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取术及反人类罪》第七十章
季鹏
抗战中真实的毛和毛共（下）：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
凡是1949年以后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都接受到如下教育：八年抗战，国民党都在假抗日、真反共，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但都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有力反击下被粉碎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担当了抗战的主力。在毛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迫使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这时候，抗战中躲到峨眉山上的蒋介石却跑下山来抢摘抗战胜利的“桃子”了……
幸而人类总是要前进的，毛泽东以为他那密不透风的专制铁幕制造出的谎言会永远胡弄中国人民的梦想终究破灭了。不说大陆以外的声音他封锁不了，就在大陆，由于改革开放，由于要对台湾搞“统战”， 还由于现代资讯手段的发达，当年由毛一手制造的那块又黑又厚又脏又臭的铁幕，终被撕开了裂缝，使一些历史真相得以重见天日，近些年，大陆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反映当年抗日真相的书籍和影视作品，使老百姓了解到了一部分抗战真相。中共当局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担当了抗日正面战场”的事实。当然，这一切还远远不够，历史的真相远远没有被全部揭开，毛和中共在那八年抗战的所做所为，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还被千方百计、严密地掩蓋着，封锁着。
关于八年抗战的真实的历史，相信大陆之外的地方一定已有诸多详细、权威的著作，限于条件，笔者在此也就只能“因陋就简”，叙说个大概罢了。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宣布了他那抗日总方针：“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之后,还恶狠狠地、斩钉截铁地警告：“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方针”！ 后来, 在上述十二字之后, 又加上” 十分宣传”,从而形成了完整的” 十六字方针”（参见唐德刚：《毛泽东的专政》）。
现在先让我们理解一下这“十六字”的含义：
“一分抗战”，就是说只能、只准拿出十分之一的力量、精力去搞抗战，这十分之一的力量又怎样去抗日呢?那就是搞些“山地游击战”，虚张声势，避实就虚，能躲就躲，不能躲就跑。日本人兵力有限，是不会呆在大山沟里和穷乡僻壤的。只要和他坚持玩这种捉迷藏的游戏，日本人就会不厌其烦，对共军睁只眼闭只眼了。这样既赚取了“抗战”的名声，又不伤害自己，何乐不为？
能不能“一分”也不抗日呢？毛泽东当然想这样，但一则不做点姿态不好向国人交待，另则他还要向国民政府讨军饷，讨行政费用，不做点抗日的样子说不过去。更重要的是，他要跑到敌后去发展，总会与在那里的日军或日军扶持的伪政府发生些矛盾，所以，不能不拿出“一分”精力去干这种违心的勾当。
“二分敷衍”，敷衍谁呢？当然是敷衍国民政府，敷衍国内外舆论，敷衍全国人民，乃至敷衍整个世界的反德、日、意同盟国。敷衍与“抗日”的不同之处在于，一分抗日还得动一动真格，“打不赢就跑”也还得去“打”，敷衍则完全是应付，口头承诺，事后放屁；装模作样，虚与委蛇；推拉拖磨，胡搅蛮缠，使你奈何不得。这敷衍要安排二分力气与精力，比“抗日”重要一倍。
“七分发展”。当然是发展根据地、发展共产党，发展共军（包括武装民兵）。“七分发展”，其实还是“谦虚”的说法，真正用在“发展”上的，应该是八分、九分，甚至十分，因为，它的一份抗日、二分敷衍其实都是为这“发展” 服务的。
“十分宣传”这个提法表面上似乎与前面有点矛盾，因为一份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把“十分”精力都分派完了，又如何再来个“十分宣传”呢？这正是毛的用心之良苦，遣词之奥妙所在。毛的意思是必须把“宣传”放在一切工作之上、之首，成为凌驾一切工作之上的头等任务，也就是要把宣传做到充分、十足的意思。这与其他提法并不冲突，因为其他工作都是“务实”事项，而宣传是“务虚”的，好比游离于身体之外的幽灵，所以它可以不在那个“十分”之列。为何把“宣传”看得如此重要呢？这是这时毛共全部工作性质所决定的，毛共以血腥的“土地革命”起家，与传统的流寇、土匪无异，现在它要树立自己的新形象，所以必须靠宣传为自己洗刷，洗白。更重要的是，它己决定抗战时期的总方针是“假抗日，真扩张”， 这就与它要求树立的形象背道而驰，要解决这个“矛盾”，这个难题，靠什么呢？靠“宣传”，靠巧妙、有力的宣传把人民蒙在鼓里，把全国、全世界所有反对日本、反对徳、日、意轴心国的国家、人民、党派、团体玩弄于股掌之上，还要求赚得“抗日英雄”的名声。试想，这工作何等“艰巨”， 何等不易！借用一句不太文雅的民谚，就是“既要当婊子，又要树牌坊”。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就是要靠“宣传”，就是要靠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把丒的说成美的、把是非颠倒过来的“宣传”。如此“光荣、艰巨、伟大”的任务，不拿出“十分精力”行吗？宣传工作如此之重要，所以，毛亲掌宣传大权，一段时间里，毛亲自兼任中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因为除了他自己，他很怀疑别人还有这种能耐，或者这种人才还得由他逐步培养出来。
下面我们看看毛是如何贯彻、执行他的“十六字” 方针的。
一、“一分抗日、十分宣传”的代表作：平型关之战
在这个十六字方针中，毛首先要抓紧，抓好的，是“一分抗日”。不是要抓落实这一分投入，而是要严防他的下属们突破“一分抗日”的界限，把它搞成两份，三分投入，那样事情就糟了。
毛知道，洛川会议上他制定的总体战略和政策界限并未在取得全体的认同，因为军情紧急，国民政府催促奔赴前线抗日，会议只得草草收场。8月，林彪的一一五师开赴山西。九月，另两个师也去了山西。
这时毛最耽心的就是他的将领们在全国高涨的抗日情绪激励下去逞一时之勇，充当抗日英雄，把他宝贵的“老本”——军队给“报销”了。虽然各部在出发前他已经一再叮嘱，但他仍不放心。第一个不放心的是副总司令彭德怀，这个以“张飞”自诩的老粗有点自以为是。所以，彭走了不久，毛在（1937年）9月21日给彭发出了一封很详细、很清晰的重申作战方针、原则的电报，指出：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种拿手好戏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在战略上有主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作群众工作，作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作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
这段电文里除了那句“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是一句纯粹的谎言之外，其他的都是毛的真心话，其核心思想是：你们千万不要与日军去硬碰，硬碰绝对没有好结果；不要把日军等同于过去与我们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拿我们打国军的办法去打日军，那样的“好味道”不会有了。你们现在唯一能干的事，是分散去做群众工作，也就是发动群众，通过搞阶级斗争建立共产党政权，建立和扩大根据地，尽快尽可能扩大八路军队伍。你的任务只是如此。只有如此，才能待到国民党与日本两败俱伤之后，由我们来收拾他们，夺取整个国民党的政权。
这时，八路军的三个师中的两个师已开到山西，按照阎锡山的布置，八路军的任务是参加保卫太原北部门户的忻口战役，共军的三个师已被部署在恒山山脉的五台、定襄、孟县（尚有129师未到达）。此时毛泽东得到情报，日军从北至南进攻太原将经过这三个县境。他觉得大事不好，立即电令这三个师撤出原地 。9月17日毛以中共中央名义电令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决定变更八路军全部去恒山的部署，改为三个师分散配置”。也就是避开与日军正面接触的可能性，化整为零去从事“山地游击战”，去做“群众工作”。
9月22日，毛又直接命令彭德怀：只能将部队放在敌人的侧翼（毛说这叫战略上支援友军）。即不能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
偏偏在这个时候，林彪的115师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战机，一支日军的辎重队从灵丘出发去平型关，途经一条山底峡谷，林彪决定在峡谷两边设伏出击。据后来1941年林彪在苏联疗伤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在日军跟国民党军队开战时，我不止一次请求中央同意出击日军，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只好自作主张打了平型关那一仗”。可见，平型关之战是林彪违背毛意图自己打的。毛对他认为不符合他的战略意图，但又不好明令阻止的行动，往往采取一种“默拒”的方法，就是对其请示不作答复（后对彭德怀请示打“百团大战”毛也采取此法）。因为对方要求打日本，而且有必须的条件，毛不好明令阻止，他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仗打得好，打胜了，他自有一份“领导”之功；如果打砸了，则可以不认账，还可以“秋后算账”。后来对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毛就进行“秋后算账”。
但这次林彪的运气好些，这次平型关之战因为被吹得天花乱坠，成了中共抗日的“名片”，抗战中的首次“大捷”， 蒋介石也通令嘉奨， 给毛和毛共挣足了面子，所以毛后来没有找他算账。算是网开一面了。
平型关之战到底打的什么敌人、什么规模，取得怎样的战绩，现在有多种不同的版本。最初中共的宣传和八路军对最高当局的呈报，说歼灭的是日军精锐的“板垣师团主力部队”。后又说是“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精锐部队”。由于战斗中缴获的后勤物资异乎寻常地丰富，后来才弄清是一支“辎重部队”。但这支部队究竟是什么部队，有多少人，仍众说纷纭。不过时至今日，真相已大致浮出水面：
被伏击的是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高桥义夫率领的辎重队（大行李队）。头一天晚上，林彪的115师三个团（685、686、687团）冒雨进入阵地埋伏。战斗部署是以一个团的兵力正面阻击前进之敌，一个团断后及打援，一个团埋伏于峡谷两岸山林担任主攻。战斗在上午七时打响，13时结束，整整激战六小时。其间二十一旅团得知其輜重队受伏击的消息后，派出援兵（一千余）救援，与林部交火。据战后日方公布，辎重队战死250人，负伤34人，损失汽车283辆及车上所有物资。（以上据叶永烈所著《林彪与毛泽东》中的说法。又据日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中所载上述实为两个辎重队，即二十一联队辎重队外加一个由新庄淳率领的第六兵站汽车队，总死伤人数及汽车数不变，唯说战斗系由上午十时打响）。
由上述可知，这其实是一场不大的伏击战，伏击对象是日军283辆汽车组成的辎重队及押运士兵，同时后来还被迫与前来救援的约一千余日军开战，但这后一场战斗的情况和结果不详（从未公布）。
然而，就是这场小小的伏击战，在结束后的第二天，八路军总部向南京军事委员会报告：
“南京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中央日报社：
捷报：9月25日，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人激战，反复冲锋我军英勇无比，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所有平型关以北及辛庄、关沙、车跑池一带阵地完全夺取。敌军被击毙者尸横遍野，一部被俘虏。并缴获汽车、坦克车、枪炮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正在清理中。现残敌溃退至小娄村，被我四面包围中。
八路军参谋部9月26日”
在抗战之初，最需要胜利来鼓舞士气，凝聚民心。在战火四起，烽烟遍地的情况下，没有人去也不可能去详细核实战争的具体情况，毛共正是抓住这一特点，发挥其一贯的瞒天过海之功，将平型关之战吹得天花乱坠。上述捷报立即成了全国各大报的重大新闻。各种报纸记者也蜂拥而至，中共充分发挥其“十分宣传”的功夫，吹牛加臆造，一时间弄得全国军民晕头转向，纷纷以为中共打了一个歼敌万余的大胜仗。
不过，牛皮吹得大了总会穿帮，因为对方也有战报，而且板垣师团还在那里基本完好无损。后来《大公报》在专题采访的报道里，歼敌人数被改为“四千”。（再后来在毛共的史书里将歼敌数改成“歼灭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余人”。其他情况则未作改正）。“平型关大捷” 仍然被作为抗战初期“最大的胜仗”向中国人民和几代青少年灌输了半个多世纪。
平型关之战的真相直到今天还不能说完全清楚。22年后的1959年8月，毛在庐山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在“算历史账”时，因为批彭的“百团大战”扯到了平型关之战，林彪在会上不无悔意地说：“平型关之战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当年平型关之战的直接指挥者第一次道出那次战斗的真相，原来不是什么“大捷”，而是“吃了亏”， 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败仗。虽然具体情况仍然保密，但“吃了亏”是无疑的了。笔者以为，林彪所指的应是在与日军援军的战斗中“吃了亏”。当然，林彪这句话没有“扩散”，所以一般人是不得而知的，仍然认为是那是一次“大捷”，仍然被当作中共的抗战中的“大功”来吹嘘。
（另外，近年来有学者根据很多细节的矛盾，推断中共记载的平型关之战基本不可信，对是否真的发生了平型关之战以及战争的规模都有所怀疑。暂且彔之存疑。）
根据八路军的呈报，当时蒋介石也对林彪通电嘉奖，并表示祝贺。为毛共赚足了面子。由于平型关之战的效果奇好，而且它也没有引起百团大战那样被日军扫荡的后果，所以毛也强装笑脸跟着夸奖了一阵。不过， 就在平型关战斗前后的9月24、25、26日三天，毛给他的主要将领包括林彪连发三道指示，前两道指示告诉他们：“应当着重发展地方党组织”，“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其不宜派遣战术支队”。第三天(26日）的第三道指示又说目前的游击战争“暂时尚无执行的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可进行”, 因此“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养精蓄锐”。 毛的意思是说,：现在连游击战也不能打，要等待日军把国军完全击溃赶走之后，共军才可以进行游击战，抢占敌后的空白地区。可见，平型关之战完全违背了毛的指示精神和战略意图。所以,事后毛对平型关之战仍然间接给予了警告，平型关之战后，中共的华北军分区以平型关之战为例，在其《训令》中，提出了以后可以进行“运动游击战”。毛泽东和张闻天看到后，在10月13日立即电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这个训令有“原则错误”，应“立即停止传达”，必须坚持“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不动摇。
一场小小的平型关之战，被毛共闹得纷纷扬扬, 吹得天花乱坠。而这时真正惨烈的大战正在进行之中，在这些战役和战斗中应该青史留名的英雄人物，却在毛共掌国后被故意掩蓋、抹杀。如，这时山西忻口战役已经打响（平型关伏击战只是忻口战役的小小前哨战而己）, 这才是一场真正惊天地、泣鬼神的大血战。
10月中旬，日军板垣师团长指挥三个师团共7万日军向忻口发起猛攻，中方调动的参战部队达20万人。日军凭着优良的装备、强大的火力企图速战速决，但遭到中国军队英勇顽强的阻击。在南淮化，敌我双方杀红了眼，阵地几经易手，直杀得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国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延珍等高级将领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而日军之主帅连换二人均被我方击毙，战况之惨烈可想而知。我方战役总指挥卫立煌向蒋介石报告战况说：“当时抗战之勇敢，与阵地共存亡之精神殊为壮烈，而损失之奇重亦前所未有者”。经过20多天的厮杀，日军伤亡两万多，我军伤亡五万。11月2日国军撤出忻口，退至太原，日军又从石家庄调兵沿正太路增援，与北面日军形成夹击，11月9日，太原失守。总计我方付出伤亡八万的代价，但迟滞日军的行动一月有余，打乱了其整个战略部署。
就在国军在忻口、太原杀得血流成河之际，共产党则在山西等待“摘桃子”。
二、七分发展的山西模式：不知不觉之间夺取政权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共如何“七分发展”了。所谓“发展”，就是夺取敌后敌人权力真空地区，或原为国民党地方政府控制的地区，建立中共的根据地，扩大共军和地方武装。这种“发展”大致有以“和平”为主和以“武力”为主两种方式，山西属于前一种方式。
平、津失陷后，“山西王”阎锡山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日军要吞并华北，下一步的目标自然就是山西了。作为“山西王”，阎在山西经营数十年，从来不允许外部势力染指山西。但是，这次不同了，当蒋介石要调卫立煌到山西协助他抗日时，他由衷欢迎，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力量确实不够，保卫不了山西。阎又想到，中日之战既然是场持久战，就必须发动群众支持战争、参与战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于是他开始做发动民众，组织民间抗日团体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阎又想到共产党人善于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现在国共合作了，何不利用共产党这一长处，发展山西的民间抗日组织？于是从经过审查，从北平反省院经过自首释放的山西籍共产党人中，挑选出愿为自己服务的薄一波等人，让他扪专亊组织民间抗日团体的工作。不久，以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人就活跃在山西政坛上，他们打着奉阎锡山之令的旗号、为政府办事的幌子，四处发动组织群众抗日团体，先是、组织掌握了牺盟会，接着又组织其他抗日武装。阎本人忙与日本作战，根本无暇过问薄一波们的工作，只是对薄一波们的要求有求必应。
利用这－时机，薄一波等山西共产党人主要抓了两件大事：其一是把牺盟会转变成为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并且使其空前壮大，又以牺盟会的名义组织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組织，总共成员达到300万人；其二是以抗日之名建立和发展了“抗日决死队” 等” 新军”。经过薄等的劝说，阎锡山批准并且拨给粮食枪枝，先后成立了“抗日决死队”， “工人武装自卫队(工卫队）”，“政治保卫队（政保队）”，统称“新军”。决死队编制由最初的一个团，发展到四个团（总队），再发展到四个旅（纵队）；工卫队、政保队也各自发展成为为一个旅。这些新军表面上都打着拥护阎锡山的旗号，服从阎的领导，实际上自建立的第一天，就由共产党领导，接受共产党政治教育，还从八路军抽调了大批干部充任各级军官，成了地地道道的“新八路”。到1938年底，上述新军加上八路军在山西各个根据地组建的八支游击队（后编为“暂一师”），共达四万人。加上在山西的正规八路军，其力量已经超过阎锡山原有的军队“旧军”，旧军因累受日军的打击，力量不断削弱。此时，山西全省除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被日军占领控制之外，广大农村和小城镇分别由阎锡山的旧军、八路军、新军占据。
1939年9月18日，在牺盟会成立三周年的大会上，阎锡山还得意洋洋地说：“牺盟会是我亲手培养的一个组织，是我直接领导的一个组织，是对抗战复兴已有很多贡献，尽到绝大努力，今后还要有更大的贡献的一个组织”。 可惜，他讲完才三个月，新军就公开投奔八路军，等他醒悟过来去追剿，人家已经变成共军了。阎无法，只好收兵，与共产党划界而治。这次新军去投奔共军被称为“十二月事变”，阎去追剿则被中共说成是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另外，由于牺盟会及其下属组织的广泛发展，以及八路军和新军的联合，在山西全省七个行政区中，有五个已为中共所掌握，另外两个也掌握了一部分；全省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是由牺盟会派遣，都是共产党人。共产党员担任县长后，建立了中共县委，并对区、乡政权进行了改造，山西省除了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日寇占领之外，其余地区大多已“被赤化”。阎锡山和他原来的人马只占很少地盘了。但总的说，这些被三个方面势力控制的地区不很固定，不时互相侵夺。
除了由新军、牺盟会夺权之外，八路军还直接创建根据地。其方法是八路军所到之处，先做“群众工作”，进行共产党的宣传；接着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田赋、厘金，实行减租减息，没收汉奸日伪财产”等；然后建立共产党政权组织。最后是扩军，即动员民众参加八路军。就这样，八路军三个师在山西都迅速发展，如贺龙的120师，1937年9月初入晋时8227人，到1938年初已发展到29162人，三个月增加两倍半！当初蒋介石与周恩来曾就确定红军编制一亊，进行异常艰苦的讨价还价，现在红军想发展多少就发展多少，真是莫大的讽刺！而且它现在也不全靠国民政府发军饷了（囯民党的军晌一直发到皖南事变后才停止），它的根据地可以供給不绝的财源。国民党只好自叹勿如了。与扩军相对应，便是建立根据地，共计建立了由聂荣臻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晋察冀根据地，于1938年1月宣布成立了所谓晋察冀边区政府。后又由120师358旅政委李井泉于1938年夏建立了大青山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的129师建立了跨山西、河南、河北的晋冀豫根据地。林彪的115师建立了晋东南根据地。这些根椐地是完全的、正规的共产党政权。
综观阎锡山与中共的合作之所以最后被共产党取代，其原因就是阎以为共产党己归顺国民政府，并且真诚抗日。谁知共产党打着国民政府的旗号，却在行搞垮国民政府、夺取政权之实。山西如此，其他地方亦然。总之，谁相信共产党，谁与它真诚与它“合作”，谁就最终被它吃掉！
山西省被大部赤化后，毛便把扩张重点投向了河北、山东。
三、七分发展的河北、山东模式：武力夺权
按照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八路军完成对山西的赤化以后，下一步的任务是“东进”河北、山东。贺龙的120师首挺进冀中平原建立了根据地；刘伯承的129师主力占据冀南平原；林彪的115师因为林受伤，由陈光代理师长率其主力进入山东省西部。共产党开始了对河北、山东的全力赤化。
但是这两个省早已有国民党政权存在。原来，在中日全面开战之后，蒋介石就注意到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问题。日军迫于兵力所限，只能在沦陷区占据一些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广大小城镇和农村是日军鞭长莫及之地，所以，敌后游击战是大有可为的。占领这广大的敌后空间对于牵制正面战场敌军，在时机成熟时对日军开展反攻具有重要战略作用。为此蒋介石发布命令：凡国军撤退，日寇占领之地区，原各级地方政府不得跟着国军撤退，而是要在原地区组织游击战，维持国民政府的政权体系。其武装力量来源：一是来不及撤退的地方杂牌军；二是原来的地方民团、保安队、警察等地方政府的武装力量；三是必要时国民政府向敌后派遣部队。这些敌后武装力量由国民政府任命的地方长官(省长或主席、专员、县长等）统一领导和指挥。
当时河北省的国民政府主席是鹿钟麟，河北境内的主要武装力量有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后任省保安司令）部，国军石友三部、朱怀冰部。在八路军未来之前，他们已经有效地对日军开展游击战，控制河北大部分地盘，维系着河北省国民政府体系的运转。
八路军进入河北后，不是以对日作战为目标，而是要首先建立地方政权。这就无可避免与原来的国民政府及其武装发生冲突，后来中共把它这种夺权行动称之为与国民党的“摩擦”（ 或磨擦），这成了八路军的主要“抗战史”。
在八路军未进入河北之前，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奉国民政府命令在冀中地区开展对日游击战。中共对吕正操开展统战，将其发展为中共党员（这已违反战前中共不得在国民党党政军领域发展党员和组织的承诺）。吕于是率其部4万人投共，之后吕便成了共产党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也就成了中共的根据地。贺龙率领的120师首先便在吕正操的帮助下立足冀中，建立了冀中根据地政权。随后，其他八路军主力随之到达。于是，八路军成了河北境内最大的武装力量。中共中央趁机以“军政必须合一”为由，要求国民政府撤换鹿钟麟，以朱德取代鹿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以石友三副之。遭到国民政府拒绝。中共中央便令八路军以武力消灭河北的国民党军队，夺取全省政权。
共军决定首先吃掉河北民军。民军是河北民间抗日武装，在河北省政府的领导下英勇打击日本侵略者，功绩卓著。因为其坚决不肯归附中共，成为八路军首先剪灭的对象。毛泽东不惜赤膊上阵，指名道姓辱骂民军领袖：“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简直无法无天，同汉奸行为很少区别”。面对毛共的诬蔑，张荫梧发表一封公开长信矛予以驳斥：
“我虽然是一个国民党员，可是我始终认为党的利益不能高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在（民国）26年9月22日共赴国难的宣言中，已经清楚提出，放弃赤化运动，取消暴动政策，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服从最高统帅与国民政府的指挥，抛弃他们一党私利的活动，这是每个八路军战士忠于祖国应有的天职…….
然而，结果却与我们的理想两样。表面上他们在高唱‘拥护政府’的口号，骨子里却仍干着曾经宣言放弃的阴谋勾当，别有企图！对于友军，则极尽其破坏之能事。谁都知道，河北民军是河北民众的抗日武装，……共产党则（对其）分化诱驱，企图熔化在其特殊体系之下，将河北三千万人民的抗日武力，一变而变为他们一党之私的工具。因为防范得严密，阴谋未逞，便进而采取公开的武装威胁，多方面加以摧残。第一步便是27年4月29日，暴力解决了民军邢台地区司令部张锡九部，并将邢台民团首领安庆善、陆继武、赵天庆等六人惨杀。民军参谋温文华，是辽县有名的公正士绅，也是一个国民党党员，毁家纾难，因为批评八路军‘游而不击’，竟被以‘托匪’罪名残杀。河北民军无不为之哗然。
27年12月初日军由保定沧县向冀中进攻，鹿总司令命令民军第一、第六及特务三团，由南宫北上截击。乃行抵安国、博舒一带，八路军吕正操部（表面上）表示欢迎，竟于15日深夜二时，以三千余兵力将其分别包围解决，除第一团力战不屈，突出重围，其余第六及特务团等，因变出意外，未加防范，大部被缴械。事后则制造恶意宣传……
本年4月，民军北上，八路军本应尽其国军之责，积极援助，乃竟乘此机会，以129师刘伯承一部，以陈继光一旅，周光策青年纵队等，于4月29日夜间，假称前往任县袭击日军，要求通过我们驻任县邢家湾之独立一旅第二团防地，乃以一部分进入村内，突然合村外之兵力向该团进攻，杀死该团卫兵，威胁缴械，团长公宣清身负重伤，团副张子英，政治部主任尹小波等均遭杀害。同时，该旅驻扎在徐家河一带的第三团，也被八路军淦河游击队（及）129师解决。缴去了机枪十余挺，步枪数百枝，杀害了许多曾为民族抗战而屡建功绩的官兵。而事后八路军向上级呈报，却瞒过屠杀自己兄弟的事实，伪称抗战而得来的胜利品。……”
之所以长篇引用此信原文，是因为它基本上道出了当年国共“摩擦”、以及八路军在敌后“抗日”的基本真相。到底谁是毛泽东所谓的“无法无天”，“汉奸行为” 已经不言而喻。
此后，八路军在河北搞起几个地方性政权，如冀中、冀南行政公署，晋察冀政委会等。国民政府不予承认并明令撤销，而毛则命令“决不服从”。 不但“决不服从”，还命令要把国民政府在河北的势力全部消灭，取而代之。
张荫梧于当年12月初率三个主力团去与他的下属部队会面，被打入民军的地下党员里应外合，诱入吕正操设下的包围圈全部歼灭，张本人率少数随从逃脱。呂正操然后倒打一耙，对外宣称张荫梧“袭击我部，杀害我抗日干部，强占我地盘，八路军不得已起而自卫将其歼灭”云云。这就是当年的有名的“冀中事变”。自此开启了共军在河北大规模“摩擦” 夺权的序幕。
中共决心把河北的国民党势力消灭干净。又以借刀杀人之法消灭了石友三部。石友三原为西北军之将领，此人利欲薰心，反复无常，中共先对其采取拉拢政策，要扶他当国民政府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河北省副主席。国民政府未予批准。中共便挑拨其对中央政府和蔣之不满，使石在中共与鹿钟麟的斗争中保持中立。待到中共得势之后，又对石进行孤立和武力打击。石寻求后台，便暗中勾结日本人。中共则将此等情况及时报告蒋介石，结果石友三被蒋以汉奸罪处决。
对其他国民党势力则由八路军以武力逐一消灭之。据黄克诚回忆：“……彭德怀从延安经西安、洛阳进入晋东南地区，一到旅部，彭德怀的反摩擦方案已成竹在胸，立即下令调动部队打朱怀冰。彭德怀指挥作战历来坚定果断，说干就干。但是，这次要打的是与我们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军队而且要打一个大仗，非同小可。……在彭德怀和129师首长的指挥下，反摩擦战役很快就打起来了。首先是冀鲁豫、冀南我军将石友三部打垮。继之，是晋豫我军在磁县、武安、林县、涉县地区打垮朱怀冰、鹿钟麟、张荫梧等部……”
就这样，各个击破，河北敌后广大地区基本上归属共产党了。毛的下一个目标瞄准了山东。
这里应说明一下，为什么在敌后战场的国军斗不过八路军，最后胜利是中共呢？原因主要大致有三：一是国军精锐和主力部队都用在正面战场，与现代化的日军苦斗硬拼去了，留在敌后的是一些杂牌军及地方政府的保安团、警察、民军等，武器装备差，战斗力本来就弱，加之刚刚被日军战败，士气不高，比之正规的八路军在各方面均逊一筹；二是作为国军，他们不可能去搞阶级斗争，减租退息，平分土地等等，不善于以此等手段筹款、扩军，所以发展远远没有八路军快，在数量上很快也处于劣势；三是轻信中共的 “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真诚抗日”宣言，对其没有防范或防范不力，就如前面张荫梧那样，往往出其不意地被共军突袭“解决”。
毛共更高明的一着是，等到把对方消灭了，“解决了”之后，中共便发挥出它的“十分宣传”的本领，立即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对各类媒体(包括国民党的报纸）大力进行“反宣传”，制造假象，倾诉如何受到国民党的“欺侮”，使它们如何艰难困苦，如何忍辱负重，最后忍无可忍，不得不奋起自卫云云。吃掉了对方还装出一副弱者可怜相，反正这时对手或者被消灭了，或者成了阶下囚，总之是说不出话来了。便任由它编造谎言了。
山东的情况与河北大同小异，八路去之前全省大部分地区仍然在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沈鸿烈为省主席，于学忠为苏鲁战区总司令，统率十余万军队与日军周旋抗衡，占据着沂蒙山区等地。
与河北不同的一点是，山东较早就有中共地下武装在活动，到1939年夏，中共各分散的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由张经武任纵队指挥，黎玉任政委。为了抢占山东地盘，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115师、120师抽调约七万人的兵力进入山东，另外还有肖华率领的八路军东进纵队，后又派徐向前去整合山东中共地方武装，编成八路军 第一纵队。所以，后来山东共军的总兵力己超过国军。于学忠原为东北军将领，与中共有些“旧情”，在于部中还有共产党人解方等占据重要职位，作为内应。因此在摩擦中共军更占有优势。
根据中共中央1939年12月6日发出的《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要利用矛盾，打击最坏的，孤立次坏的，争取较好的。因此对秦启荣（山东保安司令）及其他一切类似的反动力量应取坚决消灭毫不妥协的方针。在其部队中进行内部瓦解工作。对沈鸿烈应孤立他。对于学忠及东北军应多方面进行统战工作，但对其无理要求应严词拒绝决不让步。”文件同时要求：“山东纵队与115师彭雪枫部队应当大大扩大，应当放手收兵，在山东及整个苏鲁战区应当发展新四军二十万至二十五万”。
拒不与中共妥协的秦启荣被共军偷袭身受重伤自杀，一大批在与日军战斗中卓著功勋的国军死于共军的枪下。有的部队则被共军“挤”走了，有的被日军赶跑了。山东省国民政府已没有立足之地，后来不得不迁到安徽。
到1940年3月，中共夺得山东县政权40多个，到年底，发展到90多个，山东县以下乡村大部分成了中共的势力范围。于是中共自我澎胀，组织了共产党的“省参议会”。 又成立了以黎玉为主任的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行使“省政府职能”。
山东被中共控制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可以把在华北的八路军与苏北的新四军连成一片，使这两支共军主力携起手来。
夺取了山东大部分地盘，发展了几十万军队的中共是否就转而抗日、打日军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下面的情况可见一斑。
鉴于山东的大中城市被日军占领，大部分县以下农村被共军占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被迫迁到安徽鲁村。然而共军仍不放过它，1940年10月下旬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道出了当时山东共军的所作所为：
“最近，十八集团军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发起进攻，沈主席已遵命避免冲突往后撤，14日，徐部（徐向前部——笔者）遂陷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政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部严令撤退，并令于总司令学忠查报。据于总司令歌电称，查徐向前部于14日攻占鲁村，本部一再电徐制止，撤出鲁村，徐当即复电遵令办理，但并未实行。迨新博一带之敌进犯鲁村，徐部乃于18日不战而退，该地遂于18日晨被敌侵占，22日敌退，徐部复入鲁村，至22日始撤去等语”。
这里的“敌”是指日军。从中可见，气势汹汹进攻鲁村鲁山东省政府的共军徐向前部，一旦听到日寇也将进犯鲁村时，还未见到日军影子，便赶快撤走开溜；待到日军侵占数日又撤走，徐部复又进入鲁村。为什么对待弱势的“友军”——国军其猛如虎，见到日军就 “胆小如鼠”了呢？这其实就是执行毛泽东“就实避虚，不与日军正面冲突” 的 政策。
中共后来宣称自己是抗日的主力，令其文艺走卒编造了一大批战胜日军的书籍和影视作品，将自己吹得神乎其神，将日军描述成不堪一击。近年有一部叫做《亮剑》的电视连续剧，曾风靡一时，至今仍屡播不衰。剧中有一个情节是：共军英雄李云龙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反扫荡”（其实根本没有这个“第三阶段”，见下文）的关家垴战斗中，采取出敌不意的近地挖壕手榴弹爆破战术，全歼日军冈崎大队。观众看了颇觉扬眉吐气，振奋人心，以为日军不是八路军的对手。其实，这是一个以败为胜、篡改历史编造假剧的典型。
真实的关家垴战斗情况是：1940年12月5日八路军宣告“百团大战”结束，但日军却不肯结束。为了报复八路军对其交通运输线的破坏，日军从前方抽调回两个师团（一说1.5个师团）对山西、河北进行了“大扫荡”，打得共军丢盔弃甲，损失惨重。关家垴战斗属于八路军129师参加的一次战斗，日军冈崎大队长带领不到五百人的队伍（日军的大队相当于营，此大队不足员），突袭捣毀了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属兵工厂“黄崖洞”。彭德怀得知“黄崖洞” 被毀，恼怒异常，严令附近的129师出击全歼冈崎大队。129师不敢怠慢，集结了两个旅加两个团，总兵力超过两万人去围攻冈崎大队。日军选择有利地形的关家垴固守待援。关家垴三面临水，只有南面可以进攻。由于八路军长期奉行游击战术，缺乏阵地攻坚经验，加上火力不足，而日军挖通了各个防守阵地之间的地道，多点之间相互支援，加上火力很猛，因而共军进攻的进展很谩，前锋几次冲上关家垴前沿与敌展开肉搏，都被日军杀败退回（在肉搏战中，训练有素的一个日本士兵抵三个八路兵，而影视中完全被颠倒过来，一个八路军可以杀死十几个日军，日军士兵变得不堪一击），阵前尸横遍地绝大多数都是八路军的尸体。
与此同时，固守的日军呼吁其上司紧急救援。日军从辽县出动2500多部队赶赴关家垴，另调集12架飞机日夜不停轰炸共军阵地。由于轰炸，白天无法接近日军阵地，夜间则因缺乏手表、通讯器材和照明设备，无法协调指挥，场景混乱。共军人虽多，打了两昼夜，不但不能克敌，还死伤惨重。彭德怀得知后火冒三丈，对129师师长刘伯承怒吼：“你不给我拿下关家垴，我撤掉你129师番号，杀头不论大小！”还当场枪毙了一个连长。但是仍然无济于事。这时日军援军已接近，129师只得赶在日援军到来之前撤围而去。这次战斗129师伤亡二千余人，日军伤亡280余人，其中战死63人（余为被围困在一个学校教室内杀死）。就是这样一次两万人对500人的失败战斗，被编导改成共军以少胜多，全歼日军的大胜仗。真是得其“导师” 毛之真传，谎言和骗术后继有人了。
山东的赤化基本成功以后，毛又把目标投向华中
。
四、打通苏北与彭德怀之“百团大战”
华北得手，毛沾沾自喜，下一步便要把华北、华中连成一片，这样，共军就直接威胁国民党政治核心区苏、浙地区了。这对未来与国民党争天下有重大意义。1940年4月5日毛在一篇对未来工作指示的文件中写道：“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统在一年内造成抗日民主根据地”。短短的一句，将毛之勃勃野心暴露无遗。
发展华中的任务主要由刘少奇领导的新四军负责贯彻执行。刘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由北方局书记调任中原局书记，并兼新四军政委，具体就是指挥新四军从西起湖北，经河南、安徽、到苏北广大地区进行赤化夺权活动。刘于1939年11月下旬率领中原局干部到达安徽涡阳履职，经过一番考察，刘提出新四军发展的重点在苏北。提出这一战略的理由在于，首先，把苏北赤化了，就把华中与华北中共根据地连成一片了，有了全局机动的更大余地；其次，苏北离南京上海都很近，有条件成为未来夺取这些中国政治、经济核心城市的基地；第三，贯彻毛的战略意图。当时毛已有与国民党“划江而治”的打算，占领苏北，对于向江南或向江北发展都占据了主动。1940年1月19日毛在发出“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 的第二条就指出：“今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即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若前途是国共划江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是向北，以求与蒋划江而治。……” 占领苏北、打通华北有利于这一战略的实施。
不过，国民党在江苏的力量也非同小可，在苏北有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七万军队，在苏南有顾祝同、冷欣率领的国民政府中央军，以及广西李品仙的部队，形势与山西、河北、山东大不相同。所以中共只能先图苏北。
刘少奇制定的方针是：“猛力发展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党所领导的一切武装力量”。 “必须独立自主去发展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去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和民兵，不必等待任何人的允许，不必与任何人商定共同纲领，应完全依照我党历来的主张，独立去进行”。这就是说，要不顾及与国民党原来签订的协议的限制，大胆撕毁国共合作的的外衣，不顾一切以军事手段去夺地盘、打内战。可见，刘少奇是毛的思想和战略的忠实执行者。
除了新四军的力量，毛又从华北八路军中调拨给刘少奇四、五万人马，这样，吞并苏北，对付苏北韩德勤的地方军已经绰绰有余了。但还得找到一个借口，才好师出有名。于是刘少奇等人决定设置一个陷阱，引得韩德勤来进攻，然后以自卫之名将其消灭。担当这个诱饵任务的是新四军挺进纵队副司令员叶飞，办法是叫叶率部去苏北骚扰，挑起事端，这必然引起韩德勤发兵问罪，然后叫叶诱入由新四军主力预设的伏击圈，一举消灭之。1940年9月30日，韩部一万五千余人被引入陈毅在黄桥所设置的包围陷阱内，经过激烈战斗，韩部损失1.1万人，两位将领阵亡，一名军长，一名旅长被俘，这就是中共所谓的“黄桥大捷”。中共取得了夺取苏北的重大胜利。
可是，就在苏北共军取得胜利的同时，华北的共军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然而这次不是与国民党的摩擦，而是日军制造的麻烦。它最后引发了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
具体情况是：山西、 河北县以下的广大农村大部被中共占领后，原国民党政权不得不撤走，于是便形成了中共的根据地与日寇直接对峙的局面。本来，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日军总是默默地帮共军一把，因为国军是抗击日军的主力，而共军基本不对日军构成威胁，所以日军主要对付国军。最明显的例证是，当阎锡山发现他亲手创建、扶持起来的“新军” 投奔八路军后（即“十二月事变”），立即发兵追剿，并向蒋介石求援，蒋令大军协助追击。可就在这关键时刻，日军却从国军的背后出击扫荡，廹使国军不得不停止追击新军，使国民党的所谓第－次反共高潮半途而止。后来毛在1941年1月13日会同朱德、王稼祥给刘少奇的电讯中谈到如何粉碎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就引用上年“十二月事变”的经验说：“我打朱怀冰后，蒋调集大军准备通过晋城、长治县向太行山我军进攻之际，被日军集中‘扫荡’，将各反共军打得七零八落……反共高潮因而下降”。所以毛告诉刘，要利用日军“粉碎顽军（即国军）的进攻”。事情果然如此，用不着刘少奇“利用”， 就在蒋调动大军再次围攻共军之际，日军立即发动了“豫南战役”，将蒋用来进攻共军的国军再次打的损兵折将，帮助共军顺利化解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危机。
然而，国民党撤走之后，共产党便代替国民党与日军的直接对立。日军出于巩固它的占领区的需要，实行强化治安管理，而且建立了伪政权。这就与那里的中共政权发生了矛盾。日军采取新的举措是加紧修筑公路网，用公路网把中共的华北根据地割成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干”，以便清剿。这就严重危及中共根据地的生存，使得原来的中共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中共将日寇此举称之为“囚笼政策”。 到百团大战之前夕，“囚笼政策”使山西河北只剩下了两个县级政权仍由中共掌握，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中共的将领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在1940年春，彭德怀就曾决定发动一次以破坏日军交通线为主要目的的“破袭战”，但被毛泽东及时制止，没有打成。
但是危机依旧。八路军的将领们感到仍然要发动这种破袭战，否则难以打破“囚笼”。这时他们看到了机会，日军因忙于修公路，其原有防守铁路的力量抽空，正好可攻其空虚。朱德、彭德怀、左权（参谋长）又召集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主要将领商议，7月22日，朱、彭、左以三人之名义下达给八路军各师和晋察冀军区发动破袭战的命令，同时呈报给中共中央军委。因没有收到延安的回电，两天后，彭又给延安发出“万分火急”的电报请示。
但是，等待多日，八路军总部仍未收到延安的回电。此时，朱德已去了延安，彭想，如果中央不同意，朱德应会立即电告。但是他也没有接到朱的电告，就以为毛同意或默许了。此时正是“青纱帐”茂密的季节，便于掩护行动，彭怕日久生变，便决定提前十天行动，下达了行动命令。一场中共抗战时期最大规模的对日军的战斗打响了，时间是8月8日。据彭德怀在文革中为洗刷自己不白之冤的《自述》中所供称：八路军参加这次战役的兵力为22个团，大概为五、六万人马（应还有民兵）。为了扩大宣传，对外宣称为“百团大战”。
所以，总的说，百团大战不是彭一人发动的战役，而是整个八路军高层的集体决策。其次，发动这场战役完全是为了八路军和根据地的生存，根本不存在后来批判彭时所说的是执行“王明路线”、 为了“保卫国民党的大后方”、“保卫重庆”、“保卫蒋介石” 等等。作为中共军事领导人的彭德怀绝对没有那种“大局观念”和民族大义。并且，发动战役之前已按程序请示毛和中央，是毛故意迁延不作答复，可见其已包藏祸心。
由于事前准备充分，保密好，这次行动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因而战役第一阶段取得了成功，破坏了日方大量桥梁、隧道、车站、铁路，以及日军控制的煤矿，还破坏了一千多公里的公路。第一阶段作战22天于9月10日结束。
第一阶段战役的胜利加上被夸大的宣传，立即赢得一片赞誉之声。在重庆因共军长期被指责在敌后“游而不击”、“专打友军”而抬不起头的周恩来，这时有了宣传的本钱，扬眉吐气了，在各种公众场合大力为百团大战鼓吹，还约请各个报纸如《大公报》、《新蜀》、《新民》、《国民公报》等发通讯报道、评论；战果上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也通令嘉奖……获此“殊荣”后，毛泽东也觉面上有光，给彭德怀发电报说：“百团大战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引自彭德怀《自述》）。9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还为此向全军发出指令：“应按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大战行动到那些尚未打击敌人的方面去，籍以缩小占领区，扩大根据地，打破封锁线，提高战斗力”。
在各方面的赞扬声中，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役开始。9月16日，朱德、彭德怀下达“关于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的命令”，分配了各部队具体任务及时间要求。22日各部正式拉开了第二阶段战斗序幕。可是这次情况变了，上次是攻其不备，这次对方己加强了防备，日军从前线调回的增援军队也陆续赶到，形势发生逆转，无法重温前次的“好味道”了。简单地说，第二阶段原定要拿下四座县城，结果只勉强打下了一个，但因日军援军逼近，又赶紧放弃。随后，日军反守为攻发动了大扫荡，战争变成了躲避日军打击的“反扫荡”， 至此，所谓的百团大战实际已经结束。但是，为了鼓舞士气，根据毛的指示，对外宣传还谎称百团大战又进入了“第三阶段” 云云。
1940年12月10日，延安的党报《新中华报》上公布了百团大战的战果：“消灭敌伪之有生力量，计毙伤日军20645人（其中大队长以上军官18人）；毙伤伪军5155人”。加起来为25800人。消灭敌伪据点2993个，缴获步枪5437支，轻机枪179挺，重机枪45挺，等等。己方死伤的数字是：死5890人，伤11700人，总计17500余人，伤亡比对方要少得多。不过，即使最没有军事知识的人可能也不会相信中共这种“战报”，因为八路军作为进攻方，死伤不可能少于防守方，如果日本人那样不经打，八路军为何总是未见日军就“望风而逃”呢？真实的情况是，据朱德私下所言，八路军伤亡九万。又据战后各种资料综合，实际击毙日军一千余人。（伪造战果成了毛共的癖好，后来在“抗美援朝”中，中共公开宣称的伤亡的数字比美军伤亡的数字少得多，它说美军伤亡397543人，自己伤亡36万人。这种造假和谎言正好说明了对自己的“人海战术”的忌讳。）在随后日军的大扫荡中，中共的根据地被压缩了一半，根据地人口由原来4500万减至2500万。所以，在后来批判彭德怀的所谓“华北工作会议”上，把“过早暴露我军力量，造成人员重大伤亡，根据地大量丧失”作为彭的一大罪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听从了党内劝告，被迫“服从大局”承认了发动百团大战的“错误“。但后来在他写的八万言“翻案书”，再为此事翻案，彭认为发动此次战役没有错，只是战役将日军打通京汉路和粤汉路的的战争推迟了一个月（因为百团大战的破坏，华北的交通停顿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全线恢复通车。）客观上减缓了日军对国军的压力，帮助了国民党云云。
但不管怎样，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给了日本侵略者重重一击，总是件好事。可是，毛泽东连这也不能容忍，因为这违反了他不准与日军正面交锋的训令，毛要将他的军事力量尽可能地完好无损地用在未来与国民党争天下。而彭居然敢违抗他的禁令，这就犯了上，犯了忌。正所谓“遵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罪；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随形。”（《管子.任法》）彭德怀只学了点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崇拜的中国古代法家之学和帝王之术尚未入门。故“虽有功利，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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