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六十九章

季鹏

第六十九章 抗战中真实的毛和毛共（上）：从洛川会议

                  看毛的抗日总战略

    洛川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是在毛共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其时，经过多次谈判，软磨硬顶，最后由于“七七事变”及其后的全面抗战的形势廹使，蒋介石完全改变了对中共的政策，几乎完全迁就、允诺了毛共的要求。8月19日，蒋介石表示同意中共关于红军的改编方案，同意红军成立自己的指挥体系，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国民政府也不向红军派出自己的“党代表”监军。这就完整地保持了红军的独立性，等于毛共军队除了改变名称以外，实质上毫发无损。国民政府还要按其自身军队的待遇拨给毛共军饷，按其他行政单位一样给毛共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供给行政经费，为以毛共发展壮大直至最终打败国民党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这时蒋介石唯一要求的是红军快上前线。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了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后又按全部军队序列排列为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指挥改为正、副总司令），并命令其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接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统辖，协助阎开展对日作战。

    就在这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中共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县的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这次会议是讨论和确立中共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政治、军事任务和总的战略、策略的一次极重要会议。也是中共继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又一次民主决策式的会议，虽然这次会议未能将“民主决策” 原则贯彻到底，但多少能让中共高层的干部对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发表己见，它表明当时尚未形成毛泽东个人独裁，一言九鼎的格局。此后，这种情况就逐步消失了，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毛在中共党内的独裁体制形成，重大问题只由小数“常委”甚至毛一人拍板，再也不需召开会议让与会者直抒己见讨论了。也惟其如此，毛在会议上不得不当着众人之面说出他的真心话，这也就留下了少见的毛的真情道白，为我们研究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政策和策略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当时，由于毛和中共其他领袖们在公开场合不断为抗战呐喊、造势，不断以各种方式督促国民党抗日，鞭挞政府抗日不力的种种行为，在全国人民中间已经掀起了高昂的抗战激情和爱国主义思潮。这种情况也影响了毛共自己的队伍，中共大部分干部和士兵摩拳擦掌，要求开赴抗日前线与日军决一死战。红军的高级将领，甚至如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这样的决策级人物，也都真诚地希望到抗日前线去“效命疆场”。

    眼见自己播撒的抗战之火把自己人也烧着了，毛泽东暗暗心惊，他决心在这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唤醒他的已陷入“迷局”的各路大员，让他们清醒过来，回到他的“自主抗战路线”上来。

    但是，这样做非同小可，因为他的真心话、即他真实的“抗战战略”不太好说出口，说出来不仅有损这几年来全力塑造起来共产党的坚决抗日的形象，更有损毛自己好些年苦心经营、塑造起来的“抗日英雄”的角色。

他这条抗战路线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假抗日，真扩军；全力怂恿国民党去与日军死打硬拼。待到日、蒋两败俱伤后，坐收渔人之利，夺取全国政权。当然这是真实的说法，对党内传达、公开它得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毛把它叫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路线”。

但这个说法不太好懂。面对党内疑惑的高层骨干，要说服他们，必须实话实说，必须用通俗的语言告诉这些文化不高的将领们他的真实想法和计划。毛考虑再三后，终于顾不得“面子问题”了，好在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内部会议特别是如此高级别会议要特级保密，是不可能向外界透露半点实情的。毛可以放心向他的大员说真话。

不过在实话实说之前，还得使用点“书面语言”，这就是毛在会议报告中使用的语言，如，他提出的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总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起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不断扩大根据地。    

在具体的战略上，毛就说得坦率些了，毛提出红军要坚持“山地游击战”，坚持不与日军正面交锋。他一再告诫他的将领：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我们的危害，将远胜于蒋介石以前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如果去硬拼，不用几个回合，就会把我们的老本拼光。

在所谓统一战线问题上，毛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而且还要主动争夺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要坚决抛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的口号（ 这是王明的提法），一切以是否对自已有利划线。越到后来毛就越说得赤裸裸了，他告戒全党，在对待抗日的问题上，绝对不要服从囯民党的领导，对政府的命令要设法推脱，不要理会我们的公开宣言和承诺……

毛的报告立即引起人们极大的争议。在军事方针上，很多人不同意毛提出的完全避实就虚、不与日本人交锋的说法，认为既然已经在公开场合，在《宣言》和一切公开的文告上一再宣示要充当“抗日前锋”，“效命疆场”，与日军“决一死战”，现在却提出不与日军正面交锋，似乎不太说得过去，有损自己的形象。在具体的战术即 “山地游击战”的问题上，人们提出应以“运动战”或“运动游击战” 相结合较为妥当，即集中兵力看准时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不能老是在“山里” 游来游去（因为大山里没有日军）。

    中共大将肖劲光在回忆录中说：

    “当时，有一部分同志主张以运动战为主，部队开出去先集中兵力打个大战，扩大我军影响，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这些想法，也是情理中的事。部队出征抗日就是要打仗，只有打了仗，才能扩大红军的影响，提高人民的抗日信心，才能站住脚，从而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大多数人不同意毛那赤裸裸的两面三刀、言而无信的提法。周恩来是中共与国民党打交道和统战工作的负责人，当时，他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在毛面前俯首帖耳，甘为臣仆，还敢于发表自己的一些意见。他的发言在党内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据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记述说：

    “我发言后，周恩来针对毛泽东的发言表示不同的看法。他主要说蒋介石既已抗战，就绝不会中途妥协。他从蒋介石倔强的性格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分析，认为毛等的顾虑并不存在。他强调中共应从积极抗战中，来提高它的政治地位，尤其要顾到我们过去说的话，过去我们一直说中共与国民党精诚合作，共谋抗战胜利，八路军将开到抗日的最前线，担负冲锋陷阵的责任，我们不好有表里不一的表现。

    周接着指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自主，只是相对而言，不好公开违抗南京命令。他提出了许多方法可以实现相对独立自主，例如我们可以向南京方面公开说明，应按八路军的游击专长，来分配它的作战任务。在抗日游击根据地中，也可以在形式上奉行国民政府的命令，而实际上保留我们的精神。他不赞成八路军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说这会被人认为抗日不力，他主张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与日寇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在努力抗战。”

    周恩来的一番议论，立即获得多数与会者的响应。有的说，我们既然提倡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行时就不好变化太快；有的说，绝对的独立自主不易实行；有的说，应该委曲求全，以争取抗战的胜利......

从当时情况看，党内多数是不赞同毛的出尔反尔、两面三刀、言行不一的假抗日方针的。当然，这些人也并非不懂得保存实力、发展红军的重要性，他们并非不同意中共的最终目标要夺取全国政权。但是，他们从当时全国的形势出发，从中共一贯的公开承诺出发，觉得如果这个弯转得太大、太快，对全国人民、对自己都不好交待，有损共产党的形象，也就有损它的最终目标的实现……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毛与他的部下、战友们的分歧，并不是根本的目标的不同，只是实现目标的方式方法、战略策略上的差异。就毛来说，他要的是赤裸裸的、毫无顾忌的假抗日，真扩军，而他的下属们则想在抗日与保持实力、发展红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毛要求根本不去碰日本人，要求他的军队只有发展壮大，没有一点损失；而下属们却认为在有利的情况下不妨与日本干上一仗,即使有所损失也是值得的；毛把与国民党所有达成的协议，自己发表的宣言、公开的承诺等都当作在玩游戏，胡弄对方，也胡弄广大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而他的下属们则认为还要讲点信用，要点脸皮，不能完全说一套，做一套。下属们对毛如此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感到震惊，也感到担忧。而毛则根本不把这一切当做回事，毫不担心这种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表演可能招致的负面效应……由此可见，整个共产党领导层在“厚黑学”水平上、在流氓无赖气质方面，与毛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毛对会议中所有一切异见都嗤之以鼻。不过他并不急于批驳他们，这要留待适当的时机。后来在延安在风中，以周恩来为首的“不同意见者”都被彻底清算，被整得哭爹喊娘，呜呼哀哉。而那个不顾毛事先的警告而发动百团大战的彭德怀，更是被“操了四十天娘”（彭德怀对毛召开华北会议整他的说法），也成为其最后被毛整死的缘由之一。

在当时，毛对这帮没有远大政治眼光，汲汲于“名誉”、“ 信誉” 等虚荣和妇人之仁的下属和战友们深感失望。好在也有坚决站在他一边为他帮腔压阵的同伴，如当时仍然是名义上总书记的张闻天、以及任弼时等（刘少奇没出席会议，但会后对毛的路线表示坚决支持）

张闻天在毛报告之后发言。他直言不讳为毛的假抗日、真夺权政策辩护，一贯喜欢卖弄“理论”的张，引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告诫他的布尔什维克党，要竭尽全力促使本国战败，以便趁机夺权。后来这一政策成功，苏俄共产党真的夺得俄国政权。张闻天以此为例，说明中共也必须采取措施使中国政府在这场抗日战争中失败，然后中共才能趁机夺权，取国民党而代之。他坦承这一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政策，然而中共就是需要这一政策。

    受到张的直言不讳的表白的鼓励，毛于是也进一步地说出他的心里话，他厉言疾色地告诫他的将领们：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战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厮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在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这就是在“七七事变”后急不可待地要求“实行全民抗战”，大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毛泽东！这就是那个亲自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请缨，要去抗日最前线去效命疆场的毛泽东，那个“迫切陈词，不胜屛营待命”的毛泽东，一个连他的“战友”、部下都突然“不认识”了的毛泽东。    

可毛泽东在大声诉说上述高论的时候从来脸不红、心不跳，他的厚黑功夫已经修炼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他继续发挥：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那是爱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共同祖国，是苏维埃（苏联），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看来，毛不但把国民党和全国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上，也把他的广大党员、干部们玩弄于鼓掌之上。这时，那些响应毛共抗日号召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正冲着高举抗日大旗的毛，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而来……

    毛的这番话使人想起了1929年冬发生中东路战争时，面对苏联强盗侵略我国土、杀戮我同胞的血腥暴行，中共中央受其主子苏共指使，却公开打起“武装保卫苏联”的旗号，要中国人民去“保卫”屠杀自己同胞的苏联主子。这种“卖国”水平可能是前无古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汉奸秦桧不过是充当内应，向敌国献金求和；抗战中遭全国人民唾骂的大汉奸汪精卫不过是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成立伪政府“曲线救国”，他们比起要中国人民去保卫屠杀自己的苏联主子、要借助日本的侵略爬上统治中国人民的宝座的毛泽东们来说，真正是小鬼见大鬼、小巫见大巫了！

面对党内高层大多数人厚黑水平低下，老想摩拳擦掌与日本人干一仗的现状，眼看还不能用自己思想统一全党。毛只好下死命令，他宣布：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这一说法的来历是：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部开赴山西敌后时，毛对该部队干部指示说：“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妥协，百分之十对日作战。”毛的这一席话后来被该团骑兵连党支部书记李法卿逃离八路军后公诸于世。)

由于会议未能形成统一意见，毛宣布休会，停止辩论。毛改用找那些“不同意见者”个别谈话的方式企图一一说服他们。但因此时前方战事吃紧，国民党催促的急，大部分与会人员要上前线，会议只好匆匆闭会，不了了之。

然而，会后毛仍然利用占据中枢的张闻天、任弼时等的支持，按照自己的意旨写下作为会议决议，强制全党执行。

    （以上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言论取材于叶永烈著：《周恩来与刘少奇》，《往事微痕》2010年总第56期熊飞骏文章：《毛时代中国的经济真相》。更有多家网上毛的言论“集锦”。部分内容还见于 1961年出版之《毛选》，以及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时毛自己的复述，等等。笔者在此综而取之。）

     然而历史的不幸是，中共按照毛的路线、政策仅仅实施两年多，成效大著。据周恩来1939年9月去莫斯科治疗他骑马摔伤的右胳膊时向苏联主子报告称：中共的党员已发展为抗战开始时的7倍，根据地也大大扩展。这时周不再怀疑毛的政策、路线的正确性，转而衷心拥护毛，向莫斯科进言：毛“必须被选为总书记”。

军队的发展更快，到1940年1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3万多人发展到24万人，新四军从一万人发展到3万多人，新开辟的晋察冀根据地人口达到2500多万，等于延安的八倍。而且仍在蓬勃发展中……

这时，连素来不大买毛账的彭德怀也不得不佩服毛了，1940年2月，彭由衷赞美说：中共“有了富于政治远见，遇见事变，且善于处理事变的中央，有了英明领袖。”

从此，毛在全党确立了说一不二的独尊地位，为以发展后成为“党皇帝”、进而成为当代中国秦始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抗战胜利，毛共的军队发展到近100万，另有民兵250万，根据地人口接近一亿。军队与国民党之比由战前的1:60，变成1:3。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加上其他因素，毛共后来仅用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就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夺取了整个大陆，中共成了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统治着。

洛川会议上毛的计划、预言后来全部实现了，中共全党沸腾了！这时再没有人不佩服毛泽东超人的谋略和眼光。毛泽东挽救了中共产党，挽救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一亊实，不得不佩服他的“英明领导”……。。    

中共夺得大陆政权之后，中共广大党员、干部在享受 “坐江山”的喜悦的同时，不忘给他们带来无限幸福的“大恩人”毛。这就是后来全党都竟相给毛献颂歌，并发誓永远跟毛走的因由。全党深信“跟着毛泽东就是胜利！” 党员们又把这一信仰灌输给全国百姓。这就是毛主义在中国得以横行无忌的基础。

    当然，毛自己也心中有数，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共创造如此奇迹，追根溯源还在于当年日本发动了那场全面侵华战争。吃水不忘掘井人，毛当国以后，念念不忘这个中共和自己的大恩人，只要见到扶桑国前来的使臣，友人，毛都视为当年日本帝国和日本皇军的继承者，对他们一往情深。请看他多次接见“日本友人”时的真情表白：

1964年7月10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访问北京，受到毛的亲切接见，寒暄之后，双方有下面一段对话：

    毛：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够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意见，我们两人有矛盾。（众笑，会场很活跃）

    佐佐木：谢谢。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

类似的话毛在此前和以后还讲过多次。如1957年4月和1959年3月，日本的浅沼两次率社会党代表团访问中国，毛与其谈话中都提到：“如果没有日本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们倒想感谢日本军阀”。还说要给日本军阀“颁发大奖章”。周恩来也坦言：“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革命至少要推迟50年才会成功。”

1972年，日本首位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见到毛即说：“对不起啊，日本侵略了中国，给中国人民很大的伤害……”毛则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够強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蔣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爭赔偿！”

    仗着极权专制，毛一口一个“中国人民”。俨然以中国人民的代表自居；却又无耻地、卑劣地称当年的日本侵略者为“大救星”，“大恩人”，不知道他在代表哪些中国人？不知道他是否“代表”在那次战争中战死、伤残的中国政府军三百多万英烈？是否“代表”八年抗战中死于非命的二千万中国老百姓？以及那些捐驱的英烈们和他们的遗属。在中国当时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中，不知道除毛以外，视日本侵略者为“大恩人”、“大救星”的还有几人？这些人应算作“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或者叫做“汉奸”“ 卖国贼”？后来，一些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和遗属情有不堪、心有不甘踏上了漫长、艰苦的战争索赔之路，无奈他们早已被毛泽东出卖了，日本政府对其或置之不理，或百般刁难而难有成果。

更令人发指的是，毛掌握政权后，恶毒地把一切国民党的抗战军人都当“反革命分子”（或“历史反革命”）进行关、管、杀，无数抗日英雄（包括赴缅甸、印度的远征军官兵）没有死于日寇的屠刀，却死于中共的枪口和黑牢。这些人多数并未参加后来的国共内战，他们的“反革命罪”仅仅因为他们是参加过抗战的国军。在文革前，毛政府还规定要达到一定官职（连长以上）才能算“反革命”，到了文革，只要当过国民政府的兵，都被当作“国民党残渣余孽”受到残酷迫害，还要祸害子孙，永远充当政治贱民。

原来，毛泽东是以这种方式在为他的皇军恩人报仇。

    过去，总把汪精卫等人当作那场战争最大的汉奸。现在看来，真正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原来是被中国人呼喊了半个多世纪的“大救星”、曾经自封为“抗战英雄”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