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瑶著
1957年之
燕 园 风 雨
《燕园风雨铸人生》这本书是了解北大519运动比较全面的著作,为了使读者比较多的认识此书对了解北大519运动的意义,所以我把书名就改成了《1957年之燕园风雨》。
说明:
原书于2007年反右50 周年之际,在美国出版,原来我写作的着重点是歌颂北大的右派,所以书名就叫“未名湖畔花盛开”,后来孙传仪兄把它改成《燕园风雨铸人生》。出书之后,我发现,我对北大“五一九运动”所叙述的,比起其他一些回忆录要更详尽一些,也有的读者直接就说,这本书,是了解北大519运动比较全面的著作,为了使读者比较多的认识此书对了解北大519运动的意义,所以我把书名就改成了《1957年之 燕园风雨》。
改的只是书名,内容没有改动,当然从文笔来说,我的笔头很秃,文采是谈不上的,谨此致歉。
书的内容,我尽量忠实于我所能了解的真象。
序
在这里,我叙述我个人写“高度集权是危险的”的过程和后来的遭遇,也写“五一九学生民主运动”这个大背景和许多右派学生与老师的活动与遭遇。
我是个极右派。在1979年改正之后,同许多老同学见面,我听到最多的话是:谁让你发现真理比我们早二十年!
邓小平是在中国大地经过了火和血的洗礼之后,才说权力不能过份集中在个人手里,权力过份集中在个人手里是危险的。可是我在二十年前,也就是1957年就明白地说: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我早说了二十年,我是右派;邓晚说了二十年,他是领袖。
为了历史,我也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
写出来是为了自省和反省。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没有自省就没有前途,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在高度集权下所受的苦难和防止悲剧重演,我也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
(一)
我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物理,1957 年春,共产党进行整风,1957年5月19日,在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张作用最大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直接掀起了我们称为“五一九运动”的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几天之内在整个北大校园贴出的大字报就数以千计。我虽然没有参加运动主流的活动,但是从运动一开始,我对它就极为关注,而且我后来也写了大字报,所以在这里,我以个人经历为主线,概述我所见运动的全貌。重点当然是“高度集权”这一命题和我的遭遇。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缺乏对“五一九运动”的全面历史的记述。
运动开始,我既感到迷惑、也感到兴奋。5月26日,数学系任大熊、陶懋颀两位助教节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我才弄清了问题的本质,我才找到自己的位置。到了6月1日,----“五一九”运动开始后的第14天,我贴出了自己的大字报――“高度集权是危险的”。“高度集权”的可能含义就是专制,就是没有约束的权力。斯大林在他那个时期,犯了那么多错误,就是因为他的权力是没有约束的,是没有限制的。没有一个体制、一个制度,可以限制他个人的权力。可是当时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认为民主已达到了极点,我说“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自然是反动言论,是恶毒攻击,因此,我的右派言论是“情节严重”;反右之后,我又拒绝检查,所以就“态度恶劣”,结果,我就受到对右派最重的处分:劳动教养。那是在1958年。1960年的饥饿年代也是在那里度过的。很多右派就饿死在那里。与我关系比较密切的就有北大的陈洪生和清华的张行陶与林建荣。他们都是非常健壮的小伙子和诚实的青年。
1962年解除劳教,并且就业。作过拉圾装卸工、船工、木工、晒盐工。1966年8月,也就是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集体被遣送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先是修筑从库尔勒到若羌的公路,战斗在八百里戈壁瀚海之中,最后定居于农2师设在焉耆的21团。1973年,我退职回辽宁开原农村,又当上了人民公社的社员。1979年改正之后,先后经过与我素昧平生的北大的胡代光、人大的李宗正和辽大的宋则行三位教授的辗转推荐,1980年,落户于辽宁社会科学院,从事数理经济学研究。此时,我已完全从自然科学转向了社会科学。从劳动教养到此时,已经过了二十二年。
从1958年起,我就已放弃了物理,改向社会科学。我不相信自己是错的。高度集权就是危险的,怎么会是错的?而且,在北大时,法律系二级教授、国际法教研室主任龚祥瑞说,我的理论是从他的老师、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那里抄来的。天知道,我一个20岁学物理的毛头小伙子,怎会知道拉斯基其人?这件事情对我的关系是如此重大,于是,我自然想知道自己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因此,我转向社会科学。
到1979年,我已经读了一些书,并且开始研究“无形价值论”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是已经写出了“无形价值论”初说,7万字。这个“无形价值论”最核心部分是改写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公式:把Q=C+V=C+v+m改写为Q=C+V+jw=C+v+m+jw。其中的jw,就是科学技术进步对物质产品价值贡献的份额。专著《无形价值论》直到1992年才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如果说,在改正之前是沉重的压力的话,那么,在进入辽宁社会科学院之后,则是强烈的观念的冲击。我一次在辽宁社会科学院报告了我的“无形价值论”之后,一个人说;“你不能在政治上保持与党中央的一致。”这是在当时最严重的政治评语,仅次于再戴一次右派帽子。1986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入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转而从事赋税理论研究,与人合作完成60万字的《赋税导论》一书,最后在研究员岗位上退休。
这本小册子里面所记述的,就是我40年中的所见所为,和我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它是我生活的经历,也是我认识的经历。
我真实地写我自己和我所见的右派,也真实地写我生活的这个社会。
(二)
可以说,“五一九运动”是继“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之后,北京大学的又一次重要的学生民主运动。它是“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在新时期的新的表现。但是,这一次运动却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更有甚者,它还对共产党的一些做法提出了质疑,所以从一开始,就受到怀疑和压制,到后来,凡是积极参加这一次学生民主运动的同学和老师,都被打成了右派。这一次运动也被定性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五一九运动”先是被否定了,后来又被抹煞了,在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上,在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历史上,也就不存在“五一九运动”。直到1978年,北京大学八十周年校庆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著名的学者周培源先生在校庆庆典讲话时,仍然说,1957年北京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是积极的,它纯洁了教师和学生队伍,增强了北京大学的实力(大意)。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对此也只字不提。1957年在北大什么事情也发生过。既没有轰轰烈烈震动全国的大字报运动,也没有错划了几百个右派,也没有一百多人被劳动教养,也没有人因为右派而被判刑,也没有人被送去劳动考察。也没有人为此而丧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没有对民主的追求,也没有对真理的追求。也没有对这种追求所付出的牺牲,可怕的一片空白。
这是一起冤案。
唯其是一起冤案,所以我更有义务把这个运动写出来。告诉世人,我们当时都干了些什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是为了什么?
同时,我们还要反省,为什么我们的目的与手段都是正当的,但是目标却没有实现。
(三)
这次运动的性质是民主的和科学的,从它第一张大字报上就体现了民主的性质。1957年5月19日贴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质问北大团委:北京大学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团员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是谁选举了他(她)们?这明明白白是要求按民主的原则、按民主的精神办事。在运动中,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本身也是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在运动中,同学们和老师们,通过众多的大字报,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讨论,对斯大林的问题,对胡风“反革命”的问题,对肃反问题,对党的领导问题,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对当时充斥在学校教学中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丑恶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实事求是地对待科学和历史上的问题。这些意见,后来证明,多数是正确的。
他们都是真诚的爱国者,他们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真理热血沸腾的有为青年!他们是盛开的右派之花!
但是,参加这次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都遭到打击,都被错划成右派或极右派,仅在当时,就有七人被判刑,后来又有二、三十人被判刑,有数十人被劳动教养,也有人说,有120多人被劳动教养,其他则受到劳动考察或留校察看等项处分。
(四)
这次迫害持续了二十余年。在这期间,有人死了,多数人活了下来。尽管无人不在逆境当中,但是,他们大都能不屈不挠地艰苦奋斗。写大字报,参加运动,不是这些人的目的,我们都学有专业,在自己的专业上做出成绩,对祖国、对科学做出贡献,才是我们生活的根本目的。但是,没有民主,这些都是空的,“文化大革命”中有多少知识分子受迫害,有多少科学与文化成果被毁坏!
从1978年以后,情况才有了很大的转变。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我们陆续得到改正。邓小平解开了缚在我们身上的部分绳索。邓小平解放了我们,我们才能各自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做自己的工作。在我生活的70个年头中,我只工作了不到20年。
值得庆幸的是,我还工作了近20年!
但是,是谁缚住了我们呢?如果我们当时得到肯定,或者,即使不肯定,也不否定,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形?整个中国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形?中国会发生后来的惨剧吗?
五十年过去了,那一次轰轰烈烈的学生民主运动一直不被人知,甚至连现在北大的学生对此也毫无所知。其实,1978年改革开放中的许多做法,在1957年的“五一九运动”中就已经被提了出来,比如,要民主政治而不要个人崇拜,反对个人迷信,最基本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那时贯彻运动始终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更遑论其他?
由于那次运动时至今日还没有被重新评论过,所以,那次运动的光辉,不为人知,那些参加运动的人,有的死了,有的已经消沉,有的仍然在奋斗,就是最好的人,也有20年的惨痛生活。“九州生气恃风雷”,如果一个社会中积极的东西得不到肯定,消极的东西得不到批判,谁来关心国家大事?为什么要以天下为己任?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今日大学生之各种颓废现象,能说与此没有关系吗?
我写这个经历,就是为了缅怀死者,悲歌生者,凭吊往事,继往开来。我们都是主动关心国家大事才成为右派的,不是“牧马人”。我讲的故事是真实的,不是传奇。
尽管我们深受压迫,我们还是用自己年轻的生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命运抗挣过,我们无愧于自己的人生!在黑暗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曾经高声呐喊,呼唤过光明之神!
我们虽都历经坎坷,可是我却宁愿人说我是奋斗的一生,而不是坎坷的一生。
虽然同样都是苦难的生活,可是抗挣和不抗挣大不一样:精神状态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
我的经历,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为了民主而跋涉的经历。
我们这一代人,虽经苦难而不悔,就是这样生活的!前进吧!
让鲜花再次盛开吧!
(五)
这本书写的既然是经历,当然就有回忆录的性质,于是就产生一个所述事实是否真实的问题。1957年我的大字报的文稿已被没收,日记被抄看,我愤而烧毁。后来,在劳教中、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不可能留下日记。因此,写这份经历,就真正成了回忆。在写作的时候,我尽量找一些参考资料,但是,一些具体事实,就很难说了。我的记忆又时常出问题,我只能做到尽量忠实于我的记忆,不文饰,不歪曲。
为了忠实地纪录那个时代,为了使那个运动中的许多事件忠实地再现于读者面前,我曾找过一些当事人,希望他们能向我提供我没有参加的活动的情形。不过,这种努力多少使我有些失望。许多与我共患难的朋友,现在的情形已不同往昔。他们只向我提供了少量的资料。
1957年共产党抓右派,就好像一个愚蠢而强大的渔人,他撒下一具硕大无朋的大网,本来是想捉章鱼,可是却把所有的鱼类都捉了进来,其中可能有章鱼,也可能一条也没有。(就北大而言,后来都得到了改正,就是一条章鱼也没有。在全国可能有“扩大化”,可是对于北大,却是全错了。)渔人把这些鱼都关在一个浅滩上,任他们生生灭灭。这些不同的鱼类,虽然生活习性各不相同,但是,一样困于浅滩,也只能“相濡以沫”。1978年“改正”之后,就好像打开了关闭他们的闸门,有的人回归大海,呼风唤雨,腾蛟起凤,在他们从事的科学领域中,发出耀眼的光芒;有的人仍然困守于浅滩,对往事不堪回首;多数则是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中过着平静的生活。于是,对于几使他们处于灭顶之灾的运动,就有不同的态度,环境变了,人也就变了,这倒应了一句古话:“相濡以沫,何若相忘于江湖?”
但是,所有的右派也还生活在一条苦难的延长线上,就是那些腾蛟起凤、位高权重的右派也都一样,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首沧凉悲壮的歌,都有一个难以解开的结。在长达二十年的岁月里,他们有的婚变,家破人亡,有的不能成家;他们带给他们子女和亲属的只是灾难、屈辱和贫困。在那个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子女和亲属对他们只是憎恨。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代表顾准先生临终的时候也不能见到亲生老母一面;他至死也不能得到他的子女的谅解。改正之后,也只是解开了缚在他们身上的部分绳索,没有道歉,没有赔礼,没有赔偿,我在四十二岁时改正,也只给我56元的工资,孑然一身,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身体受到摧残、精神受到折磨、意志受到考验。他们就是做牛做马,粉身碎骨也不能偿清不是由于他们的过错所欠下的债。他们仰不愧于皇天,俯有情于后土,世间有多少灾难,为什么都降落到他们的身上?为什么都降落到知识分子身上?为什么都降落在中国人的身上?
倒是我一个不是右派的同学宋礼庭,为我找到了两份很重要的文献:一份是《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一份是《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另外,我还碰巧买到了叶永烈所著《反右派始末》,这样,我的回忆录才变得丰富一些。
除此之外,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我的许多思想感情和观念也都有了相当的改变,今天来叙述往事,不论在判断上还是在叙述上,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今天认识的烙印,这恐怕是毫无办法的。我想,所有的回忆录恐怕都是如此,而且,我也不能控制地要批判和评论过去。
虽然如此,在具体事件的叙述上,我还要力求真实。
书中提到的具体的人,大部份都用真名实姓,对于我攻击和我赞扬的人都一样。比较敏感的用了假名,有的人为了名誉,不用名,或只用姓。用名或不用名,只对本人和他(她)周围的人有意义,对于一般读者,是张三还是李四,都是一样的。另外有些人的名字是记不清了。
还有,这几十年来,我的工作,主要是写论文,论文要求的是简洁,可是回忆录却是文学性的,在叙述上很难避免给人以跳跃和混乱的感觉,我除了努力改进之外,也只好请读者原谅了。
有些小事,我也用了一点文学笔法,以增加可读性。我叙述的也并不全是苦难,也有苦中做乐的时候。
(六)
我的经历大致分为以下几部分:“五一九”运动半年;劳动教养四年;清河农场就业四年;发配新疆六年;回乡做公社社员当临时工五年;在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六年;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十二年。日前只完成了第一和第二两部分,即,从“五一九运动”到劳动教养。其他部份则有待于来日。
1999年5月19日
1999年定了稿,今年已经是2007年了,这中间又发生了许多事情,有些文字也做了一些修改,但是主体都没有变。
2007-1-25
目录
序一
第一章 风,起于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 18
一、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18
1报春花许南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 18
2、 春蕾初绽,——满天星龙英华,铁树陈奉孝,并蒂莲杨路、张景中,张世平 19
3、张元勋沈泽宜撒落漫天花瓣——诗“是时候了” 20
4、谭天荣培植了“一株毒草” 24
二、百花齐放,群芳闹春光 28
1、欲说还休——学校党委不可奈何的态度 29
2、最剌眼的箭兰,刘奇弟为胡风翻案 30
3、带剌的玫瑰——林希翎来北大讲演,引起混乱 31
4、几曾被摧残,西语系对“三害”的控诉 35
5、校徽竖佩,“二十九人事件” 36
6、百花学社应时而生 37
7、花坛——“广场”编辑部成立 39
8、张景中等六人天津之行 42
9、张元勋等人上访北京市委 44
三、山雨欲来风满楼——“五一九运动”的国际环境和社背景 45
1、国际上风云变幻 48
2、共产党开始整风 52
3、历次的政治运动 53
4、反胡风和“肃反”运动 54
第二章 斯大林错误的根本教训是高度集权是危险的 57
一、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任大熊、陶懋颀
节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57
二、长在边缘的一株仙人掌——王书瑶写“高度集权
是危险的” 62
三、法律系教授龚祥瑞说“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是
他的英国老师拉斯基的理论 70
四、传播 74
五、百家争鸣 75
1、胡风案件和刘奇弟 76
2、“肃反”问题 80
3、月季花王国乡和人际关系 86
4、批判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89
5、牡丹花王存心、芍药花蒋兴仁谈关于党的领导 90
6、自由、真理、民主和杨路 93
7、血色海棠张锡锟写“ ‘卫道者’逻辑大纲” 94
8、空谷幽兰严仲强写“自由主义者宣言” 96
9、紫罗兰燕遁符写“怎么办” 99
10、苦菜花钱如平:“头可断,血可流,真理绝不能 101
11、忙煞一些人 102
12、党委有责任公布右派名单 104
第三章 “东风恶,欢情薄”,却怎地,天地变顔色? 106
一、毛泽东为什么要整风 106
二、社会上的右派言论 111
三、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历史性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反右斗争的号角 121
四、大浪淘沙 128
1、《人民日报》说《广场》是反动小集团 131
2、变色花——沈泽宜反戈一击,立了大功 131
3、谭天荣打人事件 136
4、张景中等被围印刷厂 137
5、“广场”被焚 138
6、右派分子且战且退,最终还是被击溃 139
7、铁树陈奉孝等被捕入狱 141
五、我的命运 143
1、卖报童子反革命 144
2、斗争逐步升级 145
3、我的反复 151
4、定性右派 152
5、《百丑图》和《社会主义好》 155六、对“五一九运动”的评论 160
1、搅乱了政局 161
2、它与“五四运动”的同异 166
3、与社会右派“向党进攻”的异同 170
4、“五一九运动”的贡献 172
5、开中国大字报运动的先河 177
七、一些没有说完的话 177
1、我没有能把“五一九运动”的全貌写出来 178
2、要有一部“五一九运动”史 179
3、右派分子之间的恩恩怨怨 181
4、右派都是些什么东西 182
5、怎样看待右派之间的分歧 183
第四章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等待和处理 185
一、爱与情 185
1、与恋人的纠葛 185
2、秦裕蓉 191
3、杨纪芳、宋礼庭和百花山之旅 191
4、无言的情谊 198
5、夜半歌声 201
二、人本主义 202
1、家庭的影响 203
2、小学一次驱逐教师行动,对我终生都有影响 203
3、难以适应新社会的思维方式 204
4、人本主义 206
三、处理 208
1、动员和对“五一九运动”的总结 208
2、发动群众,孤立右派 210
3、三个积极分子 212
四、“狼藉残红”,春光哪里好?——离开学校 216
五、株连 227
第五章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劳动教养 230
半步桥监狱 230
1 、“闹监” 230
2、狱中难友 233
3、当上组长 234
4、情思 237
5、饥饿 238
6、去农场 239
二、于家岭西村 240
三、“五八四”农场 242
1、西荒地 243
2、七里海会战 246
3、自管 250
4、强迫劳动 252
三分北场(上) 255
1、“祝君早安” 255
2、徐大钢之死 261
3、杨路 265
4、插秧和收麦 269
第六章 曾经几度生死,天堑断归路——劳动教养 274
一、三分北场(下) 274
1、美学论战 274
2、“庐山会议”开始影响我们 276
3、秋收与大干 279
4、北京探亲 280
5、开始饥饿 285
二、重回于家岭西村 287
1、消极 287
2、开始死人 289
3、辛秋水煮皮带 291
4、萧杀的冬季 292
5、刘培之和张景中 297
6、春季仍然寒冷 301
7、定期 303
8、决堤 305
9、吉神 305
10、吴佩 307
11、枸杞 308
12、治顽 309
13、集中 312
14、张志华逃跑 314
15、解除劳动教养 316
16、对劳动教养期间所做所为的反思 318
天堑断归路 320
第七章 刼后群芳
★黄继忠 ☆☆☆任大熊、陶懋颀、王信忠 ★张景中 ★杨路 ★王书瑶 ★燕遁符 ★王国乡 ☆刘奇弟 ★谭天荣 ★张元勋 ★沈泽宜 ★陈奉孝 ★孙传仪 ★★★★戴文葆、林希翎、栾忠武、沈鼎 ☆☆☆陈洪生、张行陶、林建荣 ★辛秋水 ★严仲强 ★王存心 ★许南亭 ☆徐大钢 ☆张锡锟 ☆刘智平 ★唐自舜 ☆林国策 ☆张志华
第一章 风,起于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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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1、 报春花许南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七年五月十九日上午,阳光照耀,北大校园像往常一样宁静。中午11时半,学生们开始从各个教学楼、图书馆、宿舍楼到大小饭厅吃饭。这时从北面马路上过来的同学们发现,在大饭厅的东墙上,与往常不同,竟高高地贴着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张群众自发贴出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用的是大红纸,黑色毛笔写成,十分醒目。内容是:质问北大团委,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北京大学的团员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是谁选举了他(她)们?因为依据团章的规定,这些代表,应该经过团员选举产生。但是北大的团员都不知道这些代表是谁。
这张大字报署名是历史系的几名团员,实际上是许南亭写的。他父亲是许汉三,好像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秘书长。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反右之后,很多人都把北大的“五一九”运动同社会上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向党提意见,也就是“向党进攻”的所谓右派活动连系起来。我不相信这是受到指使的,因为当时共产党正在号召大呜大放,帮助党整风,而且,就算是有那个意图,也未必就能找准这就是突破口。当时的民主党派,都是被动员向党提意见的,并没有谁想利用“整风”推翻共产党。这里所提的问题,与当时民主党派所提的问题也完全没有关系。
后来人们把注意力都转向其他的大字报上,反而忽略了这第一张大字报。其实,正是这一张大字报点燃了“五一九运动”的火炬。许南亭的这第一张大字报功不可没。
听说现在许南亭不大承认是他写了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同后来的所有大字报所提尖锐问题确实没有联系,但是,没有这一张大字报,也断不会有以后的大字报。而且,第二张大字报和第三张大字报的作者也一定不肯承认是他们写了第一张大字报。
2、 春蕾初绽,——英蒲公龙英华,铁树陈奉孝,并蒂莲杨路、张景中,张世林(张景中先说是苦菜花钱如平,后陈奉孝说是张世林,我看到他们现在的合影,应该是张世林了。)
到了下午,陆续贴出的几张大字报,并没有按着这第一张大字报所提出的问题继续质问下去,而是各抒己见,面向广泛的社会方面发展开来。
满天星龙英华
既然是说百花盛开,我就尽量给每一个我熟悉的右派以一个花名,如果他们不满意,我向他们表示歉意,而且也可以改,我绝对是善意的。
我把满天星冠在龙英华的名下,不是因为他的的作品,而是由于他后来的行为。他后来有一种癖好,就是在许多别人的大字报后面署上自己的名字:“同意你的观点”,“赞成你的看法”等等。
就在当天下午,哲学系一年级的龙英华贴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的大字报,其中建议在墙上建立民主论坛或者是民主墙;同时他还谈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看法,运动初起,我对这些看法兴趣不大,内容从略。
第三张大字报是数学系三年级学生陈奉孝、张景中、杨路、张世林贴出的,题目是自由论坛成立宣言,内容提出了五项主张:一. 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二. 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三. 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改为政治课选修,四. 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五. 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张大字报的作者们,一方面不愿出风头,所以没有署名,一方面又为了负责任,所以就都署了学号。所谓自由论坛,就是在墙上发表意见,这就是“民主墙”,“民主墙”这个词很好,“民主在墙上”,或者是“在墙上的民主”。后来,在中国一些地方,真的出现了很多民主墙。
由于这两篇大字报的“跟进”,第一张大字报就不是孤立的,接着,许多同学也都跃跃欲试,北大的大字报运动也就开始了。
我把张景中和杨路,冠以并蒂莲的花名,是因为,张、杨二人,数学天分极高,在大二的时候,就获得“北大双玉”的美名,后来,张景中还有“水上莲籽水下藕,芬芳献一生”的诗句,故以名。
“铁树”冠在陈奉孝名字前面,不仅是因为他在运动中顽强的表现,还因为他在运动后期,在反右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勇敢地挺身而出,勇于承担责任,表现了铮铮铁骨。
第三个作者张世林,后来没有划成右派,逃过一刼。
3、沈泽宜张元勋撒落漫天花瓣——诗“是时候了”
前两张大字报都是贴出在19日下午,这第三张大字报贴出在19日的晚上。所以,19日当天有三张大字报跟进。
如果说许南亭的大字报拉开了北大“519运动”的序幕,这一张大字报就可以说是吹响了运动的号角。
这张大字报是沈泽宜同张元勋合写的。
这篇大字报是一首诗,它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当时一些学生的思想情绪,所以,在这里把文献三中所录部分全部录下:
是时候了
(一)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泻在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酸、甜、苦、辣
都兜出来
看一看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在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照耀!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二)
是时候了,
向着我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与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苔死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集体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兄弟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文献三〕
这首长诗有很大的煽动性,而且它的确在同学当中引起了回响,很快有一些大字报倾诉了自己的不满,把自己比做“白毛女”的大有人在。但是,倾诉不满,不是“五一九”运动的主流。
运动的主题是探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途径,保障人权、保障言论自由,最急迫的任务是防止斯大林悲剧在中国重演。
这首诗关系到对新社会人际关系的评价,就是说,在我们刚刚建立的新社会中,人们的精神状态和人际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是精神舒畅的,还是倍感压抑的?是和谐的,还是尴尬的?是充满友爱的,还是含有敌意的?说敌意,可能是过分了一点,但是却可能是经常戒备的,相互之间难以推心置腹,坦诚相见。用政治术语说,是不是社会上“阶级斗争”这个幽灵,也在我们同学之中时隐时现,主宰着我们,也主宰我们学生同学校行政、同党团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是不是时时都在“斗”?
这首长诗所反映的,自然都是后者。这是这首诗所表现的主题。后来人们对这首诗的争论,自然也是这一点。
其时,我们这些学生也不过都是二十左右岁,建国也不过8年,能有多少阅历?何以对新社会的人际关系会有这样悲观的痛切的呼叫?
大家都不是这方面的学者,大约谁也不能对此做出全面科学的评价。而且,评价的标准也可能各不相同。那么,每个人,也就只能依自己的切身经历进行判断。结果可能大相径庭。
但是,不管如何,这张大字报写得文彩飞扬,而且也确实说出了一些同学心中的积郁,在这个范围内,它产生了相当地影响。
在整个社会大鸣大放的氛围之中,第一张大字报像引爆了一座火山,学生们真的“放开嗓子唱”,学校的大字报就像暴风雨般地铺天盖地而来,进入了全面的高潮。
4、 谭天荣培植了“一株毒草”
第一个高潮出现在5月20日,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谭天荣的“一株毒草”。
(我在这里必须向读者交待关于这里所述内容资料的来源。“五一九”运动起来之后,自然大家都很兴奋,可是身处其中,至少,我个人当时并没有想要把这些都记录下来意思。到了后来,我们感到意义重大,想要保存一些资料的时候,为时已晚。在运动中,以中文系的一些右派学生为主,办了一个叫 “广场” 的刊物,那里集中了当时右派言论的部分精华。唯其如此,它也就受到查禁,在民间,它大约也没剩几本。就连我个人后来写的“高度集权是危险的”的自留底稿,也被收了去,党支部说,留这些有什么用?
所幸的是,就在1957年10月,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了一本《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这本书我当时虽在学校,却也是没有看到。在1979年我去学校要求改正的时候,我的同班好友宋礼庭把这本书拿给我看,后来我就把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复印了下来,当然其中包括我的那一篇 “高度集权是危险的”。但是,这本小册子所收集的并不全面,许多重要的文章都没有收进去。比如,这里所说的“一株毒草” 和“是时候了”都没有收进去。所幸在1996年,我又买到叶永烈所著《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其中特别摘了这两篇的梗要。我把《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称为文献一,把《反右派始末》称为文献二。在此次写作过程中,宋礼庭又给了我一本《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是北大经济系政治经济教研室编的,成于1957年8月,那里面记录了更多的东西,我把这份文献称为文献三。除了记忆的,凡引自这三份文献的,我均在引文后面注以文献一、二、三的字样。文献内所述是否真实,就不是我所能判断的了。有些讹错之处,已不能判断是在那一个环节产生的。但是,从所载我的文章来看,它是真实的。)
“一株毒草”是物理系四年级谭天荣所写,那篇文章署名是“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这句“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正是资产阶级大革命时,表示资产阶级行将登上历史舞台的一句响亮的口号,实际上表示它要取代封建专制统治。谭的文章的标题就是“一株毒草”,所以一开始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那时候毛泽东关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还提出不久,毒草自是要铲除的,而自认是毒草,可见其“恶意”。文章内容更是惊人,他首先引用了赫拉克利特的话:
“ 爱菲索人中的一切成人都应该死,城--应该交给尚未成年人去管理。”
然后又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离北大还有十万八千里,攻击一切报刊:
“到现在为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离我们无知的青年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国家没有检查制度,可是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比方说吧:
1895后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而‘再论’都把它归结为‘人的思想情况’这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是什么。”
他还攻击在“抗美援朝”期间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因而名噪一时的大作家魏巍:
“魏巍写的‘春天漫笔’不仅空空洞洞的自相矛盾,而且简直是神经错乱,语无伦次,却被采纳为关于‘徐进问题’讨论的最后批判书。
当时这篇文章对我印象最深的要属以下几个地方:一个是他的哲学思辨,他显然读了很多哲学著作,文章中特别谈了韩非的“白马非马”的哲学,这是我平时没有学过和想过的(文献三中没有这个内容,不知是文献三漏记,还是我张冠李戴);再是他攻击李政道、杨振宁和薄壳(也称薄板)理论。他说:
“ 充满了极端盲从诡辨,谬误牵强附会弥缝手段(或者叫做新观念)的物理学已经面临毁灭,无耻的李政道杨振宁剥夺了物理学的最后一点光彩,可是物理学报还在搞什么薄板和园柱,再不就是什么损耗。
这一切已经完全不堪忍受。”
对薄壳理论我还完全不懂,只听说,后来的人民大会堂的拱顶就是依据薄壳理论修建的,很大的跨度中间却没有支撑,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攻击薄壳理论;他说杨振宁和李政道“夺去了物理学最后一点光彩”,我不知道他是说“宇称守恒定律”不应该被破坏?还是说杨、李二人从斯德哥尔摩领了诺贝尔奖之后没有回北京,而是去了台湾?他是物理系四年级,我是物理系二年级,他说物理学面临毁灭,我不能理解。总之,他的文章费解之处甚多。
接着,他建议成立一个学生刊物和建立一个学生讲座并且猛烈攻击‘三好学生’:
“1、让我们北大学生自己创办一个综合性学术刊物。
2、建立一个学生讲座,让我们向世界证明除了那些一般地禁止自己思维的‘三好学生’(或叫白痴,或者优秀生、或者叫‘小螺丝钉’反正一样)以外,中国青年还有的是‘才子佳人’,他们坚韧果断才气横溢光芒四射,他们将使国际资产阶级吃饭时丢落刀子。”
他用下面一段话结尾:
“ 你凝了一下眸,
你微微一笑,
你目瞪口呆,
你紧锁双眉,
你咬牙切齿,
你点一点头。
一切都很好,只是千万不要发神经病,应该改一改那种听到一句不习惯的话,就本能地反对那种条件或无条件反射,要不我说西郊公园(引者注:指北京动物园)比北大对你更合适。”(文献三)
他的大字报实在是够惊人的。也的确令人“目瞪口呆”。但是,任何人在读了他的大字报之后,都会对他产生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张大字报在校园中引起了强烈地震动。
由于他的这一张大字报,以及以后他的一系列大字报,还有在运动中的其他一系列组织活动和其他活动,他成为北京大学右派的第一号代表人物,与人民大学的林希翎齐名。
人们可能不同意他的观点,可是却不能不由此引起思索。
二、百花齐放,群芳闹春光
就像其他许多自发性群众运动一样,由于运动不是领导发动的,所以,运动一开始就碰到的一个运动本身是否合理,是否合法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有人反对或者不赞成。维护或者反对这个群众自发的大字报运动,就与运动本身讨论的问题,同时并行。
大约在6月3日或6月4日,右派刊物《广场》编辑部写了“北京大学民主运动纪事”,大致记录了他们认为是重要的事件,我这里就根据自己的记忆和这个“纪事”,回忆那段不平凡的日子。
1、“欲说还休”——学校党委无可奈何的态度
对于这些突如其来的大字报,谁都没有思想准备,学校党委当然也没有思想准备。按着中共官方的程序,中午发现了第一张大字报,马上向上级汇报,请求指示,同时开会讨论,恐怕一时半时谁也还拿不出个准主意。这个表态对于官员来说可是太重要了,如果没有上级指示,最好是模棱两可。(书中暗表,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也就是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有了第一个反击右派的指示,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又发了第二个反击右派的指示,所以这个表态就更加重要。)到了晚上,召开全校团员大会,好像是在东操场、也就是“五四广场”开的,至于讲了些什么,我却一点印象也没有留下。在这个大会上,就有团员向主持会议的党委崔副书记发问,——对这位崔书记我也没有丝毫记忆了,——问党委对“民主墙”的态度,他的回答绝对具有典型性,高明的模棱两可:大字报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他的讲话引起同学们的不满。
说实在的,学校党委的这种表态也实在是用心良苦:支持吧,等于把学生往火坑里推;反对吧,学生们反而会闹得更加厉害。也实在是没办法。
不过,同学们要想贴大字报,那是谁也挡不住的。这些人不当右派不死心,那也是毫无办法的。
党委既然不支持,就必然有相当的同学和老师也不支持。而且,有人也可能早就留心后事了。
到了第二天下午,就贴出了我在前面说的那两张大字报:“一株毒草”和“是时候了”。据几位好事之徒所编的“新闻公报”所记,到5月20日下午5时20分为止,全校已有大字报162张。大字报运动是无可挽回地开展了起来。
到晚上,同学们已不满足于写大字报,还在广场上开展了辩论会,很简陋,却也很方便,搬来一张桌子,就是讲坛,谁想说什么就上去发表一通意见,如果想说话的人多,就排队,而且还限制时间,热烈而民主。一时之间,北大校园热气腾腾。大家都感到很兴奋。
就在这天晚上,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代表党委,正式表态,宣布支持大字报。这个转折来得很快。可能已经请示过上级党委了。
尽管江隆基宣布支持大字报,可实际积极参加运动的,却很少有各个层次的积极分子,大抵还都是城府不深而又不计后果的一些“勇敢分子”,其中也有一些平时表现很好、因之也很受宠的同学,他们贴大字报,是出自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2、最剌眼的箭兰——刘奇弟为胡风翻案
如果说第一张大字报贴出之后,第一个高潮是谭天荣与张元勋、沈泽宜掀起的,那么,第二个高潮就是物理系三年级的刘奇弟掀起的。(我这里说的几年级几年级,都是指在1957年的学龄,这很便于识别当时的身份。)刘奇弟的大字报的标题就是“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分子,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这个标题本身就十分骇人听闻,1955年动员了那么大的舆论,由党中央亲自判他(政治上)有罪,1957年就有人跳出来为他翻案,这实在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在前面加上政治上有罪,是因为到那时,胡风一案尚未经法院宣判。)但是,此文一出,居然还有相当的人为之附和,这可实在令人扫兴。文献三中收录了这篇很重要的文章 ,我将在第二章中专门介绍讨论胡风问题时录出。到了1980年,到底为胡风平了反,刘奇弟和附和他的人,为了这个,陪同胡风含冤负屈二十余年。
我和刘奇弟虽在一个系里,也只差一个年级,由于每个年级的人都很多,相互了解的概率几乎为零。早在5月20日他也贴了一张叫“是时候了”的大字报,实际是一首诗,内容是为“白毛女”申冤。谁是“白毛女”呢?就是1955年被“肃”的“几十个被禁的北大人”。他们被“私设公堂,私人审讯”,伤害了身心。这就是“肃反”后遗症。
3、带剌的玫瑰——林希翎来北大讲演,引起混乱
5月23日,法律系的同学邀请刘奇弟举行辩论会,相当正式,搭了台子,还装上了麦克风。开会的地方就在“三角地”,主席台坐西向东。“三角地”就是学校小饭厅与大饭厅围成的那一片空地,是右派和左派贴大字报和进行集会的主要场所,现在那地方盖了大楼,它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再也不能重现了。
那次辩论会参加的人很多,我也去了。开始不久,有人请人民大学的林希翎上台讲演,谈她的看法和介绍人民大学的情况。林希翎本名程海果,当时是人大法律系四年级的学生。她因为景仰李希凡、蓝翎之一夜成名,因而取笔名希翎,至于“林”字是怎么来的,就不得而知了。林希翎的家庭出身,1957年和1984年的说法前后不一,前者说是反动家庭,后来又说是进步家庭,且不去管它。但是,她在13岁就参加革命大约是真的,不然她也不会在不到20岁的时候,就已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与上层人物有那么多的联系。1956年,当时的《中国青年报》甚至专门为她发了一篇文章,说她“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对此,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吴玉章和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总书记胡耀邦也为她抱打不平。她参加革命,大约是在部队上,也只有在部队上,才容易同上层革命家发生联系。而且,她到北大讲演,也是一个叫刘秉彝的北大同学请来的。这个刘秉彝,也是转业军人,在他(她)们那个层次,有各种各样的联系。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当时的林希翎,看起来是个文弱的女学生,可是相当健谈。她谈了很多,文献三记录了她的这次讲演,说是“根据记录整理”。这个“根据记录整理”,相当可疑。当时那么混乱,谁记录的呢?但是从内容上看,同我的记忆还很相符,但是并不太全。
她的发言很有煽动性。
她对胡风问题谈得很多。除了一般的论证之外,她谈的一些具体情况最能引起激动。她说今年4月,最高检察院副检查长到人民大学作报告时,有人问他,胡风问题怎么样了?他说;“现在侦察工作已经结束,但是胡风很不虚心,不接受意见!”我听了之后觉得这叫什么话!是不是如果能够虚心接受意见就不是反革命了?又不是检讨会,怎么接受意见?
林还说了法制不健全和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她说:
“南京肃反时,一个晚上把逮捕证发给各单位,一下子就逮捕了2000多人,连某礼堂都住满了犯人,后来又都放了出来。
我曾在区法院实习过,最近人民代表要去检查肃反工作,毛主席下了一道命令,要检查过去所有的案件,现在从法院、检察院到公安局都忙着修改案卷,起诉书错了的修改,没有理由的补上理由,但是,这还叫什么检查呢?”她说的这些事实,都令我们这些充满幻想与理想的青年学生难于接受。
在另外一个批判她的纪录上,还说她说;“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可以罢免,这我看是好的。”“肃反扩大化了”。但是当时对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她说:毛主席说,如果胡风不搞小集团,就可以不是反革命。我感到不能理解,是反革命,不搞集团也是反革命;不是反革命,搞集团也不是反革命,这里没有“量变到质变”。而且还要毛主席说。我记得的这一段话,在各个记录上都没有。
她是法律系的学生,又同上层有各种联系,知道的情况多,这些话大多是可信的。她还透露其他一些情况,具体已记不清楚了,但大都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做法不利。可以想像一下,当时一些“卫道者”、一些对共产党、对毛主席怀有深厚“阶级感情”的人,怎能容忍她对毛主席、共产党那样不敬?她的话又很有煽动性,没有多久,就会场大乱,有一些学生就向前挤去,想夺取麦克风,或者把她轰下台去;据那个整理的纪录说,当时还有人写条子,骂林是“臭娘们”;而另有一些人,则支持她继续讲下去,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请林希翎来的那些人见势不妙,几个人架着林希翎狼狈逃去。会场设在小饭厅前,怎么跑的我也不知道。后来杨路告诉我,一共有八个人护着逃跑,其中就有他一个,他们到16斋又谈了很久。
就我当时的心情,如果有人敢对林希翎拳脚相加,我大约也不会袖手旁观。后来在批判我的时候,这也是一条。
对于政治上的事情,我有些不明白,比如,在竞选的时候,或在其他表示对一政治家支持或反对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激动,甚至为了他所支持的人可以拼命。通过对这件事的回忆,我想起来,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下的作为,不是为了哪一个人,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信念,为了维护自己认定的真理和价值观。如果当时真的打起来,我同林希翎素味平生,自然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维护我认为的尊严,我认为的秩序。
5月27日,林希翎再次来到北大,这次是更有组织的辩论。会场的秩序好多了,双方进行了充分说理的辩论。林希翎讲的也更有条理。
在文献三上,对此有相当篇幅的记述,很有价值,但是我在此处也只能摘要引述。
⊙她认为,关于个人崇拜,是制度问题,如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在社会中,把人分为很多等级。
⊙“三害”(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与政治制度有关,与公有制不相容。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成为对抗性的,如她在东北和玉门看到的罢课、罢工。
⊙各个统治阶级都有共同性、局限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今天整风,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要由法院来判决,弄了两三年还不结案,如果放在现在,他可能就不是反革命,很多人都要求重新审理。
⊙有人说我(指林自己,--引者)是反革命,现在有一个公式:反领导就是反组织,反组织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党,就是反人民。说我是反革命,我抗议!
她还谈了两个插曲,一个是,在她第一次来北大之后,有人在会场的台柱子上贴了一张纸条,说:“林希翎女士来了北大一趟,我的水碗不见了。”林说,我走的时候,有8个人送我,我并没有偷你的水碗。群众大笑。她还说,有一个北大的同学后来向她自首,说那一次她来北大讲演,他进行捣乱,是党支部书记让他干的。
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能察考清楚的,这是一件完全不能证明的事情。就算自首的那个人出来作证,那个支书多半都会不承认。
这次会我好像没有参加,因为后来一直没有印象。
4、儿曾被摧残——西语系对“三害”的控诉会
25日下午,西语系的一部分人举行了一个对“三害”的控诉会。但是,那次会所控诉的,却远远超过了“三害”的范围。因为控诉的内容,都是对在“肃反运动”中对人的伤害。因而,控诉的对象自然也就是领导、参加运动的党团干部和积极分子。发言者控诉的内容,都是些很令人痛心的事情,总的还是呼唤法制。这种事情,当然就很容易引起与会者感情的激动。晚上,借电影放映后的机会,党委书记江隆基就向同学们说,控诉会是对敌人的,不能对党,要求不要再举行。这又引起同学们的不满。第二天立即就出现了很多大字报,质问江隆基,为什么对严重的犯罪行为不能控诉?为什么控诉违法乱纪就是控诉党?
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逻辑问题:为什么对“三害”犯罪的控诉就是对党的控诉?难道目无法纪的犯罪就是党的犯罪?难道“三害”犯罪是党指使的吗?
可是,在当时的很多党的领导干部和几乎所有积极分子都是这样看问题的,也就是后面张锡锟在“‘卫道者’逻辑大纲”中所说的他们所遵从的逻辑,所以也就自然发生许许多多冲突。也就因为如此,在运动的口实下,许多违犯法制的犯罪得到庇护,而且也就更加肆无忌惮。
可想而知,在这种气氛之下,观念的冲突和情绪的对立是如何被人为的加剧了。
5、校徽竖佩,——“二十九人事件”
从5月19日北大开始张贴大字报之后,其他高校的反映不那么热烈,不大清楚是为什么。5月26日在清华大学召开北京市高校运动会,一些老师和同学,为了把北大的运动推向全市的高等院校,就借此机会去进行宣传。此次宣传的发起和组织,好像是由西语系的讲师黄继忠带头,或者是一些学生请他带头。在“五一九运动”开始之后,学生们表现积极,而北大的老师则相对沉寂。有几位先生后来成了右派,他们的言论也多半是在座谈会上,或在刊物上发表,西语系的黄继忠则几乎是唯一的例外,他热情正直,敢于直言,而且,还同学生们结合在一起。那次去宣传,很有些意思,原来,他们都是临时组合在一起的,相互之间甚至还不大认识。为了识别,他们都把校徽竖着配戴,这在观者看来,就是一个怪现象,受到非议。他们一共去了二十九人,所以这次宣传活动就称为“二十九人事件”。
他们去宣传,用的是什么方法,我不大知道,可能主要是讲演。是不是还带了什么传单或宣传品去,就不清楚了。但是,肯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所以后来“二十九人事件”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成了黄继忠等人的一大罪状,好像进行了一次反革命宣传一样。
由于这次宣传和通过其他渠道的沟通 ,没有多久,其他高校的学生运动也开展了起来。
在“广场”编辑部写的“北京大学民主运动纪事”中,把去清华大学宣传说成是由“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派人去的,那么,就是他们一起组织去的。
6、“百花学社”应运而生
谭天荣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最重要意义是反对教条主义,而且,在整个运动中,他也一直乐此不疲。他既然反对教条主义,自然就要宣传辩证法。近代的辩证法,自然要首推黑格尔,其次就是恩格斯。他对马克思有什么看法不得而知。于是他就主张在北大成立一个“黑格尔--恩格斯学派。”
这事有些荒唐。首先,学派不是“成立”的,而且也不能“成立”。学派是一些学者,因为对某种学术问题持有相近或者共同的看法,成了一家之言,因而形成学派。这样的学派是没有组织的,比如经济学的凯恩斯学派,物理学的哥本哈根学派等等。谭天荣想在北大成立一个学派,自然是可笑的。还有一个笑话是,他想成立“学派”,竟还要有个组织,他把这个组织叫做“黑--恩学派社”或“百花学派社”。“学派”而又有“社”,实为罕见,因而受到嘲笑。我说这些,一方面是这个问题在当时确实传为笑谈;一方面,也想说明,我们这些人学识既不够,也同时缺乏指导,大家全凭着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一股勇气,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另外,这些不足,确也为反对“五一九运动”的人提供了讥笑的材料。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难能可贵的是有的人在不断的思考,而有些人却只是盲从。
当然,后来他们改正了这个错误,最后定名为“百花学社”。
百花学社成立是在5月29日,发表宣言是在31日。5 月19日以后的几天,大字报确曾十分热烈,但是到了29日之前的几天,已有些沉寂,原因有很多,杨路在百花学社成立会上的发言对此有所反映,他说,对北大的民主运动,“党中央是同情的。目前民主运动已处于沉静状态。根本原因是感情高潮已过去。自由空气的形成,自由权利的获得是十天来的主要成绩。”关于百花学社的性质,是学术性的,但是对政治问题也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张景中在成立会上的发言很有些意思,录出如下:
“黑格尔恩格斯二个人都是死人,不好。
孔夫子毛泽东是半死半活,也不好。
有人主张“社会主义心理学社”,
有人主张“百花学社”,
①它包括了刚才别人说的全部优点,
②符合时代色彩,
③有青年人的色彩,对组织学社来说,还相当新鲜。
④是毛主席提出的。
“学”已有思维之意,学而不思则殆。“社”就表示有组织。
……
我们要使教条主义空气稀薄,使学术空气浓厚。
我们中间的意见可以充分发表,我对谭天荣的意见80%不同意,是形而上学的,但还是可以油印出来。”(照抄文献一)
这里要替张景中解释一下,他说“孔夫子毛泽东半死半活”,是把他们两人合在一起说的,孔夫子死了,毛则活着。
在文献一中,有学派成立的宣言,照录如下:
黑格尔--恩格斯学派的宣言
(现已改名为百花学社)1957.5.31日晚
一、拥护社会主义公有制,拥护党,拥护毛主席,拥护百花齐放的方针。
二、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求青年人像青年人那样生活;反对“三害”,反对限制思维的恶劣倾向。
三、百花学社是一个学术性团体,以学术讨论为其主要活动内容,通过学术性刊物、讨论会及青年喜爱的方式发表各种意见。
四、凡本校学生皆可入社,有随时退社的自由,本社没有纪律,学社不对社员言行负责。
五、本社发起者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是百花学社的一派,百花中的一朵,该学派不对学社的言行负责,学社也不对学派的言行负责。
百花学社的组织原则,是“学社”不对成员个人的行为负责,成员个人也不对“学社”行为负责。它只是一个集会和讨论问题的场所。没有组织纪律,也不要民主集中制,大家集体领导。就是说,它相当松散。
7、花坛—— “广场”编辑部成立
运动开始之后,除了大小字报,同学们还编写和油印“出版”各种小报,最初就有前面提到的“新闻公报”,以后又出了《自由论坛》和《百花坛》,此外,还有《浪淘沙》等等刊物。还有人组织了匹克威克社(匹克威克是一部英国电影中的主人公)。据说,到了二十几号,就有刊物八种之多。这样,在这些刊物的基础上,编一本较大、较全面的刊物,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于是,就以中文系的右派和“百花学社”的骨干分子为主,成立了一个较大的右派刊物,刊物取名为《广场》。
这里顺便提一句,反右之后,这个右派刊物《广场》自然是被宣布为非法而被查封了,有趣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在《北京日报》恢复或新建了一个副刊,名字却也叫《广场》,不知是有意或是无意。对我来说,却有点象征“五一九”精神的复活。
在6月6日《广场》编委会写的“救救孩子!!《广场》在难产中!!”所述,那个编委会是临时的,组成人员如下:
主编:张元勋 付主编:沈泽宜 王国乡
编委:王国乡 叶于生 沈泽宜 李亚白 梁次平 袁鲁林 陈奉孝 张元勋 张景中 陆志华 崔德甫
《广场》定为铅印综合性刊物,当时恐怕尚不能确定是定期刊物还是不定期刊物。第一期集中了当时已发表的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章,总名目是“民主广场”,目录如下:
报导发刊词 人之歌
“五一九”纪事 整风短歌
“是时候了” 杜真诗两首
独白 戴佳珊词选
新乐府(国风:东山) 论当前民主运动的领导
论无产阶级社会中人之等级
肃反论纲 论人事档案制度
论党领导 高度集权是危险的 治标还是治本
论斩草除根 怎么办?
不要那样想 周铎的遭遇
整风运动在北大(照片)
要更勇敢地飞翔(歌曲) (照抄文献一)
其中,“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就是拙作(后来发表时用了“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
在《广场》的目录中,作者都不是隐姓埋名的(少数人写了学号或声明),都是公开的,多数作者都是堂而皇之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只是在这里没有写出作者的姓名。有一些作者我知道,另一些则不熟习。
在编委会的组成当中,没有谭天荣,也没有选入谭的任何作品。诗“是时候了”共有两首,一首是张元勋、沈泽宜的,一首是刘奇弟的,这里可能是张、沈二人的。除此之外,好像其他编委的作品也都没有选入。
选入的文章大多是十分说理的,比如“论当前民主运动的领导”,应该是“物三”潘家威的“整风运动中北大党委的领导问题”,就相当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运动。
不过,就是这第一期刊物,最后也没能同读者见面。这期刊物印出来的时候,已进入反右中期,是油印的,并没有实现铅印的目的,印出来的一大部分,在那个著名的“三角地”被付之一炬。只有一部分被保存下来。
如果谁有幸手中还有这唯一的一期《广场》,那该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8、张景中等六人天津之行
虽然在北大5月19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之后不久,中央各机关、北京市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首都和北京市的各大报纸的记者,人流如潮地来到北大参观大字报,可是,所有的报纸却都对北大的学生运动严密封锁,绝不透露半点消息。通过5月26日“二十九人”去清华宣传,以及学生们的书信往来,首都各高校的学生还是知道了北大的一些情况,不仅如此,外地的高校,通过两种渠道,也对北大的情况有些风闻。这两种渠道,一种是学生们的通信,一种却是党的组织。第一种渠道所宣传的内容,自然因写信者的态度而异,但是,第二种渠道,其宣传的内容与观点,却恐怕大体都很相似,都对北大的学生运动持否定态度。某日,天津南开大学有同学来信,说他们那里的学生运动受到压制,学校的广播台公然说北大处于“无政府状态”、“被反革命分子所控制”。北大同学为了使南开的同学了解事实真相,6月2日,有六人以个人名义去了天津,分别到南开、天津师范学院与天津大学去演讲和开讨论会。这就是后来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所说的一部分人去天津“兴风作浪”、“召开秘密会议”、“破坏学生会”的由来。
其实,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组织活动。
去的一共有六人,一说为七人,大概是六人。有三人是《广场》的编委,是沈泽宜、张景中和梁次平,杨路和谭天荣是《黑--恩》学派的,另外还有刘奇弟。如果说有组织,必定要有领导与被领导,可是他们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谁领导谁?据回来之后他们自己讲,整个过程相当混乱。同去的杨路和张景中都是数三的学生,是极要好的朋友,但是,杨说,“张景中只有烦琐逻辑,跟着别人的看法走,他(指杨自己,--王注)开始曾劝张不要参加进来,他(指张--王注)说这样要声名狼藉的”。张景中则说,“去天津各人的目的不同,我没有杨路所说‘去冲击一下’的想法,本来我们大家不让杨路去,杨路说一定守规矩,不乱说,以后就一起去了。”这哪里是什么“有组织活动”?分明是一群乌合之众。
但是,“五一九”运动就是这样。我想,一切群众自发的运动,在开初阶段,大抵上都是这样吧!
有一点大家都是相同的,那就是要求开放,要求民主,要求解放思想。
我后来又想,就是运动发展下去,在这些人当中会产生领袖吗?我想,在这些人当中恐怕也不会产生领袖,大家认为,个性和个人观点是最重要的。没有领袖就没有组织,没有组织就不可怕。
这是一次民主运动,而民主运动总是排斥领袖的,在那里,只有不断更新的核心人物,却没有领袖。
民主运动排斥个人权威。
他们在天津的活动相当混乱,在天津大学与南开大学内部,部分学生与学生会有矛盾,他们去的几个人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他们大致都是把自己在校时的观点向天津的同学做了介绍。他们回来了,天津那边学校反映也是随脚就到,于是,北大党委也就向他们发出责难。具体说了什么没有记录,但是,杨路对此的反应却有记录,兹录出如下:
“ 抗议三害份子江隆基对我们的公开诽谤
数 三 杨 路
江隆基说我们到天津活动时‘兴风作浪’‘召开秘密会议’‘破坏学生会’。
请问这些结论根据是什么,这是捏造事实。江只听一面之言,不了解情况居然肯定的诽谤。
我以一个公民和共青团员的资格坚决抗议这诽谤,与江隆基进行公开辩论。
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与那三害魔王抗争。
住二十八斋417大学生公民共青团员杨路6,17”
(请读者注意这里的日期,6月8日已经开始反右了,6月17日杨路还在那里负隅顽抗。)
9、张元勋等人上访北京市委
在我这个回忆录中,都没有记述与右派对立的左派的言论。实际上,当时的左派的言论也不少,北大的大字报运动是在对立中发展的。其中,自然是右派感到压迫,于是,一些人就想上访,去争取北京市党委的支持,这个想法当然很天真,不过从哪一方面说,都没有错。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回来之后自然也是沸沸扬扬。去的人中,除了一些右派之外,还有一个学生也去了,这个人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两院院士王选,只是,他后来没有划成右派。
在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它的臭名昭著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前,在北大的“五一九”运动中,大致就发生了以上这些大事件。至于提出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但是为了篇幅的平衡,也为了不致一下子提出过多的问题,使读者接应不暇,我们在下一章中再加讨论。
三、山雨欲来风满楼——“五一九”运动的社会背景和国际环境
“五一九运动”是一次政治运动,要分析它产生的根源,就不能不分析它的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
从1949年建国,到1956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几次重大的事件。从1950 年起是经济恢复阶段,1950年还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为了巩固政权和防止复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镇压反革命斗争和进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这些措施,无疑对维护国家独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土地革命却也不乏许多过火行为。到1952年后,一方面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方面国内经济已获得全面恢复,由于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的起动,我国已经可以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开始进行经济建设,可以说是建国后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由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稳定,可以说,人民对新政权还很满意,至少,对我的家庭来说,是日见兴旺的。
但是,在新中国当时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一个没有先例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按着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出现的社会形态,而当时的新中国,却是在资本主义相当不发达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典型的半农业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同顾准先生所说,当时中国正苦于资本主义之不发达。 能不能在当时的中国就建设社会主义呢?中国与苏联又不相同,俄国不是殖民地,俄国的资本主义比中国要发达一些。
所以在建国之前,新中国就定性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共同纲领》中,连社会主义的字样也没有出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上的特征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在经济上的特征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共存。同时,在一开始,新民主主义就被确定为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社会形态。在政治上,在当时的六个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有3名党外民主人士,他(她〕们是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在政务院的四名副总理中,有两名党外人士,他们是郭沫若和黄炎培。在三十四个正部委官员中,有十四名党外人士。不过,这些情况在1954年之后有了很大的改变,民主人士与民主党派副主席与副总理的椅子都搬到了“人大”去了。多种经济成份,就是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成绩,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的体制下取得的。
中国社会要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大家都没有异议的。但是,在过渡的速度上,从建国的时候开始,毛泽东和刘少奇就有分歧。刘少奇要求慢一些,毛泽东则希望快一些;刘少奇比较实事求是,而毛泽东始终是急燥冒进。这种分歧,实在是他们后来尖锐冲突的伏笔。远在1951年,刘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毛泽东则认为,新民主主义既然是一种过渡,就不能确立这个秩序,当然也就谈不到巩固。(其实,社会主义也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从历史的长河上看,每一种社会形态也都是一种过渡。) 围绕这个中心问题,两个人一直进行着明争暗斗。最明显的一次就是在1955年对所谓“小脚女人”的批判。说刘少奇(在第一线的是邓子恢〕砍掉二十万个农业合作社是“小脚女人”在走路。
对的是刘少奇。由于批判了“小脚女人”,对农业、手工业以及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于1956年完成,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由此而起。其实,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今天改革开放的经济,今天改革开放所做的一切,差不多也就是当时新民主主义所主张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当年的新民主主义。只是,当时的经济,却没有今天的包袱,因为,当时既没有这么多的国有企业,也没有这么多的人口。解放后,真正正确的经济路线的代表是刘少奇,如果当时按刘少奇的主张办了,可能用不了10年,经济就能发展到80年代的水平。
如果当时能够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中国就不会走20余年的弯路。
总之,到1956年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建设,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在路线上,也埋伏了许多矛盾,在政策上,也有过份的地方,比如像过早地完成了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像农业合作化,像粮食统购统销等等。
这些政治经济因素对发生“五一九”运动是重要的,它是一个大背景。不过,直接促成“五一九”运动的并不是这些政治经济因素,而是下面要谈的许多另外的政治因素。它们包括国际上的风云变幻,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伤害,以及共产党要求党外人士帮助他整风。
1、国际上的风云变幻
1956年在中国发生这些急风暴雨般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在苏联和东欧也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
中国的革命是以苏联为样板的,同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属于以苏联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且,建国之后,中国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路线,因而,在苏联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对中国有重大的影响。
俄国在1917年发生革命,1924年列宁逝世,从1924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他统治苏联达29年之久。在这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苏联发生了许多事情,有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卫国战争以及战后的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1956年前达到它的全盛时期,共产主义阵营在欧州有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8国,在亚洲有中国、蒙古、北朝鲜和北越南。1959年虽然又有古巴革命成功,可是势头已不能同1956年前相比。在我国各种政治思想工作中,都以我国处在这种国际社会环境中对她的居民进行教育。那时我国人民对苏联的唯一了解是:苏联在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下,建成了幸福美丽的社会主义家园。
但是,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 却彻底粉碎了这一神话。苏联不仅不是美丽的,而且还是恐怖的。接着,1956年 6月28日,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同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在匈牙利发生了更为惊人的“匈牙利事件”。关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在后面将更为详细地介绍,因为正是它使我这个青年学生最终成为右派。
1956年6月28日,在波兰这个西部的中等城市波兹南发生总罢工,5万工人上街游行,翌日,波兰当局出动军队进行镇压,死53人,伤200多人。但是,由于波兰内部力量的消长,代表反斯大林专制主义、在斯大林时期深受迫害的哥穆尔卡上台,动员并武装了华沙工人,准备抗击苏军对华沙的进犯,驻波苏军不敢轻举妄动,波兰事件得以和平解决。最终由赫鲁晓夫所极难接受的哥穆尔卡掌权。但是,匈牙利则没有那么幸运。
在波兰是工人首先上街游行,在匈牙利则是学生。10月23日,数千大学生走上布达佩斯街头,声援波兰的哥穆尔卡。由于当局禁止游行,反而剌激了居民,下午,上街游行的人数反而增至十万,接着,斯大林的铜像被推倒,电台被占领,10月27日,组成了以纳吉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11月4日,其后一直掌权的卡达尔,以“工农革命政府”的名义敲响了钟声,二十万全副武装的苏联军队开始干涉,开进布达佩斯进行镇压,上万匈牙利人死于废命,运动彻底失败。1958年6月16日,纳吉在被从罗马尼亚引渡回国之后,于布达佩斯被绞死。临死的时候他居然还能喊口号,他喊:“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万岁!”
对于贫困的落后国家,温饱是第一位的;对于发达国家,--他们多半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则更重视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念大不相同。十九世纪匈牙利的著名革命诗人悲多斐就写过在世界上广为传颂的诗句,直译成中文是:
生命和爱情,
我要的就是这两样;
但是为了自由,
这两样都可以抛弃。
在我国,革命诗人柔石把它译成有中国味的五言诗: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可见西方人对自由的酷爱。
(现在重新读这首小诗,觉得还是直译的好,头两句,说的是人情,诗人自己想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并不想干预政治,他要的是生命和爱情;但是,当他的自由受到了限制,――这种限制只能来自政治,――他就会放弃普通人的生活、甚至牺牲生命和爱情去为自由而奋斗。现在读这首小诗,觉得诗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本来追求的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我们都有自己的事业和爱情,原来都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的,何曾想热衷政治?后来却,――谁知道呢?)
这首诗对当时的中国学生也有很大的影响。对中国学生影响很大的还有英国诗人雪莱和拜伦。不过,大家都认为雪莱应该晚死,拜伦应该早死。
在匈牙利,很早就有一个悲多斐俱乐部,这样的俱乐部自然都是由知识分子所组成,一直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自由。影响所及,就是1956年10月23日,不是工人首先上街,而是学生首先上街。后来毛泽东特别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原本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他们有思想。
但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始是严格保密的。美国国务院闻风,使出混身解数,终于通过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搞到了原本,并且立即公之于众,世界舆论为之大哗。当时各国共产党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的困难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在波兰军队镇压了波兹南的工人运动,特别是苏联军队血腥地镇压了匈牙利人民的起义,更使全世界感到无比的震惊,一时之间对苏联的谴责如狂风暴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一片混乱,各国的共产党和左派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同苏联共产党的专制主义划清界限;或者解散。
这种国际环境对中国当然也是不利的,它也很可能危及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过,在中国新闻舆论受到控制,中国人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了解,只限于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1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所提出的范围,苏共只是斯大林晚年“骄傲了”,“不谨慎了”,因而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不是制度问题,不是体制问题,只是斯大林个人骄傲了,是他个人的问题。因而,对斯大林,同时也是对苏联,是“七分功,三分过”。至于波兰和匈牙利,那是“反革命”在做祟。中国自身则是近乎完美的。(许多事件具体日期引自文献二)
尽管如此,冲击也还是有的。
据说,当时北京的外文书店,就有刊载赫的“秘密报告”的报刊出售,懂外文的人可以去买,那是中共有意留下的一扇天窗。
2、共产党开始整风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具体的办法就是“整风”,即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进行整风,5 月1 日,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并且代表共产党号召民主党派和各界群众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在此之前,已有费孝通于3月24日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和一直到4月底的全国上下的动员鸣放。五月八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统战座谈会,动员各民主党派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且信誓旦旦地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到了五月十九日,全国已经有了相当浓厚的鸣放气氛。
这是“五一九”运动的直接起因。
在此之前,还有几次运动也对“五一九”运动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3、历次的“运动”
首先是1950年到1951年的对电影《武训传》批判,其次是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与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这些运动开展的时候我还在念中学,对许多事还不懂,但是从社会上和电影上看到,要求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下子从旧的观念上转变,还很不容易。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批判个人主义,是不是连同个性一起也批判掉了?知识劳动总是有个性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在今天,也还不容易弄清楚。后来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各种政策常常有怀疑,不能不说同解放后一系列的类似的运动有关。比我大的学生以及我们的师长,是经历过这些运动的。
1951年底还开展了“三反”斗争,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紧接着又在1952年开展了专门针对资本家的“五反”斗争。(“五反”的内容很具体,像反偷工减料、偷税漏税什么的。)这两场斗争虽然不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可是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也不可小看。在中学我曾亲眼看到过这种批斗的场面。我从初中二年级就在校学生会中担任职务,所以同老师就有较多的直接接触的机会。就在那个时期,有一天我们几个“校干部”回去较晚,路过老师的办公室,听到里面在大喊大叫,我们驻足听了一会,听出来是几个年青的老师在批斗一个年老的老师。年青的老师都是当时的积极分子,大多是51年后从东北师大毕业的,那个年老的老师姓鄂,当然是国民党的留用人员。如果不是职业的地下党,人人都要生活,他们在旧社会当然都要有工作。但是,这个鄂老师教物理却是最好的,不像是个国民党的官吏,因为一个官吏是不能对中学的物理还理解得那么清楚。但是据说他有什么问题,所以在批斗他。情形很激烈,那老师也很悲惨,低着头,那几个年青的积极分子指着他的头要他交待问题。不过好像最终也没交待出什么问题。后来那几个年青的老师发现了我们,批斗也结束了。其中一个领头的老师把我们叫进去,对我们进行了一番阶级斗争的教育,我们似乎也领悟了不少,可是,那吼声却一直盘在我的脑际。可谁能预料,这种非人的批判,却从1957年后,伴我渡过了二十几个春秋。
革命就是强迫人哪。
那个鄂老师,后来被抓走,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就是说,“三反”、“五反”也同样对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不同程度的伤害。
4、“反胡风”和“肃反”运动
当然,最重要的运动还要算1955年后开展的“反胡风运动”与接踵而来的“肃清反革命”运动。
在历次的貌似学术批判中,并没有真正的学术讨论,在它后面都有强大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一直都使人透不过气来。由于这种压力,使解放后的知识分子面对我国的社会政治问题,总是噤若寒蝉。直到57年3月费孝通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之后,人们仍然畏首畏尾,如果不是中共中央不断地许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不会有1957年的大鸣大放的,谁知后来又食言自肥呢?
“反胡风”运动开展时,我已在读高三,对社会时事已有了一些关心。当时看到胡风“反革命”材料,印象最深的好像是胡风给路翎的信中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周扬这些共产党的文艺领导)好像是腐朽的叶子,压制我们这些新生的幼苗。这些信都是从个人的家中搜出来的,经过《“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的作者这么一“按”,这些私人信件就成了铁证如山的“反革命”罪证。想到这点就有些不寒而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时常有类似的牢骚。后来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知道,那些“序言和按语”的作者,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本人。
在中国历史上,这可能是第一个“当今”亲自执笔构陷一个人的罪名。历代皇帝要定一个人有罪,下一道圣旨就行了,大可不必诉诸舆论。在现代的社会中,构陷一个人的罪名还要诉诸舆论,这是时代的进步。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有了政权,就可以制造舆论。
不过,我当时却坚决相信,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既然说胡风是反革命,那必定就是反革命。一个中学生怎么会深究这些?但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却始终是个大问题。人们对真的追求,并没有像我一个中学生这样简单。“五一九运动”一起,立刻就有人提了出来,并且成为运动中一个很具威胁力的大问题。
“肃反运动”对“五一九运动”的影响,可以说有两个极端,一个是一部分受过批判的人,怀着极大的怨恚,象火山样地爆发出来,其反抗几近于疯狂,这以物理系三年级刘奇弟为代表;另一个是一部分受过批斗的人,由于前车之鉴,绝不鸣放,可以经济系的教师厉以宁为代表。
了解这种情况,那已经是1984年的时候了。那时我已获得改正,已在辽宁社会科学院搞数理经济研究。该年秋天,去合肥开会,会后去黄山旅游,同行的还有中文系的右派王国乡。在上山的路上,有人同王国乡打招呼。王国乡一时还认不出对方,我在旁边调侃他:好容易碰到一个熟人,还不认识人家。最后还是记了起来,原来那人竟是已颇有名气的北大经济系教授厉以宁。在此之前,王国乡曾因请教经济学问题拜访过厉以宁。后来又为我做了介绍,他居然知道我。我感到奇怪,因为我的活动不多,知道的人自然也就不多。厉以宁讲:我因为1955年在“肃反”中挨过批斗,所以“五一九运动”中,我就一直一言不发,虽然不说话,可是我却对所有大字报都很关心,对于比较有价值的大字报我都看,对你们这些比较重要的人,我也差不多都记得。所以,确有一些人,因为1955年就挨了批斗,反而逃脱了后来当右派的命运。如果厉以宁57年再说话的话,中国现在可能就少了这样一个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了。王选也是一个。
对政治运动,是参加对,还是不参加对?
谁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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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错误的根本教训是高度集权是危险的
苏联在建国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来之后,苏联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也为世人所认识。斯大林在苏联所犯下的,不仅是错误,可以说是罪行,后果极为严重。如何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国是最为迫切的,因为我们是“一边倒”,一切向老大哥学,苏联是前车,中国则步其后辙,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关系中国今后的命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不论是老人还是儿童,不管你是工人还是农民,不管你是干部还是家庭妇女,你的命运,都受这一问题的影响。这是不能逃避的。事实上也的确没有哪一个人逃脱了。
这个问题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冲击是最重要的。
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中国就可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否则,中国就还可能付出如苏联那样沉重的代价。
一、“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任大熊、陶懋颀节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我在前面“五一九运动”发生的社会背景中,谈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并且直接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共产党则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第二篇就简称为“再论”),试图对斯大林的错误加以淡化,并且把这个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两点:一点是无产阶级专政缺乏历史经验;一点是斯大林的个人品格有缺陷。显然,中国共产党不能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吸取真正有益的教训,不能吸取真正的教训,当然也就不能避免重蹈覆辙,同样的灾难也就在等待着中国人。
但是,在赫的报告震动全球的时候,究竟他在报告中说了些什么?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就是在今天,--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绝大部分中国人,也还是不知道。
那些年代,西方说苏联是“铁幕”,中国是“竹幕”。其实错了,中国才是真正的“铁幕”。苏联在地缘上就接近西方,--它本来就在欧洲,--文化也属于西方,在对外了解上,比中国更容易。中国对新闻媒介的控制也更严密,所以,直到现在,中国人对50年前的那份文件,还是难见全豹。外文书店的几份外文报刊,不足以令很多中国人了解真相。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曾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过去是帝王治世,帝王应该明察此理;今天是民主政治,人民亦须明察此理。苏联的得失,不也是我们的镜子吗?
据说,在建国之初,每一位中共中央委员都得到了一部《资治通鉴》,就是为了借鉴历史,而在苏联发生的事情,又是最为直接的历史,为什么不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美国国务院率先向世人公布了赫的报告,西方世界的新闻媒介,莫不争相刊载,刊载这个东西倒是不分左右了。“右派”或帝国主义的报纸,一般的中国人自是难以看到,但是,左派的报纸,在一些大的图书馆中,却也还要订阅,而且,上边对这些刊物也没有控制,好像有意留一些空间让一些人了解。当时北大图书馆中就订了一份好像是美国共产党办的《国民前卫周报》,在那时的情势之下,这份左派的报纸,也是不能不发表赫的报告的。于是,有些人就可以从这份报纸上,看到赫的报告了。当然,这份报纸是英文的。
在“五一九运动”发生之后,先是有一个好事之徒,--数学系的助教任大熊,就想把它译为中文,发表出来。“报告”那么长,怎么翻呢?他就同他的同窗好友,也是数学系的助教陶懋颀商量,陶说,得了,我就同你干吧!
于是不久,一份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节译本就在北大张贴了出来。
就在这几天的时间,--大概就是25日下午西语系的同学开的那个对“三害”的控诉会,其中所揭露的肃反期间审讯逼供的情节,说来令人发指,陶懋颀听后拍案而起,以共产党员的义愤,认为不能这样干,于是,就在他同任大熊节译的那份“秘密报告”的前面,加了一个“真理的序”,认为应该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建立法制与公开的制度。
他们节译的这份“报告”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并且对其中揭露的事实,深为震动,深入骨髓。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就成了极右派,就成了斯大林的反对派,并且要求中共必须正视斯大林的错误,吸取教训,不能对他的错误轻描淡写。
对那个报告虽说是节译,可也还是很长,大部分内容也已记不清了,但是,却对其中的两点不能忘怀。一点是使我写“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这篇大字报的基本事实,一点是其中谈到的“肥鹅”。
其中提到的基本事实,主要是说,在斯大林统治苏联的二十九年间,他通过各种办法,杀害了第七次、也就是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的70%的中央委员和1100名代表。关于肥鹅,现在据陶懋颀回忆,好像是说,在苏联实行集体农庄之后,各地共产党的组织,向斯大林报告说,肥鹅多得不得了,把餐桌都压弯了。
为什么说肥鹅?
原来,与中国人不同,欧洲人嗜鹅。既嗜鹅,当然就饲鹅。在中国有牧马人、牧羊人、牧鸭人,却没有牧鹅人。但是欧洲却有牧鹅人,至少是在东欧吧。当时就有一个匈牙利影片被翻译过来,叫“牧鹅少年马季”,说的是牧鹅少年马季,如何机智地与地主进行斗争。我倒也吃过一只全鹅,肉很粗,味道不佳,没有鸭肉鸡肉的滋味鲜美。
说肥鹅压弯了桌子,当然是意味着衣食丰足,这种情形,同后来中国实行大跃进、人民公社后,吃大食堂,好得不得了,下级向上级报告说,人人都得了脂肪肝一样。
在这里,我摘录一些文献二中已经大大压缩了的文字,赫鲁晓夫当时做了长达七个小时的报告,文件之长可想而知。
赫的报告的名称是《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内容是谴责“历史上最凶暴残忍的罪犯”斯大林。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总的评价是,斯大林是个“心胸狭窄,残忍和滥用职权”的人,他“怀有病态猜疑”,以至于,“在他看来,简直到处是‘敌人、叛徒、间谍’”,“斯大林认为有必要逮捕某个人时,总是让人们相信这个人是‘人民的敌人’。”
他对苏共党内的清洗是,“苏共17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即百分之70%在1927--1936年被逮捕和处决了!”更全面一点的数字,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1700多名代表中,有1100多名代表也遭到不幸,大致是64%。
对军队的清洗更为不幸,“5个元帅被处决3个;全部军区司令员被清洗;海军和空军首脑被枪决;所有舰队司令员只有一人生存。”
对政权人员的清洗情况是:“列宁建立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人民委员中,有9人死于斯大林之手。其余6人,有4人是在斯大林大清洗之前去世,免遭毒手,而6人中剩下的另外两人一切‘太平’--这两人是列宁和斯大林!”就是说,他清洗了所有在他掌权时期还活着的人民委员。
对“一般”党员(指不是上述高官),赫鲁晓夫说:直接受斯大林迫害的苏共党员多达70万!
对这些后果的评论很多,比如,有人说如果没有斯大林对苏共的这些令人发指而又伤筋动骨的清洗,很可能希特勒就不敢向苏联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林希翎第二次来北大讲演时也说过,如果不是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在卫国战争中领导的10万人也不会全死掉。
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斯大林晚年骄傲了,不谨慎了”,不是太过份了吗?不是太轻描淡写了吗?
斯大林生于1879年,死于1953年,享年74岁。他的大清洗是在1927年--1936年间,也就是他在48――57岁之间的时期,正是他的春秋鼎盛时期,怎么就成了“晚年”?57岁,连我们们现在一般干部退休的年龄还不到,如果要说“晚年”,那应该是在1945年到1953年!如果五十多岁就算是“晚年”了,那么从60岁到74岁之间算是什么?算“晚晚年”么?
《报告》中还谈到列宁对斯大林的看法。不过我认为它并不重要。问题在于,不应当采取专制主义挑选接班人的办法。
二、长在边缘的一株仙人掌——王书瑶写“高度集权是危险的”
从此以下三大段,主要记述我个人的右派活动。
那份“报告”的节译,大约就张贴于26或27日,在“三角地”那个张贴栏向东的一侧,经过几天的思考,我写出了那篇“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大字报。
我的大字报张贴于6月1日,儿童节那一天。最初是用几张白纸或黄纸写的,字也比较大,称得上是大字报。当时的大字报很多,在大饭厅前的显著地方,都已贴满了,而且,还都注明“请保留×天”。我的大字报就贴在不太显眼的地方,贴在面对大饭厅的16斋的北墙上。为了显眼,我还在正文的前面加上了一句“从斯大林事件中吸取的教训”,也可能是“这样的教训”,然后是标题:“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贴出的时间,已经是下午了。
出师不利,当天晚上,既是刮风,又是下雨,第二天一看,有的地方已经破了。但是,到了下午,有的地方又被贴上了。后来才知道,是物理系三年级李雪琴做的工作。
不过,即使时间那么短,也还是很快就被人注意到了。也就是第二天下午,有一个个子不高的学生,--好像比我要年轻一些,--来到宿舍找我,说,他是《广场》编辑部的,他们认为我的那篇文章很有价值,想收入《广场》第一期,不知我同意不同意?
我怎么会不同意?我们这些年轻人,--也许有好一些的,但是我不是,--很好胜,也很有虚荣心,写了东西,沾沾自喜,唯恐人不知,有人愿意为自己传播思想,还有不愿意的吗?于是我又重新复写了三份,一份就给了《广场》,一份留底,一份又贴在大饭厅的南墙上。因为是复写的,所以字就很小了,所以我有时又称自己的作品为小字报。
这次复写,我把“斯大林的教训”的字样删掉了,是正式文本。
复写的字经太阳一晒,很快就褪了色。但是在褪色之前,我曾看到有人用照相机对着它照。既然写了就不怕,爱怎么的就怎么的。照下来更好,我希望能引起上面的注意。
可能有很多读者对这样的枯燥的理论文章没什么兴趣,可是我却不能不把这篇东西记录下来。
我不断地重复“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这一个命题,是因为直到现在,我认为它还是非常重要的,直至今天这个问题也还没有解决。
高度集权是危险的
斯大林的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骄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的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无论是苏联共产党,也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都不免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在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如果苏联在国内消灭了阶级的对立以后实行高度的民主,政权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则一切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苏联共产党或者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这一教训时,没有归于是制度本身有毛病,而却归之于“人们的思想情况”,我认为是很不妥当的。
任何历史时期,决定历史进程的人民群众,都是根据其自身的认识水平来取舍一切的,来取舍领导的。任何时期的领导人物,领导路线,都具有时代的特点,都标志了当时人们的觉悟程度。领袖人物决不是一些所谓什么天才,他们一经出现,就会立刻为不论什么样的群众所接受。在中国历次革命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中国人民过去深受压迫而文化低,愚昧加之无产阶级年轻幼小,所以在接受马列主义真理时就不可避免的一定要有大量“左”右的机会主义出现,正因为如此,在大革命时中央就不能接受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而接受陈独秀的错误领导。在十年内战期间又不能接受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而能接受“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直到经过两次革命的失败,以血的教训才在遵义会议上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此时,才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水平已大进了一步,以致取得今天这样的胜利。因此我们看到,决定一切的不是领导者的思想情况而是人民的认识水平。因此一切领导者如果不愿革命遭受失败和损失,就要尽量提高人民的思想水平。必须使他们具有深刻、明快的洞察力,具有一切政治上的远见。但是,由于苏联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没有这样做,反而解除了人民的思想武器,使政权握在少数人手中,致使斯大林的骄傲自满,错误理论造成对国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巨大的损害。
为了使人民群众认识水平提高,必须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来决定一切。任何在理论上或在实际上,不论以何种隐蔽的形式对人民作用的降低,都会妨碍这点。如果使群众觉得有了一个可靠的领导者,它100%的正确,只要跟着他走就万事大吉了,这就使群众必然日益产生依赖思想,日益麻痹。也必然得出贬低自己作用的论调,诸如什么“共产党是自己的解放者”,什么“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于是一切功绩都是共产党赐给的,解放是、民主自由是、大鸣大放也是。但是不,决不是这样,人民群众才是自己的解放者。在共产党的指导理论上明明是写着人民是自己的解放者。一切领导者的作用,也就仅在于他应该进行正确的领导,不然又怎能称做领导者?不论是政党,也不论是个人,决不能说过去正确,以后也正确。看待一个人或政党首要的不在于他过去做了什么,有过何许伟大的贡献,而是在于他今天正在做什么?对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抱着毫不保留的态度跟着走是错误的,只要他今天一旦不再能代表人民,违反人民了,就应该毫不留情的抛弃掉,正如今天对曾与刘志丹共同领导创建陕北根据地的高岗一样。正是苏联人民对共产党可能发生的错误领导丧失了任何警惕性,认为斯大林就是一切,再加上苏联政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就促成斯大林的全部错误和犯罪得以实现,而中央权力极大这点起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见,今天在我国广泛流行着的对共产党的某种崇拜,是十分有害的。
群众既然可能因为体验到自己有正确的领导而变成群盲,于是党的领导水平就决定一切。就形成了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极大的比重,畸形的比重!于是更要加强党的,于是就变得更更重要,于是就更要加强……,如此循环下去就造成了第一个恶性循环,造成了党对国家的绝对控制,就歪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群众既经变成了群盲,就又反转来有利于党内一切错误倾向的发展,--在这种群众基础上,它也不能不发展,--同时,任何党本身的错误又必然要来影响群众。如此,又一个恶性循环。当这两个恶性循环到了一定程度时,党内严重错误就成为不可救药了。于是斯大林的错误就成为不可避免,而且他生前还不能纠正。很难设想,如果斯大林活到今天,世界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大家可以从赫鲁晓夫报告中透视一点吧!即使斯大林迟死几个月,也会造成更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人们!应该看到有多么危险。应该感谢上帝,斯大林早死了,苏联得以保存,更惨重的事件在苏联得以幸免,而在波兰、匈牙利就成了必然,人民在平时不能影响政权,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统治又是狂妄愚蠢,到了一定的阶段,他就不惜用暴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全国人民的命运是掌握在一个小集团手中的时候,如果小集团尚能服务于人民的意志,人民就可能承认他,一旦小集团不能代表人民而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时候,人民就要毫不留情地抛弃他,正如拉克西--格罗集团被人民抛弃一样。人民一定要自己掌握政权,一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要什么自封的改造者与领导者。匈牙利人民、波兰人民与南斯拉夫人民已经为此付出了鲜血及别的巨大的代价。这些事件应该敲醒一切睡梦中的人,而把它之归于反革命暴乱该是何等的愚蠢!
6亿人民的生活决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党员占1.6%,而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又占1.6%中的极少数),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苏联人民,已经为此付出了自己最优秀儿子的鲜血的代价(胜利者代表大会70%的中央委员啊!1100多名代表啊!)人民!我所爱的6亿人民,如果不愿历史重演,无数先烈的血不致白流,世界共产主义不受毁灭的威胁,就应该及早起来,结束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真正自己当家作主,真正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更快更好的到来!
我想顺便提一句也许是必要的。在对敌斗争中,加强党的领导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为了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的统一有利于我们一方,就必须要取得内部绝对统一,因此,我这里决不是全盘否认党的领导,而是反对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党对国家一切生活的绝对控制。
但是政权应该是怎样的呢?这是我希望大家共同探讨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也超出了本题的范围。作者的希望是大家都来积极参预国家大事,参预国家生活,拿出中国青年固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物理系 王书瑶 1957.6.1.
住28斋341
几句衷肠: 运动开展已经两星期了,凡大力参加运动者无不感学习压力之重大,对于一个物理系的学生来讲,尤感其甚,欲放不得,欲鸣不得,不能不令人深思学校当局对吾辈鸣放之大力支持也!虽然如此,亦不避艰难,敢抒胸中之见,以呈与识者。时间紧迫,精神紧张,文章不当之处故必极多,倘有不敬之处,拜恳鉴谅一二。
王书瑶谨识
40年后重抄一遍这篇东西,感慨极多。主要有两点,一点是深感稚嫩,不胜惭愧;一点是悲哀,历史竟不幸被我而言中!
关于稚嫩,真是汗颜。说理既不清楚,用词又多绝对,常常没有中介就得出了结论,逻辑上也有些问题。又有像“一切错误”这样的造句,这都是常读苏联和斯大林的作品的影响,还有就是力求惊人。对于所有这些不成熟的地方,我唯一可以宽解自己的是,我当时还不到21岁,如果重写,就会好些。
至于另外一些现在看来也令人惊心的词句,如果考虑到波、匈事件之后群众激动的情绪,也就可以理解了。而且,也正因为如此,就是在当时,也没有追究我的这些文字责任。
在前三章,特别是第二章和第三章,我叙述的语气都很强硬,这是因为当时的气氛是那样的,当时的大字报也都是那么写的,在它们之间应该是一致的。经过20年的思想解放运动,现在的政治环境,不论比起1957年还是1978年,还是宽松了。不是吗?大约一些措词上的东西,不会再受到追究吧?
至于历史,大跃进饿死的四千万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已经不要再说了。哪怕稍稍注意一点点我们那时的警告,中国人的命运也可能会多少有些不同吧?
这里“集权”的文字是从文献一上抄下来的,其中有几处讹错,要加以说明。
文献一在目录中,把我列为“物四”,这是高抬我了,我当时只读到二年级。同时,在我的名字下,还列了一篇“人民日报在一个时期内的形而上学方向”,那不是我的作品,是物四5202029同学的大作,不敢掠美。
文献一所录我的作品,是从《广场》上抄的,“斯大林的教训”的标题,我在复写正式定稿时已经取消,但是,《广场》编辑部觉得用“集权”这个标题可能有些刺激,就又用了“斯大林的教训”的标题,而且又在文末加了一句“(《广场》编辑部整理)”的字样,其实,改的只是标题,内容并没有被“整理”。我当时和现在,都不高兴《广场》加在我的文章前面的标题。“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这个标题有理论性,是政论,观点明确;而斯大林的教训则是就事论事,主题模糊,所以我喜欢前者。
在此次重抄时,只对文中极少的标点作了改动,其他不妥之处,已不知是在哪一个环节发生的了。好在这本来就已经是历史了。
关于什么是高度集权,我当时的解释是:权力的高度集中或高度集中的权力。这样的解释,显然相当含糊,差不多是同义反复。经过多年的思考,我现在的解释是:没有约束的权力就是高度集权。不论权力的大小,只要这个权力是受到约束的,它就不是高度集权;也不论权力的大小,只要这个权力是不受约束的,它就是高度集权。一个总统,不论他的权力有多大,只要是受到约束的,就不是高度集权,既使是一个党支部书记,如果他的权力是不受约束的,那也同样是“高度集权”。但是,高度集权,主要是指中央一级的政治权力。
当时关于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个人的品质,已有很多人说过了,像林希翎两次来北大的讲演中就曾说过,谭天荣在“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中也说:“我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用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来说明,正如落体运动不能用物质结构来说明一样,正如商品价格不能用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说明一样。”我的工作,只是论证了两个恶性循环,并且明白地提出警告。
三、法律系教授龚祥瑞说“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是他的英国老师拉斯基的理论
在北大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的同时,每天晚饭后,在大饭厅前的广场上,也经常有各种集会:辩论和讲演。我在最初几天的一次讲演会上,也居然上去表演了一次。很幼稚,也很粗鲁。
在运动开始之后,除了具体的观点对立之外,鸣放和反鸣放之间的对立也很尖锐,虽然还没有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大约在二十二、三号的日子,在16斋东边的马路上,举行了一个集会,讨论的主要内容就是,是不是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子,大家畅所欲言地提出各种问题。有人提出批评,有人则支持。想发言的人很多,我也挤了进去。我的笑话是,在一个女同学讲话之后就轮到我,可是我却在那个女同学尚未讲完时候,就站到了她的身后,结果被轰了一下。我实在是个修养不高的毛头小伙子。在她讲完之后我被允许讲。我讲的内容,可想而知,是说,让人讲话是应该的,不应压制,就是有兼听则明的意思。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年级的同学就向我看。我是我们这个年级第一个站起来对运动表态的,最后也就成了我们年级最大的右派。
使我感到荣幸的是,在我讲话前面的那个女同学,竟是全校非常著名的林昭。
大概是在1956年,中文系的同学办了一个文学刊物,叫《红楼》,取北大原来学校所在地、城内沙滩的那座红楼的意思。林昭就是其中编委之一。当时的印象林昭好像是主编。在整个“五一九运动”中,林昭好像只写了一张大字报,可是,她最后竟被留校作了反面教员,文化大革命中,被害于上海。她不屈而死,留下了不小的震动,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她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
时间总是在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反右社论之前的哪一天晚上,在学校的广场上又举行了一个讲演会,我的印象是当时的气氛尚未那样紧张。在这次集会上,请了许多老师给同学们讲话,其中还有很受人尊敬的物理系的黄昆教授,大多是劝我们不要再搞右派活动。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主任、二级教授龚祥瑞,对我的文章进行了批评,说我的观点,同他的老师、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的观点一样,是反对权威的,是错误的,并且奉劝“二年级物理系的青年朋友,赶快醒悟”,他还说,“法律系四年级的学生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令我不胜荣幸。在整个运动期间,除了前面所提的两次集会,我上去发言的一次和林希翎第一次来校那一次,其他的集会我就没有再参加了。龚祥瑞对我的批评,是与我同一宿舍的“哥们”回来告诉我的。
说是哥们,那是真的,因为在我们宿舍的5个同学之间,就是兄弟相称。我是“老大”,回来向我讲述的,是老四和老五。我觉得很新奇,也很兴奋。在写了“集权”之后,我也不知自己在思想上处在什么位置,虽然觉得有些水平,也相当自得,可是,就是不知道属于什么体系,什么位置。一个教授,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到我的文章,我自然觉得受宠若惊,而且还把我同教授自己的老师联系起来!于是,第二天,我便邀了老四和老五,一起到龚祥瑞的家中去讨教。
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
落座之后,我做了自我介绍,并且说明来意,是想知道拉斯基其人其事,想知道自己思想处在什么位置,以便对照和参考。我的想法,只是觉得,弄清了对象,才能判断,才能进一步找正自己的方向。龚先生却不觉得这有什么道理,脸立时就沉了下来,发话道:
“你已经走错了路,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却要来学习拉斯基的思想!你要好好检讨,不然你很危险。”
我说:
“龚先生,我不一定要学习拉斯基,我只是想知道我的这些思想是处在什么位置,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了才好学习和改造。”
龚说:
“拉斯基的思想是反动的,他反对权威,你不要学,要学就只能学习毛泽东思想。”
我对龚祥瑞的回答很不满意,我说:“斯大林个人的权力那么大,他个人可以杀害70%的中央委员,这不是权威不权威的事,我是从这件事上引出我的结论的,我想知道的是,它同拉斯基有什么关系,并不是要学拉斯基,如果您不提拉斯基,我连这个人的名字也不知道。”他说,那就不要知道了,不要学。我心里想,既然不让我知道,干嘛你要说他呢?
接着他又对老四和老五说:
“你们也同他一样,也是想学拉斯基吗?”
老四赶紧说:
“不,我们都不同意他的观点,只是陪着他来的。”
我不能弄清自己的观点,反而挨了一顿臭骂,只好起身告辞。
临行时,龚继续说:
“你一定要好好反省自己,不然滑下去是很危险的。”
我去找他,不是检讨,而是想知道拉斯基是何许人也,可能加深了他对我的恶感,后来他真的在校委会上提出了我的右派问题。
从龚家出来,我觉得扫兴,本想多学一些东西,弄清问题,结果却是这样。
当时我们都很年轻,都有很高的求知的欲望,就是想弄清问题,求得真理。只有依照真理去做才是对的。你说我是走在拉斯基的路上,可是,我却对拉斯基一无所知,我怎么批判自己呢?
我带着一大堆问题走了回来。
只是觉得不快,并不觉得问题严重。所以回来的时候,也还是嘻嘻哈哈的,评论他怎样发脾气。
其实,他实在是夸大了。我是学物理的,就知道力的平衡。70比30,甚至于是138比1,谁大?如果在中央委员会中表决,谁决定谁的命运?这也就是我说的“高度集权”。斯大林一个人决定了那么多人的命运,还不是权力过份集中了吗?如果拉斯基反对的是这种专制,那么,拉斯基也没有错吗。
(我后来从零星的资料中看到,拉斯基作为英国工党理论家,他的主要理论就是反对过份树立领袖的个人权威,认为这会导致个人专制。从这一点上说,我还真的同他不谋而合。)
四、传播
在当时左右两派对立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我的文章所受批判还算是最少的。我私下里给人看,倒是赞成的居多。包括我的女友和家里的人。只有我的嫂子,比我年长近20岁,对我当时的狂热,泼过一点冷水,劝我要冷静。我则以为发现了新大陆,得意的不得了。我哥哥对我的言行则说得不多,或者没有表态,大概是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有自己的见解也是正常的。我的三姐,--她后来也成了右派--对我则热烈地支持。
除了龚祥瑞,对我的大字报,在定我为右派之前,可以说是没有受到批判,在全校的范围内,没有一张大字报是针对我的。在后来成为极右派的人当中,在那时,我怕是最逍遥的一个。我的观点,倒是不断被别人传播。
有一天下午,我有事外出,回来之后,同宿舍的哥们告诉我,有几个农业机械化学院的学生来找我,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在农业机械化学院并没有认识的人。后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北大的学生运动开始以后,其他高校的学生也蠢蠢欲动,想当右派的人很多,却不得其门而入。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到北大来,接受北大右派的“指导”,就能当上右派了。于是这几个农机院的同学就来了。来了当然不是找“百花学社”,就是找“广场”。他们找了“广场”。“广场”编辑部除了同他们谈谈之外,就是拿一些材料给他们,其中就有“大作”。他们拿了材料,还想同本人谈谈,所以就来找我,却缘悭一面。
“广场”始终没有铅印成功,但是在集册印出之前,先是印了许多单行的文章,他们用来送人,是油印的。他们可能油印了不少,准备到处送人。可是作者却一无所知。
五、百花争艳
“五一九”运动开展之后,贴出的大字报总有几千张,涉及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各种人物也纷纷粉墨登场。前面我介绍了一些人和一些观点,主要是就事件而言,而且也没有充分展开。这里,对一些人和事,做稍稍详细地介绍,但是也还只能是概要。
1、胡风案件和刘奇弟
建国之后,到1954年为止,在我国大陆,进行过很多次运动。对知识分子,主要还是批判教育,戴上一顶“反动思想”的帽子,就已经使人不堪其重负,如果不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有直接的反革命联系,是不能轻易打成反革命的。但是,1954年5、6月间,却把一大批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打成了反革命,影响所及,兔死狐悲,一时之间,即使不是人人自危,也是各怀惧意,更何况,1955年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次“肃清反革命运动”!
大作家胡风,主要是在解放前成就他的名气的。他追随鲁迅,作品很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不然,也不会成为大作家。他追随鲁迅,也追随中国共产党,追求进步,追求真理,所以解放后,才能被选为人大代表。大家都知道,人民代表不是老百姓选的,而是共产党指定的,所以在当时,共产党还是认为胡风是可用的。可是,胡风终究是胡风,他追随共产党、追求进步是一会事,而他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却又是一会事。他在解放前同共产党的文艺界的领导周扬这些人就有矛盾,(就是鲁迅本人,同周扬他们也有矛盾,鲁迅就骂过“四条汉子”,)解放后,由于天下一统,自然就是党的领导说什么算什么。在实际生活中,党是个很抽象的概念,任是谁,也没有看见过“党”,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党的组织,是党的具体负责人。所以,实际上,所谓党的领导,就是党的具体负责人的领导,于是,周扬这些党的具体负责人的领导的作用更加突出,胡风如果不是觉得更压抑了,那一定是十分奇怪的事情。于是矛盾就更加尖锐。党要领导一切,也就是这些党的负责人要领导一切,胡风偏又不听,宗派(就算是宗派)问题就变成了反革命。
但是,单凭周扬这些人,若想把胡风打成反革命,无论如何是力所不及的。
问题是毛泽东介入了这件事。
毛泽东为什么介入这件事?
原因可能是两个,一个是胡风自讨苦吃,他写了三十万言的意见书给毛泽东,“上书言事”,因为他还信任毛主席,相信毛主席能主持公道,结果是自投罗网。后来彭德怀也同样重蹈覆辙。第二个就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原因了。
解放后虽然历经不断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很顽固。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历史上,有孔孟之道的传统影响,从现代上,则更多地接受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思想影响,接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无论怎么说,都为数不多,更不要说一下子就把毛泽东思想奉为圭臬。这对毛泽东本人来说,当然是不愉快的。在中共七大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又搬掉了三座大山,劳苦功高,毛主席又被中国农民奉为“大救星”,你们知识分子何德何能,敢不接受?
统一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恐怕是当时毛主席最想做的事情。这种想法,同秦始皇差不多,叫“集中统一”,对这种做法,也没少讨论。后来的思想教育,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后来还有许多学者论证,全社会由一个思想统一,对国家的统一多么重要!?
刘奇弟要为胡风翻案,可全凭着一股勇气。因为他不是检察院检察长,也不是法院院长,他所掌握的,也不过就是那三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而且还不知道对那些私人信件是如何断章取义的。他另外了解的,就是胡风的生平,胡风解放前就追求进步,解放后当了人民代表,参加土改,参加抗美援朝,他和他的同伴们所写的东西,始终有血有肉。刘奇弟的大字报标题是:
“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他说;
“关于对于控告胡风的内容,不外就是那三批反胡风文件,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理由?回答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反把闲人聊天,候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进了法庭。像这样的办法,只要他说过话写过东西,都可以用这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办法,用说相声的的逻辑和推演成反革命的。
请问,这能当做控告吗?
因此,自勉为要作个正义的维护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不大声疾呼!
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文献三)
首先制造舆论,说胡风是反革命的,是《人民日报》,不是先由检查院或者由公安局提起公诉,这是违反法制的。如果发现某人是反革命,应该由公安局提出,检察院起诉,法院判决。《人民日报》说胡风是反革命,是不合法的。现在判了哪个人是反革命,有的登报,有的不登报,那是判决了之后的事情,不能由《人民日报》事先说某某是不是反革命。
《人民日报》的根据,就是那三批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而得出胡风是反革命的结论的,则是对那三批材料的按语。那三批材料的按语,写得气势磅薄,咄咄逼人,如泰山压顶之势,现在读来,也深感威压。原来倒也不知出自谁家的大手笔,1977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们才知道,那是“他老人家”躬亲之作。
我摘引其中的一些话,没有经历过那一段洗礼的人,方能了解刘奇弟给胡风翻案需要具备怎样的勇气。
“┄┄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所欣赏,┄┄胡风分子的这些文件,如同他们的靠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一切反对中国人民的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他们没有挽救他们的灭亡。
“┄┄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破坏的借口。
“芦甸这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后来胡风果然实行了,这就是胡风来北京请求派工作,请求讨论他的问题,三十万字上书言事,最后是抓住《文艺报》放大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1、163页)
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力求扩大自己的队伍,都在向对方招降纳叛,有些人就投靠了共产党,现在革命成功了,这些人却成了“反革命”;向党靠拢,是进步的表现,现在“上书言事”,却又成了“以攻为守”,有何理说?
不管其他人怎么样,在当时,我只有绝对深信胡风和他的同伙是反革命。我之信,一方面是由于天真,没有辨别的能力。一方面,也还是由于威压太重了,板上钉钉,令人不寒而栗。我只能信,也不敢不信。如此定罪,刘奇弟一介书生,竟敢站出来斩钉截铁地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岂非要绝大的勇气!
刘奇弟的宗旨是;
“我要为真理说话。……
要知道救人命不但胜造七层浮屠,而更是为了支持正义,维护真理。”
我们都没有注意这些,也可能根本就没有相信这些,这太高尚了。太高尚了反而无人相信。
他这么做,我猜想还有他个人的原因,有他的切肤之痛,就是他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被错斗了,这在他的“白毛女伸冤”中有非常激愤的反映。
几乎所有的右派都不被理解,而最不受理解的还要算刘奇弟。不仅是我当时认为他是心怀不轨,就是与他同去天津的杨路,也同样认为他有“复仇情绪”。
尽管我当时的思想已经有了变化,可我还是坚信共产党毛主席是对的。我还是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走。因为我还相信,所以我才写大字报。在整个运动期间,我支持鸣放,可是我也一直在说,我不知道他们(指别的右派)想干什么,主要就是指刘奇弟几个人,所以也就一直同他们保持距离。
刘奇弟后来被打成了反革命。
但是,毕竟刘奇弟是对的。
他的对,不是更为可贵吗?
这些生命之花!
2、肃反问题
对肃反问题,反映最为强烈的自然都是在肃反中被错斗的人。
北大的肃反,是在1955年夏天暑假期间,我还没有入学,所以我没有荣幸参加,既没有斗人也没有被人斗。社会上的肃反,可能时间更早一些,挟反胡风成功之余威,把这个运动扩大化,其中,自然就错斗了不少的人。
北大斗错了多少人?据刘奇弟和其他大字报所说,大约是斗了200人,其中真正的反革命当然只能是少数,绝大部分都是斗错了的。斗错了也不要紧,总要有个善后的办法,大约也没有什么赔礼道歉的话。特别是,当时采取的斗争方式,可能是相当过火的,伤人太重。关押、审讯逼供、限制人身自由,吼叫,是不是还有人动手,不得而知。--在反右的时候,有的班级动了手,有的班级则很文雅,--这些受了批斗的人,这一肚子气,就是无处可出。这下子可找到了机会。岂知,不出还好,--反正是已经受过了,--这一出气,反而引起更大的麻烦。厉以宁就没吭声,逃此一劫;而刘奇弟则陷入更黑的深渊。
肃反的缘起,自然是由“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引起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扩大到了十几万人,不由得是草木皆兵。不由得怀疑还有隐藏更深的反革命,特别是在知识界,这是一。其二,恐怕还有关于“舆论一律”的原因。胡风的一大罪状,就是他攻击新社会“舆论一律”。胡风说“舆论一律”,是只许一家说话,别人不能发表意见。但是,毛泽东在“驳‘舆论一律’”的文章中,开头就说: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
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甚至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一个革命政权是绝对不能给反革命分子以言论自由的。问题在于它怎么操作。一切已经认定的反革命,都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了,或者已经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地、富、反、坏),他们不能有言论自由,这是自然的。这种人,人身自由都受到了限制,言论自然也同样受到限制。问题在于,除此之外的人,没有经过认定是反革命的人,他们就应该天然地享有言论自由,不是吗?胡风在被认定为反革命之前,自然是人民(而且还是人民代表),他天然地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
但是,有这一句话就全完了,谁敢反对舆论一律,谁就是反革命。
只要我觉得不顺耳,我就可以说你这是反革命言论,并且剥夺你的发言权。
解放之后,毛泽东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社会的思想,就像秦始皇一样(后来歌颂秦始皇的文章很多,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受到毛本人的批判:“十批不是好文章”),而胡风竟敢说这是“舆论一律”,可以想见,毛泽东是怎样地恼火。最好的统一办法,就是把这些人打成反革命,--你不同意,你就是反革命;你同意了,你就是人民,这公式既简单又管用,--看谁还敢提出不同意见!
要求对权力要有所制约,对掌权者好处更大些,因为这会使掌权者少犯错误。如果斯大林的权力是受到制约的,他自然就不会做出那么多的错事来。如果中国的决策一直是按着民主的程序进行,中国也就不可能有大跃进,当然就更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样,斯大林和毛泽东都会保持其完整的人格而流芳千古,没有人可以在后世诟病他们。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只是从国家与民众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很少从掌权者自身的利益来提出问题,这当然也是一个误区。
古语说,“了却君王天下事,留得身前身后名”。对“身前身后名”考虑得怎么样呢?不论有什么权威和富贵、有什么卑贱与贫困,都不能带到天堂或者地狱中去,在身后,你能得到怎样的盖棺论定?
世界上是不是只有路易十四一个人有“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的思想?身死之后固然无所知,但是,身后被人诟病,是一件愉快的事吗?
权势真就是那样贵重得无可复加吗?
经过解放后的一系列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其他运动,在我们的新社会中,究竟还有多少反革命,已经很难再由公安机关通过刑事侦察手段来确定了,就是找到几个,也是很有数的了。那么,还有哪些反革命呢?
既然通过这种手段很难再找出几个反革命,而有些时候和有些事情又总是令人觉得不舒服,--不肯“舆论一律”,--必定就是事出有因。这种不舒服,多半都出现在社会舆论上,在工作中,特别是在言论上,总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唱一个调子。于是就从这里抓反革命。
反革命分子说的话自然是反革命言论,那么反过来说,发表反革命言论的人,自然也就是反革命分子,这个逻辑,多半是可以成立的。于是,就从反革命言论、乃至反动言论甚至从落后言论开始,反推出反革命分子来,这也顺理成章。恐怕这就是肃反运动的由来。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一天到晚,有多少反革命言论呢?而且,这个界线又是怎样划呢?对工作,对各种客观事物的认识,总会有许多不同,又怎样来区分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哪些是敌我矛盾?
可能有一个非常简单而又可操作的标准,那就是,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谁能听领导的话,谁总能与党的领导唱一个调子,即使小有差异,有错就改,那就必定是人民内部的;如果相反,总是说些与领导相反的话,经常对新社会中的一些事物看不惯,则必定是落后的,而反革命分子,如果不能用刑事侦察的办法找出来,多半都会隐藏在这些人当中。
由落后言论推出反动言论,由反动言论推出反革命言论来。
这个逻辑虽然可爱,可是,若真想要某人由此就承认自己是反革命,那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哪个人就那么愿意随便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于是就只好采取一些非常手段,逼迫他自己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于是就采取逼供的办法。刘奇弟在“白毛女伸冤”一诗中写道:
“二年前(55年)
祸从天降下,
无缘无故
被糟塌,
张三揪着耳朵嚷!
李四指着鼻子骂!
‘反党--反人民--反革命’
“谁都知道
24斋是宿舍,
却很少人知
它却代替过牢狱。
个个房间
由积极分子看管,
走道两头
有校卫队把守,
夜里捆着睡,
白天一步也不准走,”
等等。
这种办法很有钳天下人之口的作用,后来,到1957年年初,党要进行整风,谁都不肯说话,就是因为从解放后,就开始抓言论,而肃反运动又最为甚,所以谁都不肯说话,深恐祸从口出。只是到了四、五月份之后,共产党再三允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整风运动才开展起来,有些人却仍然不肯讲话。
要求重新评价“肃反”运动的人,为数不少,化学系三年级的张锡琨,就有一篇“肃反问题”,他那里说,80%的人都是斗错了,党很有数量头脑,做事情总有个数量指标,当时,大约是估计每班有5%的反革命。以此计算,似乎全校200人还少了点。我们入学后,全校是8000人,那么,到55年我们入学前总有6000人以上,以5%乘,总该有300人。这个数字,恐怕只有党委能说清楚。
究竟是先说胡风是反革命,因而他的言论就是反革命言论,还是先说他的言论是反革命言论,然后定他是反革命?这是一笔糊涂帐。
总的程序大约还是先有反革命言论,而后才定罪,不然也就不会有错斗的情形了。
西语系还对肃反开了一个控诉会,这个前面已经提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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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季花王国乡和人际关系
我说王国乡是月季花,一则是他的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去实习,一则是他写东西都是大白话,很通俗。
当时的人际关系如何,我在开头、在介绍“是时候了”那首诗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就是有两种估计。实际上,两种情形也都存在,视具体情况而定。
我从初二的时候开始,就已是“校干部”了,52年又入了团,到大学后,又担任支委和支书,自然是属于积极分子了。我当时也认为有些人是落后的,我认为是积极还是落后的标准,--并不是今天虚夸取宠,--主要是看是否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和学习好不好。当然别人还有另外的标准,那就是,是不是向组织靠拢,是不是向组织汇报,是不是总能贯彻领导的意图。
由于总是强调阶级斗争,如果认为某人是落后的,这个人就必然经常感到生活中的压力,心情也就不会舒畅,形成人与人和人与集体的隔阂。而且,有人也很会利用这种情况伪装积极向上爬,--不是靠自身之正,而是靠打小报告之类的手段向领导靠拢,取得信任,入党,有个好前程。
王国乡(中文系新闻专业三年级)有两首诗反映了这种情况。一首叫“一个‘积极分子’的自白”,一首叫“一个落后分子的自白”。前一首说的是一个假积极分子的表现和心态,后者则说的是一个“落后分子”的表现和心态。他们学文学和新闻的,写出的东西都有相当的文学味道,合辙押韵,很生动,也很具体,就是长了些,而且也是抽象和典型化。这里只录一首。
一个‘积极分子’的自白
我是个积极分子,
在班上是第二等级:
上通领导
下达群众
就象国务院的新闻司。
× × ×
我是个积极分子。
哪个领导我都认识。
汇报材料
是我的拿手好戏。
有一天
老李对支书不满意,
坐在屋里发脾气,
好家伙
我细细听着
记在心里。
第二天
我告诉书记,
书记说:“你对党忠诚老实。”
× × ×
我是个积极分子。
斗争会我最积极
发言尖锐
数我第一,
我手里拿着一叠帽子,
小号是:
“小资产阶级”
“个人主义”,
中号是:
“资产阶级侵蚀”
“不满现实”,
大号是:
“反党”“反人民”
“反革命分子”
遇着时机
就向人掷去!”
等等。
他还写了一篇“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已收入《文献三》。
4、批判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在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都要求向苏联“一边倒”,谁也不敢稍有异议,否则就是反苏。
但是,学子们崇尚的是科学、是真实,对在科学历史上表现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十分反感,于是在“五一九运动”中,也就有人不客气地提出批评。比如,在物理科学中,有一个“功能转换”的焦耳定律,是由英国人焦耳首先发现的。在焦耳之后的二十年,俄国人楞次也发现了类似的定律,因为楞次是在不了解焦耳的工作、独立地完成的,尽管完成的较晚,科学史也还是承认楞次的工作,所以,这一定律有时就又称做焦耳--楞次定律,这也无可厚非。可是,在苏联人编写的教材中,却把这个英国人首先完成的工作,称做“楞次--焦耳定律”,更有甚者,甚至就简单地称做“楞次定律”,置焦耳的工作于不顾,这自然引起学生们的极大反感,对此,就有人提出批评。
俄国人罗蒙诺索夫,本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在俄国的科学发展史上,做出过很多贡献,可是,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他的地位并不那么高。可是,又是在苏联人撰写的教本上,他的地位,同样被不适当地提到不相称的地位,同样引起同学们的反感,就把这个很出色的学者的名字,叫做“罗哩罗索夫”,反而起到相反的效果。
当时的中国,不仅在政治上要向苏联一边倒,而且在一切领域都要请苏联人来指导,于是,在各个方面都要请来一些苏联“专家”,就连北大物理系也不例外。北大物理系也有两个苏联“专家”,--在大学里要什么“专家”?我们有叶企孙、王竹溪、黄昆这许多世界一流的学者!两个“专家”中的一个叫尼曼,--也不过是讲师,最多副教授级,--写了一个光学讲义,居然叫什么“尼曼光学”。不论是什么样的苏联人,到了中国,摇身一变,立刻就都身价十倍,高人一等。
东北人对苏联人大多没有好感,除了上面说的大国沙文主义之外,还由于在苏联红军进驻东北时他们的政府和士兵的行为,--抢劫和奸淫妇女。抢劫是政府的行为,奸淫是士兵的行为。许多士兵是劳改的囚犯,见了中国妇女就强奸,凡有女眷的家庭,都很恐慌,我们家住的是个大杂院,门口是家铁工厂,就在门上装了一个大铁门,墙上按了铁丝网,以防红军入侵。但是平心而论,如果红军军官发现士兵的这种行为,倒也是严惩不贷。
政府的抢劫则是另外一回事。那是有组织地进行,把工厂中的机器拆下来,运回苏联去。解放后,这些被抢走的机器,又以“无私的国际主义”的美好名义送了回来,组织得非常好,从哪个工厂搬走的机器,又都送回到哪个工厂,螺丝对螺母,丝丝入扣,原封不变。工厂的工人也都没变,工人发现,这不是我原来用的那台床子吗?刮掉油漆,正是原来那一台机器。
这里所述,除了最后这些,在当时的大字报中都有反映。
5、牡丹花王存心和芍药花蒋兴仁谈关于党的领导
我对王存心最为崇敬,称他为牡丹花。
关于党的领导,最深刻、最本质的发言要属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他说:“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
对党的领导发表意见的人很多,集中谈党的领导的人,有物四的王存心和生物系四年级的蒋兴仁等人。
王存心在“谈‘党的领导’”一文中说:
“1、有两种性质不同的领导,一种是‘行政性’的不仅进行实际的领导,而且确有领导权,如高教部领导各大学;另一种是教育性的,如宣传鼓动,发号召,拟草案……,后一种领导没有强制性,这种领导是靠‘领导的正确’来保证的。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把第一种领导给予共产党,实际上共产党不论多么先进也没有这种领导的权利,……共产党只能争取人民群众接受他们的领导,但不能要求人民群众对他的领导一定要服从,这里不存在是不是‘一定要承认党的领导’的问题,谁正确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谁就是领导者。
3、共产党给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也有不少错误和缺点,事实证明党员作风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已经泛滥得很厉害,造成许多不良后果,为什么共产党会出这许多毛病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员进行工作时是非法的,由第二种领导(教育性的)跨进了第一种领导(行政性的),由于现有政权是在共产党控制之下建立起来的。共产党一贯以领导者自居,不能充分发扬民主,以致共产党做了许多好事的同时,也犯了好多不应有的错误。”(文献三)
蒋兴仁的大字报有两张,一张是“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驳‘党的领导不容分割’”,另一张是“论党天下”,大约写在储安平发言之后。
两篇文章都不长,只录第一篇如下:
“‘党的领导不可分割’(这里说的不可分割,实际是指不可分享--王注)这不但早已用于实践,而且是不可怀疑的真理。
但我产生了以下的问题:
1、党把自己的领导强加于人民,不管好坏,不问情况,一定是党独占领导,既不让人民选择更不让人民有另外的选择对象,不会便利宗派主义的产生吗?
2、以同样形而上学的推论而认为党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就永远正确。正确的只有一个,所以没有能和党竞争的理由,肯定一个党才能领导不存在竞争问题,但正确从来不怕和错误斗争。是怕分割领导,就使人民怀疑党的正确有问题?事实上各国共产党过去犯过错误现在还存在分歧,将来也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不让竞争,排斥异己,不能不使人怀疑是不是有自私的目的,是不是真正大公无私。党永远有不可动摇的领导权,不管现存领导,认真不认真工作,犯不犯错误都稳坐泰山,这会不会成为终日饱食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的培养基(卖什么吆喝什么,学物理的就说力的平衡,蒋兴仁是学生物的,学生物的就说‘培养基’,学化学的就说‘触媒’和‘催化剂’。在其他人的文章中还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学子们都以他们的赤子之心来讨论问题。)。我怀疑党将来是否还会正确。是否会向李自成拉科西看齐,不是吗?现在三害就比1942年多些。”(文献三)
在“论党天下”一文中,他引用了斯大林的话:
“……即我们的苏维埃组织或其他的组织,非有党的领导便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问题或组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无产阶级的专政实质是它的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工人阶级力量专政。(《列宁主义基础》第142页)”
蒋兴仁以此来说明,“党天下”的历史由来已久。实际上,我记得,这个话还是列宁说得更早,也更直接了当,我记得的列宁的话大约是这样的: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人。”列宁是在给他下面一些工作人员打气的时候说这番话的,出处我已记不清了。
关于党的领导,还有很多人发表意见,大约都是对于共产党独占领导容易、并且已经产生了各种问题,而要求改善党的领导,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提出怎样改善它。比如,如果不是共产党独占领导,那么,由谁来同他竞争呢?
对于大家议论非常多的党的领导问题,有人就去问马寅初校长,请他发表对北京大学党委的作用的看法。马老语出惊人,他说,没有学校的党委会可不行,如果没有党委了,他哪有时间去爬山、哪有时间去学俄语?
马老把北大党委当成了他的助手,当成了他的秘书班子。
6、自由、真理、民主和杨路
杨路只有小块文章和发言,他同别的右派有所区别,就是他的言论和活动很多,但是却没有系统的大字报。
好在,数学系党总支却替我们准备了一份现成的材料,就是在文献一中的“关于杨路的一些材料(综合整理)”我想杨路大体上会同意数学系对他思想的整理,所以就摘其要者录出如下。他同张景中都被称为是“百花学社”的宣传部长,各种活动他大都参加了。
☉他认为人生的最高准则是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不过是实现人道主义的一个阶梯,人首先是有其共性――人性,而后才有阶级性,我们现在是过份强调阶级性而忽视人性。
☉他认为民主是神圣的权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个人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就知道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承认有一般意义上的民主。
民主就是个性解放,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是我们追求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你们把民主当做手段,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
☉在目前还存在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时候,民主就是人民用来保护自己、抵制统治者可能采取的暴政的一种武器。
☉我认为真理是不怕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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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海棠——张锡锟写“卫道者逻辑大纲”
我说张锡锟是血色海棠,是因为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无端处决。
张锡锟是化三的学生,生性活跃,他写了两篇文章,这里摘录其一。另一篇是“人性的呼唤”。
卫道者“逻辑”大纲
近来,不少有识之士纷纷出头,一些人对卫道者一语进行标榜,常见者为在“卫道者”三字前面,冠以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是更美的字样,不过这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相反却说明了“卫道者”离开了那用以吓人的字眼而外,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大家对教条主义者的咀脸,我想还是记忆犹新吧,它之所以厉害,不就是装出一副马列主义面孔吗?不就是拿着镀有马列主义的皮鞭在那里挥舞吗?所以我要提醒你:“朋友,这已是老面孔了,群众不再是那样容易被吓倒的了!”
另外一些人,企图把“卫道者”和群众混淆起来,┅┅其不过是想欺骗群众,以达到迷惑一部分群众去与“卫道者”为伍的目的,故必须把“卫道者”的面貌,用下面大纲方式描绘一下,以期稍为明晰一些。
逻 辑 大 纲
①、党的错误是各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②、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③、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④、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毁谤造谣;
⑤、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⑥、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⑦、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⑧、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⑨、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⑩、“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说教条就是别有用心。
凡具以上属性者,“卫道之士也。”
8、空谷幽兰——严仲强写“自由主义者宣言”
我在后面解释他为什么是空谷幽兰。
严仲强是物四的学生,很聪明,学习很好,个子高高的。就像谭天荣用了“一株毒草”的标题一样,他居然敢用“自由主义者宣言”来发表他的意见。他在“自由主义者宣言”中表现的思想很多地方同我是一样的,后来鬼使神差,我还批判过他一次,在这里不介绍他的文章是不公道的。他在那篇可能比我的文章更著名的大字报是这么写的:
自由主义者宣言
“一个怪影在北大游荡着。不少人讲必须清除三害,又说什么帮助党整风,似乎在共产党中国三害还是相当普遍的。总的看中共的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很多。但是从国家的一些重大事件看,则是先教条的袭用苏联经验,犯了重大错误,然后再动思想(《文献三》如此--引者)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以达到‘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共产党中国三害产生的外部因素也。将内部的因素突出起来,考虑一下苏联三害根源是比较本质的。为了正确的从理论上分析问题,‘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论点的正确性就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认识本身也是存在。将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和思想意识作为二元的相互作用的体系来观察问题是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不能简单地由苏联生产资料公有制得出人民生活中所应当有的一系列美丽的结论,社会主义内部重大错误的可能性由此可以得出初步说明。
斯大林专政时代实际上是奴隶加中世纪教会统治在否定的否定意识下的复归,‘人权的丧失,对思想上异端镇压┄┄’所以一些严重的错误有他的必然性,但要实现这种必然性应有一定的条件,我想举出下面几点:
理论上的错误,(1)过低估计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将社会主义建设过多地归于党的领导,归于个别领导人物的作用,在决定政策路线时实际上是少数人的专断,因为人民根本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斯大林的错误长期被掩饰是个最好的证明,因为人民实际上无法参与国家的领导。这样就是名誉上是全民的工厂,土改实际上操纵在少数人的铁腕中。人民被看成群氓。(2)阶级论的错误:理论上最突出的是‘阶级斗争逐渐尖锐化’,这种机会主义的论调实际工作上则将阶级论的统计规律盲目的用于个别人。以致产生了‘唯成份论’的工作方法,助长了新等级的形成。(3)法权论上的错误:过份强调了法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故意使民法等不健全。中国胡风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法权明确的话,胡风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早就应当审判清楚了。在我看胡风是否是反革命更重要的是决定于各种力量的对比。(4)对目的和手段的错误理解,将民主纯粹作为一种手段,其他如良心、人道、友谊--不免被归于手段了。
实际工作上的错误,最突出的是长期培养个人崇拜,愚蠢的斯大林实际上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块拌脚石。但在过去长期有那样高的威信。难道苏联在过去没有看出斯大林的倒行逆施吗?上帝对宗教须是具有最大号召能力的,在新的宗教下,以X代替上帝吧!即使X是一个木偶也好,但历史会使这种做法遗臭万年的!
苏联犯的错误可以找到他的缩影,我不能对中国的情况作更多的分析了,因为现在被揭发出来的只是一些皮毛。那些大叫矛盾尖锐化、人民内部矛盾要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先生们只不过是闭着眼睛没有看见矛盾早就存在罢了。将中国现在情况和起义前匈牙利情况比较,除了会讽剌一下中共的领导外,我看不会说明更多的问题了吧!‘鸣’‘放’正在被一些人引向庸俗的方向。即不谈本质问题,将制度的缺陷和工作的错误归于个别人的工作方法和认识。以在不影响总的威信的条件下来和缓过去所积累下的矛盾,(苏联由于过去错误严重,现在不敢‘鸣’‘放’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广泛展开自由争论,全面地揭露矛盾,使人民从氓从的环境中苏醒过来。拥护一个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及一个最正确的领导应当放在第一位,至于它是否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则是另一个问题。共产党只应当有争取领导权的权利。一切权利归于人民。
全国范围内的保守势力正在组织反攻。有人已在有意识的收缩这次民主运动了。热爱真理、民主、自由的人民团结起来。最后倒下的将是保守势力而不是人民!
注1,我所以自称为自由主义者,是因为这篇东西贴出来前末经过党的批准。这种脱离党的领导的行为难道不是自由主义吗?
注2,我所提的中国全部指共产党中国,用这个词是为了突出党的领导。”(文献三)
他还写了另外两篇文章:“‘疯子’的话”和“压制不了的呼声”,情绪都很激烈。
文章中有些地方很费解,也同样不知道错误是发生在什么地方了。
他整篇文章都没有提到自由主义,可是这个标题和这个“怪影”却把他害苦了。他有一米八的大高个,而又“古貎清奇”,又是“怪影”,反右之后,他到处被人追逐,从反右之后到劳动教养之前,他每日三餐,差不多都是他的同学替他到食堂打饭,再拿回宿舍去吃。“怪影”和“幽灵”的意思差不多,除了上课,他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所以我称他为“空谷幽兰”。在劳动教养之后他得了一个外号,叫“大嫂”。
9、紫罗兰燕遯符写“怎么办?”
当时物理系还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学生,叫燕遯符,--做父母的为儿女起名字,不可以用生癖的字,这位小姐的这个“遯 ”字,是豚字加一个‘走之’, 就非常生癖,实际与遁同意,写起来难写,念起来难念,肯定影响孩子的发展,--她非常聪明,57年她已经是物三,可是当时她却只有18岁。我刚是物二,就已是20岁,她生于1938年,入学的时候也才15岁。这样的学生,我们年级也有一位,学习智力不比人差。
因为她最年轻,个子又小,又是女生,所以我称她为紫罗兰。
虽然年龄不大,刚够法定的成人年龄,可是也非常关心政治,她在“五一九运动”中写了一篇很短的大字报,虽然短,却很精辟,所以也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入选“广场”。文章不长,据《文献一》录出如下。
怎么办?
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
光荣的北大学生,确实不愧为“五四”父兄的继承人,我们再次举起了民主自由和真理的旗帜战斗。
“向民主墙发起人历史系一群青年致敬!向先锋沈泽宜、张元勋……致敬!”
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就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社会了,这有好有坏:好在免除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灾难,坏在人们在精神上的要求非常之低,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不相称。
譬如说,在英国、法国……工人认为民主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是本分,而在我们这里,很多人却认为民主自由是领导者给我们的恩赐,有(则)感恩不尽,无亦不关紧要……。
故在我们国家里,如果不特别强调切实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就特别容易产生“三害”。
事实恰恰如此,我们这里的确是民主太少了,(同学们可以举出成百上千的实例说明这一点),故三害在全国各地普遍流行起来决非偶然,也决非解决了个别干部的思想作风的问题就能解决得了。
这使广大人民的智慧用不出来,大大妨碍了社会发展。故从根本上铲除“三害”太必要了,故大量好心人苦口婆心地要求:“给人民以充分的民主”。
这对巩固人民的江山有利无害,但某些神经过敏者认为:要民主=认为现在没有民主=心怀叵测。冤枉者也。
这次整风,领导上要我们要针对“三害”,“理论”少谈,大概是领导上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
※ ※ ※
怎么办?
老话,大力发扬民主,大力宣传,让人民确实认识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请自命人民恩人者彻底换一个脑袋(来一番彻底的思想改造之谓也,决无他意。)
具体的怎么办?
1、自下而上的行动起来:
在现阶段不可能。因为现在这个矛盾尚未充分成熟,除部分大学生外,很少有人深深地“感受到不自由的莫大痛苦”(苏联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的歌词:为感不自由之莫大痛苦,你英勇地投入战斗,在伟大光荣的斗争中,你英勇、你英勇地抛弃了头颅。--王注)
2、自上而下地行动起来:
要求英明的领导者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人道,并且从法律、组织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
如果领导者不够英明,怎么办呢?
我们的火光可能会暗下去。但是,朋友们,不要紧,矛盾存在着,终会有一日成熟、爆发,等到广大人民觉醒过来的时候,火将更猛烈地燃起,烧遍全中国。
普洛米修斯们,坚持前进!
10、苦菜花钱如平:头可断,血可流,真理绝不能丢
他应该写了好些文章,在《原上草》上记录了三篇:“我的态度:“头可断,血可流,真理绝不能丢”,“论阶级的发展”,“‘平等’、‘民主’、‘自由’颂”等。在第一篇中。他已经在同“经二”的同学辩论,那就是在此三篇之外还有若干篇了。在前两篇文章中,我都摘出一小段。
在“头可断,血可流,真理绝不能丢”中写到:
“在打退右派分子进攻后,我将继续写文章,批判那些教条主义,并继续要对那些打肿脸充胖子,不敢坦白地承认自己错误的‘三害’分子,要进行辛辣的讽刺,对具体问题也将提出具体办法和步骤。”
在 “论阶级的发展”中写到:
“1、生产资料占有,主要掌握在军政要人手中——因并不在群众手中,一个工人并无权干预生产。
2、分配不合理,高者有不合劳动报酬者,(不然为什么要进行工资改革)多得部分可称剥削。
3、社会地位。(详见报纸,从生活小事到政治权利,我们只可叫万岁,不可叫‘九千岁’,只能称——级——不能叫‘品’,从表面条文,口头到实践,有差距离d>0。)”
他说他是贫农出身,笔名用了谈论,后来也被判了刑。我称他为苦菜花。
11、忙煞一些人
在二十几天中,另有一些人也是非常忙碌的。
一下子在学校中出现了那么多的大字报,就是全都看一遍,也够你花上很多时间的,更何况有很多人还要自己写?人头攒动,看完了这篇看那篇,看完了还要品评品评。最忙的当然要数“百花学社”和《广场》编辑部的那些人,又要组织活动,又要写,又要讲演,又要印刷,又要外出。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两人是最忙的:一个是物三的风信子李雪琴;一个是哲学系一年级的满天星龙英华。
据我所知,李雪琴倒不是忙于写东西,而是忙于联络,往来于各个右派之间。我的大字报被风雨所蚀,就是她帮忙又裱起来的,后来,她又为我送去了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纪录稿。她与我素不相识,却对我这么关心,对其他右派,联系就更多了。所以我称她为风信子。
龙英华则是忙于写作,仅在文献一上就有十一篇之多。不过,最使人注意的倒不是他的这些作品,而是他的大名经常出现在别人的作品上。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常常在别人的作品上写:
“同意你的观点 龙英华”
“完全同意 龙英华”
“同意你的看法 龙英华”。
就我看到的,就不下几十张。
到处留名,就像点缀花篮的满天星。
大字报的作品类别非常多,有正面议论,有讽刺挖苦,有新诗,也有旧诗,还有“藏头诗”。我们班的唐自舜,就写了一首藏头诗和一首形象诗。那藏头诗说的是“李思敬善于卫道业,何其芳是个假文人”。那形象诗是把“山”字的尖竖得很高,把“路”划得很长,“载”字下面没有“车”字,他想说的是“山高路远无车载”。当然他也是右派了,不是右派就不会说这样的话。
我还首次在大字报中看到一句很厉害的骂人话,是从明歌中引出来的,是“街前的驴子学马走”,好厉害。这句骂人话与李思敬有关系,不是别人骂他,就是他骂别人。
纷纷扰扰不一而足。
12、党委有责任公布右派名单
在当时影响较大的大字报还有几张,一张是哲学系一年级叶于泩写的“我的忧虑和和呼吁”;一张是物三沈迪克(署名谈论)写的“论牧羊者的逻辑”;一张是物三潘家威写的“整风运动中北大党委的领导问题”等文章。有许多文章我们可以在《原上草》上看到,但是,叶于泩的“我的忧虑和呼吁”在几份材料中却看不到。我记得那篇文章的内容是写胡耀邦的。叶是北大第三次全国青年团大会的代表,与会期间,也正值北大的鸣放,胡耀邦就同北大的这些代表谈话,据叶在大字报中说,胡耀邦说中央内部对此次鸣放有分歧,这就引起叶于泩的“忧虑”,并且发出“呼吁”。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几个“右派分子反动言论”中都不保留这一份大字报,却保留了几份对该文的“答辩”和“声明”。
在文献一、文献三和《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牛汉、邓九平主编,《思忆文丛》系列之一)上列名的右派作者有数十人,文章有百余篇,我不能一一录出。我写的内容,一是当时影响较大的文章和作者;一是我熟悉的人和事;三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大字报。还有其他我不那么有兴趣的大字报就不录了。我不保证写的是北大“五一九运动”的全貌。我只保证写出我所经历北大“五一九运动”的真实情况。有些活动我完全没有参预,自然无从谈起。
但是,北大党委有这个责任,他应该公布一个一九五七年北大右派分子的名单,首先是被判刑者的名单,说明其中哪些人被无端处决,哪些人在狱中病死或饿死;其次是劳动教养那一帮子人,再其次是劳动考察那一帮子人,最后是留在学校的那一帮子人。他们当中还的哪些人因受迫害而死。这是对这些饱受苦难的右派学生负责的态度,也是对历史、对社会负责的态度。
第三章 “东风恶,欢情薄”,却怎地,天地变顔色
一、毛泽东为什么要整风
由于北大的“五一九运动”本是在全国整风的大环境中出现的,所以,要清楚地了解“五一九运动” 以及它的失败,就必须把它放在全国的“呜放”和反右的整体中去考察。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了关于整风的指示,从5月8日到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连续召开了一十三次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从发出整风指示之日算起,仅仅过了18天,从第一次统战座谈会召开,只过了6天,也就是5月14日中央就向党内发出了第一个准备反击右派的指示;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5月16日中央又向党内了发出了第二个准备反击右派的指示,我们是在5月19日才开始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因而,反右派并不是针对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的。我们只是自投罗网,是我们这些右派自己撞到了枪口上。可是,我们既然也成了右派,就不能不从全国的形势上,来看待"五一九运动"和反右派。
1956年11月10日--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宣布,共产党准备在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地、深入地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16页,新华出版社,1982年6月第一版。)5月8日召开了第一次统战座谈会。这是关于整风的问题。
在这两次指示中间,先是在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又在3月12日做了《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心思想都是放手让大家讲话,大胆鸣放。由于对这两次讲话,《人民日报》都没有报导,毛泽东大怒,说《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是邓拓)是死人办报,要求大鸣大放。
从后来的反右派斗争,往前追溯到56年11月中共就决定整风,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初中共为什么要决定整风?当时就是想“钓鱼”吗?
前面已经说过,1956年的赫鲁晓夫的“密秘报告”和接踵而来的“波匈事件”,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有重大影响,后来,毛泽东在1957年6月8日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文中说:“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引出来,”那么,这个“主动地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引出来的想法,”是不是在1956年11月就已经有了呢?当时决定整风,是不是就已经决定要有一个反右呢?
在八届二中全会之后,也就是1957年1月份,毛泽东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讲话,就是“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在这篇重要但是并不著名的讲话中,毛泽东已经明确地点了几个人的名字,这些人迟早总会倒楣,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怕批评,诚惶诚恐,我看还有些意思,是不是有些美化国民党了?--王)民主人士的批评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就要反驳。(下一段文字,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王)至于像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55页。我非常感谢华国锋,如果不是他在1977年编辑出版了这本第五卷,我们对这许多情况是无从知晓的。一定还有更多的文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晓的,什么时候解密?)
这里哪有一点与人为善的意思呢?
章乃器乃著名的“六君子”之一,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长,梁漱溟则更为有名了,他没有念过大学,却在24岁时担任北大哲学教授,接下来专门从事乡村建设,影响很大,1946年中国民盟在重庆成立时,被一致推举为秘书长,推动国内和平,给共产党很大的帮助,还多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但是,1953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在这里,民主人士大约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提正确意见的人;一类是提错误意见的人;第三类,则是被视为敌对分子的人,梁、彭、章就是第三类人。
梁漱溟是在1953年9月就已经批判过了,声名扫地,我当时也看过报,我是坚决相信梁是反动的。可是奇怪的是,当时的章乃器,却是中央政府的粮食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委、民主建国会副主委。他也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按说,毛泽东对他不该这样说,1月份说了,到5月份他也应该有所耳闻,可是直到5 月份,他还蒙在鼓里,还在说自己是“红色资产阶级”。
从此也可以看出,党内与党外之间的墙与沟是多么的高与深,章乃器在党内是一个朋友也没有。“朝里没人就没法做官”。
那么,在57年的一月份,毛就已经决定,--而且还是做为战略性的决策,--要对梁、彭、章们进行扫荡了。
他老人家在57年2月和3月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两个很重要的步骤,这两个讲话也是为了“引蛇出洞”吗?在这两个讲话中,不能不说毛提出他的新的学说有他的独到之处,同时也很难怀疑他的提法不是真诚的。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要整风,是一开始就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还是一开始确是抱着真诚的愿望,真正想整顿“三风”,只是到后来,整风的激烈程度超过了毛最初的估计,因而恼羞成怒,翻脸不认人,才要进行反右的呢?
我们把整风前后的一些重要事件再按时间顺序排列一下:
56年11月10日到11月15日,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决定进行整风;
57年1 月,毛泽东做了“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57年2月27日,毛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57年3月27日,毛又做了《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7年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
57年5月8日,中央召开第一次民主人士统战座谈会,要求民主人士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57年5月14日,中央发出第一个反击右派的指示;
57年5月15日,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
57年5月16日,中央发出第二个反击右派的指示;
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
57年6月1日,中央召开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十三次统战座谈会,统战部长李维汉向提了意见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有了57年1月在党委书记会上的讲话,大概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如果是后者,对于民主党派来说,那就是阴谋而不是“阳谋”,因为57年1月份毛在“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并未公开发表,5月14日和5月16日的反击右派的指示也没有公开发表,可是5月14日之后还在继续开座谈会,不仅开会,而且还要求某些人一定要发言,5月17日还发表社论,“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其意就更为不善了。
再从时间上来看,尽管黄绍竑、张奚若的发言是在5月14日之前,但是,最重要的大右派言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在5月21日提出,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在5月22日提出,而重炮储安平的“党天下”则更晚在6月1日提出,都是在5月14日之后的事情,5月14日就发了反右的指示,显然不是因为“老羞成怒”。
二、社会上的右派言论
4月1日毛泽东批评了《人民日报》是死人办报之后,《人民日报》就活跃起来,首先是做自我批评,没有贯彻“双百方针”,然后就批评了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此事颇有意思。原来这四人的文章是坚决反对“鸣、放”的,是极左的,只是这篇文章早发表了几个月,如果他们像姚文元那样,晚发几个月,一定是个大左派,可是由于时机不成熟,触了毛泽东的忌讳,所以反右派之后,陈其通也成了右派,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与《人民日报》活跃的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从5月8日到6月1日一共召开了一十三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在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对这次整风,信誓旦旦地说:这次整风“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4月30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到天安门城楼,先说了一通民主党派重要性,好像一根头发连着一大片头皮,然后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
受了这样的鼓舞,凡是抱着建设国家、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民主人士,就都踊跃发言了,不是有什么诱人的钓饵,仅仅是允许右派们发表意见,建设国家。共产党并没有允诺,你给我提了意见,就给你什么好处,只是说“言者无罪”而已!
我现在就摘右派言论之大者,录几项如下,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所述甚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黄绍竑 批评“以党代政”
黄绍竑在座谈会上批评“以党代政”,并无标题,后来《人民日报》以“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为题刊出。黄的发言,自然也很谨慎,他先说党的领导英明伟大,党的领导权不能怀疑,然后才说:
“但是,党的领导方法是可以研究的。┅┅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没有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
“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批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希望在整风中对党政的关系检查一下,并且明确把它规定下来。”
以党代政的问题,从建国以来就存在,在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的时候,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还没有政府,人民的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一切政务还必须由革命党代管。可是共和国建立起来了,有了正式的政府,各种国家事务就自然要由政府来管,不然成立这个政府是干什么的?立法的事情由“人大”管,行政的事情由政府管,司法的事情由法院和检查院管。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虽然成立了政府,还要在政府上面来一个“党中央”,一个文件,要“党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出,岂非多此一举?政府、“人大”、法院和检查院的领导都是共产党人,都是共产党派去的,这几个部门说话,已经代表了共产党的意志,为什么还要再把“党中央”“党委”放在前面?如果不放在前面,难道就不是贯彻共产党的意图了吗? 难道我国还始终处在革命的无政府状态吗? 黄绍竑的话说得相当委婉,《人民日报》以“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为题发表,我看也很贴切。北大也有人讨论这个问题。在我同我的女友私下里谈话时就说,为什么一个文件一定要署了一个国务院,上面还要再来个“党中央”?她同意我的观点,说是重复了些。我们当然都不明白党的深意。
◆张奚若批评“好大喜功”
张奚若说中共和政府工作中有“四大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毛泽东说:“好大喜功何错之有?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
毛泽东从建国以来,一直走的急燥冒进的极左路线,张奚若的批评自然难以听得进去。后来的大跃进,也就是大冒进,都在这里有了伏笔。
张奚若是一个高水平的政治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字,就是他起的。他说的后面几句话,也无一不中。
但是,张最后并没有被打成右派。
◆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
这个提法,不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喜欢。因为体制与具体制度可以设计,但是政治不好设计。政治不是设计出来的,它是整个社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近乎自然的选择。而就具体的政策而言,应该由各个执事部门负责,不能有一个专门的“政治设计院”。当然,他说的政治设计院,是指“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本身并没有错。
这个章伯钧,就是“章罗联盟”中的“章”。其实,这章、罗两人在各方面的分岐都很大,是“联盟”不起来的。
◆罗隆基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
罗隆基是民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他鉴于“三反”“五反”“反胡风”与肃反运动中冤假错案之多,建议成立一个由“人大、政协”组成的“自成系统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参加,以使平反得以公正和彻底。这个委员会后来就被别人称为“平反委员会”。这个意见当然是正确的,也当然不能被接受,因为它离开了党的领导。
他真诚得可以,他在发言中说:“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这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来的公式。”他是从里到外坚决地相信共产党整风的意图是真诚的,所以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还批评他人对党不信任的言论。
罗隆基这个人,在民国时期就致力于民主运动,1932年任《益世报》主笔,1936年提出“攘外即可安内”,与国民党蒋介石唱对台戏。他在1931年就批判过国民党的“党在国上”和“党天下”的主张,他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文中说:“‘党在国上’有什么可反对的地方呢?国虽然成了党人的国,党又非全国人的党,那么我们这班非党员的国民,站在什么一个地位?” 他在提到“中东铁路”事件之后说:“不过从前的事,是中国全国人的事,如今中俄的事,是‘党国’对俄国的事。一字之差,在心理上就千里之别了。”他还说:“‘党在国上’的影响,不止这一端。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了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连续不断的‘党天下’。那么,以党建国,国在哪里?国在哪里?” (刘军宁主篇《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那么,“党天下”一词,最早出自罗隆基,新中国建立之后,才是后面的储安平说的。他在文中还胆敢批评孙中山,他指出国民党的“党在国上”这一思想来自孙中山1925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俄国之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看起来罗隆基这个人是脑后有反骨,这个人于国民党、于共产党都不受欢迎。
“平反委员会”这个意见之不会被接受,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如果在“平反委员会”中有了民主人士,被平反的人会怎样想呢?他会感谢民主人士,因为是民主人士帮助他获得了平反,共产党会受到怨恨,因为是共产党构陷了他们的罪名,所以此事是最不可行的。1978年对右派的改正,当然也都是共产党一家做的。我当然就非常感谢党为我做了改正。没别人什么事。
他就是“章罗联盟”的罗。
◆章乃器提出“红色资产阶级”的概念和说毛主席不是神
章乃器既是政治家,本人也是一个资本家,乃1936年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他时任粮食部部长,担子很重,因为当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要保证全国城乡的粮食供给,并非易事。他先提出“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概念,说,民主建国会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这话毛泽东很欣赏,并且对章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 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如同我们在前面所述,远在57年1月份,毛就已经认定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要“孤立”他了,那一句“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就是对他说的,他居然毫不自知,在4月15日他还说:
“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
章乃器之所以受到妒恨,恐怕还与他争权有关,他还说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思想政治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岐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
章乃器这个人,除了为抗日坐过国民党的监狱而外,还在其他许多方面对中国的民主事业和解放事业作过贡献,对共产党作过贡献。1938年,他在任安徽省财政厅长时,竟以换取统一税收的名义,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元。别的就不说了。
毛泽东在57年1月份就说要孤立章乃器,可是他直到此时还不知道,可见他在共产党内是一个朋友也没有。他补助新四军的钱,是通过谁交的呢?如此见死不救?(直到后来听章立凡说,直接接受补助三万大洋的那个共产党员其时已不在人世了。)
◆储安平“炮轰毛泽东”
6月1日,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储安平演出了一出重头戏,他胆敢“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香港报纸用大字标题报导,说“储安平炮轰毛泽东”。
储安平是何许人也?他怎敢“炮轰毛泽东”?
储安平真乃一介书生。解放前他办“观察”杂志,猛烈攻击蒋介石,发行十万份,影响很大,受到蒋介石的查封。解放后又出了一个叫《新观察》的杂志,可能就是《观察》杂志的再生,但是已今非昔比,冰火两重天了。
其时,储安平刚刚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两个月。中共中央开了12次统战座谈会,发现这位总编辑没有发言,于是就打电话请这位先生发言。据储先生自己说,他对发言并无兴趣,可是他还是写了发言稿,第二天发了言。由于有稿子,后来反右的时候,我也听说,--报纸上说的,--这个稿子是经过“章罗联盟”的人看过的。但是,他本人说并无此事。
发言的内容,倒是顺着毛泽东的意思。
4月30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民主人士会见的时候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是出于书生意气,出于天真,还是出于,--奉承?--反正储是顺着这个思路走了,真的向“老和尚”提了意见。既是向“老和尚”提意见,这个意见就不能是鸡毛蒜皮,就应该是原则性的大问题,而且也的确是大问题。
他的这个发言倒是可以多引一些。
他说:
“解放以前,我们听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按:为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时--王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朱德--王注)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接着,他直斥“党天下”的现象: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取得的政权,党需要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的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 ,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黑体字均为引者所排,多么精彩!--王注)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影响,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这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排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领导有没有关系?”
罗隆基1965年12月7日死于心脏病,章伯钧1969年6月17日死于胃癌,储安平于1966年8月,不堪于红卫兵的批斗,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他是一个本份的书生,不大可能像演员石辉那样化装逃跑,一个专案组查了两年没有结果,大家相信,他久已不在人世。他们追求民主,前半生不容于国民党,后半生不容于共产党,他们的死,说明中国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死胡同。
悲夫。
前副总理黄炎培老先生,其时已经是人大副委员长了,他刚从西北视察回来,发现不少问题,他倒是在座谈会上主动发了言,可是,统战部长李维汉发现,如果黄老这么发言发下去,非成右派不可,于是就私下里打招呼,不要再说了,再说下去就成右派了。黄很识相,就闭上了嘴巴,这个前副总理没有当成右派。
◆“艾青生孩子”
这已经是在反右很久之后的一个笑谈了,也是右派顽强抗拒反右斗争的一个实例,就是艾青居然能“生孩子”。当时还有别的许多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特别好笑,所以我就把它顺便写在这里。
在艾青划为右派之后,就接连不断地在作家协会上做检查,可是却总是“不深不透”,过不了关。于是,艾青就请他的夫人代写检查。夫人写着写着,就忘记了是在替丈夫写,就变成了第一人称,在写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写成了“当时我正在生孩子”。第二天,在大会上先生照本宣科,他是连看也没看,连想也没想,就在作协大会说:“当时我正在生孩子”,念的虽然无心,听的却可有意,于是轰堂大笑。
三、6 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历史性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反右斗争的号角
进入6月,北大的大字报虽然还是层出不穷,但是,相对来说,却已不那么热烈,进入了低潮,因为人们已更多地在进行思考。另外,还可能同上层的一些变化有关。到了6月8 日,上层的准备似已完成,终于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令人齿冷的文件之一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打响了反右斗争的第一枪。
这篇文章当时觉得很短,现在看来却很长,我手上没有原文,但是〈文献二〉上却有。不过,叶永烈在引述这篇文章时,可能是因为这篇文章太长,怕读者读来不便,所以在中间加上了一些连接的话,竟使人不知是不是全文。我想可能是原来全文。我就按着那个顺序,全录下来,并且也加上一些我的评论。这些评论,基本思想是当时就有的。当时看了社论,把报纸掷之于地,愤而抗议,就是因为报纸的龌龊。至于现在这样细细地评论,当然是今天的事情。我在序言里说过,只要不是抄录当时的日记,任何回忆,都少不了后来的思想情感的变化和深化的认识。
《人民日报》社论:
这是为什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五月二十五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信恐吓他,这封信说:
‘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的宝座了,(写信的人搞错了,卢郁文连副秘书长都不是,只是助理。--王注)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想问的问题都不是写这封信是为什么,而是:《人民日报》发表这封信和发表这篇社论究竟是为什么?
匿名信指责卢郁文的内容,是说他不该在共产党与党外人士之间制造墙与沟,难道应该鼓励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之间的墙与沟吗?
匿名信是谁写的呢?
从信的内容上看,写信人是从报上看到卢郁文的发言的,因而是圈外的人士;但是从另外的地方看,信中说,卢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与沟上,是出了力量的,所以这人就又是圈内之人了。可是写信人却又把秘书长助理说成了秘书长,真是奇哉怪也。
为什么不找到这个写匿名信的人,同他说理;如果是反革命,就判他的刑。为什么反而把问罪之师指向他人?
无论如何,我心里一直存在这个念头。到底是谁写的呢?
社论接着说:
“卢郁文在五月二十五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这里的标点可能有误,但〈文献二〉就是这样录下来的。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在每天争吵,因为那里是资产阶级议会,可却并非议而不决,不然哪里会有他们的效率?--王注)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之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辨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不能不问:发表这些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就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
问得太有理了。不过,后来卢郁文在5月29日的发言中还说:“共产党应该拆的是三个主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要拆的是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要放弃过去的立场,要坚定地树立人民的立场。”这话可不能说是平易近人。不知社论为什么没有把这句话也归纳进去。把这句话加进去,还能说是平易近人吗?恐怕应该说是咄咄逼人还差不多吧?
社论接着说;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是‘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心目中的‘老虎’了。(写信者说的是‘筑墙挖沟’,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共产党?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王注)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凶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在这里,社论表现得十分谦逊,说是帮助人民,帮助就该是朋友,那没什么可说的。但是,一般说来,朋友就不是一家人。--王注)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做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么?”
在整个共产党整风期间,“左派”们大多是不发言的。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对党内的指示,后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个指示发的范围较小,但是,5月14日和5月16日中共中央连续发了两个指示,也是毛的手笔,却是发给省一级党委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的,所以看到的人就多了。那里说的是张开口袋诱“右派”入网。下面说的那位何香凝夫人是不是也看到了那两个文件,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我们且看她的表现。
当时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中,还有一位大人物,那就是著名的左派革命家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她一生是左派,在前一段整风过程中,她有什么表现,没有看到文献记载,但是在“五一四”通知和1957年的“五一六”通知发出之后,也就是在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最后一次座谈会上,何香凝夫人却抱病发表了一个书面发言,这个发言,不仅明确地提出了“右派”的概念,而且还对右派进行了严厉地批判。这个发言,刚好符合毛泽东的需要,是巧合、还是授意,外人不得而知。这个书面发言,也正好为社论张本,为共产党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右张本。
反右不是共产党首先提出来的,而是民主党派中的人首先提出来的。
社论接着说: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开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打翻,(这可实在言重了,叫人怎么受得了。而且,人家让你提意见,你才能提意见,不叫你提意见,你连提意见的可能都没有,怎么可能就借此机会把人家打翻呢?用如此简单的手段,可以达到那样严重的目的吗?--王)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这种引伸就更可怕了,太可怕了。——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份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就这样,经过引伸,右派分子的帽子,有些人是戴定了。而且,注定还是敌我矛盾。
《社论》在结尾,一反毛泽东在最初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关于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说法,又祭起了阶级斗争的法宝: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钓鱼的目的虽然已经达到了,可也不好意思马上就说不整风了。--王)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开始整风的时候,一个劲地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并没有这个‘善意’的附加条件。--王)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当时任司法部长的民主人士史良,是最早提到右派的,她是在批评章伯钧时说的。是我记得不对,还是另有别的原因,在〈文献二〉中都没有提到史良。我的印象,史良在反右中也还是相当积极的。
我这种印象也没有错,2004年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记述了这个过程。史良与章伯钧有通家之好,为了“一周用两条毛巾”,她还给章家送去了两打毛巾。但是反右一响,史良竟把章伯钧对她讲的私房话也拿了出来,给了章伯钧重重地一击。
为了表示抗议,虽然我当时还是团支委,我还是拒绝参加当天下午团支部组织的对这篇无耻社论的讨论。
据说,在1958年还是1959年,公安局还是找到了这个写恐吓信的人,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杨秉公,他被依反革命罪判了刑。他起的作用还真不小。
四、大浪淘沙
6月8日之后,瞎子也能看得到,党整风的“三部曲”已经唱到了最后一幕:“整”的一幕。不过,中间可没有经过“收”的一幕,从“放”直接就“整”起来了。只不过,“整”的并不是“三害”,“整”的是右派!“左派”们兴高采烈,右派们垂头丧气。
其实,北大最热闹的日子倒是这一段时间。不过,因为这一段时间太热闹了,又没有特别的事件发生,我的记忆反而模糊。
在众多的热闹事情当中,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件,倒还好像发生在昨日,那就是在一天的中午午饭时间,食堂内外闹闹哄哄,广播台播放数学系批判杨路的录音,那里面也热热闹闹,情绪激动,批判者让杨路站起来,他不站起来,让他低头他不低头,他反问:“我为什么要低头?”
播放的目的是说明右派的顽固,可是效果适得其反,大长了右派的志气,大灭了左派的威风。
大部分的右派的态度都很坚决,似乎是商量过的,都对反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嗤之以鼻。
北大的反右,同社会上的反右有所不同。社会的反右,经过民主党派内部的发动,很快就有了一批反右的文章,像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先挨整的“三家村”的主帅吴晗,就最早披挂上阵,大批“莫须有”的“章罗联盟”。姚文元在上海也早就说话了。但是在北大,情形可没有这么简单。“五一九”之后,在北大虽然也从开始就有左、中、右之分,可是,左派的火力可没有那么有力。而且,你要使占群众多数的中间分子,从《人民日报》那篇“这是为什么?”中找到反右的合理根据,一时之间,还真没几个人能想通。于是,北大的反右,也就只有慢慢来。
这其中,恐怕还有一个原因,--这可是纯属我个人的猜测,--就是当时的党委书记江隆基可能本身就有点“右”。那一年的“五一四”和“五一六”通知他是不是看过了,我当然不得而知,可是,北大在当时是正部级,知道的可能性很大。从入北大之后,以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江隆基本人像个教育家,而不像个政客。远一点说,在1956年开学时我参加了北大第三次团代会,那次会上,团员代表提了很多意见,他的解释,在我听来,就是有点婆婆妈妈的。他是以家长的身份在从事教育,我觉得这个人还蛮可爱。在“五一九”运动开展的时候,已经有了“五一四”和“五一六”两个反右通知,他对我们贴大字报不敢表示支持,确是为了我们好,只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泄露天机。
江隆基本人温情的结果,就是,党又派了一个人到北大来,这个人就是原铁道部副部长陆平,他整起右派来,自然比江要得力得多。
批判右派,并不采用右派的办法,就是说,不是采用大字报的办法。我连一张像样的批判右派的大字报的印象都没有。差不多都是鸡毛蒜皮的,另外就是人身攻击,像说林希翎是“二八”佳人(说她28岁了);还有什么“街前的驴子学马走”;还有什么“光头光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光头”之类无聊的话。批判右派,主要是采取批判会的办法,大会,小会都有。大概他们也知道,右派的大字报有人看,批判右派的大字报没有人看。批判右派,当然主要是给右派看,可是右派有兴趣去看吗?当然没有,那还不是无的放矢?当然,到了后来,也出了不少的大字报,比如像“右派分子王书瑶的咀脸”,那是为了教育大家了,是为了把王书瑶批倒批臭。因为王书瑶的咀脸,王书瑶自己当然知道,用不着看别人怎么描述他。不过,当时还没有发明“批倒批臭”这个词。
为什么对前一阶段我的印象的记忆比较清楚,而受批判之后反而不清楚了呢?原因是,在前一阶段,要用心思考,用心地看别人的大字报,还要自己写文章,自然要用心。到后来大批判,就不用用心去想了,反正没什么可想的。无聊就是了。虽然如此,也还有几件事是值得一提。
1、《人民日报》说《广场》是反动小集团
在“五一九”之后的一些日子,北京大学人流如潮,中央和北京市的各界人物和各个新闻单位的各色人等,都涌到北大来看大字报,每日不绝。可是也怪,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却没有一家报纸报导北大的大字报。“六、八”社论之后的哪一天记不得了,好像是6月25号还是28号,《人民日报》终于打破了沉寂,“撩开了她神秘的面纱”,发了一篇消息,说北大的同学们,批判《广场》反动小集团。这件事情使本来就很愤慨的同学更加愤怒,纷纷贴出大字报质问《人民日报》,凭什么说《广场》是反动小集团?质问归质问,《人民日报》既然给北大的学生运动定了性,北大学生运动的反动性就说什么也赖不掉了。从此,北大正式开始了反右派斗争。
2、变色花沈泽宜反戈一击,立了大功
我在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了这位沈泽宜先生了,同张元勋一道写了名垂青史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还有“墓铭志”,还有“人之歌”,又担任了《广场》的副主编,既有才气,又有豪气,又很右。我同他只有一次接触,是在“六·八”之前,还是在“六·八”之后不久,记不清了,但总是在他叛变自己从前立场之前就是了。那次接触是在从饭厅到宿舍的路上,谈的大约是关于《广场》印刷出版的问题。出版很难,但是,难的并非只是出版问题,在其他方面,我们也碰到许多难题,对此,他只引用了一句成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语中的。我觉得这个人还是很有水平的。
沈在反右之后不久就屈服了。在一定的压力下请求宽恕,--而在此之前,又曾有过十分出色的表演,豪气干云,--那就要拿出些真东西出来,才能显示出诚意。他都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因为不论说什么,都同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没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倒是同他接近的人,可能受些影响。不过,这些右派们干事情都是光明磊落的,怕也没有什么可供人揭发的。
他可能痛哭流涕,也可能大声疾呼,也可能把别的右派大骂一顿。至少,他也要把自己大骂一顿,不然,学校党委也不会在大会上表扬他。在那样的时刻,以他的身份,反戈一击,是非常适合党的需要的。不过别的右派可没有他那么卑贱,昨天还忠于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今天就反悔。在这期间,谭天荣至少写了三封给沈泽宜的信,有两封都收在〈文献一〉中。
从这两封信中,至少可以看出,沈泽宜居然还敢对“我们这些毫无悔改之意的少数‘顽固右派分子’表示极端地轻蔑”(引自谭文)。叛徒的心理大约都是这样的,要不然他怎么活下去?从谭信中还可以看出,他不但大骂自己,当真还检举了别人。我最不喜读谭天荣的文章,可是他“给沈泽宜”这封信中的这一段,却很可一读,也说明了谭天荣的骨气,表明了他作人的准则。而我最佩服谭天荣的,并不是他前面的表现,而是在反右之后的表现。谭在信中说:
“你的选择一点也不使我惊奇。辩证法告诉我,那些对个人前面的道路特别关心的人,对于自己后面的退路,自然也不会不注意。还有一个在胜利的时候神气活现的人,失望的时候,是什么情况都可能有的,你现在的行为与你过去的表现完全相互适应,是合乎常情的事,我甚至于没有心思去记忆。不过为了人的尊严,我还是愿意提醒你两句:你可以说《广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本营,做各式各样的交待,但并不见得所有的编委都同意你的意见。所以把这些意见作为你个人的意见,似乎更恰当一些。还有虽然你说得有点越出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但毕竟还是《广场》的副主编,这总还说得过去。不过事情涉及“百花学社”和“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作为发起人中的一个,我觉得我们的人虽然认识很不一致,但大都是正直纯洁和善良的人。你可以认为自己是怀着对党不满并且反对社会主义才成为右派的,也可以说你是如何如何坏的人,这是你的自由,但是如果试图加以推广,说我们的人也和你一样,那么,说得客气一点,这是不知分寸。”
叛徒是永远不受欢迎的,在两方面都不受欢迎,除非是真正的弃暗投明。当初并没有人强迫你做什么事情,道路是自己选择的,那时你是怎么想的呢?
在你写:“让批评和指责/急雨般落在头上,”这几行字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真是想要为此承担责任?还是想的鲜花与桂冠?
当时不仅是沈泽宜,还有别的一些人,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良心和党性是不一致的:要良心就不能要党性,要党性就不能要良心。”良心就是人的本性,它是良知之本,就是人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点。动物之所以是动物,就是因为动物不存在良心,保卫自己的生存,保卫种的繁衍,是动物唯一的原则。可是人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良心,人有感情,人有良知。除了自己的生存,还有一些更高的原则要维护,所以人类才有文化,才有文明,所以人才有尊严,所以人才是人!不然人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如果一个政党的党性与人的良心不能共存,这个政党还是人间的政党吗?
(在我写上面这几行字的时候,我的16岁的女儿刚好坐在旁边,她不同意我说动物没有良心。她热爱动物,现在是每期《东芝动物乐园》必看。她说,你怎么知道动物没有良心?动物有良心呢?我说动物之所以是动物就是因为它没有良心,我说这话并没有十分地把握。
其实,至少有的动物有良心,义犬救主,良马救主的事我们听说很多。还有的人,饲养了一只幼狮,后来放回大自然的时候,那狮子恋恋不舍,后来那狮子就用猎物报答它的恩人,这种事情在现在早已不是新闻。那么,动物是有良心的了。如果动物尚且有良心,人难道可以没有良心吗?)
我不是这个政党的负责人,如果我是这个政党的负责人,我一定要痛斥这个说法,绝不能接受这个说法。我宁愿接受100个右派,也不接受一个这样的说法。但是,可悲的是,那个政党并没有批驳这个说法,相反,他对持这个说法的人,只要他表示效忠他,他们是一律欣然接受。
其实,充其量,这也只是一块遮羞布,掩饰自己灵魂的卑贱罢了。
关于沈泽宜同张元勋同写“是时候了”这张大字报的情况,现在又有了最新的说法。
1998年12月11日的一期《南方周末》“人物”版刊登了徐迅先生写的一篇访谈录:“张元勋:从绚烂回归平淡”。其中,在说到“是时候了”一诗的作者的时候,只说张元勋是它的唯一作者。为此,我写信给徐迅先生,询问此事。徐迅回信说:
“所提之事,当时张先生加以说明,说当时诗歌是他一人所写,沈泽宜看到后表示支持,所以也签名,因后面没有位置,沈泽宜反而签在了前面,所以,写文章时我只用了一个名字。当然这事只是张元勋一人的说法,没能找到沈泽宜,故无法核实,特加以说明。 12月23日”
(2007年1月我现在修改时又有新说法。2006年5月,沈泽宜到我家来作客,我客气地接待了他。他向我说明当时他为什么会做检讨,是因为他的父亲和一个舅舅的影响,他的这位舅舅在清华大学工作,是个老革命,在他们的诱导之下,他违心地做了检讨,事情已经发生了,他追悔莫及。他后来的作为,我也有所耳闻,他既已认识了错误,而且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民主方向,好像孔子说的吧,“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还承认他是我的“同派”。
在这次会面中,我把上面徐列的信给他看,他十分气愤,把这信复印了下来。
到十月份他再次来北京,拿给我一本书看,是张元勋在香港出版的一本关于北大“五一九运动”的回忆录,其中,对“是时候了”这首诗的作者,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是沈泽宜写了第一段,张写了第二段。作者的顺序依然是沈泽宜、张元勋。
这一次来北京,我还同他一起到北大上访,要求在北大“五一九运动”五十周年的时候,对我们这些右派有个新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3、谭天荣打人事件
各个大学都有一个广播室,对学校内部广播。好像是在刚刚批判右派的时候,广播室播放的内容,都是不利于右派的。于是,“黑--恩学派”还是“百花学社”,就去学生会要求借用广播室,播放一些自己的文章。同负责人似乎已经谈好了,可是到了要去播放的时候,具体管理那个播放装置的工友小陈,却拒绝让谭天荣使用,于是就发生争执,后来就传出谭天荣打人的消息,而且沸沸扬扬,闹得满校风雨。谭说自己没有打人,小陈说他打了他,死无对证。
差不多像我这样的人,都不相信谭会打人,可是小陈说他打了。我忽然想去证实一下,谭是否打了人。在这方面,我简直是个天才。我的想法是,去问一问,看看现场情况,了解一下过程,打与没打就可以有个大致的结论。于是,我就邀了两个女同学,--找女同学陪着,说话方便多了,--一个是陆文莲,一个是龚敏,个子都不高,她们都不知道我的真实意图。又买了二斤点心,伪装成慰问,--我也是很狡猾的,--若不然我怎么接近小陈?
可是没有成功,因为去了之后,那个小陈比我还狡猾,他收下了点心,却不肯谈过程,我诱导他谈,他站在什么地方,谭又是怎么打他的,可是小陈就是不说,结果是我白搭了二斤点心。
但是,后来就没有一个人再追究谭天荣打人的事件。没人追究,那就是没打,不然,欲加之罪,更患无词,怎么会不再追究呢?
在后来处理右派的时候,凡是有任何其他错误的,比如从新华书店偷了几本书的,都按刑事犯罪判刑,叫“双料右派”。在运动中,谭天荣如果还敢打人,也绝不会轻饶他。
后来,用伪装的手法,试图证明谭天荣没有打人,这也是我的一个右派罪行。
4、张景中等被困印刷厂
《广场》想办成一个正式刊物,就要铅印,就需要钱。征订到的钱很有限,我们这些作者都是穷光蛋,不给稿费也就是了,自然无钱赞助。于是就化缘,起初马寅初校长答应赞助500元人民币,可是,在他们去取钱的时候,秘书却说:“对你们刊物的宗旨不清楚,钱不能给。” 这500元人民币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后来又在同学中间募捐,其中援助最多的是生物系的樊启祥,因为是华侨,比较富裕一些。于是他们也还是把稿子送到了第一印刷厂,准备正式出版。这个过程,是在“六、八”之前。“六、八”之后,形势逆转,内部也早就通了消息,《人民日报》又说《广场》是反动刊物,印刷厂不再给印,也还罢了,却把稿子也给扣下了,于是,张景中等《广场》的几个编委就去索要稿子。结果是不但稿子没要回来,去的人还被围斗。
我们党一直善于在适当的时机利用工人或者农民来收拾知识分子,这次大好时机,自然也不会放过。果然印刷工人出来说话了,工人们站出来,批判《广场》是反动刊物,不能给印,不但不给印,而且连稿子也要没收。这些事情反正说也说不清,但是有一件事情,却是说得很清楚,在批判张景中他们的时候,有一个工人振振有词地说:“我们这是国营印刷厂,不是你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张景中的反应就是快,他回答说:“我们在进门的时候填了进门证,出门的时候归还进门证,怎么说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对方语塞。
这件事情是他们回来后在校内的一个小集会上讲的,对我印象很深,觉得张景中是个辩才。我在这个问题上,倒是又吃了一个败仗。
也就是在大饭厅前,我觉得对稿件印与不印,同工人没什么关系,印刷品是工厂的业务部门接受的,工人只是排版印刷,工人怎么会管起业务来了?我的这个意思一说出来,马上就有人反驳我,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为什么工人不该管?这次倒是我的语塞。那几个人得意洋洋,还说,这个问题解决的还相当彻底。于是我就败下阵来。我从此才发现,我的反应慢,类似的辩论,我最好还是少参加为妙。
如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意味着一切事情都要由工人来管,那为什么还要有党委书记?这什么还要有厂长?办理业务的业务科长又是干什么的?
但是今天再说这个话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5、《广场》被焚
不能铅印,就只好油印。可是在它印出来的时候,已是反右中期,《人民日报》已经说了它是反动刊物,在强大的压力下,印出来的《广场》很大一部分,都被集中到大饭厅前的广场上,付之一炬。刚出娘胎,就被扼杀了。
好像还是有少量的刊物散在一些人的手里,现在若是谁有这一份《广场》,可能有人会出十万美金去买它。反正我是一份也没有得到就是,印出来是什么样子,我连看也没看过。
6、右派分子且战且退,最终还是被击溃
北大右派的反抗是顽强的,除了前面所提杨路,直到6月17日还在向“三害魔王”江隆基发动进攻而外,还有许多的右派也继续采取进攻的态度。
严仲强在7月3日贴出了“压制不了的呼声”的大字报,他一方面认为反右派是必要的(在给右派下了定义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之后,没有哪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会认为反右派是不正确和不必要的),一方面还认为,在整风运动中也存在“民主派”,反民主派、或者把民主派划为右派是“非常愚蠢”的。他在文章的最后说:
“我估计这篇文章会受到多方面的攻击,一定有人警告我,若不悔改则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应当声明我是不会被反革命分子利用的,因为在我和右派势力之间,还隔着共产党的中间势力,污蔑、谩骂、恐吓只能引起我的卑视的微笑,即使最无人道的群众性孤立,我也满不在乎,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
1957年7月3日
布鲁诺在被烧死前说: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原上草》P82,关于《原上草》一书前面已经说明。)
王存心的“略谈‘五一九’”也是写在反右开始之后,他说:
“我们国家的领导当局为了顾全自己高度的威信,十分固执地坚持不太高明的见解,对‘五一九’这样的运动不但不予以支持,不积极地领导,相反的,不择手段的加以压制,并利用广大群众对新中国无比热爱的情绪大张旗鼓地掀起反‘右派’斗争。……‘五一九运动’未得到健康的发展,目前‘五一九运动’被反右派‘斗争’代替。尽管如此,‘五一九运动’还是有成绩的。它给了‘三害分子’一个有力的打击,在许多人僵化了的脑袋中起了振荡,还有,更重要的是,领导当局虽然口头上不承认,但阴改一点,阳改一点,实际上在改,不是吗?以我见到的来说,学生会的权力似乎是加强了,那些非行政机构也不再发号施令了,反‘右派’斗争的政治学习延长十天也极为慎重,由校务委员会决定.总之,规矩多了。”(《原上草》P84)
关于右派的概念,直到7月1日,也就是共产党37岁生日那天才算定下来。那一天,发表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执笔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大作。在那里,对什么是右派,做了科学地论断,说:“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但是,又“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可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
虽然这是个科学的诊断,可是在实际上,却没有完全遵守,主要是其中的“反共”二字。须知,“反共”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评语,只有政治上极端反动的人才可称为反共,像国民党反动派,不杀头也要关进监狱,或者群众监督;而“反党”则轻多了,反党是只要是反对党中央或反对中央的某个领导人,甚或反对某一级的党组织,是都可以戴这个帽子的,而一些“反党分子”,还可以留在党内,比如后来的彭德怀,他不仅留在党内,而且还可以是中央委员。所以,“反党”和“反共”的差别实在是很大的。在实际上对我们批判或定性时,都说我们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而不说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是群众对我们的“宽大”。同时还有,毛泽东说的是“章罗同盟”,而后来,各方面都改称为“章罗联盟”。原因是,章、罗都是民盟的副主席,说是“章罗同盟”,难免影响到民主同盟,说“章罗联盟”,民盟的压力就小一些。如果不是群众的这种宽大,如果我们这些右派经常被人称作是“反共分子”,……这是更加令人恐惧的。
此外,还有一种官定的说法,就是右派是“特种类型的反革命”。
由于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宽大为怀,所以,对右派分子一般都不判刑,不送去劳改。
7、铁树陈奉孝等被捕入狱
但是,他们还是对几个右派判了刑,一共六个人,他们是陈奉孝、张元勋、贺永增、赵清、林树果和谭金水。后来钱如平(即署名“谈谈”者)也被判了刑。这几个人被判刑,是把他们当作“现行反革命”来处理的,比右派又上了一个档次,其中陈奉孝作为这六个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判了15年徒刑,张元勋主犯,判8年徒刑,其他则是4、5年徒刑。刘奇弟因为替“反革命分子胡风”翻案,另案处理,也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另外还有一些人后来也被判了刑,那是只要找到一点毛病,而又是右派的人。陈奉孝最早于1957年9月16日被捕,张元勋等于同年12月25日被捕入狱。
这里单说铁树陈奉孝。
陈奉孝也是数学系三年级的学生,与张景中、杨路同年级。此人骨头极硬,是个典型的山东汉子。“黑--恩学派”和“百花学社”的发起人一般认为是谭天荣,而张景中与杨路被认为是“百花社”的宣传部长,陈奉孝则是他们的组织部长。当时传说,“百花社”的资金都是由陈筹集的,还说,陈经常从校外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汇款,据信,这些钱是国民党蒋介石的特务寄给他们的活动经费。如果陈奉孝们若不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世上哪还有反革命了呢?
说他们是反革命这种事情,陈奉孝却有“料敌之先”之明。
他在反右之后,判刑之前,7月5日名为“如此伎俩”的大字报中说;
“因此根据前车之鉴,他们还有最后一张王牌,那就是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在“百花社”和“广场”编辑部中找出一个所谓反动分子来,……并找出这次运动的组织者进行逮捕和法办,这样他们就可以高喊高叫了,看啊!说“百花社”是反动小集团,《广场》是反动刊物,你们不是不信呀!这里面真有反动分子哩!……”
“我是这次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我发起创立了“自由论坛”,参加了“百花社”,后来又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广场》编辑部,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那么请你们来找我吧,……。” (引自文献三)
他这么做是为了解脱别人,因为很多人都受到检举揭发别人的压力。所以我说他是铁树。
请君入瓮!
有两点他还是说错了。一点是,不是要找出反动分子,而是要找出反革命分子;一点是,不是要找出一个反革命分子,而是要找出几个反革命分子。他还是太温情了。北京大学是6个,有他一个。
他同其他5个人后来都得到了改正。但是,他的改正却一直拖到1984年,是全校最后一个。
逮捕了这6个人之后,表示北大的反右斗争已经进入尾声,余下的就等待处理了。
整个期间,大会小会的批斗不计其数,陆平也有上乘的表演,无法计数。
五、我的命运
反右,就是反对反革命。什么人才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呢?按着马克思的阶级论,自然都是出身不好的人,在新社会中失掉了他们的阶级利益,所以他们要反对革命。按着这个逻辑,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就都不应该干革命。可是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却都出身于上述那两个阶级的家庭。可是在共产党需要动员群众的时候,他们却宁愿把事情说成是这样的:出身好的干革命,出身不好的反革命,却从来不说他们自己出身不好为什么反而投身革命?
为了把右派搞臭,就说--至少在社会上说--民主党派中的右派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共和国建立这后失去了他们的天堂,所以要通过向党进攻,以期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在前面,何香凝说的就更玄乎了,把帝国主义接回来等等。在这个需要的时候,他们都有意地忘记了,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头面人物,都是因为反对蒋介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成为共产党的座上客的。不然,为什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们从香港、从各地弄到北京来开政治协商会议?
可是在北大,至少是在我们班,情形刚好相反,--不是出身“好”的整出身“坏”的人,而是出身不好的人整出身好的人。正好相反。
1、卖报童子反革命
我两岁的时候就死了父亲,我父亲死的时候,我的弟弟还没有出生。我的父亲是一个民族商业的经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级雇员,后来因为经营得方,受到嘉奖,也拥有一点股份。父亲死后,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7人,都很幼小,艰难度日。最艰难的日子是在光复之后,--也就是国民党统治的那几年,从1945年到1948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我父亲生前所在的商店倒闭了,完全断绝了生活来源。我当时只有12岁(我于1936年出生),只好断断续续地读书,一边卖报帮助维持家庭的生活。除了卖报,还卖冰块,卖冰棍,尽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力所能及地帮助家庭。记得有一次,早晨4点钟去发报,是在冬天,一脚踩进了冰窟窿里,整支脚全湿了。可是也只有发了报,把报纸全卖完了才能回家去换鞋。
可是到了新社会就不同了。1949年以后,我的哥嫂都有了工作,我的两个姐姐,--也才15岁和17岁,也都参加了工作,家庭情况有了根本的好转,我才可以继续上学读书,直到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前途一片光明。
说我反对社会主义,这是丧尽天良!我为什么反对社会主义?为了再去卖报吗?我反对的是高度集权,高度集权就是社会主义吗?斯大林的错误危害了社会主义,我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不受到同样的危害!他们却要保卫高度集权。
究竟谁反对社会主义?
也不能说出身不好的学生的动机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同样出自爱国的热忱!在他们身上能有多少阶级利益在驱动?
我们班一共有五个右派,我是最大的一个。另外四个,一个是转业军人,三个是中农或是城市贫民。相反,在左派当中,倒是出身“不好”的居多。最典型的是一个印尼归国华侨,出身是资本家,他不敢说不敢动,绝对听话,不仅不右,有时还左得可怕。原因很简单,就是怕揪辫子。
所以,到了后来的反右派,在我们班,不是“左派”整“右派”,而是“右派”整“左派”,是出身“不好”的,整出身“好”的。
阶级斗争是个法宝。忆苦思甜又最有煽动性。一个学生在全校控诉大会上忆苦思甜,说他在旧社会卖过报,如何苦,说右派想回到旧社会他坚决不答应。我勃然大怒,说,我在旧社会也卖过报,我是想回到旧社会吗?同学们劝我少说一点吧。
北大反右派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转业干部学生,整从高中考上来的学生。也就是干部整学生。我们年级的几个党员骨干,都是转业干部,岁数都很大,都非常有阶级斗争的经验,老谋深算,其中,又以姓罗的党支书最为老辣,我们这些从学校来的天真的学生,无论如何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人看见,班里两个准备划为右派的人,曾经给他们下跪,可是却终于没有逃脱右派的命运。他们这几个人被划成右派,同党支部的几个人有关,我成为右派,同他们没有关系。
在学校的范围内,从部队转到学校的右派学生也很多,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特点。转业军人和调干不一样。
2、斗争逐步升级
我的出身,已如前述,我的表现,一贯积极。入校之后,就担任了团支委,半年之后,先是参加支援北京市的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然后又当选为北大第三次团代会的代表。然后又当选为团支书。到57年初,干得不太好,仍然担任支委。在宿舍里有五个好哥们,我们这六个哥们在班里的影响很大,我排在老大,“老大”,几乎是班里对我的“官称”,直到我被开除,直到1978年我去改正的时候,都是这样称呼的。直到现在,同班同学陈养炎、邢如莲的孩子,一直管我们的老二,叫“老二叔叔”,不叫他的姓名,我自然是“老大叔叔”。班里无论是谁,都不会把我当做敌人、把我当做反革命看待。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是一个善良热情、有血有肉的青年!是反右破坏了人民的团结!我没有反人民,我没有反社会主义!我这个人又热情又活跃,我同我的这些同学水乳交融,谁也难于相信,怎么一夜之间王书瑶竟然变成了敌人?而且,我只写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道理是清楚的。
后来,就在反右刚刚结束的假期,班里有6个同学去百花山旅游,我已正式戴了右派帽子,开除了团藉,可是他(她)们还是选我作了“政治委员”。
好笑么?
但是他们可以慢慢来,一点一点把我搞臭。有政权在手,是什么事情也能办到的。他们使用了粗暴的政治压力。
从学校来说,先是印了六篇文章,那可是铅印的,纸张也好,印的也好。还有谁的记不得了,好像没有在当时就很有争议的大字报,像刘奇弟的大字报。但是其中有一篇就是拙作,就是那篇“集权”。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为这篇文章传播不广而感到不足,有人为我传播思想,我当然高兴。这篇大字报,除了龚祥瑞而外,没有在班内或校内受到任何批判,这时印出来,我也浑不在意。
接着就是在班内组织与我“讨论”,接着就是“辩论”。这个时间过程较长。
第一次讨论会,我还找了些列宁的话,东拉西扯地敷衍,我没谈出什么新东西,他们可也没说出我在那篇文章中到底有什么错。第二次之后,我也没有再做什么准备,他们也同样是敷衍,可是调子却是越来越高。但是,直斥我是反人民反革命的却也没有。越往后,气氛却也越来越坏,有些人兴灾乐祸的态度也越明显。压力不仅是对我一个人的。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必须态度鲜明,站稳立场,“错话”谁都可能说一点,连上那些出身不太好的人,更要表现积极一些,以免影响自己的前途,免受各种政治压力。共产党给知识分子施加政治压力,解放后是最常见的。于是各种各样的办法也就都出来了。
对我的批判,除了龚祥瑞,最大的一次是在批判“广场”的时候提到了我。
《人民日报》说《广场》是反动刊物之后,北大自然要对《广场》进行口诛笔伐,于是就开了一个批判会。对这样的批判会我照例是没有参加。既要批判,当然就要对《广场》的各个方面进行讨伐,包括所刊文章、组织活动、刊物倾向等等。在说到《广场》是反对党的领导的时候,举出的就是我那篇“集权”。批判者举出了我说的下面的一段话:
“不论是政党,也不论是个人,决不能说过去正确,以后也就正确。看待一个人或政党,首要的不在于他过去做了什么,有过何许伟大的贡献,而是他今天正在做什么?对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抱着毫无保留的态度而跟着走是错误的,┄…
“六亿人民的生活决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党员占1.6%,而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又占有1.6%中的极少数),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是一贯光荣伟大正确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被麻痹愚味,就更加百倍地危险!……”
批判者说,这是《广场》反对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
这次批判会不大也不小,“人民日报”做了一般的报导,“北京日报”则做了详细地报导,我的大名同上面这些话,也就见诸报端。后来回到家里,家里人把这份报纸拿给我看,说:“你的名字上了《北京日报》!”
班里对我的批判也逐步升级,可是火力却始终不够猛烈,于是只有党员和团员带头。虽然那些党员政治经验丰富,整起人来十分老辣,可是理论水平却不敢令人恭维,最后还发动群众车轮战术.
一个党员说:“王书瑶,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根本保证,你是不能否认党的领导的。”
我说:“我并没有反对党的领导,我只是反对权力的高度集中。”
一个团员说:“你在文章中提到的两个‘恶性循环’就是否定党的领导。”
我说:“这要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我在文章的前面和后面都说明了在哪些情况下加强党的领导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一方面,如果无限制地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它必然带来两个恶性循环的恶果。在革命与战争年代,发扬民主是没有条件的,但是,在和平的环境中,发扬民主是不可缺少的。由于高度集权,斯大林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你不是也知道吗?”
另一个积极分子说:“一个国家这么大,不能说无论决定什么国家大事都要由很多人参加,你怎么说,我们国家的事情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难道决定国家大事可能有许多人参加吗?”
我说:“政治决策过程我不懂,很多事情当然不能要我们去。那是可笑的。但是,我说的是另外的一些根本的大事。我说这些话当然是由斯大林的错误引起的,这是一个力的平衡问题,我们都是学物理的,我问你,斯大林杀了70%的中央委员,如果按着民主程序,是70%大,还是1%大?或者,就算另外的30%都占在斯大林一边,是70%大,还是30%大?”
又一个人说:“苏联共产党犯了错误,不等于中国共产党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说:“我现在并没有说中国共产党已经犯了错误,我只是说‘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它可能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目的是防止苏共的错误在中国重演,这并没有错!”
整个辩论,他们不能使我屈服。
没过多久,从58年的大跃进开始,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就证明了我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在这期间,校党委副书记张群玉找我谈过一次话。
就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对右派“控诉会”不久的一天晚上,突然通知我,要我到六院去找校党委副书记张群玉,她要找我谈话。我当时的反感情绪很大,我不想去。我说,她找我谈话我为什么要去?我在这个学校学习,我只接受行政的领导,党委为什么能管我?同学们劝我,你还是去吧,至少,你现在还是共青团员吗。我只好去了。
这次谈话使我感到很困惑。她很温和,目的似乎是在做我的思想工作,她说:前一段时间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现在反右,又要整右派,是不是思想上一下子转不过弯子来?她谈话的要点好像是要我转过弯子来,投入反右。可是同时又要我检查,她似乎也没有要我承认自己是右派。谈话一事,我后来想,也可能是学校一级对我是否应该划为右派出现了不同意见。大家不会忘记,我的表现一贯是很好的。
3、我的反复
到6月下旬之后,反右的声势越来越大,全国声讨,谎言逐渐变成了真理,我也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变成了右派,是不是我的言行也是右派言行,我是不是真的犯了错误,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有一天下午,我困惑极了,情绪低沉,便回到宿舍睡觉。没过多久,就觉得有人敲门,后来就伸进来一个人头,是一个女的,这个人,就是从“五一九运动”以来,一直就起着“联络员”作用的物三的李雪琴。她联系很多人,消息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她做了自我介绍,我们就谈了起来。她主要是给我送来一份手稿,是某一位民主人士所记的,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记录。她还告诉我,我在6月1日贴的大字报,当天晚上遭到风雨袭击,第二天,就是她又给裱糊了一下的。
看了这份记录稿,我又来了精神,原因是,从这份记录稿上,我特别感到,毛泽东就是要大鸣大放的,那里所讲的,同现时所做的,是完全相反方向的。我重又感到,我并没有错。我在心里头还是相信毛主席啊!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标明是在1957年3月12日,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可是实际上,它却是在1965年4月才公开发表的,事隔八年,中间经过了怎样的修改,无法见到庐山真面目。现实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你不能找他去质对:“毛主席,你当时是怎么说的,后来你怎么又变了?”没有用。既没有人能去问,也没有人敢去问。
我不能说自己是上当了。写那张大字报是我自己关心国是才写的。写这段话,主要是说,毛泽东是怎样的反复无常,我们这些人又是怎样的天真无邪。
在这期间,我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水亦载舟,水亦覆舟,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现在这样塞天下之口,不是很危险吗?但是也没有发出,原因是,反右日甚,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次反右,同前此不久的“大鸣大放”,都是他老人家的主意,说什么也没有用,只有闭起咀来。
说来好笑,在我的思想反复的过程中,我还去批判过一次物四严仲强。严仲强最主要的言论是他的“自由主义者宣言”,那篇大字报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怪影在北大游荡着”。在那时,公然提出自由主义宣言,对于我们这些受着严格组织纪律教育的共青团员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其实,他的观点同我的观点差不多完全一致。那天,我不知怎么吃错了药,竟去批判了他一番,后来我们一起上了囚车,他心里一定会觉得奇怪,这个人怎么竟也是右派?
4、定性右派
批判逐渐升级,讨论来辩论去,班里面怎么也难以上纲上线,说我是右派,于是就由别人来说。这个人就是那个二级教授龚祥瑞。那天他在全年级大会上的表现活像个中学生在课堂上分析课文,说“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有3000字,分6段(实际只有2600字)。他说得很认真,可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却觉得拔得太高,没有人相信我真的有那么高的水平。他的批判,比我的文章可长多了。但是,他说“法律系四年级的学生也写不出这么高水平的文章来”,却使我腾云驾雾,沾沾自喜,从那之后,也总是津津乐道,颇为自负。
1979年我改正之后,我去看龚祥瑞,在他的家里,他似认识又似不认识地说,“那时我在校务会议上提出你的文章,只是说它的严重性,并没有想到会处理得那么重”。
在批判我的后期,有两个年龄比我们稍大一点人也来参加。据说,这两个人是团市委的干部,一男一女。最后一次要散会的时候,那个男的说,是不是你谈谈认识,对这些时候大家对你的帮助,你有什么想法,需要检查的也谈一谈。他说这话可完全是善意的。不料,我当时对这两个人反感得很,竟很粗暴地给顶了回去。我说,“我的认识已经谈了不少,不能因为一、两个人没有听到而再说一遍。”大家都感到很遗憾,会也就不欢而散。这是给我的一次机会,如果我当时能给这两个人以好感,没准我的处分就不会那么重。
我做事情有时就凭一时的冲动,不计后果,事后别人提了,才发现不对。如果我不那么冲动,从事后的效果上多想想,或者从“和”的方面多想想,不要对立,也许我一生中许多事情就会是另外一个样。但是,究竟是什么样,我也弄不清楚。比如在这一次,如果我按着那两个人的要求做了,是不是就不会送去劳动教养?命运会变得好些还是坏些?
实际上,虽然我后来被劳教了,可是我对自己的选择并没有后悔。我的自我反省只是在一些时刻的策略。
人生是一本非常复杂的书。
大约是在7月19日,开支部大会,决定开除我的团籍,同时也比较正式地给我戴右派帽子。
在这次会上,我发表了“就木”演说,把我积郁在心中愤慨都发泄了出去,同时也又犯了一个错误。
我热爱社会主义,我又以天下为己任,我写“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完全是为国为民,为了我国不致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何罪之有?《人民日报》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所谓右派大兴问罪之师,天良丧尽,对我们进行政治陷害,算是什么东西!
虽然年幼,可我也知道,人民是第一位的,国家是第一位的,政党则是从属的,可来可去。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国家,也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专门听某一个政党的?在“演说”中,我说:我向未以为我的一切言行都必须听从一个政党的。
因为我知道这次会将开除我的团籍,我的政治生命将会从此结束,所以就称这个演说为“就木”演说。在发泄我的愤慨之余,我还提到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如何受到一些人的支持,其中包括我的姐姐、我的女友,还有一些别的人。我最不该的是提到一个叫章世伟的同学,他都说了什么,却是革命的,不受批判。总是冲动之余,不计其他。
就在宣布我为右派的同时,也在小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第一张关于我的大字报:“请看右派分子王书瑶的咀脸”。那一天,我的在中专读书的弟弟,听说我在学校的情形不妙,就去看我,刚好就看见了那张大字报,吓得他心直跳。后来他回去同我妈妈说 ,别人的大字报都写的是“右派分子×××的丑恶咀脸”,我的那个大字报还没有“丑恶”两个字。
事情到此也还没有完,还要做检查。关键不在于我对那篇大字报的认识如何,而在于我没有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深挖思想根源,也就是要我承认,我写那篇大字报的根本目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如果我再把自己说成是反革命,仇恨党、仇恨社会主义,那就更受欢迎了。有一次我说我对社会主义是有罪的,于是他们就说,“你这种感情还是不错的”。可是我怎么也深挖不出来是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5、以后再说
虽然口头上在进行检查,可是心中实在难以服气,于是就在私下里撒气,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拉,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后来,这封信却又为党委所得。当时也没什么,只是到处理右派的时候,就成了“态度恶劣”的铁证。
北大的右派,公开持这种态度的相当不少。
在批判我的时候,班里一些左派,甚是洋洋得意,很以自己站稳了立场而自豪,可我却以为,这些人充其量也只是一群在暴风雨中哀鸣的水鸟,一群对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毫不负责的懦夫,而且,他们还居然敢用“ 疾风知劲草”这样的话自诩,所以我以此为题,写了四句话:
“疾风知劲草,惟见硬木倒,青竹能弯腰,风过当欢笑。”
写了还给别人看,别人就劝我少说点。其实呢,“帐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我倒不在乎是不是又给我增加了多少罪恶。
我对当右派这件事,并不十分在意,并没有像别人对它想得那么严重。右派就右派,在一个前进的队伍中,总有左、中、右之分,总是向一个方向才可以分左中右,总不是迎面走来,迎面走来,那是反对派或者是反动派。如果把右面那个人打倒了,中间这个人也就成了右派,再把这个右派也打倒了,那也就成了孤家寡人。相煎何必太急?
事实如此,后来也确实只有孤家寡人。整个队伍也就成了只有一个人打头的一字长蛇阵。
好了吗?
6、《百丑图》和《社会主义好》
也就在这时,北京某大剧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了一出闹剧,名字就叫《百丑图》,挖苦讽刺那些右派。这个剧,因为都是丑化右派,所以也要我们去看,去看一看我们的舞台形象。因为北大是右派集中的一个地方,所以就专门到北大来演,地点就在北大的礼堂。我们去看,是有人“陪着”去看的,那些“陪同”去的左派们,一边看戏,一边观察我的表情,好像他们来不是为了看戏,而是为了看我。我只是觉得好笑。后来还是一位苏联专家指出,--这位专家倒还有些眼光,说这剧中的右派,丑则丑矣,就是不坏,没有政治力度,只是丑角,不是政治“野心家”,可笑而不可憎。剧中出现的那些右派,自然都是大右派,什么副市长、什么委员、什么教授,我呢,只是一个学子,一个学生,那些右派是大丑,那么我呢,自然就是小丑,可是,我是怎么丑呢?一不偷江山、二不盗王侯、三不调戏妇女。
文艺界配合反右派的文艺作品,影响最大的并不是这出《百丑图》,而是一首歌曲,一首响彻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歌曲《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是歌词也写得好,歌曲也写得好,正当其时,所以一出笼,立刻就在全国传唱起来。此乃千古名曲,与右派的关系又无比密切,不可不记录下来,以免绝传。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反打倒,
帝国主义挟着尾巴逃跑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共产党好,共产党好,
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
说得到,做得到,
全心全意为为着人民立功劳。
坚决跟着共产党,
要把那伟大祖国建设好建设好。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保。
人民江山坐得牢,
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
下面的歌词记不清了,这一句“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是为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写,是这首歌的主题,当然也是唱得最响的一句,每听到这一句我就怒火冲天:右派存在吗?右派分子反什么了?难道斯大林的悲剧应该在中国重演吗?
听了这个歌曲,它就在你的耳边唱,它就在刺激你的神经:“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想想看,你是“想反也反不了”!
我现在找到的是1964年的第四次修改稿,那里的歌词已经改了,虽然右派自己还没有“反”,可是它自己却已经自己“反”自己了,那一句和以下的部分,“反”成了这个样:
反动派想反也反不了。
社会主义前景广阔,
祖国繁荣,人民欢笑。
简直是不伦不类。
这个歌词,我也没有听谁唱过。
我们的祖先,历来就有对文学艺术精益求精的美德,就是已经成名的作品,作者恐其不足,也在不断地修改,欧阳修直到晚年还在修改他的作品,惟恐后人找出毛病来,由此而产生“后生可畏”的成语。
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虽然是一种美德,可是,为了迎合时事,为了讨好什么势力,而不断地看风使舵,那是卑劣,那是小人!
1978年,共产党中央给绝大部分右派以改正,关于右派都是些什么东西,全国人民即使无人教授,也已经明白,就算是“共产党好”,是真好,不是假好,但是再唱“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也好像是和共产党过不去,而且,老百姓也不大愿意这么唱,于是,这一首特别因为反右派而作的动人歌曲,就不大有人唱了,就是唱,我也只听到前两段,最后一段,很有些对不住作者们的苦心,我从没听人唱过。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前景广阔,祖国繁荣,人民欢笑,”怎么也觉得同曲子配起来那么别扭。
到了90年代,在私下里,这个歌词又有了一些不大的变化,成了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往外跑,
反动派没打倒,
帝国主义挟着皮包又回来了,
……
这首红极一时的歌词的作者我们不可忘记,是希扬先生;歌曲的作者是李焕之先生。
他们做了这首歌曲,红得发紫;我们当了右派,倒霉到家,到处被人指着鼻子唱:“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到了7月末,全校、乃至全国的反右斗争都已接近一个段落,来来回回,我经过几次检讨,总是不能通过,不能过关,也不让我外出。我实在找不出他们要我找出的那些东西来。最后我勉强写了“向人民请罪!”的几行大字,也就是几行大字吧,贴了出去,算是我认了罪。他们要的就是这种形式,我获得了暂时的自由。
六、对“五一九运动”的评论
这次运动的主旨是:探求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途径;独立思考、保障人权、保障言论自由;最急迫的任务是防止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这需要深刻的理论探讨,需要鲜明的观点,需要为国为民的博大胸怀,需要以天下为己任的无畏精神,想的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社会的安危,这需要高尚的思想境界和情操,这些右派们有这样的境界和情操。
本书的第一稿完成于1999年2、3月间,打印了几份请人提意见。杨路说我没能把“五一九运动”最重要的部分写出来、没能把最主要的精神写出来。现在已是9月下旬,《原上草》业已出版(《思忆文丛》之二,牛汉、邓九平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原上草》集中了57年北大右派的许多言论,在卷首,有钱理群写的“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重读北大及外校‘右派’的言论”,他对北大的这一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现在以自己的视角,对“五一九运动”的影响与建树加以概括。
我现在对“五一九运动”进行评论,是希望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审视北大的这一运动,讨论它发生的历史根源、它的继承、它的主要思想和精神,以及它的影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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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乱了政局,是反右扩大化的直接诱因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抓了五十五万右派,这同该年六月二十九日毛主席最初估计北京有400右派,全国有4000右派相比(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619页),扩大了137倍。也比七月十日增加了一倍的800人与8000人的估计增加了68倍。右派人数如此急剧膨胀有很多原因,依我看来,这与北京大学 “五一九运动”的学生民主运动,实有不小的干系。
按着前述引蛇出洞的办法,如果中央认为高校学生中也要抓右派的话,那么,也就应该在学生中开展整风运动。但是,直到1957年5月14日和5月16日两个党内反右通知之后,高校党委也没有号召学生们帮助党整风,更没有组织学生召开整风座谈会。这就表示,当时并不想在学生中抓右派。
在中共中央五月十四日和五月十六日发出的两个反右通知中,是明确针对党外人士的,十四日的通知中说:“最近党外人士正在开展对于党、政各方面方面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清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在十六日的通知中说:“最近一些天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准备组织反击(见文献二,第182——184页),很清楚,这里根本没有学生的事。所以在“五一九运动”发生的当天晚上,北大党委副书记就表示:“大字报不是最好的形式,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这实际上是表示不支持。这是真的不想让学生赶这一淌浑水。
对于学生中是不是也有右派,最早是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提到的:“他们(指右派们——引者注)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
但是,这一署日是“五月十五日”的文件,据叶永烈的考证(见叶著《反右派始末》第180——182页),它是从五月中旬到六月十二日,数易其稿,才最后敲定的,上引文字是在哪一稿上写的,就很难弄清。而且,这里提到的学生,也只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并不能就说也想把这些学生打成右派。
到了六月六日,就有“六月六日六教授”会议,是由章伯钧召集的钱伟长等六位教授参加的会议,据揭发,那些教授对学生情况做了十分严重的估计。实际上,情况并不像他们估计的那么严重,学生们根本没有上街的打算,也没有上街的可能,也没有找老师带头的意思,我们主要是讨论问题。受了“五一九运动”的影响,全国就有数千乃至数万学生参加了大字报运动。在党的整风期间,特别是在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吹起了反右的号角之后,事态尤为严重。这些大字报大多都是右派言论,发表这些言论的自然也都是右派分子,仅仅高校中的这些右派分子的数量,就大超过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最初估计的全国右派分子数量的总数。
于是,毛主席就注意到了学生,在六月八日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五一九运动”从发生那一天起,就已经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在这里已经把学生与“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并列了。
毛主席正式指斥学生右派,是在1957年7月9日,但是,毛主席对学生中的右派数量,估计的也不太多,他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中说:“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41页)按此计算,北大的右派数量,是50人到200人,按200人计算,是当天估计全市右派数量800人的四分之一。北大一校就有200人,全市的学生右派总数就有2000人以上了。这与第二次估计的全市右派总量800人也是多得多了。但是,后来为什么在此基础上又大大地增加了,就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了。反右之后,仅北大一校就抓了800右派,是他老人家估计的4倍,占全校总人数的10%,清华的数量与此相当,其他高校,三、五百人总是有的,全市就有一万多人,是最初估计全市各行各业右派总数的20多倍。1957年全国有高校229所,学生有44.1万人,教职员工15.5万人,加上研究生共有60万人,若都按10%计算,全国就有右派6万人,占全国右派总数55万的11%。
影响还远不止于高校,在北大大字报的高潮期间,北大校园中,整日里人头攒动,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与新闻媒体的人流不断,影响遍及到整个北京市,乃至于全中国。大字报是非常简单易行的发表言论的手段,于是,大字报就不仅在高校中盛行,在机关、事业团体中就也相继开始了大字报运动,一时洛阳纸贵,这又涉及到社会上许许多多的人。由此,右派人数就更进一步地增加了。
由此引起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在基层也抓右派,原本,反右只在县团以上单位抓右派,不下基层,但是,大学生中有这么多的右派,必然影响到中学、乃至小学校中的老师,在中、小学校抓出的右派,大约有十万之众。(参见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08到309页)没有文献资料能证明这种增加是由北大的运动直接引起的,但是,这个推理,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无论从哪种角度看,“五一九运动”都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1957年中国的政治格局。反过来说,如果北大不发生“五一九运动”,学校的情况会怎样?会是一片止水,因为,北大贴出大字报之后的十天左右的时间内,全国的高校还都没有大字报。不发表言论,右派也就无从抓起,反右就会只在上层进行。就是“扩大”,也“扩大”不了那么多,五十五万人,全国大地震。可以说,“五一九运动”搅乱了当时中国的政局。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五一九运动”,当时也很可能只抓4000或8000右派,中国的政治形势可能与实际发生的有所不同。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最初中央反胡风,也就是一个小圈子,几十人,或者几百人,可是,最后波及到十万余人,后来又搞了一个“肃反”运动,涉及的人数就更多了。文化大革命,针对的对象,好像也就是几个或几十个,或几千个、或几万个“走资派”,最后却闹得是全民都“革命”,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也不论是老人还是儿童,就都被卷了进去。没有“五一九运动”,他们肯定还会找出别的缘由,在学生中、在中小学校中、在社会的下层机关、团体中抓右派。问题是在时间和顺序。而且,就在1957年反右之后,很快就有了一个“向党交心运动”,又抓了一些右派,又继续进行“教育”,就是明证。
尽管如此,“五一九运动”的影响还是现实的。
这些学生都是在解放后才进入大学求学的,他们理应对党感恩戴德,却发表反党言论,老人家异常震怒,说,右派学生是“十个指头全烂了,”要严加惩处,对机关干部应该劳动考察的,对学生右派就劳动教养。
在北大这八百人当中,先后有二、三十学生和教师被判刑,有一百余教师和学生被劳动教奍,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被劳动考察,其中,至少有5人在狱中被无端处决,数学系助教任大熊被处决的时候还被割断了喉管。另有若干人病死或饿死在劳改监狱或劳教农场,还有若干人在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致死。它给北大乃至全国的高校的有生力量以沉重的打击。
那么,“五一九运动”都提出了哪些问题?它的影响应该是消极的吗?学生们的那些诉求难道都是错的吗?学生们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吗?
“五一九运动”干预了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理论思维的的各个方面。运动的逻辑线索是这样的:许南亭执笔的第一张大字报只是质问校团委;而龙英华与张景中、杨路、陈奉孝、钱如平的第二张、第三张大字报提出“大胆的建议”,则转向了民主墙,面向全校性的问题和其他诸如学校党委领导、政治课选修等问题; 谭天荣的“一株毒草”则转向社会和哲学问题;到了刘奇弟的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为胡风翻案,则直指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政治、法律决定;25日数学系两位助教任大熊、陶懋颀节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则把讨论的触角延伸到了国际。于是,关于国内、国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哲学等等问题就都进入了“五一九运动”的讨论范围之内了。
对一个运动,如果开始的时候没有设定它的内容和性质,对它的定性,自然就是后来人归纳的。当时定性这次运动是学生右派向党的一次进攻,显然是错误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反思和总结,我以为,这次运动的性质,首先是爱国的,运动主旨是:探求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途径;独立思考、保障人权、保障言论自由;最急迫的任务是防止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2、它与“五四运动”的同异
毫无疑问,发生在1957年的北大“五一九运动”是对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继承和发展,都是争取自由与民主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却很大。
首先是历史环境的差别很大。
“五四运动”是在清末民初,国破家亡,全国人民奋起救亡图存的时代发生的,当时一切救国的主张都会受到欢迎。总的历史潮流是从专制走向民主,从愚味走向科学,专制主义如残阳末日,民主主义如旭日东升,在这种大趋势下,“五四运动”自有其成功的基础。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就是自由与民主。
但是,1957年就不是这种形势。57年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取得成功,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强国富民的希望在即,当时存在的是两种政治制度之争,而不是生死存亡之辨。共产党一心要在中国建立起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党治国,党在国上”。1956年分别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整个历史是向着集中而不是分散的方向发展。这种历史的要求不是民主而是集中,不是自由而是统一,共产党的统治如日中天。在这种历史环境中,区区几百个北大学生要求民主与自由,是注定要失败的。唯其如此,这种努力才是更为可贵的,因为民主是所有我们这个星球各个民族的大趋势。没有民主,这个星球的哪一个民族都不会有现代化。
其次是政治形势。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但是接下来的却是军阀混战,没有哪一个军阀或者哪一个政治派系有独占统治权力的能力,也就是说,政治统治势力相对薄弱,那几年,总统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1923年曹锟以1356万元贿选总统,说明那个时候中国虽然相当混乱,却是最宽松的时代,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势力足以进行专制统治。
1957年的政治形势我不说大家都已知道。
1919年政治统治势力相对薄弱,军阀们争权夺利,完全顾及不到意识形态,甚至他们还可能还根本就不懂意识形态的意义,这就给“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以充分活动的空间。他们把蔡元培先生弄到北大来当校长,并且放手让他以自己的方式治理北大,就是这种情势的反映。有人说。“这是把孙悟空引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兴风作浪。”1957年的形势则根本不同,共产党不但深深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而且一直全力以赴、并且也有能力抓意识形态。北大的学生们能有多大的活动空间?
第三点是从事民主运动的人的区别。这个区别也是很大的。
“五四运动”的主将们,他们先有严复一批学者铺设于前(严复也应算作“五四运动”的参加者,但只能算是先驱),又有蔡元培发韧于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们为主将,他们出身世家,根底深厚,学识渊博,他们既能博览群书,又可游历各国,他们是在充分武装之后才披挂上阵的。军阀政府不但请他们作教授,允许他们发表言论,而且还给他们以丰厚的收入,创造优越的条件,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刊物和讲坛发表他们的观点,造成重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社会地位稳固,他们不受任何政治、社会、经济压迫,他们的言论不受限制。反观57年北大的学子们,年龄最大的不过二十三、四岁,最小的却只有十八岁,他们身无分文,学历有限,而且,他们大都不是从事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他们大多是从事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历史、中文、法律、外语的学生,他们埋头于他们的专业,没有机会博览群书。但是,当他们深感“不自由之莫大痛苦”,人的尊严遭到践踏,“三害”遍野,祖国的命运会像苏联的命运一样,可能会受到斯大林主义伤害的时候,他们奋不顾身,揭竿而起,他们没有铠甲,没有护身符,唯一的武器就是大字报,他们以年轻的血肉之躯,迎战恶势力的刀枪,无所畏惧,以头可断,血可流,真理不能丢的英勇气概,拼博厮杀。他们全军复没,无一幸免,他们被送去坐牢,他们被送去劳教,无一反悔。
什么叫可歌可泣呢!
他们是民主曙光到来这前,提早盛开的鲜花,他们代表中国灿烂的未来。
我在前面说这次运动是一定要失败的,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现代民主,是要一定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市民阶级的存在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关于这一点要涉及更多的理论。亚当·斯密论证,欧洲现代民主的产生是由于国王与市民共同反对领主,所以国王尽其所能给予市民以民主的权利;我国学者顾准也同样认为,是市民阶级造就了现代的民主。可是中国,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还一直没有足以产生市民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所以也就一直没有产生民主的阶级基础,所以,从历史上说,中国一直就没有实现民主的社会条件。但是,这丝毫无损于先辈和我辈为争取我国民主而努力的意义。对于任何新生事物,都要有先驱。难道我们应该永远专制下去吗?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正在成长的市民阶层,他们日益壮大,他们从微不足道的个体户、倍受歧视的“二道贩子”成长为私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不断向马路上抛掷失业大军的时候,政府祈求私有企业扩大就业,创造繁荣。
最后一个是群龙无首,这却是相同的。
我在前面说过,民主运动是排斥领袖的,民主运动不承认领袖的个人权威。“五四运动”就只有闯将,而没有领袖。“五一九运动”也同样只有代表各种观点的人物而没有领袖,这一点意义很大。
3、与社会上右派“向党进攻”的异同
社会上的右派,实际上并没有“向党进攻”,他们都是被毛泽东“引蛇出洞”引出的“蛇”。当时给右派定罪,还有两个很重要的逻辑:一个是右派们向党进攻不但有言,而且有行,所以,“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那么什么是他们的“行”呢?“言”就是“行”,说话当然也是“行”,可是如果承认这一点,世界上也就没有不是“行”的“言”了;另一个就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即使你帮助党整风愿望是好的,如果效果很坏,那你的动机便也成了坏的。
这原本没什么道理。
毛泽东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已定下战略部署,决定“引蛇出洞”。他要引出的“蛇”是党外民主人士,不包括北大的学生。所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进攻,――也就是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完全被动的,不是主动的,是被引出来的。5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已经发了反右的通知,那时,北京大学尚未贴出大字报,所以从一开初,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并不是针对北大学生的,这有文件为证。北大学生的“进攻”是完全主动的,是一种挑战。
这是第一个区别。
第二个区别是,民主人士的发言,除了储安平的“党天下”论和黄绍竑的“党不应直接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而外,大多是就事论事,并没有多少政策之外的内容,而北大则不然。北大的右派言论几乎是成系统的,从哲学到政治,从思想到人际关系,几乎无所不包,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份丰厚的思想遗产,你可以从中发掘出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在多数民主人士的发言中,多少也还有一些与共产党争权的味道,学生们则断无此意。
民主党派争权,从自身而言,容或有可褒贬之处;但是,从民主的多党制而言,则又无可厚非。
第三个区别是,6月8日中共一声反右令下,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立刻土崩瓦解,纷纷检讨,而直到7月份,北大的右派还在顽强抵抗,仍有许许多多右派文章问世,前引陈奉孝的文章就张贴在7月5日,其顽强性是无可比拟的。
既然原本毛泽东并无针对学生的意思,可是,北大学生却自己跳了出来,不仅向官僚主义进攻,而且还胆敢向共产党的领导挑战,向社会主义制度发难,毛对此是极为恼火的,他说学生中的右派是十个指头全烂了,所以后来对学生右派处理的特别重,在机关干部中可以劳动考察的,在学生那里,就送去劳动教养,其原因就在这里。
后来改正的时候,为了坚持“反右扩大化”的说法,在全国保留了若干大右派没有给予改正,但是,北大的右派却全部得到了改正,在全国,容或可说是“扩大化”,但是,对于北大而言,却是全错了,北大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
4、“五一九运动”的理论贡献
⑴、哲学 在运动期间,我对哲学是不感兴趣的,我关心的只是政治。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对哲学一无所知,在学校里,高中和大二之前是不学哲学的。我对哲学有兴趣,是在62年之后。对“五一九运动”中哲学的讨论,是不能忽略的。
与“五四运动”相比,“五一九运动”的理论贡献是极为微小的。现在有一种说法,好像我们现在的思想解放的程度、理论认识的水平,已经超过了“五四”时期的水平。这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没有自知之明的说法。我们都曾身受“文化大革命”的荼毒,但是,有谁能够说出“法网日密,民命日残,比户可诛,沿门可僇”这样的话呢?(见《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46页,李大钊语。)在哲学上谈论很多的人,比如谭天荣,他可能根本没有读过“五四”时期先贤们的著作(当然,我更没读过),所以他只能越过他们去找黑格尔和恩格斯。但是,黑、恩们的逻辑是不严格的,他们的辩证法也是不彻底的。黑格尔曾经问过,能不能拔掉一根毛而使马尾变成秃的。但是,他没有给出什么是“秃”的数量定义,却规定了“一根毛”这样准确的数量。如果他规定,有十根以下的毛就算秃的,那我就可以拔掉第十一根毛,使马尾变成秃的。还有量变到质变的混乱说法(他把温度的“量”,误认为是水的质的量,一克水是水,一万吨水也还是水,量变并不引起质变)。主张辩证法最起劲的恩格斯却认为,武器发展到机关枪的地步,已经到了武器的极限。(出处总是在《小逻辑》与《自然辩证法》上,具体页数已记不得了,现在也没有去找,很抱歉。)
但是,也还有一些闪闪发光的亮点,以我管见,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些部分,也可能别人会比我总结出更多的东西。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经过建国之后的几次运动,人们的思想正在走向僵化,一切都以领导的话为标准,一切都以一个思想为标准,个人迷信正在形成,领导说的必定是对的,逐渐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对谈论政治与理论禁若寒蝉。在“五一九运动”中,对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以大无畏的精神对一切已经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提出一个“为什么?”刘绩生庄严宣告:“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允许怀疑的问题,”“任何人都有探讨一切问题并坚持自己意见的权利”(刘绩生:“我要问、问、问???”,《原上草》255页。刘绩生系东语系日本语专业4年级学生)谭天荣则援引马克思的话说:“不承认任何种类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要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的权利,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原上草》33页)独立思考,是当时每一个参加运动的学生的最基本的信条。批判的武器永远需要。建国之后,由于我们放弃了批判的武器,以迷信、教条(那时的“三害”是不包括教条主义的)和个人崇拜代替理性的思维,我们的国家曾经陷入何等的困境。
♣通过实践检验真理 在改革之初,与两个“凡是”进行决战的关键一役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有一大批人为此做出过贡献,但是,如果追本溯源,这个问题还是北大的右派提得最早。严仲强在“压制不了的呼声”中说:“真理反映了客观规律,它可以通过实践去检验。”(《原上草》82页)
♣利己主义原理 如果像关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这些问题也可以归入哲学一类的话,那么,王存心的“利己主义原理”,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阐述的极重要的贡献。
我自己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当然我也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在我考虑自己的行为时,我常常陷入一种思想的矛盾之中: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但是,我做的事情却常常有损于我个人的利益,或者有损于我直接的个人的利益,这怎么解释?我想,这也是许许多多个人主义者所感到困惑的问题。个人主义在我国一般人的心目中,大多是意味着自私自利,不关心他人,是只关心自己的小人。
王存心只用了简短的一段话就解决了这个矛盾:
“人总是做最能使他满意的事,人的任何有意识的行为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人愿意做自己满意的事,这种愿望是利己的愿望,那么所有的人都是利己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在支配人的行动。”(《原上草》85页)
他还把同是利己的行为的后果分为三类:
“以对别人的利害关系作标准,利己可以分为:损人的利己、不损人的利己和利人的利己。”
这三类人的分野,应该是那个“愿望”。事情是我愿意做的,所以它出自个人主义的动机,但是,这个“愿望”,却完全可以是利人的。
这样,就解决了我困惑已久的问题。
一个人,不论在何种情形下受人压迫,总是愤愤不平,因为这严重地违反他的愿望,他都不会满意。但是,一个战士,在为他所奋斗的事业光荣牺牲的时候,他就不会感到遗憾。相反,如果他不能为此感到自豪,那说明他的战斗就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他并不是他自己的主人。
他的这种解释,以我之见,同对自由这样原理性的解释,同样都是科学的。
对自由的经典的解释是:“人生而有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刘军宁主编:《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1、2页。)杨路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思想:“真正的民主自由就是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每个人愿意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受任何束缚。”
⑵、政治 “五一九运动”既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是一次政治运动。这次运动对政治的意义,最主要是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专制、坚持民主。
♣关于党的领导 王存心把领导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政性的领导,一类是教育性的领导,两者的界限应该是明白的,党的领导只能是教育性的,而不应是行政性的,因为我们国家已经有了政府,党的领导只能以其正确性而通过政府和法律来实施,共产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是不能接受的。(文献三)
♣反对个人崇拜 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迷信,几乎是所有右派一致的主张。
♣反对高度集权 反对高度集权,也几乎是所有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所一致主张的。
⑶、精神
♣维护个人尊严 虽然这些右派都非常年轻,但是,他们对个人尊严的维护,却是极为重视的,视同生命。杨路在“最后的宣言”中,引用拜伦的诗表示它对反右运动的轻蔑:
“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世人也不爱我
它的恶臭气息,我从没有赞美过
也未曾向它的偶像崇拜的教条下跪
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应声吹捧
因此世人无法把我当同类
我不是他们之中的一个,虽侧身其中
我的思想和他们是全然不同
要是不怕玷污自己的心,屈辱了自身
也许我至今还在那人海中浮沉(《原上草》223页)
〔据杨路说,这诗出自拜伦的长诗《哈洛尔德游记》,诗的格式是斯宾塞体,这种诗的格式是每段九行,每行之末都没有标点。〕
张景中也在“急流勇退”中说“我必须保卫自己的灵魂不受玷污”。(《原上草》74页)
♣坚韧不屈 自从《人民日报》“6、8社论”发表之后,民主党派的右派立刻陷入混乱,纷纷检讨,但是,北大的右派不仅没有沉寂,反而表现了更为顽强的战斗,不仅谭天荣连篇累牍又写了许多表示自己立场的大字报,而且,有些人的大字报正是在反右斗争打响之后才写的。由于缺乏资料,我们难以全面研究,因为很多文章都没有注明日期,除了前面所引陈奉孝的文章之外,严仲强的大字报“压制不了的呼声”是在7月3日写的,那时反右已经进行了将近一月。
♣宽容 右派对专制主义极不容情,但是,他们对于不同意见却是宽容的,他们的普遍信条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愿用生命保卫你说话的权利。”
我必须停顿下来,做这件评论工作对我是吃力的。首先是在“五一九”期间我不曾看过所有的大字报,而且还有成见;其次是我关心的只是“高度集权”的问题,现在看到《原上草》上的材料有20余万字,还不完全,限于本书的目的,我也不能踏下心来细致地整理一遍。只能这样挂一漏万地划一个粗线条,有许多同道,像“谈谈”(沈迪克)、还有“气三一群同学”,等等闪闪发光的亮点,我一直都有所忽略,十分抱歉。好在已有钱理群的文章于前,更全面地整理这份用这许多年轻生命写下的思想遗产,就有待于来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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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中国大字报运动的先河
后来,毛主席肯定了大字报,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毛泽东选集》447页)还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同上,第467页)从而开创了在全中国土地上盛行二十的大字报运动。
于是,从1957年开始,中国的重大政治运动,就一直同大字报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源盖出于北大之第一张大字报,北大这第一次大字报运动。
大字报有它最鲜明的优点,那就是自由。只要你想贴,你就可以把你的思想随时在墙上实现,不受任何限制,连刊物编辑的限制都没有。它的最大缺点是腿短,传播面积小,但是,只要它真的有价值,它总会很快传播。
我听说前几个月,北大有一个学生又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应该给右派分子以长征红军的待遇。”很快就被撕掉了。
中国的第二次大字报运动发生在1966年,很遗憾,那却是一次反动的大字报运动。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打响了从下到上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但是,这一张大字报引起的却是一片混乱。
接着,毛泽东本人居然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叫“炮打司令部”。1975年大字报还被写进了宪法。不过,在它被写入宪法的时候,有一处曲笔:它把大字报说成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如果说它是右派分子创造的,恐怕毛泽东会不好意思。
第三次大字报运动是在1976年,也就是“天安门事件”,那一次大字报运动发源于天安门广场,遍及于中国各大城市。这是另一次人民群众革命的大字报运动,但是,它却受到了严厉地镇压。
1978年3月,大字报再一次写入了宪法。
最后一次大字报运动发生在1989年,全国学生为悼念胡耀邦逝世再一掀起了一次同样震撼全国的大字报运动。
七、一些没有说完的话。
1、我没有把“五一九运动”的全貌写出来。
我在序言中说,我要把“五一九运动”真实地写出来,但是我并没有把它完全写出来。原因是多方面的。要把整个运动写出来,就必须把握整个运动的脉搏,必须清楚各个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可是我并没有弄清这种逻辑关系,甚至我根本就不清楚各个事件这间的逻辑关系。所以我只写了一些独立的事件和观点。
要了解运动的发展逻辑,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各个当事人在他们做出一件事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其他事件对他们都有什么影响,以及他们又为什么做出了那种反应。
可是我不了解许南亭为什么要写那一张大字报,也不了解龙英华、张景中、杨路、陈奉孝、钱如平怎么那么快就在当天下午写出了他们的大字报。谭天荣说他对哲学已经研究很久了,可是沈泽宜和张元勋的长诗酝酿了多久?也不清楚,社会上右派“鸣放”对学生都有哪些影响,我也不清楚。
要叙述事件的全貌,我还要有一个事件发生、发展的完整、准确的时间表,可是我也没有,有许多重要的大字报都没有注明日期,所以就难以进行必要的说明。
2、要有一部“五一九运动”史
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学生运动,它留给后人、留给我国的学生运动以相当丰厚的思想遗产,应该有一部完整的历史。
由谁来写呢?最好是由学文学的同学来写,这会同时产生文学效果和增加可读性。
在1999年3月初,我曾同谭天荣在燕遁符家有一次会面,最后谈到应该有这样一部完整的历史,他说:
“是不是要由你来写?”
依我的想法,接下来我们应该讨论的问题是要不要写、如何组织和怎样写,但是他却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使我犹豫了一下,说:
“由我来写也可以,因为我没有参加你们的那些活动,没有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可以客观地来写。”
不过,我觉得自己的文学素养不行。
除了文学素养,还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把这些参加运动的同学都找到一起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且,有些人是永远也找不回来了;第二个条件是需要一笔钱,提供一个使这些人在一起回忆座谈的费用。
3、右派分子之间的恩恩怨怨
我曾说过,这些右派都是一些有血有肉的青年,但是,他们也都是些凡夫俗子,肉体凡胎,他们在运动开初的时候,尽管观点不同,但都还是为了一个民主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但是在反右派运动开始之后,情况就又发生了变化。
在反右之后,除了沈泽宜公开检讨并且还检举别人之外,其他右派也都受到沉重的压力。到了后来,几乎人人都要检讨。尽管不像样子,我也做了检讨。对于有些人,他们的活动较多,而且还是同他人一道进行的,在他们进行检讨的时候,就难免涉及旁人,于是就有一个是否“揭发”了别人的问题。尽管我们的活动都是光明磊落的,但是,有些事情党委知道了与不知道,对当事人的处分可能大不相同,人人都希望对自己的处分轻一些,这是人类生存和保护自己的本能。问题在于,是不是有人为了保护自己而对他人落井下石。
但是,这些事情是说不清的,于是在他们之间就产生了恩怨。
后来,在右派被处理之后,有些右派还是“扎堆”生活在一起,这里就又有一个谁表现好,谁先摘帽子的问题,于是又出现一些是是非非,又使一些人之间产生恩恩怨怨。但是,总的来讲,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到剑拔弩张、见面眼红的地步,只是心中不快。心中不快,谈起问题来,难免就有些感情用事。
最近还有一件事使北大部份右派之间的关系恶化,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南方周末》徐列的那一篇“张元勋:从绚烂回归平淡”。在这篇文章中,徐列说: “但在这首充满激情的诗歌(指‘是时候了’)鼓动下的北大学生的民主运动,却是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了,”其中“在这首诗歌鼓动下的北大学生民主运动”这句话是不真实的,是引起反感的。因为北大的“五一九运动”并不是在这首诗歌的鼓动下才发展起来的。这有充分的事实做根据。同时,那篇文章还说“广场发刊词”引起了第二个高潮,也是不存在的。
发生在1957年的“五一九运动”并不是在任何人、任何大字报的鼓动下开展起来的,它是当时情势下的自然的产物。如果要说哪一个人或哪一张大字报引爆了火药桶,那只能是许南亭的第一张大字报。没有第二个人或第二张大字报。
而且,我以为,“是时候了”一诗,并没有唱出“五一九运动”的主旋律,那首诗充其量说的不过是:“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泻在纸上,”就是有一句“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也是过份空洞了。我在本书中叙述了那么多的观点,多数都与这首诗没有关系。“是时候了”并不反映“五一九运动”的主流。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大批知名右派,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之所以成为右派,都与这首诗完全没有关系。
那句话不论是出自张元勋之口,还是出自徐列之口,都是不恰当的。
在后来我接受劳动教养之后,虽然也是右派扎堆,可是却没有产生人际关系的磨擦。至少,我绝没有发现在我接近的右派学生中间有钩心斗角的事情发生。相反,我们都相处得很好,我在他们中间交了很多极要好的朋友。我同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个人的恩怨是非。
4、右派都是些什么东西
右派都是些什么东西,国人早有定论,而且无分老少和南北:第一,右派都是些有学问的人;第二,右派都是些有独立见解的人。但是,有人却完全不这么看,其实,有一两个人不这么看倒也无所谓,问题是,这个人还大有来头: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右派,这个人就是因为写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而名声大噪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先生。戴煌先生在其另一部自述右派历程《九死一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中的最后一部份,即“结束语”中说(第419~420页):
又曾有人问:“你对‘反右派’斗争怎么看?今后还会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斗争?”
我的回答是:这说起来比较复杂。
根据我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和在监狱与劳改队中十四年的长期观察,“右派”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不少人的所想所思并非是国家大事,有的则完全是个人的“小九九”。他们之所以也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多半是因为个人的工资、级别待遇、住房及其他生活小事,发表了一些对顶头上司不满的言论;或因为与领导发生了口角,说了些过头话,从而被拉上了“反领导就是反党”的这条线上来的。
另有一些人,即便原来也发表过一些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在严酷的境遇中经不起考验,也不同程度地露出了凶残、冷酷、阴险的一面。
另外就还有些“甚或真的对党对革命怀有‘对立情绪’乃至‘刻骨仇恨’,在大鸣大放中放出了多少支‘毒箭’”的人。
洪桐县里就没有好人。
他还说:“社会上不少人笼统地认为‘右派’们都是‘好样的’,是有‘先见之明的’,是‘敢于抨击时弊的英雄好汉’,等等,我以为是一大误解。”
我只读了戴先生大作的一小部份,我对戴先生的印象是“包青天再世,海大人复生”,他肯定是个好样的,我想这大约不是误解。
但是,五十五万右派当中,就这么一个好人吗?
5、怎样看待右派之间的分歧
少说两句。
右派当然不是铁板一块。右派们都只是分别忠于自己的价值选择,没有宣誓共同效忠于一个组织和一个原则,他们如果成了铁板一块哪倒成了笑话。
我们把右派同中国共产党做个比较。党有他们共同的纲领和原则,每一个党员都经过自己申请、组织考察和宣誓,他们还有严密的组织,但是怎样呢?在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我们发现,在他们内部团结一致的时候,他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在他们内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时候,事业就衰退。
右派算什么呢?一群被外力强迫划在一起的乌合之众,既无组织,也无纪律,怎么会整齐划一?
右派并不神圣,可也并非只有那么一、两个仗义执言、为民除害的好汉。
第四章 等待和处理
大约在7月末结束了反右斗争,从这时起到58 年初,也就是在反右之后,处理右派之前这一段时间,是我们等待处理阶段,处在两个斗争高潮之间。我既然相信自己没有错,当然也就不在乎对我有什么处理,为真理而受苦,是理所当然的,在我之前有许多人这样生活了,我当然也行。他们使用强权,不能使我屈服。8月间国务院已经公布了劳动教养条例,我准备坦然承受。我看明白了这些,所以就没有包袱,没有包袱心里就轻松,就有自由,一无牵挂,日子过得并不烦恼,而且还有条件品味另外的爱情的滋味。
这段时间我没有祈求,没有期盼,只是等待,反而是我一生中最没有牵挂的时期之一。
58年初开始处理右派,2月9日被送去劳动教养。
一、爱与情
1、 与恋人的纠葛
我被划定右派之后,第一件要处理的就是我同女友的关系。
我在大一的时候开始与中学的一个女同学通信,到大二的时候,她考入清华大学,我们确定了正式的恋爱关系。
我们虽说不是青梅竹马,却也是多年同学。她晚入学一年,我早离校一年,这样我们有四年的相处时间。先是,我作校学生会的学习部长,她是班的学习委员,后来,她作正部长,我作副部长,再后来,她竟当上了校学生会主席,我还老样子不变。她很听领导的话,学习不错,也有一定的工作能力,长的当然是我所中意的。
在学校的时候,我对她有一些意思,同她在一起聊天,觉得有一种温馨的情绪,可是她似乎并无感觉。她处世,比我大方得多,说话也随便得多。我对女同学,一般来说,总是敬而远之,生怕产生什么问题,到了高中,早恋的同学可不少,我是决不肯早恋的。有一天早晨,她从家到了学校,我则要到学校的食堂去吃饭,那天下雨,她穿着雨衣,很随便地问我:“哎,要不要雨衣?”我当然求之不得。但是在旁人看来,就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其实,也就是说话随便一点而已。
到北大之后,她以校学生会主席的名义给我来了一封信,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这封信都是适当的。低年级的同学给考入大学的高年级的同学写信,请教问题,了解情况,都是适当的。我很高兴地给她回了信,这样,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又有了联系。
经过一段往来通信,经过许多次的试探,大约过了半年,我们的态度逐渐明朗,互相表示了爱慕之情,比较明确了相互通信是一种恋爱关系,而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
1956年上半年,她面临升学的选择,她征询我的意见。我入北大是希望读原子物理,清华则有一个工程物理系,我想让她报那个系。事有凑巧,当年清华大学还真的派人到我们那个学校去招生。我们那个中学,是沈阳铁路中学,是产业工人子弟集中的地方,在55年,我们年级毕业80人,就有20人被招到航空学院学习。我们班有40个同学,有4个人考入了北大,一个是中文系,一个是历史系,另一个则是化学系,这个人同我最好。这一届的成绩是最辉煌的。清华大学的原子工程系也是个保密的系,所以那一年也到铁中招生。她考上了这个系,我们就在北京重逢了。刚一重逢,又高兴又紧张,因为不知道见面之后,是不是还能保持信中的热情。还好,我们都对这次在北京见面表示满意,于是就开始了我们的热恋。
现在回想那一段时光,心里总有一些苦涩,人为什么要恋爱呢?
在那一段时间,我必须经常到清华去找她,我必须处处表示主动,不能让她表示主动。但是,我也总是防着,万一她若是不满意了怎么办。我在爱情上,始终都没有那种苦苦追求的精神,我从来没有要死要活地爱过什么人,总是抱着一种想法:合则留,不合则去。我爱你,你也爱我,那当然很好;如果我爱你,你却不爱我,那我也不追求。爱情就是爱情,不必为它丢掉性命。人活着,总有比爱情更高的追求。这也许是我的薄情。尽管如此,第一次爱情却覆水难收,我却永远也忘不掉。
第一次肌肤的接触很是紧张。一个星期天,我们在校园中玩,坐在校园的一个亭子里,她坐在一根柱子旁,我坐在另一根柱子旁。我看她的样子那么好看,脸是红的,皮肤是白的,胸脯微微隆起,我想把她拉过来,可是怎么也鼓不起勇气,不知道经过怎样的思想斗争,脸红过几次,最后终于走过去拉住她的胳膊,把她拉了过来,把她抱在怀里。她没有拒绝,我有了从末有过的温馨之感,非常亲近地感受到她的少女的令人陶醉的体香,我于是就把她搂得紧紧的。然后我的手就慢慢地按住了她的胸脯,非常紧张,生怕她生气。出乎意料,她并没有生气,反而用她的手,按在我的手的上面。她的胸脯非常柔软,我高兴极了。受到鼓舞,我就把手伸到里面去,从此我们就常常这样在一起。
第一次吻她,比第一拥抱她还紧张。那时候北京正是流感时期,不许串门,不许外校的人进入本校,我把她约到清华的西校门外,找到一个避人的地方。我看她身体很好,多日不见,不觉就更想亲亲她,不想,她却把咀闭得严严的,我好伤心,觉得她不喜欢。后来再吻几回,我慢慢地开导她,把咀张开,再把舌头伸出来,吹气如兰,两条舌头终于搅在了一起,那甜蜜的滋味,是吻也吻不够。一次看一部匈牙利电影,其中的两个运动员在接吻,一个教练在旁边掐表,纪录是12分钟,我们也效仿,最高纪录是5分钟。
经常都是我到清华去找她,在“水木清华”漫步,在“荒岛” 留涟(这两处都是清华的景致),也在宿舍清谈。她有时也到北大来,就在未名湖畔游荡,或者踏着雪,在假山的林中追逐嘻戏,有时也荡舟在昆明湖上。
除了这些,我们当然还在一起做些别的事情,讨论各种问题,偶而也帮助她学习。我们有一年的快乐时光。
除了快乐,我还隐隐有一点不安。
不安的原因,我一时还弄不清楚,总是觉得似乎并不班配。一个男人同女人在一起,总要有一定的成就感,才会安心,可是我的成就感并不很强。并不是我没有成就,而是同她比较起来并没有优越感。同样都是大学生,谁比谁强呢?若说是大男子主义也不尽然。当然,这种不安始终是隐隐约约的。
她还提到过一个人,就是清华大学到铁中招她到清华来的那个助教。
她到学校不久,到教员办公室去,一进门,就碰到那个助教了,两个人同时说:“是你!”这件事很自然也很简单,可是对我来说,却多少有些酸味,不过说完也就过去了。
这两件事都没有影响我们相约白首。
不过,我的预感也并没有欺骗我,最后她还是同那个助教结合在一起了。
“五一九”运动之后,我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许多事情也同她讨论,有一次同她谈到党的领导,我说,国务院发文,就国务院发文就是了,干嘛还要在前面加上一个“党中央”?难道国务院自己发文就不算数吗?她同意有些重复。我写的“集权”,她也基本同意。她这个人很听话,各种话她都能听进去,惟独不是自己的,所以压力一来,情形就是另外一个样了。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听领导的话,
我开始检讨之后,她也受到压力,她那时已被批准为中共侯补党员,在政治风浪面前,就更要站稳立场。我呢,只写过一次入党申请书,没有积极的表现。当时的社会风气,入党是光荣的,是事业成就的一部分,我已逊她一筹。“五一九运动”之后,更是离心离德,在政治上我们已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原来爱情上的不稳定因素,就又起了作用。成就感也就是事业感,我当了右派,自然就无法同一个共产党员结为连理,连带对共产党反右的恶感,我想,还是早日分手的好。
我们恋爱,轰轰烈烈,班里人全知道,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也都知道,好好的一对恋人,眼看就要分手了。
为了做我的工作,党支部要她来同我谈话,我想,我的右派是当定了,我也无意反悔,她来也不过是劝降,我就躲了出去。她等不到我,就给我留了一个字条,说:“书瑶,你不想见我了,为什么呢?你检讨好了,我们还是一样的,支部对你还是抱有希望的。”
写的时候,她还有一些伤感,无论如何,我们有过长期的同学关系,又有一年的热恋,这样分手,无论如何,都令人神伤。但是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会同从前一样,我不会以低人一等的右派身份同她保持这种关系。再说,我也不会连累别人,就算是她出自道义,愿意同我继续好下去,我也不能。
那次没有见面,是处于激愤,处于要我做检讨的状态。后来冷静下来,我们又友好地见了两次面,“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回忆我们的交往,我热恋着她;她对我的热情可能没有我这么高,可是感情也是自然的。但是,我认为政治理想,或者,人生追求是第一性的,我做不到“爱情价更高”,我不能为了爱情而舍弃理想。我心里在挣扎、在呼叫,我更需要自由。“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的思想品格理想追求不同,即使这次我们渡过了难关,真的结成了夫妻,也未必就是幸福的。这一次政治运动,已经在我们之间造成了一条不小的裂痕,在“生米尚未做成熟饭”之前解决这个问题,倒是值得庆幸的。
但是,我还是很伤感。要知道,我还是纯真的青年,要求自己做高尚的人,有正义感,忠诚于爱情和友情。确定了爱情就要忠贞不移。班里有几个女同学对我也很好,张保正(也是铁中的同学,在化学系,同我的关系最好)说我脚踩两条船,我对他说:“对她们是友情,对女友是爱情。”(我必须说,我这个人是既不漂亮,也不英俊,有后面的照片为证。)
现在要同女友分手,心里也极为痛苦,倒不单是为了个人,而且也是因为理想的破灭。相约白首,尚未连理,压力一来,盟崩誓坏,理想何在?夫复何言?在最后一次同她会面时,她问我:“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我说:“我就出家去当和尚。”这是一句沮丧的话,一句愤慨的话。我当然不会出家当和尚,我的功利心那么重,还在想着我的事业,怎么会看破红尘?
最后我们还是友好地分了手,她把我给她的东西还给了我;我把她给我的东西还给了她。
初恋是一个人一生中最最难忘的情感,刻骨铭心。当时决绝,可是,后来它带给我的是怎样的创痛!耿耿星河,哪里不是我思念她的场所。
2、秦裕蓉
放假之后,忽然接到从上海来的一封信,是同年级的一位女同学写来的。这位女同学叫秦裕蓉,真诚而美丽,她是我们年级少数几个受到表扬立场坚定的同学之一。在反右期间我们曾有过接触,其人十分热情,又十分单纯,她帮助人倒是出于真心实意,决没有功利和政治动机。最令我惊讶的是,她在信中竟然说:“王书瑶是个好同志”!我已经当了右派了,她居然还称我是个好同志!不怕别人说她同右派划不清界线!她还鼓励我如何振作起来,那封信她写了好几篇纸。这个人的善良是何等真诚!
3、杨纪芳、宋礼庭和百花山之旅
反右结束的时候,学校也就放假了。那一年好像不回家的同学很多,北京团市委组织高校的同学到一些景点去旅游。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折腾,我们都累极了,于是,我就同班里的同学商量到百花山去玩。最后是有6个人去。在高校中,男女同学的比例大约是四比一,40人当中,只有7、8个女生,可是在我们6个人当中,却是男女生各3人,是一比一。男的是我、宋礼庭和李秀良,女的是蔡慧如、赵桂芝和杨纪芳。按团市委的规定,每一个队都要选一个政委和一个队长,还要写日记,回来发纪念章。当时我不仅不是团员了,而且还当上了右派,大家还是选我当了政委,宋礼庭当队长。他(她)们对我真是充满了爱护。
这6个人中,只有我的家是在北京,所以就由我做各种物资准备,借了我四姐夫的一支气枪,一大块油布,从家里拿了米、面和一瓶汾酒。当时粮食已经定量,在山里没有饭馆,必须自己预备吃的。酒一拿到宿舍,“老四”一下子就空口喝了好几两,我赶紧夺了下来,你都喝了,我们路上喝什么!
我们从西直门上了火车,到斋堂下了火车步行。斋堂是过去共产党同日本鬼子打游击的地方,当时北大党委副书记史梦兰,就是那时游击队的政委。路不大好走,全是小石子路,我们穿的是胶鞋,底子很薄,非常硌脚,我走在杨纪芳的后面,不经意地说了句“他妈的”,不料,杨纪芳回过头来问:“你说什么?”弄得我大大地脸红了起来,“没说什么,没说什么。”赶快低头乖乖走路。这么厉害。
中午天很热,我们停下来休息,就在一棵大树下面,铺上那块大油布,男的一边,女的一边,躺了下来。他们先躺下,就把中间那块地方留给了我,我也只好躺下。可是,那块油布还是嫌小,我一躺下,立刻就和两边的人挨上了,一边是宋礼庭,另一边却是杨纪芳。夏天穿得都很少,这边挨着杨纪芳,感觉可就不一样,杨长得很白,也稍丰满,也很漂亮,都是这个青春的年纪,碰到她身上什么地方都有异样的感觉,这么挨在一起,她的身体,她身上散发出的少女的青春气息,她的少女胴体的温柔,令人难以自持。我同女友也没少这样相处过,而且我还亲她吻她,尽情地抚爱她,可是,杨不是我的女友,那时我还保持青年的纯真,这样躺在一起可不行,躺了没几分钟,赶快起来,拿着气枪去打麻雀。不知道我这样做,是不是有伤她的自尊心。
当天晚上,就露宿在一个河边上,河那一边是高山,河这一边是人家,我们就在有人家的一侧。我就和三个女同学烙饼,用了一些时间,显示我的手艺。宋礼庭却很不满意,他认为应该多走走,多看看。我却觉得,在山沟里吃自己的烙饼别有风味。
这天晚上我们是在外面露营,天上没有月亮,没有有云彩,也没有雾气,天空一片瓦兰、清澈,天上的星星那么清楚,那么明亮,真像是兰宝石上撒了一把金粒子。自从我成长之后,第一次体验这么谧静的夜晚,这么清新的空气。远离城市,没有喧闹,甚至连狗叫的声音都没有。我好像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又好像我已经溶化到了大自然中去了。有一段时间,好像我自己也不存在了。这时我忽然感到在鼻梁上部有一种压力,那种压力若隐若现,一种直到现在也说不清的感觉。--许多年以后,在1988年,我开始学气功,我重新又有了这种感觉,老师说,这是一种“得气”的感觉,“天目”很快就要开了。后来得到这种感觉的次数越来越多,可是“天目”却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开开。
我那时就有了练气功的感觉,是不是在自然界中,本身就有气功的气场,你只要去接受就行了。也许,我们还是回归到大自然中去吧!
我还想了许多:这里没有喧嚣,没有浮云,能在这里了此一生吗?
第二天上山,我们6个人就自然地分成了三组。
宋礼庭一米八的大高个,既是校游泳队的队员,也是校武术队的队员,身体最棒,赵桂芝则是校女子排球队的队员,身体情况自也没得说,他(她)们俩人是一组,走在最前面;蔡慧如身体较胖,人称胖蔡,李秀良陪着她走在后面;我同杨纪芳在各方面都介于他(她)们四人之间,所以也就走在中间,前后照应。
杨纪芳是个上海姑娘,皮肤白而细腻。她早年就没有了父亲,是她的母亲靠打工供她上大学的。她可能是在女子中学念的书,所以同男同学打交道很缺乏经验。她很善良,也心直口快。在这六个人当中,只有我们两人一直在一个班里,所以相互了解的较多,感情也深。我从一个很活跃,又很有一点威望的团干部,一下子跌到右派的泥坑中去,接着又失恋,这个打击,不论在谁看来都是很大的。她这次同我一道来百花山,就是这了安慰我。当然,她也需要别人的友情。我们此时单独走在一起,正是表达这种感情的良好时机。
可是,我怎么敢接受这种感情呢?
我同女友分手,一方面是她要同我划清界线,一方面也是我不愿连累她。我一个人,没有牵挂,有什么灾难我一个人承担。家中虽有老母,我还有哥哥姐姐弟弟对她照应。可是如果再加上一个新的女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不能连累从前的女友,现在也不想连累她。而且,真正压力一来,情形可能就还是同从前的女友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一定不能再找麻烦。共产党的政策,我虽然尚未领略,可是我却有预感,--是从那些严厉的社论里感到的,--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这样,在她希望我们感情上能有更进一步接近的时候,我只能表现得相当冷淡,不能接受她的热情,必须不超过同学之间的界线。我们在一起走路,没有别人在侧,可是我说的全是些不着边际的话。她受到我的冷落,心里自然不好受,可是我的心里又何尝好受?她是个很可爱的姑娘,她的胴体那么诱人,我可以拥抱她、亲吻她,可是我不敢!
她感到受了委屈,在我们都到达山顶之后,她独自一个人躺在山坡上,任凭山风的吹拂,我很难过,也很内疚,我对她负有责任,我过去拉她起来,我说:
“杨纪芳,起来吧,小心这里风大,别吹着了。”
她应该觉得我还是关心她的,这样,我们一起回到山顶。
天气很好,阳光照耀,天空一片湛蓝,山这边的天上一片浮云都没有,可是向山的另一面望去,却是云海一片,波涛滚滚。远处有山,在我们的山脚下,有一条小溪流过,溪边有村庄,有农田,有树木,一派勃勃生机,一片清澈明亮的景象,美不胜收。我看到一些山水画,都是浓彩重墨,多半是从下向上看,可是眼前的这幅景色,却是从上向下鸟瞰,登高远望才是最好的。不过,这次登山观景,最重要的收获却是看到了“有根的云”。
关于“有根的云”,模模糊糊,是不是有人记述过,但是,真正看过的人,却一定不多。我后来也游历过一些名山大川,却再也没有见过“有根的云”。
那云的“根”,就在山脚下的最坳处,初时,只见一缕缕的白丝,慢慢向上生长,然后就越来越多,越来越粗,越来越浓,顺着两山的最凹处上来,被风一吹,飘过了山口,再放眼望去,就成了云,真正的云,溶到了山那边的云海之中,再也分辨不出哪一朵云是这里生成的,哪一朵云是别处生成的。那白丝不断地生长,不断地长大,那就是云的“根”。我们看得呆了。云原来是这样生成的。
“我欲随风飘去,”看了眼前的景象,我真想随着那云彩飘去。
飘荡在云海当中,会是一种什么滋味?自由自在的,会是多么美!
山势并不陡,我们还走到那使“汽”成云的山口,进入那“汽”当中,就感到湿漉漉的,就像厨房里的蒸汽。山风很大,不宜久留,我们赶快又退了回来。
我们达到的山顶,并不是真正的顶峰,好像是在山峰下人工开凿的一片空地,陡峭的石壁一面才是真正的山峰,太陡,我们上不去。在这片空地上,还有烧剩的树枝。我们略进饮食,就随便休息。我看到在石壁上有一些字,说“某某人到此一游”之类的话。我看了不觉来气,到此一游有什么了不起,也值得一写!我也写了四句,前两句记不得了,后两句是“劈山壮士已去,游者空留臭名!”蔡慧如坐的地方看不见我在写什么,问宋礼庭:“他在写什么?”宋说,“他在骂人。”杨纪芳说:“骂人骂到山上来了!”我也不同他们争辨。
人类的进步在于开创,而开创是最难的。我们生活在城市中,衣食住行都有人为我们生产。可是当初,人类社会从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该是多么的不容易!谁、在什么条件下发现的,某种石头在火烧的情形下可以化成汁?而这种汁在凝固了之后又可以做成比石头更好的工具?比如这百花山,谁第一个爬上来的,那时并没有路,后来又是谁修了路?我们却在这里坐享其成,还写“到此一游”!
当晚就住在山下的老乡家里,山上风大,不能露营。吃过晚饭,宋礼庭四个人到村里看老乡的演出活动,我同杨纪芳就留在院子里同一个老爷爷聊天。老人有八、九十岁了,我问:“你老几岁了?”我心里想老人与小孩都是天真的,这么问,也许他更高兴。杨纪芳斥责我说:“你应该问他高寿?你以为他是小孩吗?”我赶紧大声问他:“你老高寿?”他说,“今年92了。”他的身体很结实,耳朵稍背一些,我们问他有多少儿孙,多少收入,生活情况如何。
这一晚上我睡得很好,因为我对一件事情做了正确的处置,以后我不会因此而给一个好人带来麻烦,也不会为此而责备自己。
不过有时我也惋惜,如果我当时亲亲她,她那么洁白丰满漂亮,肌肤充满了弹性,必定是十分香甜的。
第二天下山。
走在山路上又出现了一个麻烦事。在快要走到斋堂火车站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那块手表不见了。那块手表是我四姐从东德演出时带回来的,价值3马克。表不算好,可是需知,在那个年代,一个学生而能有一块手表,是很希罕的事,我实在舍不得,于是就要他们先回去,我自己去追,反正路上也没几个行人。于是我就向回跑,大约追了有十来里路,看见路边有一个农民在干活,我就问他,是不是看到有人在这里拣了东西,他说倒是看到一个人在这里弯腰拣了什么,已经走过一段时间了。于是我又往前追,到底追上了,还算顺利,他问明情况,就把表还给了我。这时,我可是又累又饿,找了一户人家,“要”饭吃,吃的是高梁米水饭,青菜和咸菜。她家里有两个小孩,两对大眼睛黑黑的,大大的,煞是好看。我赞不绝口,主妇很高兴。吃完饭,我手里只有五块整钱,这是回去的路费,不能给,就把身上仅有的一条新手绢留下作为纪念。
在我同他们五个人分手的地方,我看到宋礼庭坐在路旁等我,我简直高兴极了。他还没吃东西,--因为怕错过了我,无法分身。在附近还找到了一个合作社,买了二斤江米条,他边走边吃。到了火车站,客车是没有指望了,却有一列货车停在那里,是拉煤的,好像是向北京方向的。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再说。火车开了,我们就在车上半卧半坐,就江米条喝剩下的酒。在车上最难过的是过山洞,火车的烟气薰人。不久,火车停在一个大站上,我们想,这煤吗,肯定是运往南方的,快下去吧,不然,说不上会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去。生怕有人看见我们偷乘车,小心地出了车站,回头一看,却是丰台,我们很高兴,更令人高兴的是,马上就有一列客车去西直门。到了西直门已是夜里11点多了,回到学校,已过了12点。
第二天我们按时去吃早饭,刚好碰到她们四个,她们大为吃惊,说,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们哈哈大笑,把昨晚的过程说了,她们也笑起来,真运气。
如果不是反右,而是真正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的生活本是充满阳光和友情的。
4、无言的情谊
开学之后,表面上一切如旧,上课下课,作业、自修和复习。
有一次我们到教学楼二楼去上课,有一群学生从二楼上下来,我忽然发现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同学走在其间。她身材颀长,一条大辫子长长的,面目端重,一身典雅的气质。看样子是数四的。开学之后,我们都长了一个年级,物二变成了物三,数三也就变成了数四。后来,我又见她在大体育馆地下室的琴房里弹钢琴,压腰的大辫子,和着手下流淌出的音符,简直不可方物。
后来我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宿舍的同学,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是丁雅丽!”噢!他们早就知道她,而且信息量比我多!我说,“我怎么才发现?”宋礼庭说:“你以前就知道你的女朋友,还能看见谁?”这是言之不谬。
就像不能恢复的错觉,我既发现了这个人,以后竟然经常碰到她。学校里功课的按排,上午上课,下午多半是自修、作业或复习。做这几件事,多半都在图书馆。图书馆主要分两个区,一个是东边的地学楼上的图书馆,一个是西校门里的大图书馆。在哪个图书馆做功课差不多是完全随机的。结束的时间,大约是在4时半,然后我就去东操场锻炼身体。说也奇怪,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不论我从哪里出来,都能在未名湖边的小路上碰到她。有时是从同一个方向过来,有时从两个相反方向过来。这是完全没有约定的,完全随机的,但是总能碰到。因为常常这样,所以就觉得好笑。
虽然在一个操场上锻炼,可是锻炼的项目不同,也不常在一起。自从开学之后,党委就慢慢地收紧那个“纲”,就是逐渐要同学们同我们右派划清界线,也就是把我们孤立起来。如果我们照样洋洋得意地在同学们中间有很好的影响,反右派不就失败了吗?我既然知道这一点,也就自觉一点,尽量少同同班的同学在一起,免得他们尬尴。所以在锻炼的时候也一样,独来独往,天马行空。在操场上,我有时候也打篮球,那要很多人。有两次她们几个人打篮球,缺一个人,我就补进去。那一次8个人打半场,我恰同丁分在一组,我刚一得球,那两个男生就大喊,“给丁丽雅!给丁雅丽!”我心里想:“这一群马屁精,”拿起球,铛~~的一声,把球扔到栏板上,管它进不进,就是不给丁雅丽,也不看她。管它呢。
当然,整个打球过程中不会全是这样,不然,就不是打球,而是呕气了。
锻炼完了,又去淋浴,然后出来洗手洗脚,穿袜子穿鞋。又好像是约好了的,同时出现在水池旁。于是,又前脚后脚去饭厅吃饭,还有时在一个窗口买饭,还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但是,谁都没有话,谁也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决没有同她建立什么关系的愿望,但是,仅仅这样时常看到她,也使我感到很愉快,因为,她必竟是令全校男生倾倒的十分漂亮的女学生。
有一次也是这样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只有我们两个人。中间忽然来了一个男生,看来是她们班的,过来放下饭碗说,“丁雅丽,关于秋游的事,我们讨论了一回,但是还没有决定,支委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一听,又是一个献媚者,我端起饭碗到别的桌子上吃饭。
我没有幻想,没有意图,只是觉得好玩,觉得有趣。可是,在以后的艰难岁月中,我却多少次地品味它,回味它,在苦难中保存一片温馨的回忆。
戴了帽子之后,我好像还是“意气风发”,没有懊恼,笑容可掬。
还有一个生物系的女同学,长得也很漂亮,我们在同一个英语选修班里学英语。我的英语一塌糊涂,她则学得很好,有时我同我们“老二”到黑板前讨论语法,她则主动过来帮助我们分析句子的成份和时态变化,那么热情。
自从与女友分手,眼睛不再看她,心里不再想她,我发现,在校园中,到处都有热情可亲的女同学。我发现,在校园中,我们的人际关系是友善和可爱的。
5、夜半歌声
我平静地等待处理,可是心里却并不宁静,因言而获罪,这很悲哀,也不公平。社会和人的生活要求公正和公平,每个人都有权力拥有与生具来的各种自由和各种权利。这种悲愤竟然化在梦中,有一天夜晚,我忽然唱起了歌,唱的是“天伦歌”。大概是从
“儿欲归去,已无舟,
鸟欲归去,已无巢,”
唱起,然后又唱,
“收拾起你痛苦的呻吟,
献出你赤子的心,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在歌中,后两句已是越来越激越亢奋,我唱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终于把我自己也震醒了,当然,也把宿舍别的同学都吵醒了。我这才发现我在梦中唱了歌。唉,翻过身又再睡去。
第二天一早,同学们睁开眼睛就说,“王书瑶,昨晚你唱歌了。”“唱的声音那么大!”“可是你唱得非常好,比你平时唱得好十倍。”其实,我也觉得我在晚间唱得是非常好,感情非常真实,唱得非常投入。不仅我以前没有唱得那么好过,就是以后,不论我怎样拿腔作调,都唱不出那晚上的声音来。
人在社会中,是不是一直就有几副面孔,随时变换,可就不是真正的面孔。而只有在梦中,才是真正的那个“我”?
是不是只有在梦中那个“我”,才是真实的?
二、“人本主义”
还是在反右初期,我的女友就曾问过我,平时我们在一起,也看不出,你怎么会写那份东西?我想了一阵子,说,“你去看看《东周列国志》。”
1、家庭的影响
我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不得不卖报卖冰棍帮助维持家里的生活,过早地接触了社会。比起父母双全、生活安适的儿童来,不论心理还是思想意识都有所不同。我的哥哥比我大13岁,我懂事的时候,他便终日在外工作,对我的成长几乎没有影响。但是,艰难的生活对我却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使我过早地成熟。在卖报的时候,在卖冰棍的时候,都使我过早地接触了社会。在卖报的时候,我在沈阳街头到处转悠,看到过很多我那个年纪不应该看到的社会的复杂的现象。富有的花天酒地,贫困的忍饥挨饿,流氓小偷到处都是。
2、小学一次驱逐教师的行动,对我终生都有影响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时逃难到青岛,--尽管已是国民党统治的末期,但是学校对教育还是很认真的。非常认真,在各方面都很认真,较之沈阳,真是另一个天地,所以南方的教学质量就是高些。中间新来了一位数学老师,教得不好,我们都听不懂,与整个学校的教学要求相差太多,于是,在班长的带领下,班里几个学习较好的学生就在放学之后开会,讨论这件事。我们说这个老师教得不好,总要举出哪些地方讲得不好才行。开到第三天,学校知道了,立时就调走了那个老师,新换了一个。
我不想美化国民党。可是,尊重学生的合理要求,在那个学校那时就是做到了。
现在我知道,这叫维护自己的受教育的权利,维护要有一个合格的教师的权利。对这件事情,我终生难忘,也一直影响我的生活。
上中学之后,--那已是解放后了,--也有一个老师,教历史的,教得也不好,我也想如法炮制,通过开会或反映问题的办法换一个好的。结果是,我差一点受到学校的纪律处分。那个老师是个党员。这对我是一次打击。我觉得我的自尊心和自主的权利都受到了伤害。在自主性和维护个人的权利方面,新社会并不比旧社会好。一切都只能听上级的、听组织的、听党的。从这两件事的对比上,我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反对专制的念头。我不像从前那样活泼和自信。觉得在新社会受到压抑,由此而起。
不过,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
这个老师讲得不好,换一个新的、讲得好的老师,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愉快的事情,我们觉得受到了尊重,我们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我们学习得会更加起劲。
3、难以适应新社会的思维方式
从初一的下学期,我的学习成绩开始突出出来,初二就当了校学生会的学习部长,工作努力,作风也正派,但是我还不是团员。后来,一个是环境所使,一个是自己要求,就写了入团申请书。在申请书的最后一栏,是“你对团组织有什么希望和要求,”设这一栏的目的,是要入团者写些颂词,比如,“希望团组织加强对自己的教育”之类的好听的话,不料,我对入团要求并不太积极,因为据我看到的一些团员,表现得并不那么好,与他们为伍我觉得并不太光荣,于是我反而写了:“希望团组织加强对另一些团员的教育,使他们真正能起表率作用。”由于这一条,第一次团总支讨论的时候就没有通过。组织上找我谈话,说还要继续努力,没有明说是我表现的“骄傲情绪”,可是我心里明白。爱批不批,我还不提了呢。我好我自己带着,不入团也照样好。
过了两个月,又批下来了,可是我的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接着就是支部改选,我以全票当选为支部书记,也是笑话。这次总支又没批准,原因是,一个刚刚入团的团员,怎么能当书记?
我不能适应共产党的思维方式的最重要之点是:共产党认为一切都应该“听党的话”,我不能认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所谓党的想法,也不过是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的想法,可是他或他们的想法却不一定比我高明,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他们的?
有了这个分歧,命里注定,我在这个社会中,不会有太好的日子过。
第三次是毕业时去向问题(第一次是换老师,第二次是入团)。
当时认为最好的毕业去向是留学苏联,我也报了留学苏联。但是在填写社会关系时,我却画蛇添足,把我一个多年不见的舅舅填了进去,他在南方当过国民党的警察,我却说他有反革命嫌疑,自找苦吃,结果落选,我很不满意。名额给了另外两个党员,后来一个也没考上。我两个月掉了10 斤份量,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大学,差堪自慰。
但是,这些事情只是使我觉得不舒服,并不促使我反对什么,受压抑的意识是朦胧的,生活中还有另外的光明的一面。而且,这些问题同“高度集权是危险的”也没有直接关系,真正有的,是中国传统的民主思想。
4、人本主义
我从小就很爱读书,有什么看什么。当时家里只有两部书:一部是《绘图绣像东周列国志》,冯梦龙著,蔡元放点评;一部是《封神演义》。小小年纪,我却对《列国志》有浓厚的兴趣。对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相互杀伐,而是其中的“民本主义”思想。“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在这部书里有最深刻的实例说明。像“水亦载舟,水亦复舟”,“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这样的思想,在以后的历史学习中,都得到了证明。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由于受蔡元放点评的影响,我最景仰的并不是管仲、乐毅,而是赵衰、狐偃(“五霸”当中武功最盛的晋文公的两个最重要谋臣)。特别是赵衰,他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都是“仁义”,而且满腹经纶。在中学,有一次,我在一篇给校黑板报的稿子中,用了“衰偃”的笔名,一个老师,大概是根本就没读过《东周列国志》,自然也不明白我的意思,觉得“衰”字不好,就批评这个笔名。我不理会这些,没有人知道我的真意,也没有人知道这稿子是我写的。
“列国志”一书,贯穿的并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似乎比孔子更早些的“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和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孔子讲“仁政”,但“克己复礼是为仁”,而“礼”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是专制主义。赵威后问齐使:“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是最为哙灸人口的名言。顔斶说“ 斶前为趋势、王前为趋士,”更是令知识分子提气的千古名句。
我不喜欢孔子的“君君、臣臣”,我喜欢孟子的“民为贵”。也就是,从小我就是个“民主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
我后来读苏轼的“范增论”,其中说到,范增应该在项羽杀卿子冠军时离开项羽,因为其时“君臣之分未定也。”我不喜欢这个“君臣之分”。每个人都是完全独立的、完全自由的,为什么世间要有这个“君臣之分”?
“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可是这个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却还根深蒂固地留在人们的脑海里。现在不叫“君臣之分”,叫“领袖与群众”、叫“下级服从上级”、叫“个人服从组织”。我不喜欢。我只喜欢“有德者居之”。
我不喜欢“趋势”,我只喜欢“趋士”。
民主主义加自由主义。
就是说,我的民主主义思想是来自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它与西方的民主主义不同。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我都没读过,据顾准研究,西方的民主主义来自城邦中的小市民。说我是“资产阶级”右派,并不准确,我的“右”来自中国的民主主义传统,所以我不是“资产阶级”右派。
我所要求的,是所有各个阶级、所有的民众,都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岂止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才有这种权利?就是说,我认为所有的人,不论阶级地位与出身,在社会中都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大家都是完全平等的。我看重的是所有的人,一切人,每一个人,所有各个阶级中的人。并非仅仅是“民”,因为有“民”,就有“官”,就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社会管理者不应该专属一个阶级,不应该有人生来就处在管理别人的地位,有人生来就处在被管理者的地位。选上了就是总统,选不上就还是百姓,大家都是平等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是个“人本主义”者,也不是“民本主义”者。
自然,这里所说,很多都是我后来才明确的,当时也只是有这种模糊的意识,而不是已有这样明白地认识。
三、处理
1、动员和对“五一九”运动的总结
大约是在58年初,已临近期末考试,学校突然宣布停课,召开大会,进行学习,也就是对右派进行处理。
主持大会的是党委书记陆平,他开始就说:“同学们,老师们,--今天来的还有右派,--右派们!”这很值得一笑,会场也确实就哄笑了起来。我们这些已经划定的右派,都被集中到课室楼的楼上听报告,我们却谁也笑不起来。--恶鄙。把右派单列出来,就是说,右派就既不是老师,也不是同学。
他后来受到红卫兵的纠斗,那可真是活该。
然后是副校长马适安做北大反右总结报告。他还是个学者,后来同郑振铎一起去苏联时,在塔什干因飞机失事遇难。他的总结不像陆平那么恶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说,这次北大的右派进攻,“物理系数量多质量高。”我从《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上统计一下,列了名的,物理系是11人(其中一人是研究生,还不算气象专业的几个人),数学系、哲学系都是5人。
后来我们也思考了一番,为什么物理系的右派那么多,同时,也与清华的右派情形做了对比。
我们想,我们是学理的,学理就要循名求实。概念与事实必须完全吻合,否则,就要依事实修改概念。而只要有了概念,我们就要依概念所规定的内涵去要求事实,如果两者不符,我们就说是名不符实,我们就要反对。通过整风,我们发现名不符实的地方太多,所以我们发出愤怒的吼声。这就是为什么理科的右派特别多的原因。
反观清华,则不然。清华右派学生虽然也不少,却几乎没有著名的,为什么?并非是清华学生的智力不够,而是清华学的多半是工程机械之类的,这类东西首先要求的是规范,规范固然可以使人少犯错误,但是,它也同样容易束缚人的思想,所以直到高深的阶段才能有创新,所以清华的学生右派就少。
在北大,右派以学生为主,老师中的右派屈指可数,最著名的是陈振汉教授(经济系)、王铁崖教授(法律系)、黄继中讲师(西语系),且多不著名;而清华则有钱伟长、孟兆英、黄万里等许多著名的右派教师,学生则几无所闻。
但是,清华的学生,后来当官的特别多。北大则很少有几个到政府中作官的。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清华的学生“脚踏实地”;北大的学生“鼻孔朝天”,这话是不对的。文科的学生不好评价,可是对于理科的学生而言,却比任何人都更讲求实际:你有什么观点,对不起,请拿出证据来!
对右派处理的原则,是根据表现,一条是情节,一条是态度。共分5个级别:最重的是“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要劳动教养;最轻的是“情节轻微,态度很好”,只戴帽子,不予处分。中间三个档次,就是保留学藉劳动考察,留校察看和行政处分。我因为注定是最高一级,所以对前面的处分级别搞不大清楚。我对号入座,看起来,最适合的就是劳动教养了。沈泽宜是第一种,因为情节虽然严重,可是反戈一击有功,只戴帽子,不给别的处分。
早在8月间,国务院发布了劳动教养条例,我仔细研究,发现其中有一条,就是对“反社会主义分子”得实行劳动教养,我想,这一条就是给右派分子预备的。
2、发动群众,孤立右派
发动反右派,一个目的是罚治这些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右派,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却也是杀鸡给猴看,要把这些右派彻底孤立起来,“教育”群众。要钳天下之口,令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在处理右派的时候,后一个目的是主要的。
从新学年开始之后,政治气氛就越来越紧张,像去百花山时那样的温情,逐渐被划清界线所代替,一个班里的同学,按政治划分为不同的人群,在一个人群内部,才可以有温情,在不同的政治群体之间,不可以有温情。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明白的事实:人们之间不再有过去的坦率,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身边筑起一道防护的围栏,谁也不会再看到那个真正的“我”了。告密和落井下石,从那时就开始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斗鸡眼那样了,你整我,我整你,终无宁日。
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啊。
也许只有我例外,因为我已经把衣服脱得精光,已经没有什么怕别人看的了。我既不怕别人检举,也不去检举别人,所以,我反而有自由。
运动的名目是处理右派,可是在我看来,别人所受的压力比我大,特别是那些中右或偏右的人,他们必须努力证明他们不是右派。党团干部好像也不轻松,因为他们还肩负各种任务。从学习的时间看,他们花的时间也比我多,因为目的是教育他们而不是我。
在群众受教育的时候,也不可让右派们太清闲了,右派们也要学习。说来很怪,物理系的右派很多,可唯独五五级的右派却特别少,简直少得可怜,本级的右派只有5个,加上从上一级“留级”留下来的一个女同学,一共才有6个,就是比我们低一年级的56级的右派,也比我们级的右派多。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就是我们级的5个右派竟全是我们同一个班的。
55级的右派特别少,我猜想这同1955年的肃反运动有关。1955年夏季正是反胡风和肃反的时期,所以“政审”就特别严,有的同学就因为“政审”这一关没有通过,所以也就不能上大学。到了1956年,政治条件相对放松,所以学生右派就比较多。
这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到1996年为止,56级的同学中有了院士,可是55级的同学中,却一个院士也没有。
当然,不当院士,也并不表示没有像样的成绩,院士也并不都那么神圣。
这5个右派当中,以我为最大。在一起学习,也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居然是我!大右派领着小右派学!我领着他们学什么?其中,有一个叫林国策的,有一个叫朱志英的,是个女右派,不知是哪一个“左派分子”利用他(她)们的名字在宿舍走廊的门框上写了一副对联,是
“朱志英立右派逆志之英,
林国策献叛国反党之策。”
林国策是四川人,贫农出身,是个非常诚恳的青年,但是,性格却比较脆弱,也比较内向,同我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他其实也没有说过什么,却划了右派,而且被人利用他的名字做了文章,他的心情比我还要沉重一些,也可能是他觉得对不起家乡父老。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拿我做文章。
林国策的处分肯定比我轻,但是,后来改正的时候我却一直没有见到他。这些年来,我们年级组织了多次的校庆活动,编写同学录,可是他却始终音讯皆无,直到98年方始落实,他早已不在人世了。
当时我已认定自己是要劳动教养了,于是就在地图上找,劳动教养应该在什么地方。我发现,在青海是最好的地方。那个地方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又远离国境,不易逃跑,是最最适宜劳教和劳改的地方。由于有了这样的估计,我就拼命看杂志、看报纸,因为我想,到了那种地方,想看这些就很难了。
3、三个积极分子
尽管处理右派的目的是“教育”群众,可是对我们这些右派也还是不能轻轻放过,还要看是不是能从我们这些右派身上榨出更多的油水,能不能找出更反动的材料,对我们的反动面目揭露得更加彻底。
我在前面说过,我所在的党支部的头头都那么老奸巨滑,他们有事情或要我交待什么问题,总是不同我直接打交道,而是利用一些积极分子做。在所有的积极分子中,有三个人表现得特别恶劣,值得一叙。
第一个当属我们“老四”。在哥六个当中,他的智商算是最高的。他陪我去找过龚祥瑞,又由于出身,还有在“五一九”之后也有些言论,他是非常害怕也当上右派的。这种心理,使他要尽量表现自己对反右的积极性。就在这个处理阶段,他同我谈话,目的无非是要我承认自己有更多的罪行,我承认自己有更多的罪行,而这些罪行又是经过他同我谈话才发现的,他自然可以算是立功了。他要我承认什么呢?他要我承认,我可能同匈牙利的“反革命”一样,会上街去杀共产党。事情从何说起呢?是从林希翎第一次来北大讲演说起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林的那一次讲演,到后来会场非常激动,几乎动起手来,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如果有人动手,我不会旁观。对我当时的这种心态,我不仅没有隐瞒过,而且还明确地谴责那些起哄的人。“老四”就发挥他的想像力,说,当时如果动了手,就可能上街,林希翎是右派,反对她的自然是左派,都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可能上街去杀共产党?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逻辑。
幸好,在这个可怕的逻辑中间,还有许多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如果这些环节中有一个不成立,这个结论便也不成立,而且,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当时并没有动手,否则,我这个反革命就一定是当定了。
这是我们“老四”。在一定的压力之下,什么人是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的。
不过,这件事后来在定案的时候并没有提出来,他可能并没有汇报。但是,我很难过。
我们老二,连团员都不是,他却从来没有在我身上表现过积极。在那一段时间里,总是他陪着我。
第二个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姓黄的,他的出身不好,所以也要拼命保护自己。
他也找我谈话,--当然都是奉党支部的指令而来。谈的内容当然都记不清楚了,可是后来他却造谣说,王书瑶要杀死所有的人!
这又是个逻辑问题。
反右派,就是要把右派都孤立起来,就是要制造对右派的仇恨情绪。这一点他们做得很成功。我的确感到孤立,而且也确实感到对我的仇视。但是,我是不是对别人,或一般地说,对社会也仇视呢?这可不一定。因为在一个时间内,反右派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就连我母亲也知道反右派是必要的。所以,尽管我感到孤立,可是却不能反过来也仇视他人,因为我不能与多数人为敌。大概话就是这么说起来的,可能还说了我不能杀死所有的人的话,于是,那个姓黄的就说,王书瑶要杀死所有的人。
这件事说来很可怕,尽管是查无实据,可是他们还把它写进了我的材料里,于是那个姓黄的,就因此走红了一阵子。
第三个是一个姓夏的。
对这个人我是最不能原谅的,因为他抄看了我的日记。
此人在政治上也是处于“边缘”状态,也是非常害怕挨整,于是那些有头脑的干部党员就利用他来抄看我的日记。日记纯属隐私,但是,此人受命,完不成任务对他将会不利,坚持要看。其实也是我的愚蠢,我若坚持不拿出来,也就僵持下去,最后他们必须采用更强制的手段才成;或者,我乾脆把它烧毁,他也莫奈我何。可是在这种时候我却表现得那么软弱,那么无力,竟然把日记拿给他看了。内中真正属于政治上的东西也有,但是,更多的却是许多生活上的事情。
在日记中,最重要的大概有两项内容,一项是关于苏联宣布马林克夫等人的反革命集团的惊叹号,好些老一代的革命家都被宣布为反党集团,我在每个人的名字下面都打了惊叹号。其次是我在日记中骂一些共产党员是“党棍”。为什么骂某些党员是党棍呢?因为在“鸣放”的日子里,有些大字报揭露一些党员依仗权势,为非做恶的事情,其中也包括肃反中的一些问题。“党棍”这个词,是我在解放前就知道的,因为那时人们常常用这个词骂国民党中的恶棍,在北大的大字报运动中,可能当时也有人用过这个词,日记中的这些话,足够使我的罪过,再加一等的了。
这件事情由姓夏的抄下来再去汇报,也足够使他立下一功。
不过,这件事情被发现,并不是我恼恨姓夏的真正原因,真正使我恼恨的是他从日记中看到了我的很多隐私,我同女友在一起活动的情节,我都非常有兴趣地记在日记里,而这些情节,是绝对不足为外人道的。
这三个人的行为是不耻于人的,但是,这三个人都是受他人指使才来干的。
指使他们的人躲在幕后,我看不见他们。
这些人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罗平基那几个人。甚至我同他们连一次正面交锋都没有过。他们肯定都不是我的对手,他们也不敢同我直接较量。他们躲在幕后,他们清白得很,什么坏事都没有干,干坏事的是幕前的这三个人。这就是他们的高明之处。
但是,就这三个人而言,却也是立身不正,为人所乘,如果他们不是那样“损人利已”呢?假如他们是一身正气呢?秦裕蓉就没有那种行为,我们老二也没有那种行为,宋礼庭也没有那种行为。
后来我都原谅了他们,是在同班同学邢如莲的劝说之下,原谅了他们,现在仍像从前一样相处。姓夏的向我痛哭流涕,虽说个人不能没有责任,但是,如果没有那个社会大环境,就不会有这一切。谁要对这些负全部的责任?
四、“狼藉残红”,春光哪里好?——离开学校
1958年2 月9日。
下午年级开会,对我进行最后的批判,同时,支部在批判之后,核实我的右派材料,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干过的,说过的,容易解决;小部分是一般谈话中的是非,无可无不可。其中也有那个姓黄的说我要杀死所有的人的话,我拒绝签字,于是就保留下来,存疑。
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一个叫邵子文的同学给我照相。我本想拒绝他给我照相,我说:“我是一个坏人,你照我做什么?”但是,我又不能拒绝他给我照,如果我用手挡一下,就会照上一支大手,这很难看,于是我就笑着让他照。我想,这一定很有意思,留下我这时的风采,将来必有纪念意义。不过,那笑一定很凄惨。非常幸运,在40多年以后,在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见到邵子文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给我照的那些照片还有没有?他的回答是令人高兴的,他说,“怎么会没有呢!”(我将在本章之末解说这些照片。)
这些事情弄完,已经4点多了。接着就告诉我,系主任褚圣麟找我谈话。于是,马上就从课室楼这边去物理楼。到了系里,除了系主任褚圣麟之外,还有系秘书沈克琦在座。褚圣麟态度严肃,满面含霜。他是我国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之一,他还是北京市物理学会理事长。他对我说,“决定对你实行劳动教养,你同意吗?”他满面怒容,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是因为对我们这些右派极为仇恨呢?还是因为对我们被划成右派而痛惋?物理系的右派这么多,他身为系主任,必定也是不好受的,也可能是心痛,也可能是受到压力。后来我知道,就在这一个下午,他已经同好几个右派“谈了话”,通知他们去劳动教养。我心里凉透了,难道这是发死亡通知书吗?再没有出路了吗?
我说“我同意。”他说“那就写个申请。”共产党可真高,要劳教我,是一种处分,却要我自己写申请。自己申请对自己的处分!还申请去劳动教养!将来问起来,就会说,是你自己申请的吗!不过话说回来了,如果开除我的学藉,我既不能回家,也找不到工作,除了去劳动教养,还真没有去处。我在一张很大的白纸的上部,歪歪斜斜地写了一行小字,字体像小学生写的。“我自愿申请收容我去劳动教养。”然后是签字和日期。
这时系秘书沈克琦说话了,他说话的语气倒还是有一点温情,他说:“去了之后好好干,改造好了还是有前途的。”我问:“什么时候走?”他说“现在就走。”我对这么快就走,还真没有思想准备。
这时我们(还有陪同我的党支部的干部)又赶着往回走,回28斋宿舍。
回到宿舍我才发现,我行李大部分已经整理好了,也打了捆。我又整理了一下,居然有人帮我扛着行李,直奔校卫队,就在校卫队的门口,停着两辆车,一辆是拉人的,一辆是拉行李的。我的行李被放上了行李车,我则被带到楼上。
一上楼梯就进了左边的一间大的屋子,中间放着一张大桌子,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我被带到桌子旁,一边站了一个警察,两边是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拿给我一份通知书,就是劳动教养通知书(我刚申请完,那申请书还在系主任的桌子上,公安局的通知书就下来了,真快!还能到什么地方去找这样的高效率呢?嘻嘻!)。那个警察要我在那个通知书上签字,我拿起通知书只是看,并不想马上签字,那个警察却是一个劲地催我,我说:“急什么,我要看清楚了。”那个警察无可奈何。其实,我心里并不安定,看得并不仔细,现在只是记得,有根据国务院的命令对我实行劳动教养的字样,装模作样一会,就在上面签了字。
签字和不签字可是大不一样,刚签了字,那两个警察立刻就一边一个架住了我的胳膊,架着我下楼梯,态度马上就强硬起来。
如果不签字行不行?不行,照样架着你走。后来我也遇到过不签字的,也一样劳教,结果更坏。
这时的时间,已经5点多了,正是吃晚饭的时候,回宿舍整理行李的时候我就饿了,--这是火化食,越上火就越想吃,--就要人到食堂去买饭,我用的是一只搪磁大海碗。在下楼梯的时候,帮我买饭的那位同学刚好把饭送来,却是一大碗高梁米饭。当时学校的食堂,也有大米饭,大概那位好心的仁兄觉得,一个已经劳教的人了,还配吃大米饭?可是我火爆爆的,看了这碗高梁米饭,哪里还有食欲?我几乎没把那碗饭扔下去。后来后悔了,应该带上。
上了车,我才发现,车上已坐了好几个人,也许有十来个。其中,我只认得严仲强。我一上车,车就开了,原来这些人都在等我。
车子向海淀镇方向开去,我一看,这可坏了,若是就在海淀劳动教养,这么多人,难免有熟人看见,那可够丢人的。其实,我这想法,就像去青海劳教一样幼稚。车子开进了海淀公安分局的院子,我们被带进一间大屋子。
靠墙有一排凳子,靠窗户有几张办公桌,就让我们挨排坐在凳子上。有几个警察坐在办公桌旁,离我们近的一个警察桌子上摆着一些纸张文件,离他最近的是物五级的王存心,那警察就叫了王存心坐到他身边的椅子上,开始办手续。
他先是问了他姓名、年令,然后就问王存心犯了什么错误。
王说:“贴大字报。”
警察问:“什么大字报?”
王说:“题目是‘心声’。”
警察又问:“贴在什么地方?”
王说:“贴在16斋后墙上。”
我几乎要笑出来。那个警察看得出来,我们也看得出来,这样问下去可是没完没了。那个警察看了王存心一眼,说:“乾脆说吧,是不是右派吧?”王说:“是。”警察说:“这不就结了吗!”
于是我这才知道,“右派”原来也是种错误。
据我想,右派只是一类人,按政治划分的一类人,可是在这里,在这一种思维逻辑之下,居然会成为一种“错误”!那么,地主、富农、坏分子、反革命,岂不也同样是一种错误了?我的思维,就是这么循名求实。
幸好头一个问的是王存心,如果是我,我可能就会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按着规定,右派分子所犯错误的性质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这个人不是太实在了吗?
王存心的调侃,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令人惊骇的是每个人都要在一张表格上按十个黑指头印。
据我想,只有刑事犯罪才要留下指纹,我们不是刑事犯罪,充其量也只是政治犯。而且,劳动教养也只是最高的行政处分,为什么要留下指纹?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我感到愤怒。可是又有什么办法?
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
直到现在,虽然改正了,可这十个黑指头印,也没有发还给我们。
办完手续,天已经黑了,我们又被叫到院子里,排成队,这时又从另外的屋子里出来十几个人,院子里有灯,我一看,乐了,只见杨路、张景中他们也在其中。我认识他们是很自然的,可是不知何时,杨路也认识了我,我们见面,都点头一笑。看起来,对我劳教是最后决定的,他们可能等了一个下午。
然后我们又被装上车,这次是两人一座,前面一个警察,后面一个警察,好像都带着枪。前面一个警察说:“现在送你们走,坐好了,头靠在前面的椅子背上,不许抬头,不许东张西望,不许交头接耳。”车子就开了。
这次我可没那么老实。我想,就是看看,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一直观察行走的路线。警察看见了也没有管。到了南礼士路向东拐去,我心里浮起一片悲凉:向西南望去,正是我的家的方向,生离死别,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同家人团聚。
车子开到了半步桥监狱。这是一所非常著名的监狱,既关过革命者,也关过反革命者,当然也关过不同类型的罪犯。现在轮到我了。
车子从大墙下的小门中开了进去,“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趁着搬行李的时间,我仔细打量这所监狱的大院。院子挺大,四周是红色的高墙,怎么说也有5、6米高,上面有铁丝网,四个墙角--我只看到两个--上面有岗楼,同时有强烈的灯光射到整个院子,照耀得如同白昼。我这时想起了我常看的革命小说,革命者在被捕入狱的时候,也同样警卫森严,那些革命者就会幽默地说,或者在心里想:“我现在处在安全的保卫之下了。”
那么,我现在也同样处在安全的保卫之下了。只不过不是保卫我不受别人的侵犯,而是保卫别人不受我的侵犯。
这样,我就离开了我的学校,正式开始了我的劳动教养生活。这种生活充满了痛苦、悲哀与折磨,但是也充满了壮丽,--因为我们是为了民主的事业而倍受苦难,为了在中国不再重演苏联大屠杀的悲剧而倍受折磨。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二月九日,是我们这些人正式被劳动教养的日子。
照片1 宣判大会会场
照片说明
大家都是穷学生,谁能有一架照相机,那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更不要说闪光灯了,两张窒内的照片,因为光线很暗,所以不清楚;两张室外的照片,则因为是逆光,所以也模糊,但是,这四张照片却是真确无误的。
照片1 宣判大会会场。虽然模糊,那四个“宣判大会”的字样却清析可见。物理系的一个党支部就可以对一个公民“宣判”,法律直同儿戏。
照片2 与黄锡毅对证
照片2 对证。拍照者邵子文在每一张照片后面都注有说明,在这一张照片的后面,邵的说明是:“黄锡毅和王书瑶对证”。那显然是关于黄锡毅说我要杀死所有的人的那一件事了。台上挨斗的那个自然是右派分子王书瑶了,看那个垂头丧气的样子便可知晓。
照片3 室外留影
“我是一个坏人,你拍我干什么?”
室外留影照片4 “我是一个坏人,你拍我干什么?”
照片3、4 “我是一个坏人,你拍我干什么?” “宣判大会”休息时间,邵子文专为他的右派同学王书瑶摄影留念。我本想不给他照,可是,如果我用手遮住了脸,样子反而难看,所以就由他照,我还尽量露出微笑,那笑一定很凄惨,但是没照出来。
这些照片邵子文保存了四十余年,用心亦良苦。
他现在是上海激光技术研究所的所长,兼《激光技术》杂志社社长,学业上小有所成。他在寄照片给我的时候,还写了一些文字说明,也录出如下:
“书瑶同学:
照片从相册上取下来后,由于想写几句助你的回忆,却因事寄得迟了。
拍摄时间当时就记下在照片背面,不然是无法搞清楚了。但我还是记得在室外拍了好几张。现寄上二张,我这里还有一张是你伏在墙上,只有背影。当时你说过一句话,只有我们二人,你的想法肯定是很复杂的,你说‘我是一个坏人,你拍我干什么?’我那时还不到20岁,想法还是会有的,但不会当场回答你,也不会和你多说话,这点‘聪明’还是有的。但从无声的照片中人的姿态中,仍可看出,当时你尚未被屈服。
我这里还有三张摄于校园里的照片,你肯定不记得了。其中二张可以一提,因为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当时你已被‘划出’,但尚未最后被‘定罪’之际,作为同学之间,好像很多同学(不包括干部)并未觉得十分严重,所以并非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划清界限,仍有点混混沌沌,以同学相处,但你自己肯定有‘山雨欲来’之感,所以行为有点反常,不大像是以往那个团干部王书瑶的动作,所以当时我觉得有点‘怪’。
邵子文
98、9、12
五、株连
株连本是农业专制社会的重要特征,因为农业专制社会本是以宗族为基本社会单元的,就是家庭,也是在宗族的控制之下。“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一人获罪,当然也就全家下地狱了。孔融得罪了曹操,连他儿子也不能幸免于难。其实,孔融犯事,与他儿子什么关系?又不是他儿子要孔融干的。但是那是专制社会,就是那个制度。
资本主义就不搞株连。哈代笔下的苔丝,杀了人,她的情人克莱尔帮她逃走,最后警察也只是抓走苔丝了事,不仅不株连苔丝的家人,连克莱尔掩护她逃跑的责任都不追究,这是资本主义的好处。
按说,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发展更高的社会阶段,就更不该搞株连了。
可是不然。
现在的社会主义都提倡阶级论,阶级就与出身有关,既与出身有关,当然就与家庭有关,所以就要追究家庭的责任,可是这不叫“株连”,叫“深挖阶级根源”。
蒋介石搞不搞株连?好像有,也好像没有,因为没听说过。大概也是搞的,但是好像他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杀完人了事,因为他还控制不了整个社会。但是共产党就不同了,不仅搞株连,而且有能力搞株连。这是因为支部建在连上,建在农村、工厂、学校、机关,街道上,像蜘蛛网一样,整个社会都控制住了,有这个能力,真是了不起。
首先受到株连的是我哥哥。
他比我大13岁。在我成长的时候,他便已外出工作。从中学2年级,我便住在集体宿舍,家先从沈阳搬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搬到北京,我则始终在沈阳念书,见面的机会很少。上大学之后,也只有星期日回家,谈不了多少话,他只是有时问问我的学习情况,思想交流几乎没有,他对我的思想形成也几乎没有影响。
他在解放前学了会计,解放的时候,他已是沈阳铁路局的生计课的副课长,1957年的时候,他任铁道部人民监察局的主任监察员。在这个局有200多人,都是共产党员,只有他一个是非党群众。以唯一的非党群众的身份能在监察局工作,必有其过人之处,这个过人之处就是他的业务非常精通,查起帐来,无人能比。
我出了问题,组织上必然要找他谈话。我们一家人都非常愚蠢,谁也不能说谁更愚蠢。找他谈话,就是要他说出,他对我是思想影响还是亲属关系?他如果说是亲属关系,也可能就没事了,可是,他觉得,他的弟弟出了问题,他这个当哥哥的就应该承担责任,姿态高些,于是就说是思想影响。这下就全完了。老实得过份。
这样,他就从人民监察局调到铁道运输研究所。好在他在单位什么话也不曾说,但是,这件事,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受了处分,对全家人的生活都有消极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是提了又提,他于1987年9月10日因心脏病逝世,享年64岁。
母亲
我们全家人都热爱新社会,我母亲也不例外。虽然她负担我们家的全部家务,可是她仍然经常能挤出时间积极参加街道家属委员会的工作,经常受奖,经常被评为积极分子。可是我成了右派,她就不能再在家委会中担任工作,--她是右派家属,更何况我后来还被送去劳动教养!
街道上对她的歧视,到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变本加厉,红卫兵上街游行,居民便在马路上摆上茶水,以示慰问,但是,街道干部却把我母亲赶了回去:黑五类家属不能慰问红卫兵。这对我年老的母亲是怎样的刺激!
弟弟
57年他正在航空工业技术学校念书,他在毕业之后,应该分到航空工业部门工作,可是因为我的关系,他不能去那里工作,因为那些部门都是保密的,右派分子的亲属不能去,结果,因为分配的工作不适应他学的专业,在单位受歧视,被迫远走黑龙江的安达,长期工作生活都难以如意。
我在序言中说,右派们都是受到他(她)们的亲属的憎恶的。若说是我的亲属对我一点怨怼的情绪都没有,那是不完全真实的,因为我给他(她)们带来的都是灾难。她们默默地忍受,没有责备过我。因为她们都了解,她们的子弟非奸非盗,他是因为政治言论而获罪,是冤枉的,他的心地是纯洁和善良的,他所受的苦难比他(她)们更深更重,她(他)们对我的同情多于责难,在那漫漫的长夜中,在整个社会的歧视中,我在家人当中感受到仅有的温暖,在我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她)都能伸出援助之手,人间的亲情由此得到体现。
但是,我却也由此欠下了永远难以偿清的人情债,背负着永远不能放下的沉重包袱。
我深深地欠着她(他)们。
第五章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劳动教养(上)
一、半步桥监狱
1、“闹监”
在半步桥监狱下车之后,就被带到二楼。我们被告知,这里是劳教的临时收容所,过些日子就送我们走。我们被分散开来,我被分到第4组,分在同一个组里的只有中文系的张志华。
经过一整天的刺激和奔波,到现在方始坐下来和躺下来。望着天花板,难以入睡。首先是饥饿。由于一股火气,也正处在急匆匆的时候,没有吃晚饭,到这时精神松弛下来,饿劲也就上来了,好像有虫子在咀嚼我的胃。我边上就躺着张志华,他也睡不着,我们就小声说话。
天下的监房大概都差不多。向外的窗子很小,而且有铁栏杆。门是铁门,中间开着一个向外的小窗子,便于从外向里了望。在我们小声说话的时候,就看到那小窗子时时被打开,我们一看到小窗打开了,就赶紧停止说话。
我说:“我饿了。”
张说:“我却不饿。”
我说:“你怎么不饿?下午吃饭了吗?”
张说:“我们老早就上了车,就等你一个人,在车上还能吃饭?”
我说:“那你怎么不饿?”
他说:“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不饿。”
张志华是福建南安人,37年生,56级中文系的学生。《广场》编委名单有他,,也实际参加了《广场》的编辑工作,可是却被称为《广场》秘密编委。我们两人是到监狱之后才认识的。农业机械化学院找我的那几个学生,到《广场》编辑部,就是他接待的。他编过我的文章,自然知道我。
到监狱的第一个夜晚终于过去了。盼着吃早饭,可是,吃完早饭却更饿了。原因是,早饭只是一个窝头,一碗很稀的包米面粥和一块咸菜。旁边一个年岁比较大的右派,吃不下,把一个窝头给了我,可是我还是饿。
早饭后,学习之前,我开始想问题,我想,我失掉的太多了,我被开除了学藉、团藉,失掉了恋人,离开了充满阳光的学校和同学,春节在即,我却离开了我的亲人。这一切,只是因为我写了一张为人民的大字报,爱国主义的大字报,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不觉放声大哭,泪流满面。这时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那个学生,你别哭了,你过来!”说话的人是这个组的组长,姓沈,有40多岁,也是右派。
我过去,他要我坐在他的身边,他说:
“你心里难受是不是?”
“……”我没有说话,但是默认了。
“到这里来的人心里都难受,你这一哭,把别人也引得哭起来,这监狱就炸了,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闹监’!对带头闹监的人你知道这里怎么处置吗?就要关小号,蹲黑屋子。而且还要增加你的刑期。看你年轻,你是哪个大学的?”
他还问了我一些别的问题,让我回去好好想想。
我不再哭了。可是这天晚上我没睡好觉。我想了很多。
这里不是学校,在学校,我可以同他们辨,同他们理论,我可以保留。但是这里不行,这里是监狱,是劳动教养,是强力专政机构。如果关了小号,加长了刑期,不但自身受苦,而且不论什么理想也只能付之东流。不论为了少受苦,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我都必须争取早日出去。原来有的一些想法,必须暂时放弃,“走着瞧,如果经济发展了,我就错了;如果情形相反,那对的还是我”的想法,必须暂时把它搁置起来。我现在必须认错,必须承认自己完全错了,接受处分,接受管教,争取早日出去,这才是上上策。
这样,我就完全改变了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认罪守法。把别的想法都埋藏到心里去。
后来张志华说我很能适应环境,就是发生在这里。
2、狱中难友
过了两天,姓沈的那一批先来的就走了,接着就又来了一大批。这一次有清华的,有地质学院的,还有其他院校的和社会的右派,春节之前,--按着规律,--该收容的就都收容进来,免得他们在外面影响他人过春节。除了右派,当然也还有其他类型的劳教人员。
在这一批人当中,还有一个公安局的。
这个人姓李,大概叫李守志,记得不大清楚了。
他的父亲是某个大区的书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全国30个省区上面还划为5个大区,是虚的,只设有大区书记,比如宋任穷、李雪峰、陶铸、李井泉等就是大区书记。
这个李守志原是市公安局某保卫处的一个队长。头年夏秋,西哈努克来北京,到颐和园去玩,由这个李守志负责保卫工作。这个人,把全队的人马布置停当之后,就带着女朋友划船玩去了。上级来检查工作,发现他这个人不在,大为光火,第二天就找他谈话。他上边是科长,科长问他你干什么去了?他说我陪女朋友玩去了,科长说你怎么可以擅离职守?他说我把人布置好了就可以去玩。科长说,你这是玩忽职守,要检查。这小子拿起手枪说,检什么查,我毙了你!科长一看,这小子玩野的,说:好,好,得了吧,你走吧。这小子气哼哼地走了。不想他前面走,科长就在后面按铃,马上进来两个人,这个科长立时就签发逮捕令,说把老李给我抓起来。这两个人也不怠慢,马上追了出去,一边跑一边喊,“老李老李,着什么急,说两句就得了,快回来,别走了。”这两个人追上老李,一边一个架住胳膊,拿出手铐,咔、咔两声,就把这个老李铐上了。就这样,隔了几个月,劳教了。
他原本是公安局的人,父亲又是大区书记,已经是很关照了。
他在公安局工作,知道的事情多,他还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他听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学生中的右派是十个指头都烂了。还说,我们右派的改造将不是短期的,可能要十年八年,可是我们却以为,也不过也就是三、五年的事。十年、八年,是我们连想也不敢想的,我们生命的最好时期,不是都要在这里渡过?我就是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对学生那么仇视,历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不都是学生打前锋吗?“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一二一六运动”不都是学生运动吗?那时共产党对学生运动是多么的喜爱?为什么到了现在,就那么仇视?
3、当上组长
姓沈的组长一走,这个组就没有组长了,李守志来了,他和我同时担任这个组的组长,不分正副,共同“主持”工作。
让我当组长,我可实没想到。在学校右派学习,让我当组长,已属过份,我是大右派,他们是小右派,大右派领导小右派,不是要更“右”吗?在收容所里,有那么多社会上的右派,有些原来还是共产党员,又有社会阅历,又有领导能力,怎么也轮不到我一个21岁的学生。我不知道是在学校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档案上写了可以使用,还是因为我在“闹监”之后表现得好争得的?
总之,我在监狱中被“使用”了。
尽管当了组长也还是劳教人员,--我当时也没有特别重视当组长这一点,--可是当了组长,一般来说,就没有人敢来欺负了。
队长找我们谈话,说这是政府的信任,要大胆管理。什么是“管理”?什么是“大胆的管理”?不清楚。反正队长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还是想自己的问题,怎么表现好,争取早日出去,一点也没有想利用这个组长的名头做什么事情。这反而对我十分有利,因为你越是不想利用权势做什么,各方面对你反而更好,领导和群众都欢迎你。
可是当组长这件事却不能不写,因为这个经历,也同样如影随形。我一共劳动教养了四年另12天,在自管前的半年里,我担任组长,在自管后的三年半的时间里,我一直担任小队长,它构成我劳教生活的全部内容。
大家都关在牢房里,也无事可做,于是就学习。学习什么呢?就是认罪服法。所谓认罪服法,就是痛骂自己,同时也痛骂别人。首先是痛骂自己,把自己说得越不是人越好;同时也要痛骂别人,表示立场坚定,表示与坏人坏事划清界线,坚决拥护政府对我们的惩罚,表示坚决接受改造。
像李守志这样的人没什么可骂的,说实在的,也不大敢骂。听听就完了。一般的小流氓,也没什么可骂的,就那么多事。所以,最可骂的就是右派,右派的事儿多。每个人都先把自己说得一塌糊涂,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共产党,如何丧心病狂反党反人民。然后别人比本人骂得更凶狠,更彻底,反正怎么说都行,只要不太伤人了。要说别人是避重就轻,不痛不痒,不肯老实交待。在骂自己的时候,说得越离奇越好,这样别人无从下咀骂你,说的小事别多了,说多了,别人就容易在里面挑毛病。其实,档案里早就清清楚楚,还用这时候交待?学习完了,心照不宣,还是要在这些人中交朋友,互相关照。
在同监房中还有一些工人,其中有一个比较胖的工人,是一个六级瓦工,因为无理取闹进来的。闲下来就聊起他的专业。他指着墙说:你看这墙,抹得就不平。我平时可从来不曾注意过墙平不平,经他指点,借着光一看,果然发现这墙抹得不平,他说,这个活,也就是三级工干的。我问你是几级工,他说他是六级工。怪不得他对别人的工作那么褒贬,六级工也算是大工匠了。
从地质学院来的那个学生叫吴赣生,赣生吗,自然是江西人,个子有一米八。地主家庭出身,写大字报的笔名是“猛狮”,看这出身,听这笔名,就够“反动”的。清华来的这个学生叫杨小平,个子比我矮,长得比较秀气,广东人。因为是广东人,所以说起话来,口音较重。他说他深受储安平“党天下”谬论的影响,我听起来,就好像他说“储安平党天下的‘妙论’。”我心里琢磨,他到现在居然还敢说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反动言论是“妙论”,胆子真不小。可是听他别的话,似乎又在批判储安平,就琢磨不透。听多了,忽然领悟到,原来他把“谬”读成了“妙”。一场误会。幸好我没有马上就批判他。
同室中还有一个姓李的,个子挺高,是哪一个学校的教员,记不得了,可是说起话来却毫无水平,毫无逻辑,所以我就瞧不起他。还有一个叫肖振那的,好像是航空学院的体育教员,他一来,就和我套近乎。还有一个杂志社的编辑,说起话来云山雾罩,油滑得厉害,我就批判他,说,我特别重视他这个“编辑”,他能“编”哪。其实这是我对编辑的误解,编辑并不像我当时想得那样可以胡编乱造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最接近的,当然是那几个学生。
4、情思
白天演的全是闹剧,只有到晚上,才是我心灵自由活动的时间。
时间已经过了40年,我此时的心情已与那时大不一样。在我的记忆中,在狱中,我曾写了这么两句话:“生也何足喜,死也何足悲。”在那个时候,似乎就已经把生死看透了。可是,究竟看透了什么呢?生命诚然可贵,可是只要死有所值,死也没有什么不可。死有什么了不起呢?
其时,我心中想得最多的还是我的女友。初恋的感情是那么难以忘却,虽然我心里明明白白,我是绝不会再得到她,可是仍然不由自主地想她,如丝如缕,不可断绝。想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想起漫步在水木清华,想起窃窃私语在未名湖畔,想起荡舟在昆明湖上,想起嘻戏在校园林中。想起她的倩影,想起她的声音笑貌。我祝福她,好像是我亵渎了她。
可是我
看不星光,
也看不见云中行走的月亮。
这种初恋的感情,真是刻骨铭心。初恋的感情,好像泼出去的水,是再也收不回来。
我记得我是在收容所里,所以我想她;可是我也忘记了是在收容所里,所以也想她,我的前程在哪里?
5、饥饿
平生我受过三次饥饿,这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在童年,那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末期,1947年,我11岁。沈阳被围困,没有粮食,我们吃的是豆饼、糠和野菜。但那是慢性饥饿,一点点的,豆饼也好,糠菜也好,胃总还能充起一点来。可是这第二次饥饿却不同,它是一下子就来了。晚饭没有吃,第二天只是两个小窝头,接着,中午是两个小窝头,一碗白菜汤,没有油。晚上也是两个小窝头,一碗白菜汤,吃不饱,晚上也睡不着觉。翻过来,调过去,就是难以成眠,时时向下咽口水,盼着天亮,又怕天亮,因为天亮之后,吃的还是那么一点点。翻一个身,小窗子又被人打开了,有人在向里面看。
终于盼到了春节,总要有个节日的气氛。改善了三顿,有一顿是大米饭,红烧肉,可是一个人是两碗饭,一碗肉,当然里面不少是菜和汤。质量是不错,可没有吃饱。
春节之前,我还有一个笑话,--我不知怎么形容这个笑话,也许应该说是可悲的笑话,--我居然建议队长在春节的时候给大家拜年,政府干部向劳教人员拜年!这又是我的“人本主义”的思想在作怪,我想这些苦难的人会好过一些。幸好我是一个充满天真的学生,队长没有责怪我,别人也没有嘲笑我。可是事后,我却不知道责怪我自己多少次!
春节还要庆祝一下,还要大家写点什么感想之类的,在各人写的感想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张志华写的前人的一句话:“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以清白之身,怎么会想到竟然在监狱中渡过一个可怕的春节!
6、去农场
北京市公安局所属的劳改农场有很多。最远的在兴凯湖,近一点的有南口农场和清河农场,再近一点的是团河农场,还有新都铁厂和新生化工厂。在出发的前夜,我们稍稍知道一点消息,我们组是去清河农场。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就苦了,王存心那一部分人去兴凯湖,我不知道为什么王存心去兴凯湖,是不是同他在公安局里调侃警察有关。
清河农场就在天津东边一点的茶淀车站。北京市民几乎都知道茶淀农场,也就是清河农场,它是北京市公安局最大的劳改农场。
出发之前搞得很神秘,就说是先演习,但是却把进入监狱时收去的“锐器”、“钝器”都发还给了我们,我的一双冰刀也在其内,自然是属于锐器了。然后就叫我们把行李都打好,排好队。我的行李多,--全部生活用品都在身边,所以就多。我不好求人,倒是队长,分派给几个小流氓,他们的东西少,要他们帮我拿。这时,我已饿得眼睛冒兰花,扛起行李,金光乱窜。而且,我也精神幌忽,说是演习,也没想到就走。不过,反正已经准备好了。倒是有几个“二进宫”的知道,这就要走了。那时刚开始劳动教养,所以,所谓“二进宫”的,都是先劳改过,这次又劳动教养了。他们这些人的命运,就这样了。
夜里11点出发,大客车,挤上去,汽车直接开到前门火车站的站台上,每组清点人数,汽笛一响就走了,离开了北京。终于离开了北京。
在车上,几乎没有人说话。好像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除了“二进宫”的,谁也不知道劳教农场是个什么样子,此一去前程如何?
下车时出了岔子。正是半夜,天非常黑,一个劳教人员乘黑,下了车就逃跑,却被发觉了,于是就追,“往东边跑了,快追!快追!”马蹄声、叱咤声,喊叫声,好一阵喧闹,最后是追回来了,但是,有两个骑兵战士从马上摔下来,--这些战士就是专门负责防止逃跑的,那里的地形很复杂,天又黑,壕沟又多,那些战士对路又不熟,--因此受了伤,这就更引起气愤,一个队长大喊:“给他加双铐!给他加双铐!”我一想,一个铐戴着就够难受的了,两个铐子加在一起,两个小胳膊必须全靠拢才行。那家伙算是倒了霉。
我们这部分人被送到了于家岭西村农场。虽然是后半夜了,可并没有太大睡意。一个组一个房间,大通铺,这时我同那个李守志已然分开,我是这个组唯一的组长,睡在靠门的第一个铺。
二、于家岭西村
睡不了几个小时起床的钟声就响了。洗脸、解手,乱糟糟一片,找不到东南西北。幸好,对厨房我们还很容易就找到了。这次是每人发了两个大海碗,粗磁的,个儿是够大的。我一下了就吃了两大碗高梁米饭和一大碗白菜汤,还有咸菜,肚子一下了就鼓了起来,营养虽然谈不到,胃却撑了起来,总算解决了饥饿。
无论什么人,进了收容所,都想赶快走,因为那里饿,农场不饿。
只休息了一个上午,下午就学习和发工具:铁锹、镐、扁担、麻袋片和绳子,准备第二天就去上工。
到农场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疏通通过老乡村里的一条排水沟。这个村离我们有十几里路。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排成队走向那里。那条沟不知多久没有疏通过了,好厚的淤泥。潮白河的二月,还是寒风料峭,虽然说是已经“八九”了,可是“七九河开河不开,八九雁来雁准来”,那淤泥还处在半化半不化的状态,这时的泥最难挖。早晨还是冻的,中午它就化了,或者,脚上去一踩它就化了。穿鞋上去,一会儿功夫鞋就湿透了,光脚上去却受不了那冻,温度在冰点以下。那时农场发的铁锹,都是尖锹,也叫桶子锹,是直的,乾土还好办,烂泥就不好办,不知道怎么挖。
这时出来两个老乡,教我们挖。
如果上面一层是烂泥,就要先把烂泥敛掉,这很费劲,而且麻包也装不了多少。如果是较硬的淤泥,--那泥也是一踩就软,--就在上面先撒上一层乾土,就可以挖了,边挖边退,后面的照样办理。渐渐地,我们总算找到了一点门路。
中午,我们就在野地里,就着西北风,吃送来的饭。
可是那饭却已经快凉了。我们过潮白河走的是小木桥,可是拉饭的大车却要绕很大一个弯子,九点钟饭就装了车,十二点吃饭,那饭还能热吗?
吃了就要拉,那滋味,“顶风拉屎,顺风撒尿”,西北风直往衣服里灌,全身无一处不凉快。拉完了屎,人也快冻僵了,赶快跑回去干活。
不过,人的生命力还是顽强的。在适应了最初的困难之后,人们立即追求精神上的解脱。不久,在出工和收工的时候,我们排列的队伍就不那么整齐,各个组间的人,可以走在一起。我时常发现,杨路和张景中走在一起的时候,手在不断地比划,右手在左手上点两下,不说话。旁边居然还有人看。我问看的人,他们在干什么?看的人说,他们在下象棋。然后就解释给我下棋的办法:事先规定哪一个关节代表车马将相,然后再规定什么是进一或退四、什么是横三或横五,这样就可以下无声的象棋了。
我可没有那种心情。
我只是在不断地想,想来想去,在这里要呆多久,什么时候才能出去。看着那荒野,看着那衰草,出工的时候,更常常看那一轮白日。那日头是白的。常常一个上午都是白的。那里的日头就是白的,因为雾气茫茫,但是又不很浓,所以看起来就是白的。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北京地方有时也得见,但是在城市里,人们很少有心情去欣赏它。
后来,也是在1988年,学气功,老师说,“丹”炼成了,“内景”就是一轮白日。
在于家岭西村我们没呆多久,就到了西荒地。
三、“五八四”农场
1、西荒地
那一年清河农场要向西扩展,新建5个分场,依照远近顺序开发,称为“五八一”到“五八五 ”分场。我们被分到“五八四”分场。我们那个队以右派为主,编为一个队,叫“五八四”一队。
农场的房子还没有盖好,我们就住在一间大席棚子里,南北两排木板床,四面透风,自然很冷。最难过的是下雨天,四处漏雨,大家只能找那不漏雨的地方躲着。大家挤在一个棚子里,什么洋相都有。我看到有两个人,整日不是坐着,也不是躺着,而是撅着屁股伏在那里,据说是痔疮,坐不下也躺不下,但是没有医药。五科有一个医院,但是去一趟谈何容易,来回要20多公里。
这次除了一直带着我们的贾队长,还有一个姓于的队长。这些队长都是部队上下来的,没有文化,也认不了几个字。晚间点名,念到一个人的名字,他不认识了,就说,“这是什么?”那个人也是个右派,就抗声答到:“是人。”他说的非常响亮,我们听得出,他带着非常大的轻蔑和愤慨保护他的被伤害的自尊心。那于队长看了他一眼,那个人的确是人,不是别的,但是,但是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这时有的人小声告诉队长他叫什么。
“五一”之前,组织了一次“向党交心运动”。交什么心呢?说来滑稽,交的都是黑心。向党交的都是黑心!我们没有红心,因为我们是右派,右派自然长的都是黑心,不是红心,不然怎么能当成右派?向党交心,就是交出这颗黑心。不过,党还是非常乐于接受这样交出来的黑心。其实呢,说穿了,还是把自己再臭骂一顿,说自己怎么怎么坏,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丧心病狂。为搞这次“交心运动”,总场又派来一些“队长”。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不管是什么职位,只要是派来管我们的,我们一律都称之为队长,就像在劳改犯人那里,对所有的警卫战士都称“班长”一样。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小战士,也就十八、九岁,农村来的青年,能懂什么?但是他这个人很好。我是组长,他就靠着我坐着,小声说点话。在他眼里,好像我同别的劳教人员不一样,有一次他小声对我说:“他们说的什么黑心红心,咱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心里暗想,你不明白我可明白,我也是一颗黑心,我同他们是一样的,我同你却不一样。他是那么单纯,可是也那么“无知”,对人世,对共产党制造的这些东西,实在无知,却要他来改造我们。他对我们好,我们对他也好;也有态度相当恶的,我们也只好忍受。
到“五八四”主要不是搞农田,而是为了修防洪堤,修一道沿着金钟河的防洪堤,堤身高有3米,宽有十几米,从20米以外的地方取土,这是个实实在在的累活,硬是要把几千立方米的土方抬上去。从那时起我的手上就有了老茧,右肩上的皮也变厚了。
从5月开始,给我们发补助。我们干的活都是非常消耗体力的,可以吃饱饭,可是营养是不够的。这时能给一点补助,实在是雪中送碳。
给补助也有个给法,那就是评级,按级发给。也就是五个级别。这一次我评了个一等一级,一等一级是5块钱。衣服,--就是教养服和伙食还是供给的。这钱算是不少了。
不料,那天晚上刚发了钱,一转眼的功夫,我那5块钱就不翼而飞了,这下子我可慌了,刚好那时邮局也来了,为的是方便有人要往回寄钱。这5块钱,是我第一次靠自己劳动挣得的,我应该首先孝敬我的母亲,可是这下子丢了,寄不了了。于是就向一个同事借了5元钱寄走了。
过了几天,进行年中总结,开会评比。这时一个叫刘焕阶的向我发难:王书瑶那天找人借钱,是不是因为他是组长,强借呢?这问题很有一些严重。在劳教人员中强借勒索,特别是当组长的,是很大的问题。刘焕阶这个人,也是沈阳人,在解放前曾参加过国民党的“铁血除奸团”,听这词,就够反动的。可能当时他也没干过什么坏事,解放后还当了国家干部,这次是右派言论和历史反革命两案并发,送来劳教,其社会经验是很丰富的。在从于家岭西村调“五八四”的时候,黄继忠已调到我这个组。这时黄继忠发了言,他说,那天晚上王书瑶丢了钱,找老张借钱,我是在旁边看着的,他不是强借,而是低声下气地向他借的,王书瑶还很不好意思。那个老张也自己说了话,说,他确实是求我借给他钱的,没有强迫的成份。队长也参加了我们这个组的讨论,此案算是了结。如果没有黄与张的证明,我这个组长就可能下台。其实,就是下台,也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如果背了一个黑锅,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下个月发了补助,我赶快把钱还了。
从此以后,--可能别处也发生过丢钱的事,--发的补助就不再发给个人,而是由中队统计员保管,用时支取。“佛爷”(北京人对小偷的尊称)也再没光顾过我。为什么北京人管小偷叫佛爷?因为北京人对什么人都喜欢称“爷”,比如“板爷”是拉排子车的,“氓爷”是指小流氓或是流浪汉。小偷为什么叫“佛爷”?我想可能是因为有一尊佛,叫“千手千眼佛”,小偷有时又称“三支手”,所以可以同这个“佛”连系在一起。
这时还流传一个趣谈。
那时劳动强度大,营养不够是普遍的现象,一位右派先生就向家里求援。他的妻子回信说:“你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今儿啼饥而妻嚎寒,还好意思要什么营养,克服吧!”一时广为流传。
2、七里海会战
这是我们到农场之后,由总场组织的第一个大会战,地点在三分场的北边,已经出了清河农场的范围。
在58年大跃进的年代,组织一次这样的会战,声势是很大的。每个组、每个队都要力争上游,是“对每个人的考验”。表现得好坏,将直接关系到早日解除劳教,上边是这么说的。
我们队就住在三分南场,距离工地总有这么七、八公里,因为是夏天,就在地上打地铺睡觉。在这样的时候,可要表现好。会战是修一条大坝,取土的距离也有四、五十米远。组织土方工程也有个说法,大约在取土困难的时候,挖锹的要棒劳力,运距较远或爬坡较陡的时候,抬抬的要棒劳力。好在我哪样都行,倒可以起一个带头作用。第一天,我们组挖了100多方,第二天却怎么算,也只有99方,只好这么报了。不料,却因此大受赞扬,因为我们比较实事求是。
那会战是很累很难的。我同清华的杨小平一个抬,他就是有些想不开,到了这个份上,不干是不行的,只有表现好,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今天吃些苦,明天可能就早日出去,我这样一边抬抬,一边对他做思想工作。我是豁出去了,我同杨小平的关系很好,我也真心实意地要他好。吴赣生是组里的计工员,他的表现是不错的。我主要就依靠我们这些学生。
大会战的声势很大,干得也很猛,伙食有所改善,可是,这样拼命地干,人总有受不了的时候。还算人道,在工地的外面,搭了一个席棚,供那些实在累得不行了的人临时休息用。到了第四天,我终于也不行了,放下抬子,来到休息棚中休息。这时我看到王国乡躺在那里,杨路脸向外也躺在那里,他瘦弱的身体蜷屈着,肩头在抽动,我问国乡:
“他怎么了?”
国乡说:“在流眼泪。”
我心里很难受。我们怎么了,我们犯了什么?
我也在忍着眼泪,我也想哭。可是不能哭,一定不能哭。要挺住。可是我人却倒在地上。
虽然我竭力忍耐,最后我的眼泪还是流了出来。为什么呢?
这三个人,居然全是我们北大的。
过了半个小时,我又去干了。我不能躺得太久了,我是组长,不能躺得太久了。
不干行不行?少干点行不行?也行,没有人会用鞭子抽我们。可是,干得少会比多挨累更不舒服,不如就干。
到了第六天,下午,我们正在干着,突然,队长一声哨子响,“赶快收工,工具不拿了,赶快走!”我们都楞了,再回头一看,可是不得了,一大片黑云,滚滚而来,排山倒海。要走已经迟了,刚刚离开工地,狂风一起,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而来,不到一分钟,每个人的身上就都湿透了。豆大的雨点借着风势,无情地抽打着我们,从头到脚,人好像掉进了冰窟窿里,风还在不停地从我们的身上把热量刮走,混身抱团也没用。雨,也就下了这么个10几分钟,可是湿透了的身上被风一吹,还是冻得人瑟瑟发抖。
路已经成了一片烂泥,一步一滑,一不小心就是一个跟头,只好在渠堤上走。走着走着,我忽然发现一个现象:在脚下踩着的地方,是一个小土包,每隔大约70厘米就有一个,每一脚都刚好踩在这个土包上。我想,为什么偏偏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土包,而不是在别处?每个人在走上渠堤的时候,都完全是随机的,可是在最后,却一定会形成这样一个一个的脚印,这里面是不是存在偶然和必然的关系?因为很多人在上边踩,形成小土包是必然的,但是,在什么地方形成小土包也是必然的吗?如果不是必然的,那么是纯属偶然的吗?
在什么地方形成小土包,同第一个走上这渠堤的人有关。如果第一个走上这渠堤的人踩到这个地方了,这个土包随后就会在这里形成。于是,这个人的出发点,他的脚步的大小,就决定这个土包的位置。那么,它是偶然还是必然的?
对于第一个走上这渠堤的人来说,这个土包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形成,是必然的;可是对于这渠堤而言,恐怕就是偶然的了。
可是,如果第一个人在路上绊了一下呢?
那么,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我一边淋着小雨,一边胡思乱想,倒忘记了苦。
到了教室里--我们就住在三分南场的一个教室里,--赶快换衣服。我还好,还有两件衣服好换,有些小流氓就惨了,很多人就是一袍一褂,哪有衣服好换?于是就在室内升火,就用打地铺的稻草,过了一会,又打来姜汤,喝了之后,身体才暖和过来。
七里海会战之后,我们又回到“五八四”,这时新房子已经盖好,我们不再需要住席棚,我们又住在房子里面了。接着就是会战总结,会场就在两栋住房中间。“五八四”一队在总场获得好评,因为“五八四”一队是以右派为主的队,所以这点就特别重要,说明右派改造得挺好。在队里,我们组表现得不错,我个人也受到奖励。然后是发言。有人说了很多豪言壮语,受表扬的组长只有三、四个,所以也要我说说。我心里很难受,一直想着在席棚中杨路哭泣的情景,所以我只是说,我是犯了错误的,干些活是应该的,有了一点成绩,政府还给我这么大的鼓励,我感到很惭愧云云。不想,这个低调的发言,居然获得很多掌声。
在1958年,在各种地方都豪言壮语满天飞,在大小动员会,都要积极表态。也让我写过几回发言稿,但是都不能用,因为都是低调的,没有豪言壮语,队长说,你的感情是好的,可是这在动员会场上不能用。
我“豪”不起来。
从七里海回来,我的身体几乎垮了,没有力气,干活也干不动,我向主管的贾队长请假,想回北京休养一段时间,回来再干,贾队长说,不要着急,慢慢就好了,以后也不一定那么累。
不久,就实行了“自管”。
3 自管
所谓“自管”,就是在劳教人员中设立小队,由劳教人员充任小队长,取“自己管理自己”的意思。我对这个并不上心,不论是不是“自管”,我都要“改造”,都是那么回事。
可是你越不上心,它还就越来找你。
8月份,也就是我们教养半年之后,在清河农场中实行了自管。
那天上午,队长通知三个人去五科礼堂开会,有人民大学的讲师陈翔,社会上的干部吴庭均,还有一个就是我。尽管我不在意,但是能当上小队长,也还是很高兴,不高兴就不是人。这时我赶快换衣服,队长催我说,“去开会,不是去搞对象!”我竟然冲口而出,“我有对象!”心里想的居然还是我的女友。刻骨铭心哪!就是忘不掉她。其实,她早已不是我的了。
去五科开会要走十多公里的路。这一次是很愉快和轻松的旅行,心情很好,所以有兴致边走边看,欣赏沿途的光景。过了潮白河,拐向北,东边就是二分场的地界,那个时节,水稻长起来了,埂埝整齐,一块块的方田,风吹稻花娓旖而动,田间还有大喇叭在广播乐曲,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令人欣赏,令人陶醉。如果不是劳教,这里还是个好地方。那整齐的即将丰收的稻田,使人留涟,难以忘却。
回来之后,队里宣布,陈翔为一小队小队长,我是二小队,吴庭钧是三小队。另外还设置一个中队统计员、一个中队宣传员,统计员是朱振环,宣传员是邓蜀生。
说实在的,经过半年的磨合,我们这个组已相当和谐,互相帮助,没有钩心斗角的。(有人当然还是想搞,可是搞不起来。)我还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组,这是我苦心经营的。
当了小队长,果然情形就不同了,活没那么累了。原则上,统计员、宣传员属于共同劳动,小队长属于半日劳动,但是,实际干起来,那也很难说,你就是整天到处逛逛,也可以。在全小队集中干活的时候,众目睽睽,你不干就人人看得见,但是在全小队分散的时候,那就谁也不好考察了。但是我还是尽量做到半日劳动。体力有了,劳动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一个小队长,就要管三个组的事。在一次土方工程中,六组的几个人,又搞名堂,就是又装了一个大抬,有五、六百斤重吧。--在“大跃进”的年代就兴这个,可我就是最讨厌这个,它的效率比正常的抬子低。装上了却又抬不走,我非常恼火,我对他们喊:“你们想干什么!装那么大抬,抬得起来吗?少搞这套!”可是装起来就要抬走,于是我就找了他们中最棒的那一个,硬是把这个大抬抬走了。我讨厌这套,以后就不大有人搞这种华而不实的名堂了。搞这种大抬,又费力,效率又低。我发脾气,但心是好的,久了,人们也理解。我按着自己的方式做。
邓蜀生不用说是四川人,原是《时事》杂志社国际组的组长,那时的《时事》杂志是很有名的,他的妻子是秦怡的妹妹秦文,也是小有名气的电影演员。他一下子跌入这个环境,他那个人的气质,是受不了的。有一次我们在同一个工地上干活,他干得有点不对,我也是习惯了,我说,这样干不行,口气冲一点,干这种活不是坐办公室。他对我大声嚷嚷:“你少跟我喊叫!”我一看他那个样子,一声没吱就走了。当时一个队长站在旁边看着,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得出,他一定在想,怎么王书瑶叫他这么一顶就走了?其实,我对他什么想法都没有,不听就算了,干我什么事。
其实,大凡一个人的地位是受人羡慕的时候,也同时就容易遭到妒嫉。
从那之后,他倒是再没同我找过麻烦。他后来还给我们看过他老婆的照片,好漂亮,一个非常性感的大美人,他不日夜想念她才怪呢!
4、强迫劳动
我当小队长之后,队里派了一个叫符琏的去当我原来那个组的组长。这个符琏是个二进宫的,以前劳改过,有劳改的经验。
世界上的监狱除了铁门铁窗是相同的之外,还有一点恐怕也是相同的,那就是在他们当中都有“狱霸”。狱霸总由胳膊根最粗、最“横”的那个罪犯充当,狱卒也就利用这些人整治犯人。一个犯人入狱,必须效忠狱霸,否则,就有得罪给你受。白天整治不了,就在晚上,趁你熟睡之际,来个“蒙头会”:把你的头蒙上,然后打得你死去活来。待你把头揭开,打的人都已各归各位,你不知道是谁打的。
在监狱中最受优待的是杀人犯,杀的人越多越了不起。一进监狱,同号就有人问:“干什么了?”如果回答说是“杀了人,”这个人就了不起,没人敢欺负,怕他。最倒霉的是“花案”犯人,所谓花案,就是属于男女关系这一类的,像强奸犯之类的。这种人到了监狱中,如果对狱霸孝敬得不好,那罪可就受大了:他们会给他“拔毛”,把阴毛一根根的拔掉,还问;“还想不想干了?还想不想干了?”鲜血直流。
符琏劳改过,有过经验。他当了这个组的组长,就看上了一个姓一个叫贾真世的。这个贾真世可能在收容劳动教养时就没有签字,来到农场之后经常“消极混泡”(这是在农场经常使用的专有名词,指那些以消极态度对待劳动的人),不肯好好劳动,就叫符琏看上了。那一天也是一个土方工程,贾真世还是不肯干,符琏就找了两个棒劳力,其中也好像有他自己,--总是他组织的吧,--用一根绳子把那人绑在扁担上,另加上一个装土的麻包,装上土,然后就由这两个人抬着走,这一抬不要紧,贾就像杀猪一样叫了起来,是绳子勒得叫了起来。这些情况我都亲眼所见。他这一叫,全队的人就也看到了。我不知道在解放后的劳改队里是不是都这样整治不肯劳动的人,是不是合法?符琏可是劳改过的,他应该知道。这时,新来的一个姓张的队长也在旁边看着,他是个转业军人,他恐怕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他也不知所措,他也没有表态。这事发生在我这个小队,很多人也就对我投来莫名其妙的眼光,我看着太不像话了,就上前制止了符琏。我说:“把他放下,他是不是接受改造,是不是接受劳动,是他自己的事。他如果拒绝劳动,由政府管他,我们干自己的活。”这样,这事也就过去了。
这种强迫劳动,是整个四年劳教中最不和谐的音符。
(写这件事,我一开始用了一个真人的姓名,杨路看了以后说,不是这个人,是另外一个人,你要是把名字搞错了,回头会吃侵权官司,于是我就起 一个“贾真世”这个名字,表示,姓名是假的,可事情是真的。
写这件事,和写后面“徐大钢之死”、“张志华逃跑”,对我都不利,但是,我还是要写。不写行不行?不写也行,可我还是要写。我写这个回忆录,并不单纯是为了我个人,而更是为了历史的真实。真实的细节,是历史真实的必要条件,历史的真实,依赖于细节的真实,没有细节的真实,也就没有历史的真实。
如实地写出这些事件,也是我的责任,如果我隐匿了这些真实发生的事情,谁能使它大白于天下?谁能知道劳教中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如果现在有人要研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劳教情况,我这里提供的是第一手真实材料,比如何时开始实行“自管制度”,建制如何,生活如何等等。而自杀、强迫劳动、逃跑,还有其他情形,都是真实的。
现在有人研究明代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其中之一、也是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直接从《明史》中的“食货志”中找材料,但是,《明史》是清代人写的,经过一、二百年,或可出现失真的地方。于是有人就从明代人写的小说或其他文字上进行对照,比如从《金瓶梅》中找寻材料。《金瓶梅》的历史背景是北宋,但是,作者可是明代的人,一些细节,——因为不是写历史——所以就自然用明代时的材料,那里面就有许多琐碎的生活纪录,比如一钱银子可以买到多少产品或劳务,这就都依靠细节的真实。
我写这些对我总有些不利的细节,也是为了追求细节的真实。至少,对上面说的三件事,“强迫劳动”、“徐大钢之死”、“张志华逃跑”,我都有一些“领导责任”吧?至少,我没有能够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其实,一个同样是劳教人员的小队长,其责任能力、活动空间也都是十分有限的。)
四、三分北场(上)
1 、“祝君早安”
十月中上旬,是在水稻已经收完了的时候,我们中队又被调到三分北场。
三分场由两个场组成,南场和北场。南场又叫青年农场,完全由北京青年组成。所谓北京青年,就是一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北京高中毕业生,那时还没有“知识青年”这个名词。我想是属于就业的情形。北场则是劳教农场,我们就要住在那里。
刚过去的时候,是临时住在南场的大礼堂里面。全队都住一个礼堂,夜里的声音就不用说了,发出什么声音的都有,一组喧闹的大合唱。由于有了自管组织,有些全队的事,常常就由我们五个来管。我们三个小队长轮流值班,第二天是我值班,提前起来,洗漱完毕,一声哨响,我高喊一声:“起床了!”接着又说:“今天是十月九日,我值班,祝大家早安!”这一下子不要紧,立刻迎来一片掌声,还有喊好的。总之大家听到一声问候,都很高兴。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这本是人之常情。可是我们有些时候就是忘记了这一点,或者不愿做。别人好了,我也好了。在这整个一天,我都觉得十分愉快。
到了三分场之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把已经收割的稻子运进场院。那时南北场还在用同一个场院,我们的人和青年农场的学生都往一个场院里运稻子,我在那里指挥分垛,可是在碰到学生的时候就不好办。如果是在学校,我对他们自然就有优越感,我是大学生,可他们不是。可是在这里,我是阶下囚,他们是清白的主人,难免自惭形秽。队长看出了这点,就换了人。
住进北场之后,开始我还住在组里,还在床前放了一张办公桌。居然办起公来。有人就嘲笑我,可能在此之前就没用过办公桌。正是如此,我是学生,用的只是书桌。
同室住着一个叫向朝栋的人,咳嗽起来可是没完没了,一次就要五分钟,惊天动地;可是不咳嗽了,却与好人无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排他的工作:说是好人吧,咳嗽起来要死要活;说是病人吧,不咳嗽了却与好人一样。后来要我们五个人都搬到队部边上的一间屋子里住,叫“小队部”,我才少有机会听他的咳嗽。
小队长不同队员住在一起,显得地位更高了,于是,有些人对我的称谓也变了。有些人还依旧称名道姓,有些人就只叫“小队长”了。更有甚者,有一个家伙,就直接叫我“队长”了。叫了几回,我说:“你想干什么?队长是政府干部,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想给我找麻烦?”骂了两回,他才不叫了。
在搬进北场的时候,人员又做部分调整,一些有地位的人都编到了四队,我们仍然是一队。象人民出版社的戴文葆,就到了四队,黄继忠也到了四队,他们的工作要轻一些。我一般的都不同教师或干部交朋友,因为地位不同,共同语言就比较少。可是在同黄继忠的几个月的共同生活,却使我们有了相当的感情。他的性格正直又伴有急燥,有很强的正义感,这倒不是因为他在我借钱的问题上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还十分喜爱音乐。“天伦歌”、“秋水伊人”、“囚歌”,都曾引起过我们的共鸣。还有一段音乐,是在学校时听的。那时我已与女友分手,正处在失恋的时候,有一次我去颐和园,路经西苑,那里正播着一首乐曲,我听来那么缠绵,充满了忧伤,充满了怀念,充满了徘徊不去情思。其实,这段音乐我以前也听过,只是不知其名。从那之后,我竟然经常哼哼这段曲子。有一次我又想起来了,就问黄继忠,这是哪里面的曲子?他说,这是《茶花女》中茶花女失恋后的一个唱段。诗言志,歌咏情,一支好的乐曲,确实能把人心中最深切的感情唤起来,确实能令人的感情在乐曲中得到抒发。
黄继忠还有一段故事,是他自己在“交心运动”中交待的。
1945年沈阳被苏军解放之后,也有一部分美军进驻,老黄学的是英语,当时就在美军中担任翻译。他到沈阳的时候,苏联红军抢男霸女的高潮还没有过去。有一次他同一个同事在一个酒馆中喝酒,外面噪噪嚷嚷过去一群人,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人,说,过去的那群人中,就有刚刚抢了东西的红军,黄继忠立刻就拔出枪,赶了出去,可是那些人已经走远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老黄的正义感和不乏莽撞的性格。
到了三分场才算真正到了农场,干的才是真正的农田活。秋收之后就是翻地、平整土地、冬播,还有积肥。我们一共要管十六条渠道,从一渠到十六渠,都时常派我们去干不同的活。这样分散,不便于管理,却极便于我溜达,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只要有我这小队干活的人,我都可以去看看。而且,这些活一般也都不累。这是我们最轻松的一段时光。
1958年,全国都在大跃进,清河农场虽也不能例外,可是相对来讲,却是动作不大。劳改犯和劳教人员本来就是大食堂,干部不多,对干部也不要求大锅饭。在生产上,基本上还都是按着正常的程序和方法,还没有要求大放卫星,所以当年的生产并未受到影响,我们的生活供给也还正常。
清河农场的大米非常好吃。一种大米好吃不好吃,先看它的品种,然后还要看它的施肥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施肥的情况还更重要。
清河农场的大米,主要有两个品种,一个是水原三百粒,一个是银坊,银坊是从朝鲜引进的。两个品种的产量差不多,银坊略好吃一些。
清河农场的大米好吃,主要在施肥上。这两个品种的大米,其他地方也生产,但是并不那么好。清河农场种这种大米的时候,是先在夏收之后,在地里种上一荐黄豆,到了秋季,这荐豆子必然不能成熟,在枝叶茂盛的时候,把它翻到地里去,这就是水稻的底肥。到了来年,再插上水稻,那大米若是不好吃,那才怪呢!其他不曾这样施肥的大米,就没有那么好吃。只有在改善的时候,我们才能吃到这种特别好的大米。
那大米是真好,简直都神了!一层油。吃到咀里是黏的,可是绝不像江米,主要是油大,那饭吃起来可以不要菜,一样香。吃完饭那碗都很难刷,那米粒子粘在碗上,搞不掉。这样的大米饭我们享受过几顿,强过小站米。现在想起来,也还是口水直流。
只是,这种大米的成本很高,到后来一味追求产量,没有足够的底肥,虽然同是银坊稻,可是就不那么好吃了。
大约只要是有人群的地方,就要有组合和分化,就有各种矛盾。有一次我听到两个人在对骂:
一个骂:“你假斯文!”
一个骂:“你道貌岸然!”
一个骂:“你表里不一!”
一个骂:“你心怀叵测!”
后来更急了,
“你衣冠禽兽!”
“你禽兽不如!”
虽说劳动强度不高,可是生活节奏还是很紧张。早晨从起床到出工,只有半个小时。起床钟一响,立刻就要爬起来,挤上牙膏,一边上厕所一边刷牙,回来再洗脸、吃饭。饭是用大木桶装的,从厨房抬回队里来。抬那饭桶也不简单,总有三、四百斤重,特别是稀饭,最重,总要棒劳力才成。回来再按组分到大盆里,再分到个人。
很多人都有晨便的习惯,早晨那么紧张,出工之前来不及,排队走到工地,许多人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干活,而是大便,在埂埝上排成一排,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队长最恼火的就是这件事情,不干活,先拉屎。可是也没有什么办法,都是粗粮,吃得又多,不拉怎么办?谁不愿有一个文明的生活方式?
组和组、队和队之间都有竞争,都想争个先进,至少不能总是落后。同一小队陈翔的竞争比较好办,他是大学讲师,按步就班的工作就是了,可是三小队的吴庭钧就不那么好对付,他总有些新点子。比如,分配一件新任务,第二天早晨,我们刚吃饭,人家已经带了一部分人先去打前站,我们到了工地,人家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我们就相形落后。这是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非常讨厌。你起得早,我就要比你起得更早,最后成了什么样子?
冬季还有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疏通排水沟。冬天上了冻才可以做这件工作。清河农场靠近海边,盐碱很重,一个有效的治理办法就是上边灌水,下边排水,把盐碱压下去。为了很好地排水,排水沟就要深,所以每年都要疏通。在砸冰块的时候,我总结出一个“平行四边形原理”。这个原理是,沿着冰块的边缘向里划一个平行四边形,在那个顶角上刨,很容易就打下一块来。
总的来说,这一年冬天过得还算不错,在春节时还热闹了一翻,劳教生活刚刚一年,思乡的情绪还不严重。每到这时候,谁都想家,可是我还是总也忘不了我的女友。
这一年春节,我哥哥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人逢佳节倍思亲’,你是否知道亲也倍思呢?”
所有的家里人都对我牵肠挂肚。
我现在有了小孩,每当她回来晚了,我和孩子她妈,总怕她是出了什么事。我在劳教那个地方受苦,家里人不是更加挂念吗?
转眼已经到了1959年的春季。
开春之后,头一件农活是防止小麦霜冻。不累,但是很辛苦。霜冻总是在凌晨两点到五点,这正是睡觉的好时候。最辛苦的要算技术员,他们负有监测何时会有霜冻的首要任务。防止霜冻的主要方法,就是放烟,在各个渠道上预备柴草,一声令下,同时举火,但是火却不能烧起来,明火起来之后,就要用湿的柴草再把火压住,要的是烟,不是火。这烟当然要放在上风头,随风吹去,笼罩在麦田上,就可以防止霜冻。这个工作,人员分散,大呼小叫,技术员拿着温度计,用手电筒照着,水银柱一下降,立刻就喊,点火了!大家立时点起火来。
也有的时候,白等了一晚上,没有霜降,又冻又困,回去睡觉。
2、徐大刚之死
这是我们劳教以来第一个非正常死亡的人。
59年3月28日,新华社发布了关于西藏达赖喇嘛叛乱的消息,然后又是平叛的消息,电台广播,报纸报导,我们也要跟着学习。我们学习,无非就是斥责达赖喇嘛而已。在平时,别说是我们这个劳教单位,就是在社会上,也总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干部、群众;党员、团员、积极分子、一般群众,也可能还有落后分子,有些事总要由上而下这么贯彻。在我们这个单位自然也不例外,队长是干部,首先依靠的就是我们五个人,其次是组长,再其次就是不挂名的积极分子,有的时候是生产问题,有的时候就是思想政治问题,开会批判什么人,那更是家常便饭。开会之前,当然就要按惯例,先找积极分子布置。这一次是在达赖叛变之后,因为什么事可是忘记了,总之,是正在此时,找了一些积极分子开会,万万料不到,却因此引出一出悲剧。
早春天气,常常雾气迷蒙,我们小队有时要同时在几条渠道中干活,渠道之间有农道,每隔几条农道,还种了防风林,有二十几米宽,以防止风沙侵害,有的树已长得很高了。每当迷蒙的雾天,从这条渠道看远处的渠道上的人,人影瞳瞳,弯腰曲背,好像鬼魂在游荡,说不出的诡异。
由于人员分散,收工的时候,人就不那么整齐,不能经常清点人数。就是那一天,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四组却发现少了一个人,一看,是徐大刚不见了,立刻报给我,我也马上报告队长,有人说下午干活的时候他还在,快收工的时候,他到防风林上去拉屎,收工的时候就没有注意。这时饭也顾不得吃,赶快出去找。走出场部没有多远,就见一个职工走来,说在防风林中好像有一个人上吊了。我的头“嗡”了一下子。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由场里的人处理,不需我们插手。但是,徐大刚却是死了。
徐大刚是湖南人,个子不高,是哪一个设计院的技术员,当然也是右派。他被送劳动教养就很想不开,所以就总是郁郁的,他这个人非常直朴,想不开的事他也直说,是个典型的不知变通的知识分子,迂得厉害,由此,也就常常受到批判,就成了一个小“运动员”。不过,每次的问题也不大,从我们这些人来说,也并没有对他有什么歧视。可是这种情形对他来说,却是越来越难忍受。这次西藏达赖喇嘛叛乱,本是与我们这些人是八丈竿子也打不着的事情,谁知找几个积极分子开会,竟引起徐大刚这么大的疑心,以为又要开会整他。劳动是被迫的,整日在精神上又这么提心吊胆,这种日子,对他来说,可是已经过够了,终于自己走上了通往天堂之路。
他的这种思想状况,是我们清理他的遗物时,在他的日记中发现的。
他的孀妻还很年轻,带着他的孤儿来收理遗物。一个完整的家庭毁了,以后他们的日子怎么过?那孩子长大了,他怎么说他的先父是怎么死的?
“不自由,毋宁死耳!”但是这个死的代价不是太大了吗?
徐大刚,你这样留下孤儿寡妇就走了,你的心里放得下吗?
在我们调来三分场的时候,符琏就没有同来,都是右派了。各个组的组长都是经过挑选的,差不多都是比较本分的右派,没有虐待这类事件发生。思想批评和批判,在那个时期,是在任何地方都不可或缺的,这是一道主莱。自查起来,我们对徐大刚并没有过火的行为,而且,我还觉得徐大刚这个人还是满不错的,只是他过于内向,批评挨多了,说话自然就少了。
由于迂,徐大刚做事也是认真的,劳动也总是尽力。记得有一次土方工程,——那时我还是组长,——又是累得不行,就在土堤与马道边上休息(运土的道我们就叫马道),——迷迷糊糊,就听到打夯的号子声。防洪堤上土之后是要夯实的,打夯就要唱夯号子。我们不会唱,就学、就自己编。一般我们常唱的是:
打起了夯那么哎嗨哟,
使把劲那么哎嗨哟,
修好了坝那么哎嗨哟,
保丰收那么哎嗨哟,
……
也有很急促的:
打起夯,嗨嗨!
举高点呀,嗨嗨!
谁不使劲呀,嗨嗨!
是王八蛋哪,嗨嗨!
那一次我听到的是完全另外的号子,--那简直也不是号子,而是在唱诗,正是徐大刚在领唱,领唱也就是领夯,他的体力不好,但是却在领夯,那夯号子是:
唧唧复唧唧,嘭!
木兰当户织,嘭!
不闻机杼声,嘭!
唯闻女叹息,嘭!
……
现在徐大刚却已经去了,再也听不到他用湖南口音唱的《木兰辞》的夯号子了。
平整土地是春播前的必要准备,其中最难干的是水耙地。这种地是要育秧的,所以要求平整度最高。先在地里放上水,然后就用牛拉的耙去趟平它,同时也把土块弄碎。那耙很窄,人站在上面,弄不好就会掉下去,赶着牛,牛也不太听话,--牛也觉得累,--“劈嚓叭叉”,弄得满身泥水。干这活的,都是富有经验的老农田工,他们可真了不起。他们的工分也最高。
秧苗长起来了,就要除草。盐碱地里长得最多的是三棱草,它很容易识别,长得很细很长,叶子是三棱的,也容易拔。最难识别、也最难拔除的是稗草,它长得同水稻相差不多,茎和叶脉都很相似,根也扎得很牢,尤其是其中的一种“毛稗子”,长得更与稻子差不多,只是在毛稗子的叶底部,有一点绒毛,所以叫毛稗子。我不知何时认识了这种毛稗子,见了就拔。那边技术员也在教我的队员们在识别这种毛稗子,他对他们说,“王书瑶准不认识这种毛稗子,你们把他叫来。”不想,我一过去就把其中的毛稗子拔了出来。
拔草这个活可实在是轻松,只有唯一的缺点就是蹲的时候久了,腰疼。干这个活极宜于聊天,我们也就利用这个时候谈天说地。
3、杨路
这个时候同我最聊得来的就是杨路。他的文化素养比我高。尤其是记忆力更好,可就是胸无成府。
就在到了三分场不久,我就听校外的人说,张景中和杨路被称为“北大双玉”。我听了很不以为然,我在北大都没有听说过,可是校外的人却知道。要知道,北大物理系的学生可是眼高于顶,是谁都瞧不起的,就连马寅初校长在学校也是公开承认,在北大有一个“大北大主义”,在物理系,还有一个“大物理系主义”。这次闹右派,就是物理系的右派,“数量多,质量高”,别的系比不了。现在忽然出了一个“北大双玉”!我将信将疑。
张景中同我不在一个小队,我没有去找过他;可是杨路同我在一个小队,而且在海淀分局我们就打过招呼,不管他是不是“玉”,我同他都谈得来,所以就有较多的交流。一边拔草,一边聊天,也是一乐。
我出生在沈阳,沈阳原是满清时的盛京,在文化上从来就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后来日本人占领了东北,沈阳虽也一直是东北的首府,可是日本人本身并没有多少文化积累,找遍了书架,也找不到一本日本的世界名著,--至少,我不知道有什么能与“红楼梦”或“战争与和平”相比的名著。他们重视的是经济和暴力。解放后,向苏联一边倒,学的都是俄语,所以,在沈阳,主要的外语语种是日语和俄语。学俄语,解放后,主要介绍进来的都是斯大林时代的作品,虽然也有托尔斯泰和普希金,可是,对我们中学生来说,当时却主要是读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在中学,我读了很多书,可是绝大部分都是苏联时代的作品,歌颂斯大林的。我受的是正统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可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来,我对斯大林的崇拜,就变成了轻蔑,那些文学作品对我的影响,也就一扫而空,我的文化,出现了一片空白。
杨路则不然。杨路出生在成都。成都虽也在内地,可是在历史上就是文化积累很深、人才辈出的地方,杜甫以下,不胜枚举。在现代,又出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抗战时期,那里是大后方,又集中许多文化精英,所以文化沉淀很深,再加上家庭的影响,杨路对西方文化就接受得比我多。还是在“五一九运动”时,杨路就用拜伦的诗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在“最后的宣言”中引用拜伦的诗句说:
“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世人也不爱我
它的恶臭气息,我从没有赞美过
也未曾向它的偶像崇拜的教条下跪
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应声吹捧
因此世人无法把我当同类
我不是他们之中的一个,虽侧身其中
我的思想和他们是全然不同
要是不怕玷污自己的心,屈辱了自身
也许我至今还在那人海中浮沉
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人世也不爱我
但是让我们漂漂亮亮地分手吧
虽然没亲眼见到,我相信许多事并非虚妄
世上的确有希望,不骗人的希望
也有真正的道德,慈悲的心肠
不肯编织陷害懦弱的人们的罗网
我相信真有人为他人而深深地悲伤
世上真有那么一、两个表里一致的人
善良并非空话,幸福也不是梦萦
爱之弥深,恨之弥切,这诗句虽则表现的是恨,可其中却包含多少深切的爱。世人不能理解诗人,当然也就不能理解杨路。当然,说世人不能理解诗人,并不确切,如果世人真的不能理解诗人,拜伦就不会那样被人崇拜,但是,也确有许多人,是既不能理解诗人,也就更不能理解杨路的。
我同杨路谈各种问题,诗歌、文学、历史和政治,不过关于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特别是“五一九运动”,我们是不谈的,只是心照不宣。我们还谈学校中的各种问题,有一次,我终于同他谈到了丁雅丽。
杨路对丁的评价不高,说她脑筋迟钝,理解问题的能力差,也缺乏诗人的情感。我一想,哎!(读第二声,突然警醒之意,)全校的同学都为之倾倒的丁雅丽,为什么杨路对她的评价那么低?我再一想,明白了,他可能在她那里碰过钉子!对了,哈哈!他在她那碰过钉子。哈哈,以杨路的气质,他对人的要求,品味是很高的,他对她不会没有过想法,试探过,也可能还写过诗,所以才有这一层的了解。这就对了。有趣极了。不过,当时我可没说出来。
这时我觉得我很聪明。
不过,话说回来了,我对丁这个人,也只是取其外貌,连句话都没说过,又能有多少了解呢?
她的智力是够的,不然也读不到北大四年级。可是判断一个人,不能只看外貌和智力,也还要看气质和品味。而且,还有一个合来合不来的问题。当时我还不敢相信,爱情已经永远地离开我了。
到了“五一”,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这一年“五一”前后,又进行了一次“交心运动”,也还是继续清算自己的“罪恶”。不幸的是,杨路居然在这次交心运动中,一下子交待了一百条“反动思想”,这一下子引起了轰动。对这件事,我在事前居然一无所知,只是到了在全分场大会上宣布了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材料没有经过我,是由他本人还是由组里直接交到队里的。这一下子被抓了典型,不但在分场当了典型,而且在总场也当了典型。杨路好像吃了蒙心药,过去的事已经完了,臭骂一顿自己也就行了,又引出许多麻烦。这件事对他的不利是非常明显的。他在七里海流眼泪干活的成绩几乎全废了。
唯一差堪自慰的是,因为这是在“交心运动”中自己主动交待的,又被抓了典型,所以不予处分。但是,他的形象已经损坏了。
4、插秧和收麦
到了六月就开始进入插秧阶段。这也是农忙的一个时期。插秧分为三个工序,首先是拔秧,对拔秧的要求是要连根拔起,不能带泥,带泥那会给“分秧”带来困难。然后是运秧,距离较远,要用马车运,运到地头,再用大筐挑到埂埝,再“抛秧”,要抛得均匀。最后是插秧。插秧是关键。对插秧的要求很严格,因为这关系到秧苗的生长。我们插秧的方式是向后退着插,后来我看到在黑龙江也有横着插的。退着插,一次插六行,株距和行距都有严格要求:过稀和过密都会影响产量,经常检查,用一个一米见方的木框一套,数一数有多少株,合格了才验收,不合格就要扣分。
插每一墩秧的具体要求是要“二指秧”,即,用两个指头把秧插进地里,不许“打猴拳”,就是不许用三个指头往里“按”。对插秧者的姿势也有要求,不许“架鹰”,就是不许左胳膊架的左腿上。每一墩秧的株数也有限制,最早的秧每墩有两三株就够了,因为早秧分孽多,以后就随着时日的推移而增加每墩的株数,到了晚秧,就要求十来株了,因为那时水稻分孽的能力已经不大了。毫无疑问,插秧也是很累的活。不过,由于有一定的技术要求,所以还不像土方那么累。最主要的是腰疼。当然,最初几天,因为天气冷,穿靴子又不方便,所以脚冻得发紫,晚上睡觉,腿脚都是麻麻的。
插秧也是一种艺术,少的一天插不到一亩,多的可以插两亩多。有些老职工,穿着白衬衫插了一天的秧,回来的时候,居然身上连一点泥点都没有沾上,那技术是非常高超的了。
六月上旬插的是早稻,六月中旬插的是中稻,到了十五号之前,早、中稻都应该插完了,然后就是准备麦收。麦收过后,还要插一次晚稻。
除了插种的水稻,还有一种“旱直播”水稻,机器播种,很容易,唯一的缺点是除草特别困难。
每年的麦收大约都在六月十七日前后,临近麦收,场里的干部,特别是技术员,非常紧张,每天早晨都要到地里去查看麦情,看看是否该收了。收早了,麦子不熟,影响成色,影响产量;麦子收晚了,第一容易掉粒,第二是,晚收一天,可能会有雨,影响就更大了,所以必须在最好的时机开镰收割。
六月中旬的天气已经很热了,收麦子比插秧还要紧张,比秋播也还要紧张,称作是“龙口夺粮”。从农活上说,就是“三秋不如一夏”。
过去华北地区收麦子,都是拔,连根拔起,这个活只要一想,也就知道是非常难干的,又累,又满手是泡,幸而,清河农场已然割麦子多年。一把镰刀特别重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有一把不错的镰刀,虽说是半日劳动,也能割上一亩来地。
割麦除了紧张,还有两害:一害是牛虻,叮人好厉害;一害是天热,干活多出汗还不说,就是中午无法休息,太阳直射下来,照得人无处躲藏,站在那里还好一些,可是只要一躺下,立刻就像火烤一样,混身是汗。中午不休息一下,下午的工作就无力完成,这个罪也是很难受的。每天中午都这样,现在想来也还混身发烫。
头两天收麦子,我们都没有经验,只顾速度,不顾质量,把麦子捆成捆,运到农道上。麦田里的地上,却到处都是散落的麦穗。技术员检查工作,大发脾气,把我叫了去,说:“你看看!这干的是什么活,到处都是麦穗!返工!把麦穗拣乾净!”我也不示弱,我说:“你也没告诉我!”这实在是强词夺理。结果还是把人都叫回来,把麦穗拣了一遍。
在这个紧张劳累的时候,我却得了“漏管”,它虽然不像痔疮那样疼痛,可是出汗多了,再一走路,就疼得厉害,走起路来,那形象就十分难看。在清河农场难得看到几个女人,在“五八四”是一个也看不见,在三分场也很少,可是就在我走路非常难看的时候,却听到几个女人的笑声,坐在大堤上的几个年轻女人的笑声,这笑声令人极为恼火,可是我的肛门疼得厉害,在这个紧张的时刻,为此请假是不适当的。我只好忍住这讥笑。没有根治的条件,只能用高锰酸钾多洗一洗。
在我们人工收麦子的同时,清河农场还首次引入了苏联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庞然大物,轰声震耳,机器一过,麦子不仅割倒,而且还脱了粒,然后又经过一个泵,泵到同时行走的汽车里,运回场去。我们这些人,在这个时候,就配合机器作业,把田边地角的麦子先割下来,然后机器才能进入。机器作业,自然吸引了我们围观,我觉得这很壮观,张志华则带着恚怨的神气看了我一眼,说:“神秘。”学文学的和学理工的,对同一个事物的看法就是不同。这机器是人设计的,庞然大物,有什么神秘的?
麦子收完了,都堆在农道上,排成了两行,从东到西,一仟多米长,慰为壮观。劳动虽然是强迫的,可是真正劳动有了收获,心中还是喜悦的,看着这半年劳动的收获,我也不禁喜上心头,居然为诗一首,诗云:
“一条金龙卧道旁,
殷殷深切喜心上:
往年不辨谷与黍,
尔今赶龙进麦场。”
如果这也能算是诗的话。
这一年的夏季,农场总场办了一个《劳教小报》,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办这一张小报,实是“杀鸡用了宰牛的刀”。它的目的是反映我们的劳教生活,当然就要到各个分场征稿,我这首“小诗”居然入选,分场的黑板报也登了出来,张志华照样用他那双含有幽怨的眼光看着我,说:“到处登载你的诗文。”同时发表的,还有陈翔的一文,那文章开头就说:“我感谢党!我激动地感谢党!……”我怎么看,都觉得感情不那么真实。他真的感激吗?反正我写不来。
因为写了一张大字报就受到这么严厉的惩罚,有什么可感激的?但是,既然劳动了,就有收获,我种了麦子,现在收了麦子,这是劳动的成果。如果我从事别的劳动,我也会有别的劳动的收获。
麦子收完了,就要运到场院脱粒。运麦子用独轮车,虽然不费什么大力气,可是耗的时间长,日夜奋战,困顿不堪。有一天夜里,我实在熬不过了,就偷偷躲到一条农道里睡了一会,不知过了多久,赶快出去,这时的精神最惶恐,生怕有人看见,可是又不知道这段时间内是不是出了问题,就小心翼翼地走向一个方向,然后看看是不是出了问题。
麦子运到场里,就要赶快脱粒。一下雨,整垛的麦子湿了,就要发霉。小麦脱粒,早已用上了脱粒机。脱粒机的入麦口很高,接近2米,我们接手这件工作的时候,在那里堆起了一个麦山,待脱粒的麦子一捆一捆传上去,要很多人。另外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把麦子运过来,整个的效率很低。
我们小队干了两回,我看这不行,太费力。于是我就把人分成两组,当班的一组,先把下边的麦山送上去脱粒,脱粒机下边一捆麦子也不留。每一组都有相同的分工:先分三拨人,两人或三人一拨,从麦垛向脱粒机送麦子,留四个人向上送麦子,这个活最累,就一次两个人,另两个人半小时一换班。这一组人干一个小时,下一组人再干一小时。这样一来,省时省力,大大提高了工效。
这一年麦子算是丰收,我大致估算了一下,大约一个分场打下的麦子有150万仟克,够北京市民吃一天的。这就是我们劳动的结晶。
第六章 曾经几度生死,天堑断归路——劳动教养(下)
五、三分场(下)
1、美学论战
从到三分场之后,我们开始有一点闲暇,我也有条件看一点书。
我从来都没有忘记我还是个学生,我还要学习,还要充实自己的头脑。不过,在那个环境中,不大可能学正规的东西,而且,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实验室,我的外语和数学又学得很不好,继续学物理是没有条件的。在那个环境中,只能对外国文学补课。那时北京的新华书店大力开展邮购业务,这对我们这些失掉自由的人来说,是一大福音。场里还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图书馆,再加上相互借换,也有许多书好看。文学作品读起来也不费力,像《战争与和平》这些大部头的小说,都是在那时补上的。除了故事情节,那里面还有许多哲学名言,像“错觉是不能恢复的,”就给我很大启示。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读一本十四行诗集,不记得是谁写的了,其中有一句说:“有哪一个女人的肚子会拒绝你的耕耘?”我惊讶极了,怎么这样的句子也能写进诗里面?后来是看注解还是听徐鸣珂解释,原来当时的欧洲盛行禁欲主义,男人都不愿结婚,于是就有许多学者,包括诗人劝善,鼓励男人结婚。这对我们这些逐渐感到性饥渴的男人来说,真是不可思议。
另一次也是在这本十四行诗集里,翻译者用了“宴飨”这个词,我不大懂这是什么意思,也是徐鸣珂解释给我听。老徐是国家编译局的右派,他对外国文学的了解相当清楚。
我同张志华讨论的问题也多半都是关于文学和美学的。现在记得的是关于美学是否有阶级性的争论。
当时,在社会上对“美”是否有阶级性进行着激烈地争论,这也是我们争论的原因。社会上的争论,大约是“认为美是有阶级性的”占优势。我主张美是没有阶级性的,而张则认为美有阶级性。其实,他所持的论据,也不过是社会上一些阶级论者的论据:我们的战士,听到我们的大炮轰鸣,知道它在摧毁敌军的阵地,感到这轰呜的声音比最美的音乐还要美;可是听到敌军的大炮轰呜,就觉得可恶,这声音就不美。这完全是偷换概念。战士欣赏的并不是这轰呜声,而是功利,如果战士不知道这轰呜的声音来自何方,只听轰呜,他会觉得美吗?
即使说对美的感受因人而异,也不尽然。张志华举出鲁迅的话,鲁迅说焦大是不能欣赏林黛玉的,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了。林妹妹在焦大眼里不美,薛宝钗在焦大眼里却不一定也不美。而且,贾宝玉也并非欣赏林黛玉的体态美,而是感情的一致。贾宝玉是因为“林妹妹从不说那些混帐话,”所以贾宝玉才喜欢林妹妹。如果林妹妹“也说那些混帐话,同她也就生分了。”就体态美而言,他喜欢史湘云,特别是薛宝钗,他见了薛宝钗“雪白的膀子”,就想上去摸上一摸,他可从来没有想过去摸一摸林妹妹的膀子。
功利、思想情感,同对美的欣赏不是一回事。
西施、杨玉环的美是没有人能否认的,谁也不能说王昭君不楚楚动人。见了陈园园,李自成、刘宗敏都掉了魂,李岩未始不动心,只是出于功利的考虑,他不能接近。
西方人都欣赏裸体美人,中国的道学家见了则要用手捂住眼睛。可是如果把她许配给他为妻,即使是小妾吧,那个道学家就会像孟子一样,把她身上的每一个地方都要摸上一遍,甚至还会用咀、用舌头亲上一亲、舔上一遍。
我们的辩论场地多半就在收工出工的路上。有一次收工,刚好夕照的太阳金光四射,光芒万丈,把几抹云霞涂上了从黄到紫的天然色彩,向天边飞去,那煊丽,那多姿,那五采斑烂,天边一幅天成的图画。我指着那又逐渐变红的太阳,指着那变化万方的彩霞,对志华说:“你看,你看那景色,你看那落日和云霞,那不美吗?它有阶级性吗?囚犯和王公的心情可能不同,可是,你能说那不是美吗?”
我同人辩论,只要觉得自己有理,多半都有点咄咄逼人。对方也多半不服。不过,我却不去管他,只管自我陶醉。
小麦收完了,在一些地块上就赶快翻地,准备插晚稻。晚稻插完了,就进入农闲时期,这时,除了除草,就是一些土方工程。这一年,是我们整个劳教期间生活条件最好的时期,饭随便吃,副食还随劳动强度的强弱而有所不同,在劳动强度大的时候,还有所改善。我的体力也处在最好的时期。这在土方工程时,我就时常找一两个体力比较棒的抬抬,“铆”上一阵子,出一身臭汗,混身舒服。这样干了几回。后来有一次,是同一个比较年轻的队员干,干完了,我就到了上面,到别的工段去看,我干完了半日劳动,检查全面的工作是职责。走在上面,就听下面那个同我“铆”完大抬的青年说:“你干完了可以去溜达,我还得继续干。”我的心像被什么剌了一下,我只考虑我自己,却忘记了别人,很对不起他,以后我就不再这么干了。自己装锹,就不影响别人了。
以后,我只能在队长面前多说他的好话,给他评一等一级。
2、“庐山会议”开始影响我们
“庐山会议”在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举行,下旬发表了会议的消息,这对我们就又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震动。我们当时只是感到惊讶,对那时党内斗争的内幕并不清楚。我们的劳教农场,虽说是全国都在搞大跃进,可是,在农场之内在生产技术上是成熟的,并没有因为大跃进而有特别的改变;在分配关系上,也没有大锅饭好吃,报纸上又都是好消息,我们对外面饿死人的事情一无所知。就知道亩产万斤粮是不可思议的,小孩子坐在稻子上面也是不可思议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对我们这些右派来说,却是“打驴子马惊”,总是沾着“右”字的边,就觉着应该连坐,也要深挖自己的“右”的根源。好在,我们已是“笼中鸟,匣中兽”,不说不动,不发表意见,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无联系,所以就只进行“正面教育”。当时他们怎么骂我们,我们就联系自己去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了,你自己不说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什么思想上的联系,别人也不能说你有什么。
现在看来,清河农场的领导,对1958年大跃进的态度,还是相当冷静的,头脑好像也没有发热,所以从58年到59年末,农场的生产秩序还都正常,所以在59年全年,我们才能有比较好的生活,以及不太过分的劳动条件。如果当时农场也那么狂热起来,我们早就惨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还真是十分感激农场的领导,他们尽可能地保持冷静的态度,我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是不是受到了压力。
后来听说58年有的地方就饿死人,我们整个59年还有好大米好吃,真是福星高照。
我们分场最“跃进”的一件事,就是深翻了二亩地,有一米多深,倒进了许多农家肥,第二年长的全是麦草,不结麦子。其他都还是正常耕种。
那么,仅从我们农场来看,真正造成1960年灾荒的,倒不是58年的大跃进,而是59年的庐山会议。
后来我们又了解到,1958年的大跃进,虽说许多地方玉米和红苕烂在地里,砸了锅去炼铁,可是,饿死的人终还有限,真正大批饿死人的时期,倒是在1960年,那正是1959年继续贯彻“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的罪恶延续。
1958年到1959年,因为左,已经饿死了几百万人,可是却还要继续反“右”,继续向左,最后饿死了4千万人,是何忍耶?是何意耶?
庐山会议是我国“左倾机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巅峰,它也是一块试金石,凡是在那次会议上主动或被动反对彭德怀的人,都是有罪的,他们置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忘记了良知,出卖了灵魂,把国家与人民进一步推向灾难的深渊。
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我们已经可以有条件进行反思,有些当时保密的情况也已为世人所知。时间越久,我们越可发现:谁是真正的好人,谁是真正的罪人,他们的功过,在历史的冲刷下,已经逐渐露出了水面。
有的人在生前光芒万丈,死后却暗淡无光,最终变成了一个黑洞;
有的人在生前暗淡无光,死后却光芒万丈,照耀人民前进的道路。
3、秋收与大干
“三秋”时节,首先是秋播。“白露早,寒露迟,秋分麦子正当时”。农场种地倒茬,每年都要留出地来在这个时候种麦子,秋小麦当然比冬小麦产量高。有一次我们配合拖拉机翻地,是一台履带式拖拉机,不知怎的,一个女拖拉机手忽然从拖拉机上掉了下来,那履带竟从那女孩身上碾过,我们骇得大喊起来,拖拉机碾过,那女孩竟然自己站立了起来,但是接着又倒下了,幸亏她及时爬了起来,不然,那犁头从身上犁过,那惨事真不堪想像。我们继续大喊,拖拉机总算停了下来,赶快把犁钩卸掉,拉起那女孩奔向五科医院。后来怎样就不知道了。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
那一年虽然秋风秋雨很多,可是水稻还是大熟,我们很高兴,说明明年可以有大米吃了。
入冬之后,我们开始品尝大跃进的滋味了。因为在此之前,就我看来,整个工作的安排还是按步就班的,按着农时进行安排,劳动强度大一些,也是应有之义。可是到了冬天,原本无事却要生出事来,其中,一件事是植树,一件事是运“草皮土肥”。做这两件事,也要“白天一片人,晚间一片灯”,日夜奋战,“歇人不歇马”,实际上是“歇马不歇人”。马干累了,晚上要休息,可是人干累了,晚上却要“夜战”。
草皮土运到地里固然可以改良土壤,可是到了作物生长的时候,那野草是除不尽的。这个运土的工作最危险的是从高坡上下滑的时候,装了一马车土,又是人架辕,速度很高,一个收不住脚,后果严重。在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体力很棒的人来架辕。别的工作我可以不做,在这种时候,如果架辕的那个人体力较差,我就要去架辕,紧张出全部力气,收住脚,不让车下降得太快。里面的衣服湿透了,外面霜打下来,在衣服上结了一层白霜。干到半夜,回去睡觉,第二天还要照常出工。
这一年,是我们看京剧最多的一年。到清河农场劳教的京剧界人士也不少,最著名的是梅兰芳的小儿子梅葆久,其次还有一个女演员叫赵慧娟,后来又收容了一个叫黄长贺的,据说是马连良的大弟子。此人的一大特点就是玩女人,在外面因为玩女人进来了,就因为这个特点,劳教时竟允许他带家属,即使是带了家属,他还是照玩不误,可能是因为在剧团里干这种事很方便。
我们看得次数最多的剧目是《西厢记》,其他还有《拾玉镯》之类的。看戏和看电影,是我们的主要娱乐项目。我对京剧的了解,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
4、北京探亲
60年的一月份,我获准回北京探亲一次。
时隔两年,再与亲人团聚,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则以团聚,家人对我是思念的;忧则以获罪之身。
在农场劳教了两年,那自卑感如影随形,自惭形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适应这个社会,还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中获得自己的位置。
大跃进的成果被吹得漫天飞花,隔离日久,到处都想去看看。那时北京的十大建筑已经落成,首先看到的是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我到北京时已是夜间,公共汽车路过天安门,南面就是那两个建筑,一个乘客告诉我那就是人民大会堂,我问,那会堂外面怎么有脚手架?那个人说,外面裂了缝,天黑就搭上脚手架赶快修,天亮就拆下来,明天再干。其次就要去看看展览,看看节目。首先看的是一个展览,是上海在京举办的一个工业成就展览。
展览就在苏联展览馆,现在叫北京展览馆。一楼大厅展出的是机械,好像万吨水压机就是那时展出的,别的也没记住什么。就是上了二楼展厅,迎面是上海的丝绸展览。那展出的绸缎,都是一幅幅地挂在那里,形成几米高的一面锦幛,五颜六色,花团锦簇,目不暇观。说来也奇怪,那一天参观的人特别少,上到二楼展厅的当时只有我一个。迎面等着看客的讲解员却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一个典型的上海姑娘。她可能是因为没有人来参观,觉得十分寂寞,相当无聊;也可能是大跃进中,要为参观者服好务,总之是,看我上来,虽然只有我一个,她也还是立刻就迎了上来,马上开始讲解。先说由于大跃进,上海的丝绸工业如何有了长足的发展,接着就向我具体介绍这是什么绸,那是什么缎,这种绸用了什么新工艺,那种缎用了何种新技术,这种缎可以做被面,有什么优点,那种绸可以做何种衣料,又何等雅致和美观,质地如何柔软,手感如何细腻,色彩如何鲜艳,五色缤纷,眼花撩乱,令人接应不暇。我一个这种性格的男人,并没有多少心思去欣赏这些打扮生活的织品,很想尽快走开,可是那小姐却是作怪,她在讲解的时候,总是用眼睛盯着你,令你一步不离的跟着她,在一个人这样盯着你讲话的时候,你是不能就走开的。她手中的指挥棍熟练地指着那织料,眼睛盯着你,让你亦步亦趋地跟着她。冬天很冷,进了展览馆虽然脱了外衣,可还是觉得热,这时已是满身是汗,一边听,一边擦汗,一直到她讲完自己全部展台为止,我才如释重负的离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很漂亮,也很热情,可我却如芒在背。如果换一种场合,她也这么热情,我一定会晕倒的。
多么可爱的姑娘,她后来和现在生活得好吗?
至今那织料样子仍然有时出现在我的眼前:红的、黄的、绿的、紫的、鹅黄的、淡绿的,姹紫嫣红。还有那图案,有花鸟,有山水,有人物,也有抽象的线条,斗艳争奇。
另一次是去看一个演出,因为票难买,所以早早就去了,是在民族文化宫。大清早的,北风吹,排在那里很不舒服,已经有了几个人,我就提议,是不是有一个人在这儿做记录,别的人都到一边去避风,开始售票的时候再回来。大家同意,既然是我提议的,自然就由我来做记录: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依次记下。因为有重姓的,所以有时要记一下名字,男的都很爽快,可是女的可就不愿轻露芳名,好像她把名字告诉人,自己也就跟人走了一样。开始卖票的时候,总是已经记了几十位了,然后按图索骥,他和她们都很听我的指挥,乖乖地排队。我由此而想,如果把我现在就放回到社会上来,我还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其实这全亏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虽然给我们戴了右派帽子,并且又送去劳动教养,可是这帽子是无形的,没有一顶真的帽子戴在头上,也没有刻在脸上,换一个地方就没人知道了。如果他像赵匡胤那样,对每一个发配充军的人,都在脸上刻上:“发配沧州”,“发配沙门海岛”,在我们的脸上也刻上:“右派”、“极右派”,那我们可就完了,走到哪里都会有人认出,在社会上就没有活动余地了。
那样一来,那姑娘还会对我那么认真地讲解吗?那些人还会让我记下他(她)们的姓名吗?
谁说时代没有进步?
回场之后,我就把我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讲给别人听,因为当时回北京探亲的人毕竟不多。回到北京,亲友们对我讲的,自然都是积极的东西,积极的一面。我回去居然还见了我的女友,她因为我受到延长党员候补期一年的处分,那时却已经当上了清华广播台的台长还是副台长,总之是听话的好处。她对我说,经过两次向党交心运动,大家都向党说了心里话,个个心情舒畅,情绪都很好。我的中学同学也都向我说了许多好听的故事。其实她和他们都在撒谎,经过反右斗争和交心运动,同学们之间一个个都像仇人一样,你整我我整你,见面眼红,我的同班同学后来告诉我,那时,他们都恨不得越早散伙越好,越早离开越好,谁也不想再见到别人。哪里来的什么和谐和心情舒畅?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斗志,完全被瓦解了,被彻底击溃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这样卑贱过。就是秦始皇也没有令知识分子这样卑躬屈膝。但是,我当时是真心相信她和他们的话,而且,城市中大炼钢铁的痕迹已不存在,全国供应北京一个城市,市场也还繁荣,也还看不见饥饿的迹象,我相信这些话是有根据的。
她和他们对我说了假话却是救了我,如果他们说了真话,我这个人,本来就有秋后算帐的思想,可能听到什么就会全说出去,那我可就完了,因为可能落个诬蔑大跃进的罪名。
我回场之后,由于说的都是积极的话,就引起各方面的注意,那眼光可是各种各样的,我不理解。后来又受了表扬,说我拥护大跃进,积极宣传大跃进的伟大成果,可能在我的档案上又多了一条好的评语。
在我最好的时期,曾在一段时间内带过一百多人,由于一个小队长不在和有新来的人。可是到了这时,我对小队的工作却是越来越不用心了,我只想多看点书,多同同学们聊聊天,为今后出去做准备。对生产性的工作我还认真布置,对思想情况可就越来越没有兴趣,有的时候,队长已经了解的情况我还不了解,那些人也真是的,好好干活就得了,非要生出许多闲事来,说这个说那个,害得我在队长面前很难过。也是在一月份,我们小队在一片空地上种树,地又冻,北风刮得特别冷,干起来,里面出汗,外面冻,差不多每个人都挖了一个坑,躲在里面避风。这时新调来了一个队长叫薛世功,很厉害,他来检查工作,看见了非常生气,把我好好批评了一顿,我逐渐有些失宠。有一次汇报工作,我没汇报好,问我的情况我没说上来,赶快找人要了一根烟,刚点上,一个王队长说:“不了解情况,抽烟也没用!”我真是狼狈极了。可是我兴致是怎么也提不起来。我开始感到厌倦。已经劳教两年了,也没有解除劳教的信息,我们有多大的罪过呢?现在惩罚的还不够吗?
我响往着早日回到外面去,外面有我活动的天地。
5、开始饥饿
开春,到了1960年四月份,好日子终于降临到我们的头上,粮食开始定量了。虽然上年农场的大米丰收,可还是定量了。
开始定量,好像一天也有500克,如果在城市,也能够吃,可是,第一,劳动强度大,第二,副食太差,所以就是吃不饱。开始有怨言。但是,在动员的时候,说的就挺明白,这是政治需要,这是党的决定,任何人不得反对,否则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所以谁也不敢公开地发牢骚。至于定量的理由吗,那是由于天灾。但是我们知道,1959年清河农场是粮食大丰收的年份。
与开始定量的同时,农场与社会同步,也开始搞技术革新,这下子清华的同学们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都是学工的,不管是机械、化工还是水利,都可以派上用场。张行陶、林建荣都提了合理化建议,先后被调走,张行陶是去了“车站”(农场设在火车站的一个单位),林建荣去了哪里不记得了。杨小平提了一个插秧机的建议,后来也被调走。我呢,则选择了超声波的应用技术。据发下来的科技小报上说,超声波有各种妙用,要大力开发。在搞技术革新的时候,我一个人留在场里,独自作战,小队的事情,就暂由统计员代理。
那时的科技小报,也同样登些半真半假的东西。我国某一位非常负有盛名的科学家,一等一的科学家,就曾写过一个很短的科普文章,说据他的计算,一株水稻的叶子,如果能充分利用阳光,亩产万斤甚至更多都不成问题。这个计算后来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我在“集权”中曾论述过两个恶性循环,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具体例子。领袖有了一个想法,在开初可能并没有太大的自信,可是,由于对领袖个人的迷信,群众就尽力按着领袖的思想论证,在这里是用完全“科学”的方法计算可以亩产多少粮食。计算方法是,计算叶的面积有多大,每天日照多少时间,角度多大,在生长期间总共能吸收多少能量,这些能量可以使植物合成多少谷物等等,迎合了他的想法。领袖一看“科学家”的结论尚且如此,就更坚定了他原来的想法,他的想法坚定了,就进一步鼓舞群众,群众也就越发相信,最后就闹出亩产37万斤的天大笑话来。
产生超声波也不是容易的事,据资料介绍,用一根6分的铁管,一端砸扁,留一条细缝,上面夹上一只刮脸刀片,用气流或者水流冲出,就能产生超声波。我如法泡制,也做了一个。做成了,我就想测定一下它的波长,找了一根3米长的玻璃管,放进些乾锯末,然后就用气流向里送气。超声波的波长总要在2米以下,可是却怎么也测不出来,这里的原因可能很多。不管如何,先去进行实验。我选择了两块秧田,把化肥溶进水里,再经过那个“超声波发生器”,喷撒到秧田里。经过一个星期的观察,发现,用这个“超声波发生器”施肥的秧苗长得比对照田的秧苗要好。同时我还发现,用这种砸扁铁管的喷头喷水,非常均匀。现在看到的地里的喷雾器喷头,喷出的水并不均匀,它们都是园形的,远处的水多,近处的水少,而我那个喷头喷出的水,却远近一样均匀。生产成本也很低。
这种技术革新的成功率本来就很低,不久就停止了。 在这个时期,我一个人在家搞革新,活动自己掌握,并不紧张,虽然定量,饿得还不太厉害。停止实验了,我就又带领小队去干大田的活,饿得就厉害了。
不过,对于挨饿来说,这也只是“小试锋芒”,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呢。
我已经拼命干了两年,不仅解除劳教遥遥无期,而且还要挨饿,我的情绪更坏了,脾气也变坏了。自己脾气坏了还不自觉,在工作中却表现出来,就是对部下发脾气,遇有活干得差的,就大呼小叫,盛气凌人。有一次,一个木匠出身的人,把一条埂埝挖歪了,我就对他大喊:“你看你把这埂埝是怎么挖的,这么歪?”他说,“看不直吗!”我说:“你木匠眼还看不直!”他也气坏了,和我吵起来,如果是在外面,他一定会用铁锹拍我,在劳教农场,他没有办法。有一次我又在喊叫,听两个人对话,一个问:“这个人(指我)是干什么的?”另一个说:“是一个小队长。”一个说:“小队长就这么凶?”
我有气拿别人发脾气,可是别人本来就有气,现在又多受了气,他又怎么办呢?
后来,我为此深感内疚。
没有多久,就又雪上加霜,我们又被调回到于家岭西村去了。
六、重回于家岭西村
1、消极
重回于家岭西村,我们的中队被分散开来,各个小队基本不变,但是被分配到不同的中队。我所在的中队,是一个挺胖的队长,人也还不错。
这时我已经没有以前的干劲,吃不饱就没有力气干活,我尚且如此,更何况别人?我也不忍心对我的队员施加压力,就是有心,恐怕也达不到效果。我们小队的成绩,明显落后,有一次那个胖队长问我:“你看,同是从三分场调来的小队,别的那两个小队的成绩,就比你这个小队高,为什么你们就不行?如果放在别的中队,你们的成绩不是要同他们一样吗?”我无言以对。
与此同时,我还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这时的这种痛苦,还在不断地咀嚼着我的心。
关于大跃进的失败,已经如此明显地显现出来,当然也就证实了我说的“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这一命题并没有错,而且,不仅是不错而已,还说明我警告的是正确的。我入农场之后,就已放弃了物理,转向社会科学,以前是没有条件与动力,现在虽无条件,却有了动力,所以我就开始正式学习《资本论》,进一步用用社会科学武装自己。学习倒也罢了,还要看看条件。出工一个上午或者出工一天,大家都很累,很明显,队员们比我累,我本该多体谅他们,主动干一些公共劳务,比如打饭,从中队里打饭也要两三个大盆,虽说粮食定量,可是汤水还是很多,我本应主动地干一些这样的活,可是在一个时期内,我却回来就往炕上一坐,等着别人侍候,自己翻起“资本论”来看。当时我的想法还有一点为自己辨解:在劳动的时候,我在这个组干得多些,也算这个组的成绩。可是,自己就这样等别人侍候,还是太忍心了。由于我的这种不适当的做法,我想我伤了很多朋友的心。
在整个劳教期间,我最感到内疚的就是这两件事。
这一年的年终,我也第一次没有被提名受奖。
也就在这一时期,我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
这一年清河农场大旱,潮白河断水。清河农场水稻的用水,都是从潮白河里抽上来的,没有水,水稻就不能生长,这一年清河农场的粮食大减产,从清河农场局部看,1960年的冬季的灾荒是天灾,不是人祸;但是,从全国来看,则是人祸,不是天灾。清河农场的“余粮”都被调走了。
2、开始死人
从深秋就开始死人。我们中队第一个死的是个姓欧的,也是个右派,只是我同他的关系很一般。
饿死的人,一般都要经过两个阶段:首先是消瘦,然后是浮肿,如果在浮肿阶段不能很好控制或调养,那就很危险了。常言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都是指浮肿。
那姓欧的没有经过这两个阶段。他是一下子就死了的。
那时地里的庄稼还没有全收完,但是饥饿对他的打击却显得比别人重,有一天早起,列好队他却拒绝出工,一开始是推着他走,后来队长看见了,就找了四个人抬着他走,那已经不是走了。从效率上看,这非常不划算:一方面消耗了别人的体力;一方面,他到了地里也不会出力,也不会干活。这样干不行。当时拒绝出工的也不止他一个,为了杀一儆百,经过场长批准,就把他关进了禁闭室。我曾经说过,那个于家岭西村的场长是非常狠的,非常苛的,那场长姓阎,叫阎隹臣,所以于家岭西村就有阎王村之称,在那不幸的1960年我们又来到了阎王村,所以就更加不幸。
在把他拖向禁闭室的时候,他喊道:
“给我吃的,给我吃的!”
他撕心裂肺地喊着:
“给我吃的我就能干活!”
“给我吃的我就能干活!”
可是没有给他吃的,给他的是黑屋子。
这个姓欧的在禁闭室里关了两天,他本来就是因为饥饿而体力不支的,关进了禁闭室,当然不会给他增加营养,每天三顿,三碗苞米面稀糊糊,比出工的人更差。两天之后把他放了出来,--实际是把他抬出来的。再过两天,他就永远不再知道饥饿了,永远不要再出工了,他自己为自己解除了劳教,不要经过人批准,不要办手续,他永远不需要品味“大跃进”的滋味了。
他也有遗孀和孩子。
还有一个姓臧的老头,--那时,我认为四、五十岁的人就已经是老头了,--是因为对社会主义不满才劳教的。有谁知道他对社会主义不满呢?是他的老婆和儿子,向派出所告发他骂共产党、骂毛主席,可能是因为就业或者是粮食定量吧。于是就收容他劳教了。劳教这两年多来,他的妻儿一次也没来看过他,这时候,他先是饥饿而消瘦,继而浮肿,那母子二人一起来看他,看他,可能还带些东西来。可是那母子二人走后,那臧老头却不断地念叨,他们这时候来干什么?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在这个时候来?他的块头很大,是个体力劳动者,胃口当然也大。块头大、胃口大的人,消瘦得最快,死亡率最高,因为他们需要补充的营养也最高。
那母子二人走后两星期,这个老臧头也一命呜呼了。在黄泉中,他们夫妻父子还能相见吗?见面之后说什么?
3、辛秋水煮皮带
还有一个叫辛秋水的,他因为煮皮带被关了禁闭,不过他可没死。
辛秋水原是中苏友协的干部,很有些灵活的思想,有一次他写了一个关于改进中苏友协工作的报告,当时中苏友协的会长是刘少奇,这个报告送到了刘少奇的手里,刘少奇居然在上面批了一些赞誉的话,一个普通干部的报告能送到刘少奇那里,而且颇受赞誉,辛秋水很有些飘飘然,他以为,以后一定能当上中央委员,--其实,中央委员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理想。--不料,1957年不但没有升官,反而成了右派,而且还被送来劳动教养。这个人思想活跃,也就常常想入非非。这时他忽然想,饥饿吗,大家都是同样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煮皮带可以充饥,为什么我不试试呢?其实,他也只有一条皮带,就算是能充饥,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呢?可是他还是要试试。
于是在一天下工吃过饭后,他就开始了他的“革命”的尝试。他把皮带剁成几节,架起他的小饭锅,在下面升起了火,欣然地看着那煮皮带的水逐渐烧开,看到那美丽的水花正在翻滚,那牛皮带也逐渐变了颜色,由红变白,他高兴极了,搓着两手。就在他专注地等待那牛皮汤气味飘香的时候,突然飞来一脚,“当~~”地一声,把他的饭锅和那美味的牛皮汤一齐踢翻在地,他的好梦一下了就破灭了。不知是哪一位腿快咀快的积极分子,已然把他煮牛皮带的创举报告了队长,那队长寻来就飞起一脚。那队长说:
“啊!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煮皮带吃,你辛秋水现在煮皮带吃!红军那是被国民党反动派逼的,你现在煮皮带吃,这不是诬蔑社会主义吗?你这不是说共产党不给你饱饭吃吗?真是反对透顶!”
接着,辛秋水也被关了禁闭。
原来,清河农场总场的场长叫龙替(是这个音,不知是不是这个字),是个“二五”长征的干部,他经常对农场的人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常说,在长征过程中,“前面有截击,后面有追击,两面有夹击,上面有飞机,”所以要吃草根树皮煮皮带。这就犯了忌讳。
关了两天,辛秋水居然平安地从禁闭室中出来了。
其实,辛秋水煮皮带,碍不着任何人的事,那完全是他个人的事,吃不饱就是吃不饱,那个队长也是一样吃不饱。就是这个世道。
4、萧杀的严冬
秋收过后,粮食供给进一步降低,因为这时已不再有很重的劳动,而且全国的情况可能也在进一步恶化。农场的人员开始大量减少,人员减少,一个是鼓励有条件的人保外就医,自寻生路,自己逃命去了;一个就是饿死的人在不断增加,原来挤得满满的营房,人员也越来越少。无路可走的人,就在农场奄奄待毙。农场为此专门成立了两个小队,一个是病号队,一个是休养队。不知是哪位吉神,让我担任了休养队的小队长,我得以残喘活命。
其实呢,那时的所谓生产队,也已经不能从事生产,最后两次出工,我连一个垄台也迈不过去,哪里还有劳动的能力?但是生产队还是要出工,出工干什么呢?出工打野菜,各种各样的野菜,只要是能吃的野菜都可以。其中,打得最多的要数“麻哩菜”,这种菜北京人称做“长寿菜”,爬在地上,茎是园的,叶也是园的,杂有红色与绿色。其次还有“灰菜”,以及其他记不清楚的野菜,还可以拣些白菜叶子和萝卜缨子。总之,一切可以果腹的东西都可以收集回来。
但是,在冬季,就是野菜,也是很难到处都能找到的。
我们休养队,就是可以不出大院,在有铁丝网的大院内活动。干什么呢?扫扫院子,把生产队拣回来的野菜摘一摘。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休息。
屋子里很冷,只在白天有一个温热的火炉子,在屋子里也必须穿得很厚,有时候读读报,报上也都是好消息。有一天队长给我们开会,说的就是另外一样,他说,要我们准备常年“瓜菜代”。
所谓“瓜菜代”,就是没有粮食,用各种瓜,――南瓜、地瓜、葫芦瓜等,还有菜,――包括蔬菜和野菜,还有就是各种“代食品”,代替粮食充饥。
我们听了非常失望,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窘里,也非常恼火。这就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
最少的时候,我们每天的伙食,可能只有三两粮食,150克,其他都是萝卜、白菜、野菜,最坏的时候还要在这里面掺上玉米核磨成的粉,清河农场有一个造纸厂,也听说过不知道用什么原料磨成的纸浆,也掺进三餐中去。劳教没有期限,吃的是这些东西,饿死了这么多人,还要我们常年准备“瓜菜代”,我们的神经快要崩溃了。我们要愤怒了。可是,……
我们只有饥饿与寒冷:
在寒冷中忍受饥饿;
在饥饿中忍受寒冷。
饥饿比寒冷更令人难以忍受,像有许多虫子在胃里爬,不断地俎嚼着肠胃,一刻也不停,总是在咽唾沫,可还是饿。
当时,我们最伟大最崇高的理想就是每顿都能吃上净面窝窝头。
这时候抢饭的事特别多。虽然还不敢公然地抢厨房或别人的饭,可是在中队从大木桶中给各组打完了饭的时候,那木桶边上和底下,总还残留一些汤水糊糊,这就是那些人抢夺的“财富”。好几个人一拥而上,有的用勺子,有的就直接用手,刮起来就往咀里送,他们用了很大的力气,真真的在那里抢着这些名符其实的残羹剩饭。有的人还为此而打架,打得头破血流。我在旁边看着,我看得出,他们为了这些残羹剩饭所付出的代价,远比他们所获得的多。但是,打架是一回事,使胃里能填进更多一些东西就又是一回事。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谁能不相信这句话呢?
有一天早上,刚刚打过开饭钟,在最后一排房子把边的一间,走出一个人来,那个人姓孙。他当然没有洗脸,只见他拿了一个盆,这个盆是“一品盆”,所谓“一品盆”,就是可以用这个盆干任何事情:洗脸、洗脚、撒尿和吃饭。那一天早晨,他把夜间的小便倒掉,直接就拿着那个盆去打饭,没有刷盆,更没有洗脸。打回饭来当然就吃,不管有没有味道。
那些小流氓就这样生活。这是怎样一种人的生活?
不久,陈洪生也饿死了。
陈洪生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安徽人,和我是同年级的右派。他父亲是个贫农,可能还是个党支部书记,没准还是个支前模范。陈洪生考入北大,对他们的家庭,甚或是他们的村庄,都是一种很大的荣誉,一个农村的孩子能考上大学就不容易,能考入北大就更难。可是,陈洪生却一下子成了右派,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对于这个老贫农的父亲和家庭来说,当然是个非常大的打击,也使他的父亲在全村人面前颜面扫地,蒙受耻辱。陈的身体很好,也是一个棒劳力,可是,他却总是愁云淡淡的,总是郁郁寡欢的。据他讲,在学校的时候,他居然就挨过同学的揍!我都不敢相信。他问我是否也挨过揍?我说没有,他们还选我当政委,怎么会揍我?但是,历史系的同学就是不一样,在宿舍里对他拳打脚踢,逼他交待问题。
他这个人呐呐寡言,在学校里好像也没写过什么东西,可能说了些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话,或者是关于办合作社的话。
他的身体很好,干活从来就不偷懒,挨饿之后,身体日见消瘦,这一次,他就永远不要再说话了,永远埋藏了他郁郁寡欢的心情,也不要再愧对他的父亲和家乡父老。
他的遗物是我给他整理的,除了一套铺盖,就只有几本书。没有钱,一分钱也没有,而且,他还欠着别人的钱。
我后来听说,也就在这一个时期,清华大学的林建荣和张行陶也在不同的地方饿死了。
他们俩人都是热情、正直的青年,富有朝气和理想,虽然接触不多,我对他们的为人却印象殊深。张行陶可能是江苏人,林建荣却是广东人,现在都饿死在清河农场的盐碱地,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该是怎样地思念他们,他们该是怎样地悲伤。
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查房,经常到各个房间去走一走,和看一看有没有危重的“休养员”要送到“病号队”去。休养队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最少的时候,一个屋子只睡七、八个人,我的那间屋子则更少,最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一间可以睡十多个人的屋子,只住我一个人。“心怯空房不忍归”,那是怨妇,对我,则是寒冷和黑暗。那黑黑的、空荡荡的屋子。我也没有朋友,那时大家那没有朋友,有的只是饥饿。就是有朋友,见面说什么?说很饿吗?
有一次张志华对我说:“有了油、糖和面粉这三样,就可以做许多好吃的。”可是糖呢?油呢?面粉呢?它们在哪里?
这时想起了萧红的散文,那里说:
“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不可以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我们都已试过,除了供给的,都不可以吃。可是供给的又那么少,少得可怜。
这时我已不再学“资本论”了,这时我找了一本“黄帝内经辑要”,有能力的时候就看“内经辑要”,对照“内经”所述,省视自己的身体,自己怎么了?有什么病?没有挨饿的时候,也没觉得有什么病,这一饿,就觉出病来。最后我认定,我最主要的毛病却是“肾阴不足”,不知这病是先天带来的,还是这次饿出来的。
我们小队的工作,除了在大院内干些杂活,在院外还负责晾晒一些萝卜乾。那一年大旱,水稻种植不足,“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种荞麦”,就种了不少的大萝卜,不能一下子吃完,就切成了片,在场院晾晒。这个工作也归我们小队负责,有两个老头干这个活,我当然也要时常出去检查。这对我也是一个好条件。这时我们的中队已换成一个叫张善昌的队长,他也是一个转业军人,人很善良,副队长是个姓何的,年轻些,也很好。
我出去检查,趁人不见,就拣几片好一点的萝卜乾揣在怀里,找到没有人看见的时机,就放进咀里嚼。虽说是生萝卜乾,可是对那时的我来说,却无疑是人参一般。我的胆子还不太大,而且,这无疑已是犯了“利用职权,多吃多占”了。就这样,这些生萝卜乾,对我也一样是小有所补。其中也有胡萝卜,我发现,生胡萝卜不好吃,虽说它很有营养,可是生的胡萝卜却是越吃越饿。
5、刘培之和张景中
有一天早晨起来查房,--其时,场里已改成了每日两顿饭,因为起床之后不要马上吃饭,所以很多人就不马上起来,早起之后,总要到各个房间去看一看,--走到一间屋子,发现一个人,--好像就是北大工会的职员刘培之,--躺在那里已是出气不如入气,说是奄奄一息,绝不是夸张。我一看,这可不行,于是就想把他送到病号队去。屋子里的人,没有一个能帮助我的。可是我的情况又如何呢?
我每天晚上上炕的办法,是先把上身俯在炕上,然后再慢慢地把右腿抬到炕上,然后再慢慢地把左腿抬到炕上,然后再慢慢地挪动,以头为轴,最后躺直了,睡上一夜。这一年的整个冬天,我没有脱过绒衣,因为没有力气。没有力气脱掉那已经显得肥大的绒衣。
没有力气也不能看着刘培之就死在炕上,这是入冬以来,--实际是自从大量死人以来,我碰到的第一个眼看着奄奄待毙的人。我找人帮忙把他勉强背到我的背上,然后就一步一步地向病号队挨去。清河农场地势低洼,盐碱很重,在盖房子的时候,就先在下面垒一个土台,有80厘米高吧。从这栋房子到另一栋房子,就要先下一个台,再上一个台。在冬天,湿度很大,地很滑,下坡不易,上坡更难,就这样一步一步终于把刘送到了病号队,后来他活了下来。只要一点营养,只要一点营养就行,他就能活下去。
就在这一次,我看到张景中也在病号队抢救,他躺在床上,双目紧闭,有人在向他喂东西。
像他们这些人,只要有一点黄豆面,有一点葡萄糖就可以活过来。可是有的人,就是没有这一点黄豆面和葡萄糖,却命丧黄泉,离开人世。
过了一两天,我再去看刘的时候,看见张景中已然坐了起来,拥被而坐,面前摊着一本书,是《泛函分析》还是一本《复变函数引论》,记不清了。
后来碰到戴文葆,他因为体弱,资格也比较老,就由他管理于家岭西村那个简陋的图书馆,他对我说,前些日子张景中神情恍惚地走到图书馆,问戴文葆:
“今天系图书馆开馆吗?”
戴说:
“今天系图书馆不开馆,你回去好好休息吧。”
张又怅怅地走了,仍然那样神情恍惚。他整个精神已经麻木了,他显然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戴说,他的心都要碎了,他的心里在流血,饿到了这个份上,还在想着系图书馆。这是怎样的残酷!
他的生命!
幸而他没有死,后来就由他,解决了一个世界性的数学机器证明难题。
在最严酷的时候,我的妈妈和我的三姐第二次来看我了,第一次是在三分场的时候。她们到于家岭西村的时候已是晚上7点多了,我们正在开一个全场的什么会,门卫把我叫去,说有人来看我。我去的时候,她们刚刚吃完饭,还剩下一些白菜汤,我立刻就没命地把白菜汤往咀里灌,连汤带白菜帮子,一齐往咀里灌。我姐姐说:“妈,你看,他把什么都喝进去了!”我妈没有说话,她知道这一定是我饿的。我本不该这么狼狈,这会使她们难过。可是我饿,这些可贵的白菜汤是不该被“浪费”的。
后来我三姐给我来信,说她们说说笑笑就回去了,实际上她们是一路哭着回去的。流了一路的眼泪:她们的儿子和弟弟,落到了这个地步。
她们这次来,又给我带来一些吃的,又可以使我苟延残喘一阵子。
母亲就是母亲,在最艰难的时刻,母亲也总是和她的儿子站在一起,女友可以断交,夫妻可以离异,可是母亲却永远是你的母亲。那里有无限的温暖和力量。
那时对死人尸体的处理,是白天停放在一间空屋子里,权做停尸房,到了晚上,再用马车运到西边的野地里。有一次那个赶马车的过于紧张,把车赶得飞快,到了地方,发现车上一具尸体也没有了,吓得发疯,就赶快往回找,结果发现,那些尸体都因马车跑得太快,被甩在路上,于是就又一具一具地装上车,再运到地方。因为惊吓过度,卧床几日才得恢复,可是以后,他却再也不敢在夜间运送尸体了。
究竟在从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时间里饿死了多少人?没有一个确实的统计。据当时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孙冶方在1981年或1982年说,当时饿死了一千万。后来又有人根据人口增长曲线计算,在那三年,人口曲线陡然下降,大约减少了四千万,其中,一千万是少生的,三千万是饿死的。那么,当时饿死的人口就在一千万到三千万之间。我后来又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推算了一下,1958到1961四年间,少增长人口大约是4400万,少生人口是大约是3000万,余下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1300到1500万之间。这是完全根据官方的资料计算的。
现在又有新的说法。其实,按时间说,也不算太新了。
2000年第三期《炎黄春秋》刊登了廖盖隆的文章,其中说,在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000万人”。这个说法我转引自2003年7月10日的《南方周末》。我记得廖盖隆好像是中宣部的副部长,80年代我在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时,常看他在内参上的文章,他对“老人家”毕恭毕敬,可是最后却总是说,如果“老人家”还在的话,一定会改变他生前的作法。《南方周末》上说他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都是副部级吧。他说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死亡的并非只是这些劳改和劳教人员,主要还是广大农村的农民。据说,安徽和广西还有人食人的情形。当时的中国,可能只有两个地方没有受到饥饿的影响:一个是中南海,一个是处在深山里的劳改农场。那样的劳改农场,因为交通不便,“共产风”刮不进去,所以不致挨饿,许多干部、职工,甚至犯人也都把家属接了进去,免得挨饿。清河农场地处交通要道,有了粮食就留不下。
整个中国都充满了苦难。
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这一警告没有错,没有错!它没有错!!
虽然我的警告没有错,可是我还是有错,所以我还必须继续接受劳动教养和饥饿的煎熬!
所有这些苦难都是为了积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苏联为此死了几百万人,中国在此时已经死了千万人。这还没完,还有更多的苦难在等待着善良的中国人。
6、春季仍然寒冷
死亡的冬季终于过去了,到了1961年。春草发芽,我们又可以增加一些野菜。
可是,仅仅增加野菜还不行,还不能使人恢复劳动能力,还要有粮食才行。如果春季不能播种,这一年将会有更多的人饿死。终于动用了可能是最后的库存,增加了一些粮食。有一段时候,供给的竟然全是大米面粉,纯净的大米面。这种面很细,吃了可以完全吸收,最长的时候,我要九天才大便一次。
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的调理,在场的劳教人员,体力有所恢复;原来保外就医的人员,也陆续回来一些;再加上又有些新的劳教人员的补充,农场又逐渐恢复一些劳动能力,春播也就重新开始了。
在春播开始的时候,有相当多的人,还是没有劳动能力,所以休养小队也还保留,我还要感谢张善昌队长,他仍然要我继续担任休养队的小队长,不但担任小队长,而且还让我兼任了中队的伙食委员。责任加重了,事情增加了,可是却也使我有机会能多吃一点。
春播之后,在伙食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多干多吃,少干少吃,这个名单,要由伙食委员向伙房提供,同时,还要每日三餐到伙房协助打饭。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中午向工地送饭。那时,中午和晚上,吃得最多的就是大“懒龙”,简单又好分。所谓“懒龙”,就是用面把菜一层一层卷起来,像花卷一样,就是菜多些。
在伙食上分三六九等,关系劳动积极性,多干而不能多吃,是最伤害劳动积极性的。这件事当然首先是组长提出意见,由小队长请队长批准。休养小队的人不分多少,但是生产队的人则分多少。有一次已经很晚了,我在队部抄名单,还是抢饭抢得最凶的叫张木森的那个小子,一直泡在那里,请张队长给他加一级,张队长说,你就在这说吧,我和你泡上了。其实,他早就要走,只是由于我抄名单而耽搁,我却仍是不紧不慢地在抄。我一抄完,队长也马上就走了。事后我想,我的思想还是那么不开窍,为什么我不早点抄完,真那么天真,以为张队长要和那个张木森泡上了?
说到好处,我可以在开饭前后进入食堂,在没人的时候,可以偷吃一点,也可以多拿一点,带出去偷着吃,但是必须不被人发现,否则,就完了。我这个人还不善于和一些人搞关系,如果我同伙房的人搞好关系,我可以在他们的帮助下,吃得更多和更好一些,但是我不会。
在每日中午向工地送饭的时候,我常常感到很饿,有一次我就把自己那一份懒龙也带到工地,分完了别人的,我就享受自己的那一份美餐,这样回来的时候才有些力气。不料,很快就有人反映,说,王书瑶是不是吃两份,为什么他在工地还吃一份?第二天我就又恢复了常态,回来再吃。
不管怎样,我当时确有比别人优越的条件,这对我的身体当然有很大的好处。
不论我还是别人,--当然别人更厉害,--体力都没有恢复,都还是带着一半的饥饿在劳动,非常勉强地在劳动,非常艰难地在劳动。
有一个老头,身体素质很好,有一天中午,他在工地吃白薯面窝头的时候,坐在那里睡着了,那窝头也就掉到了地上,睡了一会又忽然醒了,看见了地上的窝头,马上拣起来,四面看了看,心想,这是谁掉的窝头?赶快放进咀里,其实是他自己掉的。
7、定期
地是勉强种上了,但是工作质量可是并不理想,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肚子饿,体力还是很有限;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却是因为劳动教养遥遥无期,劳教人员普遍缺乏积极性。就连我们这些人也感到没有动力,还怎么干?已经三年多了,劳动教养是一种惩罚,为了我们的“错误”,要惩罚多久?劳改还有一个期限,为什么劳教倒没有期限?
这个问题在1959年就已经提了出来,更远一些,在一开始收容的时候就已存在,这时提得更尖锐了。也许每个人的劳教期限早有内定,如果有内定,也应该像劳改一样,让本人知道,知道了好,可以安心。
这样,迫于劳教人员的压力,在1961年5月25日晚间,召开全场大会,宣布每个人的劳动教养期限,那个时候,我已经劳教了差不多三个半年头。
会场很肃穆,很静,每个人都竖起耳朵听对自己的宣判。总共念了四批名单,第一批是定期半年的,所谓定期半年,是指从61年5月25日算起,再劳动教养半年,而不是从1958年2月9日起算,劳动教养半年。后来,所有在1961年5月25日之前劳教的人,就都有一个实际劳教期限与所宣布劳教期限不一致的问题。
第二批是继续劳教一年的,第三批是继续劳教二年的,第四批是继续劳教三年的。这四批人都宣布完了,却没有我的名字。另外也还有些人没有被念到名字,这些人大多是小队长或积极分子。
张景中定期一年,杨路定期三年,这是他忠诚老实、坦白交待一百条“反动思想”的恶果。其实,后来事情的发展,他因此受的惩罚,远远不止三年。张志华定期是二年或者是三年。
会上没有宣布,会后我们被告知,没有宣布名字的人,是材料已经上报,已经决定要解除劳动教养的人,这类人,就叫做是未定期的人,我们有时也称为“无期”。我就属于无期的人中的一个。
这下子我很高兴,这几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可以早日解除劳教了。
但是,高兴归高兴,在宣布你解除劳教之前,你终归还是个劳教人员,还要在竖有铁丝网的大墙之内生活,享受劳教人员的各种待遇,各种优厚的待遇和无止境的精神压力。
这个手续一下子竟然办了半年多!
本来已经失去很多宝贵的青春时光,还要继续失去更多的宝贵时光。
我唉叹,
搅乱了蛛丝马迹,
碰倒了玉液琼浆,
断送了锦绣前程,
辜负了大好时光。
这时每天就是盼着马上有人来下达解除劳教通知书,这种心情,日甚一日,焦灼的心情也日甚一日。可是哪一天也没有人来宣布解除我们的劳教。
8、决堤
在这时,休养队已取消,病号分开,我也带生产队下田劳动。
有一天晚上是向地里放水,由我带队,人数不多。灌来灌去,有几个地势高的小渠就是不上水,我就决定把别的小渠关上,单独向这几块高地灌。回到总渠,我略躺了一会,忽然发现水位急剧下降,我一看,坏了,准有决堤的地方,把总闸关了。沿渠检查,果然有一处决了口,已经淹了几个小渠。抢救已经来不及了。上工以后再把决口的地方补上。高地还没上水,渠堤却已崩了,很明显,是渠堤的高度不够,质量不够。我刚回去睡觉,一个姓王的队长就派人喊我,说:“让他(指我)上工去!”我也马上去找了张善昌张队长,他说:“你回去睡觉吧。”我才算是没有被免职。
9、吉神
我一生中有一些凶神,也有一些吉神,开始劳教的贾队长是我的一个吉神,这个张队长又是我的一个吉神,而且是在很多关键时刻起保护作用的吉神。不知是因为我过份天真,还是过份实在,他对我那么爱护,那么关怀,那么宽容,在那种环境中,在劳教人员与管教人员中建立感情是不容易的,可是这许多年来,我却始终不能忘却张善昌。
还有一个姓何的队长,人也很善良,也很同情我们这些人的遭遇,说起话来都很严厉,可是做起事来,却又相当宽和。
那时家境比较好些的,都能有些食品寄来,略为补助。可是这些食品,是不能放在宿舍中的,因为饥饿是共同的,为了解决饥饿而有些反常行为是谁都无法禁止的。你把食品放在屋里,只要一转身,立刻就会有人把带锁的箱子撬开,分而食之,你回来了,就算看见了那些人在吃你的东西,你也毫无办法。你能把他怎么办?
有一段时间,我的家里也给我带来或寄来一些食品,我们都放在中队部里,找时间去吃上两块。我呢,多半是在晚上,汇报工作和分配完了下一天的工作,再到队部去。那时,经常都是何队长在,我自开了箱子吃东西。那时候思想就是简单,就不知道应该让一让队长。他们虽然是队长,比我们强,可是全国上下全都挨饿,他们也好不了哪去。很长时间都是这样,那两个队长,谁也没有吃过我的一块点心。
若是现在,恐怕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对整个夏天,我记得的就是吃。
有一次,总场给我们的工地送来一些冰棍,分完了之后,还剩下不少,我同另外两小队长,一个是隋少宗,一个是李润川,蹲在水渠里大吃起来,队长们也在工地上,见我们三个都跑到水渠里(里面没有水),知道不是好事,就大喊,“哎!你们三个干什么呢?”我们赶紧钻了出来,咀里还有没有化完的冰棍。
还有一次是队里买了一些香瓜,先放到大院外的工具房里,我们三个也是先去大吃一顿。吃完之后,就觉得浑身发木发麻。但是,西瓜吃多了就没有这种感觉。
10、吴佩
好像是在夏秋之交,又新来了一批劳教分子,其中有一人,一来,就派到我这个小队当小队长,同我共同管理,不分正副。这个人就叫吴佩。
吴佩原是北京某大医院的党委办公室主任,是因为纯粹的“花案”进来的。这个人长得很富态,个子比我略矮,但是一看就知道是保养得很好的人。他有妻子,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和一个很好的家,可他就是看上了医院中的一个护士。那个护士年轻貌美是没得说了,她还另有一手绝活:给胖孩静脉注射。小胖孩长得小胳膊滚园,静脉深藏在肉里面,给这样小孩静脉注射,所有护士都视为畏途。那样的小孩都比较娇,打了三针五针还找不到地方,那家长是很不满意的。可是这位小姐,却有此一绝,多胖的孩子,一针见血,是医院中的一个业务尖子。他(她)们好,当然是因为那位小姐年轻漂亮。
后来我们都很熟了,吴佩对我说,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都干。
他来了,我的工作也没有减轻,因为他对情况不熟,有的人看见新来一个小队长,以为有事找他,是不是比找我更好些,或者从中钻个空子。可是他对情况不了解,还要找我问,结果还是一样。同他相处,我不争权,不夺利,心中无私,所以相处得很好。
我离开社会已经太久了,各种消息都十分贫乏。他则刚刚进来,又是党委办公室主任,知道的情况自然很多。我同他相处日久,谈的就多些,特别是关于政治形势方面,使我比别人有更多的了解。
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当时并无多大意义,倒是在日后,对我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比如像庐山会议,像彭德怀和“军事俱乐部”,还有苏联的一些情况,他对我讲了很多。我知道了较多的情况,又夸夸其谈,因此而付出了许多代价。
不该知道的事,最好就别知道。
11、枸杞
虽说还没有解除劳教,可是各方面对我们这些人,在对待上,多少也都比较客气一些,因为说不定第二天就可以出去了。我是小队长,又常常出去找队长办事,所以出入随便一些。这年秋天,在张队长的准许之下,我居然还在河边空地上开了一块“自留地”,适时地种了一些萝卜,遇到星期天就出去耕耘。在耕耘的时候,也常常沿着河堤散步。我忽然发现,河边上长着一些枸杞。说来奇怪,我生长在城市,本不该认识枸杞的,可是当时却是福至心灵,认出了它。那树上还有一些已经发红发紫的果子,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摘了来吃,味道不错。以后,只要是星期天有条件,我就出去摘枸杞吃,不断有些果实变红,对我的身体,实也不无小补。
我在当时和后来都感到奇怪,农场那么多人,又都是搞农业的,干部职工中,怎么会没有人认识这东西,却单单把它留给了我?
那么,就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认识这东西的。
河滩上的荒地很多,只有我一个在那里种了萝卜,别的更有条件的干部和职工却没有人种,也没有人在我之前把我种的萝卜挖走,我直到现在都不明白。
种的那些萝卜,后来还真有了收成,我就把它们搬回房间来,没有两三天,这些萝卜就被大家分着吃光了。我落个白辛苦。
12、治顽
一天天盼,可是解除劳教的通知总不下来,转眼已经到了11月25日,这一天,那些定期半年的人已经解除了劳教,可是我们这些自以为表现好,没有定期的人的解教手续,却迟迟没有下来,那种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咒天咒地,咒爹咒娘也是没用。就是没有下来!
我们就是想破了脑壳,也想不出到底是为什么。
虽然解除劳教的通知书没有下来,工作任务却不断地加重。
有一天把我找去,说,有一个组,是严管队分下来的,很难带,交给你,划在你的小队,由你带。在那种情形下,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而且是张队长交待的,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了。
这一个组都是小流氓之类的。我对右派有办法,因为我了解他们,他们讲道理,“君子可欺以方”,所以我对右派有办法。可是对那些流氓,却又是一回事。
可是接下来就不能不干。
第二天,我把另外两个组先放走了,由其中的一个组长带走,然后我自带这一个组。我把人集合起来,站好队,然后我喊:
“立正!向右看齐!”
尽管在我国,“右”总是意味着不好,甚至反动,可是站起队来,也还总是向右看齐。
“后边第三个,你那怎么了?看齐了!很好!”
“向前看!”
“再来一遍,向右看齐!”
我走过去,查看了一下,
“向前看!”
“向右转!出工,齐步走!”
不但要向右看齐,而且每当走路,还要先向右转。
既是向右转,走起路来,自然也就是向右走了。
就这样,队伍顺利地出发了。
这一切,何队长都在那里看着。
他们这时为什么这么服贴就听话了?我想可能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场里可能有交待,如果到一个新的小队表现还不好,可能会加长刑期;一个是告诉他们,这个新的小队长很厉害,弄不好,他会收拾你们。流氓不怕讲理的,就怕厉害的。其实呢,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我也怕对付不了他们。第三个原因就是队长在那里看着。
我采取的策略就是要一下子“镇”住他们,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开头,以后再煮“夹生饭”,可就难办了,所以一开始一定“镇”住。这一招果然奏效,这一个上午,干活正常,没有出现问题。
到了中午,他们没出问题,我倒出了问题。由于紧张过度,我的老毛病“双目闪辉”又犯了。
我的“双目闪辉”的毛病,是在高中毕业时得的。最初,我发现我的眼中有一个亮点,然后越来越大,然后这个光点就变成一道闪电样的“N”字形,这时看别的东西就不清楚了。第一次发现这个毛病我极为紧张,这下子不就完了吗,眼睛看不见,还能干什么?待我跑到医院的时候,这个现象已经消失,但是接下来就是头疼,再过半个小时,这一切就都消失,只是觉得虚脱,非常恐惧。
以后这个毛病又犯过几次,但是,这一次却是在节骨眼上。
天冷了,中午要回去吃饭,我只好让小队先走,我在工地躺了半个小时才回去。但是,情况已经稳定了。
这一天,我把行李也搬到了那个组,“同吃同住劳动”。
在那里,一个人需要被“严管”,不外是这么几种情形:根本就抗拒劳教的;劳动“消极混泡”的;打架与偷盗的。可是你既然已经进来了,就造不了反,还是老老实实地干活,别的呢,话也少说,事也少做,早点出去就得了。从管理上来说,尽量创造一些好的条件,让他们安心等待。
所以,只有硬的也不行,既然到了这里,就要忍着,每个人都未必不想好好出去,既然听话了,还要有“怀柔”,“软硬兼施”。
我有什么好处给他们呢?我自己尚且“泥菩萨过江,自己身难保”。可是我还是创造条件,想出一些办法。
其时,正是刚收完了白菜,饭还是吃不饱,地里还有些野菜可吃,如果每天都能带一些白菜根或者别的野菜回去,也可以把肚子填得饱一些。于是,我就尽量创造条件,让这个组的人,有机会多弄一些回去。这一手果然奏效,差不多每晚我们都能开一次“小灶”。晚饭后,他们架起小锅,把白菜根或者别的野菜煮熟了,端进来,热气腾腾,大家享用。
整个过程我都不能参加,因为我是小队长,我的身上不能带野菜,也不能去烧火。但是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我提供方便条件,他们也不能多得这些美味,所以每次煮完,都要首先端一大碗送给我。在别的时候我必须装模作样,可是在这种时候,我可是一定“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待到别人的也端来了,便也稀里呼噜大吃起来。
那白菜根可是甜的,很甜,比我后来吃的甘蔗还要甜。后来我同我的孩子老婆讲,那白菜根是甜的,她们都不信。
就这样,我同这个最难办的小组竟然处得相当好。
其间有一次,我们整个小队都弄了不少白菜根,可能是太多了,那个队长发了疯,命令我们把所有的白菜根都倒掉了。第二天一早,我就派人先行出去,收起来。可还是晚了一步:头天晚上有的放水职工看见了这些白菜根,比我们更早地出去,结果,我们还是一无所获。
我同他们之间的空气缓和了之后,出工的时候还要求唱歌,这也是融洽感情的一种办法。唱什么呢?各种进行曲他们都不会唱,会什么呢?那时《洪湖赤卫队》正在流行,“洪湖水,浪打浪”他们都会,于是他们就要唱这支歌。于是,我们一边行进,他们一边唱:
“洪湖水呀,浪呀吗浪打浪啊,
洪湖岸边是呀吗是家乡啊,
…… ”
一边走,一边扭扭捏捏地唱洪湖水浪打浪,那个镜头,“蔚为奇观”。我只好忍住了笑。不管怎么,空气和谐了就好。
13、集中
从60年冬天开始读《黄帝内经》之后,我就再没有学过什么学术性的东西,主要想的就是吃,就是保命。我没有张景中和杨路的韧性,这段时间,我几乎没有同他们讨论过什么问题。1961年的冬天,我偶然看到一本《物理学报》,上面居然有我十分痛恨的那个姓黄的和姓夏的两个同学的合署论文。
1961年12月或者是1962年1月,发配到兴凯湖的右派都回来了,分散到清河农场的各个分场,王存心分到了三分场,没有到于家岭。当时谭天荣也在三分场。
他们的到来,给整个农场的右派都带来相当的震动,接着,又把所有的右派都集中到一个中队,这就更增加了我们的猜测。以前右派们分散在全场各个中队,还不显什么,这一集中,就看出来,这些人竟然都是劳教农场的骨干:其中,竟有十几位小队长,另外还有统计员和宣传员。集中起来,只有两个小队,也就只能留两个小队长。因为这个中队还是归张善昌管,所以我就留下了,另外还有一个叫黄长发的,他是第二小队,我是第一小队。
这个黄长发,还有一段趣事。
他虽然劳教了,可是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女朋友,同他保持恋爱关系,也经常通信。这个分场,也还有一个人姓黄,而且也叫长发,重名重姓。有一天,场里的收发没有弄明白,把我先说的那个黄长发女朋友的信,给了我后说的那个黄长发,后说的这个黄长发接信之后,大喜过望,以为是七仙女下凡,走了桃花运,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回信。说来也很奇怪,那信的口气与字的笔体,衔接起来,也不容易,可是那女子竟然一无所觉,还给他回了信,而且通信不绝,竟有半年之久。这半年以来,先说的黄长发,就是觉着不对劲,怎么总没有回信?最后忍不住,就又给他的女朋友写信去问。那个女友看了信就觉着怪,这不是一直在通信吗?怎么来信说没有通信呢?于是谜底很快就揭开,原来是有人“重名顶替”,竟不是“冒名顶替”。先说的黄长发找场里告状,并且找那个后说的黄长发闹了一场,后说的黄长发还觉得委屈:有人给我来信,我能不回信吗?
集中之后,大家都觉着解除劳教已经看到一线曙光,没准能一下子全都解决问题,大家都静静地期待。谁也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14、张志华逃跑
从一入收容所,张志华就同我在一起,我们在一起谈的问题很多,可是他有些思想,就是不能同我说。
张志华不能对我说的想法,就是要逃跑。到那时为止,好像还没有一个右派逃跑,这种事情我是连想也不想。
从1961年入冬发了棉衣之后,我就发现张志华总是反穿着棉袄,里朝外穿着,当时这么穿衣服的人也不少,我只是觉得奇怪,没有深究。
张的表现是不好也不坏,积极是谈不到的,但是也不能说是“消极混泡”,虽然我同他的关系好,也不能“重用”他。比如说,不能建议他当组长之类的。可是有时候,我还是要给他一些特别的差事,表示我们的关系。
冬天,基本都是土方活,每天早晨出工,总是由一个人带队,领着抬工具的几付抬子先走,大队人马晚走一些。那个带队的人,不能是组长,可也必须是一个积极分子,靠得住的人,那一天出工是照例如此,不过,这一天我是派张志华带队走的。我们到了工地,开始干活,不大一会,他们组的组长就来报告,说张志华不见了。咦,“他是先来的呀”,我说。然后就问抬工具的人,他们说,出了大门,张志华就不见,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我赶快报告队长。到这个时候还看不见他,多半是逃之夭夭了。我很紧张,这个人同我的关系甚好,这次带队先出来,又是我派的,他逃跑的这个责任我是推卸不掉的,好像是我有意把他放跑的。
这时,两个队长,--都是新来的,--就坐在工地上看一个本子,看了一会,其中的一个说:“没有他。”然后就收起了本子,没有再说什么。
又到其他队去打听,有人说,他看见一个人,在出工的时候,扛着一把铁锹,反穿着棉袄,向北边走去。过了大渠向北,就是老乡的地界,不是清河农场的地界,那就是说,张志华是逃跑了。
这时我才明白,他一直反穿棉袄,就是为了保持正面的乾净,便于在外面活动,那么,他准备逃跑,也就非止一日了。
这个时候,杨路同张志华紧挨着睡,我就私下问杨路,张志华为什么逃跑,杨路瞪着眼睛对我说:“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他也不清楚。我们在经过检查之后,把张的行李送到场部。
就我所知,张志华是在我们劳教四年当中,唯一逃跑的右派。
尽管困难,我却从来没有考虑过逃跑。原因很简单,我要做的事情是在中国,而且是合法的事业,如果逃跑了,就成了“黑人”,而“黑人”就不能从事合法的活动。这是在国内。如果跑到国外去,那就更不合法了,我对中国的政治,也还没有绝望到这个地步。就是真的黑暗到底,我也只能在中国奋斗,不能到外国去。我的根的中国,我寻求的是在国内做些事情,而不是单纯为了寻求个人的出路。而且,我的外语也不行,这种确定性不大的风险,我是不肯冒的。前面说没有考虑过,其实也是考虑过,不然,也不会就否定逃跑的想法。
在1961年这一年里,后来连《内经》也不读了,几乎什么学术问题都没有想过,整天想的就是吃,就是如何活着从这里走出去,而这些问题,也是张志华最为关心的,所以,这一年中,同张志华在一起消磨的时间最多,后来我已经忘记,杨路也一直同我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我远不如杨路张景中,他们一直在坚持学他们的数学。张志华这一逃跑,又迹近是我给放跑的,我在考虑,是不是会对我有影响。
我的担心有些多余,不久,就宣布解除我和其他很多人的劳动教养了。
15、解除劳动教养
1961年2月19日,队长通知我们,今天不去工地,去打扫一排房间,据说是有一批新人要来。于是,我们就打扫了那一排房间。
2月21日清晨,在出工之前,大约有三十多人被点名留下,不去上工。在上工的人走后,我们被带到场部门前,排成队,场长出来讲话,说根据我们这些人的表现,决定从即日起,解除我们的劳动教养。
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是被宣布为“无期”的人,也有一部分是定期一年的。这里面有我和张景中,没有杨路,当然,也没有张志华。
我是解除劳教,同时摘掉右派帽子,张景中是解除劳教,但是没有摘掉右派帽子。
不论如何,这时我很高兴,于是我带头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接着,我们就搬行李,到前天打扫的房间去住。
解除了劳动教养,我也就不再是“小队长”了。
出水芙蓉:1962年解除劳教时的留影。
隔了一两天,我们这些解除劳教的右派分子,被召集到“五科”礼堂开会,由总场梁处长讲话,他的讲话,很代表了当时北京市委的意向,这个意向,主要是北京市委统战部提出的。当时的市委统战部部长就是后来特别著名的廖沫沙,他们提出,这些右派都是原来的国家干部,或者是未来的国家干部(这里指的自然是我们这些学生),他们也还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应该给予出路。就是说,也还可能用一用这些人。其实呢,像我这样的学生,也没有什么可用的,我还是希望继续学习。
在这次大会上,梁还表扬了“改造”得较好的三个人,其中就有我一个。在此之前,张善昌队长曾问过我受过多少次奖的问题,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写材料用的。我一想,居然受奖八次。
16、对劳动教养期间所做所为的反思
从入狱的一个星期之后,我就当了组长,半年之后,我就当了自管的小队长,所以,我的整个劳教生活是同这两个“职务”,特别是同小队长这个“职务”联系在一起的。我虽然深深明白,担当这个“职务”,丝毫也没有改变我的身份和将来的出处,可是回忆起来,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生活,却一点也离不开这个事实。我的劳教生活,基本上也就是我担任小队长的生活,所以就不能避开它。
当了小队长,也同样是承上启下:一方面,我要接受别人的改造;一方面,我也在某种程度上去“改造”别人。这也正是困难之所在。
我反省这一时期的所做所为,主要就是反省自己在这个“职务”上,是否有违背良心的地方。我要汇报情况,还要批评人,是不是有不实乃至有夸大别人错误之处,是否有害人之处和害人之心?
在我的“任职”期间,发生了徐大钢自杀事件,虽然对他的死亡我没有责任,但是,这件事发生在我这个小队,我总是觉得心中不安。
我反省自己,觉得最感到内疚的,倒也还是60年挨饿之初的那两件事:一个是乱发脾气;一个是在大家都很累的时候,我却盘腿坐在那里等人侍候。这两件事,虽然无关“改造”这个问题的宏旨,不会造成对任何人政治上的不利,可是却伤害感情。
我在这里愿意向这些被伤害的朋友表示我最深切的歉意。我真诚地希望得到他们的谅解。
那么,我在表现上是不是有过份的地方?
在解除定期半年的那一批人的时候,有一个姓黎的,也是右派,队长找他谈话,说:“劳动教养以来,你的表现不好也不坏,所以解除你的劳教。”就是说,表现得不好也不坏,就可以按期解除劳动教养。从这个标准看,那我的表现是过了份。
可是从我这个人性格上说,却是在各种情况下都不愿后人的。我既然要干,就要干得好一些。而且,从收容之后,也还存在一种可能:是不是干得好一些,可以先出去?从这个目的出发,我的表现似乎并不过份,但是,也仅仅是自己拼命干,不曾踩着别人往上爬。抚心自问,我只是要求自己表现好,自己好好干,并无害人之心,从来不曾整过哪个人的不实的材料,相反,在完成自己的份内工作之后,我倒是宁愿清闲一点,少管别人。
我多少有些惴惴,怕自己是不是得罪了我不该得罪的人(有些人,不管你对他如何,他也总是一样看你有毛病,对这种人,总有这种人,是不必介意的),解教后大约一年,黄继忠几位老师一级的,在北砖窑安排了比较轻松的工作,有一次传柬相召,要我到那里去“聚一聚”,那次聚会,言笑甚欢,这使我放心,因为这表示黄老师和别的老师对我还看好。
另外,在他们当中,我还交了很多心心相印的朋友。
※于家岭余波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张善昌因为难于忍受场长闫隹臣的专横与暴虐,愤而辞职,返回故里。
他是河北省保定人。可是不知道是在哪一县哪一村,我一直想找到他,可是又一直没有能去找他。我不知道他现在生活得可好?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我祝福他。
积善而昌,积善而昌。他对我是那样的宽和,对我是那样的关照。
我一直在想念你。我却也一直缺少能力到保定去找一找。
如果张善昌晚走些时间,可能他就不必要离开农场,因为离开的将是闫隹臣。
闫隹臣离开于家岭是因为他在那一年的夏天被发现犯了不大不小的错误,被调到天津装卸队也当了一个队长。
在解除劳教的时候,农场到处都洋溢着一种乐观的气氛,好像我们这些人还有希望回到社会上去。
这种乐观的情绪有一定的根据,就是,当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是廖沫沙,他曾向市委和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就这些被劳教的右派份子,现状都很狼狈,他们曾是国家干部,或者是未来的国家干部,应当改善他们的状况。所以,当时农场的领导就表示:走,我们欢送;留,我们欢迎。我们在这种气氛之下,也积极寻找自己的出路。
不过,没有多久,这种盲目乐观情绪就完全消失了。
因为中央否决这个报告:他们还要继续改造。
我曾向公安五处打报告,要求回北大念书,回答我是:“人家不要你。”
我们只能继续留在农场就业。永远是中国阶级等级中的地下第三类“就业人员”或“三类人员”,永无出头的机会。
这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悲哀。
一共是二十二年,四年劳动教奍,一十八年的三类人员。
1973年我回到农村之后,身上仍然有这个“摘帽右派”和“解教人员”的光环。
长亭更短亭,哪里是归程?
如果不是邓小平给我们改正,并且恢复干部籍,我们就要永远在那条路上走下去。
第七章 刼后群芳
★黄继忠 ☆☆☆任大熊、陶懋颀、王信忠 ★张景中 ★杨路 ★王书瑶 ★燕遁符 ★王国乡 ☆刘奇弟 ★谭天荣 ★张元勋 ★沈泽宜 ★陈奉孝 ★孙传仪 ★★★★戴文葆、林希翎、栾忠武、沈鼎 ☆☆☆陈洪生、张行陶、林建荣 ★辛秋水 ★严仲强 ★王存心 ★许南亭 ☆徐大钢 ☆张锡锟 ☆刘智平 ★唐自舜 ☆林国策 ☆张志华
在这一章我将介绍一些我所知道的右派的情形,介绍他们,是为了了怀念和纪念。他们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纪念的。也包括我在1964年之后的情形。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我们这些在农场就业的“三类人员”就被陆续遣散了。首先是我们一批人被遣送到了新疆,是被解放军“护送”去的。到了1969年,林彪的“一号动员令”发出之后,在清河农场的“就业人员”,由于“战备”的需要就被遣返回他们的原籍,在农村有家或有某种关联的,就被送回农村,大致等同于当地“地富反坏右”的待遇,就地监督劳动;家在地市的,就近安排在附近的劳改单位“就业”。后来,社会秩序进一步混乱,有些就可以四处流浪,自谋生路。当时社会上各种流浪的人很多,比如到北大荒,只要有一张“选民证”,当地就可以给你一份打工的工作。
1978年给右派“改正”的55号文件下达之后,这些右派分子陆续都得到了改正,最早的在1979年,最迟的在1984年,比如陈奉孝。
改正之后情形就各不一样了。对教员和干部,有条件的都可以回原单位,但是已经在农村落户,并且有了家属的,因为户口问题不能解决,只能就地安排一份相应的工作;对于学生则就完全不同了,不能复学,亦不能进城,——如果已经在农村的话,——只能在所在地按大学毕业生安排工作,但是可以恢复干部籍,享受干部待遇,够宽大了。工资,对不起,只能按刚毕业的大学生的标准发给,——56元而已,像我,那时已经是43岁了,月工资56元。
改正之后,情况有了大致是根本性的变化,有的人是可以重操旧业了。这里的情况又有很大差别:像张景中、杨路和黄继忠,都回归到各自的专业;另外有些人,则安排在随机碰到的工作,后来的境遇与生活也差别很大。对所有的右派来说,其中最好的当然是朱镕基,他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右派当总理,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帮助,按情按理,我们都至少应该得到补偿,或者更进一步说,得到赔偿,但是他没能帮助我们。他对当右派这件事从来都讳莫如深。在我们当中,情形最好的是张景中和杨路,张景中当了院士,全国的党代表,还当上了全国科普协会理事长;杨路虽然也当了博导,全国人大代表,也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世界性数学难题,可还是没有当上院士。至于其他人,则大多是很平常了,可以温饱。
但是,他们当初为之受尽苦难的诉求,却没有一个人达到:胡风活到了最后,刘奇弟却病死狱中;陈洪生、张行陶、林建荣饿死在清河农场;即使是张、杨之流,由于二十余年青春光阴的磨难与虚掷,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大打了折扣。至于普通的人,则更不要说了。
流逝的光阴是再也回不来了。
不论是对于文中提到和没有提到的人,也不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我都对他们都有一种怀念之情。对于出了名的,我只做最简单的介绍,对其中一个膨胀得特别厉害的,我也不客气,但是这并不影响对他们在1957年表现的评价;对于没有出名,或者永远也不能出名的,我对他们表示祝福和怀念。使他们的奋斗和牺牲能为世人所知。
比如像任大熊。
林昭之死,世人皆知,而任大熊之死,同样壮烈而坚贞,甚至连他最好的同伴陶懋颀也不知情。
对于已经死去的人,我就给他戴上一朵小白花,以示纪念。
在我特别怀念的人中,还有王存心,在海淀分局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我同他没有说过话,但是,他是我在这些人当中,最敬佩的一个,他是分配到兴凯湖去劳教的。到了1962年解教之前,他们从兴凯湖回到清河农场,分配到三分场,我在于家岭,直至解除劳教之后,也一直不曾谋面,后来就完全不知音讯,不知道他最后落脚何处,现在可好?
在2007年初,我终于找到了他,他落脚在四川省自贡市荣县。
◆黄继忠
黄先生是老师那一个层次的,我就从他说起。
自从北砖窑一聚之后,在农场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后来可能到了“五科”(一个分场级的单位),在那个中学里教书,听说他又受过一次批判,要他检讨,他说:“我以自由、平等、博爱教育青年人,有什么错!”
从新中国成立那一天起,我们这个社会就以仇恨教育她的居民:“不忘阶级仇,牢记血泪恨,”,“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忆苦把冤伸,……”,还有什么“孩子已长大,仇恨该发新芽”等等。黄先生以平等、博爱教育青年,自然是不被允许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概括了整个的社会教育大纲。
他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叫黄钢,女孩叫黄麦,当时都很小,正是上学念书的年龄,生活发生了困难,为此,他曾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到前门大街“卧轨”自杀,但是没有成功,又被送回了清河农场。
1978年改正的时候,我又在北大见到了黄先生,他那时根据政策的规定,已回到北大教书,北大却只给他一个副教授的头衔,可是他的学生有的却已经当上了教授。“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那时已完全被左派所把持,78年北大八十周年校庆,当时的校长周培源还说北大通过反右增强了实力,黄继忠虽然根据政策回到了北大,仍然是倍受歧视。
那时他的女儿黄麦也带在身边,正在教她学英语,督课甚严。
1982年黄先生到沈阳讲学,我们又一次聚会,我那时已在辽宁社会科学院从事数理经济研究,很想从头学习英语,就问他,英语单词怎样才能记得快,他说:“你只要大声地念。”1982年春节我回北京旅行结婚,因为时间紧,没有去看他,他可能对此有些不快。
后来,他随雷洁琼和侯仁之先生去美国访问,可能就同美国有关方面建立了联系。不久,黄先生就单身一人去了美国,后来又把黄麦接了去。
在1985年,我接到黄先生经由他人转来的一封信,信是复印的,可能他还同时寄给了许多人,我是他还记念朋友中的一个。
在一百多年以前,美国曾有一本非常轰动的小说,它直接引发了那一场解放黑奴的南北美战争,不用说,这本小册子在世界各地都有译本,在中国,它就有三种译名:《汤姆叔叔的小屋》、《黑奴吁天录》和《汤姆大伯的小屋》。至于译本,不知凡几多种,其中,就有一个译本是黄继忠先生的,书名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署名黄钟,那已是1957年以前的事了。这次黄先生去美国,就是到这本书作者的家乡。
这本书的作者是哈丽叶特·伊利沙白·比彻·斯陀夫人。斯陀夫人的父亲曾任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神学院院长,斯陀夫人可能就出生在那里。(见孟学等改编《汤姆大伯的小屋》,未来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前言部份。)
此书的译者虽众,可是,访问过斯陀夫人家乡的译者却绝无仅有,黄继忠先生是第一个访问作者家乡的译者,于是黄先生就留在那里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这些都是黄先生在信中告诉我的。他在信中还详细记述了他在美国所到之处所受的欢迎和款待。
1986年我调到北京,就到北大西语系去打听黄先生在美国的地址,西语系对此一无所知。后来我又去找管玉珊教授,黄先生的信,就是由管先生转给我们的。管先生曾教过我们的体育,他有一句名言:“在平时,你是感觉不到你身体任何部份的存在的,如果你感到哪一部份存在了,一定是那个部份出了毛病。”我们想想,果然如此,不生病,你的确不会注意你有胃或有心脏。
但是,管先生也是不知道黄先生在美国的住址,于是我又去找黄的儿子黄钢,他那时在北大物理系实验室工作,黄钢说,地址不在手边,要回家去取,显然,这也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托词。这样,我就再没有去找过黄钢。
黄继忠先生,你真的对祖国绝望以至于斯吗?你真的对你的朋友失望到了这种程度吗?你独自一人,远在异国他乡,你不苦闷吗?你真的一点都不怀念你的祖国和朋友吗?
你不感到哀痛吗?我们还在想念你,你知道吗?
凡是我所确切知道已经谢世的人,我都用☆来表示,给他带上一朵小白花,以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哀思。这三位先生都已谢世,他们当时又都是数学系的助教,所以放到一起写。
任大熊与陶懋颀两位先生节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我当右派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任大熊与王信忠两先生还都辅导过我的数学,陶懋颀先生是后来张景中介绍我认识的。
任大熊先生性情刚烈,不然他也不会起意与陶懋颀一起节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后来虽然没有受到最严厉的处分,可他还是宁折不弯,听陶先生说,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因不屈,受迫害而死,详细情况陶先生也不甚清楚。
我后来终于知道了一点情况,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被关在北京的某一个监狱里,到那时仍然被关在监狱里,已是一件非常过份的事情。更为过份的是,后来“造反派”进驻监狱,进行审查,就发现了任大熊,查他的档案,发现他节译了赫鲁晓夫的“密秘报告”,就说,像这样的人,怎么还能留着,就判了死刑,在执刑的时候,被割断了喉管。他被割断喉管,说明他曾有过激烈地反抗,令造反派们感到恐惧,他牺牲得很壮烈,再详细的情形,就没有人知道了。
2007年我得到一份网上传来的帖子,说任大熊是在大同,因为参加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被处决的。那里面说,他在1960年参加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被判无期;1967年又参加了一个叫“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反革命组织”,并担任组长,说是要推翻“元首主义”、“元首党”,于1970年3月28日,被解放军大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核准的上级机关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没有检察院,也没有法院。同案犯共有23人,立即处决的有13人。
王信忠的体质较弱,据陶先生说,王在中学就有“烟鬼”之称,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大凡一个人,不管有什么正义感,有什么先进的思想,没有健全的体魄,大约也是不能支持他的精神的,王信忠就属于这一类型的人。他富有正义感,他妒恶如仇,他对当时揭露的“三害”罪行不能容忍,斯大林的罪行令他发指,可是他也甚为悲观。在我写了“高度集权是危险的”之后,他常来找我聊天,但是悲观的成份多。反右之后,他知道他在北大呆不长久,还请我在教员食堂吃过一顿饭,那是我作学生时唯一一次去教员食堂吃饭。好像对右派的处理还没有开始,他便被调到河南大学去了。他很弱的身体和悲观的情绪,使他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当时常来找我聊天的,还有物三的陈松林,只是聊聊天,他却因此也当了右派。后来他的情况,我就完全无所知了。
陶懋颀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忠厚的长者。他因为同任大熊节译了赫的“秘密报告”,并且还在前面加了“真理的序”,北大当时还没有给他戴帽子,却很快就把他调到内蒙古大学去了,他在那里被戴了右派帽子。后来中国科技大学扩大,广招人才,所以陶先生就去了科技大学。1976年毛泽东终于死了,78年形势进一步好转,科大也进一步扩充实力,为此,专派陶先生远赴新疆,把张景中调入科大。他这一去,不但把张景中调回,还顺手牵羊,把原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研究生任洪硕也调回了数学所。后来任洪硕很快就当上了研究员。不久,他又帮助把杨路也调到了科技大学。他做的事,真是功德无量。
张景中去科大不久,就同陶先生商量,把我也调到科大去。1979年我已建立了“无形价值论初说”,他们希望我到科大去从事科学技术管理专业,但是后来,终因一些行政关系没有成功。我也就在那时同陶先生认识了。
陶先生后来又回到北京,在中国计算机管理学院任计算机科学系主任。1997年6月,我因写这本回忆录,要核实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节译的情形,还同陶先生通了话,关于任、王二先生的情况,就是他那一次向我介绍的。不幸,到了8月份,他便因肝癌而与世长辞了。
◆张景中
对张景中有许多话要说,原因是,1962年解除劳教之前,我们在一个中队,我们有共同四年的劳教生活;从62年秋开始,到73年我从新疆返回辽宁为止,我与他有11年的共同就业生活。我在这一时期的经历,也就在这里一并叙述,以节约篇幅。
解除劳教之初,在我们当中还洋溢着一种乐观的情绪,似乎对我们右派还有优待安置的可能。到了夏季,这种情绪就渐渐消失了,我们被整体分到于家岭东村,编入生产队同其他就业人员一起劳动,对我们右派并没有特殊安置的可能。这时,我复学的希望破灭,也不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回到社会上去,我的情绪坏极。这时,我一反积极劳动改造的态度,变得仇视与厌恶这种劳动。我先是因外出得罪了队长,后来我又骂小队长是“黄世仁”,同时,我因对苏联与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而夸夸其谈,引起同事们对我的不满,可说我是上下交困,情形对我十分不利。
天无绝人之路。
我们已经说过,清河农场地处渤海之滨,地势低洼,盐碱极重,粮食丰产,全靠“水压”:深挖排水沟,用淡水把盐碱压下去;一旦无水,庄稼便不能生长。这时便有农学家建议,用城市中的拉圾来改造农田的土壤成份,于是就在天津设立了一个装卸队,把城市拉圾运回农场。62年秋季,,又要在唐山也设立一个装卸队,这时便向各个分场要人。由于我们中队一个姓李的队长的好意,便派我去唐山装运拉圾,我因祸得福,得以逃出于家岭,并有机会遨游江河。我那时如果表现好,再当上小队长,那就完了,再也离不开于家岭了。那个李队长是我的又一个吉神。
队里一共派了五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张景中,从此我们一直就再没有分开过,直到1973年。
在劳动教养的四年中,虽然我们同在一个中队,我又与杨路交好,可是同张景中却一直不曾有过知心的交谈。到了唐山,队里只有我们两个是同一学校来的右派,就自然接近起来,不两日,我们就发现,我们之间有甚多的共同语言,日夕相处,谈理说文,甚是相得,也常说些只有我们才能理喻的笑话。有一次我们外出购物,他说:“要带一个‘拓扑不变形的’”。我尚未学过拓扑学,我想,书包一类,都是由平面材料做的,“拓扑不变形”,就是展开之后仍是平面的。像皮球一类形状的物品,无论如何都不能展成平面,自然是“拓扑变形”的,不知对不对。
还有一次,我们谈到毛主席说:教育别人的人,自己首先要受教育。这话原是不错的,你如果没有受过教育,怎么去教育别人?按着这个逻辑,我说:“受别人教育的人,首先要去教育别人。”我们一齐笑了起来。不料,这一句荒唐的玩笑话,后来却真的成了现实: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与知识分子走“五七”道路,竟正是这种情形,要他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什么教育呢?
在唐山还有过一个笑话。那时我们黑白两班,在市区到处收集拉圾,一次下了夜班,我们一起去理发。那时理发,还都刮脸。在刮脸的时候,张景中可能是因为夜班太累了,竟然睡着了。我忽然听那个理发员小伙子叫张景中,轻轻地说:“先生,你看左边的眉毛已经刮掉了,右边的眉毛还要吗?”我吃了一惊,赶快走过去一看,果然左边的眉毛已经刮掉了,只剩下右边的眉毛,刹是好看。景中大怒,可又无可奈何。两边眉毛都刮掉了,总比一边有,一边无要好一些,右边眉毛最后也只好刮掉了。这次理发没向他要钱。
在以后的一个多月里,景中总是戴着帽子,并且把帽子压得低低的。后来他的眉毛长出来了,却比以前的重了。以后谁要是嫌自己的眉毛淡,也可照此办理。
1963年春节过后,我又被派到天津去,从火车站把拉圾装上火车,运回农场,从冬到夏,历一寒暑。最困难的要属夏天,天气炎热,太阳直射,本是连衣服穿了也觉热,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却都要“全封闭”。原因是,我们前面是一堆两米高的拉圾山,那拉圾夏天发酵,热气腾腾。城市中的拉圾还什么都有,煤灰、泥土、菜叶子、剩菜剩饭、玻璃碴子、纸片子、木板条、布条子、有的时候还有粪便,最讨厌的要属避孕套,一三齿钩下去,能套上两三个,甩不掉,只好用手摘。——渡荒之后,城里人对节育是十分地重视了,避孕套用得就多。——后面是60吨车皮的大槽帮,我们身在两堆拉圾山之中,又要用力把拉圾装进车皮中去,扬起漫天的灰尘,那拉圾直往衣服里面砧。于是,我们只能穿好衣服,戴上风帽,混身都是汗水和泥水,毫毛孔里都是拉圾,那是极不人道的一种劳动。我们下班若是乘电车,多半是不用挤,因为我们身上的臭气,早已把别人薰走。到了礼拜天,我们一定要到玉清池去泡上两个小时,清除垢气。
后来我同景中又都被调到船队,在整个海河中行船,以天津为中心,在大清河、子牙河、金钟河、蓟运河中运货和装卸。冬天则修船和“排船”(就是造一艘新木船),我学的是木工,景中则学的是“捻船”,就是用桐油、白灰和麻刀把木板间的缝隙捻实,以免渗水。后来又都调到渔港晒盐。
在这个时期,是我读中外古典名著最多的一个时期,也学经济与哲学。在中学时期,我也读了不少的书,但都是苏联和中国的革命小说,对真正的世界文化遗产,知之甚少。
景中则与我相反,他的文化素养则深厚得多。
景中家在河南汝南,父亲是个中学教员,祖母则是大家闺秀,颇通诗文。在抗战时期,河南那地方,日军、国民党占区与解放区犬牙交错,汝南可能是“国统区”,日本鬼子攻来,大家便“跑反”,躲到乡下去,在那里无法读书,他的祖母便为他讲解诗文,他在那时,便已由他的祖母讲授了整个的《古文观止》,他的文化修养,由此可见一斑。我学《古文观止》,实际上是由他讲授的。有一次在中学,班上一个女同学哭了,声泪俱下,景中过去指着她说;“一支梨花春带雨”,那女生立时破啼为笑。其雅致如此。
有一次我读李白的“春宴桃李园序”,开头就是:“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便问我:“这‘秉烛夜游’,典出何处?”我想了一下,忽然想到,春秋时,齐景公曾有过打着灯笼到处玩的故事,于是就说:“可是齐景公秉烛夜游的故事?”他笑着点着我说:“孺子可教。”我看了他一眼,也笑了:“是不是孺子不要紧,可教就行。”他也笑了。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尽量不浪费那可贵的青春时光。在这个时期,他教了我不少东西,说有“半师之分”,也是不过份的。
以这种方式打发时光,对我虽有不小的满足,但是对于他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是个数学天才,他和杨路都是真正的数学天才。他需要从事数学。在1960年饿得要死的时候,他也还是念念不忘他的数学。
还是在大二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同一个数四的同学竞赛,两人约定做一个没有人做过的数学难题,结果他获胜;另一件是,他竟然在《数学进展》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数学进展》是我国数学界的最高学术刊物之一,一个学者能在那上面发一篇论文,如跃龙门,谈何容易?但是还只在读大二的他,就在上面发了一篇论文。
不过这篇论文却给他带来一点小小的麻烦。
华罗庚先生是当时《数学进展》的主编,可是他这个主编,却不事前审稿,而是事后才看。他发现了景中的这篇论文,怔住了,这个问题,1928年一位德国学者已经解决了,怎么现在又有人做?于是就找来责任编辑,那编辑也很惶恐,只好说这是一个大二的学生做的,华先生一听却也很高兴:“大二的学生就能做这件工作,也很不错!”但是,要张写一个说明,说明他是在不了解德国学者的工作的情形下完成的。这可苦了张景中,因为那份杂志是德文的,还年代久远。好在数学的一大优点是运算符号都是一样的。这样,他在大图书馆从1928年那份德文杂志上找到那篇论文,写了一个说明了事。但是由此,他也声名大噪。(这些事,都是我们关系比较密切之后才谈到的,在别的情况下,他是从不对外人说的。)
他现在完全脱离了数学自是极为苦闷的。1964年夏天,我又被派到农场去帮助收割小麦,他却获“采薪之疾”,在病中,他给我来信,说,一个人终日从事这些纯体力劳动,只能用其所短,不能用其所长,现在又卧病在床,他在信的最后悲愤地呼叫:
“命也夫!命也夫!”
离开了数学,他是怎样的哀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农场开始遣散,我们是第一批被遣送到新疆的。其实也是被骗去的,我们一路上还兴高采烈地唱着郭小川的歌:“满怀豪情,奔向边疆”,以为可以大展宏图、建设边疆了。
无奈的塔里木。
我们在清河农场是就业人员,到了新疆,不叫就业人员,叫“三类人员”,情形是一样的。在新社会,因为是社会主义,讲阶级斗争,所以人也就被分为三六九等,在1957年,学校里便有右派画了新的“九品中正图”。从上到下我就不说了,我们这个“三类人员”是从下向上说的。下面最低的一层是劳改人员,第二低的是劳教人员,我们这些劳改释放和“解教”的“就业人员”,就是从下面属的“第三类人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项明确的政策,就是不在“三类人员”中进行“文化大革命”, 只进行正面教育。不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不许相互串连,不纠斗“走资派”,但是互相之间,却在指导员的挑拨之下,常常批斗,甚至弄个你死我活。
我们去的单位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工程二师工程支队,修建从库尔勒到若羌800公里的公路中,从尉犁到阿拉干的一段,有四、五百公里,条件是很艰苦的。
虽然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受的是正面教育,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坏的指导员,叫荣清成。他原是国民党的兵痞,后来当了指导员,自然是加入了共产党。他完全拿了对付犯人的那一套来对待我们,阴谋诡计,分化瓦解,无所不用其极,在我们当中也经常进行批斗。最恶劣的一次是,他诬蔑上海青年吴作豫“奸驴”,指使一些“积极分子”给他带上驴具,强迫他在地上爬,用鞭子抽他。吴不堪忍受这种侮辱,愤而自杀。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吴作豫的家属没有去控告?如果他的家属去控告荣清成,我们全连的人都会为他作证。
我对所说这件事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我因为一些言论,也受过一些批判,但是还不是严重的伤害,张景中所受的苦就更多些,因为他没有摘掉右派帽子。
在清河农场时,一个人是不是摘了帽子,并无关紧要,他工作得好还受表扬。但是,到了新疆,处于文化大革命状态,就要对地、富、反、坏、右“黑五类”进行专政,专政的内容,主要有两项,一项是每天都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晚饭后至少半个小时,有时更长,低着头,弯着腰,念念有词,说是如何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另一项则是惩罚性劳动,几乎所有的公益性劳动都是他们几个没有摘帽子的右派和其他“黑五类”分子承担。“张景中、黄耀祥(也是一个没有摘帽子的右派),出来卸车了!”“黄耀祥、张景中出来扫院子了!”了无宁日。
即使如此,景中还是不倦于他的数学研究。
我从70年开始得了上颚囊肿,从工程支队的卫生队到兵团的医院,做了五次手术都不成功,只好请假回北京治疗。1972年我首次回北京,景中写了一篇关于“不动点”的数学论文,要我带回北京,请教专家。经他指点,我回到北京,找到数学所的几位学者,居然也能侃侃而谈。他们都还记得张景中,对他的求学精神也十分佩服。可是,记得归记得,佩服归佩服,右派分子的文章还是没有希望发表。
值得庆幸的是,他在1972年摘了帽子,方始逃脱对他“黑五类”的专政。
1973年我退职回辽宁开原,投奔我走“五七道路”的舅舅,离开了新疆,也离开了兵团,开始一种“自谋生路”的生活。1974年周恩来在“人大”做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报告,邓小平复出,政治形势有所好转,景中在这一年被调到团部子女中学做数学教员(1971年我们已整个连队从工二师工程支队调到农二师21团,定居下来),这对他自然是驾轻就熟,在这期间,他除了教书,还对“对数”计算设计了更为简单的解法,同时,还创造了关于数学证明的面积方法,这对他日后的工作,实在是大有帮助。
1969年底,杨路从清河农场被遣送回成都,后来我们又恢复了联系。74年后,景中因了在子女校教书的缘故,寒暑假可以自由支配,几次去成都。杨路受的苦最多,他却结婚最早,第一个享受家庭的温暖,经过杨路妻嫂的介绍,景中也于1977年在成都成婚。
在这段时间内,他们两人不断地奋斗,不断地有论文向各方面寄出。1978年还是在改正之前,景中就被调入科大,79年杨路也调入了科大。改正之后,成果更是源源不断地推出。
这时他们的亲属都在成都,调入合肥有困难,而且,他们的亲属也不愿离开成都,1985年,两人又双双调回成都,入了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都在数理室工作。
1986年他和杨路邀我到成都讲学,那次会见,他曾表示,似乎耽搁的时间太久,做尖端的工作已力不从心,也许要做一些基础的工作,比如改进整个中学数学的教学体系。皇天不负苦心人,1989年他先作为访问学者去意大利工作一年,92年又受一位旅美博士的邀请,去美国工作。去了之后,才知道是为了解决数学机器证明的可读性问题。他只用了几个晚上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不久,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1994年出版了专著,――在此之前,他已写了好几本专著和通俗读物――受到国际国内学界的一致好评,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数学定理的机器证明,是我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先生于六十年代开创的一个新的数学证明方法,就是把条件和求证的目的输入电脑,由电脑来证明。这个办法虽好,却是不可读的。
什么是不可读呢?
景中先拿了一张B5复印纸大小的胶片给我看,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学运算符号,有30行左右,我一看头就大了,要想弄清每一步的逻辑关系,那是非常困难的,恐怕没有几个人的大脑能有这种能力。景中说:
“像这样的胶片有26张。”
我说不出话来。
为了证明一个定理,要26张这样的胶片,的确是不能读的。
他又拿出一张同样大小的胶片,在左面有十来行证明的等式,右面则画了一个园和几条直线,下面则有相当的空白,这是为了证明同一个定理,景中用了他在1974年创造的“面积法”,又使用机器证明的结果。弄清它们的逻辑关系是很容易的,它当然是可读的。
还是在1983年,他在合肥时便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是拖了很久,直到86年晚些时候,他才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入了党。
1997年,他当选为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后来,他又当选为中国科普协会理事长。
他前半生献身于民主,后半生献身于科学。
◆杨路
杨路的历史情况前面已经介绍过。在我们1962年解教之后,他曾先去了团河农场,后来又回清河农场,按着定期,他本应于1964年5月就解教的,可是,却据说是为了办手续,――同样是“为了办手续”,――不能解教,这一办手续居然办到了1969年,历时五年之久,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要求“只争朝夕”。
解除劳教不久,林彪的一号战备动员令发表,农场遣散,他被送回成都老家附近的煤矿,下井采煤。
他很幸运,他小时一个邻居家的姑娘一直热恋着他,他回成都不久,他们就结了婚,尽管一边是戴着右派帽子的就业人员,下井劳动;一边却有一个温柔贤慧的妻子在照顾他,也算是十分幸运的了。
他直到1975年才摘掉右派帽子。
到了78年形势已大好,景中先去了合肥中国科技大学,不久,他也被请到科大去讲学,79年3月,在他还没有改正的情况下,也被调入科大任教。他和景中都是在1979年6月改正的。
他一直在写论文,没有写过专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条件还不成熟。他的其他活动也不及景中多。1996年9月,他的第一部专著:《非线性代数方程组与定理机器证明》终于问世,署名杨路、张景中、侯晓荣著,这本书对我来说,已似天书。《科技日报》于1996年12月27日第一版为这本书的出版发表了一篇记者仇方迎的报道,题目是:“机器证明取得重大进展 中国科学家解决了实代数基本问题”。那里说的许多专有名词我已不能明白,太高深了一点。其中有一点却是每一个读过高中的学生都能懂的,那就是高次方程根的存在判别式的问题。大约在300年前,数学家们解决了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不论是实根还是虚根总是可以给出的。三次方程的根的判别,在我读高中的时候,觉得就很吃力,四次以上方程的根的判别则完全没有。据说,在六十年代,有人解决了四次方程根的判别问题,五次以上根的判别则一直阙如。在《非线性方程组与定理机器证明》一书中,杨路一举解决了五次以上方程组的根的存在的判别问题。这是历史性的贡献。
但是,杨路的运气不好,虽然他解决了这样一个对科学、对工程技术都有重大意义的课题,他却还没有当上院士。
有一次他们两人都来北京,住在北大的招待所里,有几个杨路“导”过的博士去看他,并且向他请教以后的工作方向,他坐在沙发椅上,胸有成竹,对他们挥洒而谈,哪里还是昔日被批斗、被殴打(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团河农场曾被殴打过)的阶下之囚,完全是一个带领千军万马的统帅,在那里发号施令,意气洋洋,别是一种精神状态。
一个国家,善待她的居民,用其所长,他个人好了,国家也好了;反之,践踏她的居民,虐待她的居民,居民固然不好,国家也同样不会好。
我倒想起电影中的一个镜头:好像在电影《朱元璋》里面,一个孩子做游戏的首领,要别的孩子做奴隶,做牛马,在地下爬,那些孩子觉得委屈;而朱元璋当首领的时候,却是自己做皇帝,别的孩子做他的大臣,做他的将军,别的孩子都很高兴。朱元璋终于开创了有明一代276年基业。
他们两个都是直接受聘于中国科学院院长的研究员,当然也早就是博士生导师了。
他们不但自己有许多成果,还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有用的人才。
1998年,杨路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如果不是耽搁了这20年,他们两人会摘取多少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呢?
◆王书瑶
在这里主要介绍我在改正后的一些工作情况。
1973年我退职回到辽宁开原县一个公社。“社员都是向阳花”,我也作了一阵子“向阳花”。因为累和病,我当时已不能胜任一个普通社员的劳动,只相当一个“大半拉子”。于是就只能去做各种临时工,当过供销员、电机修理工、木工,后来又到一个工厂冒充了一个车工。在车一个长细活件的时候,右边一端是要套在一个园环中固定的,我因没有经验,没有固定,结果甩了起来,另一个人不知出了什么事,跑过来,却被旋转的铜棍打成重伤。厂长要给我处分,可是细问起来,活件甩起来是我的责任,那人跑过来却不是我的责任,才免了一项处分。
我一直为没有专业感到苦恼,1974年后,我终于为自己选定了经济作为专业,也开始写一些技术经济方面的论文,以为有朝一日,可以作为“敲门砖”之用。当时有两个专业可供我选择,一个是哲学,一个是经济学,但是,哲学的不确定性很大,而技术经济是可以证明的。
1978年我在广播中听到可以给右派改正的消息,第二天就打点行装回北京要求改正。
虽然我这个人在学校里并没有很大的名气,但是校方却相当重视。我去的时候,“55号办公室”(给右派改正的文件是“55号文件”,所以,落实那个政策的机构就叫55号办公室)的两个人,正在看一些材料。那时,已经批判“两个凡是”,正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报纸上大块文章在讨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惨剧。邓小平也说了“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份集中的官僚主义”的话,两相对照,他们发现我当时说的话并没有错,只是早了20年。于是就决定给我改。起初想以我为标准,低于我的就改,高于我的就不改。后来北京市委又改变了主意,说,你们学校认为应该改的就改,不必请示市委。于是,自谭天荣以下,所有北大的右派就都改了。
但是,这个说法还不完全,有那么几个人,因为后来有些别的问题就没有给改。这是毫无道理的。是不是该划成右派,唯一的依据只能是本人在1957年那一段时间内的表现,其后的事情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陈独秀后来退出了共产党,就说陈独秀不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
1979年5 月我获得改正,当时带了几篇“敲门砖”,希望能回北大经济系工作。这些材料经由物理系转给了经济系主任胡代光教授。胡先生同意我去,可是当时的经济系党总支书记说什么也不同意,胡先生就把我的材料转到人民大学李宗正教授那里。李老师对我很好,可是1978年人大已经进了不少的人,当时已不能再进了,又把我推荐给辽宁大学的宋则行教授,宋老师写了三封信,最后辽宁社会科学院接受了我,于1980年4月调入辽宁社会科学院,从事数量经济研究(我主要研究其中的数理经济)。以上三位教授,与我都素昧平生,却对我这样关照,实在是我生命中的另三位吉神。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数量经济学这个学科在中国是新的,对我则更是首次接触,一切都是从头做起。1979年底我已完成了“无形价值论初说”,到社科院后,就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做了报告,我原以为会获得满堂贺采,不料,却受到严厉地指责,说我 “不能在政治上保持与党中央的一致”,这在当时差不多是最严重的政治评语,几几乎又受到一次批判,对我是个不小的打击。虽然如此,1980年终究不是1957年,也不是1968年,我的别的业务也还做得可以。1982年春节,我终于结了婚,我的家就在办公楼内。就在这一年的夏天,经济所的党支部书记到家里找我,直接了当地问我有没有入党的愿望。我立即断然表示拒绝,我说:
“我认为这个政党是不负责任的,我提出的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警告并没有错,不仅是不错,而且还是正确的,后来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证明了这个警告是正确的。现在仅仅是给我改正,不赔礼、不道歉,也不赔偿经济损失,能说他是负责任的吗?我怎么能加入这样的政党?我若入了党,我不是也对自己不负责任了吗?”
我这样严词拒绝,不给支书面子,是不策略的,但是,我当时正经受着经济与其他方面的困难,一个月我才拿56块钱,娶妻生女写论文,非常困难,“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经济损失都给了补偿,可是对苦难更为深重的右派为什么分文不给,有何理说?对共产党的这种做法我极为不满,是我严词拒绝的直接原因。当然,主要的还是这个政党在掌权后的所作所为。他太使人失望了。
我从事的是社会科学,虽然说数量经济与政治并无关系,可是,社会科学本身就属于意识形态,我对共产党持这种态度,对我的发展极为不利。如果我当时入了党,再稍稍加上一点拍马屁的功夫,我的飞黄腾达是指日可待的。但是,我自诩清高,“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我绝不入党,只专心搞我的业务。我的这种态度,后来给我带来不少的困难,可是我终于不悔。
1983到1984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两个党员副所长就向院长建议:是不是也要批判“无形价值论”?那个院长却很谨慎,说:“现在上边不是就提‘异化’吗?那我们就也只批‘异化’,没有提‘无形价值论’,我们也不提‘无形价值论’。”就这样我才免受新一轮的批判。
不过,我当时还真希望批判一下,因为这样一来,我的名声可能就大一些,“无形价值论”的影响也就会大一些。但是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无形价值论》封面。
一直到1992年,我的《无形价值论》一书才在戴文葆的帮助下,由东方(也就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经济编辑室主任韩忠本先生亲自编辑,并且帮我写了一部份序,我非常感激。
现在我要稍许介绍一下这个无形价值论,它是我平生第二件重要工作,第一件自然是使我当了20年右派的那篇“集权”。
我先是从国民收入分配着手: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有的知识劳动者都获得一部分收入,他们不是剥削者,他们不是剥削者而同样获得一部分收入,就是因为他们必定创造一种价值,他们以这种价值,同物质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相交换,同社会相交换。他们的产品都是精神产品,而精神产品都是无形的,所以我就把他们称为“无形劳动者”,他们所创造的价值称为“无形价值”。在马克思经济学里没有这个范畴,也没有这个概念。在我们研究整个国民经济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个范畴和概念,就是不完整的,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一部分国民收入应该分给他们,整个国民经济大循环就缺乏一个不应缺少的环节。
现在,人们把这一部分经济称作“知识经济”。
在那个经济学体系中,只有“非生产性劳动”的概念,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这个“非生产性劳动”概念有什么意义。
还是在七十年代初期,我就开始订阅一本叫《国外科技动态》的杂志,这本杂志,可说是在当时黑暗的中国开的一个天窗,使我们了解了许多外国科学技术进步的情况。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介绍外国的科学和技术是怎样促进经济发展的。我把这种情况与我所建立的无形价值联系起来,就逐渐形成无形价值向“有形价值”转化的概念,也就是,由于借助于实际生产过程,无形价值大大提高了物质产品的产出,无论在价值上还是在物质产出上,都是如此。于是,我就改写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公式。
在这里引出一些符号公式是不适当的。但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公式尽人皆知,用公式表示,更清楚一些,所以还要少用一点。
马克思的价值公式是:
C+V=C+v+m,
它表示物质产品的价值是由物化劳动C与活劳动V共同构成的。其中的V,又被分解为v与m,v表示必要价值,是工人劳动所得,m是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利润的源泉。
现在大家一致公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既然是生产力,那就一定要创造价值,不然为什么叫生产力?它所创造的价值,是怎样在公式中体现的呢?我用W代表无形价值,用jw代表“无形价值向物质产品转化的价值”,这样,反映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价值公式、也就是无形价值论的价值公式就是:
C+V+jw=C+v+m+jw.
后面那个jw是我加的。但是,也不是随意加的,也是经过仔细论证的。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从它产生那一天起,就先天不足,因为它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作用,所以它就不能自园其说,在当时,它因为不能解决“转型问题”(有时也称为“转形问题”)而受到学者的责难。“转型”就是从“价值价格”转向“生产价格”。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内在的困难,用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资本家的利润在有机构成不同的情形下,经常不等于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或者更简单地说,“资本家的利润经常不等于剩余价值。”马克思在解决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上并不成功。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那就是:在自动化生产的情形下,资本家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
按着马克思,资本家的利润全部来自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是,在自动化生产的情形下,工人的劳动投入为零,也就是V=0,自然,其中的m也等于零。所以,资本家就不应该有利润。但是,事实上,资本家不仅有利润,而且,他的利润还高于雇佣工人的资本家的利润,不然,资本家就没有自动化的积极性。
无形价值论则因为有了这个jw,而能成功地解释这个问题:自动化条件下的利润,全部来自这个jw。
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各种经济分析中,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很少被使用。但是,它仍然是在学校中所教授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而且,在建国之后,它曾是我国唯一的经济学派。另外,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它在解释各种价值现象时还是管用的。所以,研究它还有意义。
在引入“无形价值”和“无形价值转化为物质产品的价值”这两个概念之后,各种经济价值现象它都可以解释。除了自然资源的价值而外,我还没有发现有什么价值现象是无形价值论所不能解释的。
在《无形价值论》中还建立了一个我称之为“物象主义”的哲学理论。
在历史上,整个哲学都充满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依我看来,它们各有其正确的一面,也各有其不足的一面。对唯心主义我们只说客观唯心主义,不考虑主观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我们用一句中国话来说,就是“理在事先”和“事在理先”。我不用精神这个词,它是人脑的产物,不是离开人体的客观存在。我采用一个“理象”的名词。“理象”是区别于物质的另一类客观存在,物质是什么我们不要解释,理象是指规律、数、空间、时间、事物的性质这样一些抽象的非物质的客观存在。这样一来,相对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争论的问题就是:是“理象”决定物质,还是物质决定“理象”?
在采用理象这个词之后,我们可以说,谁也不决定谁。我们以规律作为理象的主体,物质不决定规律,规律也不决定物质,但是,物质的运动决定于规律,规律的存在又在物质的运动中得到体现。万有引力定律是理象,它不是物质,它也不决定物质存在与否,但是,物质的运动被万有引力定律所决定,而万有引力定律体现在物质的运动之中。
还用那句中国话说,是“事在理中”和“理在事中”。
现在哲学家们好像已不再争论这个问题了,可是它必竟曾是哲学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在青年时期受的就是这种教育。
无论在哪一个学科中,设定一个科学的范畴都是极为重要的。
《无形价值论》只印了2500册,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反响。最近“知识经济”热了一阵,有人想起了这本小册子。我不知道有没有能力再写一次。
在1986年我到国家税务总局工作之后,到1997年正式退休,共花费了近十二年的时间。从事赋税理论的研究,时间虽长,可是却没有什么像样的成果。原因很多,想问题想得慢是主要原因。到1994年才有一部专著出版,还是与许多人合著的,书名叫《赋税导论》,我写了三分之一的篇幅。除了提出一些赋税应该遵守的原则外,最重要是有两个结论:一个是“财政运用最大与国民产出最大不相容原理”;一个是对我国的最优税率区间进行了数理估计。
1990年,为人民大学研究生讲授:“财政运用最大与国民产出最大不相容原理”。
前一个我称之为“原理”,是因为,只要你承认一个定义式或恒等式,就必然要承认我下面给出的结论。这个定义式是:
财政运用=宏观税率×国民产出。
它的结论就是:
①在财政运用达到最大的时候,国民产出一定不是最大;在国民产出达到最大的时候,财政运用一定不是最大;
②国民产出达到最大时的税率,小于财政运用达到最大时的税率。
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就是:国家的宏观税率不可以太高了。
那么,国家的宏观税率多少为最佳?对这个问题只能估计而不能严格计算,原因是影响它的因素太多了。我用数理统计的办法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我国的最优宏观税率在18%--22%之间。宏观税率保持在这个区间的时候,国民经济可以发展得最快。
但是,到了1995年,依我计算的宏观税率已然下降到14%,大大低于最优税率区间的下限,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依然不低,这是为什么?原因是,政府行为是不规范的,统计也是不准确的。财政部报告的只是政府财政运用的一部分,许多地方政府所收的费,超过了它所收的税,而这些费,是不纳入统计的。在整个社会、政府行为不规范的时候,科学研究也不能进行。
我在税务部门工作近12年,在这12年当中,尽管我不肯入党,还有很多观念上的冲突,除了有一个人从一开始就对我压制之外,从上到下,乃至整个税务系统的同行,对我都还是客气的和尊重的,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还十分感谢他们对我各方面的关怀和帮助。我在1993年当上了研究员,现在还享受副司级待遇,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对我不错。
一杯浊酒邀天下——1007年摄于绍兴。
◆燕遁符
我到税务总局工作,是燕遁符介绍我去的。
我与燕在学校的时候本不相识,在改正的时候,大约是王国乡介绍我们认识的。那一天我们一起从学校回来,骑自行车,边走边聊,我向她介绍了我那些年学习经济学的心得,竟一直送她到东直门的家里,这样给她留下了印象。她那时是在纺织部的一个技术学校教书。她受的是劳动考察的处分,却一直不屈。
与她在同一个学校教书的还有一个校友,叫隗永福,是工农兵学员,也是物理系的,相处甚好。后来,隗又调到当时的财政部税务总局人事处工作。1983年税务总局从财政部搬出来,1984、1985年扩大编制,需要人,隗永福就问燕,有没有同学适合条件,想要进北京的。燕遁符居然就想起了我,她对隗说:“一定要把这个人调进来。”可是那些年我们已没有来往,她又找到熟人,打听到我的地址,写了信。其时,我正在北京,失之交臂。我回沈阳看到信,觉得可以一试。
那个时候,我正处于困境。我先是断然拒绝入党,得罪了支部,1984年我因组建辽宁数量经济学会,又得罪了一个很有势力的党员副所长罗生智,他找到我家,与我大吵一顿,把我刚不到两岁的孩子吓得直哭。85年又实行机构改革,实行聘任制,一个经济所分成三、四个所,可是,慑于那个罗生智的淫威,却没有一个所敢聘我,我成了孤坟野鬼,无家可归。不过工资照拿,自己想做什么也行。有一次,要开一个全国的经济技术协作研讨会。省技协要社科院派人写文章参加。院里派了一个人,人家不满意,若是派不出人去,社科院很丢面子,于是,一个副院长派我去。写了两篇论文,后来那个会没有开成,但是我的两篇论文却分别入选那个会的会刊与期刊。
如果我入了党,或者找一个靠山,就没有人敢这么欺负我。
这时燕遁符给我介绍这个单位,对我却也是一条出路。赋税研究,对于我来说太窄了一些,数量经济研究的是经济全局,赋税却只是属于财政学之内,但却可以藉此机会进北京,我又想,建立一个良好的赋税体系,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我能为此出一分力也是好的,经过谈话,于1986年初,调入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从事赋税理论研究,一直到1997年退休。
当时与我同时成为“孤坟野鬼”的,还有一个语言文学所的夏长治,也是个右派。他之所以没有被聘,也是因为得罪了人。他是怎么得罪人的呢?是因为他在上一年被指派参加了院里的财务清查小组,他工作认真,所以就得罪了人,而且还都是领导。他工作认真,年终还受到了表扬,但是,得罪了领导,所以就没有人聘用。辽宁社会科学院的聘任制,实际是为一些领导打击报复提供了方便条件。聘任制变成了打击报复制。
我走了,夏长治却没有走。他哪也没去,就在院里泡着。不聘,他就不上班,不上班也照样拿工资,而且在后来的职称评定中,还被升为副研究员。他还是不上班,可以自由地讲学等等,也是一大景观。
燕遁符于58年3月8日被送去劳动考察,在北京光华染织厂作纺织档车工。从一开始她就不认罪,就在被考察期间,她也是不断地向北大写信,问她犯了什么错误要处分她?她也不写检查,也不要求摘帽子,她认为,如果她要求摘帽子,就等于承认给她戴帽子是合理的,她就这么渡过了十几年。直到1972年底才给她摘帽子,厂保卫科的人找她谈话,说,帽子是北大给戴的,他们不能解释,你老是不能摘帽子,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们给你摘帽子,不是因为你的申诉,而是因为你的劳动表现,那时她方始摘了帽子。但是,摘帽之后,仍然在车间劳动,直到1979年才离开车间,后来又调到学校去教书。她的丈夫是戴铭辛,是北京工学院的右派,受的也是劳动考察的处分。
她已退休,现在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帮助编辑《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时间是1998年。现在还经常参加各种文化活动。
2005年张元勋的香港出版了一本《北大一九五七》,其中有相当多的不实之词,其中就有虚构燕遁符参加《广场》编辑部工作的记载,说她为《广场》抄写别人的大字报,供《广场》采用,对于她没有参加的活动,即使是光环,她也断然否认,但是,写了文章却不知到哪里发表。
◆王国乡
王国乡是我的老朋友,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过斯大林的问题,在57年6月上旬,他就出发到外地实习去了,所以后来的运动他就没有参加,不然,他一定有更多的文章问世,也很可能就会像张元勋一样送去劳改。从“五八四”到三分场我们都在一起,后来他好像没有去于家岭。这期间他还同李雪琴结了婚,后来李为了能复学,又离了婚。1969年农场遣散,他回到河南老家,娶妻生子。最可气又最可悲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写了一篇支持孙冶方价值规律的文章,――也没有发表,只是送审,――便锒铛入狱,关了三年,文革之后才放出来。
他原是学新闻专业的,后来同我一样,也转向了经济。改正的时候我们重逢,在一起谈各自的学习心得。
他的很多同学都到了新华社,因为他们的介绍,他认识了新华社级别最高的右派李慎之先生,――他就是毛泽东所说有几个司局级干部要“大民主”的那个主要的右派,――并且也介绍我同他认识了,在以后我同慎之先生交往中,受益匪浅。1983年,慎之先生把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顾准先生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油印本给了我,使我有高山仰止的感觉。
最初几年,王国乡也从事数量经济研究,所以,我们除了是右派同学之外,还是同行。后来他专门于国际金融,1987年从河南调入中央金融学院,从事国际金融教学。他的手头很快,前几年就已经出了好几本书。这些年来,我们忙于各自的专业,竟真有些“相忘于江湖”的感觉。
他当然早就当了教授。
刘奇弟已经早就离开人世了。他的身体本就不好,是死于病。所有能向我提供情况的人都这么说,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向我说明他是在何年何月因何病死于何地的。
一个人有气有质,所谓气质。气、质相当,人活得正常;气胜于质,必然夭寿;质胜于气,必然愚钝。王信忠与刘奇弟可说都是气胜于质,他们的身体不堪精神压力之重负,终于不能支持他们为之奋斗的艰难事业。这个道理,在《黄帝内经》与阴阳五行学说中有所论述,我记不得出处,就用自己的语言来说。大意差不多吧。
我也以此向青年朋友们进一言:如果你有了远大的抱负,就要加紧锻炼你的身体;如果你有了健康的体魄,就要树立崇高的理想,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谭天荣
1958年谭天荣先是留在学校中当反面教员,后来也送到清河农场去劳教。他后来也去了三分场,但我那时已去了于家岭,所以没有机会相见。
改正之后,先听说他在湘潭大学教书,后来又去了青岛大学,也在教物理,早已当了教授。据叶永烈在文献二中说,谭天荣在1991年写了一本《哥本哈根迷误》。
哥本哈根学派对现代物理的发展作了极为重要的贡献,1957年的时候,谭天荣就以哲学见长,这本书当是他对现代物理的哲学思考吧。
这个人,现在自我膨胀得厉害。
我在1997开始写这份回忆录的时候,关于“五一九运动”的事情在社会上还没有多少谈论,我就想在这一章介绍一下我所知道一些右派分子的情况,特别是他们后来的一些情况。可是直至今天,已经过了十年,我的书还远没有出版,但是,我想介绍的一些人却早已名满天下,其中就有这位张元勋先生。先是,1998年12月11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徐列写的“张元勋:从绚烂回归平淡”,后来又有张元勋自己写的“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在网上流传。其实,后一篇文章我一直没有看到。2004年8月11日《中国青年报》又发表了记者冮菲写的“寻找林昭”。
如果对前一篇报导中对张元勋先生的自吹自擂我还不太在意的话,那么,对后一篇报导中,说是张元勋先生贴出了北大“五一九运动”第一张大字报,我就完全不能容忍了。
在前一篇访谈中,用徐列的口说出了这样的两段话:“但在这首充满激情的诗歌(指〈是时候了〉这首名垂千古的诗——引者)鼓动下的北大学生民主运动,却是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了”;“由此(指《广场》发刊词——引者)引发了北大学生无所顾忌地大鸣大放,大胆地爱,大胆地唱,敢于行动,敢于创造。”
这是吹牛。
但是,我们暂且容忍这种自我膨胀。
在“寻找林昭”中,又借江菲的口说“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
这就完全不能容忍了。
他不是焦点,焦点是谭天荣和刘奇弟。
江菲所本,不外是这么两个途径:一个是胡杰所述,(胡杰有一个寻找林昭的录像带子,送给了《中国青年报》,由此引出了江菲的文章);一个是张元勋在网上的那个贴子。我们就说那个贴子。
在那个贴子中,张元勋先生并没有直接说,他贴了第一张大字报,他说得很策略,他说:
“五月十九日……那天黄昏时分,北大学生大餐厅东门外的墙上出现了大字报,非常巧合,那天在大餐厅里正举行一个全校性的大会,是党委副书记作报告,天气已暖,在餐厅外的广场上坐满了人,于是墙上的大字报立刻便被人发现了,大餐厅门外围满了同学,许多同学用手电照着,注意地读着那在红色标语纸上用毛笔大字写成的诗——《是时候了》。”
用句文雅的话来说,这叫是“妙笔生花”,用句通常的话来说,这是无稽之谈。
假如说我们这些过来人都非常健忘的话,那么,有一个当时写成的文献却明明白白地记述了北大“五一九运动”第一张大字报是谁写的和贴出在什么时间。
这篇文献大致是出自于《广场》编辑部某人之手,因为它的倾向性十分明显。这份文献就是收在《广场》上的“北大民主运动纪事”。
那里面说:
“1957年5月19日……中午,一张红色的大字报出现在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质问团委会出席‘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接着出现了‘一个大胆的倡议’建议开辟‘民主墙’。”
“当晚在全校团员大会上,有人问起民主墙的问题,党委崔副书记答复说:大字报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这引起同学们很大的不满。”
“次日清晨大饭厅附近的墙壁上,已经被五颜六色的纸张布满。”“‘是时候了’一诗特别引人注意。”
事实很清楚,第一、第一张大字报不是张元勋写的;第二、这第一张大字报不是在5月19日黄昏才贴出来的;第三、在开会的时候,已经有同学问校党委对大字报的态度了,在开会之前,同学们关注的是前三张大字报,而不是“是时候了”。
现在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回到这次运动是不是在张元勋的“鼓动”下这个问题了
第一张大字报不是在张先生的鼓动下贴出的,第二张和第三张大字报也不是在张元勋先生的鼓动下贴出的,因为时间不能倒流。相反,我们所有这些大字报都是在许南亭的带动下贴出的。
下午贴出的两张大字报共有五个作者,他们是:龙英华,张景中、杨路、陈奉孝和张世林。他们后来都是这次运动的“主力队员”,他们的出场与张元勋先生毫不相干,因为他们出场在前,当然就更不存在受张元勋先生的鼓动才敢于“大胆地爱,大胆地唱”了。
相反,从时间上却可以说,张元勋先生是在他们的鼓动下,才敢于“大胆地爱,大胆地唱”。
而且,那首“是时候了“的第一作者是沈泽宜而不是你张元勋先生。
当时物理系的功课非常紧张,上午的课排得满满的,所以我到下午才有时间去看大字报。所以我的印象是,20日的大字报都是在下午贴出的。即使“是时候 了”是在头天晚上贴出的,也没有根据说下午的大字报就都是在“是时候了”的鼓动下贴出的。谭天荣就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
当天下午一共贴出162张大字报,除了“是时候了”和“一株毒草”,其他的160张大字报都是受了“是时候 了”的鼓动才贴出来的?
刘奇弟的“白毛女伸冤”可能是受了“是时候了”的影响,可是,他为胡风翻案难道也是?
运动中出了那么多的代表人物,而正是他们才使运动成为一场有声有色的运动,并且使这次运动充满了创造性,这些人都是由于诗人张元勋先生的鼓动吗?我可以拉出很长很长一串名单来,他们都不会承认这是事实。
这次运动的主旨是:探求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途径;独立思考、保障人权、保障言论自由;最急迫的任务是防止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这需要深刻的理论探讨,需要鲜明的观点,需要为国为民的博大胸怀,需要以天下为己任的无畏精神,想的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社会的安危,这需要高尚的思想境界,绝不是“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写在纸上,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心中的酸甜苦辣都抖出来,见一见天光。”这里表现的充其量也只是儿女情长,“儿曹恩怨相尔汝”,哪里有对社会,哪里有对国家的责任感?
“是时候了”所表现的思想境界还差得远哪!
如果我们对许南亭说;“我们都是在你的鼓动下才贴大字报的”,许南亭多半会说;“哪里,哪里,我也是想写就写了,只是带了个头,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深厚的人会谦逊,浅薄的人会膨胀。
刘奇弟说:“要知道救人命不但胜造七级浮屠,而更是为了支持正义,维护真理。”
严仲强说:“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他还引用布鲁诺的话说,为真理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对于这样的情操,也是您张元勋先生引发的?恐怕您还没有这种境界吧!
还有,就是那次十六斋东面马路上的集会,也没有张先生所说的那么激烈。发言是有秩序的,排队发言,一个人讲完了,另一个人上去讲,大家认真听取每一个人的发言。在一个人发言的时候可能有人打断,这是正常的情形,不是混乱。更没有人去推翻桌子,也没有“讲话者与桌子一起翻倒在地”的情形,更不曾损坏十余张桌子。这又是“生花妙笔”。我可以作证,因为我就是在林昭之后发言的那个男学生。我希望张元勋先生不要糟蹋我们的同学。那一天是五月22日或23日,情绪没有那么激烈,而且,北大的“五一九运动”是“文斗”而不是“武斗”。
事实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女孩,谁玩弄历史,谁就会被历史所嘲弄。
以下部分是他依照我的要求写的反右之后的生活情况,我照录如下。
“反右后,我被戴上极右分子帽子,留校察看一年,(我在学校处理的时候,宣布说只给他戴帽子,是不给其他他处分的——王注 ),1958年秋被发配至陕北黄土高原一个巴掌大的小县子洲县教初中动、植物.从此一去十一年.坚守原先的理想,通过各种途径向学生进行民主启蒙。三年困难时期,写诗反对腐败和干部变质,为成千成万被饿死的黎民百姓请命,因而被批斗得死去活来,并于1968年10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一年余。出狱后因中苏形势紧张,把我开除出学校,重新戴上右派帽子押返原籍湖州,没有哪个要我,只好加入了一个生产自救的劳动组织做了十年的城市苦力,1978年秋摘帽,进入一所中学当代课教师,1980年调入嘉兴师专(即现在的湖州师院)至今,1993年被评为教授,2002年退休。
在这些年里,我除教课之外,还为浙江诗歌界培养人材,带领他们逐步走向全国,成了浙江诗歌界的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在这基础上逐渐对全国诗歌界产生影响,成为了公认的诗人和诗评家。
重要的是1989年民运期间,我两次由湖州自费来北京声援学生民主运动,在北大三角地甘冒风险作了一次有上千听众的演讲,破天荒第一次于刀剑丛中把1957年北大"反右"的真相,公开告诉给对“五一九运动”一无所知的北大学生(报括一些教师)听众,这盘录音磁带后来不久在北京多所高校播放,产生过重要影响,我自己也因此被捕,再次遭到了牢狱之灾.谁也不敢在那种场合作那样的讲演,但是我做了,终于倾吐了三十多年来深埋心中含冤负屈、认辱负重的声音,为此我感到自豪,总算为当年数以百计的"右派"兄弟出了一口怨气.
初九就要去开刀,心情复杂,就写这些.敬祝顺利出版!祝健
沈泽宜
2007,2,13. ”
对沈泽宜,有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结,那就是1957年他的检讨,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耻辱,也是对我们这些右派的羞辱,但是,历史已经发生了,它的影响就不能抹去,这件事,是对我们,更是对后人的一种警示:虽然有许多客观因素,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对自己选择的信念的坚信程度。
他的选择,很有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味道,有些儿像章伯钧,“我不认错,难道让党(共产党)去认错?”结果章保留了小汽车的待遇,章乃器死不认错,就没有这个待遇。
其实,真正“少不更事”的是他,而不是陈奉孝。陈奉孝真正少不更事的地方是他想外逃,而不是把责任都揽到自己头上。
后来沈泽宜已经用自己的行动,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就不必再汲汲于那件事了。至于别人说什么,就不必管它了。过去的行为是别人今日对你评价的依据;今日的行为,是别人明日对你评价的依据,所以重在今日。
◆陈奉孝
陈奉孝在学校的时候,为了保护别人,把一切事情都揽到了自己的头上(请参见前面陈奉孝的大字报),所以,他以“反革命集团”首犯的名义,被判了15年徒刑,1960年他曾经被上过“老虎凳”。在文化大革命中,以他的性格,自然是难以忍受那种高压,终于再次大大触怒了单位的领导,1968年在一次行刑时把他与其他犯人一起押赴刑场,只听得“砰!砰!砰!”几声枪响,有的人脑袋开了花,有的人身上穿了洞,陈奉孝却安然无恙,他居然没有被吓死,竟活着回来了。原来是要他陪绑。
在1975年,他又一次触怒了领导,把他吊在马棚里,这一次是定要置他于死地了,他却福大命大,又被他逃了出来。1979年到了北京,也获得了改正。
这个山东汉子可是充满了传奇的一生。
他最后落户于山东潍坊的一所中学里教书。现已退休,同张景中、孙传仪等人一道开发数学教学软件。
他在1952年考入北京河北高中,这是当时享誉京城的一所学校,1953年当局决定将学校升格为师专,并要求学生都“自愿”转入师专,这自然遭到学生们的抵制,并以某种形式的活动进行抗议,迫使校方做了让步。校方认定他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于是在他的档案中记了一笔,至今也不知记的是什么,总之是不太好吧。由于1954年高考的政审不太严格,他考进了北大数学系。到了1955年“肃反”时,档案中的评语便发生了作用,他便以暗藏的反革命身份,遭到班内的批斗。后虽以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但却埋下了祸根。
他对“五一九运动”的看法是,那只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萌芽,多数还只是以臣民进谏的形式,上书朝廷,类似于“公车上书”,真正争民主、自由的文章并不多。若无外界干扰,或许可以形成与“五四”比美的一场运动。他相当错误的引用了以前的经验,以为,当局即使不能全部答应学生们的要求,起码也会做出一些让步。
“五一九”来临之际,他对每张大字报都很感兴趣,其中王国乡的一张大字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具体内容已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的一段话,大意是:在这场运动中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深深触动了他的“反动本性”,便和生物系、物理系的两位同学(都是高中同学)合写了一张大字报,对政治课的设置,以及教学管理等提出看法。由于大字报没有署名,追查时他便一人承担下来,使得生物系那位同学幸免于难。物理系的肇恒标则因还有其他活动而荣获“右派”称号。他个人还写过其他内容的大字报,如对苏联过度吹嘘罗蒙诺索夫的不满等,我在前面正文中已经提到过,有人批判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啰哩啰嗦夫”,是不是他说的,没问明白。他自认为有意义的工作是投入了《广场》的印刷与出版。
和陈奉孝同案被捕的赵清也是他的高中同学,赵清和陈等人试图成立个组织,将运动中志同道合的人物集合起来。赵曾找他约谈,试图邀其加入,但是他还没有加入。因此他最后的罪名便是“广场集团骨干、实干派,陈奉孝反革命组织发展对象”,在批判会上又重提“肃反”时的老账。最后于1958年2月15日(阴历除夕),押往半步桥看守所,后又发往兴凯湖农场劳动教养,在那里结识了王存心。1961年中苏交恶,政治犯内迁,便来到清河农场,先在三分厂,在那里结识了黄继忠,后又转到582。1966年与很多人同车被押送新疆。1979年调入农二师教师进修学校,工作至1996年退休,退休至今一直在巴州电大等校上课,主要讲授计算机数学等课程。其间于2000年受张景中之邀赴广州、珠海两地,参与其教育软件的开发工作。
他自己认为,纵观一生实在没有什么可资记载的事,数学系1954级的同学编辑出版了一本纪念册《五十年情怀》,其中每人一页,除简历、照片外要求每个人发表一段“想说的话”,他“想说的话”是:“几年校园生活,深受北大传统熏染,在膜拜“赛先生”的同时也结识了“德先生”。回首往事,在追求两位先生的洪流中虽无收获,但确实耕耘过。我为自己的付出而自豪,也为自己默默无闻的平凡一生感到慰藉。”这最后一句话其实是想说:“我为自己还活着,感到慰藉”。
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有一位姓林的同学,也参加了对他的批斗,事后,发现孙传仪什么问题也没有,就觉得上当了,于是,在1957年再对孙传仪批判的时候,就不肯再“上当”,结果,他却因为同情右派分子孙传仪而也成了右派。
像他们这样名气不大,而苦难不少的人,在北大的右派学生中占多数。
原来,我对赵清、林树果等人为什么被逮捕不甚了了,数学系的张景中也不清楚,现在知道了,他们都是因为牵入了陈奉孝的所谓“反革命集团”一案。结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可是在这时却成了一项罪名。
◆◆◆◆戴文葆、林希翎、栾仲武和沈鼎
我与林希翎本不相识,因了戴文葆才与林希翎有了一面之缘,又因栾仲武而与戴文葆恢复了联系,沈鼎与栾是一对右派夫妻,所以放在一起叙述。
栾仲武是清华机械系的学生,在三分场时同我在一个中队,因为都是学生,所以交好。我与戴文葆虽然相处时间很长,但是却无深交。栾仲武与沈鼎结婚,就是戴文葆从中作阀,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密切。改正的时候,我们又都重聚在一起。
戴文葆在当右派的时候,就已是人民出版社和三联出版社两个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资格很老。他不怎么同广济寺的主持和尚交好,改正那时候,就住在广济寺里,我们也就到那里去看他。
这时林希翎也到北京要求改正,好像有一段时间也住在广济寺里。后来就住在一个大人物家里。
林希翎到北京之后,好像“贼心不死”,到处找北大、清华的右派,想在一起聊聊。老戴觉得她老是这么找,也不是事,于是就邀了我和栾仲武同她会面。我想,我虽不是北大最大的右派,但还是极右派,而且还劳教过,也有一点代表性,栾的情况与我差不多,于是就同意了。刚好,一个是北大的,一个是清华的。广济寺就在西四,会面的地点就在西四的烤肉宛,由老戴作东。
在叙述会面之前,我要把林希翎的经历简要地介绍一下,我想很多读者都会有兴趣知道。
林在人民大学当了两年“反面教员”,也是扫厕所、搞卫生,还有批斗。她因态度不好,就被判了十五年的刑。到了1972年,毛泽东因了当时的“造反派”,忽然联想到了林希翎,于是就问林希翎现在哪里?回答说在劳改,又问表现好不好,回答说表现不好,毛说,那就把她放了吧。于是就把她放了。放了之后,她的好运就来了,可能是主席关照的,所以就没有把她作为“三类人员”对待,而是戴着“帽子”被送往浙江一个设在山区里的县的农机厂,这个“帽子”不是指右派帽子,也不是劳改释放的“帽子”,而是由中央指定去当技术员的帽子。技术员自然是干部。同是大右派,这回的待遇可是大不一样了。
厂里的人,包括党委书记,都不明所以,这个北京来的女大学生,连图纸都看不明白,为什么却由中央指定到县农机厂当技术员?
他们不明白也有道理,因为由中央派去的这个人,不是“人大”的大右派林希翎,而是一个普通女大学生程海果。他们都知道林希翎,却极少有人知道,程海果者,就是林希翎也。
不过,这件事情却还是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也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他就知道,程海果就是林希翎,林希翎就是程海果。他却也不乏“心眼”,对此事没有同任何人说起,却对林希翎青眼有加,特别关照。一来二去,两人就有了感情;有了感情,也就有了爱情;有了爱情,当然最后也就顺理成章地结了婚。结了婚,也就生了孩子。
这次进京要求改正,林是抱着破釜沉舟的精神来的,无论如何,她都不会再在山沟里蹲下去了,所以是只身来到北京。
她还眷恋着57年的风云际会,她期望找到北大与清华的右派谈,就有这种打算,试探这种可能。
那天下午,在饭馆里,我与老戴坐对面,林与栾仲武坐对面,就谈了起来。林已是徐娘半老,身体发胖,但是仍很健谈。她主要是问我们对形势的看法。那时我们这些右派,几乎是不谋而合,都一致认为,不能搞运动,只能搞专业。原因很简单,首先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国破民穷,百废待兴,我们的生命有限,只能各选专业,为振兴祖国效力,没有再搞运动的理由。再说,民众对政治运动已是厌恶透顶,决没有群众基础。还有一层,这次给右派改正,不是慑于某种压力,而是共产党自己主动提出给改正的,当此之时,还要搞什么运动,实是不识时务。
林似乎不能认识这样一些简单的情况。我们那次会见,主要就谈了这些问题。
林后来又住在一位大人物的家里,――那位大人物是谁,事关重大,我所知不确,不敢乱说,――住也就罢了,她还乱说。
我们这时要求改正,必须委屈求全,所谓“哀兵必胜”,才能达到目的;如果趾高气扬,必将适得其反,所以我们到学校,只说自己并没有错。她则不然,她住在那位大人物家里,却还是乱说一气。那位大人物并没有什么,倒是那位大人物的夫人,却深为不满,把她的言论一一记了下来,原锅端给党中央。关于右派问题,本来党中央就处于很被动的地位,说是“扩大化”,实际是全错了。既说是“扩大化”,那就要找出核心来,不然怎么“扩大”的?比如说做一个手术,把膀子切了下来,最后说是手术扩大了,那就要找出,――至少要找出,――那怕是在手指头尖上有一个小小的肿块来,然后才好说:“你看,手术是必要的吧?就是扩大了一些。”
社会上的右派,“章罗联盟”的核心人物当然不能改,不然怎么向社会交待?学校中的右派,以北大为最,谭天荣也改了,到哪去找这个“核心”出来?刚好,林希翎这些言论,足以构成不给她改的理由,于是,她就没有获得改正。只是根据规定,给她摘了帽子。
改正不改正大不一样。我后来去社会科学院,人家的条件就是要求我是干部,不改正,就不能恢复干部的地位,不然,不管你有没有学问,能不能研究,社会科学院总不能调进一个工人去搞研究,虽然总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是工人却不可以进研究机关做研究工作。
林后来当然没有回浙江,对她网开一面,许她出国。先是去了香港,后来又受聘于法国科学院,作了一年的研究员,后来又回到香港。她的两个孩子也去了法国,她的丈夫好像去了香港。
据叶永烈说(文献二),林曾因探亲去过台湾,她不愿接受“右派”的帽子,却也同时不愿接受“反共义士”的头衔,她因为反对台湾的“三不主义”而被台湾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我为林希翎计,当时她如能以低姿态得到改正,然后重操法律的旧业,在中国还将大有所为,她也还将保持她的影响。中国人的事业,终究是在中国。
她已加入了法国藉,听说有一段时间是贫病交加。2004年秋她曾回国一次,有不少人招待她,我希望她在哪一天还能回来,不要客死他乡。偌大的中国,难道容纳不下一个林希翎?
戴文葆比我年长十岁,但是精神很好,始终笔耕不缀,经他编辑文稿的字数,何止千万!他还特别助人为乐,同他接触的人,很多都受过他的各种帮助。在共和国授于各种知识分子技术职称时,他是全国第一个获得“编审”头衔的人,可说是新中国出版界的元老。我的《无形价值论》出版遇到困难,经他向东方出版社推荐,方始得到出版,他却从不矜功自伐。
他虽然有很高的名望与地位,生活条件却仍然没有改善,住所不过30平米,除了床上和卫生间,到处都是书刊,没有下脚之处,不知比起陆游的“书巢”来,情状如何?现在他的住房得到了改善。
沈鼎可能是新华社最年轻的女右派,而且还被劳动教养。不过,她的哥哥却是清河农场的总农艺顾问,所以她多少总要受些优待。1962年解教之后,那些独身的“老”右派(指比我们年龄大些的),无不对她垂涎三尺,求爱的情书,真如雪片般飞去。沈鼎年轻又漂亮,又有才华,写过不少关于民族与知识分子的报导。她对这些求爱的信件不屑一顾,却对栾忠武独有情钟,栾也受宠若惊,终于在戴文葆的撮合下,结为连理。也因了沈的关系,后来栾也回到北京。那时我想回北京就没有这个条件。
他是我们当中最早结婚的一个,当时还在清河农场,我同景中也时常到他家去作客。
他们生有一男二女。
一直到1981年,我的婚姻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忠武要他在沈阳的朋友文希正帮我介绍一个,中间经过了四个人的辗转相传,居然就谈成了。
栾仲武后来到商业局所属的北京食品厂任总工程师,沈鼎复职回新华社,仍任记者,现在他们都已退休。
这三个人是已经都死了。他们都还很年轻,都是热情、诚实、充满朝气的小伙子,富有进取精神,他们都是抱着报效祖国的凌云壮志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学习的,谁知道,壮志未酬,却都在1960年长眠在荒凉的清河农场的盐碱地里。不论怎样的哀思都不能使他们起死回生,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该是怎样的悲痛。他们没能活到给右派改正这一天,他们如果活到现在,一定会给国家做许多贡献。
◆辛秋水
那个因煮牛皮带而被关过禁闭的辛秋水,也在1962年解除了劳教,最初几年,我们有较多的来往,书信往来不断。66年之后,他也被送回了安徽老家,音信断绝。改革开放之后,我在合肥办的《开发》杂志上看到他的文章,还是那样锋芒毕露,我们曾互致问候,但是终于未能再次重逢。
他也是落脚在(安徽)社会科学院。虽然已经过了退休的年纪,可他的锐气却并没有减少,据说,还经常到基层去打抱不平,对一些欺压乡民的土豪乡覇,加以暴露,促使上级进行处理,虽然经常受到威胁,他却总是不顾个人安危,乐此不倦。
与此相关,他现在还在做文化普及的工作,前些天来电话,说他去年有机会去了一趟台湾,是开这种性质的会议。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一个消息:有一部美国人写的毛泽东传记,在1957年间那一部分,提到专制,竟然出现了鄙人的作品“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和“大名”,说他没有接受这种意见,导致后来的错误。可是问起,他又说不出来作者和译者是谁,以及书名是什么。害得我心里痒痒的。
◆严仲强
严仲强同栾忠武交好。他也是回了江苏老家。改正之后,他曾希望去中国科技大学教书,刚好我的同班好友尤俊汉在科大物理教研室工作,那时已很有些成绩,便为严联系,严仲强在学校时已读到四年级,有条件去科大任教。在联系的过程中,有一些行政障碍,好像是妻、子的户口问题,也并非没有可能解决,严却突然中断了与我们的联系,此事遂罢。算来,已有20个年头了。
他最后落脚之处是南京市句容县教师进修学院。
◆王存心
在学校的时候,我无缘与他接触,在海淀分局按十个黑指头印的时候见过面,他对警察的调侃,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他被送到兴凯湖农场去劳动教养,就完全没有了联系。
在孙传仪和四川荣县中学的帮助下,我终于同他取得了联系,在我的要求下,他写了后来的经历,有些事情显然是轻描淡写,那苦难,那负担,都藏在字里行间,我现在就把他的来信全文照录如下。
书瑶:下面的文稿写得不好,不过,感情及基本事实还是表达清楚了的。
我对1957年的事虽无怨无悔,但当想起自己未能较好地奉养老母,常感内疚。我没有亲的兄弟姐妹,有一个比我长八岁相处得很好的姐姐是我母亲从小抱养的。1955年我父亲病逝后,剩下我的母亲一人在家,靠荣县地区的亲友照顾,有时去自贡市自流井区我姐姐家住一阵。我的母亲,1900年出生在贫苦农家,腿患风湿性关节炎,行动不便,毕生勤劳刻苦,不识字,不懂大道理,疼爱我并相信我不会做坏事。
1957年暑假,我第一次回老家荣县探亲,没有给我母亲提及写大字报一事。只有几个相好的中学同学知道我的情况,建议我返校后主动认错,尽量检讨得好一些,争取宽大处理。我实在不想违心地这样做,在返校后的半年时间里,我没有承认半个错字。至到我被开除学籍,发配北大荒劳动教养,我才含着眼泪函告家母——我闯祸了。好在劳教有工资,此后我每月汇15元钱给母亲作生活费。
转移到清河农场后,1961年底的一次会上,许多人被宣布摘去帽子,解除劳教,留场当农工,我也是其中之一。这样一来,我可以要求同母亲一起生活了,她不能来农场,就只有我回老家去。1963年,我终于获得回荣县落户的迁移证,还领了农场发给我的退职金(一个月的工资)。因我母亲已迁往自贡市自流井区我姐姐那里,再迁回来,我在荣县城已没有住房。全靠有一个好心的亲戚,因去西街小学当炊事员搬到学校住去了,把她在南街的一间公房让给我。有了住房,再用那几十元退职金买了锅碗瓢盆等,我和母亲就这样简陋地住了下来。
由居民委员会安排,我先干了好些天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劳动,然后参加“挑运组”。从离县城大约三十里的土陶厂挑坛坛罐罐回城,挑上一百多斤,在没有损坏的条件下,一天能挣一元多钱。此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参加过民工队伍修变电站公路和平地坝,抬修建房屋打地基用的长方形条石,还为邮电局架设野外电话钱``````都是些劳动强度大且报酬又低的工作。1964年冬天,四川石油管理局为钻探石油或天然气,在川西南地区进行“会战”,需要大量的民工修马路,平井场。我参加了荣县城关镇组织的筑路民工队伍,因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干就是六年,至1970年被辞退回家。这六年期间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一是我的婚姻问题,二是险些再入牢笼。
我三十岁出头了,仗着当时的城镇户口,我母亲托人在离城十多里的农村给我介绍了一个才满二十岁的姑娘。难得人家不嫌弃,我没资格挑选,在亲友的大力支持下我于1968年同她结婚,第二年有了一个女儿。这样一来,我在经济上更加困难,只好把我每月在筑路队的工资37.50元分成三等分,我用12元,我母亲在城镇单独开伙用12元,剩下的给乡下的妻子或用于还债。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我从头到尾头脑都是清醒的,虽谨小慎微,兢兢业业,但仍不无风险。1970年,文革进行到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在一次民工大队开会时,台上的造反派头头讲话,说:“``````这一次是车干河水捞鱼虾,乌龟王八一起抓。``````我们这里还有好些人不老实,如△△△,△△△,``````还有△△△``````。”台下的革命群众应声高呼“站起来!把头低下!”有一个曾在读中学时“闹粮”,说粮食不够吃被劳教过的,站起来不肯低头。周围的人抓他的头发往下按,头发都被扯掉了一些,后来反说他殴打革命群众,再一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最终判了他五年徒刑。这一次我也被点名,为了老母,为了妻小,我不敢再“横眉冷对”,而是规规矩矩的站起来,低下了头。好得我在民工队伍人缘关系还好,总算躲过了一劫。
被辞退回家后,为了活下去,我时断时续地干过各式各样的重体力劳动:几个人在一起抬建筑用的条石,拉人力木板车,将石灰岩之类硬度大的石料用炸药爆破,再用锤打成打较小块的“片石”``````。还远出凉山彝族自治州在成昆线上给铁道的工务段干重活;还去过平武(三国时邓艾偷渡阴平那些地方)修四川到甘肃(穿越岷山)的公路;有时放空,花了路费却没得到工作干。到1975年下半年,居民委员会办的“支农组”需要一个当下手抡大锤的铁匠,把我选中了,这才住在家里跟身体越来越差的老母朝夕相处。1976年冬天,我母亲去逝了,享年76岁。如果我的经济情况好一些,她可能多活些年。
我坚信自己没错,迟早会有改正昭雪的一天。由于那伙人过分倒行逆施,物极必反,在我有生之年这样的事就发生了。1978年下半年,荣县中学急需物理教员,学校办公室主任带着公章到居委会跟我这个“铁匠”订合同,让我当代课教师去荣县中学上高中一年级的物理课。1979年2月在我得到改正通知书后我被安置在荣中,成了“正式工”,领刚毕业的本科大学生的工资,还发给两百多元钱作为我的经济补偿。1983年,荣中七十周年校庆的座谈会后,我写了两句自我安慰的话:“自惭不曾给母校争光,且喜尚能为孺子效力。”从四十二岁到六十岁,我在中学教员的岗位上一共干了十八年,1988年被评为高级教师,1994年受四川省政府表彰被授予“特级教师”荣誉称号。教龄不满三十年,退休后的工资领在职时的百分之九十,作为特级教师又一次性增加八十元,合在一起相当于“领百分之百”。
2007.3.5.
他擅长于做学问,却不善于活动,改正之后就按排在荣县中学教书。以他北大物理系四年级的水平,到当时的任何一座大学教书都绰绰有余,可是,当地,荣县中学是“最高学府”,他虽被评为特级教师,可是,如果在大学,他肯定会老早就是教授了。
比起我们这些人来,他现在的情况不是太好,没有电脑,自然也就没有网络生活,我现在同他联系,回信怕要靠他的外甥帮忙。回乡日久,乡音难改,在电话中我听他说家乡话,很吃力,我想最近能去四川看看他,希望他在“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能焕发出第二个春天。
他若想学,也会很容易,上面这这封信,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打录入的。
◆许南亭
许南亭在学校也参加了别的一些右派活动,好像是参加了百花学社,也是“广场”编委,对他的处分,有两种说法,待考察证实后再加补充。
1988年我参加了民主建国会,他那时已是那个会的中央委员,我便去拜访他。他却不认识我。我们随便谈了谈。他是学历史的,那时他正在研究唐代服饰。研究服饰也很有意义,赵武灵王开进行社会改革从服饰开始的先河: “胡服骑射”。孙中山制“中山装”,毛泽东有“毛制服”,改革开放之初,就有关于是不是能穿“喇叭裤”的激烈争论,可见服饰的重要。
我想,他的这个研究一定取得了成功。
徐大钢是最早一个离开我们的,他的孩子现在也已经快50岁了吧,他的父亲是为了自由而死的,他能正确对待他父亲的死吗?
张锡锟是北大化学系的学生,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他开头的运气要比我们好一些,他受的是“劳动考察”的处分,被分到某个纺织厂里。可能在那个纺织厂里监督劳动的人不多,党委又特别左,所以对他的管理监督特别严,他这个人充满朝气,个性十分活跃,自然难以忍受这种苛刻待遇,愤而回到成都老家自谋生路。
不过,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我们也一样,如果离开劳教农场),不论在中国的什么地方都不能安稳藏身,65年之后,阶级斗争的纲越拉越紧,他在成都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他就想跑到苏联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大错误。
当时往苏联跑的人我也听说过,大多结果不妙,具体情况不敢乱说。
张锡锟并没有跑成,跳到河中被捉了回来,回来之后被送到四川盐源劳改农场,判刑14年。75年9月,不明不白地被处决,没有判决书,也没有给家属通知,家属不知道任何他被枪毙的正当理由。
1979年改正的时候,张锡锟也没有得到改正。
我在化学系也还有一个同学,当时也划成了右派,也姓张。58年他先是被判了一年徒刑,释放后又牵扯进了一个更大的案子里,又被判了一个无期徒刑。79年我改正之后,就到化学系去问他的事情。化学系的党总支说:“我们已经给他改正了,但是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同时,因为他还判了刑,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也给他平反了,就是找不到人。我回去找到他服刑的地点,告诉了化学系,不久他就给放了出来。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
可是也怪,化学系对张锡锟另眼相看,却一直没有给改正。
一个右派是不是应该改正,唯一的根据是他在1957年的言行,不论他以前做过什么,还是他以后做过什么,都不能作为是否改正的依据。张锡锟在65年想跑到苏联去,并不影响他在1957年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为什么化学系偏偏不给他改正?
我在文中没有提到过刘智平,但是他却实在是我的朋友,我也一直想念他。他原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也当了右派,在于家岭时期我们互通了信息,有一次竟偶然都去“五科”医院看病时遇见了。64年我住在“车站”时,他去看我,他说,他发誓要把一本《英华辞典》背下来。
据已有文献记载,世界上背得英语单词最多的是英国前首相邱吉尔,他在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还认为他很笨,但是,后来他不但成了英国一代了不起的政治家,而且还是学者。据说,他能记下20万个英文单词。另一个记得英文单词最多的是一个日本学者,他能背下一本词典,背的方法就是背会一页就撕掉一页,最后把一本词典全撕光了。
刘智平想成为世界第三人。
在这个时期,他还进行了一项工作,就是用“蒸发”的方法计算地球的年龄,在非饱和的空气中,水份是要蒸发的,有一个很准确的计算公式。宇宙大部份空间都是真空的,所以地球也会向宇宙空间蒸发,依此计算,地球的年龄大约是200亿年,这与其他方法计算的地球年龄十分接近。
不幸,1966年他在插秧的时候,一块玻璃碴子扎破了他的脚,感染了小儿麻痹病毒。――那块玻璃碴子,很可能就是我把它装上火车运回清河农场的,――虽说是小儿麻痹病毒,可是对大人也毫不客气,很快他就下肢瘫痪,直到下腹部。卧床几个月,少进饮食。春节时,他只因吃了七个饺子,仅仅是七个饺子,便使他的胃部穿了孔,很快引起腹膜炎,如果不立即进行抢救,24小时即可丧命。由于他半身瘫痪,已属不治之症,所以医生也没有抢救。
很快,他就撒手人寰,还带着他那已经背完的半部辞典,长眠在经过天津的拉圾改造过的清河农场的盐碱地中。
◆唐自舜
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们年级的校友会都没有能找到唐的下落,这次百年校庆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他。他在58年的处分比我轻,后来下了乡,改正之后工作也不太如意,现在退休了,经济情况不太好。百年校庆时他来京的旅费,是我们年级校友会资助的。
在校庆的日子里,我们年级会餐过两次,在吃饭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各方面都比我强。”
我想了想,说:“你的孩子多大了?”
他说:“今年28岁了。”
我又问他:“你知道我的孩子多大了?”
他说:“多大了?”
我说:“今年15岁,正在念初中。”
他说:“那你没我强,那你没我强。”
我说:“在农村的时候我坚持不结婚,一旦结了婚,就拔不出腿去,所以不结婚。”再说,以我当时微薄的工资,也养活不了妻儿。
那些年代,我一个人生活在农村,几乎所有同龄人都结了婚,只有我一个,仍是孤身一人,他们都有老婆陪着睡,我却必须日夜忍受性饥渴的煎熬;他们生病有人照顾,我生了病,凄风苦雨,冷月寒星,谁来照顾?
这些,都是牺牲与苦难的代价。
现在唐自舜已经去了深圳,由一个同学叶森帮他找了工作,经济问题可以解决了。
从北大九十年校庆开始,我们年级的同学就逢五必返校集会,可是每次都没有林国策的音讯。在百年校庆的时候,我们的校友会决心找到他。我们有一个非常好、非常热心的校友会,自然都是留在北大的同学主持其事,核心人物是朱生传。他们辗转经过几个月,十几个同学,方始找到他的下落,他果然已不在人世。
林国策先是受了劳动考察的处分,后来复学,并于1963年毕业于地球物理系,分配到西安“燃化部”的一个部门,工作出色。他这个人本就比较内向,当了右派之后,就更加孤僻,有些话就只能在日记中说。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紧,他看形势不对,就焚烧日记,却被人看见了,以为在焚烧反动文件,于是就被批斗。他生的乐趣已经很少了,先是自杀一次,未遂,后来又跳楼,当时还没有死,送到医院检查,说没有问题,回来不久,就发现不行了,再送去还未及抢救,便命殒黄泉。前后不过六个小时。
他没有再给那些左派以批判他的机会。
张志华1962年初逃跑,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音讯。大约是在1964年,我突然接到他从团河农场来的一封信,说他逃跑回来了,发现逃跑不是出路,决心好好干,并说他现在也当了小队长,一年之后,他将以健壮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但是,1965年他并没有出现在我面前,以后也再没有机会见面,他1962年一走竟是永诀。
1970年他也被送回福建南安老家,1978年改正的时候有人在北京见过他。改正之后,他被安排在南安高中教书,1981年之后,我们才又恢复了联系,不知为什么,他并无奇才异能,对人也并不特别火热,作人的态度与我也不尽相同,我却总忘不了他。我现在想,恐怕就是他的深深的人情味。
他在1981年的来信中说:
“‘涸辙之鲋,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忘却,对鱼来说可能,对人,尤其对一个长期以痛苦、恐惧去喂养自己心灵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你的来信,又一次把我带进了五十年代末几年灾难岁月中去。
我记得,你,┄┄适应性很强,很快就到大院子外了。之后一幌就是二十几年音信寥落,死生不详,我呢,一直在大院里受罪。灾年逃跑,浪迹新疆等地,数月后返福建,于杭州落网。回大院后蹲过禁闭,还‘严管’过,加了一年教养,辗转于清河、团河、良乡、长辛店之间。70年遣回福建,71年才最终回到了十五年前抱着壮志离去的生我育我之可爱故乡。
之后,务农、捕鱼、当苦力,做买卖,摆小摊,代课,无所不干。在这期间,在思想绝望,生理要求极其迫切的情势下,不得不降格以求,寻到了一个愿意和我睡觉的一寡再寡的邻乡农妇,结成所谓的夫妻。很快,老天爷又赐给了一个男孩,但仅此一个,别无他赐。……”
1982年5月,他又给我来了一封信,其时,我新婚不久,他给我讲了一些性知识和夫妻之道。
后来,通信又断了,但是,我却一直想去看他。
1990年我因公去厦门,想去看他,可是我却一直以为南安在福州附近,结果错失很机。
1996年11月,我又去厦门,这次去了南安,可是他已经离开了南安高中。幸好,他在南安还有点小名气,当地税务局的朋友给了我很大帮助,他离开高中,在一个民主党派中工作,不甚如意,就离开了那里,那时他也不在南安。线索断了。
到了下午,一位姓王的局长,刚从昆明回来不久,他说,在昆明时,设在昆明的南安商会请他吃饭,在席间,他看到一个人,好像是秘书长,很像我说的张志华,马上打电话,果然他在那里,但是那个时候他没在楼里。原来,他在民主党派中也不得意,就受雇于南安商会,在昆明为人帮工。
回到北京后,我再给他打电话,这次接着了,但是,他只在略事寒喧后,便要我为他在北京找一个商家,要搞什么代理。我给他联系了,他却再没给我来电话。
1998年9月间,杨路在电话中告诉我,志华已于1998年3月去世了。志华于1997年春节回南安后,就觉得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检查,发现已是肝癌晚期,已不能治。这个消息,他对谁都没有说,直到死后,他的亲朋才从医生那里知道他的死因。
我终于没能再见到他。
他曾经燃烧过,后来火光却暗淡了。他始终都不得志。
他本就是学文学的,才思也好,文笔也好,如果他从事创作,又有生活体验,会做出成绩的。
※ ※ ※ ※ ※ ※ ※
在这一部份,我一共写了32人的情况,其中带☆的12人,带★的20人,就是说有12个人已经过世了,占全部29人的37%。除了张志华与陶懋颀两人是近二年去世的之外,他们都死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最早的是徐大钢,他同林国策是自杀而死;其次是陈洪生、林建荣、张行陶,是在60年饿死的;其他则死于疾病或迫害。
这个比例实在是太高了。
我们物55级的同学,目前查明下落的,有244人,其中有18人去世,占总数的7﹒4%。右派的死亡率是我同年级同学死亡率的5倍。
在本书中我提到名字而健在的右派还有几个。但是,学生右派是右派中最年轻的一部份,社会上的右派不仅年纪大,而且有家室之累,负担更重。
谁能说得清,55万右派现在还有多少仍健在人世?
跋涉还没有结束,他们就相继谢世了,就是活着的,身心也都曾饱受摧残。
这些曾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做出贡献的人,为什么死得那么早!为什么死得那么惨!他们何罪!
我们不应该深深地怀念他们吗!
春风秋雨,花落花开,物换星移,人寿几何?现在就是最年轻的右派,也已经到了古稀之年,还会有更多的右派不断追随他们而去。
我祝愿他们不平的灵魂得到超渡,
我祈祷他们不屈的灵魂早日升天。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可以安息的,虽然他们为之奋斗的目的还远没有实现,他们还是为之奋斗过了。他们仰不愧于苍天,俯有情于后土,人民会永远记得他们。
※ ※ ※ ※ ※ ※
写到这里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我对沈泽宜、张元勋与“是时候了”一诗的评价。由于沈泽宜的检讨和张元勋的自我膨胀,我对他们和诗的评价都打了折扣,暂时就这样了;另一个是,“北大民主运动纪事”这篇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是谁写的。如果沾点边,总会有人出来认领,到现在为止,只有王国乡一人出来认领,他对我说,那文章是他写的,后来,杨路也出来作证,说是王国乡写的。但是,又有一位“派友”出来,加以否认,理由是,“纪事”一文的文风,与王国乡的另外三篇署名文章的文风相去甚远,王的另外三篇署名文章分别是:“一个积极分子的自白”,“一个落后分子的自白”与“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从行文看,文风颇有不类,但是,又无他人认领,放在这里存疑。
我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地写在这里,也算尽到了我的一份责任。
王书瑶
1998年3月初稿
1998年11月第二稿
1999年5月第三稿
2007年 3月在“天益网”上连载完
如何走完最后的里程。
需要要说几句感谢的话了。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同窗好友宋礼庭,他为我找到了文献一和文献三,对我写这个回忆录是绝对必要的;其次是杨路和张景中,他们对我的最初几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资料;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和朱正的《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特别是前者,对我的回忆也帮助很大;最近,在天益网上发表时,又承孙传仪、陈奉孝、于劭三位“派友”,对历史事实与文字上多方给予指正;还有几位素昧平生的网友,给予事实的质证和鼓励,他们是:wata、ys1937、scy、yin读者、c1a2d3、wte、 水与火的组合、回家的路、沐杉、宇丹等先生。
退休十年,无处发表文章,憋坏了,特别要感谢这个“天益网”的主办者,给了我这么大的方便,有机会同这么多的网友交流,使我的心声有处可发。
民意要有通畅的表达渠道,民主才有可能发扬,天益网对中国的民主建设是功德无量的。我祝他进一步繁荣昌盛。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孙传仪校友,在我征询书名的时候,他以认真、诚恳的态度,为我这本书的书名最后敲定,我为这本书起了好几个名字,都不满意,陈奉孝的《魂断未名湖》给了我启示,遂叫《未名湖畔花盛开》,但我仍有不满,最后就采用了孙传仪起的这个名字。我向他们再次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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