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二十七章

如石

二十七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其中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做了最重要修改：将原规定的公共食堂“应积极办好”，改为“在生产队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其后，“公共食堂”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另外，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对“一平二调”给农民和生产队的极大地损害尽可能予以补偿。但从1958年开始到1960年这三年给中国经济特别是广大农村带来的巨大破坏和创痛，时至今日，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仍心有余悸而不堪回首。

今天那些亲身经历并深受其害者，也是对“左”的思潮最敏感、最痛恨、最唾弃的一代人；也是对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尤其毛本人，最不解、最不满、甚至最反感的一代人。这是只有亲身感受和体验过，如时任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说的“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1 以及当年去过河南信阳的李先念说的：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那种惨况，2 才会从心里生出的一种难以磨灭乃至历久弥新的感慨愤慨。只有全面深刻地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才能理解那一代人的喜怒悲欢。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解脱，从认识痛苦开始”。而对于我们这些后辈来说，真正的快乐，也应该是从认识痛苦开始。让我们深刻认识并牢牢记住这些惨痛的历史，走好自己今后的路。

应该自从中央发现“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的“左倾”思潮后，也有所认识和纠正，从1958年到1961年初，中央全会召开的格外频繁，短短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召开了六次中央全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9月）与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之间，则相隔了整整四年。

特别是进入了1961年后，中央纠“左”的力度不断加大。先是在1月份八届九中全会上，降低了钢粮等指标，缩减了基建规模，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大兴调查之风。

3月5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庐山会议打倒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一事，说：从1959年3月到6月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反出了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3

3月15日，针对曾希圣（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提出的试行责任田的想法，毛听说可以较快地增加粮食产量，给予了肯定（不久，毛又让柯庆施转告曾，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实验）。曾希圣立即打电话通知安徽省委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这是三年灾害后，第一次试行责任田。4

从1961年3月在全省推行。到秋后，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了全省的85.4%。据省里对36个县的调查表明，施行责任田后平均亩产比上年增长38.9%。农民得到了温饱，看到了希望。安徽各级干部增强了信心，遂继续普及推行责任田。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为历年来最高。“责任田”被干部群众誉为“救命田”。

1961年12月，毛泽东到苏州视察，他打电话叫来曾希圣，明确地对他说：“生产已经恢复，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曾希圣不解其意，恳求道，群众刚刚尝着甜头，再让群众搞一段时间?毛沉默不语，但没有表示反对。

毛的沉默意味深长，曾希圣没有正确体会，或者他猜测这是一种默许，或许他过于沉浸在成功之中。不久风云突变，曾希圣搞的责任田遭到灭顶之灾。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会议”)，会议期间着重批评曾希圣领导的安徽省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人甚多，同时批评曾希圣搞的责任制是“单干”，是复辟资本主义，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中央派人发动大家“揭发批判”。当时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曾希圣连座位都没有，自己拉把椅子坐到会场边上。在会上，曾希圣做了深刻检查，但对其推广的责任制持保留态度。于是，会上有的人主张开除曾希圣的党籍；有人提出要杀曾希圣的头。

最后中共中央决定，免去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安徽，任华东局第二书记。1965年，曾希圣调成都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严重迫害。1968年7月15日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1978年7月18日，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万里在安徽主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这与当初曾希圣领导的“责任田”一脉相承。可以说曾希圣的“责任田”为后来万里的“包产到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曾从热衷于“左倾”到坚持于强加的“错误”，并为此挨批遭贬最终含冤而亡。人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曾公可谓“败也萧何，成也萧何”，萧何者，毛及其这个体制。

黑格尔说：人无法超越时代，正像人无法超出自己的皮肤。毛无法超出这个体制，更可悲可怕的是毛还操纵了这个体制，而这个体制又操纵了这个时代，即这个时代的人们。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勃列日涅夫在其写的《我经过的世界》一书中提到了勃列日涅夫对她讲，有次斯大林看着台下的人群时说：“都是我的羊啊”。不知道当年的毛泽东看着台下的人群（包括红卫兵）是什么感觉？今天的金正恩看着台下的人群是什么感觉？山呼“万岁”的人群，最终被“万岁”抛弃了（“上山下乡”）；举着“小平，你好”的人群，最终被小平“打倒”了。不知道这个体制，还会被什么人操纵，又最终会把人群操纵成什么样子？！

如前所言，5月份的中央会议，算是取消了“公共食堂”。 同样在这个会的会议期间，8日，毛在主持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硬去实行，要受惩罚。受了惩罚，就要检讨。现在我们受了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现在的“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毛的这次自我检讨，是三年灾害后在党的高层会议上的首次检讨，应该说也是真心实意的检讨。这和半年后在“七千人大会上”上的自我检讨有本质不同，虽然都是寥寥几语，这次是主动的、满心真诚的。“七千人大会上”的检讨，则是被动的、半真半假的，也就是说，是策略性的。后予详述。

12日，毛在中央会议上，又提到了庐山会议。毛说：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并说：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5 毛这样说，也为半年后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公开说除了彭德怀，其他人都可以平反作了引子。但后来当平反渐多时，想必毛又冒出了私心，觉得人情尽被刘掠去，愀然变色，横加指责和阻止。

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会议主要还是粮食、市场、工业等方面，继续强调纠“左”并进一步降低了工业生产和建设指标。但会议期间，有三件跟会议本身没什么关联的事，却对中国未来的政局乃至历史，影响深远并增加了诸多的变数和色彩。

第一件事，8月29日，林彪在报告中说：军队广大士兵热爱和迫切需要读毛主席著作，但由于书籍缺乏，且不善于选择必须读的文章。为解决这一问题，总政从《毛选》中抽选了一部分文章拟印发到连队，以适应现实需要。但所选文章和章节，不知是否恰当，盼主席交有关人员予以审查。毛批示：田家英同志，请你看一下，如大体可用，即退回林彪同志办理。6

这就是后来几乎人手一册，乃至现在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能背上几句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林彪折戟沉沙后，批判其“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改革开放后，又有了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相比之下，还是邓的最接地气最靠谱，当然那个时候容易摸到石头，主要是“水浅”，跟邓大人身子不高没关系。后来的“三个代表”几乎成了“三个代婊”，“科学发展观”几乎成了“作壁上观”（人被架空，政令难出中南海，只能看着人家玩儿）。现在则是“权力不离手，发展不离口。敢问向何方？一带一路走”。

第二件事，是会议期间，毛同卫士张仙朋聊天谈到自己的愿望时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本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7

这就是毛自谓的三七开，但这是“文革”前的自定义。“文革”一节，无论毛主观如何，客观上给国家、民族、社会和国民带来的灾难，必然会对其三七开好坏的增减有所影响。至于哪个多那个少，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物本身。林彪一夜之间从第二位人成了头号鬼，至今尸骨难回，身败名裂，不就是坐了一次不坐做的飞机吗？！但不要以为那只是一种偶然，世上从没有偶然发生。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的提示，也是必然的开始，更是必然的继续，偶然也许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之路，但无法改变其人生之人。

第三件事，9月9日，毛泽东作诗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8李进，即江青。

这首诗的意义，不光是后来成为江青在政治舞台上借用的政治道具。同时，更表明了毛当时一种心境或者说心态。当时国际关系方面，苏联因为U-2飞机事件，同美国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这样虽然使得自1958年中苏交恶以来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中苏根本矛盾依然无解，阴霾仍在。中国仍被挤压在以苏美为首的两大阵营中间，国际战略空间依然逼仄。国内形势方面，虽然持续加大对“左”的纠正，但农业生产的时序性，无法立竿见影，粮食危机依然严重，同时，连续几年国民生活和经济惨状，令广大干部群众信心残失，激情消减。总之，社会的客观现状和人们的主观思想，都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这就是诗中所说的“暮色苍茫”、“乱云飞渡”。然而毛泽东的性格和经历以及其强大的意志和思想，注定了越是艰险越向前，即“看劲松”、“仍从容”。他相信，最终只要能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能知错就改加倍努力，一定可以战胜眼前的困难，实现伟大的目标，那就是“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注释：

1 孙保定《“大跃进”期间河南农村人民公社》：1995年《党的文献》第四期，时任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的讲话。

2 《话说毛泽东——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339-340页。

3 《毛泽东年谱》（4）：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48页。

4 《毛泽东年谱》（4）：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58页。

5 《毛泽东年谱》（4）：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7-603页。

6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4页。

7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5页。

8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