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十九章

季鹏

第四篇   毛主义筑起的三座罪恶大山之一：反右派运动

从1949年10月登基、至1976年9月死去，毛直接统治中国的27年间，其罪恶可谓罄竹难书，如果按其手段之卑劣，致死人数之众，后果之惨痛而论，当分别以其1957年发动的整风——反右运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1966年开始至1976年毛寿终正寝为止的“文化大革命”为最，为代表。这三大运动可谓集毛主义罪恶大成之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一座比一座更“大”、更“高”，但是又各有千秋；就总体而论，可谓集古今中外暴君和极权政治之大成的巅峰之作。

故此，在论述毛的“运动治国”时，对这三大运动有必要单列。但有关这三大运动也是迄今为止已经见诸文字被揭露、批判得较多的，所以，只能择其要者表达笔者的一已之见。其中一些具体典型的事例，置于附录中供参阅。

      第十九章整风、反右派运动的远因和近因

如果单以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厚颜无耻而论，毛亲自发动、一手制造的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应属登峰造极之作。后来有很多作者以毛自我蛮横无耻的辩解：“阳谋”作为此一事件的概括或标题，是很恰当的；也有一些作者冠之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来概括这场运动，从某方面来说也非常贴切。但是，笔者以为这些描述仍未能完全破解其中 “隐秘”，包括未能揭露毛发动这一运动的深层动机、目的。因为，不管“阳谋”也好，“文字狱”也好，都还只是现象，而在此背后隐藏的动机、目的，才是问题的的本质所在。

一、远因：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是毛实现其人生目标的第二大敌人和障碍

对于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整风、反右派运动，笔者以为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批判毛的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上，也不能仅从1956年波匈事件的国际背景来分析、判定，这些因素当然是重要的，但只是近因，是引发事件的导火线；深藏在毛心底的阴谋，则是更早的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的仇恨和必欲打击、铲除而后快计划、打算。

凡是对毛稍有研究的人都会同意，毛对知识分子怀有深刻成见和刻骨的仇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仇恨愈益强烈。一般人都认为这可能源起于毛在青年时代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时遭遇到当时的文化名人们的冷遇所埋下的种子，这个仇恨的种子随着毛的发迹而生长、壮大，最后变成横扫、毁灭一切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雷霆飓风，毛的发自内心的“对资产阶级教授的知识，当以狗屁视之！”的名言，就充分反映和印证了毛的这一变态、疯狂心理。

从毛的睚眦必报的本性和其又善于隐忍不发的狡诈权谋来看，上述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却还不够。因为，从中外历史看，草莽出身而终成大业，登上帝王之位者，在其未发迹前受到社会上层名流、名人的轻蔑者很多，这些人发迹后有的是采取残酷、简单的报复办法，黄巢、李闯、张献忠以及那个说：“此辈清流，当投之浊流”的都属于这一类；另一类人比这些人高明，他们既要报复，但更要利用之，他们懂得“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这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刘邦。识字不多、出身二流子、混迹市井的刘邦早年对知识分子也是极为仇视蔑视的，当着知识分子以儒冠为溺器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发泄。但是，在后来特别是他当了皇帝以后，对士人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除了如孙叔通为他制定朝仪，使其尝到九五之尊的乐趣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治理国家主要靠“文治”，靠文治，就是要靠知识分子。“汉家四百年天下”，主要也是靠的以儒家学说为主的强大精神凝聚力，而不是单纯依靠武力。

刘邦是毛泽东崇拜的人物之一，在毛氏批注的二十四史帝王传记中，汉高祖这位平民底层出身、首次靠农民起义夺得皇位的皇帝得到毛的特别推崇，说他他是高明的政治家，后来的汉武、光武帝较这位乃祖都“差之远矣”。由此可见毛是欣赏刘邦这种对知识分子能伸能屈，不计前嫌的权谋和风格的。毛自己有时也有意表现一下“礼贤下士”的风度，在其建国初期，毛就经常邀请他的一些旧友、文人和国民党投奔过来的高级官僚如张治中、章士钊、柳亚子、梁漱溟等到中南海自己的家中聚谈、叙旧，还专门招待过他就读的湖南一师昔年的一位校长、一位老师。可见，简单认为毛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只是发泄他当年在北大时受到轻蔑的仇恨，是不够的。（毛掌权不久就开展了一场对胡适的大批判，算是报了当年在北大被胡适轻蔑的“一箭之仇”。）何况，从四十年代在延安时代起，毛已招徕大批知识分子为其服务，这些知识分子在毛的软、硬两手的打压、改造下，全都成了他的驯服工具，为他的事业特别是对他的个人崇拜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国后，相当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当年曾与他共平起平坐的民主党派的头头，都聚集到毛的麾下，甘愿效犬马之劳。当此时，毛一呼百诺，“万岁”之声日盈于耳，毛之志得意满已近“此世即我世，如月满无缺”了，他还有什么必要为当年在北大图书馆时那一点点不愉快的往事而郁郁不乐、斤斤计较呢！

所以，合理的结论是：早年遭到知识分子的冷遇只是后来毛对知识分子的仇视、偏见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毛的造反——“革命” 的目标与知识分子的人文、政治理念具有不可兼容性，甚至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才是毛与中国知识分子（这里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是如陈伯达、胡乔木、以及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己彻底赤化的帮凶爪牙）水火不容的真正原因。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追溯到毛参加共产党和从事“共产主义革命”的真正个人目的了。这是一个本来很简单眀确，却被毛共当局有意掩盖、搅混了的问题，但只有正确认识了这一点，对毛及毛执政期间的一切问题的研究才能“正本清源”，一切混沌的现象才能迎刃而解。

简单地说，毛“参加革命”的动机与其他共产党人、包括党的创始者和历届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以及此后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等都是不一样的，上述这些人或者误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救中国，或者坚信走苏联之路可以富国强兵使中华中兴，他们也想在此过程中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但却绝对没有想再当皇帝、或者当变相皇帝的妄想。这些人（陈独秀除外）都在莫斯科受过苏俄的严格、正规训练，他们接受的教育就是充当苏联“国际共运”的马前卒的角色，在苏共的指导和帮助下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苏联的卫星国或附属国。当然，在中共建党之后到毛掌权之前这段时间，由于中共的力量尚且弱小，只能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所以党的利益被绝对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那时党的领袖们虽然也在争权夺利，但一旦发现自己的能力无法胜任党的任务时，也就无怨无悔地从领导岗位退下来。这些人所设想的“革命成功”后的国家，也是一个共产党集体领导、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他们还没有想到将来要建立一个独立于苏俄之外的帝国，更没有想到由自己去当这个未来帝国没有皇冠的“皇帝”。

但是，毛泽东是唯一的例外。现在可以清楚看出，毛在青少年时代就有了仿效历史上帝王们成就大业的朦胧理想，少年时的“咏蛙诗” 中的“春来我若不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 已初露“峥嵘”，刚进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对《世界英雄豪杰传》痴迷，后来，在与萧瑜等人的交往、言谈中，逐渐明晰了自己要当“破环旧宇宙”、扫荡旧世界的“大英雄”， 并且初步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具体路子，就是“仿效列宁、以俄为师”，当中国的列宁。可见，在正式加入共产党之前，毛就已经有了勃勃的个人野心。

加入中共后，毛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初始时隐忍不发，后来则无处不表现他不择手段的“争权、扩权、夺权” 本性。遵义会议后，被扶上“一把手”位置的张闻天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帝国“皇帝”的妄想，掌握最高军权的周恩来也没有这种野心，他们是典型的“为共产党集体利益”而奋斗的“一心为公”的共产党员。后来的王明有当“领袖”的野心，但未脱苏联训练的走卒和书生气，一切以苏联的马首是瞻，也缺乏政治斗争的权谋和狠劲。所以这些人都在与毛的明争暗斗败下阵来了。

毛在遵义会议之后已经确立了逐步夺取中共领导权、伺机夺取全国政权，并进而将共产党建立的国家逐步转变为毛氏王朝的远大目标。这一远大理想的流露就是他在1936年2月间由陕北东渡黄河去山西“东征”期间所写的词：《沁园春·雪》，词中毛掩饰不住自己的壮志豪情，抒发被长久压抑的勃勃野心：“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要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为今日中国之独裁者的野心，昭然若揭。

以文学形式表达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是历来人们的惯例和惯伎，毛采取这种方式一是情不自禁，是真正“言志”。此时他认为自已经具备了一定实力，成了中共实际上的头头，早年的帝王梦己不是遥不可及了，所以此时不得不“发”； 二是以这种方式可以少担被指责的风险，吟诗作词嘛，谁能当真？如有人指其词中表现的帝皇野心，他完全可以不认账、不予理睬。毛写了此词之后，（现在有此词为胡乔木所作之说，不过既然毛“冒领”， 也就说明词中思想正合毛之已意，所以我们仍然可认定此词为毛之思想表达），也未立即发表，可能也是考虑其时机不太适合。因当时刚刚经过“长征”，流落陕北，立足尚未稳，正处在东突西窜、随时有可能被消灭的危险之中，若此时向外界宣布什么“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难免引起别人讥讽讪笑，徒增羞辱而已。所以毛将其沉埋箱底，过了差不多10年，1945年9月，毛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之际，才将其公开发表。因为此时，毛已成为占据一亿多人口、拥兵百万、雄据一方的枭雄了。毛认为词中所想已不是可望不可及了。所以，此时将这首《沁园春》发表便不会是徒增人笑柄的妄言诞语，而是实实在在的实力和理想的表达了。由此可见，毛是很认真对待这首词的，因为这是他的真情表露，实是他个人的政治宣言。

果然，此词一出，就在山城重庆引起议论纷纷，拥毛者为之肉麻称颂，反观者则指其帝皇之想溢于言表。但它终究只是一首词，不可能据此作为毛和毛共未来政治走向之判定。所以各界人士、特别是那些尚徘徊在国共之间的“第三方面”的人士并未将其作为毛未来之政治宣言认真对待。一些头脑冬烘之辈反以为毛作为共产党头头也会吟风弄雪，有传统文人雅士之思而倍感亲切，与毛的距离反而一下子拉近了。

这些人确实大大低估毛了！几年之后，毛真正夺得了江山，坐上了龙椅。在建国后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官方发布的呼喊口号时，毛特地亲自加上一条“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自己给自己喊“万岁”， 可能毛是古今中外第一人了。原因是这“万岁” 乃中国人对皇帝的专用称呼，毛借此提醒人们别忘记了他当年的宣示，把他只当作一般的国家领导人看待。接着他在镇反、肃反等运动中大肆屠杀各类阶级敌人，一些民主党派党人士包括国民党投降过来的旧臣试图对此加以劝阻，甚至暗示其不应重蹈秦始皇覆辙。毛就理直气壮地反唇相讥：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本人就是秦始皇！可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而我们超过他一百倍！你们总是说得不够，要我们来补充……哈哈！你看，这不是一副活脱脱的自鸣得意的超级秦始皇形象吗？那又有什么奇怪呢，十几年前，我毛某人不就(公开) 宣示过“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了吗？我就是要做超级秦始皇！难道你们不知道？难道没有读过鄙人的大作《沁园春》？哈哈！……

于是，毛干脆明确告诉他的臣民：他毛泽东就是“秦始皇+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他是当今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元素（如公有制、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的“秦始皇”。人们很清楚，这个秦始皇与马克思结合，比起单纯的秦始皇或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厉害得多了。谁还敢对他说三道四呢。

1956年以后，毛与刘少奇分歧日甚，1959年召开全国二届人大前夕，毛气愤地当着刘少奇的面说要把“皇位”让给刘少奇，他说“你厉害，我把这个位置让给你，你来当秦始皇。”可见，他对自己的角色和身份是很清楚、很自觉的。

既然自我确立了“皇帝” 身份，就不能不考虑“传位” 的问题。可是，“太子”毛岸英的意外死去使其皇位后继无人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他只好暂时以选“接班人”的方式胡弄党内和民众。但“接班人” 一个个被他自己干掉，于是人们终于才得知他的“圣意” 是要从毛氏宗亲中“传位”。 但这工作比较难做，他先是准备叫“皇后”江青继位，遇到太大阻力。最后决定由侄子毛远新继承大统。只是可惜这 “皇储” 立得太晚，未及正式传位自已就撒手归西了。

这就是毛的极终人生理想。关于这些，后面还会论及，此处不多述了。

讲了这许多说明什么呢？说明毛与所有其他中共领导人不同，他从进入共产党那一天起，就已明确将自己定位于当代农民起义领袖，他的目标就是现代型的刘邦、朱元璋，他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目的只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其造反夺权和巩固政权有用的元素，他最后建成的却必须是毛氏王朝，毛氏帝国。他要成为这一帝国的开创者，并且像秦始皇那样，二世、三世传下去……

毛认为他这个远大理想是能够实现的，但是要战胜两类敌人、推倒两大障碍；第一类敌人就是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和蒋介石，这是要靠武装斗争才能实现的任务。

这个任务终因各种主客观因素，在1949年完成了，也就是说，这第一大障碍基本扫除了。

第二大类敌人和障碍是什么呢？并不是毛公开宣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资产阶级，或者私有制，这些其实都不在话下不成其为障碍；真正的敌人和障碍他不好明说，只能以另一种方式 表白。在1945年5月延安中共七大规划未来的政治蓝图时，他就以口头政治报告的形式告诫他的同僚和下属：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

在那个报吿中他说：“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是自由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想要的民主”。因此，在目前阶段，在与共产党共同声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他们是“同盟军” ，但一旦共同的敌人国民党被打倒了，这种同盟关系就结束了，转而与共产党变成一种互相斗争、打倒和消灭的关系。

到了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一份叫做《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则明确指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把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在蒋介石被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

（以上参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第29—30页李锐的署名文章）

毛泽东为什么要针对当年他的忠实同盟者的民盟（笔者按：中国后来的八个民主党派主要是由民主同盟分裂、演变而来，因此“民盟”可作为中国民主党派的代称）制订如此毒辣的计划呢？这其实是由毛自己的长远目标所决定的。

毛是颇有深谋远虑的权谋家，这方面是中共党内所有人不能企及的。在一般人、包括中共其他领导人看来，战胜国民党并建立共产党的国家政权以后，面临的最重大的任务自然是经济建设，包括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便将来转而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他们汲汲忙碌的便这些事，刘少奇、周恩来便是这类务实政客的代表。

可是毛却不然。他认定，对他的事业真正最大敌人和威胁就是前面讲过的民主党派和他们的天然同盟者和基础知识分子。毛认定，只有这些人才是构成对共产党一党专政和极权统治的最大威胁；毫无疑义，这更是对毛实现他那暂时隐忍不发的人生终极目标的最大障碍和威胁。

前面已经说过，毛的个人最终目标就是要做今日中国的帝王、当代的秦始皇。从他实现这一极终目标的进程来看，在他己经取得党内领袖地位之后大概还有三个阶段，三个步骤：第一阶段是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暂时与各民主党派共存的“联合政府”；第二阶段是抛弃这些昔日盟友，建立单一的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第三阶段是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转变成他个人独栽的“毛氏帝国”，建立以血缘关系为钮带的毛氏王朝，并让其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在这一过程中，毛为什么一定要对知识分子和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党派加以抛弃、甚至消灭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知识分子是人类文明的载体，知识分子都清楚，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知识分子必然地、自觉地承担起这一历史史命，是天然的民主斗士，同时也就是一切反民主的政权和暴君的天然敌人。毛要建立个人独裁的极权政治，特别是要复辟帝王统治，知识分子无疑是其死敌，是毛实现自己人生最终目标的主要障碍。毛对这一点非常自觉，所以，他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项长期艰苦的任务，实际上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先看一下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目标的不可调和性。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客”们，高级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们，他们一般都是在欧美接受西方民主教育、之前在国内接受的孔孟之道的教育，也以“仁义”为核心。这就 决定了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与毛主义的不可调和性。而且，即使是在毛统治下成长的知识分子，只要书读得多些，涉猎广泛些，有独立思考精神，就会对马克思主义、毛思想产生怀疑，更不用说对秦始皇的暴政了。也就会自然产生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诉求。这是很难“改造”，所以总的说，毛认定知识分子是他的死敌是非常正确的。

为此，毛从来没有放松对知识分子的警惕和“改造”。在延安时期毛通过整风运动已经在－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的。建国登基以后，面对更广大、挡次更高的知识分子群体，毛更是采用了各种办法，以暴力为后盾，软硬兼施，试图对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知识分子也确实被他驯服了。但是，毛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因为他知道这些人虽然表面驯服了，对他喊“万岁”了。但他知道他是依靠暴力使其驯服的，这未必能使其真的心服口服，一旦有适宜的气候，他们就可能故态复萌，跳出来跟他唱对台戏，与他争夺民众，弄不好，会动摇他专制极权统治的根基。

但是，老实讲，除此之外，他对付知识分子也没有更好的、或根本的办法。偏偏这时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特别是在匈牙利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斐多菲俱乐部”对民众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使毛寢食难安，他再次确认知识分子是最危险、最可怕的敌人，是必须解决的他的国家最主要的“矛盾”。而解决的办法自然地主要靠 “硬”的－手了。他终于决定撕下了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伪装，决心对知识分子来个大围剿、大清洗，大迫害。这是匈牙利亊件给予他的主要教训。

二、近因：1956年的国际形势和波兰匈牙利事件

现在我们具体考察一下作为近因的匈牙利亊件。

1956年，是共产党世界的多事之秋。先是，赫鲁晓夫掀起了反斯大林浪潮，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引起了巨大反响，接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1956年2月24日夜，赫鲁晓夫在苏二十大最后一天向全体与会代表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报告以大量确凿事实和证据，揭露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以肃反之名，将大量党内政敌和被怀疑不忠者用骇人听闻的酷刑将其打成“人民公敌”，然后一个个从肉体上消灭的罪行。赫鲁晓夫的报告首先在苏共内部引起了震惊和极大的义愤。接着，美国中情局斥巨资搞到了这一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报告”的文本，并在媒体公布，立即被全球（除中国外）媒体转载，仿佛是被引炸了一枚核弹，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被长期严密掩盖的斯大林的暴行和共产党世界的丑恶内幕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现出了原形，进而在共产主义世界特别是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人民被长久压抑的对共产暴政的愤怒象火山一样爆发。

波兰和匈牙利是受反斯大林报告影响最先起来反抗的两个国家。当年6月上旬，波兰爆发了“波兹南事件”。以波兹南市斯大林机车车辆厂为首的工人首先向当局请愿，喊出了“我们要面包和自由”、“释放囚犯”、“打倒秘密警察”、“俄国佬滚回去！”等口号，紧接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据官方说有54人在与当局的冲突中死亡，200多人受伤，数百人被捕，骚乱被当局血腥镇压下去。

但是，愤怒之火并未熄灭。此时对斯大林式暴政的不满和要求改革、摆脱苏联控制之声已成为波兰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波兰当局立即陷入全民声讨和包围之中，为稳定局势，当局不得不对波兹南事件的受害者进行安抚，为死者举行祭奠，处分了有关官员。紧接着，7月，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共产党）召开七中全会，为1948年被斯大林指使以“右倾民族主义”罪名撤职、开除、监禁的前总书记哥穆尔卡恢复了名誉。在党内外一致要求哥穆尔卡复出上台执政的形势下，现任的波党第一书记奥哈布决定“让贤”。10月15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于19日提前召开八中全会，延请哥氏重新出任党的第一书记。

波兰党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作出的让步，被苏联视为“背叛”行为。19日，就在波共八大开会的时候，赫鲁晓夫率苏共代表团不请自来，飞临华沙，企图以武力迫使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改变决定，阻止哥穆尔卡执政。但是，遭到了波兰党和人民的强硬抵抗，最后赫氏率领的代表团不得不灰溜溜地飞回国，并被廹承认了波兰党的独立自主权。

哥穆尔卡在当选为第一书记以后，鉴于对形势的考虑，釆取与苏共缓和关系的政策。哥氏于11月15——19日率团访问苏联，双方举行表面友好的会谈，波方申明仍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与苏方“在完全平等、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扩大、加强发展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兄弟般的友谊”。苏共承认波兰仍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波兰危机就在这样相互妥协中平息了。

与波兰事件性质完全相同，却导致完全不同结局的是匈牙利事件。匈牙利自1956年3月中旬以后，出现了全国性反对在匈推行斯大林模式、“全盘苏化”的民主运动，矛头直指苏共在匈的代理人、执政的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拉科西及苏联在匈的驻军。其中，由党内知识分子组成的“斐多菲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原为波兰共青团中央下属的一个学习小组），在发动群众、制造舆论、组织反政府力量的统一战线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核心作用。斐多菲俱乐部不断举办各种研讨会和讲座，邀请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哲学家自由地发表讲演，他们从经济、政治、哲学、文学、社会和历史学的不同角度，剖析了现政权的种种问题，提出了救国救民的方略，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追捧。每次研讨会总是人满为患，参加者不请自来，将俱乐部的会议厅挤得水泄不通，研讨会只得临时改在更为宽敞的经济大学礼堂举行，但是，仍然是人山人海，人满为患。又移至更宽阔的人民军军官俱乐部举行。与会者中包括了一些现任人民军军官和匈牙利建国前（被苏军“解放”前）反德军占领地下斗争人士，以及部分政府现任官僚。俱乐部的最后一次、也是影响最大的一场研讨会在人民军军官俱乐部举行。

在斐多菲俱乐部不断公开举办的研讨会的强烈冲击下，当权的拉科西政府已显得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在5月30日至6月1日俱乐部举办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以不容置疑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主义一贯伪造历史、将历史科学变成其政治工具，“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辩护词”的恶劣行径。匈牙利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文化部长安迪·伊丽莎白也出席研讨会，并发言极力为党在历史学中的工作辩护。但是这种斯大林主义卫道士的靡靡之音，立即被与会者义正严词的洪钟大吕淹没了。据会后报道说，在研讨会上，匈牙利历史学家们多年来内心燃烧的要求民主与公开化的烈火，象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6月27日俱乐部研讨会的题目是“新闻和报纸问题”。会议从下午6时一直开到次日凌晨4时，6000多与会者通宵达旦不肯离去，为的是倾听揭露真相的发言和演讲，人们被当局骇人听闻的迫害酷刑所激怒，被长久掩盖的丑行黑暗所震惊，纷纷要求给已经被迫害致死的知名人士平反恢复名誉，给尚在狱中的受难者洗涮冤情并要求他们重新“出山”掌权。

斐多菲俱乐部的活动象磁石一样吸引着全国人民，形成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社会能量。这时，首都以外的各大城市也纷纷自发仿效，组织起自己的“斐多菲俱乐部”。眼看着舆论的风暴即将转化为政治暴风，拉科西政权只好使出最后的一招，利用仍然掌握的政权对斐多菲俱乐部进行武力镇压。6月30日，匈执政党召开中央委员会，明确指责俱乐部进行“反党、反人民民主制度”活动，7月1日，由内务部下令禁止俱乐部活动。

但是，已经觉醒的人民的活动很难被已经丧失权威和合法性的政府取缔。到了9月，俱乐部活动重新燃起，并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全国蔓延。自觉“自己像坐在一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的拉科西，知道单靠他的政府的力量不可能将人民的反抗镇压下去，于是加紧向其主子苏联求援。

偏偏这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企图压服波兰的活动中受挫，这给了匈牙利人民以极大的鼓舞。10月22日，斐多菲俱乐部开会向执政党中央提出包括开除拉科西在内的“十点建议”。当晚，布达佩斯各高等学校学生团体又向政府提出包括撤走苏联驻军、惩办拉科西、确认工人罢工权利的“十六点要求”。23日，布达佩斯爆发了数十万民众的示威游行，示威者高呼支持波兰人民斗争、苏军撤出匈牙利的口号。新任党的第一书记格罗·埃诺仍然试图用武力将群众运动镇压下去，结果当天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

在各方压力下，政府发生分裂，原来受到斯大林排斥迫害的纳吉被拥戴为新政府领导人。次日，苏军两个师全付武装开进布市。新政府就撤军问题与苏军展开紧急谈判，几天之后苏军撤出了布达佩斯。

就在民众斗争眼看取得胜利这个关键时刻，远在中国的毛泽东气急败坏，不停地向苏联和赫魯晓夫施压，派出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游说，坚决要求对匈民众实行武力镇压。赫鲁晓夫集团终于接受毛共意见，决定使用武力。11月4日，17个苏军师开进布达佩斯，一百多辆坦克在布市大街横冲直撞，枪炮声震耳欲聋，大量民众立刻倒在血泊之中，一场大规模的血腥屠杀拉开了序幕。一时间，大街小巷成了战场和屠场，积尸遍地，血流成河……

据事后统计，从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有7800人喪生，1·2万人伤残，二千多人被判处死刑，二万余人判处长期徒刑，总人口950万的匈牙利有30万人经奥地利逃往西方国家。轰轰烈烈的人民民主运动就这样被残忍地镇压下去了。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两年后，当时逃脱的纳吉及国防部长等4人被诱骗回国，处以绞刑。

现在需要叙述的是毛泽东在这两大事件中的态度及其表演。

最先得知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的毛泽东，可谓一喜－惊。对于斯大林，毛是矛盾的，对斯大林个人，毛从内心深处是反感的；但对于斯大林主义又是拥护的。这种矛盾的心情是因为，一方面，在中共的长期的造反夺权斗争中和党内斗争中，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和共产国际既充当了保姆和后台的角色，同时也与毛产生了不少矛盾和隔阂，如，起初苏方主要是支持那些从苏联学习、培训归来的中共领导人，如瞿秋白、王明、博古等“布尔什维克”，毛这个“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放在次要的地位，毛与王明等人的斗争，可以说也是毛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之间间接的斗争。再如斯大林多次强令毛干他不想干之事，如在“西安事变”中斯氏强令放蒋；在苏德战争中斯氏多次命令毛及中共发动对日军的进攻，以牵制日军； 1945年8月斯大林又强令毛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到了 1949年春，毛共决定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斯大林却叫他与国民党和平谈判。最后，1949年12月毛第一次出国去莫斯科为斯氏祝寿并拟与苏联订立“同盟互助友好条约”，以便归国炫耀，提升自己的地位。孰知，到了莫斯科以后，斯大林先是将他放在郊区的别墅里“冷藏”了好几天，后来虽然应毛的要求签订了一个《中苏同盟互助友好条约》及附设的秘密协定，但却是个“喪权辱国” 的“不平等条约”。凡此种种，毛內心对斯氏之怨恨可想而知。

但是，在表面上，毛却不得不对斯恭敬如师，依靠如父。毛知道，斯氏终究是世界共产党不可动摇的最高领袖，他毛泽东也是依仗苏联的帮助才有今天，而“斯大林主义”更是他尊从的样扳。如今赫鲁晓夫突然作了这么一个揭露斯氏罪恶的报告，把斯氏从高高的“神坛” 上拉了下来，毛自然觉得难以接受，从而引起了他的強烈不满。当赫氏的报告在全世界产生强大的冲击波时，毛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商讨对策。毛公开自己对此事的态度是一则以喜，再则以忧。按毛的说法是，赫氏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漏子”。所谓揭了盖子，是说过去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把斯大林当作“神”，只准歌颂，不准批评。现在好了，赫鲁晓夫自亮了“家丑”，把斯大林残暴凶恶的真面目摆在了世界人民面前，斯氏的神圣光环没有了，对斯大林和苏联过去的一切自然可以批评了，毛自谓赫氏帮他搬开了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也算是为他出了一口大气。

忧的则是，毛认定赫氏此举可能捅了大漏子，酿成大错，难以收拾。因为毛知道，全世界的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执行“斯大林主义”， 靠着斯大林主义维系自己的统治。一旦斯大林被批判，斯大林主义被抛弃，全球共产主义的精神支柱就将崩溃，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更有可能陷入执政危机之中，甚至可能要发生“政变”， 并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

毛共最后商讨的结果是：从维护国际共运的大局出发，坚定地维护斯大林！并且在中国严密封锁赫氏的报告，把影响降到最小。

毛不愧是老谋深算的极权主义政客，他的预言很快被证实了，最初便是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可以说，波、匈事件是赫鲁晓夫报告带来的第一轮冲击波。

但是在苏联国内却是另一番景象。赫鲁晓夫在作了揭露斯大林罪恶的报告之后，同时对国内外政策进行了大的调整，他释放了斯大林时代关押的数百万政治犯，为近2000万被迫害者恢复名誉。苏联政治气候变得空前宽松，苏联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舒畅。另一方面，赫氏亦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生活，他大肆修建虽然简陋却为数千万平民解决了住房难题的“五层住宅楼”，还解决了莫斯科交通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总之，连赫的政敌莫洛托夫等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赫氏当政时期，“日子确实比斯大林时代过得轻松”。

但是，赫氏在对外政策方面却无法作大的改变。除了对美国和西方采取比较缓和的政策外，在华沙条约内部和对东欧共产党卫星国的政策却没有改变，在卫星国的驻军依旧，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也仍然是斯大林时代扶植起来的斯大林的代理人。但对这种状东欧人民却不能容忍了，波兰、匈牙利人民就是在赫氏的反斯大林报告鼓舞下起来争民主、反极权统治的先锋。斯大林主义如同用漂亮外壳包装起来的黑色垃圾， 一旦打粹这个外壳，其内幕就臭不可闻，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就扮演了打破旧壳、为旧政权掘墓的角色。于是，东欧国家人民与苏共领导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变得不可避免。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赫鲁晓夫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然而，就在波兰出现反对现政权、反苏的波兹南事件，以及波兰共产党自行更迭领导班子的时候，毛却抱着的是幸灾乐祸、火上浇油的态度，因为他认为他预期的“捅漏子”应验了，毛想要看赫鲁晓夫自食其果的笑话和狼狈相。如果最后闹到不可收拾，毛便想自己出面取代赫鲁晓夫来收拾残局，从而实现他登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宝座的梦想。所以，当苏联驻华大使尤金10月19日向中方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给中共中央的通报，说明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向西方的危险、苏联准备动用武力解决时，毛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与苏联完全相反的的决定：全力支持波兰，反对苏联武装干涉。10月20日晚毛召见尤金，向他表明：“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反对你们武装干涉波兰。”随后毛又召见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向他通报中方对事件态度，并给波方鼓劲打气，鼓励其与赫鲁晓夫斗争到底。

在波兰统一党和人民的顽强抵制下，赫鲁晓夫退缩了，20日他从华沙飞回莫斯科，第二天，赫鲁晓夫宣布承认哥穆尔卡上台的事实，并向中共发出了第二份通知，要求毛派两位负责同志去莫斯科参加苏波两党的和解协商，毛立即派刘少奇、邓小平率团前往。

当然，赫鲁晓夫决定不对波兰动武是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不过，毛泽东的反对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后来波兰领导集团和哥穆尔卡对毛一再表示感谢，据说哥氏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不知事态会发展到何种程度。”

不管怎么说，避免了更大的流血冲突、避免手无寸铁平民的伤亡总是一件好事。但是读者和我们的后人千万别弄错了，以为毛是在同情、支持波兰人民争取民主、反对极权统治的斗争，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完全违背毛的本意了！真正表露毛在东欧事件上的真实意图的，是稍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这次毛完全暴露了他对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极端凶残的真面目。

上面说到，波、匈事件中波、匈两国人民是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的。10月23日匈牙利爆发大规模全民性游行示威，打出的就是支持波兰人民斗争的口号。如果硬要说两国有什么区别，就是匈牙利人民斗争的规模更大，参与斗争的人数更多、更广泛，达到了“全民起义”的规模。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面对与波兰同一性质、同一类型、同一时间、同一诉求的匈牙利事件，毛泽东的脸变得比我国川剧中的“变脸”速度还快。事件之初，毛派出了他最得力的心腹重臣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飞赴莫斯科，刘少奇等秉承毛的意旨，要求赫鲁晓夫按照处理波兰事件的方式，从匈牙利撤军，让匈牙利人民自主解决自已的问题（目的在于打击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打击赫鲁晓夫的威信））。赫鲁晓夫答应了中共的要求，决定于10月29日从匈牙利撤走苏联红军。

谁知，转眼间毛又感到大事不好，认定匈牙利是“反革命事件”，于是来了个180度改变，立即强烈要求苏联坚决使用武力镇压匈牙利人民的民主运动。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赫氏仍然采纳了他的意见。11月4日苏军实施“强风”行动，必须出动17个师、配以坦克、大炮等重武器，瞬间，布达佩斯成了战场、屠场，数以万计的人民倒在血泊中。

就这样，在毛的反复无常的怂恿、要挟下，赫鲁晓夫集团用布达佩斯街头隆隆的坦克和枪炮声将自己在苏共二十大后树立的改革、反斯大林形象砸得粉碎，看来，在镇压人民要求民主、自由这一点上，赫氏与毛泽东完全契合。赫鲁晓夫的反复无常、左右摇摆，终于导致其在1964年一次“宫廷政变”中被党内政敌推翻，退出了历史舞台。

匈牙利事件被基本镇压下去之后，仍然有余波和广泛的连锁反应，苏联再次求助毛帮助平息。1957年1月毛派出周恩来、贺龙去莫斯科，再转去波兰、匈牙利“访问”，周以铁腕的行事风格，软硬兼施，帮助波、匈平息了余波。

由于毛及整个中共上层积极参与了对匈牙利人民的大屠杀，所以，对于这一起罪恶的、极不光彩的行为，后来毛和中共严加封锁，讳莫如深。

关于毛在对待波、匈事件上截然不同的态度，后来中共的御用学者解释是：毛认为哥穆尔卡只是反对赫鲁晓夫和苏联的“霸权主义”，而并未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毛认为应该支持他们；而匈牙利的民众和恢复上台的纳吉，毛则认定其要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投向资本主义，所以毛认为已是敌我矛盾，必须坚决镇压云云。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没有完全说出事情真相。毛先前之所以支持哥穆尔卡和波兰统一党（波共），其目的主要是跟赫鲁晓夫捣乱，打掉赫氏的权威，以便将赫氏搞垮台；而毛对哥穆尔卡和波兰党则绝对谈不上什么赞同，也不认为波兰仍然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后来毛对哥穆尔卡深恶痛绝，这一点毛在整风反右中每次讲话都明确地表现了出来。如1956年11月15日，波、匈事件刚刚过去，毛召开八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波匈问题，吸取经验教训。毛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这个讲话后收入《毛选》第5卷，像其他收入毛选的文章一样，它已被大量修改、刪节。但即使在经过修改、抹去棱角的讲话文本中，我们仍然看到毛对哥穆尔卡怒不可遏的神态，毛几次提到哥穆尔卡，都是将其作为对立面的代表人物指斥，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在谈到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总的形势时，毛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至此，对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反斯大林取向，毛已经完全清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坚决维护斯大林，坚决反对赫鲁晓夫！毛算是以“大局”为重，将斯大林与他的个人恩怨放到一边，坚决捍卫专制残暴丑恶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充分体现了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一脉相承、同病相怜、一丘之貉的关系。

此后在其他一些重要场合和会议上，毛也不忘将哥穆尔卡作为反面人物的代表敲打。如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的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跟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

对于纳吉和裴多菲俱乐部，毛更是咬牙切齿，多次提到“中国出纳吉怎么办？” 还 说中国的一些文艺团体有“变成裴多菲的危险”。

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是将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哥穆尔卡和纳吉一视同仁的，都是敌人，都是“乌龟王八蛋”！然而出于他的私心，他却对其采取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一言以蔽之，毛“支持” 哥穆尔卡是假，其真正目的是利用哥氏和波兰党与赫鲁晓夫对抗，打掉赫氏的权威，把他从国际共运领袖的宝坐上拉下来，自己取而代之。为达此目的毛也顾不得什么原则了。

在匈牙利问题上，引起毛的特别仇恨的是那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在推动匈牙利人民争取民主、独立、反对独裁和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起到了轴心作用，“裴多菲”是匈牙利非常响亮的名片，是匈牙利知识分子的象征，这个只活了26岁的十九世纪匈牙利著名爱国诗人，以自己激越的诗歌唤起民众，自己则以身殉道，在反抗沙俄的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以裴多菲的名义组成的战斗俱乐部，把百多年前的裴多菲参加的反对旧沙俄斗争，与眼前反对新沙皇斯大林的斗争联系起来了，新仇旧恨使匈、苏（俄）关系变得水火不容。也让毛泽东勾起早己存在于心中对知识分子仇恨的烈火，在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身上毛证实了自已对知识分子的猜疑，看到了知识分子对人民群众强大的精神启蒙和凝聚的力量，看到了知识分子和极权的共产党统治的势不两立。这一切正是他长期以来反复不断地压迫知识分子的原因，也是毛所最害怕的局面。毫无疑义，匈牙利出现的裴多菲俱乐部大大加深、加速了毛对知识分子实行毁灭性打击的决心，他后来多次提到：东欧出现波匈事件，就是因为没有抓好阶级斗争，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而在这些阶级敌人之中，知识分子无疑是可怕、最可恨的一群。

就在八届二中全会议上，毛作出了次年（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所以，波匈事件是1957年毛开展的整风、反右派运动的近因，或者说直接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