肯定为自己也为民生公司的命运作最后一次试探和努力，但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毫无希望。那一天邓小平却留他共进午餐，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他的友善表示，但其实这与邓对他的真实态度毫无关系，两年前，郑璧成也是与刘伯承、邓小平共进午餐，第二天郑璧成就被捕入狱。共产党人这一套功夫很到家。
第二天，1952年2月8日，是卢的生命的最后一天。这一天上午公司召开“三反坦白检举大会”，跟随卢作孚的服务员关怀检举卢在北京的“浪费行为”，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民生公司的随行人员与卢一起谈工作，卢请大家一起吃饭、吃烧饼、豆腐脑。还一起去洗澡，一起逛了一趟万寿山，卢说 “都记在我的账上。”这种行为与其说是浪费，其实是说他“拉拢、腐蚀其他人员”（随行人员中有公股代表）。
也是这个上午，公司还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原文记述不清，可能是两个会一起开，即一个会议两项议题），公司的公股首席代表兼党委书记张祥麟作动员报告，并“引火烧身”，说他跟随卢作孚去北京开会，想请卢作孚买一件皮大衣，最后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差一点中了对方的“糖衣炮弹”，云云。
这种检举揭发真是闻所未闻。据说听着这一切，卢作孚“脸色很难看”，但没有作任何解释。
当天下午5时许，卢作孚回到家中，吩咐家人不要打扰，他需要好好休息。他把房门闩上，吃下了足够的安眠药，踏上通往天堂之路。
当卢的夫人发现丈夫服药自杀后，立即给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打电话，童又给公股代表打电话，待医生赶到，已经错过了抢救时间。卢终年59岁。
发现了卢写的遗嘱，很简单的几条：
一、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还公司。
二、民生公司的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夫人蒙淑仪）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所谓借公司的家具是1948年卢家从南京搬回重庆时，借用公司两件旧家具。当时是其小女儿经手的，后来卢知道此事。曾亲自去信询问民生公司驻南办事处主任，准备归还或赔偿，却未办成。股票是公司董事会在1948年对卢的奖励，卢本人拒绝，后趁卢不在家，送到家中，夫人不知情收下了。股票从未分红。知道准备公私合营清查股票时，夫人才拿出股票。卢知道自己没有留下任何家产，唯儿女已长大，都有了工作，故叫夫人依靠儿女为生。
最后那枚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证章，大概是出入机关时的身份证明。卢特别交代要送还这枚证章，无非是表示与这个机构没有任何关系了。这是卢作孚对共产党的最终表态，也是我们推测卢头一天与邓小平“共进午餐”时谈话情况的间接证明。
卢的遗体停放在家中，没有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仪式，没有挽联，来吊唁的极少。民生公司同仁和卢的其他生前好友，都不敢踏入卢家半步，在那个年代，在运动中自杀也是一种罪行，叫做“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
但是，发自内心的感情是难以压抑的。就在2月10日民生公司召开课长以上行政干部会上，全体与会人员除二人之外，均不约而同失声痛哭。后来公司党组织向上级汇报时说这个会“变成一个哭丧会”。在运送卢的尸体过江时，江上的轮船自发拉响了汽笛。一只叫做“生存”号的民生轮船上，船员们自发举行了对卢作孚的追悼会（此事后来被公股代表作为阶级斗争动向汇报到了交通部）。
官方是怎样看待卢作孚的自杀呢？
卢自杀后，一份民生公司党组织写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卢回国后对公司的业务是消极的，对共产党是不满的，平常在大小会议上发言从来不提或偶然说不过去了的时候才提到共产党和毛主席，对蒋介石匪首也未作任何批判，对公司以往两度民主改革也不满意，说打击面太宽了......很不满意地讲：‘旧有人员搞完了公司就垮了’。”“死前又将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交出，这都证明（他）思想是反动的。”
卢自杀，重庆《新华日报》只发了短短两三行简讯，未作任何评论。真正代表官方意见是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大参考》，1952年第35号《大参考》对卢之死作了报道和评论，这篇报道的标题就定性为“《卢作孚畏罪自杀》，其文曰：
“我国最大私营轮船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突于2月8日自杀身死。自杀原因尚待了解，外间揣测可能是：（一）解放前与蒋匪勾结很紧，可能有政治问题，怕‘三反’、‘五反’运动中追出。（二）民生公司盗窃国家财产严重，害怕坦白和被检举，据说民生公司内部已有职工检举卢贪污的事情。（三）民生公司内部有派系斗争，近有轮船两艘被特务击沉，卢的周围也有特务......”
这就是中国官方对这位卓越的民营企业家、爱国人士、从香港投奔大陆的“大亨”的评价。把人家整死了，还必须用铺天盖地的污言滥语将其埋葬，这就是毛共的逻辑。
卢作孚本人的故事到此收场了。但是，卢死后的余波还必须作一些简单的交待，否则便不完满。
卢自杀后，公股代表和党组织感到敌情严重，必须加大改革力度，使公司彻底改变面貌，才好像上级交代。他们请求上级立即增派50名团级以上干部、100名营级以上干部到民生公司协助管理和开展运动。
卢死后公股代表的第一个大行动，就是对卢的旧部、民生公司原来的重要干部实行突击逮捕。
2月25日，重庆《新华日报》骇人听闻地报道说：“民生公司自解放以来，不断遭受反革命分子有组织地破坏，.....使人民生命财产蒙受严重损失。经我公安机关侦查的结果，于二月二十四日将隐藏在该公司一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专门从事反革命破坏的李犯邦典、周犯雁翔，李犯强楷，尹犯林等逮捕归案。”
这4人中周雁翔为民生总公司人事室主任，李邦典为财务室副经理，李强楷、尹林亦为民生高级职员，职务不详。其实当天被逮捕的还有民生公司重庆分公司副经理袁子修。
与这些人被捕差不多同时，原民生公司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何廼云、原总公司主任秘书郑璧成则分别在北京、上海被捕（郑是第二次被捕）。
从报纸报道看，这些人的罪名很吓人，甚至使用了“罪大恶极、血债累累”这种词句，按理，这些人都应该被枪毙。可后来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如郑璧成被捕时的罪名是“特务头子”，但因查不出任何实据，关了一年，只好将其放了。何廼云只关了一个月。袁子修被判了5年徒刑。周雁翔等人后来也出狱了。看来当时那样高调宣传将他们逮捕，只是为了证实当局说的“卢作孚身边有许多反革命分子、特务”那句判断词，也就是为了把卢作孚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制造依据（在重庆市的档案馆，所有标有“卢作孚”的卡片上都写着“反革命”）。
抓了卢作孚这些主要骨干当局还不罢休，不久就将矛头对准那些从香港回归的“门”字号巨轮的海员，他们驾驶的便是从加拿大借款制造的那9艘海轮。当初，海员们为了回归祖国大陆，使出各种手段，冒着被台湾军舰击沉和抓捕的危险，冲破艰难险阻，从香港偷偷驶回广州（按当时的说法叫做“巧渡”）， 当他们聚集到了广州湾时，挂出五星红旗，禁不住热泪盈眶，尽情地雀跃欢呼！都以为回到了“祖国怀抱”，从此与家人团聚，将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谁知曾几何时，这些人一个个变成了国家的敌人，“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成为政治运动打击的重点对象。周海清是首当其冲的一个。
周海清，“虎门”轮船船长，一个充满传奇性经历的人物，曾经是民生公司的骄傲，也是四川人、甚至中国人的骄傲。
周出生在重庆长江南岸一个贫穷的小村，从小便在江边干活，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有病的母亲，没有上过一天的学校。
11岁的时候，周海清自己跑到川江上的一艘轮船上当起了小杂工，因为勤奋、能吃苦耐劳，被船上的水手留了下来，成为侍候船员的“西崽”，即地位最低的勤杂工。在当西崽的日子里，小海清受尽了凌侮，他决心学习技术，要当水手。经过了艰苦努力，18岁时，周海清成了一名水手。
当时在川江上航行的船长都是外国人，船员也有很多洋人，不懂英语工作很不方便。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周海清决心自学英语，但遭到中国水手们的嘲笑打击，不得已，他跳槽到了一艘英国兵船上当水手。英国人不但教他英语，还教他技术。经过顽强刻苦的努力，周海清不但能说英语，还能读、写英文，中文水准也有很大提高。后来川江公司造成新轮船“新蜀通”，周海清被聘为水手长。不久，他又自学驾驶技术，在北京政府交通部举行的驾驶人员考试中，周海清成为全国150名参试者中录取的三名合格者之一。
不久，周海清被聘为“永丰”轮船的大副。又不久，便被聘任为“昌大”号船长。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担任川江上的船长，周海清成了第一个在四川土地上航行的现代轮船四川人船长。
此后，周海清担任多艘轮船的船长。1932年，在民生公司“统一川江”的行动中，周海清成为民生公司的员工，也是民生公司的“第一船长”。
1935年，周海清驾驶由民生公司打捞的英国沉船改造的“民权”号轮船，这是一艘当时川江最大的轮船，在由上海至重庆的初航中，引来长江沿岸各大码头民众的争睹热潮。船抵重庆，两岸观者如墙，欢声雷动，“颇极一时之盛”。当时的中国人，上至政府官员、名流，下至贩夫走卒，都认为这是给中国人争了光，因为外国人干不了的事（打捞沉船并修复），中国人干成了。这其中就有周海清一份功劳。
此后，周海清还为民生公司实施的长江“三段航行”的成功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八年抗战中，周海清因“技术精良”、“成绩卓著”，受到国民政府交通部的通令嘉奖。抗战后，周海清获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
抗战后期，民生公司选拔一批技术骨干出国学习培训，为战后发展海洋运输做准备，周海清被选上。后来，他驾驶加拿大制造的新式巨轮“虎门”号于1949年3月回到香港，为它最后回到大陆作准备。
在香港期间，卢作孚常到“虎门”轮上与一些朋友聚会，商谈工作。卢与周成了最好的朋友之一。卢作孚回国后，周海清等船长遵照卢的部署，终于在1951年10月将加拿大制造的7艘“门”字号轮船驶回了广州，回归了大陆中国。
大概是周与卢作孚的密切关系，又是民生公司的技术权威，周海清成了运动打击的重点。卢作孚死后不到一个月的1952年3月6日，周海清被逮捕。周的罪名不详，据民生公司的有关文件说他是“在三反运动中经群众检举罪恶甚大而拒不坦白”，据参加逮捕周的大会的人说他是“反革命”。
周海清被关押了5年多，当局发给了他一纸裁定书，上写“无罪教育释放”。但没收他的财产没有发还。周认为既然无罪，就应该发还自己的财产，于是去找政府要求发还。却被当局认定为“不服从教育”，重新逮捕，改判8年有期徒刑，外加管教3年，而且连个判决书都没有。这是当时对一切上诉案件的处理办法，例如判你10年刑，你不服上诉，就改判20年。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
周海清生命的最后20年，就是在监狱和社会底层的凄苦中度过的。他被放出监狱后，按规定只能去农村劳动、生活，但他没有农村的亲戚可以投靠，这时民生公司另一艘归国轮船船长雷治策的儿子雷渝生，因受父亲连累不能上大学，也不能在城市就业，就在广州附近农村当农民，周海清只好去投靠这位朋友的儿子。后来的某天，雷渝生去广州时被当地派出所扣留了几天。当他赶回家，看到这位与他同住的前辈已经倒地昏迷几天了，将其送往公社的医院也没能再醒过来。这事发生在70年代初。一代航运界的精英就这样消失了。
再说雷治策。雷治策虽然没有周海清那样辉煌的过去，但也是民生公司的精英之一。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雷治策第一个把轮船开到曾被日本占领的长江中下游，那时日本人在长江里留下了很多水雷，雷治策以过人的勇气和精湛的技术，获得了“雷扫雷”的称号。雷治策也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后来，雷被民生公司选派出国学习，担任加拿大制造的7艘新轮船之一的“龙门”号船长。1951年10月，雷第一个将轮船开回广州。因为相信共产党，他还将从四川万县逃到香港的父亲也带了回来。（原材料中没有交待他父亲的下场。）
雷治策于3月22日被捕。据民生公司的档案记载他被捕的原因与周海清一样，是“罪恶极大，在三反中抗拒坦白不肯低头认罪”，具体的“罪行”不清楚。
雷被捕后在劳改中表现好，成了改造积极分子。他的太太在出席劳改积极分子家属会议时，询问丈夫到底犯什么罪？公安局查了后答复说是“匪首”，后又改称说有个姓雷的匪首，雷治策加入了其团伙。进一步查看，这个罪名也不能成立，最后定的罪名是“封建会道门分子”，具体就是加入了“袍哥会”。
1957年，雷治策被释放，安排到海运局做工人，算是宽大了。不过总是背着个“劳改释放犯” 的名头抬不起头。直到改革开放，雷获得平反，后担任广州港务局考试委员会副主任，被公认为技术权威。算是结局最好的一个。
其他所有从香港回来的船员和船工，都因“特嫌”而受到审查，并且从此开始了其坎坷的命运，如“虎门”号经理杨官箴，在旧海关工作过，会英语，被诬为“帝国主义走狗”，劳改三年多。“民本”号轮船先于“门字”号轮船从香港回到内地，其经理周绍虞，因“历史问题”，被捕后死在劳改农场。“祁门”号船长林保恪，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优秀学生，来民生公司之前曾在国民党海军任职。因为这段经历，使之成为在运动中交代不清的历史问题，被逼自杀，未死，但摔断了腿。
“定远”号船长魏哲民、“民和”号大副李松源，也都是从香港回来的民生船员，前者因说了句当权者“对工人阶级没有感情”的话被送去劳改。后者因“历史问题”自杀身亡。另一位“怒江”号的二副李某，自杀未死。
有些人虽然在三反、五反中未被处理，但仍然逃脱不了后来的政治运动的惩罚，如香港民生分公司的彭代芬，在三反、五反之后的“民主改革”中，被作为“反动党团骨干”管制劳动，到反右时，又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教养20余载，妻离子散。
卢作孚的长子卢国雄，担任加拿大新船“玉门”号的二管轮。归国后，被当局作为“内控反革命分子”使用，到了文革，又被当作“国民党残渣余孽”备受摧残、折磨。
“虎门”号大副张天赐，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
即使未受公开处分，这些人也受到集体歧视、“内控”。按当时规定：凡是从海外归来的，或有海外关系的，一律不得重用，不准上船。而当年这些被派往海外的船员，都是卢作孚精挑细选的技术精英，如今却成了打击、淘汰对象。
终于激起归国人员的反抗。“民俗”船员秘密外逃，要“把船开到联合国去”，还准备好了木棍、石灰，暴力劫船。然而处事不密，未及行动已被当局“一网打尽”，被捕后先是被集体梱绑游街示众，然后主谋分子被枪毙，其余被劳改。后来当局组织人员以此事为素材编成电影《羊城暗哨》，放映后风靡全国。
也有极少数逃跑成功的，如“玉门”号船长赵学禾，买了一只小船偷渡香港成功，偕夫人、儿子定居美国，后在美去世。
“祁门”号机长汤国森，大管轮廖明仲也都逃跑成功。“民俗”号一位服务员彭翔斌，在轮船经过澳门时跳水逃到香港。
经过了三反、五反的大规模清洗、整顿之后，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条件终于具备了。不过这时公司的股权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股已经占到总股本的57.07%。私人股缩小为14.32%，私股股东大多因被杀、被关，股本被没收成了公股。其余则为公私合营股和交通银行代管股。
1952年8月25日，民生公司董事会通过“临时动议案”的决议，请求政府核准于9月1日正式公私合营。其实在此之前，政府已作出了这一决定。1952年9月5日，民生公司举行公私合营庆祝大会。
合营后的民生公司，一切按国有企业进行管理，原来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所以，被宣称为“公私合营的典范”。可以看出，卢作孚是公私合营的主要障碍，卢氏一死，就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不过，这期间并非没有斗争，斗争有时还是很尖锐的，以致于当局发动了一场“摧毁卢作孚思想统治”的运动，打击对象是所有对卢作孚怀念、赞扬、或坚持原来民生公司一些管理思想、制度的员工。他们有的被开除，有的降级使用和监督使用。经过反复打击，在民生公司内，这些卢作孚的旧部和有“卢作孚思想” 的人已经基本铲除了。
1956年6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民生公司正式与长江航运管理局合并，纳入国营轨道。
改革开放后，国营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一些著名的旧有的私有、民营公司的旗号又“死灰复燃”，但多为假其名而实际上己成了国营或地方国营企业。“民生公司”也是如此。当然，它们与卢作孚沒有丝毫关系了。
（本文取材于《卢作孚的选择》，赵晓玲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原著40万字，文中引文，皆源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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