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二十九

如石

毛的这一决定，与之前第一次审时度势、顺势推出县委书记以上、包括大型工矿企业厂长书记参加的五级干部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不同。此次是毛就“七千人大会”第二次审时度势的重要决定，但这次不是因势利导，顺水推舟，而是一反常规，乾纲独断。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一反常规，先做了那样一个隐含着不满的批示？随即又乾纲独断决定将报告原稿先发给参会者讨论，准许发表各种意见，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呢？

先说这份报告。报告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形势和任务；第二部分是集中统一问题，即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也是如前所述，召开这次大会的直接动因；第三部分是党的问题。

第二部分如前所述，毛是支持的。另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下）第110页中也记载：（1月10日）12时，（田）家英同志来谈上午小平同志同他们去主席处谈话的意见，主席认为报告的中心（反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第三部分，毛还没有看到。如此，对毛来说问题出在第一部分，即“形势和任务”。

1月10日晨，当一宿未眠的毛泽东，终于看完了报告的第二稿。靠在椅子上，点上一支烟，重重地吸了一大口。毛凝思的眼神，透过这浓浓的烟雾，似乎在辨寻着什么，更是在思考着什么。在前几天（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省委书记以上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从李先念说的过去各地方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这一概括性极强又极具代表性的话里面，嗅到和感到了极大的危机和隐患。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对国君的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是百姓人人都有；（他们像水一样）能够负载船只，也能颠覆船只，这是应当深切谨慎的。疾驰的马车却用腐烂的绳索驾驭，怎么可以疏忽大意呢？）”毛油然想到了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这段话。

毛非常清楚，三年大饥荒，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对执政党意味着什么？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意味着什么？对老百姓又意味着什么？“怨不在大，可畏惟人”，对毛来说，百姓有百姓之怨。1961年，城市已发生几起请愿事件，万一因为城市断粮，市民骚动起来，比农村的乱子还大，后果不堪设想。1 为了尽快挽回危局，毛甚至默认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包产到户”。

官员有官员之怨。以前“以少报多”，是急躁冒进乃至“左”的表现，挨老百姓的骂；现在“以多报少”无疑是蜷收自守可谓“右”的倾向，又要挨上边的骂，当然现在是不宜再用“右”这个字眼的了。但是他们也只是挨骂，但绝少挨饿，更没有饿死。

官员们从“左”到“右”间的变化，表面是经济社会环境使然，实际上多多少少有私心作祟。上边好大喜功，下边就推波助澜，上边谨小慎微，下边就原地踏步甚至退步。正反两面都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进亦忧，退亦忧”、“左亦忧，右亦忧”。好的政策，固然是把握好这二者之间的平衡。那好的官员呢？游移在二者之间的，虽然难免见风使舵，但这部分人最多，也最为上、下所依赖。上边对了，他们自然可以锦上添花，上边错了，他们自然就是变本加厉，这能算是“好”的官员吗？“奔车朽索，其可忽乎？”这样的官员，能胜任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吗？而这不正是官场官员的现状吗？“违千夫之诺诺,做一士之谔谔”，彭德怀之后，大小干部中还有几人？也许从此时起，毛对这类官员已心生厌恶，从当年八届十中全会开始，到第二年“四清运动”，直至演变成“文革”的全面夺权和打倒，毛通过造反派，把几乎各级官员整了个遍。且不论毛的想法如何，整过之后呢？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历史总有惊人相似的一幕”。

对毛来说，现在这份报告所论形势，非但没有遏制消除一下、下边以另一种方式迎合这一年多来上边批“左”纠“左”所产生的消极态度和保守倾向，反而更多在叠合下面的困难、严峻、危险等思想和状况。现在似乎是越保守越真诚越可爱了，批“右”必出“左”， 批“左”必出“右”，历来如此吧。

当陈伯达向毛反映，刘少奇鼓励他们写作班子对问题、对困境不要有顾虑和遮掩，要“竹筒倒豆子”，不要保留。毛认为这也无可厚非，事实嘛，总是可以说出来的，尤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很多话毛没有跟陈伯达说，毛很清楚，有些话还不能说，还不到说的时候。但作为长期在毛身边，经常得以和毛交流的毛的第一笔杆子陈伯达，还是从毛凝重深沉的神态和目光中，窥测到了毛内心的起伏和异样。这也成为他几天后在会议讨论期间，反驳彭真说毛也应作检讨的底气所在。

毛虽然没有对陈说，但不影响毛内心对他自己说，陈伯达的一番话，的确如陈所料，引起了毛的极大关注和思索。毛首先想到的是，应该明确“竹筒倒豆子”、摆困难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大家能真正认识困难并不可怕，是可以就此激发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进而全党全国上下齐心合力，走出困境，走向胜利。其次，为上者当悉知下属们的心思和动态，当知何时何以鼓气和泄力，不应该把已然退缩保守的大家吓得更加目瞪口呆、心有余悸。现在这样一份“黑云压城似的形势”报告能达到召开这个大会的初衷和目标吗？

想到此，毛把茶杯重重放到了桌上，以致茶水都溅出了几滴。毛轻轻擦拭掉溅在纸上的茶水，随手拿起纸来一看，是他前些天写给其故人周世钊（著名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窗五载，情谊甚笃）的《七律·答友人》，毛不禁轻吟起来：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破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随着“朝晖”二字音了，毛的脸上似乎也有了些朝晖之色。片刻，毛左手轻轻放下诗稿，

右手又拿起了报告，略想了想，挥笔写了前边的那个批示。叫田家英即刻交给刘、邓等人。

然而之后，一宿未睡的毛仍毫无困意。“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这八个字，像个木耙，翻腾着他的心，以致当内勤服侍他入睡时，他竟浑然不觉。

作为高瞻远瞩、明察秋毫的大政治家，毛一向善于抓主要矛盾，尤其在各种事物纷乱混杂的情况下。此时，毛已经察觉到，主要矛盾是透过恶劣的经济形势和上下官员惊恐背后的信心丧失、人心浮动和私心作祟。所以，“五心不定，输个干干净净”，六神无主，活得辛辛苦苦。而这主要矛盾的根源，则是人们心有所惧，惧有所忍，忍有所痛，痛有所怨。这就又回到了“怨不在大，可畏惟人”上。

所以，这个大会最终能不能让参会的人把心里的怨气撒出来？甚至可以说是大会成功的唯一标志。因为只有大家心里舒坦了、心病祛除了，才能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的去做事。而撒气、说气话之前，先得能说真话，如果连真话都不敢说，何谈带有情绪化的气话。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首先要具备这样的条件，营造出这样一个氛围。那么从哪入手呢？

冥思中的毛突然想到了他刚批出的、那份他并不满意的报告，何不好好利用它，来做篇“文章”呢？把这份报告的讨论，扩延到整个大会的参与者。这样，既增强了他们作为领导者的意识，又凝聚了他们主人翁的责任感，最主要的是直接赋予了他们参与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机会，这样难得的机会，想必他们会倍加珍惜，相比那些省部级高级干部，他们更有可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也就更能了解到下边的真实情况和心声。何况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无非就是报告里写的那些糟糕事，还能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主要是让报告成为大家说心里话的“药引子”，做到“药到病除”，达到最终目的。

想到此，毛从半卧的床上一跃而起。如前所述，直接叫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吩咐整个报告不要先开政治局讨论了，立刻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准许发表各种意见，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也是毛泽东59年庐山会议后五个载入史册的伟大决策之一（其他四个是：中美建交、邓小平复出、四届人大周恩来主导组阁、华国锋接班）。“真正的历史，其实就是那么句话而已”，伟大的决策如同神来之笔、绝妙诗句，往往诞生于灵光一现。只是这灵光一现，并非凭空而来，他必是长期量的积累而出现的质的突变、必是长时间思想思考的积淀和升华。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迄今有着多种说法。当时参加报告起草工作的吴冷西（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报告起草人之一）说：“毛泽东提出这个不同于往常的开会方法，可能是考虑到大会要解决的问题关系重大，有必要充分发挥民主”2

汪东兴说，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就是嫌太空了。他因此提出让县委书记去讨论、充实，看看是不是符合他们那里的实际。”3

胡绳（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报告起草人之一）说，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是因为报告的调子太低了，对“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得不够，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他“是要大区书记出来讲话，不是少奇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了。”4

王若水（时任《人民日报》理论组编辑、评论组组长）说，毛泽东把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讨论，采取三不主义，表面看是充分发扬民主，实际是“钓鱼”。5

毛泽东自己是怎样说的呢？他在1月30日的大会讲话时说：

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6

实事求是地说，吴冷西、汪东兴、胡绳的说法，包括毛本人的讲话，综合而言基本接近毛当时的真实想法。至于王若水的“钓鱼说”，事后并没有出现1957年“大鸣大放”、“引蛇出洞”后的大打出手。后来“文革”打倒刘邓，也并非因为这份报告，因为如果说是“钓鱼，”那这份刘邓主导的报告，应该算是“鱼饵”。“文革”中，江青说“主席‘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是针对后面要细说的、刘少奇在大会上做的口头报告，而并非这份经大会讨论通过的书面报告。

对于毛泽东的报告批示和将报告批发大会讨论的决定，刘少奇既无语又惊讶，无语因为在意料之中，惊讶因为在意料之外，意料之中是毛的批示，意料之外是毛的决定。刘少奇对这份报告的起草相当上心，200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传》第816页中说：“（报告）在刘少奇主持下反复修改，刘少奇也亲自作过多次修改”。其中，在1月2日至1月9日，短短8天中，刘少奇就五进钓鱼台（起草报告所在地），与起草人员进行讨论。7

刘所以对毛的批示在意料之中，一是对于毛流露的不满时间过于紧促，是意料中的（毛1月8日和9日晨，收到报告第一稿，9日晚11时收到第二稿，11日开会）；二是对于毛流露的不满报告第一部分“形势与任务”、主要是将形势困难写得过于严重，是意料中的。如前所述，刘少奇经过半年前在故乡44天的实地调查后，思想和情感上的震撼是巨大的。他在深感自己作为一线领导人的失职、有错甚至有罪的同时，相信他的几位高级别的领导人同事，包括那些省、部级高级干部们，没有几个像他这样，如此深入基层做调查，从而痛彻感受和体味到了百姓之苦。他所以向起草报告的人员，再三强调“不要怕这怕那，缩手缩脚，要敢于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8 就是要让这份报告，对那些大大小小的干部来说，真正是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如同沉疴下猛药，所以一向严谨的他，才会在最须严谨的政治报告的起草时说“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 他知道这样写，对于他深深了解的、一贯纵横捭阖，好大喜功的毛来说，未必会认同甚至会误解。但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在担当与退避之间，刘少奇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面对毛的批示，刘的无语，既是一种无声的不从，也是一种沉默的坚守，且这种不从和坚守，随着会议的进行，越来越有所显现，这是作为政治家应该具备的一份责任、一份道义、一份良心。

而刘所以对毛的决定在意料之外，是因为一向沉稳持重、恪尽职守的刘，缺少毛的那种大开大阖，不拘一格的气势和作为。毛的这种偶尔表现出来的、颇具诗人跳跃性思维、有别于常理的、甚至有些戏剧性的做法，不只是刘，放眼当时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中，有几人能想到？又有几人不感到惊讶呢？

注释：

1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20页。

2 《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9页。

3  1994年7月21日，汪东兴在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人员采访时的记录。

4   1994年8月4日，胡绳在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人员采访时的记录。

5  《智慧的痛苦》：王若水著，三联书店1989年5月版，第245页。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8页。

7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48页～50页。

8 《同家英共事的日子》：吴冷西写载于《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