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十八章
季鹏
关于“毛主义”的概念及其对马克思主义
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
其实，即使按最低标准，毛泽东的那些东西，也构不成什么 “主义”，因为任何主义起码得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哲学基础、理论框架、实施纲领等等。而毛主义没有这些，毛主义中有些东西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现成贩运过来的；有的是他在“中国化” 过程中添加的一些私货，即他为达到造反夺权目标和夺得政权后巩固统治的手段、方法、措施。所以，它（毛主义）基本上是一些行动计划、实施政策、方法、应对策略等的大杂烩。几篇稍有“理论”色彩的东西（如《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也多是东拼西奏的大杂烩，或拾人牙彗加上自已一点解释，而且，据现在揭露，其中很多是他人捉刀代劳被毛据为己有的。据最近的权威披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1995年6月给中共中央的联合报告中认定，《毛泽东选集》1——4卷收入的一百六十多篇文章，只有12篇系毛亲自草拟，另有13篇经过毛的修改，其余皆为中共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康生、陈伯达等）以及其秘书、办公厅文秘班子所操刀，毛只是署上自已的大名，或者宣读一下。所以，毛本人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版权。且不说这些些东西有多少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只说毛这种大言不惭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的行为，就是历来文人所不耻、所鄙薄的。毛之为人和品格从中又可见一斑。
毛主义的另外一大特点是它形成文字的东西与实际所作所为并不是一回事，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南辕北辙，有的则是只做不说（如土改中的残酷杀戮），或只说不做（如公开宣传中给予人民的民主自由等），所以光看它的文字是绝对不行的。用“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来概括和形容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庻几更接近事实。在形式上，毛主义只是一些讲话、电文、指示，评论的堆积，全是现炒现卖的货色，谈不上什么系统性、理论性。
鉴于上述，笔者曾想給它下一简明的定义，但感到很难办，只得放弃。当然，这不等于不能给其以简单概括。有西方学者认为毛主义是一种激进的、带有強烈唯意志论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这有一定道理，但很不全面、准确，而且也有点自相矛盾（马克思主义推崇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毛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不能兼容）。倒是毛自己宣称的“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 有几分接近其真谛。这样，我们就可以给它加以补充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吸取秦始皇专制皇权主义精华的当代封建社会主义的大杂烩、大骗局。就毛的实际所为来看，他追求的是一种没有皇帝名号的帝皇独裁专制制度，其要实现的政治目标是在其铁惋统治下统一着装、统一行动、统一思想、平均主义加政治等级特权（对民众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統治阶层享有等级特权）的现代奴隶制帝国。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短暂建立起了这种国家雏型。
综上所述，我们称其为“毛主义”实在是抬举了它，高看了它，也许借鉴托洛茨基、铁托对“斯大林主义”的评价用于评价毛主义更为贴近，托氏认为：斯大林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主义，它只不过是一种官僚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混合）。斯氏的另一政敌、南斯拉夫共产党头头铁托则综合地指出：所谓斯大林主义在政治上是官僚集权的暴力专政，在经济上是国家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意识形态上是教条主义理论的专制垄断，在国际关系上是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实质上就是社会帝国主义。这些，与毛主义大致不谋而合，或者说它与斯大林主义最为相近。但是，与斯大林主义相比，毛有许多“中国特色”，它更多地吸收帝皇专制统治的思想、方法、制度，更多地采用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术、势统治手段，更善于运用历代农民起义笼络民心的骗术。所以，它比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更加虚伪、更加狡猾、也更加恶劣。具体地看，它与斯大林主义大致有如下不同之处：
其一，斯大林仍然崇尙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认为必须建立相应的物质基础，才能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因而按照常规方式发展经济和工业。而毛则完全否认一切客观规律，认为政治思想、主观意志，加上上层建筑的革命可以决定社会的前途和模式。鼓吹越穷越好，“一穷二白” 最利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庆幸“中国有幸沒有经过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经济上除了延续斯大林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之外，更釆用主观狂想的“人民战争” 的方式，企图在一夜之间跨入所谓的共产主义。
与上述相对应，毛大力宣扬“精神万能”，“精神原子弹”，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战无不胜”等等主观唯心主义货色。
其二，斯氏仍然重视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俄罗斯历史上的重要文学家、艺术家仍然受到尊崇，国家推行精英教育。而毛出于对文明的本能仇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必欲彻底摧毁而后快，还要消灭世界上一切所谓“帝、修、反” 文化。毛一贯仇视、污蔑、压廹知识分子。试图破坏既有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将大学“工农兵化”。 与此同时，颂杨贫穷和愚昧，说什么“从历史上看，总是文化水平低的战胜文化水平高的。”“读书越多越蠢”，“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不过他自己例外，他既是高贵者，又是最聪明者，战无不胜。）
其三，斯氏只是在党内打击、廹害政敌，在其进入“社会主义” 之后，宣布已消灭了阶级。毛则宣布要永远、不停顿地“继续革命”，对全体人民进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 ，对全民进行思想改造，坚决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要将阶级斗争永久化。
其四，斯氏虽然也是实行帝王式的独裁专制，但没有全面继承沙皇制度的打算，也没有建立“家天下”的举措。毛则公开热衷和学习封建帝王，自比中国第一暴君秦始皇，鼓吹学习秦始皇的“政制” 及其统治基础的法家思想和理论。更为恶劣的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毛回归到了历代帝王“家天下”原旨，试图将“皇位” 传于其夫人和侄子。表现了其传承封建君主制的強烈愿望。
其五。毛的私生活和个人品质比斯氏更恶劣。毛虛伪、狡诈、毒辣、残忍较斯氏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荒淫、贪婪、腐化则为斯氏所望尘莫及。
综而言之，以毛统治带给本国人民的伤害而言，以其致死人数之多、对人类文明的破坏而言，毛都在斯大林之上。就是二十世纪另一个世界级恶魔希特勒，除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毛所不及之外，其他各种恶行、劣迹较毛都望尘莫及。希特勒的一大主要罪状为排犹、屠杀犹太人。而毛则热衷屠杀本民族的“阶级敌人”，其致死人数远远超过希氏。在杀人和迫害人民方面，毛堪称前无古人。
毛主义既是一种不成体系、不上挡次的大杂烩，但它却有其他“主义”和理论所不及的特色，就是它通体都被用谎言和伪装包装起来，所以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蛊惑性，它的实际所为与它的文字表述往往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所以，仅仅以文字或毛的言词来判断、认识毛主义不可避免坠入上当受骗的陷阱。只有深入实际、了解其所作所为才能窥见其庐山真面目。
在毛主义所有理论、行为中，对民众、对国家影响最大、最恶劣的是毛氏“阶级斗争”学说及其实践。“阶级斗争”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近百年共产主义祸害之源。然而毛对马氏的阶级斗争理论又大有发挥、发展，在执行中有更恶劣的创新。下面，我们就毛主义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最主要的新 “贡献”，作一简单述评。
一，无限扩展阶级和阶级斗争范畴的外延和内涵，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永久化并变成共产主义革命本身的目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是人类社会一定阶段的产物，共产主义革命成功以后，阶级被消灭，阶级斗争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而且，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指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与资产阶级即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作为阶级斗争一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的临时过度性措施。所以，即使斗争性特强的斯大林，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宣布苏联的阶级斗争不存在了，苏联已经将阶级消灭了。到了六、七十年代，苏共则宣布其己成为“全民国家”“全民党”。
毛泽东则不然，他在其统治巩固之后，依然要大搞阶级斗争，并且越到后来阶级斗争似乎越尖锐，越激烈，以至成为他治囯的“纲”，须臾不能离开的“空气和水”。其实这只是毛的谎言和障眼法，毛的真正想法是：如果不搞阶级斗争，他的很多政策措施将难以推行，他个人在中共党内和国家内也难以建立并巩固其绝对的独裁统治。在毛看来，阶级斗争是人人恐惧的“一把刀子”，只要挥舞这把刀子，人们就得诚惶诚恐，俯首称臣。他的政策就通行无阻，无往而不胜，他本人也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严历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宣称阶级斗争“要搞一万年”。为了使这种永远的阶级斗争具有“理论性”，毛先拿哲学上的“合二为一”开刀，强调任何事物始终、永远都处在矛盾、斗争的状态，矛盾和斗争是一切事物的主要形态和主导方面，矛盾的统－则是短暂、相对的。矛盾争斗是人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存在和发展之前提。然后提出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而发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的口号，让全国人民永远生活在“以阶级斗争”的恐惧旋涡之中。
提出了要将阶级斗争永久化、常态化的“理论”以后，进而要解决阶级斗争的实际对象问题。毛认为，已经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分子，心不死、人还在，是首要的阶级斗争对象；而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社会主义的破坏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剝削分子等则是新的阶级敌人，而且形势的变化，这种新的阶级敌人会层出不穷，永不消失。同时，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部来，寻找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于是，各种党内修正主义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成为新的重要的阶级斗争对象…….
毛又发现，亊情还不止此，从宏观上讲，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小生产者、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有一种“自发”（自发者，发乎本能也）走资本主义的倾向；还有城镇的各色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也天生地具有把自己变成资产阶级的愿望。至于知识分子，大多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以，可以说，放眼望去，处处都是现实或潜藏的“阶级敌人”……
当苏联出现赫鲁晓夫掀起的反斯大林运动后，毛又祭起 “反对修正主义”的魔仗，并把“变修”作为毛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险。于是，反对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抓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分子”成了毛政权最紧廹、最重大的任务，成为最现实、最危险的阶级斗争。毛还发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所谓封、资、修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激烈而又危险。而埋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私”字，也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敌，凡此等等，都在广义的阶级斗争之列，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的矛盾。
总之，阶级斗争不但成了了革命的常态，进而成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本身，革命的目的。
于是，毛把他统治下的中国便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
二、偷梁换柱，以“穷人”取代“无产阶级”，从根本上改变了共产党所谓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
谁都知道，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是指近代工业革命产生的与现代机器生产相依存的产业工人，亦即产业工人阶级。然而，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候，这种工人在中国为数很少，而且他们是脱下农装不久的农民，根本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自我意识。苏俄共产党来到中国，将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组建成中国共产党，硬说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便想依照苏俄的方式在中国的大城市发动“起义”夺取政权，但事实很快证明行不通，失败了。
毛泽东比他的同行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根本就不相信依靠这些工人阶级就能夺取政权，从小熟读中国古代农民造反小说，后来又研读中国帝王历史的毛泽东，很早就认定，只有走传统农民造反之路，依靠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才是“革命”成功的关键。毛于1927年，毛在其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被当时社会各界认定的那场“痞子运动”，“惰农运动” 给予了高度赞扬，他发现，“那些从前在乡下踏破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四业不居的，以及“外出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或为非作歹当盗贼的”，才是革命的主力，也就是共产党造反夺权的依靠力量。这次考察奠定了毛主义的基础。从此，这些被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称为社会的“消极、腐朽部分” 的流氓无产者，便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和共产党的骨干。在另一篇毛主义的奠基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依照人们的财产和生活状况划分阶级，把农民中的贫雇农（后来又加进下中农）当作无产阶级的最可靠同盟军，实际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人是小生产者，或曰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然而这正是中共夺取政权的中坚、依靠力量。毛在造反夺权阶段，打出的口号是：“穷人打天下坐天下”。宣称 “越穷越革命”， 共产党就是“穷人党”。
由此可见，毛及毛共所谓的共产主义革命，与传统农民造反并无二致；毛领导的共产党，实际上就是传統的农民造反军，他建立所谓“人民共和囯，实质上是封建帝国的的翻版。而所谓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过是分裂社会、各个击破，以便分而治之的手段。
三，篡改马克思关于阶级的涵义。以单纯的财产占有状况作为阶级划分标准，并使“阶级“政治标签化，固态化，血缘化。
毛泽东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已经明确将人们的财产状况和生活状况作为划分阶级的唯一依据，同时作为政治上划分敌、我、友，左、中、右的依据。后来，中共基本上遵循毛在此文中提出的方法对全国人民进行阶级（成分）的划定。并且把动态的阶级概念变成固定的，永远不变的政治身份的标签。为了简便，毛的阶级成分划分“一劳永逸”，建国初期在土改运动（在城市是所谓民主改革运动）中划定的阶级成分成了人们终身不变的政治符号、人们政治等级的象征。为了不使阶级斗争失去“靶子”，不让“地主”等剥削阶级消失，还把土改时的阶级成分代代传，地主的子孙继承地主的“帽子”，成为永久的“贱民”和专政对象。在现实中，“地主” 虽然早已一贫如洗，并长期从事最低贱、最艰苦的体力劳动，遭受最残酷的经济剝削和政治压迫，却始终是“剝削阶级”； 反之，己经高官厚禄，享受各种特权，生活奢侈，行为霸道，并役使无数奴仆的红朝新贵， 却仍然厚颜无耻号称“无产阶级”。为了使自已的残暴统治永久化，新统治者又创造了“红五类”、“黑五类”等“新种姓制度”，完成了由“阶级论”向“血统论”的蜕变。
毛泽东非常清楚，他的这一切做法其实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而却是封建社会乃至奴隶社会的传承。只有扯上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才名正言顺，只有欺骗并愚化民众，才能让新王朝巩固，因而推行空前广泛而残暴的愚民政策。后来毛情不自禁道出了他的统治的精髄，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算是“酒后吐真言”。
四，抛出“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并且可以相互转化的“理论”，制造高悬于全体民众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是毛在发动整风——反右运动前夕发明的一种“理论”。它的背景是，赫鲁晓夫1956年春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报告之后，同年在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人民起来要求民主自由、撤走苏联占领军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遭到苏联占领军残暴、血腥镇压。事件虽己平息，但极大震惊了毛及中共领导层。毛看到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强烈不满，特别感受到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在这场全民抗争中所发挥的主导和核心作用，更加剧了对知识分子的仇恨和恐惧，于是未雨绸缪，决心以帮助共产党整风之名，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蛇岀洞”，然后“聚而歼之”，一网打尽。毛抛出这个“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及其相互转化”之说，就是为了对知识分子实施“引蛇出洞”后再行镇压所预作的理论准备。
毛的这个所谓理论的玄机和陷阱主要是他抛出的“人民”和“敌人”的概念。按照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说法。“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划分是由谁来判定，谁来实施、谁来监督。对此毛故意语焉不详，留下陷阱。后来的情况表明，这种划分和认定完全由各级共产党组织乃至各级、各单位的领导人来认定、施行。毛本人则带头示范，在运动后期，他把在整风中响应他的号召给共产党和领导干部提意见的知识分子，通通打成“敌我矛盾” 、“ 右派分子”。说这些人由于“恶毒攻击共产党”，他们与“党和人民”的矛盾的性质己经发生了变化，由“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 ”。于是，“右派”便成了敌人，专政对象，被列入“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之后，原来的“四类分子”变成“五类分子”，成为毛帝国永远的罪人。
反右运动的演练使人民群清楚地看到了毛那把高悬于每个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这两种矛盾相互“转化” 之权操在当局之手，任何人的任何言行，都有可能被当权者认定为“反动”而被打成“敌我矛盾”，变成“阶级敌人”，成为毛帝国永远的奴隶和贱民。
毛的这个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它大大扩展了“专政”的范围和威慑力，无限扩张了共产党和政府的镇压权力和随意性。这也是毛破坏法制、推行人治的重要步骤。本来，在任何正常国家，判断国民的言行是否有罪，唯一的根据应该是宪法和法律，并通过法律的程序和途径认定。毛抛出的这一理论后，各级共产党组织和单位的领导人随时都可把他们不满的人打成“敌人”。毛把共产党的“民主”、“ 法制” 外衣剝去殆尽，将全国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上。
五、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和“全面专政”，将阶级斗争和扩展到生活和思想的一切领域。
当公开的、法定的阶级敌人经过反复、不停顿的打击、杀戮之后，已为数不多，而且老是“炒旧饭”，也容易使人有厌倦疲労之感。毛于是寻找阶级斗争的新对象，新领域。此时，他发现对他的统治的真正威胁主要来自党内，于是将党内斗争也纳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范畴，名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为了制造借囗，毛不断发出党内已经形成了 “新的资产阶级”、“ 官僚特权阶级” 等叫嚷，甚至在内部发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的警告，为发动文革打倒“走资派”制造舆论。
毛把党内官僚称为“官僚主义者阶级”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以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划分阶级的原理，开创了以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划阶级” 的先河，后来又以此为依据，将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当作阶级敌人打倒直至从肉体上消灭。为了把政治斗争伸引为阶级斗争理论化，毛及其御用学者提出“继续革命论”， 即，随着形势变化要不断提出新的革命任务，发现新的阶级敌人和新的阶级斗争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而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的理论，把“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乃至“斗私批修”都划入了阶级斗争新形式、新动向 ，这样，不仅党内斗争、而且全民都成了“全面专政”的对象。每一个人的思想、行为、生活、习惯，都可以上升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从而实现对全国人的“全面专政”。 可谓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到了“顶峰”。
六、毛在阶级斗争形式上的创新：运动治国。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搞“运动”并非毛所发明（也不是马克思所发明），但是，将“群众性政治运动” 作为一种政治斗争手段，作为治国安邦和进行极权统治的基本方式方法，则是毛的创造发明。
在中共活动的早期，它搞“阶级斗争”的方式方法都是从苏联学来的，主要是“土地革命”，“肃反”，前者是动员群众向作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及反革命分子等进行斗争、杀戮，洗劫；后者则是在共产党“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的残酷的清洗和派系斗争。把这两者初步结合起来的是毛在延安搞的整风运动，在那场具有开创意义的运动中，毛把公开的群众运动与专门机关的肃反结合起来，把上层的权力斗争和对知识分子、普通干部的改造结合起来。他采用恐怖暴力方式既臣服了党内政敌，又将所有党员、干部打造成为自已的驯服工具，取得了空前成功。从此，毛对这种所谓群众牲性政治运动情有独钟，建国后发展成为阶级斗争和治国、治党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经过不断实践、探索，这种所谓群众性政治运动后来走向程式化、固态化，具备了一些基本程式和特点：
一是，超越正常的政策和法律界限，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在政治运动中，毛强调要把政策交给群众，充分、放手发动群众，并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实际上，就是利用部分群众即运动积极分子的愚昧、投机和政治狂热，去干那些按正常情况不允许、不能干的事，如揪斗、拷打、抄家甚至随意杀人，它充分实现了毛一生所追求的“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和“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理想，体现了毛的政治流氓的本质。
二是，胁迫、捆绑群众，共同犯罪。毛所谓充分发动群众、让人民群众成为治运动的主人，实质上就是以暴力为后盾将广大民众裹胁、绑架去共同犯罪，就是假“群众”之名，行毛的暴政之实。假如因为运动制造的血腥暴力和其他丑行在社会上、国内外引起公愤，当局则将罪责推给“群众”， 说成是“群众的自发行为”，“群众义愤”等等，为当局开脫。这是毛狡诈的政治权朮之一。另外，从本质上考察，所谓群众性政治运动实则是毛将其战时的“人民战争”体制引入和平时期的统治方式之一例。
三是团结多教、打击少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原则。毛强调每次运动打击面不超过参加运动总人数的5%，团结另外的95%，从而保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实际上是毛对全体人民实行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诡计。但是，由于毛的政治运动是无限的，接连不断的，每次5%，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叠加起来会是多少？实际结果便是，除了毛的少数亲信、死党之外，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运动的整治目标，这次运动中的依靠对象，下一次可能就成为打击对象。最后人人自危。人们由此对运动产生了普遍的厌恶和恐惧感，毛主义也就临近破灭了。
另外，形成了一套运动的基本程序、规则，大致是：首先是宣传动员，造舆论；继则成立运动的领导小组，发动群众、学习文件；接着开展广泛的自查、坦白交待；再是相互检举、批斗，人人过关；然后集中力量斗争运动的重点、主要目标；最后宣布对运动中的重点对象的审查结果和处理决定。
为了不使运动流于形式、走过场，毛还亲自下达运动“指标”，甚至下达关、管、杀人数的比例或絶对数。各级领导、走狗和爪牙为了立功，往往要超额完成这些指标和任务。
政治运动的对象有以单项内容或以特定人群为目标的，也有以综合性内容和以全民为目标的；有所谓人民内部的改造，也有标明是对敌斗争。运动发展的极致和集大成者，是毛最后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规模空前运动有不同于以往运动的特点，因为它将党内“当权派” 作为打击重点之一，因而釆取“踢开党委闹革命” 的特殊方法，实际上成为毛及其少数心腹打击政敌进行暗箱操作的一场阴谋活动。还因为运动造成了社会秩序瘫痪，毛不得不依靠军队维持其权威和秩序，并动用军队对群众进行残酷镇压。总之，这场运动达到了玩弄权朮、无法无天、惨无人道等方面的“顶峰”。
毛自恃其有強大的暴力作后盾，和自以为高明的策略，以为他的政治运动无往不胜，可以永远搞下去。但最终应了那句古话：聪明反被聪明误，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成了毛的“滑铁炉”。毛死后不到一个月，那些在文革中受到打击的毛的旧属联合起来，把在文革中崛起的毛的嫡系传人一锅端了。正宗的毛主义就此绝宗。邓小平上台后，宣布再不搞政治运动。虽然邓并未完全兑现他的承诺，但“运动治国” 总算就此终结了。
附 关于毛式阶级斗争的若干案例
附一:
一个家庭“阶级敌人”的由来
按：此文原标题为《我家的阶级敌人》，作者张安，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五期。转录如下。
我家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样样俱全，但个个都是冤案。我是《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每当读到被极左势力所伤害的受难者的冤情时，总会联想起我家的冤情来，心里暗暗流泪。旁及我耳闻目睹，许许多多普通受难者的冤情，并将其与大背景大人物联系一起思考，又每每使我难以入眠。说说我家冤情，我倒也不担心把我打成“反革命”了。
先说母亲。母亲丁氏，1912年出生在云南省砚山县一个穷山村的农民家庭中。外公是个自耕农。家有二亩黄土地。由于会切点烟丝卖，跑点小街子生意，温饱还能过去。外婆是个持家勤俭会帮外公做些农活的小脚女人，所以我妈从小也被缠足，也养成了会帮助外婆做家务和做农活的好习惯。母亲嫁给父亲时，父亲和祖父是会做人工面条的手工劳动者。家务活全由母亲包做了。祖父曾对我说，我曾祖父初逃至砚山时是帮人挑大粪的雇工。由于后来学会了做人工面条，温饱生活也算过得去。所以，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到了1951年全国最后一批土改在大西南边远地区进行时，我母亲竟意想不到地被划为阶级敌人的“地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父亲在1947年就病故了，只留下一间空房子和二亩雷响田。缠足的母亲带着9岁的我和一个4岁一个2岁的弟弟，没法自耕。于是，为了活命，有亲戚介绍，把二亩雷响田租给一家姓肖的银匠家。年租为四挑谷子，约四百来斤，只够一个人一年口粮。其余不足是靠亲友接济一点，母亲又帮人缝补浆洗衣物，饱一顿饥一顿地苦度时日。三弟生病无钱医治病死后，靠父亲生前的一个好友帮助，我才勉强得以读完小学五年级。
1948年到1949年间，我大舅和老叔分别参加了滇桂黔边纵红军闹解放，母亲曾暗暗帮助他们缝补衣服和做红军帽，盼望早点解放能过上一天好日子。1949年底解放大军从广西到云南，母亲和四叔还积极参加迎军工作。到了1950年云南全省解放，我已是新办的县一中的初一的学生了。那时学校要求我们住校，并向我们宣传土改的伟大意义。学校又组织我们观看影片《白毛女》和苏联影片《女拖拉机手》。拖拉机隆隆地开在田野上，多美好的集体农庄啊！我在心里欢呼着，盼望土改早日成功。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盼望有一天也能过上集体农庄的生活。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有天吃过晚饭我从土改工作队（那时我们中学生只参加做登记填表的工作）回到家中时，母亲含着泪把一块“地主”的黑牌摆在我面前。顿时，我眼前发黑，如五雷轰顶，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预料，一场可怕的灾难已经降临到我家了。我和母亲一同看看这块黑牌，相对无言地流着伤心的泪水。一会儿我问，我们家田少，又无劳力，怎么会划为地主呢？母亲流着泪说，他们说我家出租田已满三年，刚够地主条件。又说如果不认，就跪砂子……我妈害怕，只得认了。这时，我想到了我们的红军校长，他懂政策。我安慰母亲说，我去告诉我们红军校长去，也许他能帮我家改过来。于是，我立即回到学校找他反映实情。红军校长叫赵林，昆明人，是个才二十多岁的革命学生。听完我的哭诉后，他脸色为难，只说，少先队员要站稳阶级立场（此时我是少先队的中队长），只要划清界限，将来还是有前途的。又安慰我说，你回去告诉你母亲忍耐一下，过了五年后，大家都一律平等了。我牢记住红军校长的话：划清界限，耐心等待。但是，从此我不敢回家，我不忍看母亲的眼泪，我害怕我心太软而会失去阶级立场。
大约过了一个月，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了。一个好心的亲戚告诉我，我妈被打斗得遍体鳞伤被抬到医院抢救去了，快要死了，劝我去看母亲一眼。我问母亲是怎样被伤害的，那个亲戚告诉我说，是我那老婶害我妈，说我妈还藏有金条。土改队当然相信了。实际上，父亲过世后我家就一无所有了。母亲只是不吭声，任他们打斗。因为说“有”是无中生有，到哪里去拿金条子？说“无”人家根本不相信，叫我母亲在四脚板凳上站着，不说“有”就一脚把板凳踢倒，母亲就摔在石头地板上。倒下后又拳打足踢，重新提了站在四脚板凳上。就这样，反复斗了三天，直到母亲最后提不起来，翻白眼为止。亲戚又说，干这个事的人是从外县来的一个无业游民，好心的乡亲们并没有动手。
听完了好心亲戚的陈述，我这天真的无力的少年，心里只会产生伤痛。去看还是不去？又让我陷入两难选择。去，我能做些什么呢？说不定还有阶级立场问题。不去，对母亲的无助与痛苦的冷漠，做儿子的岂不是太残酷与自私了吗？思虑再三，我唯一的选择还是去找我的红军校长去，因为我那红军的大舅和老叔为了自保，早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当我把情况向红军校长哭诉后，他的眼睛里透着同情与无奈，只悄声对我说，去吧，但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当晚，我偷偷地跑到医院从窗外看了母亲一眼，只见她的鼻孔里还插着氧气管，还没有死，我伤悲的心情稍有缓解，悄悄地返回了学校。
又大约过了六七天，一个更大的噩耗传来了———我母亲死了！告诉我这个坏消息的表娘说，我妈是死在老叔家的牛厩中。尸体被好心的亲友们用几块木板抬出去埋在父亲墓旁去了。一个清清白白的农民女儿，一个劳动妇女，一个含辛茹苦的母亲，就这样悲惨地死去了！
我妈死了，一个所谓的“阶级敌人”死了。我们兄弟俩还是儿童，我的“阶级立场”又很坚定，应该算清白了吧？不然。每个政治运动都要把我们审查，使我们受侮辱，还监视我们有没有“翻案”的言行。我老实接受改造，靠拢组织靠拢党，都有人说这是“假的”，“本质未变”。就是在批准我入团的政审结论中还说“对家庭出身的本质认识还需要继续进行”。
改革了！开放了！落实政策了！从此，我们不再是“二等”公民了。1980年有一次碰到了当年的土改片长周树森，问及我母亲错划“地主”之事。周无奈而痛苦地说：“张老师！那时我才十八岁，我懂得什么呀？你看，我也被打成阶级敌人了！”说后他也泪流满面了。周土改后提升为县银行行长，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为给县委提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劳教了二十年几乎饿死。1984年一个离休的红军叔叔李凯，劝我说一齐去找当时的贫协会员要为我妈作证。找到了已当了副县长的李从恩，他是我们小学同学，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上边还没有落实土改错划阶级的政策，现在大家都一样平等看待了；说句本心话，当时我是贫协会员，去没收地主浮财时，十有八九家都是“穷斯辣拐”的。我以为这位副县长说的倒是实话。至于扩大化的实情如何，则有待进一步落实。
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1951年大西南边疆的“土改”与1947年康生在晋西北搞的“土改”何其相似？与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曾彦修（他当时是康生部下）在《炎黄春秋》2009年2期中讲述《才德反差的康生》揭露的康生在晋西北搞出来的所谓“经验”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康生的经验是在贫穷地区无中生有，搞出“变相地主”来，达不到条件不管，只要挖出“地财”来就是胜利成果。到处打人、吊人、跪砂子，不知道打死打伤多少人。康生在“文革”中故伎重演，又不知整死了多少人。这就是康生之流从苏联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所谓“革命”，广大善良的中国人民怎么会知道呢？
以下简说我家其他的所谓阶级敌人：
外公，丁有福。有一亩左右雷响田，二亩左右山地，一生勤劳自耕，因为照顾比他们更穷的一个亲戚，农忙时请（人）来帮几天忙，就被诬为“请长工”，错划为“富农”，外公于1959年饿死。
岳父，胡宝凡。从小跟父亲做小生意，读过几天老学。后来在乡小学教书，不够一家生活，开了一个小糕点店，才维持了一家人的温饱。家中无土地，他弟弟也参加红军，不知为什么划为地主。据说是乡下有个亲戚借了点儿钱还不出，每年挑几担包谷来（顶债），于是成了收租地主了。
四叔，张珍禹。解放前当过半年卢汉队伍的文书上士（只是个兵）。1949年爷爷怕事，叫他回家。他积极参加迎接解放军的工作，被指定当大组长。不料在1951年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四年。但实际上劳改近三十年，积劳成疾而死。
老叔，张珍棋。19岁参加边纵红军游击队，中共党员。解放后曾在县税务局工作。因年轻时曾与一个街坊朋友交为“把兄弟”，后来这个朋友被捕，老叔与这个人纯属朋友关系，但因此而受牵连。1958年没有任何证据，以“把兄弟”为地方坏组织为由，把老叔内定为“坏分子”而清理回家。1959年讨饭，积郁成疾而死。
本人，学校分配参加工作。1957年，县委动员帮助党整风，我因写了一张大字报《您的婴儿向您呼喊》，内容是请团县委关心一下基层组织的团员们的思想工作，因此被内定为“右派”，内部监督使用。1958年我因积极参加昆明师范附设函大中文系本科学习，成绩优秀，单位批判我“走白专道路”。1960年，我一个小小中学教员，又不知“庐山会议”为何物，单位又以“思想右倾”为由把我当做典型开大会批判我。文化大革命我跟着报纸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因此又受到大会批判为“漏网右派”，并把我关进“学习班”反省批斗半年。
由此可见，极“左”的肆虐在底层对一般人的伤害是何等深重，何等残酷！那些极“左”而又无知的先生们，又何曾承担半点责任呢？
（作者为云南省开远市教师进修学校中专高级讲师）
附二：
毛泽东一手制造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假案
胡风事件，本属于文艺界内部派别之争，胡风上书对文艺工作提出意见，这在任何时代都应属于正常、合法之举。可是却出人意外地引起毛泽东雷霆震怒，将其弄成一宗全国性“反革命集团”大案，还由此引发了一场全民“肃反”运动。由此可见，胡风事件在毛的“运动治国”链条中所处的重要位置，由于毛已经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因此，我们将此案放在毛的阶级斗争运动中附述，从中人们可以看到罕见的毛的办案方式，以及毛所谓的“阶级敌人”的真相。
一、胡风其人和胡风问题的由来
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早年曾就读北大和清华，1922年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赴日本留学，留学期间，加入日本共产党。后因组织左翼文艺团体被日方驱逐回国。在上海参加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初任宣传部长，继而接替茅盾任左联常务书记。1934年，因被误传为“内奸”，愤而辞职，成为自由的职业作家。胡风的态度与当时的鲁迅对左联的亦敌亦友、貌合神离相吻合，二人个性亦近似，因之胡风对鲁迅极为崇拜，并积极支持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时期的大众文学”口号，与左联的幕后操作者中共的文艺官僚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相对抗。从此胡风被认为是鲁迅的忠实追随者和助手，鲁迅亦视胡风为知音，二人间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关系。同时，胡风也和以周扬为代表的中共文艺领导（中共中央文委）之间结下怨仇。后来，人们将这对立的两派分别称为“鲁迅派”和“周扬派”。
但是，当时中共的文艺战线领导人还是要拉拢鲁迅，目的是利用鲁迅的声望特别是其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壮大左联的声势，鲁迅被推为左联主席，但只是个名誉领导人。左联的实际领导权操纵在中共党员周扬等人的手里。鲁迅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也十分不满。左联秘书处编印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都对鲁迅保密，不给他看。鲁迅在给胡风的一封信中向胡倾诉了自己的尴尬处境：
“以我自己而言，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抽打我，无论我怎样使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此信收入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是3卷第543页）
由此可见，鲁迅对胡风的态度与对中共左联领导者的态度有着180度的区别，无怪胡风获得“鲁迅绝顶忠实的传人”称号。后来，鲁迅公开了对“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的讽骂，而这“四条汉子”都是中共中央文委委员，左联的实际操纵者。特别是周扬，一直深得毛泽东的宠信，是后来延安整风负责知识分子和文艺界整风的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毛的重要助手。延安整风以后周扬成了毛领导文艺的代理人，文艺界“党的领导”的化身。可见，如鲁迅不是早死，与周扬、进而与毛的矛盾和“翻脸”是不可避免的。1957年反右运动时罗稷南曾当面问毛：假如鲁迅还健在现在会怎么样？毛也毫不迟疑地回答：他要么沉默，要么在牢里继续写他的。（此事详见后文有关章节）
从上面我们看到鲁迅对胡风和周扬迥异的态度中，可以肯定，胡风是鲁迅真正的传人，也是鲁迅与周扬等人斗争的继承者。不过，此后胡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或者说是他一生悲剧之源，就是他轻信了毛泽东对鲁迅肉麻的、别有用心的、天花乱坠的吹捧。鲁迅死后一年，毛在延安纪念鲁迅的会上便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其后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是“不惜血本”将一大堆无以复加的“高帽”奉送到鲁迅头上，居然把鲁迅吹捧为前无古人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等等，几乎把能搜索到的最肉麻的字眼都用上了（由此亦可见毛的泼皮无奈式的无耻）。这当然使胡风这个自诩为鲁迅生前的“左膀右臂”，死后的“最忠实的传人”异常高兴，从此奠定了他投靠毛的思想基础。他后来之所以敢于与周扬代表的“党”的文艺领导唱对台戏，最后敢于向毛共中央上“三十万言书”，都是凭的“鲁迅忠实传人”的身份。胡风理所当然地想：不管怎么说，自己是鲁迅的继承者，就算毛不给他面子，也会顾及到鲁迅的面子吧，何况，他自已对毛泽东是真心拥护的，他反对的只是周扬等少数人的文艺思想和领导文艺工作的霸道作风，这难道会有什么错？所以，他毫无顾忌地向中央、向毛贡献上他的“三十万言”书。
可是胡风完全错了！错就错在他以为毛泽东是真的赞扬鲁迅，真的要继承鲁迅的文学路线和文艺主张，胡风把毛这个绿林枭雄和“革命”巨骗当做了开明君主，当作了文化上的“同道”、“知音”。
其实只要冷静、仔细观察一下毛的所说和所为，就可以看清楚毛这个文化骗子和政治流氓的险恶用心和真实面目。如前所述，在30年代前期和中期，以周扬为首的中共文委与鲁迅之间曾经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和冲突，鲁迅曾经直斥周扬、夏衍等“四条汉子”的丑陋行状，也因为如此，后来周扬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才跑去延安。在延安周扬很快发现毛正是他心仪的中共领袖，对毛崇拜得五体投地，并从此甘愿充当毛在文化领域的帮凶马前卒。而毛也对周扬“一见倾心”，认定周正是他所需要的在文化领域的代言人和帮衬，毛、周之间形成了长期的（直到“文革”之前）默契的“主仆关系”，最有力的证明是在延安整风中毛委任周扬为文化方面的大组长（其他几个大组长都是党内政治局委员之类的大员）。成为中共文艺界的最高权威。从此以后，周扬一直稳居毛的文化“总管”之位。建国之后，周扬更是号称令文艺界人士胆战心惊、说一不二的“文化沙皇”。
毛对周扬的充分信任，周扬在毛手下飞黄腾达的事实充分说明，毛在周扬与鲁迅的冲突之中毫无悬念地、坚决地站在周扬一边，“周扬派”实即“毛派”。周扬在文艺界推行的强横专制、霸道极左的政策正是毛之文艺政策(从胡风案件看，毛仍嫌周扬太“软弱”、“右倾”了)。这也就说明，毛对鲁迅其实是多么愤恨与鄙视！当然，这一切，对于大权谋家、大骗子的毛泽东来说，在当时只是深藏于内心的，在表面上他则完全是另一副面孔，那就是上面所说的对鲁迅最肉麻的吹捧，“最、最、最、最”云云。这是政治需要，是当时中共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特别是争取青年学生的需要，因为鲁迅在文化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有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从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毛于是便借吹捧鲁迅来达致他的政治阴谋。（毛争取知识分子的目的，除了利用知识分子为他夺取政权服务之外，就是要将这些人收进他的“网”，以便日后算帐，“关门打狗”。参见本书第二部有关延安整风的章节。）
然而胡风一类知识分子却完全被毛对鲁迅表面态度迷惑了，他们（除胡风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鲁迅的忠实门徒和友人，如肖军、冯雪峰、聂绀弩等）按照一般人的思维方式，以为毛既然如此推崇鲁迅，也就是他们的“知音”和“友人”了，于是纷纷投奔毛的麾下。毛这个大权谋家，深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道理，在延安时期，他以宽容的态度接待了这些鲁迅门徒，在当时整风运动的一片杀伐声中，毛没有跟他们算账，而是保持一种“友谊”姿态，这更稳住了他们，也麻痹了这些毛眼中“暗藏”的“敌人”。
十年过去，机会终于来了。今非昔比，已经成为“国君”的毛，认定该是对这些鲁迅门徒动手、清理门户的时候了（清算的名义当然是“反党”、“反革命”，而不是“鲁迅门徒”，鲁迅这块灵牌还留着有用）。后来，在毛为公布“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而写的“按语”中，就意味深长地写道：“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无意中透露了他长期埋藏在心里的旧恨、夙怨。
可惜这时胡风对毛的这番心态完全不知情，还一味以为这位开明的“圣主”是自己的“知音”， 认定在他与周扬之间毛会持“中间人”立场，为自己主持“公道”，所以他才义无反顾地给他上书。由此也可见这位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洞察力、认知力方面是多么低下，几近白痴。周扬以及手下的干将（林默涵、何其芳等）是毛多年在文艺界的代理人、红人，对代理人的冒犯，也就是对毛的冒犯，这样简单的道理，胡风似乎不知道。后来毛正是以此借题发挥，说胡风学得了西汉初期诸藩王“清君侧”之法，以“清”周扬之名，行反毛之实云云。
看来，胡风确是“高估”毛泽东了，胡本来以为“英明神武”的毛是凌驾群臣之上的“圣主”，是公正的仲裁者和公平、正义的化身，不想毛完全偏袒他的“佞臣”，把他这位“忠臣”的“忠言进谏”者当作“反革命”治罪下狱。所以当胡风深陷不白之冤时，禁不住惊叹：“中世纪来临！”当然为时晚矣。他的根本错误是错估了毛对鲁迅的态度！弄错了毛与周扬的关系和与自己的关系的本质差别。
那么，胡风是否真的借反周扬之名，行反毛之实呢？
这是绝对的诬陷！天大的冤枉。应该说，在当时，胡风不但拥护毛，而且对毛的吹捧不亚于毛对鲁迅的吹捧，区别只是，胡风对毛的吹捧和歌颂是真心实意的，而毛对鲁迅的吹捧则是百分之百的玩弄权术，蒙骗世人。从这点来看，在欺诈和“厚黑术”方面，胡风连做毛的学生的资格都不够。
还是来看看胡风对毛的真情拥戴吧。
1949年9月，胡风应邀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并在随后出席毛的“开国大典”。站在观礼台上的胡风激情澎湃，回到住地后夜不成眠，一气呵成写下了题为《时间开始了！》的长诗。此诗以其罕有的歌功颂德水准和令人肉麻的谄媚获得在《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连载，成为文艺界轰动的大事。下面是其中的“欢乐颂”片段：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最无畏的战士
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
你微俯着身躯
你坚定地望着前面
随着你抬起巨大的手臂
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
人类的希望发出最强光
......”
“海
沸腾着，它拥有一个最高峰
毛泽东
他屹然站立在最高峰上
.......”
其肉麻程度，只有艾青的《毛泽东》堪与之媲美了。
可惜，毛泽东对他的“文艺战士”向他谄媚取宠歌功颂德已经麻木不仁，每天听着那山呼海啸般的颂歌，听到他的文艺兵们为了取悦他搜索枯肠的肉麻大比拼，他已经没有了丝毫兴趣，甚至生起了厌恶之感。当然不是厌恶那些谀词，而是厌恶给他献谀词的人，因为他们都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而他先天地认定知识分子不是“自己人”，他们对自己的歌颂决不是发自内心，只是献媚邀宠、想向上爬、别有所图。所以，在接下来的所有政治运动中，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无例外地都成为打击的重点，直到文革，毛更毫不留情地将这些几十年来呕心呖血为他歌功颂徳、编撰赞美诗、万岁词，将他打造成人间救世主的吹鼓手、抬轿夫、叭儿狗们悉数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像猪狗般地活着，或者干脆送他们上西天!
对胡风这种谄媚奉承，他更不感兴趣，这又臭又长的《时间开始了》他可能压根儿就不去看，因为他对胡风早已了解，那是紧跟鲁迅、骨子里长着反骨的一种人，对这种人他迟早要清算，只是现在时机尚未成熟，他还要等一等。
而那边厢的胡风对毛的心事却浑然不觉，还以为自己找对了主儿，等待看即将到来的飞黄腾达呢。
这里还有必要交待一下毛本人与胡风的“恩怨”，因为，仅仅是胡风得罪了周扬一伙，他还犯不着大动肝火，赤膊上阵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事情要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为了给共产党管辖下的文艺界人士戴上一顶政治紧箍咒，并以此作为整风的武器，毛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在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充斥着毛式教条专制, 飞黄跋扈、简陋低劣的讲话，后来被当作中共的文艺“圣经”，统治着中国文艺界数十年，扼杀了一切文艺生机和思想自由的火花，使毛治下的中国文艺变成纯粹的“党文化”的一部分。从此文艺界沦为专为毛唱赞歌、为极权政治服务的帮凶、吹鼓手和打手。
毛发表《讲话》时胡风在重庆，没有直接参加延安的整风。为了使《讲话》成为每一个毛共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的“圣经”，1944年初，毛派其文艺干将何其芳、刘白羽到重庆，向毛共卵翼下的“左翼”文艺圈传达毛的这个讲话，并组织学习和开展整风。
当时的胡风是个很有个性而且性格有点古怪的人，大概受鲁迅的影响，喜爱独立思考，不太愿意随波逐流。环境和处境也造就了胡风桀骜不训的个性和风格。因为重庆不是延安，共产党在那里不可能横行无忌，胡风虽然是共产党的人，但不是共产党员，仍有相当的自由度。胡风被召集来聆听“圣谕”，他被编进一个学习小组，可他只参加头一次小组召集人（冯乃超）召集的会议，后来便再也不去了。
不但不去，胡风对毛的《讲话》也持保留态度，甚至唱反调。比如《讲话》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文艺要全力、无条件为政治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胡风对此就表示异议；另外，对毛的反对（否认）“人性论”，反对“鲁迅笔法”等等也不认同。他根据当时“左翼”文艺圈子里的实际情况，认为应该强调作家艺术家按艺术规律进行创作，不能只做政治的传声筒和政策的图解，文艺界主要应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 等等。很显然，这些都是针对“讲话”发出的“反调”。
接下来，胡风在自己主编的杂志《希望》上，刊发了舒芜的几篇文章，着力宣扬胡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引起了党员作家们的围剿。但胡风不向这些“党的文艺家”屈服，他坚持己见毫不妥协地论战（这大概就是毛说的“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
胡风的不随波逐流还表现在他的不注重“组织纪律”性，对不同意见者不能“宽容”方面。自从脱离左联，跟定了鲁迅以后，胡与中共的文艺政策既保持大方向一致，又拉开一定距离，即在一定程度上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虽然他实际上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左倾文艺圈，还主编过在重庆出版的中共《新华日报》的副刊《文艺周刊》，并担任中共控制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文协）的研究部、理论部部长。但是，与其他“左翼”作家不同的是，他不完全按“党”的指挥棒办事，不肯做“驯服工具”，不时还发挥“主观战斗精神”，跟左倾圈内的文艺家们“互斗”一下，因而引起文艺界“党的领导者”如周扬们的极度不满和忌恨。 例如，1944年4月，胡风在中华文协的第六届年会上，公开对抗战以来的左翼文艺界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引起了“左”爷们的强烈不满。会后，胡更想进一步发动一场对左翼作家的批判，批判的名单几乎囊括所有左翼名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姚雪垠、臧克家、碧野、严文井、陈白尘、朱光潜......等等。这场批判后来未能进行，但胡风的桀骜不驯已再次引起党的文艺“管家”们的仇恨。这些文艺界的“党棍” 们对胡风的愤恨自然要汇报到毛的案头。但与这些文艺界党的管家们不同，毛更有涵养，他不动声色，他知道反击的时候未到。
也因为毛一直不露面，不动声色，所以胡风对毛的态度完全不知，一直以为最高当局还是那个对鲁迅、对鲁迅的门徒无限亲切的“知音”。而第一届政协当局还邀请他出席，更坚定了他对毛的信任和感激。可以认定，正是在这种对毛充分信任、无限感激的情感驱使之下，才使他写下了那首激情澎湃、肉麻而又无耻的长诗，可以肯定，那确是他当时的真情流露，而不是矫情的献媚之作。
促使毛最后决定对胡风实施致命一击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毛的夫人，后来权欲熏天的江青。
据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中记载，学者蓝棣证实：在“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献记载：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的文艺指导思想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去给毛泽东说了此事，毛泽东‘很不高兴’。”
这件事肯定勾起了毛泽东的旧恨新仇，不过，政权刚刚建立，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对胡风的清算只好暂时搁一下。但是可以肯定，胡风的命运已经在此时定了，即使没有那个“三十万上言书”，仍然在劫难逃，不过晚一点而已。
如何看待胡风在文艺方向问题上与江青的分歧和他在《时间开始了》中对毛的狂热歌颂之间的关系呢？这两者其实没有矛盾，因为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明确宣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既如此，胡风说“新中国”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是鲁迅的文艺思想绝对没有错，他不过是重复了毛的话而已。由此也可见，胡风始终以为毛是鲁迅的“忠实信徒”，他绝对相信毛对鲁迅那一大堆赞美词是出于真心，跟他一样。
这就是文人不及流氓的地方，流氓从来没把自己说过的话当回事，从来不认为“承诺”、“发誓”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在流氓看来，“信誓旦旦”跟放屁没有什么两样；而文人们总是那么相信“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特别是白纸黑字，总把它看得无比神圣。文人们还把“真理”，“信仰”看得高于一切，流氓则只相信“拳头”——枪杆子才是惟一的“真理”。所以他们一较量，文人总是惨败，如果遇到有文化的流氓那就败得更惨。
二、毛在胡风事件中的表演
胡风事件的起因是缘于毛的文艺管家们于1952年借毛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之机开展的一场文艺界整风运动，运动的矛头就是指向胡风及其追随者。很明显，这如果不是直接出自毛的意旨，也是文艺界的党棍门秉承其主子一贯意旨而开展的对胡风的试探性“报复”和清算行动。
由于只是在文艺界内部“整风”，毛并不出面，所以起初掀起的风浪不是很大，圈外的人一般不得而知。
按照计划，整风先拿胡风的追随者开刀，舒芜首当其冲。周扬一伙翻起旧案，先批舒芜当年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的《论主观》一文。舒芜被迫写了检查检讨，当局先拿来在《长江日报》登载，然后又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加了“编者按”，矛头直指“后台”胡风，双方抛弃了外衣，短兵相接了。
然而胡风拒不认错，更不投降。于是，由中宣部出面组织文章对胡进行围剿，一篇篇批判文章又如同投向胡的重磅炸弹，接二连三地在《文艺报》、《人民日报》上“爆炸”。
胡风不仅不投降，还准备反击。胡大概以为这次的争论和历史上的一样，吵闹一番就收场了，他过去在这种争论中并未败北，这一次他也以为可以据理力争，并取得胜利。然而他错了，这时已不是四十年代，北京更不同于当年的重庆。
这时文艺界发生的一些事情促使胡风作出了错误判断。自1950年以来，毛先后发起（或在幕后）对《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批判，似乎表现他对当时文艺界领导人的不满；1953年，毛又直接发动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并对他认为压制这种批评评的《文艺报》开展围剿。这一切，使胡风以为，毛对现任文艺领导人是不满的。而当时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就是毛的宿敌周扬。于是他认定，毛或许可为他主持公道。胡风决心孤注一掷，向最高当局求援。从他的这一决定可以看出，胡风当对这场围剿他的战役的真正后台仍然一无所知，错把敌人当救星。其实，毛当时批判俞平伯和文艺报的目的是为了牵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这一主题，按照他当时的设计，打击的重点是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 胡适。而对周扬，毛仍是充满信任的，他把批判文艺报和胡适的任务交给了周扬。
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判断，胡风把近年来写下的一些辩护或反击文章、资料整理汇合起来，形成《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和《作为参考的建议》两大部分，两大部分汇合起来，胡风给它们安上一个叫做《关于近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的总标题，目的是控诉并推倒周扬在文艺界的“宗派统治”。报告全文约30万字，后简称“三十万言书”。令胡风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此举却是自投罗网，自此走上了漫漫黑牢之路。
胡风这个报告的具体内容我们并不了解，也没有必要去了解它，因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笔者估计毛本人也没有细看整个报告，因为他不需要从《报告》里寻找胡的罪证，而且，从文字上看，胡风对毛和“党中央” 是十分恭顺、十分信任的，他告诉党中央和毛：周扬歪曲了毛关于思想改造的方针，用错误的、宗派的统治代替了毛的英明政策，文艺要复兴，必须清除周扬的“宗派主义的军阀统治”。
1954年7月22日，胡风绕过周扬和中宣部，将《报告》直接交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请习转呈毛。
可《报告》送上了却没有下文，因为毛正忙于其他事务。但是“自已跳出来” 的胡风使毛决定把清算胡风提前列上议事日程。1955年1月12日，毛指示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中的“文艺思想” 和“组织领导” 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的批胡风文章一并附发，在全国开展讨论，也就是开展全国性的对胡风的声讨、批判。
得知毛对自己的真实态度后，胡风才感到自己估计错误，陷入灭顶之灾了。这时他的惊诧、悔恨是可以想象的，他当然知道自己绝对斗不过毛，更知道在此前所有政治运动中被毛点名打击者的悲惨下场。为了避免陷入灭顶之灾，也为了保护他众多追随者、年青人，胡风软下来了，他试图妥协，以便过关。1月15日，他主动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 等等。希望不要将他的《报告》印发全国讨论（批判），如要印发，他要附一个他初步的检讨和声明。
这时胡风问题己経成了毛主管的“钦案”。周扬不敢怠慢，立即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毛在报告上立即作出批示：“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从中可见，毛是决心要跟胡风算总账了。胡风大概自此才看到毛的真面目，原来他心中的“英明领袖”，“最无畏的战士”是一个惯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的大骗子，他并不因为面对的是衷心拥护他的人，是真诚为他唱赞歌、抬轿子、吹喇叭者而发半点善心，如今他正在发扬他的“追穷寇”的精神，把胡风当作“落水狗”来痛打。不过，这时胡风（也包括周扬在内）还不知道毛最终要如何对他定罪、发落，只是胡风已经感觉到，他的问题性质已起了变化，后果难料。说到底，他与周扬等人充其量也就是门户、帮派之争，周等给他的罪名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思想”，“宗派主义小团体”，这些罪名可以把他从现有的“名位”上拉下来，但绝对构不成“敌我矛盾”，更不能将他置之死地。而毛就不同了……
果然，毛一出手就把胡风的问题提到了“反党反人民”的高度，还下令在全国开展“彻底批判”。 而这还只是开头，就已经令人嗅到一股恐怖气味了……
先是，在毛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下，胡风的阵营开始瓦解，胡的主要门徒舒芜为求保命，表示愿与胡风划清界限，交出了四十年代胡风写给他的十几封信。毛泽东看到这些信，如获至宝，立刻将胡风问题升级为“反党集团”（毛本是制造“集团”的老手，无中尚且可以生“有”，何况是送上门来），并将这些信加上他自己写的“编者按”，冠上《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之名，在5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于是，追查、抄查胡风的朋友和追随者的信件成了运动的主要内容。惯于深文周纳、无中生有的毛有了用武之地，就在公布胡风集团第二批材料的时候，毛将胡升级为“反革命分子”，将“胡风反党集团”升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样胡风及其追随者、友人，都成了“反革命分子”。 性质骤变，可以随心所欲给他们以毁灭性打击了。
这就是毛对待一切政敌的方式方法，只要被他确立为“阶级异己分子”， 问题便一步步升级，直至致之死地。这就叫做“一不做，二不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都嫁祸于别人。”（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对毛的评语）
在给对方罗织罪名的方法上，毛采取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肆意歪曲，无限上纲；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最后是以假代真。毛使出了他固有的恶霸、流氓、无赖手段，把“办案”变成“造案”，具体方法不外三招：一是首先剥夺对方的发言权、辩护权，任由办案者制造舆论，垄断案情；二是先定罪名，先抓捕，造成泰山压顶之势，然后收集材料和“罪证”；三是对所谓“罪证”、材料进行肆无忌惮的歪曲、阉割、篡改，强行定罪。这些“招数”对毛手下之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运动” 和对敌人的“办案”之中。
1955年5月16日晚7时许，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刘白羽会同几名公安人员，闯入胡风家中进行翻箱倒柜的搜查，搜查进行到17日凌晨1时半，胡风被正式宣布逮捕。但搜查继续进行。大约天亮时分，胡风夫人梅志也被逮捕，搜查结束。
其时，胡风是全国人大代表。按照法律，逮捕胡风首先应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免去胡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才可执行逮捕。但是毛及其走狗故意要把程序颠倒过来，他们逮捕胡风后，才通知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可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立即开会，免去了胡风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公安部门的无心之过。此时胡案己由毛亲自督办，逮捕胡风当然要由毛决定，毛选择这种先抓人、后补手续的方式就是要告诉人们：我毛某人就是“无法无天”，谁奈我何！同时也警告那个“全国人大”和它的代表们：你们不要以为真有什么“权力”，你们不过是我治下的一群看门狗，谁不相识，就会与胡风同样下场！
同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6月10日，又公布了第三批材料。毛在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语中恶狠狠地说：“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胡风和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公开的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毛凭什么得出上述结论呢？据说就是他的喽啰、爪牙查抄“胡风分子”所缴获的各种信件，其中最为重要、“罪证确凿”的是下面两封信：
其一是绿原（胡风追随者之一）1944年5月13日写给胡风的信。绿原在信中写道：
“......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瓷器口，15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
这边美国人极多，生活或者有点改变。
我仿佛真的开始做人了，处事确是不容易，正如您说的：赤膊上阵不是我们的战术，以后，我觉得应该学习一点‘阴暗的聪明’（?）......”
于是毛的按语写道：“......绿原在1944年5月‘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合办的、由美国人替美国人也替蒋训练和派遣特务并直接进行恐怖活动的阴森黑暗的特务机关，以残酷拷打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而著名。谁能把绿原‘调至’这个特务机关去呢？特务机关能‘调’谁去‘工作’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了。”
就这样，绿原成了万恶的中美合作所的特务，胡风是特务的老师，当然是老牌特务了。（这里必须简单说一下中美合作所。它成立于1943年4月，结束于1946年1月，是经罗斯福和蒋介石共同批准成立的专门对付二战中日本的机构。主要是从事侦查技术和破坏日方军亊设施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重要成果。美军在战后报告中承认：该所“成为美囯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军舰艇的唯一情报来源。”在二战对日军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取得气象学方面的重要成果。该所还为军统培训了十万“忠义救国军”，成为令日军丧胆的抗日力量，直接消灭日军7·1万人。毛共为了煽动国人的反美情绪，硬是不顾事实，故意把它说成是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杀人魔窟”。）
后来查明的真实情况是：当时绿原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念书，为了培养自己的外语能力，绿原报名参加了学校开办的“译员培训班”，结业时被校方分配到中美合作所当翻译。绿原对此事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在给胡风的信中告知此事，想听听胡风的意见。胡风接到信（胡也在重庆）立即回信，警告绿原“那地方万万去不得的。”绿原接信后来不及多想，立即逃跑，后改名换姓落脚在岳池县一所中学当教员。重庆有关方面据此认定绿原为共党分子，还为此对绿原发出过通缉令，后来不了了之。
这一切均有案可查，各方面有关证人尚在。可毛不管这些，他要一锤定音，抓特务、抓“反革命”。
其二是胡风给阿垅的信。信中胡要阿垅利用关系去找国民党官员陈焯，托请陈把被捕的贾植芳保释出来。这事的真实情况是：胡风的友人贾植芳被国民党以汉奸嫌疑秘密逮捕，消息全无。胡风为救友人，想起贾曾经说过认识国民党的高官陈焯，于是就给阿垅去信，希望通过关系找到陈焯，由陈焯出面将贾植芳保释出狱。
毛在这封信前的按语是：“由此，看出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之间的密切关系。”再由此推出了胡风一伙本身就是国民党特务特务”的结论。
后来澄清的实际情况是：由于阿垅、胡风均不认识陈焯，又找不到其他“关系”，事情只好作罢。而贾植芳因罪名不能成立被释放。经过毛的公安、检察等部门的调查，证明贾植芳不但不是汉奸，反而为抗日作出了贡献，胡风、阿垅、贾植芳等均与国民党特务无任何关系。
可是，一经毛“认定”，这个“特务”罪名就牢牢戴在阿垅和贾植芳的头上了。后来阿垅、贾植芳都被判处长期徒刑。
但接下来却面临一个问题，虽然毛已把胡风及其相关人员弄成了一个庞大的“反革命、特务集团”，但这个集团却没有一点“现行”活动，这未免让人心生疑惑。有关办案人员秉承主子意图，将胡风给其门徒翼仿的写于1944年6月16日的信，改为“1954年6月16日”，一下子跳过了十年，弄成了“现行”，算是弥补了这一缺憾。
这就是毛的“办案”方式和手段，实际上也是他对付一切内、外敌人惯用的一贯的方法和手段，简单说就是践踏一切原则、亊实随心所欲地编造。
依靠这种断章取义、强词夺理、移花接木和无中生有，毛在他的办公桌上拼凑“胡风反革命集团”大案告成。于是他在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振振有词地写道：“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服务的。”
在作出这个吓人的结论后，毛立即开动了他的全部宣传机器，在全国掀起了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滔天罪行的高潮；同时命令他的专政工具，对胡风的余党进行全国大搜捕、大清查，一批人莫名其妙地 “加入了”胡风的反革命集团并落入法网（见后文）。又，受到胡风事件的启发，毛决定于在全国开展新一轮“肃反”运动。（据后来公布，在肃反运动中一百多万人受到清查迫害，21300多人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4300多人自杀）。
不过，这时一个问题摆到了毛的面前：经过各地大张旗鼓，清查出来大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和关联人员，大部分处在隔离审查状态，一部分人（包括胡风本人）虽然抓起来了却仍未判罪。原因是，虽然毛将胡风问题提到了吓人的高度，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按规定对其成员的“罪名” 进行调查取证时却发现，那些被毛认定的国民党“特务”、共产党“叛徒” 等等均属子虚乌有，不能成立。司法界人士委婉地提出：对那些从胡风与其“成员”间的私人信件中获得的材料，应该通过司法程序进一步调查认定，不应匆忙定罪。这些意见反映到中央有关领导的耳中，大家也就心知肚明，只是碍着毛的面子，谁也不敢公开表态。
可以肯定，对于通过“司法程序”来处理胡风案件毛是非常反感的，虽然公、检、法都是他的专政工具，但既有了这些机构，他们就要按他们的规矩办事，就不能完全随心所欲，无法无天。对此也不好反对，因为当时毛和共产党刚刚提出“以法治国”，1954年毛亲自牵头搞出来一部《宪法》，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颁布，言犹在耳，所以他只好黙许由中央公、检、法三家“会审”。
1956年下半年，中央公检法三家头头召开联席会议，会上，最高法院院长表示：从法律的角度，将胡风案件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案”证据不足。但是大家也知道这是伟大领袖“钦定”的“反革命集团”，怎么能与领袖唱反调呢？会议陷入尴尬的僵局。于是有聪明人提议此案应移交由专门为肃反运动而成立的“中央十人小组”讨论处理。“十人小组”起初似乎接受了这个“意见”，但很快发现这是个烫手的山芋，遂改变了主意。“十人小组”组长陆定一（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是围剿胡风集团的总指挥，他与公安部长碰头协商，一致认为，此乃最高领导钦定之案，不能“讨论”，按事件的性质，应由公、检、法三家处理。
“三家”的“三长”再次讨论，终于作出了还算明智的决定：先组织力量去南京等地的历史博物馆进一步调查取证，为下一步定罪、判罪提供证据。
谁知，这一调查却引出了戏剧性的结果，原来调查不仅没有取得新的罪证，连原来认定“确凿”的罪行也全给否定了，事实完全打破了毛的臆造和污蔑！
然而这一调査结果却令“三长”们异常尴尬，立即给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们判罪不可能了，但是又不能公开调查的结果，那样等于与伟大领袖唱对台戏。惟一的办法就是“拖”，即以调查取证困难为由，把事情拖下去。那些调查所得材料被封存起来，据知情者说，20余年后的1980年9月29日中央公检法三家给中共中央关于胡风案件的平反复查报告，80%以上的证据就是来自那次调查的材料。历史给毛开了个“黑色幽黙”的玩笑。
也许是当时毛的大事太多，顾不过来，也许是他多少有点自知之明，猜到了他凭空捏造的那些罪证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所以给胡风集团定罪的事他也半睁半闭着眼，任由“三家”拖下去。这一拖几年。
到了1965年11月，这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在此之前，毛又发动了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等等运动，制造了一批又一批“无法无天”的冤假错案，连司法界本身也遭到了重创。在这种情况下，再也没有人敢说“依法办事”了。于是决定给胡风案件判罪。
1965年11月26日，在胡风被捕十年半之后，终于开庭审判，审判在小范围、静悄悄地进行。不过，事前做好了胡风夫人梅志的“思想工作”，让梅志保证“不上诉”。梅志哪里还有跟共产党斗的勇气呢！胡风本人则说：“我不但不上诉，甚至都不辩护，只是不心安理得。”结果胡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
1969年5月，胡风的14年刑期届满，打报告要求出狱，得到的答复是：“关死为止！”为了怕胡风再来找麻烦，断绝他出狱的梦想，1970年初又增加他两条罪状，由法院改判“无期徒刑”。
三、触目惊心的株连：胡风案件受害者点滴
像毛发动的所有运动一样，要准确说出其受害人数、受害情况是困难的，不可能的，首先是，除了当局，没有人能去从事这种调查，而官方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它公布的数字的可信度可想而知。其次，受害者的情况也不是用简单的概念或数字就能说清的。不过，我们仍然不得不引用官方的数字，因为舍此没有其他能反映案情全貌的资料。据1980年官方公布的结果是：在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总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有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23人。到1958年予以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62人。正式判刑的3人，即胡风、阿垅、贾植芳。
这是一堆概念不清、含义糢糊的表述，从这一表述来看，这似乎是一场不大（很小）的运动，特别是对其成员的处理似乎是很“慎重”的，打击面很窄，处分不重。然而如果我们以下面的点滴真实情况加以对照，就知道它和真实之间有多么大的差距！
先说“触及人数”。当局宣称，“共触及2100人”，但没有说明“触及”的标准，从字面上解释，应该说大凡在运动中被审查、或勒令反省、检讨者都属于“触及”吧。如果这样，那么这个数字就大大缩小了，因为单在胡风的家乡湖北蕲春县，因为反胡风运动，全县小学、中学的语文老师被勒令停职一年，检查和坦白交待与胡风的关系，而且要“人人过关”；这还不算在该县其他单位开展的清查运动所“触及”的人数。人们估计，光蕲春县，被“触及”者就达万人以上。
真相总不能永远隐瞒，关于胡风案受害者情況最新揭露的数字是：全案被捕500余人，60多人自杀身亡，12人在运动中 “非正常死亡”。这些数字虽不精确，但都有名有姓，只是尚未完整。
数字是冷冰的，只有深入实际之中，了解一下每个受害个体的血泪史，我们才能得到更真切的认识和感受。
下面几个人在胡风案件中属于不同的角色，但都是受害者，他们的故事为我们了解受害者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贵的一手资料。
路翎，被钦定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路在毛共建国之前就已是初露锋芒的青年作家，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路翎以一篇《窪地上的战斗》风靡全国，是公认的最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在文学圈内，还被视为最有希望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希望之星。路翎被捕时刚32岁，正是出作品的黄金岁月。在狱中，路翎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不是长时间的沉默，就是长时间的狂嚎，一度被保外就医。病情缓解、恢复理智后他不甘心被冤，上书申诉，结果被再度投入监狱，并判有期徒刑20年。1975年，路翎刑满释放，送交当地派出所管制劳动，被指定为其所在胡同里的住户打扫卫生，清洗公共厕所，由每户每月交一角钱维持其生活。在他那家徒四壁的贫民窟里，再也看不到一本书了。一代英才就这么被扼杀了！任何人看到这位蓬首垢面、未老先衰的老头子，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20年前，这是一位风华正茂、有望问鼎诺奖的青年才俊、民族的希望之星！
路翎作为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又不认罪服法，这样的下场原也不出人们的意料。另一位也许更冤，他本来与胡风集团不沾边，只因良心驱使，为胡风讲了几句公道话，结果被打进地狱.......
吕荧，我国著名的美学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当毛泽东凭借其暴力和愚民的两手，在全国掀起围剿胡风的滔天恶浪时，吕荧没有丢弃传统知识分子的良心，他决心为胡风说几句公道话。当时的情势是，人们为了向毛表忠，也为了自保，都在鹦鹉学舌似的向胡风恶毒咒骂，大泼污水，有些人即使明知胡风为冤案，但慑于高压恐怖，也不得人云亦云，或者噤若寒蝉。总之，华夏之大，听不到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的一丝声音。吕荧决心打破这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状况，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极权统治下留下良心未泯的正义之声。他当然知道这样做可能付出的代价，他已经参加过毛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知道与与毛泽东唱反调的可怕下场。但他顾不得这许多了，为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也为了不愧对自己潜心研究的学问，他选择了仗义执言，逆风而上......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的声讨胡风集团的大会上，在一些头面人物纷纷愤怒声讨胡风的反革命罪行之后，吕荧走上主席台，走到麦克风前清晰而又坚定地说：“胡风问题是思想领域的问题，思想领域里的问题不能等同于政治问题，胡风不是反革命......”当弄清楚了吕荧所说的意思之后，全场一片哗然，顿时，台下那些毛主义的真、假卫道士、爪牙和走狗，立即大喊大叫起来，未等他继续说下去，把他轰了下台！会议的计划程序被打乱，临时改为声讨为胡风“鸣冤叫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吕荧......
毛当然不会放过这位与他唱反调的知识分子。吕荧先是被隔离审查、反复批斗，然后被投入不须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名为“最高行政处分”的“劳动教养”农场。这“劳动教养”乃毛借鉴苏联“劳动营”而创立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惩罚制度，它打着“教养”这一不失“儒雅”的名号，干着人间地狱的最卑鄙、最残暴的勾当，比劳改有过而无不及，它没有“教养期限”，是一种实际上的无期徒刑。毛泽东实施教养恶政，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专门惩处“胡风分子”、及其后的“右派分子” 以及其他知识分子。
吕荧投入教养的农场叫河北茶淀农场。几年下来，60年代初期，在这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里，吕荧便被活活折磨致死！临死前，吕荧已经失去了人形，干柴似的身躯与骷髅无异，衣衫褴褛胜过任何乞丐，床上赖以过冬的“被子”成了龌龊不堪的一团乱麻和破絮的混合体，里面充满了专吸人血的虱子和虮子，流淌着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血液的吕荧的身体，就被这帮吸血鬼吸干了。
吕荧和路翎，以及下面故事的主人公都不在官方统计的因胡风案件被判刑、劳改之列。下面的故事结局也许稍稍“好”一点，不过，它却浸透了更多的受那场运动牵连的无辜者的血泪！
故事的主人公叫方静，上世纪50年代西安大学学生。方静各科成绩优异，特别具有文学天赋，1956年，16岁的方静就在胡风任主编的、当时全国最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乃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刊）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桂花树下的评论》。到大学毕业时，方静已经在该刊上发表了7篇小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之一。作为该刊的主编和文学上的长辈的胡风，对这个初出茅庐却不同凡响的年轻人极为欣赏，就像许多编辑和投稿者一样，他们之间有了信函往来。胡风希望方静更上一层楼，劝他去写长篇小说。方静接受了这一劝说，便开始了长篇小说《悲欢》的创作。也许是对这一新的文学形式缺乏经验，也许是方静和胡风在文学的审美情趣上存在差异，方静的小说从第一稿到第十稿，都不能令胡风满意。胡风和方静也就有了较多的信件往来，方静先后收到胡风13封来信，内容都是有关方静写作中的问题。
1955年4月，方静收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让他去参加全国业余作家会议，实际上是一次业余作家培训班。
培训班由胡风主持。等到进入自由讨论时，主办方请来了毛泽东给大家讲话，那时候的毛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拥有“神”的地位，他大概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领域，也就亲自驾临了。
毛在讲话中号召作者们自觉投入火热的生活，热情歌颂共产党的领导，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正面人物；又着重阐述一番文学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文学要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民族团结等等。
学员们对毛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胡风接着讲话，他除了礼节性赞扬毛的讲话以外，实际上表达了自己不同的文学思想，他说：“文学是一种武器，用它来歌颂正面事物是对的，但反面事物和社会阴暗面也要鞭挞、这样才能促进社会进步，才能使人们的思想公正而又健全。”胡风又说到只准文学歌颂正面的事物，不准批判反面事物是斯大林给文学定的框框，不应全搬到中国来......（从中可见，胡仍然坚持与周扬们论战中的观点，对毛也没那么“客气”和顺从——笔者）。
学员们报以比对毛的讲话更加热烈的掌声。
现在我们无法知道方静所说的情况是否完全真实，但有一点记述应该是无误的，就是在毛离去的这天下午，这个培训班被勒令立即停办，学员们立即打道回府。大家有如挨了一记闷棍，都感到事情不妙，心情压抑。
方静回到西安不久，批判和声讨胡风的运动便如火如荼般开展起来了。方静也得知胡风突然被捕的消息，但他仔细一想，觉得这一切似乎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方静跟胡风的“反革命集团”和那些历史上的是非也搭不上任何关系。他以为这事情过去了，仍然潜心学业。
当年9月，方静所在的大学公布7名保送苏联留学的学生的名单，方静榜上有名。但《陕西日报》副刊部对这位当时在文学圈内已经有一定知名度的方静情有独钟，说方静是他们急需的人才，硬是将他“截留”了下来。
方静立即被招至报社上班。一切顺利，不久他成为了预备共产党员，还与女友结了婚。
万万想不到的是，到了10月初，两名从北京来的专案组人员到报社找到方静，告诉他胡风与他有过13次的通信，要他交出全部信件。方静交出了8封，内容全是关于写作技巧方面的，另外5封只是一些一两行的短信，他认为留着没有什么价值，看后便丢进纸篓了。
可调查人员偏说那5封才是最重要的，那些信里肯定记载着他参加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经过，以及“集团”的纲领、计划、阴谋等等。他费尽了一切口舌说明了他与胡风和胡风集团之间确实没有任何其他关系，可对方就是不信，僵持了一段时间，对方回北京了。他以为没事了。
可仅仅过了几天，10月8日，方静突然遭到了当地警方逮捕，他被投进陕西第一监狱。在头两年多时间里，方静被提审了十多次，内容都一样：交出那5封信，同时交代清楚他与胡风之间的“组织关系”，包括交给他的任务、活动计划、与集团其他成员的关系和联系方式等等，也即他的“联络图”。想不到自己以写小说为业，而毛的专政机关编造小说的功能却比他还发达，只不过专编要人性命的“科幻小说”。
方静当然交不出。对方终于使出了刑讯逼供手段。一次，他还被绑赴刑场假枪毙——陪杀。即便这样，方静还是坚守底线：坚决不乱说乱咬。他已经做好了牺牲性命的准备。
一关5年，1962年7月，方静突然被狱方叫去，告诉他已被“特赦出狱”。
出狱后，“看破红尘”的方静决心回老家当农民，他没有，也不敢去找妻子，怕影响她的前途，更怕她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在老家农村，方静干起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业劳动，再不与一切人交往、交谈。
谁知，祸事又从天而降，1966年冬天，公安人员找到他，告诉他1962年的“特赦令”是刘少奇发的，刘少奇作为修正主义头子已经被打倒，签发的命令无效，所以他必须重新去坐牢。
已经心如死灰的他也没有多想，反正在“外面”与在“里面”没有多大的差别，他又回到了第一监狱。这一次他打算把牢底坐穿了。
世事真是变幻莫测。1976年9月毛死去了，“四人帮”倒台了，到了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央开始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原胡风集团的涉案人员被重新审查、甄别、平反，当年12月，方静被宣布无罪释放。
这一次他一出狱就去找22年未曾谋面的妻子，毕竟他们当年还有一个遗腹女儿。经过打听，才知道，他入狱后，妻子并没有改嫁，只是十分艰难地抚养着他的遗腹女儿，但后来终于经受不住现实的压迫，在忧患中去世了。女儿下落不明。
彻底绝望的方静买来1.5公斤白酒，决心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谁知却被人发现送医院救活。
有知情的好心人告诉他：他的案子是“平反”，被冤枉关了20多年，国家应该对他有所补偿。他真的就去奔走，结果，真的拿到了两万多补偿款（这一点又比后来的“右派”强，右派得到一纸“改正”的通知，却失去了补偿资格）。
拿到了二万多元的方静决心游遍大西北，一面寻访他的女儿。可惜杳无音讯。
钱花光了，他靠帮人写字卖文，一路流浪到了西藏。在拉萨与一位女子结婚。一年后妻子却在生产中死去，留下的女儿他无法养活，只好送人。他万念俱灰，安排完这一切，觉得这一生该做的都做了，便买下大量安眠药服下，第二次自杀。
也许命不该绝，这次又被人发现送医院抢救过来。
两次自杀不成，方静心想，也许老天可怜我，不叫我死，既然阎王不收，那我就得活下去。于是，他又一路流浪回到西安，在西安郊区搭建了一间蓬屋，靠拾荒为生。有闲时一面练他从小就喜欢的毛笔字，渐渐地居然有了点名气，向他求字的人日多，他便转而以卖字为生。这时，幸运之神忽又向他招手，1992年，古城西安举办国际书画大赛，方静一举夺得特等奖。
在接下来的电视直播颁奖大会上，他那远在拉萨、被他送了人的女儿认出了他这个未曾见过面的父亲，然后不惜跋涉数千里前来西安认父，演出了悲喜交集、骨肉重逢的感人一幕。方静为寻找第一个女儿，行程数万里，辗转数年却扑了空，然而这次却迎来了与另一个亲生女儿的团聚，他想或者是老天爷见怜，给他的一个补偿吧。命运也终于自此出现转机。
不久，又有喜事临门，年届六旬的方静与一位34岁的女士喜结连理。凄苦飘零、九死一生的方静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家。这个故事也就有了一个类似我国古典小说的大团圆结局。然而，欣喜之余，人们不禁要问：当年那个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方静哪里去了呢？今日之方静还是原来的方静吗？二十余年的牢狱之灾，22岁以后就失去了的人生，这一切真的能够补偿吗？
当年方静因文扬名，也因“文”招灾，当时他那篇名为《悲欢》的长篇小说一直没有写完，没有结局。然而，谁能想到，他自己的人生却是一部活生生的、极富传奇色彩的悲欢离合故事，不过他是用血泪、而不是用笔墨写下了这部小说。现实中的《悲欢》己经有了结局了，但可以肯定，已经从炼狱走过来，在烈火中沐浴三次、在海水中浸泡三次的方静，却再也没有提笔把那部小说写完的勇气和兴致了，他的人生经历就比小说更离奇、更曲折，更真实。
（方静的故事取材于1999年11月24日《大河报》：《一个胡风分子的泣血故事》）
从上述这个几名不经传、完全可能被永远掩埋无闻的故事中，我们除了看到毛式运动的野蛮、黑暗和血腥外，还看到了毛统治中国大陆的27年间建立的可怕的“逆向淘汰机制”，这个机制的目的就是扼杀一切人性、自由和独立的思想火花，制造最大范围的愚昧、奴役，它除了政治运动，还有教育制度“改革”，以及 “血统论”、“读书无用论”等帮助落实。靠着这套野蛮、残暴、恐怖的机制，毛把一批批民族精英、天才苗子、各个领域内的出类拔萃者打趴在地、送入黑牢、送上断头台！靠着这套机制，在华夏大地上制造出了无数骇人听闻的冤案、假案、惨案，最终制造出了在泱泱中华的人才断层，文明倒退！
这笔账该如何计算、又如何能补偿呢！
附三：
毛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一个血腥样板：小匈牙利事件
在毛时代堆积如山的冤案中，一个牵连几十、上百人的案子，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此案非同一般，原来它实乃毛皇所亲自督办的“御案”，号称钦定“铁案”，并且在当时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示范作用，它就是所谓的“小匈牙利事件”。它是毛主义罪恶的又一极好例证和反面教材。
为了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必须先交代一下相关背景。
1956年夏秋，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鼓舞下，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民众要求民主、要求撤出苏联驻军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当局出动军警镇压，造成流血事件。波兰的叫“波兹南事件”，赫鲁晓夫最后以退让的方式求得了和平解决；接下来的匈牙利事件规模更大，迅速演变成了全国民众的“起义”。最初，以赫鲁晓夫为首苏共领导集团决定采取和平退让的方式解决，拟从匈牙利撤走苏联驻军。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看清了匈牙利的民众运动，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如在此问题上再作退让和妥协，类似浪潮就很可能席卷东欧，并影响到亚洲的中国等共产党国家。于是，他召集其高层紧急会议会商对策，随即派出了以二把手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到莫斯科紧急游说苏共领导，肯切要求对匈牙利出现的“反革命事件”不能姑息迁就，必须毫不迟疑地实施坚决镇压。莫斯科终于被说服改弦易辙，不但让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而且主动出击，装备了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的苏军血洗了布达佩斯及全国城镇，成千上万游行示威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仅仅十多天的镇压活动，匈全国惨遭杀害、伤残及外被迫逃人员达30余万，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毛泽东达到了目的，开心地狞笑了。毛之所以对匈牙利事件特别仇视，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其原因在于匈牙利的全国性反抗亊件中，知识分子起到了重要的宣传鼓动和组织领导作用，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在运动中扮演了的指导核心和民众精神领袖的角色。对此毛泽东看得心惊肉跳而又咬牙切齿，转而想到如何在中国预防这一幕的出现。于是暗中决定了开展一场以消除隐患、将有所有“异志”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的“整风——反右运动”。
经过精心策划，“整风运动”于1957年初开场。毛泽东摆出一副“开明”、虚心纳谏的架式，要求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先以甜言蜜语、继则信誓旦旦许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保证“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终于使广大知识分子响应他的号召，起来“鸣放”“帮党整风”。但只经过短暂“鸣放”，毛泽东便按捺不住，迅速现出其流氓暴君原形和本色，对那些响应他的号召“帮共产党整风”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诬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组织“反击”，围剿，大肆伐挞，恣意摧残。1957年6月8日，毛在《人民日报》亲自抛出《这是为什么》一文，升起了反右运动的讯号弹。同一天，毛又发出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总动员令，在这份“反右”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气势汹汹地告诫全党：“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事件’，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混乱，只混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文中毛还摆出一副教师爷面孔说：小的闹事是“不可避免的”。
事情也真凑巧，就在毛的这个总动员令刚刚发出后第四天，即1957年6月12日，在远离北京的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发生了一起学生闹事事件，只不过参加“闹事”的只是一群未成年的初中毕业班学生。不过总是“学生闹事”了，当地官员都敏感地发现这件“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因为它刚好印证了伟大领袖的料事如神，成为验证最高领袖英明、伟大的战略决策的典型事件。如果处理得好，引起最高领袖重视，那样，就可能变成自己千载难逢的飞黄腾达的机遇了。于是地、县当局立即决定小题大做，做大、做足这篇文章，使期引起毛的注意。“事件”由县委火速上报至地委，地委报至省委，省委报至中央，直达毛的案头。毛一看龙颜大悦，这不正好印证了鄙人的英明远见了吗，就抓这个典型吧。自此这个小小的初中学生闹事事件摆上毛的议亊日程，并被钦定为“小匈牙利事件”。最后变成震惊全国、影响海外的政治大案。
但是此案像毛时代所有的大案、要案、“铁案”一样，一经揭去重重黑幕，暴露在阳光之下，便立即现出其丑恶的真相，就“小匈牙利事件”来说，则以其光怪陆离，集野蛮、残忍、黒恶、无耻于一身，成为毛式办案的又一典型，下面我们简单回眸这一事件的全过程。
一、事情起因：初中毕业生面对过低升学率引发骚动
事情还得从当时学校的情况谈起。1957年春末夏初，在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策略指导下，全国性的“帮共产党整风”运动进入了高潮。与社会上的“大鸣大放”相适应，学校也掀起鸣放——整风热潮。汉阳第一中学的领导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召开了全校学生代表大会，副校长王建国受校长韩建勋的委托，在会上征询学生们对学校和上级教育部门的意见。学生们大胆建言，共提出各种意见340条，一时，校园内“民主”蔚然成风。不过，终究只是初中学生，不像大学生那样有水准、有能量，校内并未出现大的风浪。
就在一切看来还算平静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令全校1001名初中毕业学生震惊的消息，这消息来自初三（四）班青年化学教师李穗之口，6月12日李穗在给学生上课时，为了激励同学们刻苦学习，向大家透露了她看到的《教师报》1957年4月5日登载的一篇文章，内中透露了一条政策信息：像他们这种县和县以下中学，当年中央下达的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只有5%，即20个毕业生中只有一个人能上高中。
消息传出后犹如在沸水中投下了一包炸药，瞬间引得毕业生们群情激愤，学生们不等下课就聚集着去找教导主任和校长，询问升学率到底是怎么回亊？老师没有准备，回答口径不一，学生们更怀疑学校领导在欺骗他们，提出要到县教育局查看相关文件。韩建勋校长和王建国副校长一再劝阻无效。这时的学生刚刚被卷入“鸣放”运动，尝到了一点“民主”的甜头，正好在这时“发酵”了。（他们还不知道运动已经180度转向，正在抓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了。）
一名学生敲响了集合钟，全校9个毕业班的大部分毕业生数百人拥挤着出了校门，要去县教育局去讨说法。沿途一些学生写下了要求升学的标语。学生们先到县人委会要求见县长，因县长不在，教育局也没人，学生们就拥进了教育局办公室，乱扔办公室的办公用品，在墙上书写要求公开升学率之类的标语，发洩怨气。然后又到邮电局打电话要求县二中、三中的毕业班同学前来声援（电话未打通）。后来得知县长在中共县委开会，学生们又一窝蜂拥去县委会，但县委会大门紧闭，学生们用蛮力撞开了县委会的大门蜂拥而入，在场的县兵役局长和一名团县委干部批评指责学生，被学生围攻。但当日学生们无功而返。
次日（13日）上午，仍有数百名学生要求去县政府（县人委）探问究竟。副校长王建国阻止无效，只好带领部分老师跟着学生边走边做劝阻工作。到了县人委会，学生代表向县长韩茂林提出要求扩大招生的比例，缩小城乡招生的差距。韩茂林解释县里无权解决这类问题。有的学生不信，拉扯着县长带领他们去省教育厅请愿。在此过程中，有两名干部为保护县长与学生发生冲突，被学生们扭住捆了，在押赴这两名干部到达县委会门前时，被县委的干部们拦截下来，还扭打、扣押了几名学生。王建国为防止事态扩大，要求放出被扣学生，但县委干部坚持不放。就在此时，由县委干部招来的数百名工人赶到，混乱中学生们被殴打冲散，学生们因力量不敌，自动散去，有的被家长接回，事态平息。
谁知，就是这么一场不大的冲突，转眼间被弄成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案。
二、县委定性：反革命事件
汉阳一中学生“闹事”的当晚，县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事件的性质和处理办法。
此时，正是毛发出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指示之际，《人民日报》接连发出号召向右派大开火的文章，政治风向突然来了个180度的转向，神州大地阴风骤起、恶浪滔天。各级党委和政府、各色领导干部刹那间变换了脸孔，原来的笑容可掬变成了凶神恶煞，一场席卷全国的镇压“右派”运动，己经发动。
在这种背景下，汉阳县委的干部们自然懂得要紧跟领袖，响应号召，他们更懂得这一亊件背后隐藏的巨大玄机，按照左勿右的运动规则，县委成员们一致同意将日间学生闹事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要按敌我矛盾处理。次日，汉阳县委在一中召集教师、学生开大会，宣布事件的定性和处理原则，同时，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进驻学校。一时间，一中校园杀气腾腾，教师、学生人人自危，校园充满了恐怖气氛。
15日，孝感地委和汉阳县委以超高的效率调集了近百名干部组成“汉阳事件考察团”进驻汉阳一中。考察团按照事先定下的调子，宣布在台前闹事的是学生，而幕后指挥的是教师，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将幕后指使者挖出来！一面立即发动全校师生大揭发、大斗争，要求人人交代，个个检举，搜集“反革命罪证”，与反革命分子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孝感地委与汉阳县委这种定调是必然的，因为初中毕业生们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如将他们定为“主犯”，也不好判罪，判罪也不能判重罪，只有将主谋、主犯定为教师，事件才能升级，才能狠狠地给予毁灭性打击，也才能引起各方重视收到应有效果。
至于这是否是事实呢？那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查出“反革命”，最好能与当前的反右运动联系起来，那才是最重要的。也是向伟大领袖邀功请赏的资本。
与此同时，案情迅速逐级上报到中央，直达毛的案头，成为毛直接插手督办的“御案”。
三、按阶级斗争方式追根渊源，挖出 “幕后黑手”
确定了事件性质和打击目标之后，下一步，便是确定具体的打击对象。“考察团”成员于是学习毛的教导，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寻找幕后的阶级敌人。
考察团对全校教师的个人档案和现实表现进行了排查，很快把目标锁定在副校长王建国身上。
王建国，男，时年32岁，家庭出身富农，“解放前”有三青团的历史问题，因此入党的申请一直被搁置。王于1950年从湖北省革命大学毕业分配到汉阳县工作，1952年调任汉阳一中副校长，主持全校工作。1956年韩建勋调来一中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但教员中多数仍然认为王建国业务能力强，有关教学工作的问题仍然多向王建国请示，而认为韩建勋是“土改干部”，是吃“党”饭的，业务上不内行。
就是根据这些情况，考察团运用“阶级分析”这一“照妖镜”，认定王建国是此次事件的“幕后黑手”。加上事件发生那天，王一直跟随学生去“闹事”，而且在几名学生被县委干部扣留后，王还要求放人。这就可以认定王是这些学生的“后台” 无疑了。
但是，光抓到了个“首领”还不行，“首领”之下还得有“骨干”，有成员，不然就形成不了“集团”，不能完成毛对此案的要求和期望。（按：毛插手此案的具体情节一直未公开，有关资料只是说此案是经毛“钦定”的“铁案“，而毛干预的具体方式、内容从未公开。）
于是，考察团运用阶级分析中的“株连法”，为王建国寻找“骨干”和“成员”，寻找的办法是：①曾是湖北革大王的同学；②在工作上与王接近的；③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按上述办法查找，果然查得“成员”多人，其中包括已经调离一中的原一中教导主任，县教育局副局长胡平轩；王建国的革大同学、本校班主任胡斌；工作上经常与王接近的副教导主任杨松涛，教研组长邹振臣等。
最妙的“意外收获”是抓到一个“现行”叫钟毓文。原来初中语文教研组组长钟毓文有一个爱眨眼睛的毛病，一次在揭批王建国的大会上，钟坐在前排无意中眨他的眼睛，恰被台上的考察团人员看到了，当场指斥钟在为王建国“使眼色”，被抓了“现行”，立即宣布将钟隔离禁闭。当时钟本人和其他人都认为这是一场误会，以为很快就会弄清原委将钟毓文释放，谁都没有想到就是这一“不良习惯”，竞然要了钟的性命！
首领、骨干、成员都有了，但办案人员仍然感到不足，因为已经“揪出”的集团成员“档次”都不高，既然是最高领袖关注的“钦案”，仅将这些教师充数显然有负“圣意”，这些办案喽啰可能也得不到多大的奖赏。因此，办案人员决心要揪出更大的后台来（笔者推测，这一条很可能是毛的要求或授意）。
要将发生在一个县级中学一些初中学生“闹事”的案子，弄成与全国政治斗争挂钩，与中央上层人物有关联的“政治大案”，这确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但是，用毛思想武装起来的干部，他们能“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还是考察团的负责人棋高一着，他在一个学生交待的材料中发现了“蛛丝马迹”，据那个学生交代说，他在上街去县政府的途中，经过县文化馆，向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杨焕尧讨要开水喝，杨称没有开水，只有冷水；又向杨焕尧要求打电话，杨告诉他打电话要去邮局。于是他就离开了。没有别的情节了。
在一般人看来，这点子事实在没有什么可值得注意的，也没有什么文章可做的。但这个深得毛主义真传的考察团负责人却不这么想，他认为里面大有文章。他首先派人去调查杨焕尧的历史和政治面貌，得知杨是民盟成员这个重要信息，不禁大喜过望！进一步调查，知道杨焕尧曾经按照中共汉阳县委统战部的意见，去到汉阳一中联系发展民盟成员的工作，杨曾经打算发展王建国为民盟成员，但王建国自己不同意，发展的事告吹。
成不成功是没有关系的，在那位负责人看来，最重要的是杨焕尧本人是民盟成员。当时，全国的反右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重点是围剿伟大领袖亲自圈定的民盟两位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的“章罗联盟”，而湖北省的民盟主委马哲民也已被定为“章罗联盟”在湖北的代理人，这杨焕尧当然就是马哲民在汉阳的代理人了。如果把杨焕尧拉进汉阳一中的案件中，则一条与“章罗联盟”相连结的“黑线”：章罗联盟——湖北马哲民——汉阳杨焕尧——一中王建国就形成了.....
于是，杨焕尧被捕。在毛式阶级斗争的办案方式下，杨焕尧只能“有求必应”，要他招供什么他就得招供什么，否则难以活命。就这样，案件的审理结果出笼了：汉阳一中以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纠合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动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分子，组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军师”是民盟成员、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后台则是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章罗联盟在华中的代理人马哲民；另有骨干分子钟毓文、邹振臣、胡斌等互相配合。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利用学生中对现行教育制度不满的分子，煽动、挑起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暴力反革命事件。.....
四、处理：连眨眼的钟毓文也判处死刑
案件最终经钦定为“汉阳反革命暴乱案”——通称“中国小匈牙利事件”。
既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惩处当然要从严。但在具体量刑时发生了一点波折，考察团领导对涉案人员的处分意见是：主犯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判处死刑，其余判处有期徒刑、管制不等。但县法院对三名主犯判死刑有不同意见，因为这个所谓反革命暴乱案，暴乱者既没有武器，也没有伤人，更没有杀人，最大的“罪行”是学生曾将两名与他们打斗的干部捆绑送至县委，但县委干部也抓、捆学生......
就在这僵持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抵达湖北省会武昌，毛在武昌的活动笔者无任何公开资料可寻。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由毛自己“钦定”的这件“大案”他绝不会不管，而且来的时间这么凑巧，肯定有内情，也许毛就是专为此案驾临武昌的。此时湖北省委、孝感地委和汉阳县委的头头们不可能不向御驾亲临的毛汇报此案的有关情况，听取“最高指示”。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知道有的关具体内情，只知道此案随后抛开了汉阳县法院和地区、省两级法院，直接由中共湖北省委分管文教和政法的副书记许道琦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名，然后赴北京由最高法院核准，完成了对三人的死刑判决程序。
1957年9月6日，汉阳县召开大会，宣布对汉阳一中学生闹事事件的处理：事件定性为“汉阳反革命暴乱案”，以“反革命集团暴乱罪”判处主犯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死刑，立即执行；判处集团骨干分子邹振臣、胡斌等9名教师15年至2年有期徒刑；教师李穗等3人散布谣言送劳动教养，3名教师戴上“坏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另外，汉阳一中校长韩建勋等11名教职员、县直机关10名机关干部（包括犯了右倾的县法院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33名闹事学生开除学籍、团籍，勒令退学。
判决书对案犯的罪行描述是：以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早已蓄谋从事暴乱活动，借学校整风、搞“大民主”之机，“捏造”升学比例，煽动毕业班学生上街游行，冲击党政领导机关，大搞打砸抢，实行反革命暴乱。.....
“汉阳事件”宣判之后，为了显示毛泽东的英明和料事如神，全国掀起了报道、学习汉阳“小匈牙利事件”的热潮，《人民日报》带头示范，该报报导的标题是：《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把事件的档次提升了一大步，“小匈牙利亊件” 之称不胫而走。接着，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派出大队人马去汉阳拍摄事件的纪录片，并在全国放映，并由全国各地各级党政领导组织群众观看、接受教育。同时，全国掀起愤怒声讨民盟中央和其在湖北的代理人企图在中国策划“匈牙利事件”的滔天罪行……
但当局认为，如此还不足以显示事件的重大意义，于是，又由全国各省组织有关方面人员组成“考察团”亲赴汉阳县考察、学习，把汉阳的经验向全国推广。汉阳县的党政领导、有关部门接应不暇，忙得不亦乐乎。反过来，各地又纷纷邀请在汉阳“平暴”事件中建立功勋的功臣们到各地各大专学校演讲、传经送宝，亲口讲述他们与反革命暴徒英勇斗争的动人事迹和大无畏革命精神。为扩大影响，又以国家名义特邀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到湖北汉阳访问，看看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对反革命暴乱的高度警惕和反革命分子在中国的可耻下场。（匈牙利共产党人一定会对中共和毛佩服得五体投地，而自己则羞愧得无地自容。）此外还有路透社记者等也被邀来汉阳采访。不明就里的台湾当局，也以假作真在那边为“反共义士”王建国举行追悼大会。“小匈牙利事件”一时蜚声海内外……
很清楚，在这一切背后，有一双巨大的黑手在推动、制造着这一场闹剧。
与愿望完全吻合，汉阳县委、汉阳地委受到省和中央的表彰，奖赏，提拔，“平暴” 英雄们忙着举行庆功宴，在欢声笑语、觥筹交错中，酒杯里流动的是“反革命分子”殷红的血，大快朵颐的是王建国们的肉。他们吃喝完毕又意气风发地寻找新的“阶级斗争”目标去了。
五、艰难的平反之路和留下的遗憾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上台，开始笼络民心的“拨乱反正”，中共的开明派胡耀邦趁此开启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巨大系统工程。汉阳一中的“小匈牙利事件”的幸存者、当年被判10年徒刑的胡斌，先后向各级有关部门投书申诉达89次，却依然如泥牛入海，了无音讯。可胡斌仍不气馁，不屈不饶，1985年春，胡斌再次伙同同乡同学、退休教师赵迪生分别上书中共中央，却异乎寻常地被中共中央办公厅列为督办案件之一。在中国，老百姓的上书投诉一般只能到各级信访机构，信访机构要么转回被状告单位处理，要么下落不明（更多申诉者受到报复迫害）。申诉者耗时十年八载、倾家荡产、终其一生不能申冤者是正常现象，像胡斌、赵迪生这种被最高当局选中列为督办案件者大概跟中全国头彩大奖的机率差不多。不过当时中国也确实存在这种中“特等大奖”的幸运儿，胡斌。赵迪生算是其中之一了。
投诉信件被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呈当时的中央某个领导人（遗憾的不见报导其真实姓名），经该领导人批示，由中央办公厅具文指定湖北省委查办此案。
在中国的又一玄机和常规是，但凡由下至上的行文，求助、投诉，往往杳如黄鹤，就是正常的请示报告，也如蜗牛爬行；但反过来，由上向下发文，特别是领导亲批的“红头文件”，那效率之高、之雷厉风行，也令人乍舌，故当时人们喻为“批示治国”非无道理。汉阳事件此次也是如此顺利，文件到了湖北省委，由省委第一书记指定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张思卿查办此案。张不负重望，很快就把案情弄了个水落石出，此中的具体过程就不必细述了。因为凡是毛时代的“大案”、“要案”、“铁案”，只要一见阳光，就如长沙马王堆里汉代贵妇干尸身上的华丽衣裳一样，很快就化作一缕青烟，无影无踪了。
湖北省委据实上报中央，证明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冤案、假案。得到批准后，省委于1986年1月正式为此案平反昭雪，据说，汉阳县城人民得到此一消息后，自发拥上街头，燃放鞭炮、呼喊口号，彻夜不息，胜过欢庆任何重大节日。
不过事情也留有遗憾，那就是只为冤者洗冤，却不追凶惩凶，这是当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为平反冤假错案给出的底线、红线，据说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留下的后患、隐患不言而喻。比如，以汉阳一中这一冤案而言，那些当年抛尸荒野、含恨九泉、沉冤二十八载的死者；那些受尽屈辱、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以及他们更加无辜的亲属、家人等，对他们已经失去的一切如何补偿呢？那薄薄的一纸平反通知书，委实来得太迟了、太轻了！多数受害者已不在人世了。特别是还不能追究造成悲剧的凶手，不能触动产生这些罪恶的旧体制、旧机制。那些当年参与分享“小匈牙利事件”人肉盛宴的权势者，有的依然在台上，有的退休了却留下了在前台的代理人，他们并没有低头认罪，更没有洗心革面，所以后来一有机会又伺机反扑，甚至重新制造新的“小匈牙利案件”……
不久，中国的政治的风向标再度转向，小匈牙利事件在获得平反之后，却不准宣传，更不能触动那些冤案的始作俑者。冤案的平反者也陷入尴尬之中。不过，人们不愿意再度沉默，历史也不希望被遗忘，1999年元月，在小匈牙利事件发生41年多之后，在它被正式平反13年之际，《南方周末报》冲破重重阻力，重新报导了这一事件的真相。
虽然事情很不园满，但案件总算得以重见天日。不管怎样，对于为小匈牙利事件的平反昭雪出过力的人，人们应该感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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