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取术及反人类罪》第十篇

季鹏

   长征神话与毛分阶段夺权计划的成功

关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长征的神话，如果不是二十世纪世界最大的军事谎言，也是其中之一；而在中国，就称得上世纪谎言中的经典了。这倒不是说它是毛泽东创造的无数谎言中的最大谎言，比起后来毛制造的其他的更大谎言和骗局，它应该算不上什么。但是，就它的影响和“普及程度” 和谎言的持久性来说，它却是最成功的。迄今为止，毛共从其建党以来制造的各种神话、谎言，由于其铁幕统治的逐渐崩坏，很多事件真相已渐渐浮出水面，多数已为人们（特别海外华人和大陆的知识分子）所重新认识。然而，独有这七十多年前发生的那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却仍然以其神秘的面纱、诡秘的情节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和外国人心中不解的传奇，成为人们仍然承认和赞叹的毛共的“英雄”壮举。每年所谓的红军长征胜利日，中共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在2006年10月，中共更是举行了全国规模的“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大型庆祝活动，绝大多数民众仍然将“长征”作为毛共英雄故事和它“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的象征加以赞叹，认为它是毛之所以取得“革命胜利”的精神上的原因，也是中共据以宣传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资本之一。

“长征” 还被输出国外，去欺骗世界人民。毛共的主要鼓吹手、《西行漫记》作者、美国左派作家斯诺就是将长征神话介绍给中国和世界人民的中共首要功臣，斯诺将毛共“长征”吹捧为“现代无与伦比的奥德赛”（荷马史诗之一，记述奥徳修斯艰苦卓绝的英雄故亊——笔者），“英雄主义的伟大人类史诗”。

总之，长征神话是毛共制造的诸多谎言、神话中依然具有较大欺骗性和“活力”的成功典范，也是笼罩在中国人民心头上的一团迷雾，一个未被破解的当代之谜。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首先是：人们认为，参与长征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是－个群体性大事件，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不下十万余人，事后存活的也有几千人，这么一个巨大的群体性行为，人们本能地认为它是不可能编造、造假的，因而主观地认定了它的真实性。

其次，人们认为长征与国民党直接有关，国民党都不见出来“辟谣”（ 不知它是否认真地辟过谣，反正大陆人民不知道），那不说明它是真的吗？

的确，这两个理由表面上是很能说服人的。然而，实际上这两点都丝毫不妨碍毛共造假，编织谎言。关于第一点，毛的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只剩下不到四千人。这四千存活者后来都享受了极好的待遇，他们当然愿意为共产党隐恶扬善，而且，吹嘘使他们自己也成了英雄，何乐不为？何况，中共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铁的纪律”， 也迫使他们“从大局出发”、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因而绝不会发出任何与“党的喉舌”不同的声音。

至于第二点，国民党为什么不出来“辟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它除了说明国民党在宣传上从来就异乎寻常的无能之外，主要是蒋介石有难言之隐，蒋在毛共的“长征”中，公开打出的政策是要将其剿灭，而实际上他却并没有这种打算，他实际上执行的是一种“放生战略”（ 详见本篇后面有关章节），正是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才得以从容地、缓慢地、搬家式的撤离上路，毛共才得以最后率领其残兵败将平安抵达蒋介石网开－面为他们预留在陕北的 “新家”。但蒋的这一战略是不好公开言明的，如果公开言明了，不仅他难以向公众、向国民说清楚，而且也无法取信于他的部属、士卒。所以他只好将“苦水”往肚里吞。而无限诡诈的毛正是看中了蒋的这一“软肋”，才敢于大肆吹嘘，将其“长征”编织成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并敢于向他的敌人蒋介石公开叫扳，结果变成“假作真时真亦假 ”，弄假成真了。

总之是，一方面人们想象不到毛和共产党有如此编造谎言的魄力；另方面是作为敌人的蒋介石的配合掩饰，所以惊天谎言得以成功出世。也因此，毛共的“长征”谎言具有奇特的 “生命力”。

本篇之目的，就是按照毛自己说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揭露和还原事情的真相，驱散人民心中的迷雾和疑云。

第六十三章  “长征”新解读：极权主义本质的一次彰显

一般人对长征的质疑或研究，往往聚集于毛共宣扬的那些神奇故事的有无或真伪上，这自然是问题的焦点所在。然而，却因此忽视这一故事的另一层意义，那就是从这一事件本身，从它的一个侧面还反映了中共和它所创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极权主义的残暴本质。它与我们在上一篇中对这个“共和国”的揭露互相映照，更加彰显了这些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新奴隶主义的本质，从而撕毁了他们自我标榜的追求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天堂的幌子，揭去了笼罩在这些所谓为人类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的骗子们身上的光环和画皮。

有一种长期以来被人们接受的错误观点，即认为毛共在根据地、在战争中和后来在延安所实施的暴行，如推行残暴的“土地革命”，对其统治地区人民敲骨吸髄的压榨剥削，严酷的全民战争体制等等，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战争状态下谋求生存的无奈之举。因而并不将其视为暴虐之本性给予谴责。正因为如此，毛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施行的暴虐土改，血洗村庄，在“苏维埃共和国”内进行的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极权统治，推行野蛮残忍的“人民战争”体制等等，迄今都未受到认真的揭露和谴责。其实，只要看看毛共在取得政权后的和平时期照样实行这种残酷统治，就知道上述观点的幼稚和不能成立。

毛和共产党的本质和其追求的目标早已清清楚楚写在其“党纲”上，比如它明确地宣称，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夺取全国政权；夺取政权之后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 就是共产党－党独裁，就是坚决镇压一切形式的异见和反抗。一句话，他们要实行的就是共产党的极权统治。苏联就是这样－个样扳。然而，我们的“资产阶级”先生和学者们就是不信，他们宁愿相信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统战”誓言，相信中共与苏共不同，追求的只是温和的“新民主主义”；相信风度翩翩的周恩来“同志”不会骗人；相信毛和共产党是为多数的中国人谋幸福的政党。于是不仅原谅它的－切，还义无反顾投奔其麾旗下。直到这些人后来被整得哭爹喊娘，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时，才有所醒悟，可惜这时不但悔之晚矣，而且无路可退，只能将“革命”装到底。这就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的结果。

有一句名言叫做“手段的卑鄙决定了目的的卑鄙”。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变成“目的卑鄙决定了手段的卑鄙”，说的都是一回事。然而，很多人一碰上实际问题却否认这句话，他们将毛和毛共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的种种卑鄙残忍的手段，种种言而无信的龌龊行为只当作权宜之举，而认定他们的目的——夺得政权后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伟大而崇高的。这些人忘了一个必然的逻辑：一旦卑鄙的手段成功，它就成为实施这些手段的人们的至爱，进而成为一种光荣传统，一种坚守的制度。这时，这些往昔的手段只能被放大、强化、美化，给它披上一件光鮮的外衣，而不可能改变、丢弃。

本章就是要从毛共这种源头上去探寻它的本质。下面，我们从红军“长征”中人们往往不注意的“细节”，去认识这个政党、这个集团的本质以及这场逃离运动的真相。

一、序幕：逃离前的疯狂

1934年5月广昌战役失败后，战争向苏区的腹地推进。中共的头头们心知肚明，逃离是不可避免的。高层会议作出了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秘密决定，6月25日，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一决定。

于是，逃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

对于一般的军队或政权，撤离是很简单的事，它们只要将属于自己的东西带走就行了。可是共产党政权就不同了，它即使在最后关头，即使明天自己完蛋，也要将它所想要做的和能够做到的一切做完，做绝。眼下，它就是要将仍然在它统治之下的人民榨得干干净净，然后将一切能带的带走，包括搜刮得来的财富和可供役使的人民。同时还要将那些不能带走的尽可能毀坏、特别是仍然活着的“阶级敌人”必须斩尽杀绝，不留“后患”，不能让“阶级阶人”看到共产党的失败而高兴。这就是共产党的行亊原则和风格。

第一件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扩军。中共的头头们知道，军队是他们的命根子，是他们权力的依托，也是用以攫取更大的权力的工具。“扩红”本来就是苏区政权的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完不成这项任务的干部甚至会被冠以“反革命”的罪名处决。在苏区，所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都早已被迫上了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贼船，他们都参与了对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国民党人员及其家属的掠夺和屠杀，可以说，这里所有共产党阵营的人手上都或多或少沾有“敌人”的鲜血。中共的领导们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极力宣扬“敌人打回来”他们可怕的下场，告诫他们唯一的出路只有当红军，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走，还可能有条生路。因此这里的老百姓毫无选择地只能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跟党走”。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明知当兵是去送死的最后关头，所有能够当兵的仍然去当红军，因为无法抗拒，别无选择。所以临走前仍然将队伍扩大了一倍，凑集了十万人的军队。

“人力资源”是竭泽而渔了，还有什么可供榨取的呢？当然还有，那就是尽最大可能搜刮粮食、金钱、及一切军需用品。本来，苏区老百姓家里早已穷得叮珰响了，但可供搜刮的东西还是有的， 8、9月正是新谷上场的季节（当时南方每年都是种植一季水稻），于是苏维埃政府发布了紧急的征粮命令，决定在平时的征、购粮任务之外，再向农民“借60万担粮食”。而这时苏区己经没有多少地盘了，到1934年7月止，苏区只剩下6个县，到了8、9月，最多也就二、三个县了，也就是意味着每个县要“借”出20——30万担粮食。可以想象，这些产粮本来就不多的贫困地区，在“借”出这些粮食之后还能剩下多少？留在苏区的民众以后怎么活？这些，“苏维埃政府”当然是不管的。军令如山，已经习惯了绝对服从政府命令的苏区老百姓，立即行动起来，“争先恐后”向政府交粮，据毛共的资料说：农民踊跃地从四面八方挑着新谷走向政府指定的地方，而且显得“兴高采烈”。

除了“借”粮之外，其他的一切能用得着的东西也要向百姓“借”。这时苏区政府的军械厂、被服厂等等都开足马力在日夜赶工，生产这些军需物资的原材料当然要向当地人民“借”。

经过这种紧张的大搜刮，据说，红军出发时颇为“兵强马壮”，每个士兵配给了20天的粮食，每个战斗人员配有一支步枪，100发子弹，6颗手榴弹以及过冬的衣被等等。所有这些物资，无不凝结着苏区百姓的血汗，但是它又是苏区人民“自愿”捐献的，因为每家每户都有亲人在红军内，这些红军战士如今反过来成了共产党扣押的“人质”，亲人们只能为他们献出一切。这就是毛共人民战争的奥妙，也是共产党和它的极权主义——新奴隶主义的高明所在。

除了搜刮，苏区政权还有一件它时刻不会忘记的事情，那就是临逃离前对“阶级敌人”的处置，这一点也是共产党与一般土匪的主要区别，土匪们是抢走他们需要的财物就罢休了，而共产党则时时时刻不忘记他们的政治目的；消灭一切阶级敌人。

对尚存的“阶级敌人”的清洗分两个领域进行，第一个领域是对“革命队伍内部”的甄别 、审查，这项工作由中共“特科”的创始人、苏区政府的最高长官周恩来主持，周的下属、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就是在福建抓“社会党”杀人如麻的那个邓发）及其部下协助执行。由于时间紧迫、条件限制，周只能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完成这一任务，在很短的时期内，成千上万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分子被处决，包括平时曾发牢骚，有不满表现，家庭出身“不好”，以及国民党军的被俘虏人员，这些国民党被俘人员原来多为国军中下级军官或专业技术人员，被俘后被安排在红军学校里当教官，他们为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做出了贡献。但是，现不再需要他们了，让他们去阴曹地府是最恰当地方。

有关这场内部大清洗，大屠杀，留下的文字资料不多，散落在少数亲历者的回忆彔中，其中如中共首个叛将、曾任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的回忆就触目惊心，龚提到撤离前内部大整肃、大屠杀的简况：

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引自网文《长征秘史》）

中共从江西撤逃前，龚楚被任命为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参谋长、湘粤桂边区中央局书记兼该区红军总指挥。这样一位高级将领、中共的方面大员，终因恐惧惶惶不可终日而于1935年５月2日叛投国民党，导致其叛逃的直接引线是其部下、红十二军参谋长林野夫妇的无辜被杀，其根本原因则是看到共党内部太多的黑暗、丒恶、残暴、反动。

清洗的另一领域是社会上残存的“阶级敌人”。本来，在苏区不断开展的阶级斗争和数不胜数的各种运动中，各种明摆的“阶级敌人”，如地主、富农、国民党残渣余孽 、以及一切“破坏分子”，都早已经被消灭了。那么还有什么“敌人”可肃呢？根据共产党的不断革命论，敌人仍然还是有的，比如，过去－些“罪行”轻微的罪犯，或改造中被认为表现好、没有从肉体上消灭的“阶级敌人”； 阶级敌人的家属；新出现的“地主、富农”和对共产党不满分子，以及当地干部认为必须消灭的人群等等。

被处决的这一类人没有具体数字和相关资料，一些当年从苏区活过来的人都证明进行过这样一场逃跑前的屠杀。笔者就见到有一个“老革命”在文革中对“阶级敌人”训话时常常说：“你们这帮家伙，还想变天，想蒋介石反攻大陆，老实告诉你们，没等到你们的人打过来，我们早就把你们给宰了！想当年我们在江西苏区就是这样干的，我们临走之前就把所有的反共王八蛋都给宰了……”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但因“反攻一击”有功被宽大处理的舒芜，后来在反右中还是被打成了右派，他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也记述了干校政委，一个“老红军”，在对他们这些“牛鬼蛇神”训话时说：“你们还算走运，没有打仗，要是打起仗来，先把你们拖出去毙了再说，留着你们干什么……老实告诉你们，在解放战争时期，或者再早一点，在江西苏区，一个区委书记就可以活埋你们”。他们说的都是大实话。

据后来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从1927年到1936年十年“土地革命”时期，江西的人口从原来的二千多万降至一千万，即由于中共的暴乱和发动的阶级斗争而死亡的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此中绝大部分并非死于与国民党的战争，而是死于共产党政权制造的“阶级斗争”和对 “阶级敌人”的肆意摧残、蹂躏、屠杀。

二、走向死亡的“教导师”

对明的“敌人”如此，对“自已人”呢？

在中央红军逃离它的老巢之前两月，1934年8月，时任红军军委总部第五局副局长的张经武，突然接到总参谋长刘伯承的通知，叫他去接受新的任务。张到后，刘伯承神情严肃地对他说：“当前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应付更复杂、更困难的局面，中央决定组建一支新的部队；教导师。它直属军委领导，主要任务是保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军委确定由你出任教导师师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孙毅任参谋长”。

对党“一贯忠诚”的张经武，当即表示无条件服从分配，接受任务。

刘伯承接着说：“任务紧急，教导师必须以尽快的速度组建好、争取8月底组建完毕，九月开始训练”。

这里记录的是刘伯承的官话，而不是真话。刘所谓要应付的“更复杂、更困难的局面”，就是要从根据地撤离。但是撤离时要靠这支新组建的部队去“保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则是谎言，因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已有久经战阵、忠诚可靠的部队保卫，不需组建一支新的、无战斗经验的部队担此重任。我们后来知道，红军撤离的队列是：中间是中央机关纵队和他们的警卫部队，两边是红一、红三军团，断后的是红五军团（后来红九军团也担任后卫），可见，保护党中央与中央军委与这个教导师根本无干。

原来这个教导师的真正身份是一支随军的“搬运、挑夫、苦力”，是一支流动的“劳改营”。

正是由于它的任务的特殊性，所以它的人员非全由一般的战士组成；也因为如此，它才需要重新组建，重新训练。

这次中央苏区的撤离，是采取“搬家”的方式，中共领导原来的打算是搬到一个不远的“新家”后就在那里安顿下来，一切又按中央苏区的模式重新开张。所以，他们要把可能带走的一切都带走。因此在撤离前命令将它所属的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等等全部机器设备拆卸了打包上路。在中共头头们看来，这些“家当”来之不易，比起一般人的生命重要得多。他们当然知道，这些东西很笨重，有的要几人、十几个人才抬得动，又没有汽车装运（即使有汽车也不能在未来的山间羊腸小道上行走），一贯使用人海战术的中共领袖们便不假思索地决定用人力去挑、去扛、去抬。而在行军途中，不可避免要遇到战斗甚至敌机轰炸，这种情况下，用人力去搬运这些东西意味着要夺去多少人的生命？中共的领导们不在乎这些，在他们看来，这是必须的损失， 而这种损失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充。于是，便有了成立这个由6000多“挑夫”组成的“教导师”的决定。

这个教导师干什么呢？据当时的行政负责人李维汉透露：在长征开始，这个负责搬运、由挑夫、苦力组成的“教导师”，是由国家保卫局负责监督和看管的。担负最沉重的挑夫“多数是从劳改队释放出来的，体力差”，“有的挑到半路就不行了。”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道：“秋雨绵绵，地上都是烂泥巴，肩挑背扛，都是重家伙，一个人挑着担子走已经不容易，几个人抬着辎重，要想合上脚步更是困难”。“有些体弱的有病的，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更多的人是脚沤烂了，用破布包起来，一着地就痛得难忍，不能走路。离开根据地越来越远，有的挑夫开小差了，老实的则流着泪请求让他们回去。”

教导师的成员，一部分是逃离前从根据地强征的农民，一部分是原来的劳改队或准劳改队中移交出来的囚犯和被改造分子。对这后一部分人，本来打算在撤离前将他们“处理”掉，但后来考虑到需要挑夫和苦力，就让他们为革命再做些“贡献”，让他们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汗，这比一刀砍下他们的头颅划算得多。公开对这些“犯人”的说法是：这样做是共产党对他们的宽大和最大信任，让他们与红军战士一道“长征”，戴罪立功。苦役们也就只能感激涕零、死而无怨了。

当然，这支队伍也有一部分持有武噐的官兵，那就是上面说的监督、看管他们的保卫局人员。为了掩人耳目， “教导师”公开任务是全军的 “后卫”。那些拥有武器的战士还真的打过一两次小仗。这样，这个“教导师” 在外人的眼里便模糊难辩了。

红军出发前，在离出发点百多米的树林里摆满上千件用稻草、布料捆扎好的物件，这些物件小的可一人挑，二人抬，大的则要数人以至十几人抬。搬运这些物件跟随大队伍“长征”就是“教导师”的任务。面对这些笨重的家伙人们疑惑了；这些本来只能用汽车或骡马来驮运的物件，怎么叫人来驮运呢？驮运这些家伙还能行军吗？还能跟上队伍吗？

可以想象，在最初比较平坦的地带驮运这些物件也许还能免强跟上大队伍，可是一进粤赣边境的崇山峻岭 ，步入深山密林的羊肠小道之后，这支“驮马大队”便立即显得力不从心、寸步难行了。很多路段山高坡陡，一个人步行尚且不易，骑马的还得下了马牵着马走，而那些教导师的“苦力”要挑着、杠着沉重的物件，更难的是那些五六人、十几人共抬着一个大家伙的，还必须踩齐步伐，行动一致才能前行。遇到下雨刮风，脚下泥泞不堪，肩上重压，全身雨水、汗水混合变成了“水人”；苦累还在其次，可怕的是，在一些险峻地段或夜间行进，稍有不慎，五六人、十几人中有一人滑倒或踩空，便会带累全体跌倒以至“全军覆没”——人和物件一起摔下路旁的深沟巨壑，尸骨全无。出现这种事情，活着的人只能往下看一眼，算是告别了。

就是这样，这支队伍还被命令要保持与全体人马一样的行军速度——按军委的命令，每天行程约70-80华里。为了跟上大队伍，教导师每天只得天不亮出发，晚上10时或半夜以后才能到达指定的宿营地。等他们吃下“晚餐”，休息不到二、三个小时就又要上路上了。一些人身体较弱或伤痛者倒下后便再也起不来了。

眼看着身旁的“战友” 一个个倒下或尸骨全无、苦力们私下议论：那些笨重的钢铁和石头（石印机）真的比人的生命还重要吗？还有，部队尚有很多骡马，“首长”们都骑着马，有的还有预备马匹，难道不能用它们代替人扛吗？……

保卫局的特工一面做苦力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另方面仍要坚决履行职责，严密控制队伍，对企图逃跑或消极对抗者格杀勿论。因此，虽然队伍中天天有人死亡，但苦力们仍然坚持继续着这死亡行军。

在过大庾山时，教导师摔死的人越来越多，行军的速度越来越慢，即使一天行军20小时，也走不了几里地。张经武、何长工等眼看着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他们这个“教导师” 就会“全军覆没”。于是张、何与孙毅一起起草电文向军委总部报告，要求丢弃那些重物，以减少减员和提高行军速度。报告经刘伯承批复：可将那些需要数人、十几人抬的重物炸毁后丢弃。

这样，教导师“处理” 了百余件大家伙，减轻了一千余名苦力劳役。另外，还调来了20多头骡马分担运输。

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教导师走向死亡。在翻越贵州境内海拔2千多米多的老界山时，在雷公崖地段，20多匹骡马无声息地摔下悬崖不见了踪影。人也一样，那些不堪重负、劳累过度的苦力也时常无声无息掉下深渊，或者地倒在路边再也起不来了。

记得建国后在毛共的中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陆定一写的《老界山》，说的是红军过老界山时的壮观景象，特别是那一段夜间行军描写，婉延在老界山上的“之”字形火龙，让人读了颇有一种浪漫的诗意。谁知道这背后的血泪和死亡的真实呢！

红军在黎平会议上决定过乌江，去遵义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因为要过乌江，那些笨重物件无法保有了，于是军委决定将剩余的400余担物件全部投入乌江的激流中（可见，那些东西并非不可丢弃的宝贝），同时解散了“教导师”。

至此，从教导师参加长征起始到解散，刚刚过了两个月，据毛共自己说解散时还剩下一半人，即6000多人中有3000多人作了完全无谓的牺牲品。这几千“苦力”的生命在中共领导人眼中大概根本不值一提，所以此事也从未被人提起。

另外，从红军的搬家式撤离、以及它那庞大、缓慢移动的队伍，也可以反证蒋介石对红军网开－面的放生战略，否则，红军还能这样从容不迫搞这种“搬家”吗？

三、25：1，用白骨托起的“革命精英”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长征”算是结束了。这时，从江西出发时10万人只剩下不足四千人，也就是说，它的存活率是25分之一，即25个人中只有一人能活着完成“长征”。

实际上它的分母可能还要大于此数，因为10万人只是出发时人数，一路上虽然有伤亡，有人开小差，但它补充的更多，光在遵义时就扩军2万人，以后每到一处，它仍然采取过去的老法子，打“土豪”、分田地，然后号召青壮年农民参军。所以它是一路减员、一路补充，但是最后仍然是只剩下不到4千人了。所以实际上生存的比例要小于25：1。

这剩下的4千人、主要是什么人呢？是中央首长及他们的妻子、亲属，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人员如秘书、通讯员、警卫员等以及中央机关的各级干部。这些老、弱、妇、病人员，本应是长途行军，艰苦跋涉中最容易被淘汰、会死亡的人群，如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在行军途中又产子、又怀孕，还遭敌机轰炸，十多块弹片深深切入身体的各个部位包括头部，几乎当场丧命。但后来仍然平安地抵达陕北。还有一些年老多病的“革命家”，亦顺利“走”完全程。相反，死去的几万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清一色的青壮年男子，其中大部分死于累死、饿死、跌死、病死，缺氧而死。爬雪山和过草地，是死亡最多的两大陷阱。还有一些是因怀疑其不忠或试图开小差而被政保局处决。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这种完全违反自然规律的生存状况呢？其奥秘就是中共严格的等级制度，就是这个“革命队伍”内部严格的“新奴隶制”。

由于毛共长期以来的假宣传，绝大部分局外人都以为毛的“革命队伍”是一个官兵平等、上下一致、同甘共苦的“革命大家庭”， 直到亲身进入这个“大家庭”之后，才感知它严酷的等级制度和可怕的“铁的纪律”， 可是犹如魚儿吞了钩，再想挣脱已是不可能了，这时你就只能适应它的生存规律，千方百计使自己能够侥倖地活下来。而更可悲的是，绝大多数侥停活了下来的幸存者，出于种种原因（受纪律约束、为自身前途命运考虑），再也不敢说出他们经历的真相，而是也帮着当局撒谎欺骗外人、后人，并在这种欺骗中求得自己虚伪的“荣誉感” 和心理平衡。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经历过“伟大的长征”和“革命圣地延安整风”的人们对毛和当局编造的谎言、神话保持沉默，甚至充当骗子的传声筒和吹鼓手……

中共的等级特权制度在长征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很完善了，但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有太多奢求。到了“长征” 这种艰难困苦环境则表现为生存的特权，比如，既为“长征”，“行”当然是第一重要之事，而“长征”中的“行”就有多种不同的方式，“中央首长”既可骑马，也可选择坐担架（坐轿），毛从江西出发时，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长罗瑞娜就专门为毛挑选了10名年轻力壮的红军战士充当毛的“担架员”。 此外还有一大群为其个人服务的警卫员、秘书、挑夫等等。在一年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大部分时间就是在担架上度过的。他自己也觉得这种“卧游”生活方式惬意极了，因为有了以往难得的大量闲暇时间，打发这闲暇时间的办法除了进行阴谋策划外（如政变性质的“遵义会议”的策划就主要是在担架上进行的），主要就是躺在担架上读书，他随身携带的“二十四史”等大部头线装书是直到过草地时才扔下的。毛还很得意地在张闻天夫人刘英面前夸耀他自己设计的担架：用两根长长的竹子做抬杆，上置可坐可躺的椅子，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蓬，宛如南方江河里的船篷，既不怕日晒雨淋，又四面通风，还可以浏览沿途风景。

如果坐久了，累了，也可以换马骑骑，体会一下“大漠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的豪情。毛在长征中唯一靠用脚行走的一段路是过雪山，毛柱了一根木棍，但走起来比年轻的警卫员还轻松快捷。而成千上万年青的红军战士，在爬越这坐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时，由于饥饿、寒冷、疾病、缺氧便长眠那里了，他们不可能与毛泽东们一样坚持到最后“尽开颜” 了。

除了“中央首长”，其他人员能否骑马、配马夫、抬担架、带警卫、服务员等，都有具体规定。中央纵队还有个干部休养连，那是为老、弱、伤、病、妇等高干和高干夫人们专设的担架队，保证这些“弱者”能顺利、平安抵达目的地。结果他们一个也没有拉下，倒是抬他们的年青战士一驳一驳倒下去了。

最苦的是轿夫，据张戎夫妇对过来人的采访中所言，为了使坐轿（担架）的首长感到平稳、舒适，负责安保的政保局特工规定上山时在前的担架员必须用膝盖跪行；到下山时便反转过来，在后的担架员用膝盖跪行。这样一座山爬过来，担架员双膝磨烂，鲜血淋漓，真正一路血渍一路汗水！

这种强烈的苦乐两重天的对比，激起了担架员们的义愤，张戎采访的一个当年参加“长征”的战士，六十多年后说起这事，还气得胸膛起伏，这位老红军说：“他们说是说平等，自己坐担架（要别人抬他），地主作风。我们小声悄悄说，不敢说出来，不过还是有少数人大声说”。

这老红军说他们的首长是地主作风，其实并不全对，过去的财主、官员和其他有钱人的确有以轿代步的（因为那时没有汽车，乡村也没有黄包车），但是一般在上下山或遇陡坡时，坐轿者都主动下轿，让轿夫抬着空轿子过去，到了平地再上轿。地主要坐轿出远门，还要跟轿夫事先讲好价钱（脚费），路越远越难走付费越高，否则是无人愿抬轿的。而毛共的轿夫不仅没有索要报酬的权利，还要在上、下山时用膝蓋跪行，而且做了还不敢说，只能让血泪往肚里流。

共产党的干部们对付轿夫们的牢骚有软、硬两手。“软”的是做“思想工作”， 告诉他们说：“中央首长很辛苦，虽然他们不走路，没有背东西，但他们的脑筋比我们苦，我们光走路，吃东西，不管事”。虽然这种解释不能服人，但轿夫们也知道，如果胆敢继续发牢骚，讲怪话，以至在行动上对抗，那就要用“硬”的一手了，政保局的人会让你永远闭嘴。

除了“行”，在“食”“住”等等方面，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以食而论，红军有专管给养、分配的机构，首长们肯定是不能挨饿的，因为他们要指挥部队，要管大事，不但不能挨饿，还要吃得好、有营养。现存的回忆彔中，就有毛在“毛而蓋” 时收到有关人员送来几斤牦牛肉的记载。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过雪山、草地，有钱也买不到东西，部队的供给完全靠从当地的居民家中搜刮或到地里去抢割庄稼。在过彝族聚居区时还因此与彝民交火，拼了个你死我活，把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家里所有粮食、蔬果、牛羊、家畜等掳掠一空，连地里未成熟的庄稼被红军強行收割了。但即便如此，仍然不够全部人马的最低的保命的需求量，这时就要实行“按等级分配”了。所以我们只听说一批批战士饿得不行倒下去了，但有谁听说过毛泽东和“中央首长”们挨饿呢？有谁听说过干部休养连的老爷太太们挨饿呢！

毛共说在过雪山和草地时，因高山缺氧、饥饿、疾病、寒冷、疲劳和沼泽，损失了一万多人马，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解释，为何所有中共的高官及休养连的干部、妇女却能一个不落地通过这两个令那么多年青战士都无法通过的“死亡地带”？

铁的事实是，中央苏区红军由出发时的10万人变成到达时的不到4千人，这个存活比例在各路长征的红军中是最低的。这大概不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这个队伍里的特权人物（各级首长、他们的夫人以及其他享有特权的人）多，需要更多普通战士为他们的生存而付出生命；二是由于毛的私心作怪，不想北上四川与张国焘汇合，怕被张夺权，故意让部队反复来回折腾，“走弓背”（林彪语），人为造成大量人员非战斗死亡。

对于这种种不人道、残忍的行为，我们可以概括地送给它一个新名词：新奴隶主义，它是极权主义在特殊请况下的一种表现形式，最主要特点是：以“革命” 之名，行等级特权制之实；以欺骗和暴力的两手，将千百万被它控制、主宰的民众、士兵，当成奴隶供其役使。然后美其名曰为革命牺牲。“长征”则是这种新奴隶主义的一次大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