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如此恶劣的手段 就不要再奢谈什么美好的目的
——读戚本禹《回忆江青》有感

胡平

    文革风云人物、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最近发表了长篇文章《回忆江青》。这篇长文披露了文革初期中共上层权力斗争的大量信息。我以为这些信息大体上是真实的，可靠的，但远远不是完整的、全面的。如果我们想了解那些相关事件的真相，还必须参照其他信息来源。戚本禹的文章涉及很多重大事件，我这里只谈两件。

    先谈陶铸事件。

    在1966年8月举行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当上了政治局常委，并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成为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可是到了1967年1月，陈伯达和江青就在一次接见造反派代表的会上提出陶铸是保皇派，把陶铸打倒了。

    戚本禹在文章里写道，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陈伯达也是政治局常委，排名在陶铸之后－－引者注）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此批评很害怕，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江青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后来一查，陶铸的问题果然很多，他确实是到处保皇的，是坚决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的，说他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江青他们打倒陶铸没打错。事实上，毛后来也没有再责备江青和陈伯达打倒陶铸这件事。

    但认真说来，陶铸和江青、陈伯达无非政见不和而已。既然都是同事，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讨论争辩呢？看来江青、陈伯达还是和陶铸辩论过的，只不过辩不赢。戚本禹写道：陶铸有理论，什么事情都能讲出个道理来，就是错的东西，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江青、陈伯达拿他没办法。再说，陶铸的职位高、辈分高，不把江青放在眼里，所以只好把陶铸打倒。

    但问题是，就算陶铸被视为文革的绊脚石，把他撤职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把陶铸囚禁，剥夺其人身自由呢？为什么陶铸得了重病也不给认真医治，一直迫害至死呢？为什么不能用文明的方式而总是用野蛮的方式来处理彼此的分歧呢？

    再谈戚本禹本人的遭遇。

    戚本禹说，武汉七二O事件后，毛主席的意思是要稳定军队。可是我们当时对主席的意思没有好好领会。关锋写八一社论，提出下阶段的任务是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就严重地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紧接着，王力又在外交部发表讲话，提出要夺外交部的权。毛很不高兴，下令将王力、关锋二人停职反省，隔离审查。戚本禹赶快向毛写检讨，毛还回了信，仍称戚为同志，于是戚本禹暂时无事。可是之后不久又出了几件事，江青怀疑戚本禹背地里整她的黑材料，怒气冲冲来到戚的办公室兴师问罪。这下，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了。戚本禹讲到一个细节，说：“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江青真是文青，抓人都抓得这么文艺性。

    于是，戚本禹和王力、关锋都被关进秦城监狱。30年后，王力写文章，控诉其在秦城监狱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巨大折磨。关锋则被关疯掉了。戚本禹没提他在秦城的遭遇，想来不会比王力、关锋好到哪里去。当戚本禹被抓进秦城时，他的妻子也被抓了起来，两个学龄前的孩子没人照管，江青和吴法宪下令把他们送到遥远荒凉的青海塔尔木。戚本禹从1968年入狱，直到毛去世也没放出。毛死后，江青等四人帮被打倒，戚又被当作四人帮一伙被判处重刑18年。

    读到戚本禹的这番遭遇，令人不胜感慨。按说，戚长期在中南海工作，深得组织信任，一度还被江青视为亲信，就算犯了严重错误，为什么不能用文明的方式处理呢？为什么动辄就关进监狱遭受非人待遇呢？

    文革最令人震惊的一点莫过于它的残酷，不但对“阶级敌人”十分残酷，对昨日的盟友也十分残酷，而且对自己人，对自己的同志同事也十分残酷。我们知道，共产党从起家那一天就十分残酷，对敌人残酷，对自己人也残酷。不过当初搞暴力革命，好歹还可以诡辩说是被迫，是因为“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上日程”，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误伤盟友、误伤自己人在所难免，用电影里列宁的话说，当两个人殊死搏斗时，你怎么分得清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呢？但如今既然早已大权在握，为什么不能从容点、文明点呢？陶铸事件、戚本禹事件都是发生在中共高层，发生在中南海，都是和毛本人直接相关，不是下面的人胡搞的。还不是对所谓阶级敌人，而是对自己人，对自己的同僚或多年的亲信，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关起来，不给别人任何一点公开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整个党国，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话，就是一台绞肉机，一台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要给这样一台绞肉机贴上什么理想主义的标签是极其荒谬可笑的。有了如此恶劣的手段，怎么还能再奢谈什么美好的目的？

    正因为文革把残酷推向极端，物极必反，所以才引出文革后的自由化浪潮。八十年代的中国开始出现了人性的回归、文明的回归，但不幸又被“六四”拦腰中断。八十年代的王蒙，写过一篇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强烈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竭力提倡“费厄泼赖”，提倡和对手的平等的竞赛，提倡文明精神和道德节制，提倡民主和宽宏大度。可是到了2013年出版的《中国天机》一书，王蒙却通过和一位美籍华裔朋友的对话表示：中国只配粗野的统治，不配文明的统治；如果让一个文质彬彬的人统治中国，中国就会大乱，那个文质彬彬的统治者自己也会丢掉脑袋，少则三天，多则两礼拜。当年的习仲勋，出于对毛时代的痛定思痛，提出要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然而今天大权独揽的习近平，在打压不同意见方面，却走得比江、胡还要远。

    固然，今日中国的残酷，在程度上比毛时代要轻一些，但由于它是濒死的病毒获得某种抗药性而再现生机，因此比毛时代的病毒更顽劣难除且更具扩散性。如何制服这一病毒，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难题。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