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复加老兵口述

王复加（曾用名王凤昌）口述：1923年出生成都市（祖籍西充），是抗战初四川省党政军第一把手王缵绪长孙，从幼儿起就在祖父王缵绪创办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读书。另在家中长期雇有两位私书先生给予教辅。

1937年9月初，祖父王缵绪携父亲王泽浚共赴抗战前线作战，其家中男性地位最高的就是我这位长子长孙当家作主。因祖父地位特殊，我在读书住校期间就被中共地下党接近，以班主任身份与我同吃同住一室，教化我加入中共党内活动，因长辈们出川抗战多年，我将长辈在前线卖命立功获得国府数次奖赏重金，以及家库存枪支弹药等物资，从家中获取到的大量钱财、枪械物资，支持中共组织，创办印刷厂和报社出版事业。

回顾抗战历史，中国正饱受日军摧残，大半国土丢失，国军已难抵抗，导致国民政府都节节败退入川。但刘湘率部出川，是密谋韩复榘封锁国府入川通道而败露，各自则有了悲惨下场。虽刘湘一气病呼！其余党及各派川系却依然坚持反蒋，并在四川两大城市举行抗议示威、组织游行、粘贴标语、以王陵基带头高喊“蒋介石胆敢派张群入川主政，就大炮相迎等恶言恶语！”经一番斗争与较量，全体四川军民强烈要求出川在前线的首领王缵绪主持四川军政。最终，蒋委员长也不得不顺从四川军民强烈意愿，由国民政府向全国发出公告，川军将领王缵绪为抗战首任四川省主席兼四川军管区总司令和四川保安总司令，并明确仍兼前线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作战任务，令迅速返川平乱，主持全省军政于一身。之所以由王缵绪一人担任四川军政双项重任，是因为老蒋对川军将领通过二两剿匪过程，没一个让他信任，看出有军事才能，在所有川将中他不认为谁有能力挑起这份大梁。好在老蒋入川剿匪时，就已发现川将中仅有王缵绪具备文武双全者，是与刘湘等军阀们格格不入，彼比二人甚谈。早在1935年初，就将王缵绪拉进“复兴社”为心腹大员，同意他主持四川军政是有很大关联。尤其是在中央入川问题上，王缵绪是始终站在刘湘的对立面，则先于刘湘率军出川，为打国仗正兴致满满，率领川军首战已立下赫赫战功，夺回日军占领的平汉铁路与公路战线，出兵援救各省人员、机构、物资顺利入川，从而使台儿庄战役得到交通战线，取得这一胜利。且不说大半中国丧失，王缵绪就是在这样残酷的特殊背景下，不负国民所望，承担起全民重担，当接收国民政府入川，是他率领全川军民团结一致，毅然决然为中国崛起奋斗不止。也正是王缵绪曾是川军将领中，唯一著称的文武之将，才被全川军民一致推举为川省主席，更是国民政府授予的抗战首任四川军政主席。

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王缵绪使四川走出阴霾，步入中央正轨；他具有担当，立即推出四十多项新政措施，采取劈力手段，逐将使川内放弃旧军阀刘湘“霸主”的一已私利意志，顺利完成国府入川就绪过程，这不愧是从抗战最失败中，又有了延续生存希望，是王缵绪从中发挥了抗战历史的转折作用，凭借他在川影响力与个人智慧，与不断努力协调川内各个派系首脑，下了足大力气，去转变刘湘以往深入赤化，阻蒋入川是避免日军战火烧身，独自割据称霸一方。

但八年抗战，完全是以四川为战时陪都大后方，在支撑我国持久作战，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可当今把四川军民已搞成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局面？这不仅是过河拆桥这么简单的含义，是变相否认四川军民在抗战起到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以封杀王缵绪是首任四川军政的领袖，是他选择了激流勇进，迅速组成起全省军民的强大力量，支撑起全国抗战持续发展，一直到抗战全面胜利。

王缵绪作为抗战初期四川省主席，首先在南充与西充地区建立多处招兵营，等若干与抗战相关机构。这标志着全川是由南充和西充地区开始兴起的大规模参与抗战势头及热潮，是由省主席的家乡起到全川带头作用，迅速带动全省各地招募兵源支持前线，以及在全省收集所需物资支持国家抗战的军事行动，是首任省主席王缵绪，为抗战接连不断推出诸多持川军政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一直延续到国民党退台，其中部分抗战建川的土地、税收等新政，后由陈诚引用治台方略。

再说抗战前的四川，只要提起刘氏一族，在老一辈人心里恨之入骨。因靠压榨百姓不断发动军阀战乱，当谁的权势大了，可自封历任省主席自居。但同以军阀著称的王缵绪的口碑却截然不同，可无人不知他自幼聪慧，15岁考取秀才，轰动于全省，而年纪轻轻便考取举人。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中国，他毫不犹豫，自弃清末官吏，而组建起自己的军队，自称“夔府成军”（是指府署所在地）。于是，他率军参加辛亥革命，是有功之臣，已获北洋政府授任将军府《徽威将军》。在军阀混战的长期阶段，四川可是全国被著称军阀战争的重灾区，可王缵绪自有强大独立军队，从不参与内战，否则也做到独善其身，乃之世外桃园中，心系“教育兴国”，在重庆创办了著名的巴蜀学校（含幼小中高大）五系齐全，并在西充老家建有巴蜀分校。于民国初期，就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自为王缵绪创办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提赠《成绩斐然》的金字招牌。

当抗战全面爆发，时任省主席王缵绪接收国府入川时，就将自己的重庆居所贡献出来，作为中央抗战最高军事指挥部，还将创建两所私立校府定为战时学校，这两校为全国抗战，已作出巨大贡献。（注：王缵绪抗战返川后，正完成创办《巴蜀商业大学》时，因国共内战，功败垂成。）

话说国民政府入川，就引来日军风猛轰炸本省，而全川军民是在省主席王缵绪带领下，奋起抵抗外敌侵略，他下最大决心改造军阀体制，将川军推向战场。并安置全国各省入川机构人员等，同时令全国各行各业全部转入地下，于24小时不得间断生产前线所需。使日军近两年单靠轰炸，亳无战略成效，企图毁灭中国抗战最后希望破产。

在这特殊时期，这任四川省主席是与各届大不相同，王缵绪肩上承担着全国民人重任，在主持军政，临危不惧，让四川省占据全国各省最重要的高光期，没有那个省份将领，胆敢轻视本省主导地位，包括蒋介石在内，则要仰仗王缵绪三分。而非四川群龙无首，当日军改变“海陆空”联合攻川计划时，是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请缨出战，为保四川不被日军入侵，他又成为驻守四川的封疆大吏，再次率军出川奋勇杀敌，并向全川军民号召说“各省将领都已丢弃自己的省市了，在保川问题上，要靠川军付出巨大牺牲，民族独立的金字塔，还要靠自己的骨肉去砌成……。”的豪言壮语，以鼓励四川军民长期在刀光剑影中，抱着不怕死的顽强精神，敢向日军坦克、大炮冲锋杀敌，为能驱逐日军侵略，王缵绪一家祖孙三代，其中为他重点培养的二三代接班人，都奔赴在抗战前线，于生死不顾，在所不惜！

也正是王缵绪忠心耿耿为国而战，在八年抗战中曾率川军担任着第五战区武汉会战外围江防作战总指挥，战至枣宜会战，在完成掩护第五战区各军撤离任务后，乃孤军引日军师团进入大洪山作为战场进行反扫荡战役一年之久，终于阻止日军西进入川。是追赶日军师团进入第六战区，授予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战区总指挥，经一年各大战役的较量，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重大胜利；又再次追赶日军进入第九战区，授予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战区作战，一直战到抗战胜利结束。

因屡屡战功，1940年在抗战火线上升国军上将军衔，其麾下五位中将就有他长子王泽濬、以及王成章、张竭诚、马书衡、孙黼；十四位少将是赵光壁、王寿云、邓国永、何其祥、罗箭、岳忠强、刘慎思、许尔杰、沈前余、陶自伦、曾建国、邓森泉、谭友鹏、黎明；前后陆续有20多万川军士兵是追省主席王缵绪出川抗战，其中南充与西充数万青年，是加入王缵绪的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甲级部队），王缵绪再次出川为中央级别的集团军总司令，听命于国家军委调遣，该集团军自出川抗战整整八年历史，所经各大战区作战、跨越五省反复作战，参加无数战役与完成作战任务，都是有档案记录在册。

当年全国超过五分之一的军人，可都是四川人民，创下口碑“无川不成军！”是四川人的骄傲！将这份无尚光荣贡献及抗战实际作战功勋，恐怕带在所有川军将领中，任何人的头上，都不合适！因此，至今四川广大民众忍受其辱，将那一代抗战川军英烈为群龙无首，是自毁长城，认可一盘散沙，还要为那些丢失省份的军系将领们歌功颂德！而忽视川军首领存在的重要性，这就是淡化本省在抗战重要地位与其相关作出的具体事实贡献过程，全部被恶杀掉，再无人所提！

再来说说本人，1941年初中毕业，因懂多国语言，我祖父集团军缺外文人员，就强行让我追随父亲到前线抗战，经三月实地培训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少尉排长；于1943年任中尉二等军医佐兼战地记者，一直承担集团军外文翻译及作战报道任务。曾每日在军医部对进口药品译解、配制后注射抢救受伤官兵；以及时记录前线战况，提供后方媒体报道工作。

1944年任重庆《新蜀报》国际版编辑，加入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青年委员会”；1945年任成都《现代周刊》主编，成都市职业青年联谊会福利干事；1946年任民盟总部直属《成都荣利印刷厂》会计主任，其经费由我解决。同年7月中共考虑其长辈具有军政重要地位，便于开展工作批准我入盟骨干。

1947年，时任重庆（陪都）卫戍总司令王缵绪（祖父），任我重庆社会新闻事业公司襄理兼出版部主任。1948年我把祖母陪嫁私存款骗出，为中共开办《成都蜀加印刷厂》自任总经理兼民盟《华西晚报》筹备处经理。父亲王泽浚原任第九绥靖区司令长官兼第44军中将军长，同年11月调第七兵团参加《徐蚌战役》又称淮海战役，与共军作战因头部受重伤被俘。

1949年，祖父王缵绪在国共内战奉命危难之际，担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上将副长官兼西南剿匪第一路游击军总司令；在蒋军全部撤台前，授命大陆最高军政驻守大陆，他手持八千国府委任书将内战退守到四川将士近二百万兵力收入麾下，将国军留下全部轻重武器集中与共军进行“成都战役”。此时，祖父已从事四十年更事的军政高官，经指挥八年抗战实战，已著称为驻守四川的封疆大吏。在国共内战后期，祖父奉蒋之命坚守大陆确定非他莫属。经他坚持作战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已迫不及待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宣称“全国解放”。

事实上，祖父拒绝接受中共谈判，还把派来许多策反重要地下党员扣压，对外公开宣称“还我长子王泽浚（我父亲）交换这些干部”。他作为国民党在大陆驻守阵地唯一最高权力者，具有实力，坚持抵抗，是指挥成都战役不败之将。而我作为民盟主委，组织要求我回到祖父身边，完成劝说起义任务。最终，祖父出于保全两大城市以及七千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免遭战火涂炭与毁灭，才放下战死决心。是在共军难已决胜时，于1949年12月30日由祖父王缵绪亲自出面，在成都召集党政军各界人士，正式宣布“四川和平解放！”

自12月31日，才同意接受贺龙之刘邓大军进入成都。

1950年初，调我到北京任三联书店总管理处编辑部助理编辑；1951年，任人民出版社编辑（8级）；1953年，被评为第三编辑室先进工作者。

1957年，因祖父王缵绪在“反右运动”持不同观点，抒写52字檄文批毛文章，以治病为由到境外向联合国呼吁、发表。是祖父秘书陈子庄告发，想换取官位而已。于是，中共提前布控，待祖父赴港途中，以“偷越国境”被捕，被关押在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内，与世隔绝三年之久。

同年，我被划成“右派分子”撤销原职，工资由编辑8级降为行政22级（减去一半），送黑龙江北大荒虎林县850农场，在云山畜牧场劳动改造。

1960年，经三年劳改我患上严重浮肿病，接近死亡时回京养病一年。同年11月，祖父在看守所因抗争绝食，终因揭露与声讨“阳谋”赍志以殁，终年75岁。在关押三年期间内，绝不允许任何人及家属相见，死后无任何通报。

1961年，我在京养病期间，文化部下达文件，其中26人准予摘帽通知中含本人在内。可摘帽文件被单位人事干部特意隐瞒，未将通知与本人见面，并继续按照右派名份及待遇处理，又将我全家（妻子、儿女）户口调离北京，其全家受政治牵连。我又再次流放到四川巴中县中学共18年，仍继续劳动改造。（注：前后打成右派共22年，下放北大荒3年，养浮肿病1年，以及将我全家人下放四川山区18年。）

而妻子郑秀琳原司法部律师，因右派家属并带着4至8岁子女下放到巴中县曾口区中学劳动改造，夫妻相隔三座大山相距60多公里山路。（注：妻子郑秀琳朝阳大学研究生毕业。朝大创办于1912年，是一所以法律、政治、经济等系为主著名法科大学。称为“南有东吴，北有朝阳”、“东吴”指东吴大学崇尚海洋法系，即英美法学；“朝阳”指朝阳大学崇尚大陆法系。“无朝（阳）不成（法）院”之美誉。自1929年在世界法学会海牙会议上，朝阳大学被肯定为“中国最优秀之法律学校”，已传播近现代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司法制度，是我国法学摇篮之一。民国肇建，修改旧律，颁布新法，推行西方法治，急需人才；朝阳大学是中国专门培养法律人才最早学府；乃卓然成绩不断得到民国教育部和司法部嘉奖，所培养人才都活跃在各司法部门。曾任教陶希圣称“中国法学和司法界，朝阳大学出身人才是第一流，亦可是主流，在法学教育史上朝阳大学居第一位。民国以《六法全书》为核心法制体系创建过程中，朝大学人始终参与其中，厥功至伟；朝阳大学起到民国立法贡献作用。自民国初至后期，该校名虽仅存续40年，但毕业人才恐怕没有一所学校能与朝阳大学相比，一向有“无朝不成院，无朝不开庭”之誉。此外，朝阳大学教授当中也有一大批人投身于中国近代司法建设中，并作出巨大贡献。于抗日战争时期，朝大先后迁至湖北省沙市、四川省成都和重庆。当时，只有大家族女性才能上大学。全班级也仅妻子一名女生，称之校花。我们在重庆相识结婚。至1949年人民政府以朝阳大学为基础，将校址成立北平政法学院，同年8月5日该校名改为中国政法大学，享有“新中国法学家摇篮”和“中国法学教育工作母机”，堪称中国法学教育之翘楚。但我妻毕业在北京司法部工作，因右派家属下放四川山区劳改20年，直至55岁退休返京，工资仍按山区待遇，直到去世才逐渐升到3000元。

1974年，父亲王泽浚不幸被打死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称其病死），也未通知家属。

1977年，给予我平反任巴中中学毕业班英语教师。1979年，改正错案调回人民出版社复职工作，因原出版社仅一种俄文，让我负责人民出版社突击多国文字出版。在国际编辑室为人民出版社突击多国文字做出重大贡献。在1983年才评为副编审，很快评为正编审。平反后曾向有关部门追问祖父和父亲尸体下落，结果是双双弃之荒野，无处可寻。

（简述：1978年12月，王复加复职后的工作成绩及获得荣誉证书）

我复职后分配国际政治编辑室，进入工作发现出版社仅有俄文语种中，所有译稿实属粗制滥造，就连稍有一定知名度译者也有潦草塞责之作，必须花大力气给予校订和文字加工。于是决定首先将失去出版价值的译稿写出审读意见将其淘汰。其次考虑到这个编辑室过去主要从事国际共运史编译，而且全是根据苏联出版物已将第一、第二、第三（共产）国际史料基本出齐。现要与时俱进，介绍各个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各国对共运现状论述，以及当代社会主义主要模式研究，以供国家领导和学术界参考。于是，由我担负这方面的决定选题、组织翻译、审读译稿、文字加工、校对清样的一系列工作。这样一来，接触到的外文语种就多了起来。经我出版书籍有：①德文版《台尔曼遗书》等三种，②塞文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三种，③意文版《陶里亚蒂论葛兰西》等四种，④匈文版《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和⑤挪威文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是启示录？》。对这些译稿我都是借助英、俄文工具书（主要是辞典）来解决审读中发现的译文问题。总之，重回人社后我担任责编完成的书稿有21种，共计26册，约624万字，平均每年发稿100万字以上。此外，我提供原文书审读意见供选题参考者共五种：《已解放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英）、《通向社会主义的欧洲道路》（英）、《南斯拉夫的民主改革》（英）、《社会主义与科学》（俄）、《作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英）。其中《社会主义与科学》的选题介绍曾在《求精》第49期刊登。我加工整理出版的一些书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约翰‧里德－－革命的见证人》、《苏中关系》、《社会革命》、《苏联理论界论社会主义》曾受到译者、编者的好评。至于下放劳动以前经手的书籍（包括早期三联）已不能全记，只就加工程度较大以致尚有印象者略记于下：①方土人等译《在苏联地图上》；②维特威尔著《世界经济地理》；③中苏友协总会编译的全套《苏联政治学校教材》1951年修订本；④韩春华译《苏联经济地理》；⑤宇文今译《埃及（经济地理概述）》、⑥祝诚等译《为反动派服务的资产阶段伪科学的地理学》、⑦梁昭锡译《古代地理学》；⑧杨郁华译《地理学导论》（上、下卷），以及《苏联大百科全书》列国志条目作为《选译》的单行本。自然还有出版书刊已想不起来了。

另有自己业余译、校出书共计内容（前期主要从俄文翻译）：①《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人民1953年版；②《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简史》时代1953年版；③《自由波兰的少年》中国青年1954 年版；④《奥古斯特?倍倍尔》人民1956年版；⑤《在新德国》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⑥《巴基斯坦》三联1956年版；⑦《征服北极》和⑧《土耳其》均上海新知识1958年版（划为右派后，应出版社要求译者署名王宇知）。此外与人合译的有：《伟大的苏联》、《苏联工业国有化》、《苏共二十大文件汇编》，以及译者署名被擅改的《非洲各族人民》（均人民版）。后期则全部从英文译、校：①三人合译《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②为人社助编王德树校订《布哈林案件》（东方1982年版）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日记》（华夏1989年版）；③为民盟同志尹敬勋校订《英语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版）；④为寿跃进、姜雨楠校订《采访技巧》（中国新闻1985年版）；⑤为华世平校订《实用新闻学基础》（中国新闻1988年版），业余译、校共约九十万字。

直到1987年11月，我申请退休，一直脱到1989年11月在我工作到65岁，才获准为离休（享受司局级待遇），因思故土定居成都。担任四川省第三届民盟成都市委老龄工作委员会副主委、民盟成都市委直属城区一支部主委，获荣誉证书。

2000年因病回京靠两个女儿郑乐和郑纪照顾。此间，由民盟领导经常看我，并提出让我写个人回忆录在盟讯刊出。因再三请求本人，只好强迫自己符合组织意图的内容编造一份初稿，并不想发，仅先让朋友看后提出看法，再做考虑，是否上交。使我不交组织的原因是，必竟不是全部真实内容，但写真实内容也明知发表不了的现实情况。

不料，被朋友稍改，发未经本人同意就发到了网上。在此郑重宣布王复加《此生无悔终遗憾》回忆录废除；我重新按照真实历史真相完成的回忆录，但在目前情况下还发表不了，交由女儿郑纪（原名王宇知）为我收藏，以及本人在七十多年前所有原史料收藏都一并由她保存。

曾于2019年7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是中共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纪念章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表彰那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颁发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健在的老战士老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得国家级表彰奖励及以上荣誉并健在的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参战荣立一等功以上奖励并健在的军队人员（含退役军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全国仅28位老同志获颁发纪念章，他们是1949年前参加革命，曾是地下党及进步组织等，却几十年兢兢业业为新中国伟大事业贡献力量；他们见证与亲历共和国70年的波澜壮阔历程。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王复加同志特殊贡献勋章，对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践行伟大事业凝聚力和感召力具有重要意义。

由女儿介绍说：最不幸的是，在武汉报出疫情后，于2020年3月12日15时，这位具有突出贡献，最杰出人才王复加逝世。他作为重庆巴蜀学校首界毕业生，追随祖父与父亲出川抗战，创下我国祖孙三代共同参加抗战前线作战，是唯一出现抗战期间的典范家族，这不愧是重庆巴蜀学校的骄傲！更是四川人民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