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二十八章

如石

一生都在追求“无限风光”的毛泽东，面对国家恶劣的经济境况，表面上的“乱云飞渡仍从容”难掩尚有其虚的内心。9月16日会议结束的当天，毛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修改稿）》时，删掉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句子。第二天，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时，删掉了“用毛泽东思想”句子。删改后，毛轻吟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维其有之，是以似之”（《诗经》中的《裳裳者华》，意思是：该在左就在左，君子在左无不可。该在右就在右，君子在右也常有。君子要随机应变而屈伸进退，才能无不得其所宜）。

之前不少名家发文说毛在三年（1959～1961）大饥荒期间，与民同苦，毅然不吃其最喜爱的红烧肉了。在1999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393页中，有图片记载“1961年4月26日，厨师为毛泽东制订的西菜、西菜汤计划”，其中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

第395页中说：“60年代初，毛泽东在吃过几种西菜后，突然对西餐中的几种菜肴感起兴趣来。他想，原来西餐中也有许多菜肴的制作方法妙不可言啊”。“毛泽东对西菜中鸡的做法很是推崇。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在鸡类上列出了这些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毛泽东不大喜欢牛羊肉，也许他有些嫌弃牛羊肉的膻味。他在诸多肉类中独独对猪肉钟情不悔。他喜欢红烧肉，倘若一段时间未吃还真有些嘴馋，往往主动提出来‘打打牙祭’。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考虑到毛泽东这一特点，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便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脊、炸猪排、琅溜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

第396页中说：“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的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姲、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汤有：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等”。

第398页中说：“1963年，毛泽东决意与人民同疾苦度难关，对工作人员提出新的三不主义，其中便坚决强调‘不吃肉’”（注：另外两不是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旧的三不主义是毛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立下的：不谈金钱、不谈女人、不谈琐碎之事）。

2013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发行的《毛泽东年谱》（4）第472页中，根据毛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1960年10月，毛对护士长吴旭君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渡难关，不要给我肉吃，省下来换外汇”。汪东兴的回忆是，1960年12月，毛宣布：从1961年1月1日起，我不吃猪肉和鸡。

其实作为开国之主，尽可以这样矫情的说、矫情宣布，也尽可以这样吃、这样喝。这就像“九一三事件”后，毛对被收监起来的黄、吴、李、邱，在生活待遇方面批示的那样：“他们几个人应当吃好，也有资格吃好，我们应当给他们吃好”。1  令人遗憾、痛心和不齿的是，时至今日有些人为了一己私念私利，倚仗自己是亲历者、知情人，对历史随意编造曲解，布下种种迷阵，使后人难得其真、难诫其训。其所作所为，不亚于为虎作伥而遗患后人，其行可唾，其心可诛。

不过一叶之障，焉遮泰山；一滴之墨，岂浊清流。此刻，仿佛听见历史在说：“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

9月22日，毛泽东为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同熊向晖（时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等人谈话时说：“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其后在会见蒙哥马利，回答他问自己的继承人时，更明确说了：“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还有，当蒙哥马利说：“我认为，领导的艺术就在于为每一项工作选择适当的人”时，毛说：“对。我现在在北京一年最多四个月到五个月，别的时间我到处跑，中央的工作交给他们，我并不每天指挥。”2

毛的这番话，除了明确了自己的接班人外，至少还表明了三点：第一，鄙人现在还不是名誉的，实际就意味着现在还是主事的；第二，刘是主持第一线工作，而并非主导、更不是主事第一线工作；第三，虽然我并不每天指挥，但我是指挥。所以即便毛1953年就提出了一、二线动议、56年邓小平任总书记、59年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是一、二线逐渐廓清、实施的重要节点。但实际重大事项最后的决定权，始终在毛手上，未失须臾。

另外，当蒙哥马利问毛：“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回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毛没做指定隔代接班人的事，邓小平居然做了，而且还做成了。这样的一脉相承、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老本殆尽，文恬武嬉；意味着结党营私，权利交易；意味着一潭死水，万马齐喑。意味着矛盾加剧、世风败毁、民心颓散。

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是1961年11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讨论1962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各省、地、县，自1960年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发生大量饿死人事件后，地方都在考虑尽可能让农民多留些粮食，于是纷纷强调各自的困难，用李先念的话说，过去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地方主义、分散主义现象比较突出，方案一时难以确定。而京津沪三大城市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

10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同。

陶铸，林彪为数甚少可以深谈的朋友之一，据在1959年至1965年期间，担任林彪秘书的关光烈说，林彪曾特别交代：刘亚楼、陶铸、黄永胜、韩先楚这四个老部下要来见他，不必请示，随来随见。林彪论武是粟裕，论文便是陶铸，其一篇《松树的风格》，立意高远，文采斐然，曾入选中学课本；一首七律《赠曾志》，其中“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已成名句。夫人曾志，是贺子珍的密友，井冈山时期，曾照顾过毛。陶在延安整风时，一度被关挨整，跟刘少奇、彭真有隙，又心直口快，故而文革伊始，被毛调入京城，成为排名第四的国家领导人。陶曾说：如果党内允许拜师，他拜毛主席没资格，但愿拜邓小平为师。文革中为让邓小平亮相，主导了著名的“换头术”，即把陈毅的头像换成了邓的，加之对“文革”的消极言行，以“最大保皇派”罪名被打倒。之前，曾写信向林彪求救，林彪传条：被动、被动、再被动。终因毛意已决，无法挽回。被打倒后没两年，便抑郁病亡。陶铸的被打倒，和彭德怀被打倒一样，对林彪的触动和震动相当大，也因此对毛、对文革、尤其对江青的看法，同样有分水岭般的质的变化。详情后述。

11月12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敏锐地感觉到人们有心结、气不壮。认为提议打通思想，开地委书记会议有道理。并就如何打通思想做了明确指示：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由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做出总结，好坏经验都要总结。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交待清楚，向地方交了心，才能要求对方交心。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再局部后个人，也要讲。要把这次会议当成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鼓足干劲。3 就这样，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便确定了下来。

“七千人大会”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的，也许也是绝后的。他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毛泽东不愧为伟大政治家的方略布局、借力用势、通达权变。请留意：毛的上述所言是就此大会，第一次的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顺水推舟。而且，基本框定了会议的主题：一是交心，进而交待。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坦诚相见；二是讲错，进而认错，领袖向大会、上级向下级，坦承错误。前期是“交心会”，后期是“出气会”。

随即毛泽东沿京沪线南下，沿途考察了天津及华东几个省。其中通过毛泽东在天津同负责人刘子厚的谈话内容，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的态度。毛说：搞供给制、搞食堂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事。错误的后果，是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错误的责任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教训。4

“七千人大会”的一波三折，出人意料，高潮迭起，首先是从大会极为重要的一项筹备工作、起草大会报告开始的。报告的中心思想是邓小平在11月13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大会的准备会议上说言：“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总之，统一连带加强，主要是针对反对分散主义，加强全局观念而言，这是负责组织起草报告的书记处为报告定下的基调。

12月20日的讨论会上，毛泽东对邓小平、周恩来提出的先讨论形势的做法，表示满意。并针对周恩来提出的需要集中统一的问题说到：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到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啦。

大会报告始终在刘、邓直接指导下，由专门精选的，以陈伯达牵头，有吴冷西、田家英和胡绳等十一人组成的写作班子具体负责。其中刘少奇在指导写作时，对“秀才们”特别嘱咐到：不要缩手缩脚、怕这怕那，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错了由政治局负责。5

毛泽东于1月8日和9日晨，收到报告第一稿，9日晚11时收到报告第二稿，而且还缺第三部分。大会11日召开，当日下午刘少奇作此报告。毛一夜未眠，在10日上午10时看完了报告的前两部分后，作了如下批示：

田家英同志，告少奇、小平、伯达同志：

此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指省委书记以上正在中央参加小型会议的同志），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3天做报告。在此3天内（1月11、12、13），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苏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

                                    毛泽东

                              1月10日上午10时6

从此批示，可以流露出以下信息：

1.只“看过一遍”，又“还没有细想”，就“觉得好”，逻辑上是不通的。

2.再加上“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就更说明问题了。

3. “须”是“必须的须”。

4.特别明确了时间“10时”。虽然这不是毛唯一一次这样，结合时间和批示内容，还是有所微妙。

果不其然，就在上述批示的当天下午，毛又改变了主意。他召集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说：报告的第三部分他不看了，整个报告先开政治局讨论了，立刻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准许发表各种意见，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

这个改变是一反常规的，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大概也可以说惟“毛式”独有的。

注释：

1 《心灵的对话》（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程光（邱会作之子）著，第668页。

2 《毛泽东年谱》（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23页、第27页、第28页。

3 《毛泽东年谱》（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47页。

4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43页。

5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47页。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册，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