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二十章

季鹏

第二十章  关于毛发动整风、反右派运动的动机和目的

除了东欧波、匈事件的直接剌激以外，毛发动整风、而且迅速将其转变为反右派运动，还有他自己的战略考量和战术部署，只是他从不公开说明，让其成为历史谜团。但却仍难掩其珠丝马迹。

一、毛发动整风、反右派运动的初衷

在所有对毛泽东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回忆和研究的论著中，人们不可避免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毛发动这一运动的动机和真正目的。说得明确点就是：毛是想真正开展一场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还是以此为幌子、为诱饵，在知识分子中大抓“右派”，搞一场空前规模的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这一问题到目前为止，人们仍然各有说词，莫衷一是。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说法是：毛泽东的本意原来是对共产党进行整风，只因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过程中，民主党派的一些头头和北京的大学生提出的意见过于尖锐，使毛下不来台，恼羞成怒，于是中途改变初衷，把整风变成“反右派”。这一说法曾经居于主流，也是当局有意的“引导”。根据毛反复无常、任性胡为的性格、作派，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正如人们常说的，两年后的庐山会议，毛原拟“纠左”，只因彭德怀上了“万言书”，毛便恼羞成怒，将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说法，详见本书有关庐山会议反彭的章节），仿佛毛的“变脸”都是外力诱发的，不得己而为之；另一种观点认为毛的整风从开始就是一个阴谋，一个陷阱，所谓“帮共产党整风”是毛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的计划的前部分。这派观点以无数事实证明，不管是民主党派、大学生或一般知识分子，在整风中提出的意见，都没有超出原来毛所宣布的整风所允许的范围，毛后来出尔反尔、背信弃义进行疯狂的所谓“反右派” 运动，完全是一种预定的流氓恶棍行为，为了给自己这种恶行披上合法外衣，毛还无耻地将自己这一丑行称之为“阳谋”，足见其流氓无赖的本色。

笔者以为，前一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看了本章全文特别是最后部分便自然知晓。笔者基本上同意后一观点，但稍有补充。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得知毛要借鉴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芬俱乐部”的教训，对中国知识分子实行预防性的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运动是一个预定的大阴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同时也不排除毛在最初的计划与打算中，有顺带进行党内“整风”之意，而这也是“引蛇出洞” 的必须陪衬和诱饵，而且这两者没有矛盾，不管知识分子在“帮党整风”中提出了什么意见，毛都可以说成是“恶意进攻”，从而转变为一场反右运动。总之，这是一场毛早就预定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阴谋。

为了探索、讲明毛的这一计划的来龙去脉，需要从中共专门为吸取波、匈事件教训的八届二中全会说起，因为1957年的整风、反右派运动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决定的，从那次会议上可看到毛与中共其他领导人、乃至与全体中央委员的分歧，也可以看出这场运动完全是毛背离中共多数领导人的意願，是毛一人阴谋的产物。

波、匈事件平息后，1956年10月末被毛派去莫斯科协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的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11月上旬回国。毛马不停蹄地于11月10日至15日召开了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会议主题除了通报波匈事件全过程之外，主要是讨论如何以波、匈为前车之鉴，吸取其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刘少奇首先作报告，刘的报告谈了六个问题：中苏关于波、匈事件协商处理的经过；发生波、匈事件的原因；社会主义阵营是否巩固；朝鲜问题；越南问题；中央的方针。在谈到如何吸取波匈事件教训时，刘少奇提出了一个他认为的“根本问题”，就是要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及各级领导人脱离工农劳动群众，形成新的“贵族阶层”。刘指出，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当然也是针对中国的现状），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统治阶层”，刘说，“这个特殊的统治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

如何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呢？刘提出必须对权力有所限制，对人民实行民主，包括缩小工资差别，取消等级特权等等，还提出了取消干部终身制的问题。

刘的报告着重从政治层面探讨了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和应采取的对策。

接下来是周恩来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实际上是从经济的角度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因为，波匈事件的最初起因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高度专制集权，没有民主，人民没有表达意见的渠道和机制，而且“全盘苏化”， 甘做苏联的殖民地和附庸，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二是经济上推行斯大林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模式，农业、轻工业等关系人民生活的产业投入很少，发展严重滞后，结果导致人民生活必需的粮食、肉类、日用品的严重短缺，群众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激起人民的怨恨。

周恩来考虑到了这些因素，因此整个报告的基调是适当压缩工业（实际是军事工业）的投入，放慢其发展速度，以便用于增加民生的投入。他还谈到了对“一五”计划的总体评价是：“基本上正确，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特别指出自1955年末以来的冒进趋势，造成了国民経济总体失衡。对1957年的计划，周说经国务院会议讨论，执行保证重点，适当退却亦即适当收缩的方针。周警告说：“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事件、几十万或几千万人站在街上游行”，等等 。

第三位作报告的是陈云，陈云讲的是关于粮食和猪肉、食油的生产和供应问题。在中央全会上由一位党的副主席专门作这样具体问题的报告，在中共来说可谓史无前例，这反映了当时这些关系人民生活的基本、重要产品的供求矛盾，已经到了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的程度。报告中陈云提到，明年（即1957年）将有50亿斤粮食赤字，“明年春天会出乱子，不如现在收缩。”陈云提出解决猪肉供应紧张的办法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同时采取措施解决养猪饲料和提高生猪收购价格，对农村中的自由市场，陈云认为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出现的问题应通过进一步放开价格和管理去解决。

从以上三位领导人所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从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不同角度真正认真地思考着波、匈事件的教训，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以防止东欧事件在中国重演。他们的动机和目的当然首先是为了维护共产党政权的稳固。但是其提出的对策，客观上对人民是有利的，如果付诸实施，人民的生存状况会得到改善，社会矛盾也将缓和，共产党政权也会赢得民心。

在三位领导人报告的启示下，与会人员在讨论中也纷纷提出了当前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和隐患，如住房短缺、电力不足、日用品供应紧张，官僚和特权现象很严重，高、中级干部在财务、警卫、用车、看病、子女教育等方面都有不少特权制度，引起平民不满，应该考虑改革。会议经过提问题、揭隐患，很多人感到中国存在的问题很多，有的已经很严重，非改不可。如朱德就说：“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大”。西北组在讨论中认为：当前市场的供需矛盾发展下去，难免发生波兹南事件。

会议在吸取波匈事件教训上取得了几乎一致意见，即：要执行稳健的建设方针和注重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干群关系。

但就在这时，有一个人心烦意躁，按捺不住跳出来要扭转会议的大方向了，此人就是毛泽东。早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做报告时，毛就不时在插话中表露了不同看法，但鉴于三人报告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毛不便立即刹车。但他更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终于决心亲自出马，扭转乾坤。

毛先是召开了一次小组长会议，向这些会议骨干们交了他的“底”。关于经济问题，毛说成绩是主流，失误是支流，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和其它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但不存在“冒进问题”。在政治问题上毛提醒大家仍然存在着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改造，要长期教育、长期抓，不能放松，对国内矛盾和问题不能采取大民主的方法，而应采用小民主的方法解决。

小组长会议只是毛的一种粗略表态、一种初步的试探性气球。1月15日即会议最后一天毛作总结讲话，才真正、正式将会议的成果全部颠覆。

毛的讲话分四部分：经济问题、国际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和毛在其他场合的讲话一样，没有讲稿，没有严谨的结构和逻辑，随意而发、语无伦次、强词夺理、东拉西扯、霸气十足。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揣测出他后来发动整风、反右的若干思想轨迹。

在第一部分关于经济问题的讲话中，毛主要是与周恩来唱反调，毛认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出了一点问题是难免的、正常的，一万年以后也会有。还说不平衡是绝对的、正常的，平衡则是相对的、暂时的状态。毛以他惯有的霸道、流氓无赖哲学举例说：譬如人走路，总不能两个脚同时走，总是一个脚先走，另一个脚后走，然后反过来，另一个脚先走，开始先走的脚后走。毛以此驳斥周恩来提出的经济建设要綜合平衡协调发展的思想。还说要把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中的“稳妥可靠”改为“充分可靠”。这些都是后来毛发动“反反冒进”、批判、打击周恩来的前奏，也是1958年“大跃进”的先声。

在第一部分讲话中毛还提出要抓报纸、抓舆论，改变它们“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的说法，转变为主要宣传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思想。这样就把周恩来、陈云报告中提出的、也为与会人员所认同的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给推翻了，也预示着毛后来发动“大跃进运动”将全国人民推入深重的灾难深渊……

在这部分讲话的最后，毛又突然离题跳到镇压反革命的问题，说总的看“杀得好！杀得对！”并说明他主要是杀“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铭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毛还强奸民意、以“人民”代言人的口吻说：“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

毛之所以突然离开主题讲这些，据说是因为“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表现民主人士唱的不对头”。大概这也成为后来在反右中毛要狠狠整治民主党派人士的一个原因。

第二部分讲国际形势，实际上根本没有谈什么国际形势，只讲了一句：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因为“失败乃成功之母”。“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此后讲的是与国际形势不搭界的一堆中国历史知识卖弄，一堆语言垃圾。

第三部分名为中苏关系，实际也没有谈多少中苏关系，特别回避了在波、匈事件上毛自己翻云覆雨、朝秦暮楚的表演。却对苏共二十大作了严厉的批评，即“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那一段话。不过毛在这里又回避了一个问题，即：既然说哥穆尔卡是坏蛋、是敌人，为什么在苏波冲突中他却全力支持哥穆尔卡？好在当时毛已在党内称皇称霸了，296名与会的中央委员无一人敢对他上述自相矛盾的说法提出质疑。毛已经可以在党内为所欲为了。

除了谴责波匈事件，谴责赫鲁晓夫，并表示要保护斯大林以外，毛在这部分讲话中还提出了他自己对波匈事件起因的独特见解。他既不提刘少奇指出的出现了“新贵族阶层”，人民没有民主权利的问题；也不说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人民基本生活必用品短缺，从而引起人民群众不满的事实。毛不提这些问题表示他不同意这些观点。他提出了自己关于发生波匈亊件原因的观点是：“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毛认定这才是发生波匈事件的根本原因。

这就把前三位领导人关于吸取波匈事件教训的观点全部推翻了。毛的独特的、不同于众的对波匈事件的总结，成为他后来要借整风之机发动反右派运动（以及次年的粛反运动），将中国 “潜在的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的主要依据。

第四部分“大民主和小民主”实际是毛此次讲话的重点，篇幅也最长，在这部分毛主要讲了如下观点：

——“大民主”即仿效西方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群众上街、游行示威请愿等等，这是共产党用来对付它的敌人的办法，共产党解决自己的问题应用“小民主”的办法，即实行有领导、有组织、有控制的“整风”。

——如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要搞大民主，他就来一个“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

——如果资产阶级（毛这里是指民主党派和教授们）要搞他们的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一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了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如果发生群众上街这样的事，毛说他不怕，甚至还可以鼓励。因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毛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讲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结果引发农民群体性抗议。毛又说成都有一百多名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些人上了火车到广元就被阻止了，另一些在洛阳被阻止。毛说：“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是宪法上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

——为什么不怕群众搞大民主？毛说：“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东欧一些国家不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一帮干部”，有了这些久经考验的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

最后毛宣布明年（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主要是整改三风：一是主观主义；二是宗派主义；三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毛还强调：“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治病救人’”。

以上是毛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的主要内容（收入《毛选》第五卷第313——329页，对原讲话已经作了大的刪改）。鉴于此次会议是专为总结、吸取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而开的，而且在会上宣布了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可见两者之间的密切的关系。所以它是研究整风运动，特别是毛的整风运动初衷的重要参攷资料。

从上述我们对会议、对毛的总结讲话的介绍中，有哪些是与后来整风、反右派相关的问题呢——

第一，毛对于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教训的说法，充分说明毛并没有丝毫从根本上接受波匈事件教训的意图，这并不是因为毛不知道事件起因和真相，而是他认为波匈人民起来反对的那些事情都是对的、是绝对不能更改的！波匈人民起来反对的实际上就是一件事，一个东西，那就是斯大林主义。但是毛认为它是共产党的命根子，是共产党政权得以存在的“两把刀子”之一，是绝对不能丢的！所以，从根本上说，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不是什么消除特权，实行民主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是加强阶级斗争，杀掉一切潜在的反革命！清除更多有反动思想者的隐患。毛的这一想法来源于他那穷凶极恶、无所不用其极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了维护和巩固他独裁政权，他可以不惜一切，消灭一切。所以，波匈事件对毛来说不是促使他向民主转化的契机，而是促使他加强极权统治、加紧消灭一切可能对他的极权统治构成威胁的现实和潜在的“敌人”。 而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则是他所认定的这种敌人或潜在敌人。

第二，毛从会议中看出了刘、周、陈等与他的重大分歧，坚定了他随后以“反反冒进”之名对周恩来进行整粛的决心，也坚定了日后他对刘少奇等党内一切妨碍他专制独裁势力进行扫荡的决心。

在此次会议之前，苏共二十大刮起的反对个人崇拜、实行党内民主之风，也波及到了中国。因此在中共的八大之前和八大期间，出现了短暂的民主气氛，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提出了重视知识分子，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尊重宪法法制，保护人民基本权利等舆论取向；经济上提出了反对冒进，反对不顾实际情况追求建设规模和速度，不顾民生，破坏国民经济平衡的做法。毛知道这一切的矛头实际上都是对准自己的，但依当时的政治气候，毛知道只能暂时退却，不予争论。于是就有了较为温和、务实的“八大路线”。刘、周、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实际上也是八大路线的延续。对这一切毛铭记于心，耿耿于怀，在内心深处等待时机，以便将他自己被迫赞同的八大路线颠覆、推翻，将与他唱对台戏的政敌通通打翻，踩在脚下。

于是我们看到，东欧发生的波匈事件，本来对共产党政权有所警示作用，正如刘少奇、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但毛却把它推到了反面，认为这是反革命死灰复燃的表现，必须以强化阶级斗争、强化“专政”来解决。依仗自己在党内的独裁地位，毛趁此发出了狠抓阶级斗争的信号。这一切都为次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定下了基调，埋下了伏笔。

第三，毛设想的整风，包括了党内整风和党外整风这两方面的内容，前者是处理内部矛盾的“和风细雨”，后者则可能是敌我矛盾，主要打击对象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后来毛将其统一改称为“资产阶级右派”）， 所以毛说资产阶级教授很帕整风，怕人人“过关”，他指的就是延安整风对付知识分子的那－套，包括“锄奸”与“抢救”。这就是毛拟议中“整风运动”的内涵。后来有人说毛的党内整风完全是假的、是幌子，这恐怕也不是事实，在那次会议总结讲话中，毛还说了下面一段话：“现在有这样的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应当的，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吸取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 又说：“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虽然毛的这些话决不可全信，但为了自己的江山稳固，他希望清除一些不好的东西也是情理之中的。所以他提出整共产党的“三个主义”，也并非全是“引蛇出洞”的谎言。

关于党外的整风，毛明确地说：“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可见毛的“整风”一词，就是“思想改造”，既包括共产党内，也包括整党外；既针对当权者，也针对帮共产党整风者。就党外整风来说，一切政治上可疑者，如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或者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不好” 的人，都在“整治”之列。后来毛把他们打成“向党猖狂进攻” 的右派分子，按毛的逻辑，其实也属整风的范围，整风的题中之义。（后来很多毫无“右派言论” 的人都划成了右派分子，是他们本人的身份所注定，因为毛要清除“隐患”。）这样我们就不会对整风转向反右感到不解了。

第四，毛在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已经作了对付可能出现的“大民主”即上街示威游行、闹事的预案，那就是坚决实行武力镇压。毛在讲话中有两处透露了他的这一思想：一处是说他不怕大民主，他说：“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这里的潜台词是：美帝国主义那么强大的武力我们都在朝鲜顶住了，而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民众，难道还怕他们吗？匈牙利几乎全国都起来造反了，结果呢？还不是经不起苏联坦克、枪炮一扫！中国的民众没有铜头铁臂，也不可能全国起来造反，怕什么？所以他说自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另一处毛说：“坏事可以变好事”。“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的事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效果。”他接着以波匈事件为例，说：“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好什么呢？就可以一举歼灭、一网打尽，坏事就变成好事了。后来他还说，出现“小匈牙事件”是好事，可以分割消灭，“挤出了脓包”。

这些满含杀机的话，是预计、阴谋和陷阱。但是后来整风中并没出现毛说的反革命（右派）上街闹事等“大民主”现象，更没有出现“匈牙利事件”。然而毛仍然不依不饶，为了表示自已料事如神，硬是制造了汉阳一中所谓的“小匈牙利事件”。

充分理解毛上述讲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在毛的计划之中。至于他把运动前自己的承诺，如实行“和风细雨”、“言者无罪”、“三不（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政策”等等都当作了“放屁”，那就属于他的“策略”问题，出尔反尔，在毛来说属于“小节”了，他是从来不在乎这些“小节”的。

所以后来他将数以百万计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 投入黑牢，打入另冊，充当永久“贱民”，制造古今中外第一大文字狱大冤案，完全是他的计划，他的初衷。毛并非不知道这些人的冤屈，但这些人是他预计中的“隐患”，只好预先清除之。他不能等到他们搞“裴多菲俱乐部”才清除。不搞掉这么多“阶级敌人”，也就不能充分吸取波匈亊件的教训，不能显示出他的英明伟大。（到了邓小平时代，就复查出有99·9%属于“扩大化”了。）

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毒计之形成

毛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虽然作出次年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但具体的方案尚未形成，这场运动的主题已经明确，就是：通过打击中国潜在的“反动势力”，消灭在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的隐患，同时以此镇慑党内高层的右倾、保守势力，为全面按照毛的要求突击实现中国的军事工业现代化，建成称霸世界的军事强国扫除一切障碍。此后几个月毛的主要精力就是思考如何开展这场运动。

现在追寻踪迹，这一场“阳谋”的具体形成和制造过程，主要反映在他召开的三个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之中。

第一个是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的讲话。这是一次党内方面大员的工作会议，毛敞开心扉向他们交底，是毛对其整风、反右阴谋的一次很好的自我暴露。

这个讲话分为两次，或者说两段。第一次是1月18日的讲话，名为“谈思想动向问题”，实际上完全是为即将开展的整风运动造舆论、造气氛，从中可以看出，毛的敌情观念较两月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对形势的估计空前严峻起来。

比如，他在讲话中提到石家庄一个学校因为学制延长一年，有少数反革命分子煽动学生去示威游行，去抢占广播电台，要搞个“匈牙利”；又说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人就是了！”据知情的当时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长郭道晖回忆，毛说的这个学生是机械系焊接专业的武天保，其实他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是个别为了邀功讨赏者将这个虚假情况上报上去，于是以讹传讹，正中毛的下怀。石家庄那个学校的“反革命事件”大概也属此类。

毛据此认定：“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技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然后联系到苏共二十大后国际上出现的所谓“反共风潮”，说国内“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蚂蚁引出了洞。”

毛还说党内和军队内一些高级干部偏听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亲属的话，“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互相呼应。”

他再次谈到不要害怕大民主，“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百花齐放问题，毛说：“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理解。一般来说，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

在这篇讲话里，可以看到毛已经对他所谓的“形势”有了明确的判断，那就是中国已经有一部分人想闹事了，想“搞匈牙利”了，这些人就是知识分子，教授、学生、文化人。毛告诉他的大员们，仍然要让他们“放”，放出了毒草，再来整它、消除它的影响，必要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次是1月27日的讲话。这个讲话可谓又长又臭，其中有关整风的内容与上回的讲话差不多，但也有一些发挥，如“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就有办法了。”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争论，争取多数，把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可见，这时毛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方案己经形成，并准备用他惯用的方法如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施意歪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等，派上用场。由此也就可见，毛将他在战争中的“诡道”完全用于搞运动。

这个会议以及前面的八届二中全会，是工作会议，不是专门讲整风的会议，但是毛在会上把整风、反右的一些基本手段、原则、目的向他的大员们交底了。

第二个是在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这个会议与前次会议不同，它不是党内会议，它规模和范围很大，共有1800多人包括大量的党外人士参加，而且这是一次专门为发动整风运动而召开的动员性质的会议，是一次营造“引蛇出洞”氛围的会议。毛在会上作了后来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这篇讲话总的基调温和，毛显得谈笑风生，通情达理，思想开明，甚至“真诚”，给人的印象是这位一贯粗暴、简陋、嗜血成性的毛忽然变得和善温顺了。据当时与会者回忆，毛承认“阶级对抗已不存在了，剩下来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就行了。”说中国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人们起来批评共产党，帮党整风，并且要畅所欲言，允许言论自由和提出不满意见，不会受到报复。还说那些不发表批评意见的人“不是我们的朋友”。

毛指出他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对群众的意见不是采取说服而是采取压服的办法。还指责斯大林“杀错了很多人”。也承认中国的镇反运动发生了偏差，也错杀了一些人。他说帝国主义分子说我们杀了2000万人，极其荒谬，实际上镇反杀的“不超过七十万人。”内中也许有少许错案。毛表示这些错误将得到纠正。

毛讲话制成录音，放给那些不能参加会议而需要参加“帮共产党整风”的更多人听。3月1日毛又专门召集与会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士，对他们说，请他们批评中共，并特别声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奇怪的是毛上述这篇重要的长篇讲话却迟迟不见付诸文字发表，直到6月19日即在讲话三个月又22天之后，整风转入反右半月之后，才在《人民日报》登出来，这时早已停止了鸣放、整风，而是集中力量开展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了。而且人们发现，正式刊登出来的文本，与原来真正的讲话内容已大相径庭，所有原讲话中鼓励人们“帮党整风”、言论自由、言者无罪等等都不见了，镇反错杀了人，共杀掉七十万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见了，却冒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等原来沒有的说词，特别还冒出一个“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 这六条标准归结为一点就是：“它们应当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削弱这种领导”。

这个六条标准，说得非常抽象、广泛，不具可操作性，却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它实际上非常容易将一切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党整风”者扣上“反党”、“ 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罪名，显然，这是毛给反右派运动设计的一个致命的“杀手锏”。

由于这个六条标准是6月19日泡制的，却硬塞在2月27日讲话之中，它也就成了毛的“阴谋”的证据。然而毛却以此为依据厚颜无耻、理直气壮地说他早已有言在先，他不是搞阴谋而是“阳谋”。毛在1957年7月1日亲自为他的喉舌《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大言不惭地宣称：

“（整风）其目的就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这就是“阳谋”之说的来历。也就是说，毛居然将他在国家最高级别的国务会议上当着1800名与会者所作的长达四个小时的讲话，以及据此制成的录音带都当作了他玩弄国人的把戏！他的讲话可以像放屁一样不算数。而且还伪造一些假货塞进里面，然后硬说是当时他说过的话。在民间，如果一个人当着另外几个人说谎，或者出尔反尔否认在几个人面前说过的话，肯定会被骂成流氓、泼皮、无赖；如今作为一国之君的毛，居然当着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面撒谎、耍赖，应该给个什么封号呢？恐怕不能以一般的流氓无赖看待了……

即使经过毛的经心修改，我们今天来读收入《毛选》第五卷中的这个讲话，它仍然露出不少狐狸的“尾巴”。

在讲话的第一部分虽然毛将民主说成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毛没有说），但他不得不重申：“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但是，为了害怕人们抓住宪法这个“把柄”，毛接着又使出了一个偷梁换柱之计把前者否定了：“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民主是相对集中而言，自由是相对纪律而言……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毛有如一个权术魔术师，将民主、自由、集中、纪律这些概念互相混淆了一顿后，就变成为他的“专政”服务的“民主集中制”了。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毛还在这个讲坛之上，在大庭广众之中对历史进行了厚颜无耻的撒谎和揑造，毛说他在延安整风时创造了一个“叫做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用它代替‘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里，毛仗着他那一手遮天的本事，把弄得鬼哭人嚎，人人自危的延安整风说成一场和风细雨、人人笑逐颜开的轻喜剧。更为无耻的是，毛居然还说，自从1927年起在江西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期，他就是采取这种“和风细雨、与人为善”的方式处理内部矛盾（毛的原话是：“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然而铁的事实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为了打击以李文林为首的江西地方共产党势力，毛不惜以伪造的“AB团”的罪名，先后杀害数万名红军官兵和地方干部，其中属于江西地方武装的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被全部杀光！这就是毛的“和风细雨”、“ 治病救人”的“团结——批评——团结公式”。

毛之所以敢于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公开撒谎，除了他的流氓、骗子本性外，还在于他知道无人敢揭穿他的谎言，无人敢揭他的老底，知情的从苏区和延安走过来的老干部，早已经屈服于他的淫威，不知情者，则只能听任他的摆弄。

在这个讲话中，毛也承认镇反、肃反中有错误，并表示要“有错必纠”，提议在“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进行检查和纠错工作。后来罗隆基据此提出成立这样一个检查纠错机构，却被硬扣上“进行反攻倒算”的“反革命罪行”。

在讲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的方针时，毛说：“思想斗争和其他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讲理的方法。”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 说得多么轻巧、温和可爱！

谈到对待群体闹事问题时，毛说：“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入微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

但是，只要看看后来他亲自插手处理的对湖北汉阳中学初中生“闹事”的所谓“小匈牙利事件”，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弥天大谎”了。

总之，这篇讲话是毛为了“引蛇出垌” 而不顾后果、不顾亷耻施放的大煙雾、大诱球。

第三个是半个月后1957年3月12日毛在中共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

这是毛在整风前夜在一次专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前面的一样，在收入《毛选》时已经作重要修改，与它的原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东西。它的基调仍然是实行“双百”方针，鼓励鸣放，并说现在鸣放得不够。毛还说知分子重要，“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团结他们。”并且说，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但是他立即转过话锋，说还有百分之一、二、三“极端反动的人”。对于“绝大多数爱国的”、听话的知识分子，毛对他们也并没有多少正面的评价，而是说：“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

这一段话比较充分表现了毛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一是在毛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算学问，其他都不算，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读书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 等等。二是工人农民不但比知识分子可爱，而且也比知识分子有“知识”，因为他们的马列主义立场比知识分子坚定，这也是后来毛说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发端。三是毛认为知识分子的“阶级感情”是很难改变的，即使是认真学了马列主义，“阶级感情还是旧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头脑里有知识，但那都是反动的旧知识，所以要永远提防他们，改造他们。

毛的话是基本正确的，要把知识分子都改造成纯粹的“俄式赤化分子”，大概是很难办到的，要改造成俄式赤化分子中最“优秀者”如毛本人，就更难办到了，因为知识分子如果都成了毛那样厚颜无耻、穷凶极恶的“有文化的流氓”，知识分子本身也就不存在了，整个国家、甚至人类也完蛋了。

这个讲话的第五部份是讲整风问题。面对他的宣传骨干，毛也并不交底，仍然要他们充当骗子去骗别人，骗知识分子。毛对他们说：“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毛还对他的骨干们鼓气：“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打下马……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精神。”毛引用这句成语的用意值得关注，这时中国的“皇帝”是谁呢？当然是毛自己，这点毛自然非常清楚，他这样讲并不仅仅是打比方，而是暗示也可以批评、反对他这个当代皇帝，不过那就要付出“一身剐”的代价了……

此外，毛还会上讲了：“放”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方针。只能放，不能收。

对他的运动骨干、代理人都不交底，不讲真话，是毛的一个原则，因为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人，随时准备将这些代理人变成运动打击的对象，或者当作替罪羊。

由于最初毛将发动这场整风运动的真实目的、手段和部署对所有人保密，特别是他大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因而引起一些党内高层人士的疑惑和不解，根据他们与毛的长期相处的经验，当然知道事情绝对没有毛在公开场合说的那么简单、美妙，但毛的具体计划他们也不知晓，因而主动拉开了与这场运动的距离。一些外国研究者发现，毛在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那场长达四个小时的报告的时候，没有刘少奇在场，经考证刘当时在离北京不远的河南考察；彭德怀、林彪则称病未出席会议，林伯渠和朱德也离开北京去外地了。研究者于是据此断定这些党内重要人物都“反对” 毛发动这场“整风”运动 ，或不满毛宣布的运动的方针政策。其实，说党内高层反对毛搞整风是不可能的，因为早在上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这一决定已经宣布了，而且不论刘少奇、周恩来或其他人谁也不敢顶撞毛。实际上是，刘少奇等人（邓小平除外，他后来成了整风领导小组组长，毛的主要助手，反右第一线总指挥）不出席，更可能是他们都有“延安整风” 的经验，知道毛又“故伎重施” 了，不愿意卷进毛这场阴谋浑水中去。所以尽可能避而远之。

但毛也不是绝对保密，不久，他跑去杭州，就对他认为的可靠的心腹罗瑞卿、康生、以及来杭州晋见的华东局书记柯庆施等人说出了心里话，他说，他的关于欢迎批评共产党、欢迎党外人士帮共产党整风的讲话，已经使知识分子从原来的“犹豫情绪显得比较开朗”，开始“鸣放”了，但是“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他）自己头上来。”“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让他们骂几个月。”毛还说现在是“放长线钓大鱼。”“不让蛇出来我们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我们是一逼一捉。”在这里毛已经把他的阴谋诡计尽数交底了。

所以，那些认为毛后来是被逼“老羞成怒”才“翻脸”、 才把整风变成反右派的人，实在是完全错了！如果不是受命为毛掩饰，就是他们太低估毛了，是以“君子之心”， 去度毛的蛇蝎之腹。其实在毛看来，整风和反右是－回事，就象延安整风包括“锄奸”、“抢救”一样。整风就是整知识分子，整敌人。事情就这么简单。

历史以铁的亊实证明，对毛这种“非人类” 的任何言行，特别是甜言蜜语，绝不能以对平常人之心去猜度，去解释，否则，你就要为此付出代价，后悔莫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