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數字“一”有關的命運
齊家貞
我生活裡重大事件發生年份的末位數，常常和“一”有關。
父親齊尊周退掉一門父母包辦的指腹為婚，訂婚七年的母親張則權逃離了一個太有錢的大家庭，成就了他倆的姻緣。
我來到人間正值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父親為鐵路運輸因應火線需要終日勞累奔忙，母親放棄教職跟隨父親不斷逃難初為人母神魂不安，兩人回憶不起女兒是上午還是下午出生，只記得那天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年份的末位數是“一”。
父親高中畢業無錢入讀大學，兩扇門對他開啟：一是入贅上海地產公司老板做上門女婿；二是去杭江鐵路局當實習生。父親選擇鐵路運輸為終生事業，從實習生做起。我到來的時候，父親的級別由司務員、處員升為專員，月薪從三十塊增到四百塊。
抗日前，父親參與了謝文龍等鐵路前輩整頓津浦路的工作，半年雷厲風行的整治，津浦鐵路弊絕風清經營改善，股票由每股二十三磅升到九十三磅，開始向英國付息還本。五十年後，謝文龍告訴齊家貞：“你的父親做事非常認真，非常乾淨。”
抗日期間，父親臨危請命，帶領部下冒著槍林彈雨勝利完成搶運雲南保山幾千噸交通器材的任務，因功勳卓著受交通部通電嘉獎，獎金一萬元。
一九四五年五月，由美國“租借法案”撥款，在全國選考各部門優秀者五百人赴美深造，父親榜上有名。第二年他成為“美國鐵路高級管理人員協會”會員，該會是世界性學術團體，中國只有兩人。
父親學成歸國，赤子之心要把自己的國家也建設得像美國一樣先進。他擔任首都南京市鐵路管理處處長兼首都公共汽車總經理等職。四八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十時，他前往國民大會堂參加蔣介石第一屆總統的就職盛典。隨後，去總統府禮堂參加只有二百人出席的與總統相對三鞠躬的覲賀儀式。
三十六歲的父親平步青雲如日中天，他的目標是交通部長。
一九四九年元月，國民黨政權朝不保夕，父親辭去南京職務全家搬回上海等候機票（或海輪）去廣州——父親將走馬上任，薪水一律港幣洋房汽車備妥——卻在二月下旬他突然帶領全家飛去了重慶。原來是成渝鐵路局長鄧益光希望重慶至內江通一段車，他堅邀父親“學以致用”。
同年十月一個晚上，鄧益光召父親密談：“齊尊周，你是我逼到重慶來的，現在局勢危急，我不能留下立即要走。你走不走？”
父親：“我兩袖清風一無所有，一家七口怎麼生活？”
鄧：“不必擔心，你家的生活我全部負責，我們到香港、新加坡做生意，成渝鐵路的資金都在我這裡（法國財團貸款）。”一寸鐵路一寸金，鐵路是金條鋪成的，鄧益光手上的錢是天文數字。
父親不假思索：“我問心無愧，為什麼要走?”心想，你貪污國家錢財，我才不與你同流合污！與此同時，父親還拒絕了去台灣擔任交通部路政司代理司長的職務和去柬埔寨做生意的邀請。
父親數分鐘裡就決定全家到重慶；數分鐘裡就決定全家堅留大陸。如此舉足輕重的大事，他完全忘記聽取母親的意見。
性格決定命運。一家之主的性格決定這一家人的命運。
解放了，天亮了。父親最喜歡“走，跟著毛澤東走”這首歌。他一個人抱著木椅跳舞，熱情高漲地唱：“我們要的是民族的獨立，決不跟美帝做洋奴；我們要的是生存和自由，決不把生命當糞土??。走走走，跟著毛澤東走，獨立民主自由幸福的前程，就在我們的前頭”。
父親不識時務，在全體大會上站起來：“劉軍代表，你剛才說的話不是事實，我齊尊周就一分錢也沒有貪污過！”劉軍代表口頭囑咐秘書，就把齊尊周送去勞改了。
全家從此走上泥濘之路。那是一九五一年一月，年份的末位數是“一”。
最小的弟弟十五個月，我十歲。這個家沒一分錢收入，母親除了向上海的親友們求援，她頻繁出入拍賣行和當舖，天天為五個孩子的吃喝拉撒發愁。
五年後父親歸來，除了大女兒，四個兒子已經不會叫爸爸。
齊家貞高中畢業後想去美國讀書，她兩次去廣州尋找出國門路，第一次賣掉母親的浪琴錶、第二次賣自己的血，認識了兩個廣州朋友，犯下反革命叛國投敵集團罪。公安局加大偵破力度，派來耳目蔣忠梅當齊家貞的摯友，逮捕前一個月他們在隔壁旅館樓上租了個房間，輪班監視齊家的一舉一動。
一九六一年九月，父女雙雙被捕（父親此前已在監獄準監獄關押十年），年份的末位數是“一”。
法院宣判齊犯家貞十三年，教唆犯齊尊周十五年——哪怕他對女兒之事一無所知。母親終於弄明白是“十三年”，是“十五年”而非“是三年”，“是五年”，她瘦得脫形：“不知我能活到那一天嗎？”
齊家貞決心在勞改隊加速改造成為新人，早日回家見母親。
四川省第二監獄裡，父女的表現是兩個極端。
齊尊周是眾所周知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反改造。他決心在監獄裡闖過人生“威武不能屈”的第三關，堅持每天洗冷水澡，利用一切机會跑步打球瘋狂地鍛煉身體。他一定要用自己的交走出監獄。父親只有一次主動在政治學習會上發言，他懇求政府釋放年輕的女兒，剩下的刑期由他來坐滿。
齊家貞非常認罪從不亂說亂動，徹底洗腦努力勞動，相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是自己錯了，她譴責父親是美帝國主義走狗，是為國民黨塗脂抹粉的牧師。她是監獄裡知名的勞改積極分子，提前釋放。入獄二十歲，出獄三十。
那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年份的末位數是“一”。
回家第二年，母親逝世，臨死前她說：“你們的爹爹太耿（直、犟）了。”
二十八歲的興國把腰彎進棺材裡親吻母親，他的初吻，吻了兩次。第一次興國代表還在監獄裡的父親吻別妻子，第二次他在心裡哭訴：“親愛的媽咪，我起誓要保護好你，等父親歸來把你健康完整地交給他。對不起媽咪，我沒有兌現這個許諾。”
兩年後，經歷了二十三年牢獄之災的父親歸來，他打算回來後每天背妻子去公園鍛煉身體，可是跨進家門，床上沒睡人，牆上掛著母親的黑框照片，他清楚這個計劃永無實現之機了。父親老淚縱橫，全家抱頭痛哭。
父親一次次痛心疾首：“我愛媽咪，我害了媽咪。”其實也是“我愛孩子們，我害了孩子們。”“那時候我才三十七歲哪，我多麼想為生養我的祖國獻出自己的一腔熱血一技之長。我認為，舊政權失去民心，新政權理所當然是好的，才能取而代之。而且，一個國家向全世界宣佈的諾言，怎麼可能是兒戲。言而無信，國何以立？”父親的治國理想從給兒子們取的名字可見：興國、安邦、治平、大同。他寄希望於共產黨。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也是百年生”。
一九八五年初父親經巴黎到美國出席“美國鐵路高級管理人員協會”年會，會上他發言三分鐘之後留在美國，不久成為簽證過期的黑口。
出國前，父親對陪他去廣州的兒子興國說：“等著吧，你七十二歲的父親第二次出國打天下。”“打天下”的意思如父親臨行前在母親墳前的默許：“一定要把我們的五個兒女全部帶出生天。”
父親把頭髮染黑冒充五十多歲，先是下力，累得尿血，越南女老闆和她兩個女兒還說父親偷懶，剋扣本來就很低的工資。後來，父親為台灣女老闆當旅館經理，每小時不到兩美金，每天工作十五小時，每週七天。積攢下來的錢為女兒繳納昂貴的學費，一九八七年，四十七歲的齊家貞到澳洲留學讀英文初級班。
一九九一年一月，父親拿到美國定居，二月，齊家貞拿到澳大利亞定居。年份的末位數是“一”。
一九六一年入獄，我從一個滿腦子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中學生，一下子整個生命翻轉，看守所勞改隊的生活打下了終身不褪的烙印；到澳洲，一個喝狼奶階級鬥爭大風大浪裡掙扎長大的女人，經歷了生命的再一次翻轉，自由民主文明都是好東西也打下了終身不褪的烙印。兩次翻轉都記錄在齊家貞的《黑牆裡的倖存者——父女囚徒》、《紅狗——被釋女囚》，以及正在定稿的《藍太陽——她重生了，在澳大利亞》裡了。
父親八十歲買了自己的旅館，他需要經濟擔保申請四個兒子出國。可是，他來不及實現自己的計劃，一九九八年三月，他撒手西去，享年八十六歲。
二零零八年春，為紀念齊尊周逝世十週年，女兒在澳洲註冊成立了非盈利機構“齊氏文化基金會”，以父親不多的遺產、朋友小範圍捐贈和她本人的養老金，每年頒發“推動中國進步獎”，至二零一五年八月已頒到第八屆。
父親女兒一起被捕，一起關看守所，一起判刑，一起在監獄勞改，一起在電視大學當輔導老師——父親輔導英語女兒輔導高等數學，一起宣布平反，一起在海外定居。父女倆的命運如此血肉相連密不可分，世界上也難得有第二例了。
父親齊尊周母親張則權結婚照
大女兒齊家貞來到人世。
83岁的父亲从美国坐23小时飞机来墨尔本参加我和Ian的婚礼。来了三天，父亲笑了三天。他只知道笑。
1957年，我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照
父亲出国前对送他到广州的兴国说，等着吧，你七十二岁的父亲第二次出国打天下。
父亲出狱后在母亲坟前
蔣忠梅一家，左起：蔣小梅、蔣忠泉、蔣忠梅、蔣忠直。
齐家贞在齐氏文化基金会第二届颁奖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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