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了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紧接着又于同年10月10日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就这样从1946——1948年初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激进的土改运动在华北、东北地区展开。毛泽东向其军事占领区的农村派出武装土改工作队，通过访贫问苦，启发贫雇农和无业游民的“阶级觉悟”，培养土改积极分子，在各村组织农会，划分各家各户的阶级成份，没收地主及富农土地和生产资料，鼓励农会挖地主的浮财，展开与地主面对面的斗争，放任严刑逼供，一时间乱打乱杀现象极其严重，有些地方甚至对地主和地主家庭采取了肉体消灭、扫地出门，中农普遍恐慌。（见李炜光《土地改革运动》）当时甚至连地主主动献地的行为也不被允许，而必须经过斗争强行分配，毛泽东认为：“土改对剥削者不能在毫无惩罚的情况下实行的”；紧随而来的是清算和挖浮财斗争，几乎所有的地主都要过残酷斗争的关，“不这样地主就不能从政治上被打倒，群众就发动不起来，也不能在政治上和心理上解放农民。”
 

手上粘有地主富农鲜血的土改积极分子，以及分到土地和财物的贫雇农，极其兴奋，从心里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称毛主席是红太阳，是大救星，从此将自已命运和共产党联在一起。同时也担心蒋介石的军队打回来，地富及其子弟向其讨还血债和反攻倒算，从而他们认识到地主小老蒋和大老蒋的联系，土改积极分子及广大贫雇农迅速地开始仇恨国民党，仇恨蒋介石，把蒋介石这个抗战的领袖，视为人民的公敌。为了保住分得的土地财物——土改的胜利果实，广大贫雇农纷纷送儿子参军，主动交粮食支援前线。
 

正如彭真所说：农民一翻身，就会要求武装保卫自己的果实，我们应该动员翻身农民参加解放军，使成为更能打胜仗，更能坚决支持土改的人民武装。
 

1946年10月，毛泽东评价了土改在国共战争中的作用写道：“三个月经验证明，凡坚持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处在观望地位……。”
 

《林彪在东北》一书写道：东北野战军在剿匪的同时，派出一万五千干部下乡，率先掀起一个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土改后的贫雇农拥护共产党，把毛泽东称大恩人、救星，土改后在保家、保田的号召下，人民群众掀起支援前线的热潮，广大土改积极分子纷纷送儿子参军，以当上解放军为荣，披红戴花骑马送儿送郎参军，部队经常满员，而且新的队伍不断组成，到1948年秋东北人民解放军已拥有十二纵队，总计一百余万人，林彪的军队进入东北时，总共十万人，不到二年就暴增十倍，如无土改运动，林彪的部队不会有如此气象，相反国民党的军队，却象一根燃着的蜡烛，越来越少，物资越来越枯竭。
 

在著名的三大战役的各个战场上，都有大批民兵和群众从事支前工作。辽沈战役动员13800余副担架，36700辆大车，96000余名民工随军出征，还动员18个独立师投入战斗，有80个第二级兵团约30余万的地方武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见李炜光教授《财政史述论》255页）
 

平津战役，则动员了华北和东北地区30余万民工和40余万的地方武装随军行动和参加作战。（见李炜光教授《财政史述论》255页）
 

淮海战役时，解放区共动员民工543万人，征集担架20万副，大小车88万辆，挑子30万副，牲畜76万头。总共筹运粮食96000斤。（见刘统《华东解放战争纪实》第599页）。1951年陈毅在南京会见苏联大使尤金，谈起淮海战役时说：“支前民工达500万，遍地都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是我们真正的优势；人民群众用小车、扁担保证了部队作战”。 （见刘统《华东解放战争纪实》第603页）
 

知识层的观察家认为：土改使共产党得以在农村扎根成长，他们说，正是由于实行土改，共产党才能出色完成三大任务：征军粮、募兵和实行地方自卫（见胡素珊《中国的内战》278页）
 

于光远于19 47年1月1日在《解放日报》上撰文： “事实证明，土地改革为共产党争取战争胜利，开发了无穷力量的源泉，为这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由翻身农民所组织的军队，结合翻身农民热烈的支前参战，这一力量是无敌于天下的”。土地改革搞得好的地方，兵源就多，胜利就多（见董志凯教授《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94-95页，北大出版社）。
 

国民党将领的感慨：双雄集战斗结束后，国民党将军黄维、杨伯涛被解放军俘虏，从战场被押送到后方的临涣集，一路上所见所闻，令国民党的将领感叹不已，认为18军的最后败灭，非战之罪，归咎于不象解放军有群众的支持，18军被人民群众的大海里淹没了。（刘统《战争纪实》5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