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七十一章

季鹏

  自树贞节牌坊的“婊子”：抗战中

      毛的卖国行为

1. 盼望中国成为波兰第二，甘当苏联的“儿皇帝”

1973年11月14日，第六次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飞回美国之后，毛立即组织在政治局对周恩来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批判。江青秉承毛的意旨，直斥周“丧权辱国，给美国人下跪”，引起周的不服和抗争。于是毛借机将对周的批判升级，扩大会议的范围和批判的力度，还“首创性”地指定由他的英文翻译唐闻生详细传达他对周恩来一年多来外交工作的评价和批判，其中最核心、最精彩的一句是“周恩来对苏联害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勾结外国人，借助外国力量登上皇帝宝座，向外邦称臣的，在中国历史上称为“儿皇帝”，是卖国贼的同义词，五代时期的石敬塘是“儿皇帝” 典型。毛几次都想将这顶帽子送给周恩来，足见毛对周忌恨之深，用心之毒。不过，事实倒是毛自已曾经想当儿皇帝，可惜没当成，而这一切都是在周恩来知情下发生的。周并没有就此事攻击毛，揭他的伤巴。毛自己做贼心虚，反而先发制人，把这顶帽子送给周，以先堵人之口。即此一事，可见毛为人之鄙、之毒。

亊情要回到抗日之初。我们面前曾讲到毛在洛川会议上，就明确规定了中共在抗战时期乃至抗战后的基本政策、方针和任务，简单讲就是发展力量，养精蓄锐，然后趁蒋、日两败俱伤之后，夺取全国政权。

但是，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毛的这一方针和策略是建立在一个预置前提之下的，那就是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这一段话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厮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人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在抗战胜利后，打败筋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这里关键的一句是 “要在抗战胜利后”，抗战胜利了，国民党还在，但它已经“筋疲力尽”了，所以就可以打倒它、取而代之。但在这里，毛并没有说明何以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是谁打败日本？是国民党吗？肯定不是，国民党已经被日本打得没有多少还手之力了，它不可能 “战胜日本”；是共产党吗？毛颇有自知之明，连跟日本人正面交锋他都害怕，还能消灭日本人吗？还有美国人，但这时美国与日本人关系正常，美国还没有参战，也没有任何愿意帮助中国打败日本的意向，毛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再说，美国跟蒋介石国民党不是“一伙”的吗，如果美国打败了日本，这天下不就是国民党的了吗，共产党还有什么盼头呢？所以，毛在这里说的打败日本的只能是日本的宿仇、中共的靠山苏联了。在接下来的话中，毛说得更明白：“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此话出处同洛川会议之注释）

这就是说，毛把中共最终夺取政权的希望寄托在苏联出兵上。即使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苏联都可以帮助中共打回来，打回来的结果可以是占领整个中国，也可以是跟日本人平分中国；或者日本战败了，那就与国民党瓜分江山。可见，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毛都把夺取政权的希望寄托在苏联出兵干预中国的行动上。他要靠苏联这个后台，登上中国的龙廷。

因此，在毛的整个计划里，他首先要使日本人把国民党打败，或是严重削弱国民党，所以他鼓吹日本占领中国土地越多越好，国民党败得越惨越好，因为这是他夺国的条件，也是他第一层次“卖国”的计划；然后靠苏联的力量夺取全国或部分国土，充当苏联的“儿皇帝”，是他第二层次的卖国计划。毛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叫他卖国贼一点不过分。

毛的这一计划还表现在后来（1938年夏）他写的《论持久战》里（顺便说一句，毛共大力宣传毛的《论持久战》是如何高明，如何成为抗战的指导方针，其实这是蒋介石早已有之的战略之一，更早则是军事学家蒋百里在二十年代末提出的战略思想）。在该文的（十六）小节中，毛写道：“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须要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在（二三）小节中，毛写道：“今天全国人民有一种希望”，“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空前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它和中国历来是休戚相关的。……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连接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

这里，我们要剥去毛式语言的隐晦迷雾，例如这里的“中国”应解读为“中国共产党”，“援助”则意味着出兵武装干涉。整个意思则是：苏联不会放纵日本独占中国，它必定会出兵对抗日本，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在中国的统治，“这种希望不是空的”。

同为共产党人的王明就读懂了毛的暗语。洛川会议时王明还没有回国，但他已经知道了毛的抗战策略，即不抗日、专门拆国民政府的台，在发展壮大自己的同时，等待苏联出兵中国，把日本赶跑或与日本瓜分中国，然后自己当上苏联卵翼下的“儿皇帝”。

王明不会反对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但他受斯大林的指派，明确中共当前的任务是“先打日本”，并要使中共积极支持和投入国民政府领导的抗击日本的战争中去。王明忠诚执行斯大林的指示，和毛的路线发生了矛盾，成了毛的主要政敌。当他看到毛的《论持久战》时，一眼便看出毛的主题思想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苏日开战，以坐享其成。毛在延安发表该文后，又想在王明、周恩来主持的武汉《新华日报》上刊发。但王明等人反对刊登毛这篇文章，认为毛的抗战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相矛盾。”除了不在《新华日报》刊登外，王明还就毛此文写了一首小诗：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得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

这诗的第三句便是解读毛文的矛盾论的“点睛”之笔，即等待苏日开战坐享其成。但是它与苏联的远东政策相抵牾，斯大林此时是想叫中国全力把日本侵略者拖在中国的泥潭里，以免日本向苏联进攻，因为苏联当时要集中力量防范希特勒德国在西线的进攻。它最耽心的是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王明接受斯大林的思想，反对毛积极促成苏联出兵中国、让苏日开战的战略思想。

但在不久之后，毛认为天赐良机来了。

1938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如果真的只是“互不侵犯”，那没有什么不好，但分别代表世界上“极左” 和“极右”两个恶魔勾搭在一起，注定要做出大坏事来。果然，就在这个条约签订一周之后，德国在9月1日出动了百万大军进攻波兰，英、法在9月3日被迫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到半月，德军兵临波兰首都华沙城下。9月17日，眼看波兰要灭亡了。苏联政府发给德国政府一份照会，称：“德波战争已使波兰崩溃……波兰局势已对苏联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苏军将对波兰进行放射性讨伐”。4小时后，苏军进入波兰境内。德国则对苏联入侵波兰采取完全默认的态度。原来，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背后，还有一项秘密协定，两个强盗共同商定了瓜分波兰的具体条款，如今苏联按密约行事，德国自然心照不宣，双方相安无事。苏联占得波兰23万平方公里土地（波兰总面积才三十多万平方公里）。1300万人口。德苏按事前约定将波兰瓜分完毕。同月28日，德国外长重访莫斯科，双方按照实际所得对密约进行了一些调整，两个强盗各得其所，分赃完毕，皆大欢喜。

由此可见，中共长期以来所宣传的希特勒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别有用心的谎言，真正的事实是，苏德密谋、希特勒和斯大林共同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面对德苏两个强盗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是一片强烈谴责之声。但就在此时的中国，却有一个人乐不可支，这就是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快乐是有道理的，首先，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解除了它最耽心的西部威胁。苏德签约后苏联向德国输送了大量军用物资和谷物，两国使节频繁往来，关系融洽，大有结成“同盟”之态。这样，苏联就有可能腾出身来， 对付东线的日本，或者与日本联手共同处理“中国问题”。毛泽东预计的苏联插手“中国事务”就会变成现实。而谁都知道，苏联是中共的“养父”和“保姆”，苏联出面与日本处理“中国事务”， 就等于苏联为中共夺取政权，或者让中共与日本人瓜分中国。

毛立即从苏德瓜分波兰的模式中看到了苏日瓜分中国的可能性。苏联为了它西线的安全，可以与德国和平友好共同瓜分波兰，为什么不能为了它东线的安全而与日本修好，共同瓜分中国呢？如果苏日瓜分中国，苏联不可能将中国的一半并入自己的版图（因为中国不像波兰那样住着大量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而只能由中共这个代理人代为管理，这样，毛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夺得中国的半壁江山了。当然，他只能做个苏联卵翼下的“儿皇帝”，但这令他满意了，反正他早已把苏联当成自己的“祖国”， 把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当成他的“父母”了。

为了表示对苏联这一行动的由衷支持（实际上是感谢），毛泽东立即开动他的宣传机器为苏德条约鼓噪、喝彩。9月1日，新华社发表谈话，称赞该条约的签订；9月7日，毛亲自为其《新华日报》撰写社论，对这个条约给予充分肯定；9月14日毛又在延安的干部大会上演讲，为该条约的签订辩护，叫好，讲话中毛还说这次战争（指二战）都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也就是说不论是德、日、意，或英、美、法都是“一丘之貉”， 不必支持某一方面谴责另一方面。很明显，毛制造这一“舆论”， 就是为未来苏联与日本可能勾结瓜分中国铺路，制造“理论根据”。

就在这个月底，苏德两个强盗将波兰瓜分完成之后，毛的美国朋友、《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采访了毛泽东，斯诺直言不讳地问毛对苏日之间是否会签订类似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毛直言相告：“可以签订。”接着加上一句“如果不妨碍世界解放运动的利益”，以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利益”（也就是说，如果不损害中共的利益，因为中共标榜自己进行的是所谓“民族解放运动”）。当斯诺问到：“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否会采取波兰那样的形式？”毛居然说：“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种赤裸裸盼望和鼓励苏联跟日本按波兰模式瓜分中国的言论，连斯大林听了也觉太刺耳而引起不满。斯大林知道毛接受斯诺釆访的谈话之后，立即指示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罗夫打电报给毛：“这个访问的破坏性实质必须揭穿。我们紧急要求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同志不要发表像对斯诺那样的谈话，因为这已经被用来为搞破坏服务。”（以上及下文参见张戎毛传第21节）

毛这才这道自己兴奋过了头，说漏了嘴。经此一吓，足足有21年不敢再和斯诺来往。直到1960年中苏交恶要再利用斯诺时，毛才重邀他访问中国。

几乎在那篇答斯诺采访的同时，毛又公开发表了一篇为苏联入侵波兰辩护的文章，题目叫做《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此文后收入《毛选》第三卷第593—601页，署名发表日期为1939年9月28日。但笔者怀疑作文的日期有诈，此文很明显是为了弥补对斯诺采访时言语“不慎”而作出的向斯大林示好的“补正”之作）。文章完全是为苏与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入侵、瓜分波兰辩护。从总的看，此文可算毛主义的一篇佳作，主旨是为其苏联主子入侵、瓜分波兰叫好，按照毛在文中的“逻辑”，苏联与希特勒德国秘密订立协定，共同瓜分波兰，是为了“解放”波兰人民，亦即毛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苏联“以援助弱小民族和革命战争为职志”的行为。他说苏联如果不出兵，波兰就被德国一家占领了，苏联出兵去抢占了一大半，就是“解放”了波兰一大半，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这话与日本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让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各国共同享受王道乐土何其相似乃尔！与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去“解放”别的国家和民族的论调何其如出－辙！毛还咒骂波兰政府是一个“法西斯政府”，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反动政府”，因此推翻它、打倒它十分必要，合情合理又合法。毛还把波兰不能有效抵御德苏两大强盗的入侵反说成是波兰政府的“滔天罪恶”！你看：侵略有理，是去“解放”那里的“被压迫人民”和“少数民族”；相反，被侵略者打不过侵略者则是“罪恶滔天”、“罪该万死”！按照毛的逻辑，当时这世界上除了苏联之外，所有国家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国家”，都应该去“解放”，去打倒！毛在文中还说美、英、法都是“帝国主义国家”， 与德日意都是一路货色，他们之间的战争没有谁对谁错。

为了替苏联主子辩护，毛还把苏联侵占外蒙古、把外蒙古从中国强行分裂出去建立蒙古傀儡国，说成是“援助蒙古人民的抗日战争”。强盗从中国抢占了150万平方公里土地，毛这个强盗的儿子说这是做好亊！是为了帮助“蒙古人民抗日”！其认贼作父的卖国嘴脸再次暴露无遗。文中毛还装作纯洁无邪的样子，把他的“说谎教父”苏共所宣传的波兰“少数民族是怎样地箪食壶浆以迎红军，把红军当作他们的救星”当作苏联侵略波兰“正义性”的证明。（然而，后来曝光的苏联残忍地一次性在卡廷森林杀害一万五千名被俘波兰军官，企图永远统治波兰民族的滔天罪行，不知毛又作何解释？）毛将夺其土地，杀其人民，试图将波兰民族永远置于奴役统治之下的苏共暴行赞美为“正义战争”，“解放行为”，在毛的词典里，“正义”、“解放”是什么含义，就可想而知了。

德国和苏联的侵略行径还在继续。徳国随即把侵略魔爪伸向整个欧洲。苏联也不落后，同年11月，苏联向芬兰提出领土要求，企图以“小鸡换猪羊”的方式进行土地“交换”，被芬兰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11月3日，苏联撕下和平的假面具，向芬兰发兵。可怜的芬兰举全国之力也无法抵御这个比他大几十倍的恶魔的进攻，只能战败求和，1940年3月，芬兰被迫签订了《苏芬和约》，大片土地割让给了苏联侵略者，最终被迫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接着，这个赤色帝国主义又把魔爪伸向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很快，这三国被強行并入苏联版图。

苏联的侵略扩张恶行理所当然地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谴责。只有毛泽东一人为它喝彩，兴奋不已。在苏芬条约签订后，毛就苏芬条约的签订给中共高层内部秘密指示说：苏联这一举动“保证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 意即是说，苏联的这种侵略扩张行径也可运用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从而保证中共在中国的胜利。

这之后不久的1940年6月，法国政府战败向纳粹德国投降。希特勒这时认为还不能完全将法国纳入自己的直接统治，在对法国实行军事占领的同时还保留一个傀儡政府，他把法国约三分之一的国土留给 “法国政府”，这个没有武装力量的政府由巴黎迁至维希，所以这个傀儡政权又称为“维希政府”。希特勒的这一占领模式再次引起了毛的兴趣。就在1940年11月1日维希政府成立之时，毛给他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发出指示信说：“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仍然是有的，中国要争取比较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这句毛式语言的意思是：中国要争取做法国第二，但应该比维希政府争得更“优胜”的地位（统治更多的土地、人民和争取更多的自主权），这就要靠苏联出面与日本谈判“调整”，同时也靠我们中共自己努力，即要在实际上占领更多的地盘，使苏联在与日本谈判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毛设想的未来中国图景可能是：一是由苏联出面迫使日本放弃独占中国的幻想，从而与苏联谈判分裂中国，分疆而治，形成“南北朝”局面。这样，毛便可以成为苏联卵翼下半壁江山的“儿皇帝”；二是，中国的另一半是日本卵翼下的傀儡政权，这个政权可能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但不是国民党政权。所以，毛所谓“划江而治” 的“南北朝”，就是指中国形成以苏、日两个后台老扳操纵下的两个傀儡政权。

主意打定，毛就想着如何争取在未来半壁江山中的“优胜”地位。他首先加大了在敌后对国民党的进攻（即摩擦）力度，全力以赴抢占地盘，进一步扩大根据地。整个1940年夏天，毛都不断向斯大林报告他的战绩：“在河北我们歼灭了（国民党）六千人，山西一万人。”“胜利一般是我们的。”10月，毛的新四军在苏北泰州地区的黄桥歼灭了国民党韩德勤部1.1万人，毛兴高采烈，想一鼓作气打垮蒋介石。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节，毛给莫斯科送去一份挑起全面内战的计划报告，要旨是“出精兵15万抄到他（蒋介石）的后方，打几个大胜仗”，配合日本的进攻，内外夹击重庆陪都，使蒋政府垮台。毛称之为“预防性先发制人”。这份电报毛特地指名抄送斯大林和苏联国防部长铁木辛哥。毛知道，光靠他的15万大军是不可能攻下重庆，打垮国民党的，他的意思是：一旦他发起进攻，引起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便请求苏联直接出兵中国，将国民党打垮（毛认为苏联已与德国签订了苏德协定，完全可以抽出兵力来干涉中国事务）。然后圆他的“儿皇帝”美梦。

毛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事实上，这时斯大林也在着手与日本谈判。斯大林在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后，以为他的西线安全了，便把目光转向东方，试图与日本也建立类似与徳国的关系，实现东线的安全。因此谈判的核心问题是 “中国问题”，也就如何与日本共同瓜分中国。

苏联与日本的谈判是秘密地进行的。虽然没有留下多少直接的材料，但从一些一鳞半爪的情况看，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主要是日本并不想与苏联分享中国这块大肥肉。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使日本打赢在中国的战争的信心大增。这时的日军仍处在进攻阶段，野心勃勃，它认为消灭中国的计划指日可待，因而对苏联来分享中国不感兴趣。1940年10月2日起草的一份日本文件显示，日本只同意“外蒙古和新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承认、接受西北三省（陕甘宁）继续作中共根据地”， 同时要求苏联必须“约束中共的抗日行为”。这种条件当然远远不能令苏联和中共满意，因为这时中共实际控制的地盘已远大于此。所以谈判最终无果而终。

此期间苏联还试图把希特勒德国拉来作调停人。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专程赴德国，他对希特勒说：“我们必须在中日两国之间给目前这种局势找条出路。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德国可以起重要作用。”但最终亦因日本试图独占中国而无结果。这样，事情就回到了原来的起点，斯大林仍然要求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把日本拖在中国战争的泥潭里，以保证苏联东部不受日本侵犯。

由此，毛泽东也只好暂时收起他的“儿皇帝”美梦了。

二、《苏日中立协定》及中共与日、伪的情报合作

眼看不能以波兰模式与日本共同解决中国问题，斯大林只好求其次，干脆抛开中国寻求与日本 “和好”， 以求得自身安全。这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出卖中国，它不用付出什么，只要承认日本对中国侵略的现状，并且不再支持中国抗日就行了。

第一次作出这种出卖中国领土主权以换取与日本和平共处是1939年9月16日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签订的《苏日停战协定》。当年5月，日本、满洲军队与苏联、外蒙古军队在外蒙古的诺门坎发生战争，双方均损失惨重，都不愿再打下去了，于是产生了上述协定。

这个协定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利益，因条约规定：由所谓日本、满洲、苏联、蒙古“四国”组成勘定“蒙满边界”的委员会，以划定“四国”疆界。而我们知道，所谓“满洲国”和“蒙古国”是由日、苏两个强盗从中国強占、分裂出去的“傀儡国家”，中国历届政府都不予承认，如今苏日要给它们勘定边界，就是要使其“合法化”永久化。苏日为了它们各自的利益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作交易的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中国政府则提出了强烈抗议，各党派、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一些原来持中间偏左立场的所谓民主人士也纷纷表示了义愤，对所谓社会主义苏联，有了新的认识。

然而苏联对它的恶行不仅不收敛，反而进一步升级，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突然又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协定》，公开出卖中国抗战亊业。

这个协定本身只有四条，附加一个注解性的“苏日共同宣言”。 

四条协定如下：

“第一条：缔约双方保证维持相互之间和平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应始终遵守中立。

第三条：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五年……

第四条：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之文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苏日共同宣言”如下：

“遵照苏日于1941年4月13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特兹郑重宣言：苏联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这就是说，苏联彻底抛弃原来与中国共同抗日的政策，不仅不再参与、支持中国抗战亊业，而且承认日本制造的“满洲国”为合法；作为回报，日本承认苏联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合法。两个强盗都以出卖中国的领土主权满足对方的意愿，达到互相“和平友好”。

如此赤裸裸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径，理所当然遭到全中囯朝野一致反对。此时中共和毛又如何反应呢？毛在第一时间是为之喝彩、辩护！中共在重庆出版的喉舌《新华日报》于4月14日即条约公布的第二天发表社论，称赞该条约：“这次苏日条约附带的宣言，提到伪满及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事，这本是苏日关系上久已存在的事实，……现在这个宣言，一方面是结束了这个有关满蒙的挑衅，另一方面也是保证了这两方面的安全”。作者故意用隐晦的语言，似乎在述说一件不关自己的事，而且还为“结束了有关满蒙的挑衅”而高兴。谁会“挑衅” 这两个“国家”呢？当然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了。现在苏日团结一致，中国就不敢挑衅了，这样，苏、日两个强盗就“安全”了。——多么可耻的一副奴才相和卖国贼逻辑！

延安的《解放》周刊则更加旗帜鲜明，它的文章题目就叫做：《苏日条约的伟大意义》。什么“伟大意义”呢？就是促使“英美方面”“暴露其一贯挑拨苏日关系，企图使苏联外交政策为其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之阴谋，遭到严重失败之恐慌情绪”。这种故意的隐晦语言加以解读就是：苏联和日本利益是一致的，关系本来是好的，英、美却一贯从中恶意挑拨！现在苏日签订了这个协定，两国友好了，英美无从挑拨了，不能将苏联拉到美英一边了，他们就恐慌了。好家伙，原来苏联与日本是一贯友好的！两年前毛泽东不是说苏联是真正支持中国抗日的唯一国家吗，怎么它又与日本是一伙了呢？毛在《苏联与全人类利益一致》那篇文章中还说：由于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大大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如今，苏日却结成了同盟，大大打击了中国的抗战，毛却依然为之叫好！毛的话到底以哪个为准呢？如此颠三倒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表演，目的只一个，就是维护苏共这个主子，为此不惜践踏、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不惜与日本“友好”。延安的文章还说，“顽固派方面，则企图利用狭隘民族情绪以为反苏反共之活动。”中国人民谴责苏日两个强盗相互勾结、强占瓜分我国领土，侵犯我国主权，却被毛共说成“狭隘民族情绪”， 如此说来，抗击日本也是“狭隘民族情绪”了！难道只有像中共那样，在苏联发动侵略中国的中东路战争中“誓死保卫苏联”才不是“狭隘民族情绪”？才是 “国际主义”？——其奴才、卖国嘴脸暴露无遗！

这时，凡有有一点良心和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都自发奋起谴责这个苏日协定。国民政府虽然还想拉苏联帮助中国抗战，但它不得不严正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能承认第三国之间损害中国领土完整与行政主权完整的任何协定。”一贯同情中共，被中共尊为“七君子”的沈钧儒等人，也联名致信斯大林，对此条约损害中国主权表示“遗憾”，并表示拥护中国政府的声明。至于各个媒体、各爱国团体更是一边倒斥责苏联背信弃义、出卖朋友的行为。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一贯标榜中立，实际上偏“左”的《大公报》也为此发表社论，批驳并论证了苏日条约的侵略本质，其中特别指出了为一般人所忽略的一个问题：

“中苏邦交的基础建立于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得订立有损对方缔约国主权之条约及协定。’中国政府始终遵守此项条约，凡损害苏联利益及以苏联为敌的条约及集团，中国均曾拒绝签订拒绝参加。例如日本一再向中国诱胁的防共协定、防共同盟均为中国所拒绝，这实际是中日开战的基本原因之一。”

原来中国政府为了遵守与苏联的协定，也为了巴结苏联这个“盟友”，不惜惹恼日本，引来日本入侵。看来蔣介石政府看错了苏联，高看了苏联，确实是以“君子之心”度苏联政府的“小人之腹”了。

面对群言汹汹，中共如何解释它的卖国立场呢？它丝毫不顾社会公论，进一步宣扬它的“卖国有理论”。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再次以“中国共产党对苏日条约发表意见”为题，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其核心立场是：“这个条约的意义，首先在于巩固了苏联东面的和平，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发展。”原来，中共始终把它的苏联“老子”的安全、建设和发展当作第一等要事、大事，其重要性远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上。其叛徒和卖国嘴脸再次不打自招。

为了与苏联的政策相呼应，毛及其领导的中共对日本的政策也发生了微妙变化。早在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局就把苏联这一重要政策转变通知了中共，并意示中共可与日本卵翼下的汪伪情报机构接触。毛立即行动起来，当年10月，毛派出他最能干的情报头目，刚刚委以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重任的潘汉年赴上海从事这一绝密工作。此后，潘一直在毛的直接领导下与日本、汪伪特务进行勾结。直到毛共建国后，毛害怕此事曝光，遂以潘私自会见汪精卫为由将潘逮捕关死“灭口”。

当时中共的二号人物王明在其回忆录中说：

“在国内政策方面，毛泽东秘密地、不经党中央政治局同意，用中央军委电台发报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要他派人代表他同日汪进行反蒋合作谈判，同时停止反对日汪的军事行动。但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汪精卫，那时都不敢相信毛泽东是‘汪精卫第二’。他们都怀疑是共产党耍的什么阴谋，想骗他们上当。所以谈判始终没有达成什么具体结果。”

回忆录的另一处又说：

“1940年10月，毛泽东公开主张，在国内实现亲日的汉奸路线。事实经过是这样的……”接着举出了毛亲自撰写的一篇题目叫做《论德日意苏同盟》的赞美德、日、意结盟文章，并强行在延安《新中华报》上发表。笔者相信，王明不敢编造，通过查阅当时的相关挡案，应该可以找到毛的这篇大作。可惜现在未见爆光。

下面根据多种资料，揭露以当时中共情报首脑（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为主要线索的抗战期间中共与日伪的情报勾与结合作的事实，以便从另－角度观察毛这个自命的“抗日英雄”的真相。

但，由于这种勾结系绝密行为，更由于毛的杀人灭口政策，现在我们对当年潘汉年、饶漱石等人的具体活动和内容已很难知晓，但其蛛丝马迹仍然有迹可循。上世纪八十年代潘汉年获得平反后，其亲友和相关人员发表的纪念潘的文章、以及《潘汉年传》的问世（上世纪九十年代有过两种潘传出版），大致记载、反映了他一生的活动踪迹，也从侧面得知了一些他在抗战时期在敌后与日伪打交道的一些大致情况：

潘与日伪的联络是通过一个叫袁殊的人的中介，袁殊原为一左翼文人，三十年代初，当时的潘汉年是中共操纵的文艺界的“左联”的领导者之一，与袁是同亊、密友。1931年，潘转入中共特科工作，也把袁殊拉入共产党的情报部门，袁先后为中共和共产国际情报局工作。1935年袁被国民党逮捕，投向国民党。袁曾留学日本，与日本情报官员岩井英一相识，遂又转投岩井门下（故袁有“五重间谍”之称）。后来岩井委托袁殊组织开展“兴亚建国运动”，总部设在岩的住所，叫“岩井公馆”。袁把诸多共产党员都拉进这个“运动”之中。 

潘通过袁殊得以与岩井在上海虹口的一家日本餐馆会面，从此开始了中共与日本特务的合作生涯。

抗战期间潘汉年与廖承志一起在英国控制下的香港负责中共的情报工作。岩井得知，派袁殊到香港，与潘等正式建立情报合作关系，双方协定潘每半月通过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特务小泉清一向日本特务机关提供一次情报，日本特务机关则付给潘两千元情报费。可日本人一次就付给潘一万元，可见日本特务机关对潘的情报价值很很看重、很信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要侵占香港，在香港的中共情报人员要撤回内地，也由在香港的日本特务机关安排，全部安全转移到了上海。在上海。岩井给潘汉年一个由日本驻上海总领馆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上面写着：凡日本军、宪、警如对证件持有人有所查询，请先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这就等于给了潘以特殊的“护身符”， 在日驻上海总领馆内通行无阻。通过潘的引荐，延安派去的情报人员一度在岩井公馆内架设了电台，准备与延安直接联系，后因“困难太大”而没有使用。但由此可见，潘与日本人合作到了何等密切的程度。

岩井为潘汉年做的另一件重要事情是为其引见日本驻华最高特务头子影佐祯昭。影佐在上海虹口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梅花堂”， 又称“梅机关”，为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关，其成员包括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代表共30余人，影佐祯昭为首任机关长。影佐还是日本政府针对中国的“和平运动”（ 即开展和平招降活动）的领导人。汪伪政府成立后又出任汪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出于对与潘汉年情报合作的高度评价，1942年初，岩井亲自将潘汉年引荐给影佐，影佐在上海的“六三花园”请潘吃饭，进一步确立了双方的合作关系。

潘汉年与日伪特工合作的另一条渠道是与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搭上了关系。李士群早年留学苏联，曾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成为中统特务。后又投向日本，在汪伪政府任警政署长，调查统计部长，江苏省长等要职。1939年，李士群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表示愿意与之联系，大概也是想给自己多留一条后路。潘汉年与廖承志研究后，认为可以利用，决定先派年轻漂亮、精通日语的女作家、共产党员关露（原名胡楣）先打入李士群家中。关露当时已在文坛崭露头角，三十年代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后加入中共。此时关受叶剑英、廖承志的派遣潜入日、汪内部从事地下工作。关露先与李士群建立“亲密关系”，又由李士群将关介绍给岩井英一，利用色相获取了不少情报，为新四军迴避日军扫荡立下了功劳。关又出任日本驻华大使馆与日海军合办的杂志《女声》编辑，还去东京出席“大东亚文学代表会”。成了出名的 “日本女特务”。

潘汉年此时化名胡越明，通过友人胡均鹤介绍与李士群接触。胡均鹤亦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1932年被中统逮捕叛变后加入中统。1939年又成为汪伪特务，此时任汪伪特工总部二处处长。胡均鹤与潘是“老友“，当即带领潘汉年去见李士群，辗转了几个地方，在南京才见到李士群。李知道潘的真实身份后，与之洽谈甚欢。日本驻华特务头子影佐祯昭亲自批准了李士群与潘汉年直接联系。

李士群与潘汉年的关系发展得很密切，有两件事可资佐证：一是所谓“镇江事件”。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派兵进入上海租界，原来滞留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急需撤离、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但此时日军和汪伪已将各种要道封锁，检查很严，没有特殊关系，寸步难行。于是中共当局求助潘汉年。潘通过与李士群的关系，由李派出特务，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等人安全“护送”到新四军根据地。这本来是潘为中共立了一大功，可是事情过去多年以后，毛要杀人灭口，反而成为潘的“叛徒” 的罪证之一。

李士群为潘汉年做的另一件亊是直接将潘汉年引去见汪精卫。1943年4月，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奉毛之命派潘去一趟上海（这时潘兼任饶任书记的中共华中局的情报部长），任务是通过李士群的关系，了解日军“大扫荡”的有关情报，以便应对。潘到达上海后，才知道李士群在南京，便赶去南京与李会面。交谈完情报后，李士群提议引他去见汪精卫。潘当时别无选择，便跟随李去了。以下记载的潘、汪见面时的谈话记录虽不可全信，但亊实的存在无疑：

见面之后，汪对潘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合作没有什么搞头的。我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们的议会政治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然后又嘱咐潘：“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则对汪说：

“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是不会对你过不去的，会给你一个转身的机会。”

显然，这段记载只是潘的的“片面之言”，可以肯定，与真实情况肯定有出入。首先，潘不可能用那种居高临下的语气跟汪说话，潘很清楚，汪精卫曾一度是国民党的最高领袖，离开国民党时是国民政府的“二把手”，而且是毛泽东的“恩师”，不论资历、地位，他都不能与之相比。而且，潘此时找李士群，是有求于李，为新四军避开日军的“扫荡”提供情报，对于李的最高上司，不能不尊重，而不可能以教训的口气说话。其次，汪精卫前后都提到要共产党“不要跟蒋介石搞在一起”，潘却没有回应，汪最后要潘回去“联络一下，以后联系仍找李士群”。可见，潘实际上是答应继续这种“联络”的。这中间省略了有关对答。第三，潘汉年最后对汪说：新四军“会给你一个转身的机会”，这有点像对汪策反。而当时汪丝毫没有表示对日本人的不满，更没有投靠共产党的半点意愿，潘这样说太冒险、太张狂了，如果汪反脸，立刻便会把潘抓起来交给日本人。惯于在敌后工作的潘决不会如此冒失，因此此话可能是潘的朋友为了表现潘的“立场坚定”、“大义凛然”而编造的。

潘汉年私自会见汪精卫后来成了日后毛置其于死地的借口。这其实是毛故意借题发挥的欲加之罪。据说，潘去见汪事前没有经过毛允许，但依当时的情况和情报工作的惯例，这样做都是无可厚非的，完全允许的，关键是会见中是否“出卖”中共的利益，是否有叛变行为。根据后来对潘的专案调查，并不存在这种问题。在此前，潘还会见过汪伪政府和日本的诸多要人，根据中共老情报负责人刘仁寿所说，潘曾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身份接触过日汪政权的诸多要人，如陈公博、周佛海、罗君强、影佐祯昭、岩井英一、李士群、以及日驻华大使馆、伪警察局、保安司令部、宣传部、梅机关、满铁，还有重庆方面的对日情报人员等等。为什么接触汪伪政权的二把手、三把手都可以，独独见到一把手反而犯了大法了呢？

从潘的一方来说，会见汪精卫之后没有及时向毛报告可能是其有意“疏忽”。 因为从那次见到汪之后，潘回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就参加“整风”，当时正值审干阶段，潘怕交待此事讲不清楚（缺乏中共方面的见证人），就干脆没有交待。1945年，潘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他本想向毛当面汇报此事，可见到毛当时对他高度信任，又把到嘴边的话咽回去了。何况，潘所做的一切都是执行毛的指示，为共产党服务，有什么见不得光的呢？ 

关于潘汉年“私见”汪精卫一事，还有另一种说法，即潘乃奉毛之命去拜见这位老朋友、大汉奸，而且亲手向汪递交了毛给汪的一封亲笔密信。网上已有这封毛的亲笔信的原文（原件似在台湾），但无原件的影印件。笔者只好将此信原文作为附件，录于本章之后，以供读者参考或留待日后补充材料印证。

关于潘与日伪情报合作的具体内容和成果，现在所知不多。据有关资料，以1943年春夏之交潘汉年去上海找李士群为例，目的就是取得日伪“扫荡”的情报，以避免和減少共军损失。那次经李士群介绍潘还会见了日军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都甲告诉潘汉年：“日本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路南段铁路运输的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也希望新四军能有一个缓冲地带。” 所谓缓冲地带，就是双方互不侵犯的暗语。潘当即回答说：“新四军……目前正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重要交通据点，日军方面要给新四军一定的生存条件，游击队就不会袭击破坏交通。”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之后这条铁路畅行无阻，日军则对新四军在农村的发展睁只眼闭只眼。

由于潘的活动，中共还可以到日本占领区采购战略物资，如药品和通讯器材，不受查缴；中共的物资也可以顺利通过汪伪管理的长江封锁线，进入日军占领的地区交易。

此外，潘汉年为首的中共特工还帮助、配合日伪军警对国民党在沦陷区的势力进行清剿、打击，一位参与其亊的中共特工回忆说：“据我所知道的，上海两次破坏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一次在江南对忠义救国军（戴笠的“军統”抗日武装——笔者）的围剿，都是我们党跟日本人合作的杰作。”日本专门针对国民党进行策反、招降纳叛的特务机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其主要负责人袁殊是潘汉年的密友，运动会的成员均由中共派出。

关于中共与日伪的情报合作，共产国际驻延安的代表弗拉第米诺夫在其长达4年任期中写下的《延安日记》（该书有台湾译本）中也有所提及，弗氏说：“我看到一份新四军参谋部的报告，它明确地表明，中共领导层与南京日军派遣军参谋部之间有着长期不间断的接触，双方情报传递的终点是南京和延安。” 

中共与日军“合作”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联合反蔣。这也从蒋和国民政府的感受中反应出来，据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推断，日军若干重要战役可能得到共军的情报支持和配合，如蒋介石在台湾后写的《苏俄在中国》中就说到：“（民国）三十二年底，湘西、鄂西之战，三十三年平汉路南段之战，中共将我军的军亊部署与作战计划，透过日军特务机关交给日军。中共企图诱导日军深入中国大后方之华西，使共军得以突破国军封锁线，向西北扩张其地盘……”

何应钦在其回忆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惜乎都没有直接证据。

不过最近又有了一有力佐证，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籐女士出版了一本新书《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作者先是通过《潘汉年传》对毛和中共在中日战争中的角色产生了怀疑，经她从日本、台湾、大陆多方收集史料，特别是从岩井英一的回忆彔《回想的上海》中得到了重要的一手资料，写成此书。书中论述了抗战期间毛为首的中共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合作打击国民政府的诸多亊实。再次印证了我们关于这一历史的推断。

毛建国后，昔年这段丑史成了他的心病，他必须去掉这块心病，办法是消灭活口。除了饶潄石，毛不能放过的就是潘汉年。中共建国后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仕途一切正常。过去的亊情似乎都过去了，谁也没有想到还要被再度追查。

可是毛泽东没有忘记他，因为毛清楚，这些汉奸卖囯行为都是在他授意和指挥下进行的。这便成了他挥之不去的“隐忧”。建国伊始，毛除了开展对阶级敌人的大规模屠杀镇压之外，还想到了要通过开展内部整肃来消除这一隐忧。历史上曾经知晓他那些不可告人机密的饶潄石、潘汉年自然成了清除的重点。1954年，毛借揭批所谓 “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将饶漱石投进了监狱。算是旗开得胜。

这当然不够。1955年3月，潘汉年参加毛召开的处理高、饶集团的中共会议，会上，毛号召各级官员交待历史问题，并声称只要“讲清楚”，都可以原谅，不咎既往。

这时，潘汉年面临艰难的抉择。如前所述，潘没有将会见汪精卫之事报吿毛，大概他认为也没有报告的必要了。然而在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中，有被捕的国民党和日伪特务己经检举他会见汪精卫，以及他与汪伪特务头子勾结合作的亊实。这廹使他不得不重新交待、说清这一亊件。经过思想斗争，潘决定争取主动，他先找到陈毅，向他口头交待了这件历史往事。陈毅与潘的个人关系较好，陈听后安慰他，说“没有人会怀疑你对革命的忠诚”。但终究事关重大，陈毅立即向毛汇报潘之所言，这天是1955年4月3日。

想不到，当晚毛即下令逮捕潘汉年，公安部长罗瑞卿奉命亲自带领几名便衣公安执行逮捕任务。可见毛早就“胸有成竹”地盯住了他，潘自已送上了门，毛正求之不得。

潘被逮捕后，不能不按规定走走程式。中共中央成立了对潘案的调查组，由中共社会部长李克农亲任调查组长。在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后，并未查出潘的任何问题，调查组于1956年4月29日给政治局写出了调查报告，从五个方面反证了潘未有叛变行为，也未违反情报工作的原则，并指出其所做的工作，“是毛主席、周恩来所知道的。”实际上否定了潘的所谓“罪行”。

不过，毛是不能放过潘的。毛心里清楚，潘做的那些事情都是与敌、伪勾结、出卖抗战、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汉奸行为，这些又都是执行他的指示，他岂能留下这个“活口”。 但在对潘的处置上他颇费了些心思，他决定不杀潘，而是把他“关死”。

因为找不到潘的“罪证”，故最初对潘汉年未判重刑，潘第一次被叛7年刑期。到1963年刑満时，最高人民法院却又以“内奸”罪名判处潘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到了1972年，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成了“关死犯”。这些无疑都是执行毛的意旨。

1956年4月25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故意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在毛看来，把这些人关到死，让他们再也发不出声音，自已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到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再次提到潘汉年有可杀之罪而不杀，以表示他的“宽大”。他故弄玄虚地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过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种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表面上看似乎他在宽大为怀，其实这几句话里面暗藏着他的多重心机：首先，他装做不认识潘汉年，或对其不熟悉，以示对潘案他完全不知情，当然更不是他的有意“报复”“灭口”了。这是毛欲盖弥彰之表演，本书前面提到，早在抗战之前的1936年，困厄在陕北高原的毛，正在为中共的生存而焦虑，当他看到沈钧儒、章乃器等4位“民主人士”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呼吁国民党团结抗战的文章时，把它当作救命稻草，一个月内先后两次给沈、章等人去信，表示愿与之携手合作，还特意叮嘱：请与在上海的潘汉年联系，说潘是他的“代表”。你看，1936年潘就是毛的“代表”了，十余年之后毛却装得不认识潘了。

其次，他所说的“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是指当年潘手下有大量中共特工人员，都在干着潘一样的勾当，要杀潘，这些人都得杀。这其实是毛的极端阴险毒辣而又背信弃义的行为，因为这些特工当年都是奉他之命才去日、伪营垒鬼混的，为了中共的“大局”利益，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事业，牺牲了自己的爱情，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却担下了“日伪特务、汉奸”的丑名。他们本应是中共的“英雄”，有功人员，理应受到特别奖赏。可是如今时过境迁，毛不需要他们了，不认账了，于是，这些人统统成了“叛国、叛党”的“可杀之人”。情报人员一般都是单线联系，只要他的“上线”“找不到了”，就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本书前面讲到的葛佩琦就是这类受害特工的典型，上面提到的关露是又一个典型。

抗日胜利后，关露上了国民党抓捕的“日伪特务”黑名单，但经新四军组织救援，关露得以逃脫，回到新四军。但仍然因为在日伪营垒那段洗刷不清的“污渍”，不断受到“組织”的隔离审查，毛共为了维护自己的“抗日” 形象，决定抛弃关露等一干打入日伪之情报人员，于是，关露成了“叛徒”“汉奸”，中共与她“划清界线”，她也就只能永远蒙受不白之冤，从此在屈辱和受廹害中艰难度日。关露原来的情人，中共负责外事工作的王炳南，本来想继续保持与她的关系，但在“组织” 的压力下（王欲乘飞机去会见关露，被“组织” 拦回），被迫斩断了与关露的情丝。情人的背叛令她万念俱灰，自此孤独终身。

关露的悲剧无独有偶，原来关露还有一个妹妹，叫胡绣枫，二人是当时著名的姐妹花。绣枫也走上了她姐姐的道路，成了中共的特务。后来她被李士群点名去到了李的身边，可谓姐妹共亊一主。好不容易挨到了抗战胜利，姐妹俩欣喜若狂，又终于回到了“解放区”，满以为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谁知一个（姐姐）被中共定为“汉奸”，一个（妹妹）被定为“国民党特务”。后来周恩来偶发慈悲，让两人见了一次面，姐妹俩相抱痛哭……

毛共建国后关露们便成了各种运动打击、整肃的对象。关露曾两度被捕入狱，在狱中度过十个春秋。狱中她写下了十一首诗，其中有“換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惧断头台”之句。可惜她的表忠没有用。文革中又受到残酷迫害，出狱后关患了精神分裂症，在服毒自杀之前，她写了一首叫《别了，恋人》的诗给旧情人。临终留下一句“我再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给党了……”结束了她奇幻而又悲苦的一生。

198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审查了关露一案，确认她为肩负组织使命潜入日伪特务机关，不存在“叛变” 问题。

关露的遭遇是八年抗战中忠心耿耿为中共卖命的情报人员命运的一个缩影，它再次有力地证明了以毛为首的中共当权者是何等地卑鄙无耻，阴险毒辣，背信弃义，对“自己人”尚且如此，对“敌人” 和一般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1977年4月，潘汉年死于湖南的劳改农场，此前饶潄石也于1975年死于监牢。完满实现了毛的“灭口” 计划。

收拾了饶漱石、潘汉年，毛并没有停步，还有一个杨帆也是他不能遗漏的对象。当年楊帆身为新四军联络部长，饶漱石遵毛之命，派他去与日本特务谈判，并与日驻华派遣军参谋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达成《局部和平文本草案》，双方都获得了重大利益（参见本书第一部第三篇高饶事件的有关论述）。毛给杨帆的罪名当然不是他去南京与日军谈判及其成果，而是所谓杨帆“包庇反革命案”。杨案简单说是：毛共建国后首任上海市公安局长的杨帆，经上海市委讨论批准，决定利用一批国民党和汪伪投降的特务（包括胡均鹤），让他们引诱国民党的现行特务加以抓捕。这一工作很见成效。然而后来却成了杨“包庇反革命分子”的罪名。

毛要整治杨帆的真正缘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杨帆在上海做中共地下工作时，掌握了江青很多丑闻、秘事，后来毛抛弃贺子珍要与江青结婚，引起党内一片责难之声，当时的新四军政委项英也是反对者之一，项英整理了一份江青的材料寄给延安的党中央，而这些材料的主要提供者就是杨帆（当时化名为殷杨 ）。江青查知此内情后，不断挑唆毛要找杨报仇。毛则告知要等待时机。1953年夏，毛到上海视察，对随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杨帆包庇了很多坏人。”就是这一句话，杨帆成了包庇 “特务” 的反革命分子，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杨帆反革命集团”大案，所有潘汉年、杨帆的部下以及有关连之人悉数成为这个“集团”的成员，700多人受到审查、刑讯、关押、判刑，一部分人被迫害致死，更多的被关押、清洗。

前面提到的袁殊，后来又归顺了共产党，建国后做到上海市副市长，这次也被牵扯进潘、楊大案中，1955年被捕入狱。幸运的是，他一直活到毛死后的1982年平反出狱，1987年病故。

为了给潘、杨案件披上政治色彩，毛又将潘、杨归入“高岗、饶漱石反革命集团”成员之列。就这样，毛把私仇、公仇全报了，一度令毛难以安眠的抗战中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丑亊也被彻底“封口”、“摆平”了。毛终于可以放胆地大树特树自已“抗战英雄” 的“贞节牌坊”了。

最后还有必要澄清一下毛共长期以来宣传的、蒋介石“瞒着”全国人民与日本进行和谈、“想要”投降日本的诬蔑。首先应该清楚的是，在一场大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双方边打边谈是极正常的现象（在朝鲜战争中，中朝方和美韩方也谈了几年），关键是看谈判的结果。日本当时己也知道，它不可能占领几十倍于己的中国，它更知道“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道，所以它也极力想用非战争手段获取战争难以获得的东西，“以战压降”就是它的重要策略之一。从南京沦陷开始，日本就主动大打“和谈”牌，而国民党内一些重要人物也主张不妨一试，因为如能获得体面的和平，总比血腥的厮杀要好。为此，蒋介石派曾任天津市长的秦德纯赴香港与日方谈判。蒋给出的底线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情状。而日本则依仗其军事优势狮子大开口，开出要中方承认满洲国、赔偿日方战争损失、允许日本在华北驻军、实行经济合作、防共反共等一大堆条件。遭到蒋的严词拒绝。日方又降低条件，不提满洲国和战争赔款。蒋亦不予理睬，谈判失败。日方不死心，又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中调停，仍被蒋拒绝。蒋在日记中写道：“倭寇亡我之心不死，无和平可言也。”日寇恼怒，公开宣布“不再以蒋介石政府为对手”，不承认国民政府。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以国家财力难以支持战争为由暗中派人赴香港与日方谈判，蒋获知后立即令其停止。孔还意欲阳奉阴违，蒋得知大为震怒，下令：“今后再有人与日寇谈和，以汉奸论处，杀无赦！”于是彻底关上了谈判之门。

试问，这与毛派人与日方勾结，互通情报，相互协调行动，而且维持达五、六年之久的 “合作”，有半点相似吗？能同日而语吗？

也许有点做贼心虚，毛对蒋和国民党所谓“投降日寇”的诬蔑并不敢公开宣扬，只能由一些喽啰、帮闲煽阴风、点鬼火，试图扰乱视听，鱼目乱珠，以掩蓋其主子投敌售奸的丑行。又何其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