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四川抗战老兵（一）

杨红雷、朱婧祎、朱兴弟、王宇知

王建堂（由他人）代述：1912年王建堂出生安县。抗战全面爆发，为响应政府号召，组织百十号人为“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报给县长成云章向省府汇报，迫切要求加入省主席第二十九集团军系列。经县长到省府请求，秘书上报省主席时，照通常公务繁忙，对诸多造访避而不见，可这次不同，却在百忙之中与县长见面，为满足青年队愿望，让县长回去通知他们到省府报到。由省主席按排在四川军管区，经三月强度训练，将纳入麾下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第44军，通知前线长子王泽浚接收。

在即将出征前线，王建堂父亲王者诚给去前线儿子“死字旗”，是一块白布做成。旗帜正中一个斗大死字，左右写有几行小字；右方：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方：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当省主席王缵绪得知称：“完成省籍征兵数额是最难事宜，本人近来加大全省各县抗宣兵役很见成效，要特别表彰一对父子。”

于是，省主席挥笔题下字句，由省政府制作成光荣匾，派政府专员给父子家送去一道巨幅金字匾额，题写：父义子忠，义民王者诚送子出征光荣。落款：四川省军管区总司令王缵绪题赠。在抗战之际，贫民百姓能接授省主席王缵绪题写金字招牌，它不仅代表四川省政府御赐荣耀，还代表四川军管区之军人家属无上光荣！

时任抗战陪都大后方的省主席于军政一身，具有得天独厚，接纳全国各类人士与机构入川，包括蒋政府一班人马，初来乍到本省，依仗其下。可以说，王缵绪任何行动措施都是各报记者关注重点，为激发与鼓励川民踊跃出川抗敌，亲自题写赠匾，引众多记者专访时，谈论全省征兵数额之大，职责之重，是让媒体作好这方面宣传工作。于是被多家报刊发表，四川省主席兼四川军管区总司令王缵绪赠匾及《死字旗》事件。

可今日宣传《死字旗》并非真实，掐头去尾，并与出川倒蒋病世的刘湘扯在一起。事实上，刘湘出川密谋封锁国民政府入川通道暴露，被撤消一切职务，一气病亡。今报道涵盖政治取向，因解放后，将王缵绪起义将领打倒，曾引起省主席题赠匾额为家族光宗耀祖感已消失，还担心招来横祸，已将高悬无限光荣的金字招牌巨匾焚烧。如今大肆标榜《死字旗》真相，缺少抗战初期四川省主席兼四川军管区总司令王缵绪上将，为满足青年队的愿望，纳入自己打造成中央甲级序列第二十九集团军，出征前特别安排青年队在四川军管区进行特殊培训，是按军委规格通过后，让属下第44军中将军长王泽浚接收入伍。

王建堂等人编入第二十九集团军第44军野战补充二团，在战斗中王建堂多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先后参加武汉会战、数次长沙会战、随枣及枣宜会战、大洪山保卫战、滨湖会战、鄂西会战、石门及慈利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诸多战役，第44军打下很多硬仗。

回顾王建堂生前陈述：“1938年8月6日，指挥第44军第149师第445旅攻狮子山、第447旅攻阳夕山；7日，第149师攻占狮子山、阳夕山；8日，敌一个大队增援，狮子山、阳夕山失陷；9日，第149师与敌相持；14日，第67军第162师奉命由苦竹口向黄梅攻击；20日，第162师被敌两个联队夹击；第150师侧击宿黄路，策应主力军撤退。

9月9日，第44军第149师奉命攻击金钟铺，第67军第162师奉命攻击大河铺；10日，第149师攻占金钟铺；第162师攻占大河铺；9月13日，第149师攻占宿松县城；29日，日军主力进犯蕲春，第44军第149师奉命驰援。

10月12日，日军一个联队击退第87军，侵犯黄柏；第44军第149师奉命驰援第87军；15日，第44军第149师与波田支队激战一夜，大获全胜。我军营长周道昌（维之）及下属各排排长大部阵亡，士兵阵亡达600余人；但缴日军大正十一式和九六式轻机枪4挺，38式步枪20余支，其余战利品（大衣、弹药）等物数以百计。另俘敌曹长荒木重知注长官，被生擒时，双脚跪地，双手把他的三八式轻机枪举过头顶，哀叫“大大的顶好”！后来蛮横起来，见人弄他的三八式轻机枪，就乱叫：“我的不准动！米西！米西！”在吃饭时，又嚷：“不卫生！面包的好！”经审训，入伍前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生，学过华语，会讲几句中国话。后来派人送他到重庆，他还告了川军一状，说虐待了他。为此，军委会还给送他的川军一次记过处分。

10月18日，日军主力沿广济、黄陂公路进犯，集团军奉命策应第五战区长官部转移；19日，第149师、第150师阻敌于上巴河、凤凰、罗田、新洲、西河驿、灵虬山、黄陂、浠水等20余处，与敌激战数十次；战到21日，第44军转向当阳；23日，第67军撤出新洲；16日，第二十九集团军奉大后方总司令之命，于当阳集结，各部均遇敌追击，伤亡惨重。

1939年1月10日，日军机2架首次轰炸沙市，死伤居民三十余人。2月9日，驻岳阳日军增兵监利白螺，并向柘木方向炮击。因王缵绪省主席任上兼中央级别集团军总司令，不仅承但大后方军政事务，还抽时到前线负责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的作战任务，曾在襄花公路布置陷阱，诱敌深入围歼，取得战果。由军令部嘉奖集团军。后经王总司令指挥分部在京山瓦庙集、三阳店与日军战斗十分激烈，并歼灭仙桃日军，克复仙桃。使冈村宁次内心苦涩，充满挫败感，他首次认识到川军将领王缵绪的战略战术，非同一般。

2月22日，京钟战线。日军贺古旅团向第67军阵地猛攻，第44军奉命应战，在京山孙桥镇，经两军配合作战，毙敌3000余人，但第67军伤亡惨重，放弃孙桥。

2月25日，汉宜战役。日军1200兵力进攻京山瓦庙集、义和集，省主席王缵绪电令第67军抵挡，经反复争夺战双方伤亡惨重，但敌终未得逞。2月27日，日军4000兵力直逼永隆河，双方在谭家桥何家集一带展开决战，重创敌尸首装满三辆汽车运走，遭第67军阻挠。

3月1日，东桥战役。日军集中大炮、飞机轮番轰炸，甚至释放毒气瓦斯，与第二十九集团军战斗争夺五次阵地，达到极其惨烈成度，多数将士被毒瓦斯窒息，相继转移阵地。

3月4日，钟祥战役。日军一路由大改湖向城内急进，一路由京钟路西犯，驻六房咀汪家店日军也到达县城东北。省主席王缵绪由重庆到前线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作战，总司一惯敢于展开正面激战。令集团军在作战同时将城内百姓转移，撤退安全地区。当天，泥泞满途，所有民众在掩护下顺利逃出，暂离家乡。3月5日，日军紧逼城关与第67军发生悲惨巷战，因日军机械化装配冲入城关。但被第二十九集团军炸毁装甲车十余辆，军用物资不计其数。击毙2名联队长，击伤1名旅团长，伤亡高达六七千人。当日，蒋中正在重庆急电“放弃钟祥县城，让省主席王缵绪迅返商议国家要事。”随后得知，国民党副总裁二号人物汪精卫的产生，选择投日路线，则引起全国民众对其倒戈浪潮。而侵华日军核心将领冈村宁次（驻扎武汉第11军司令官），认为东京内阁和军部对汪精卫寄予过高希望，无疑会更加刺激蒋介石增强抵抗意志，使结束战争更加艰难。

于是，日军搞“中国事变”，采取诱降中国军队也许是摧毁蒋介石抵抗意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外希望能有所收获。

1939年整个夏天，冈村宁次网罗一批“中国通”了解那些是反蒋人士，作为参谋。结合他们提供情况，搞出了一份《吕集团谋略计划》（第11军的代号为“吕”），阴谋诱降与之对阵中国军队第五、第九两战区杂牌部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冈村宁次在计划中对各部郑重其事地做了任务区分：

（一）军参谋部除负责谋略工作的领导之外，应直接分担一部分工作。汉口、九江宪兵队要辅助军参谋部进行谋略工作。

（二）师团（混成第14旅团在内）对其作战地区内的敌正规军（中央军、中央旁系军、地方军）可进行怀柔工作。另外，对非正规军（赤匪、土匪、游击队）加强劝降工作。

第3师团担任对刘汝明军、第13师团担任对张自忠及冯治安军、第6师团担任对杨森军、第33师团担任对王陵基军的策反工作。
第34师团及九江特务机关对廖磊军（军部除外）的各师进行工作，协助和知机关对廖磊军部进行工作。

第101师团担任对熊式辉的谋略工作，第106师团担任对云南（第60、第58、新第3各军）进行怀柔工作，不得已时，也可促使敌士兵逃亡、投降。

各师团对军参谋部、和知机关、汉口特务部（九江特务机关）进行的谋略，给予积极支援与协助。

（三）和知机关担任对敌第五战区的广西军，必要时，可接受有关师团长的援助。师团根据情况，可对广西军进行工作。有眉目时，可迅速交给和知机关。

（四）军特务部担任对第五战区的四川军的谋略工作，为此应接受有关师团长的援助。

以陈中孚为主任收拢杂牌军工作，由军特务部担任指导。中央直接领导的谋略工作，实施前须将计划（企图）向军司令官报告。

另向侵华日军下达过分化瓦解中国政权具体指示：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第一流人物，酿成建立强有力政权的趋势（“鸟工作”）。

（1）加强临时政权、维新政权及其他蒋政权的合并（“鸠工作”）。

（2）在蒋政权内部及民众中，掀起反蒋运动（“鹰工作”）。

（3）离间蒋政权的将领及政客（“鹭工作”）。

（4）酿成在蒋政权内部反攻和平的空气（“鹫工作”）。

（5）酿成建立西南政权的趋势（“鸢工作”）。

日军除了以“猛禽”命名的阴谋，同时展开对杂牌军进行诱降的“兽工作”：对宋哲元军，命名为“狐工作”；对韩复榘军，命名为“栗鼠工作”；对东北军，命名为“狗工作”；对阎锡山军，命名为“狸工作”；对石友三军，命名为“猫工作”；对刘建绪军，命名为“鹿工作”；对
徐源泉军，命名为“牛工作”；其他不太重要杂牌部队，统一命名为“兔工作”。此时，日军尤其是对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十分看重，把桂系诱降工作命名为“山工作”。

以上工作由华中派遣军及华北方面军负责，但关于利用唐、吴等要人，以及纠合这些人加强新政权上层机构的决定等，由日本中央直辖机关负责，华中、华北日军应给予援助。将素有“东方劳伦斯”之称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中将召回东京，面授机宜，让他全面负责对华的政治谋略工作。自此，土肥原卸去第14师团师团长职务，再次专心开始他的特务营生。

然而，中国抗战已深入人心，原北洋军阀一些头面人物，也看到汪精卫投日遭到各方倒戈。为保晚节，尽管反蒋，也不愿意被日军策反落水，成为汉奸；只有西北军骨干石友三反复无常，抱着投日情绪。为此，使冈村宁次又回到战场，仍以武力达到灭亡中国目的。

而庆幸的是，时任抗战陪都大后方省主席王缵绪取于向全国通电指责汪精卫投敌罪恶，其麾下川军进入国军系列，已脱离杂牌之称，更非是日军所策反的范畴之内，整个集团将士们在总司令领导下，未受丝毫影响，曾被日军称作“具有日本军人武士道精神的中国军队。”

1939年4月，日军以巩固武汉外围，集结华中派遣军第3、第13、第15、第16等师团和第4骑兵旅团十万，挟轻重炮200余门，战车百辆，循襄花（襄阳至花园）及京钟（京山至钟祥）两公路西犯；其战略对第二十九集团军大洪山、桐柏山两据点部队，以占领随县、枣阳；第二步战略占领襄阳、樊城与南阳；对驻守第二十九集团军平汉路威胁。

经军委会和战区制定，由王缵绪集团军担任大洪山、京钟公路和襄河两岸防务；由孙震集团军守桐柏山北麓南阳、唐河至桐柏一线；长江沿岸则由江防司令郭忏所部两个军担任。

为针对敌方此项战略部署，王总司令决定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与敌长期周旋。他判断敌军西犯必沿襄花公路西进，作中央突破，直捣襄、樊。其战略死守大洪山据点，随时向武汉外围出击。敌深知战略攻川重点所在，视大洪山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为眼中钉肉中，对该集团军四面攻击，双方激战从无修止。

同年10中旬，李宗仁长官部从夏店西撤至平汉线上花园站以西约10里的陈村。长官部电台与刘汝明已失去联络，第84军也被敌压迫退守应城与刘汝明部亦不知其确切所在地。李宗仁感到不安，命长官部速向西移动，当行抵安陆县境得知离开陈村两小时敌骑兵千余人便窜入。10月26日武汉失守，第五战区各部已退安陆，后都退往西南山区，敌因深入内地，战区应扩大补给线后才能作全面进攻。

就在日军大本营策划以海陆空联合攻川之际，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请缨出川作战，率第二十九集团军主动发起向日军冬季攻势大战，以及随枣、枣宜、大洪山等重大战役，都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后，并于1942年10月10日，率集团军由第五战区转入第六战区作战。王缵绪授予接任陈诚指挥该战区所有战役。由军委调遣第73、第74、第100军归属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

当战争进入到1943年初，日军为挽回东亚战场失败局面，支撑东亚共荣圈梦想，策应南方军作战，打击中国军牵制向滇缅方向派兵。中日曾发动了滨湖、鄂西、石门、慈利、常德等重大战役。

同年3月初，第六战区首战就已打响，王缵绪决定诱敌深入，以第二十九集团军各军于河沼地带阻敌，将日军主力吸引到澧水及沅江两岸地区，压制在洞庭湖畔进行歼灭。他将指挥部设在桃源，令第44军军长王泽浚驻守安乡、津市地区；令第74军第57师师长余程万驻守常德城；令第73军军长汪之斌驻守石门；令第100军推进益阳待命；并对沙市、监利、石首、华容敌军及沙市岳阳间的敌舰实施轰炸。3月中旬，日军兵分两路侵犯石门县，一路从临澧县新安镇入石门县境，侵犯石门县城、易家渡镇、新铺乡。

4月初，日军进犯到易家渡镇冉家坪村、丁家山村、双河村、双峪池村、易家渡集镇，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抢劫财物，残害百姓。

在日军侵犯石门期间，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与日军先后在石门县城、太子坡、川店铺、双溪桥地区进行着艰苦卓绝战争。日军为配合主力进攻常德，是把常德前哨石门作为战争首战目标，先后两次对石门实施侵犯，时间长达1月，给石门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

一直战到4月24日，日军进犯到新铺乡的岩门口，下午到达长青山，与驻守在长青山山顶磨子岩第二十九集团军属下第73军发生激战。敌在岩门口架设大炮，与长青山驻军对射。当晚，日军推进到青狮岭村的唐家凸、龚家湾，继续与长青山守军激战大半夜，第73军损失惨重。

同年5月初，随鄂西会战。战线东起湘北滨湖之华容，西止长江西陵峡口之石牌，绵亘千里。第六战区则在王缵绪长官指挥下，各军将士同仇敌忾，使不可一世日军遭到空前惨败。

于5月19日，日机再次侵入石门上空，炸毁石门县政府和石门中学，掩护日军进入子良坪乡。20日，所在部队在子良乡击落日机一架。27日，日军进到南竹园（今太子坡村）双溪一带，第73军退守到笔架山。28日，第二十九集团军在村民配合下偷袭日军，曾在青山尾杀死日军指挥官1名，将日军攻退新安。20日下午，第二路日军从澧县进犯石门，出动30架飞机对子良乡进行狂轰滥炸，肆虐当地老百姓。31日上午，日军9架飞机又轰炸石门县城，投弹27枚，烧毁西门巷全部商店及35家民房，延烧民教馆、学友会，旧中学刘公祠被炸毁。

曾于1943年9月27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对常德作战计划：调遣日军第11军主力第3师团、第13师团、第39师团、第68师团和第13军第116师团，第58师团、第14师团、第17师团、第65师团、第44师团古贺支队、佐佐木支队、宫胁支队等35个步兵联队，5个独立支队和7个炮兵联队，共10万人，配以第3飞行师团主力——空军第44战队，飞机130架，参加常德会战，由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

10月下旬，第44军奉命进驻石门，将部队布防在白沙渡、毛家山、笔架山，与石门县接壤的临澧新安及石门县二都夹山、县城等地，并在石门县城澧水南岸新街口、月亮湾、天供山、风车口、白鹤垭一线构筑碉堡30余座。

11月1日，日军五个师团兵分三路，依原订计划全线出击。逼近洋溪、暖水街、大堰一线，日军并于10日改变原订计划转向石门、慈利，12日向石门守军发起进攻。准备在国军两个集团军中间穿过攻入慈利；日军第3师团在第二十九集团军前方渡江，希望捕捉到王缵绪及歼灭麾下集团军主力。

13日，日军主攻常德“奇兵”第116师团则水运渡过洞庭湖，在第二十九集团军右翼澧县一带登陆，一面包抄第44军，一面兼程直取常德。而日军这个布置有其深意。细俊六集结了所有华中方面能动用的兵力十余万人，除五个师团外，加独立第17旅团、第34、32、58师团，并安排第40师团牵制第九战区，日军规模远超预期优势。

日军第11军规划上，首歼前沿江防一线的就是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并以两个善打攻城战主力师团钻隙。派日军第68师团由中切入，并以日军第116师团在洞庭湖面施行“水上机动”，把日军师团送到国军阵地右后侧翼，施行前后包抄的战略。

14日晨，日军第39师团与第13师团为左翼，直取第十集团军阵地，以日军第68师团居中。

可随着战势发展，战区王缵绪长官已将慈利和石门，一西一北互为犄角，构成常德西北方向一道屏障，以常德外围作为主战场。在他认为，如果石门一破，常德北面失去掩护，日军必顺势攻打慈利，扫除常德西部障碍，使进攻常德日军西侧没有后顾之忧。

16日，日军第13师兵分两路从石门出发，一路由第116联队和配属第13师团的佐佐木支队沿澧水，向第44军左翼挺进，一路以伊藤仪彦第65联队主力，沿石慈大道准备经慈利扑向常德西郊攻城。黄昏时分，第44军搜索队与伊藤联队在猫儿峪，狭路相逢，慈利大战双方前哨打响。

17日晨，伊藤联队向第44军正面阵地发起进攻，第44军斗志旺盛，日军与第44军在慈利郊外扁担垭、赤松山、何家寨、于家凸一线交手，已发觉这仗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据日方战史记载：“这场战斗约有一个营敌军占据着赤松山附近；部队从17日晨开始攻击该敌，直至落日未能击退第44军阵地，该军战斗极强。”

当日军绕道向慈利县城进军，第74军接到战区王缵绪长官令：“命余程万第57师在常德城区修筑防御工事至常德西郊；原张灵甫第58师守在祖师殿、落马坡、羊角山一线，告敌军正向两翼包围；责令第58军出祖师殿，对亮垭日军实行反包。”

在第57师坚守常德城时，战区长官王缵绪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主力，控制慈利东南白鹤山、鸡公岩、燕子桥等地，正施展常德外翼攻击各路日军进前步伐，以减轻敌军进攻常德城的压力。但守卫石门第73军，因抵挡不住敌军猛攻；暂编第5师师长彭士量作为掩护部队向慈利撤退阵亡。第73军撤退渡河，遭到日军伏击，退至慈利境内，也仅剩13个建制不全的连队。

而第六战区王副司令缵绪长官却不惜一切代价，为实现蒋委员长在开罗会议许下守住常德诺言，于1943年12月，经第六战区各军一番苦战，并取得最后的常德会战巨大胜利。

又于1944年1月，王缵绪调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所在第44军作为战区直属部队，又再次随上将王缵绪进入该战区指挥作战。同年5月，日军大举进犯长沙、衡阳，开始了“长衡会战”。

例举：第44军军长王泽浚奉父命守备浏阳。第161师为一线守备浏阳以北黄金台、沙市街、蕉溪岭、道吾山地区；第150师为二线，守备浏阳城；以第162师守备三姐桥地区；第149师奉命在沅陵战备。

6月6日，日军第68、第116等师团分西、中、东三路进犯浏阳，第44军在浏阳四面受敌。第161师在黄金台、沙市街、蕉溪岭、道吾山一线，与日军激战十一昼夜，军长王泽浚率部守狮子山，第150师在浏阳城鏖战两昼夜，浏阳失守，也退到狮子山地区。

6月18日,长沙陷落，薛岳已退至湘赣边境的桂东。日军东路军连陷醴陵、茶陵、攸县、安仁。由战区长官部王缵绪下令第44军向茶陵、攸县日军师团攻击。所在第44军是战区直属部队，三攻茶陵、两攻攸县，由军长王泽浚亲率第150师，从茶陵东南门攀城而上，冲入城内，激战通宵，虽牺牲惨重，但夺回各阵地，由战区王缵绪长官令第44军在茶陵、安仁地区守备，王军长奉命完成修建机场的艰巨任务，第44军与美国空军联合作战，该军开始进行一体化作战，节节胜利，一直战到抗战全面胜利。（参加第九战区各役，就不作展开。）

在八年抗战中，王建堂先后负伤三次：第一次负伤是1938年盛夏，第二十九集团军奉总司令之命夺占马鞍山日军阵地，王建堂作为敢死队先向马鞍山脊探情，突然冒出三名日军用刺刀刺来。跟在他身后是机枪手范大个（山东人），虽手握机枪，因王建堂挡在身前，情急之下一脚把他向右踢倒，正好避过日军刺刀向心口刺上，但刺到肋骨。危急之际，范大个用机枪射击，将日军当场击毙。由于伤口鲜血不止，战友们把“死”字旗撕扯为其包扎止血，送集团军医处治愈。

第二次负伤是在王建堂任副连长主管全连后勤，在发军饷时一枚银元缺损，没发出去，就留保存下来。在战场上，部队奉王总司令指挥掩护第五战区各军撤退，向日军发起冲锋，突然右腹部一阵剧痛，知道自己中弹，仍在继续冲锋，发现衣袋弹孔，兜里残缺银元被子弹冲击，镶嵌右腹部内。经部队抢救这枚银元替自己挡险，否则伤势严重。可是，在完成这次掩护任务后，乃众敌都向本集团包围而来，成为一支孤军无援，总司令急中生智率军边打边退，引众敌进入大洪山区进行歼灭。当日军部队追到大洪山下，重型武器都上不了山，却扎营驻守，并采取对大洪山严密封锁与围困，从而长期进行反扫荡战役策略。王总司令率集团军在湖北大洪山区展开丛林作战，几乎天天遭日军轰炸后，派陆军上山进行扫荡。因武器装备吃亏的川军，每遇日军进山扫荡，总司令是不会放过这种机会，要求1个要打3个日军。他的战斗常识完全超出当时整个国军战术素养，对应日军战术机智灵活，日本人也好读三国，称王缵绪是蜀中第二诸葛，比如，引敌到大洪山期间，白天每逢日军如何轰炸，他开心得很，布置在各处兵力都呆避起来，无有伤害；当日军进山扫荡时，四面八方，放起鞭炮，让敌军图劳，抓不住人不说，反倒落入设置好的陷阱，把敌人折腾很了，到晚上措施王缵绪的“抹夜螺丝”战，对偷袭日军军营，可谓不费吹灰之力，川人穿草鞋，走起路来无声无响，而日军穿军靴，平时训练走路，就习惯发出咔咔暴声。又如：王总司令训练将士们，每次与日军作战，只要枪和手榴弹打向对方后，一个位置待时间要求都不能超过10秒，口述6-7秒，或数1，2，3就换新位置；并告诫人与人之间也要拉开一定的距离。因为日军能在10秒内就能精准判断出袭击者位置，实施强烈反击。用王总司令话说，“对日军而言，绝不能成了一堆靶子”，加上日军武器优势，射程远、伤害大，经他严格训练的部队，总在攻击阵型分散的情况下，对日军射击难度较大。况且，王总司令总是打一胜仗，立刻换到新的地域伺机而动。长达八年的中日战争，跟随王缵绪上将出川浴血奋战，尽管日军凶残本性暴露无遗，他率川军不会对敌心慈手软，通过“摸夜螺蛳”战，端掉敌营无数，让侵华日军胆战心惊，甚至连觉都不敢睡的日子非常难过。但日军对中国好的一面，就停下战来，开始学习王缵绪的“摸夜螺蛳”战术，进行同样抱复。再如：王缵绪总司令将大洪山划分五个作战区，并在周家集、跑马寨，客店坡、青峰山等各阵地上，都加强了防御工事。在他亲自指挥下，与日军斗志斗勇，采取各种战略战术周旋到底，借以工事不断予以阻击日军进攻与扫荡，用一年零六月时间，彻底阻击了日军攻川企图。日军因占据不了大洪山，就无法入川，乃迫使日军从第五战区陆地捷径，绕远到第六战沿江攻川。

当年，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轰动全国，各大报刊把总司令王缵绪称颂为“大洪山老王推磨”，传唱至今！据我所知，王缵绪父子在抗战期间曾获数十枚勋章，如干城、光华、忠贞等。是全国军民所公认的抗战名将！可参加抗战的军人，是过着不该有的人生，眼里都充满仇恨，不知黑暗至何时光明？讲述抗战经历是牢记历史，要感恩所有将士们用生命与鲜血付出而换来的幸袖生活。

我第三次负伤是在茶陵战斗中，奉王泽浚军长之命组织敢死队攻占日军控制茶陵县城，王建堂作为此次数十名敢死队队长，沿茶陵县东南门攀城而上，趁日军措手不及，袭击守城日军。日军虽死伤惨重，仍负隅顽抗，随即日军援军赶到，双方经激战造成日军伤亡百余，我军仅有王建堂和两名战士受了轻伤。而本人随部队作战到抗战结束。

直到1949年12月底，由王缵绪率部在成都起义，随后王建堂退役回乡。在抗战八年期间，父母妻女始终得不到他的消息，其父王者成看儿媳抚养孙女艰难，劝儿媳带着女儿改嫁，从此杳无音讯。1950年，王建堂为国民党身份备受歧视，称之“残渣余孽“，历次运动为批斗对象，连工作都找不到，也就再没娶妻生子。为了生存王建堂四处干杂工、当搬尸工，勉强生存。

1980年，王建堂被认定为社会救济孤寡老人，1981年确认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聘为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才有一份退休工资，加救济金，每月共有20元收入，晚年无儿无女。

其父所赠“死”字旗，是在八十年代根据王建堂原有“死”字旗复制而成，为了让国民永记这段抗战历史。1992年王建堂在孤苦贫困中去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