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二十一世纪
季鹏
第二十一章 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当毛认为已做足了“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的文章后，剩下的就是去实际推动了。这时的毛，一方面利用他的统战、宣传工具，广施钓鱼之策；另一方面亲自出马去游说各统战对象，双管齐下。
先是叫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专门讨论他的讲话，率先大鸣大放。自3月7日至19日，共有406人在会上作口头和书面发言。毛本人则不断召见新闻出版、文化艺朮、科学教育界人士反复动员，鼓厉他们大鸣大放。他还公开赞杨《文汇报》办得好，“我也爱看”， 反过来批坪《人民日报》不积极宣传他关于整风的讲话，是和中央方针“唱反调”，是“死人办报”。 于是全囯大小报紙迅速掀起了刊登大鸣大放言论的热潮。接着，自3月16日起，毛又马不停蹄南下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到处发表讲话，鼓动鸣放，并说自己是“游说先生”。
毛的統战部门也空前忙碌。自5月4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統战部在北京召集民主人士座谈会13次，后来章伯均、罗隆基、儲安平等人所谓的“大毒草”， 就是在这些会议上“鸣放”的。统战部还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25次，此外，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办，各高等学校，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均纷纷仿效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鸣放会，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鸣放高潮。
4月27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下达了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继续执行“放”的方针，把毛在那段时间在公开场合的表态统统写了进去：“为了适应……为了克服……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进行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方针，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文件重申：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4月30日，毛又特别指示：运动“应该多采取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流，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
就在同日，毛在天安门城楼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识界代表人士开谈话会，以身示范。毛在会上即席讲话，动员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大有周公吐哺、求贤若渴之态。毛讲话主要内容如下：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该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
……要承认它，然后分析它，找出解决的办法。现在报纸天天讨论矛盾问题，有人担心人民政府会被推翻，但已经二、三个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讨论越发展，人民政府就越巩固。现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厉害，越攻越好……几年甚至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辩论，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解决。人们并没有提议要打破你们的饭碗，也不是一棍子把你打死，而是要求改善关系。……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找出办法，要党内外一起来……报上登一下，就可以打破沉闷的空气。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统战工作的问题几年不得解决，如有职无权等，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能解决了……过去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大家是有职有权有责。同共产党党员一起混，民主人士确是不好当，很有点恼火，不好办事。现在党内党外应改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要李维汉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谈话中毛还说了句极诚恳又有几分幽默的话，他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可见当时谈话是十分轻松的，不象官方报导的那样干巴无味。可惜的是，后来储安平先生将此话当真了，引用此语来给毛提意见，结果引来了烈火焚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谁能想得到这些是一场天大的阴谋、一个弥天大谎呢！
据说，在看到毛2月27日讲话原文的译文之后，全世界研究共产主义的“专家”都被毛的开明和气度感动了，都认为毛的讲话将是对共产主义理论的革新。共产主义学说分化了，毛泽东的思想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更是奔走相告，几乎是弹冠相庆，据亲自聆听了毛讲话的人士说，毛在讲演中给还在遭到文艺界左将们围攻的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解了围，说写得相当好，但却不是很好，因为小说里只批评了北京一个区党委的组织部，没有影射党中央。“我就奇怪，中央为什么不可以影射呀？中央的官僚主义也可以反嘛！我就说过我对这个小说很不赞成，因为小说写的还很不够！”……顺便毛又批评他曾经大力支持过的当年反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青年学子李希凡，说李现在住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
接着毛又谈到诗人流沙河。毛说：还有一个流沙河，写了个《草木篇》，那是有杀父之仇的人呀……接着他就讲草木篇，讲着讲着又讲回来了：“我们要团结一切人，包括有杀父之仇的流沙河，也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嘛！”
知识分子们被毛的披肝沥胆的真诚和“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征服了，亲聆了在全国宣传会议上毛的讲话的著名翻译家、文学家、美学家傅雷，3月18日挥笔给他远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写信，深情地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的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列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上提出百家争鸣问题。2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更明确地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
最后他教育儿子：“他们（指波兰——笔者）的知识分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发出的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他自己呢？更是兴奋难以自制地对人就说：“共产主义者遍天下，毛主席真乃千古一人！” 看来傅先生不仅被毛折服了，还学得了一点马屁精的本亊。
可是谁能料到，对毛如此敬佩之至，赤胆忠心、甚至甘当“毛奴”的傅先生在即刻到来的反右派斗争中仍被划为右派，饱尝批斗羞辱和皮肉之苦，最终被打成“共和国”的“贱民”，“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文革中，终于被毛的红卫兵生生逼得夫妻双双悬梁自尽！
在国内外对毛的讲话一片叫好声中，只有两个身份不凡的特殊人物发出不同一般人的低沉之音，他们中一位是苏共头头赫鲁晓夫。赫氏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
“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政策，我们反对让那些所有不同的花都开放……另外，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意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除掉。”
另一位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先生，杜氏读了毛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英译本后，如此回答记者的提问：
“我把这篇讲演看了几次，这一类的讲演是要多读的，即使这样人们还是不能十分确定它们的意义……”
“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
这两位都是毛的政治对手，赫氏与毛打过几次交道，特别是经历波、匈事件，使他对毛的认识有了迅速的提高；杜氏作为美国重臣，艾森豪威尔的主要外交助手，对毛更是有深入的了解。他们对毛的讲话不约而同地持怀疑、不信任态度，怀疑它是毛设计的陷阱。
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不这样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从小受到“仁、义、礼、智、信” 的教育，深信“信者人之本”，“人无信不立”。认为平常人言而无信尚且难以立足社会，何况作为一国之君，又是当着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面，红口白牙许下的承诺，岂会出尔反尔？纵使有一些口是心非的地方，也只会偷偷在执行中悄悄作一些修改，而不可能将公布于天下的大政方针弃若敝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吧！
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学知识，大概只在幼儿园水平。不过这种说法好像也难以说得通，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都受过西方高等教育，有些还是“政治学博士”、“哲学博士”，怎么一回到中国，回到毛的统治下，就变得跟“白痴”差不多了呢？可见问题可能不只在知识分子这一方面，还在于对方、对手一面的毛实在太过“高超”、太过高明了，以至于这些饱学之士面对他只有束手就擒、任其宰割。当后来这些知识分子一一落入毛的陷阱，被贬为“贱民”发配边疆、或送去农场劳改、或坐穿牢底，这时才无不对毛的“阳谋”惊叹莫名！如大梦初醒。这就是乱世中国的政治斗争规律：劣币驱逐良币。知识分子绝对不是湖南痞子的对手！不过毛对付他们的办法其实十分简单，那就是大兵加镣铐！外加剥夺你的发言权。用句简单通俗的中国成语就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 而且根本不给你“讲” 的机会。然后把你捆了送去生不如死的地方，象狗－样活着，或者废物利用，干脆把你宰了用作“肥田”（在延安整风中毛就说他的政治对手不如狗屎，因为狗屎可以肥田，教条主义不能肥田）。毛玩这类游戏早已轻车路熟，早在十年前的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和谈，在答复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的十二个问题中的第十个问题：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界说为何？——毛就答复说：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表述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笔者）。它将保证国家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上述答复是由外国记者向海内外传播的，当时中共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均刊登在最显著的版面。后来毛胜利了。他兑现了承诺了吗？给了中国人民他说的那些民主和自由了吗？谁又敢与他较真、跟他算账呢？连全世界都可以欺骗，中国的知识分子岂在话下！
可惜人们太健忘了，现在只忙于呼喊“毛万岁”，以致十年前的延安那一幕如今又再次重演了。而在毛看来，对知识分子玩些“阳谋”把戏，实在有如儿戏。不过小菜一碟，何足挂齿！
毛的周公吐哺式的表演大获成功。鱼儿们纷纷吞饵、上钩了。
第一个“跳出来”自投罗网的是费孝通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其时还挂着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民盟中央常委、文教委负责人等一大串头衔。1957年3月24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正是这株“大毒草”将“右派”这顶帽子牢牢地扣在了自己头上。
后世的人们也许认为这一定是一篇言词激烈、批评共产党不留情面火药味十足的檄文，不然费先生何以拔得右派分子的“头筹”？以费先生在知识界的威望，毛共何以丝毫不留情面，要将其作为“右派先锋”首先拿下呢。
错了，大错特错！好在费文不长，这里不妨一录，望读者诸君不妨用放大镜或显微镜仔细检查捜索，看看哪里有“反毛、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病毒”：
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因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好象现在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暖还寒，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
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所起到的作用是难以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地位是肯定的了，心跟着着了窝，安了心。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看出自己的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
周总理报告之后，各地学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两者比较起来，生活条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资提高了，过去许多只够衣食的教师们现在可以买买书了，就是子女多，家属有病人的困难户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顾，生活上的问题总的来说基本上解决了。知识分子是满意的，甚至有点受之有愧。而且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很多学校里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得也非常周到。比如为了剪发、医疗、买菜等排队浪费时间，给高级知识分子优先待遇，甚至看戏都可以预定前排座位。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优待是领情的，但这也使他们过分突出，叫别人看来不很舒服，甚至引起群众的反感。这些办法是否妥当还值得考虑。我自己就没有用过这些优待券，因为拿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比较容易些，一到观点、办法，就发生唯心论和唯物论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清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
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里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还是占多数。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这种人不能说太多。比较更多的是怕出丑……
有一位朋友说得很生动，他说，我不是怕挨批评，我们以前还不是有被批评的，学术论战还是搞过，现在可挨不得，因为一有人说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戴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级评薪，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风气现在是正在转变中，但是积重难返，牵涉的面广，也不是一下子就转得过来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笔者以为费孝通这篇文章按毛的标准，不仅不是毒草而是大大的“香花”。因为它既是一篇对共产党的赞歌，又是向党的“交心”书，文中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敬佩之意，溢于言表，发自衷心。它活画出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经过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已经被整得夹着尾巴过日子惯了的知识分子，一旦得到一点“党”的信任，“党”的恩惠，便由衷地要叫“皇恩浩荡”，甚至想喊“万岁”了。只是做缩头乌龟惯了，一些人仍然不敢响应毛的号召大鸣大放，他们只想过平安日子，苟且偷生，绝对没有对“党”不敬的想法。更不可想象这样一些奴才相、市侩气十足的顺民，会胆敢向共产党“猖狂进攻”，想夺共产党的“天下”！从文中也可以看出毛共对知识分子的“两手”确实高明，效果不凡；一方面毛对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恨之入骨（“读书越多越反动”，“对教授们的知识当以狗屁视之”，是毛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由衷之言）；另一方面却要把他们全部包养起来，对其中相当部分人的待遇还强于一般共产党干部，不过，被豢养的代价是知识分子必须、绝对放弃自已的思想和学术上的自主、自由，亦步亦趋变成共产党的驯服工具，变成毛主义的传声筒。当然也有人不愿做这种交易。那么好吧，毛说：不给他开饭（毛多次说过这句话）。而当时中国人的饭碗确确实实全部攥在毛手里。当然毛在这里说不给开饭并非要将其全部饿死，而是意味着送你去劳改农场吃饭、干苦力吃饭。这一着真的厉害，知识分子领教过了，或者看见到了别人被开除“饭籍”后的惨状。因此都愿当被“包养”的驯服的工具了。在毛的高压和诱惑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成了唯毛的马首是瞻、且善于见风驶舵的顺民，传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士气”已经飞去爪哇国了。
这就是当时知识分子总的精神状态，或者是他们表面的状态。费孝通先生极好描述了当时知识分子这种状态和心理。只是他以为自己的身份、地位比较特殊，应该起来响应毛的号召，代表知识分子说几句心里话，甚至想说服那些“明哲保身”者起来响应党的号召，参与“帮党整风”， 也算是他对“党恩” 的一点报答。
以上就是这篇文章的主旨和论题。这样一篇“颂党”的“佳作”怎么被打成“毒草”，作者变成“大右派”呢？这需要具有高度政治敏锐性并了解一些毛政权内情的人才能明白。原来此中的奥秘和关键就是他文中几次提到并歌颂的周恩来总理。费教授不知道“党”只能与毛划等号，而不能与其他任何人等同起来，特别是不能与周恩来等同起来。费孝通大概没有注意到毛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开头的几句：“现在唱‘红娘’的是周总理，我好比那个老夫人，必要时出来扭一扭，扭多了，观众就烦了。”（这个开头语公开发表时自然删去了。）这简单一句话，其实包含着毛对周的多少忌妒、怨恨又无可奈何之情！历史上几十年的毛周恩怨就不说了，现在毛所谓的周唱“红娘”这个讨人喜欢的角色，直接就是指周恩来在1956年1月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的报告，那个报告让周恩来掳去了全国知识分子的“心”，让周成为知识分子的知己和崇拜偶像，这就使毛睡不着觉。如今毛发动的这场阴谋加阳谋的运动，附带目标就是要将周的主要“资本”之一的知识分子，连同他们在共产党内的“知己”周恩来一并打入十八层地狱！而不识相的费孝通，居然首先跳出来歌颂了一番周恩来，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这是毛心中的“话”，是不能说出口的，也不能用来当作定费氏右派罪的依据。其他定罪的“理由” 其实是很容易找的，就以费氏这篇文章的题目而论，就包藏祸心，罪该万死！他将毛花了几个月营造起来的对知识分子的“宽松环境”，居然比作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那么此前知识分子不是一直处于“严冬”之下么？将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领导下的知识分子说成是生活在“严冬”里，光这一条还不够划十个右派吗……
自作聪明的、自以为是的费孝通教授，其实还不如毛手下一个大老粗战士的政治水平。而且费的全部学问和知识，在毛说来正是“当以狗屁视之”的“社会学”，它有什么用？完全是资产阶级国家一门无聊学科，既不能多打粮食，又不能用来造原子弹（非常务实的毛在反右派以及后来文革中，都有专门保护自然科学家的规定），还不能如狗屎肥田。所以早在1952年毛共搞的大学院系调整时，“社会学”就被取消了，如今再除去一个费孝通，又有何不可？！
后来费教授试图通过检举右派中的“头号”章伯钧（说章说“共产党要借我的头”）以及他原来的朋友、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说钱要“教师带领学生准备暴动”）来减轻自己的罪责，可惜无效。
费孝通虽然是最早跳出来的一个，但从毛的斗争部署来看，他还不是毛所要打击的重点，因为他虽属高级知识分子，但却不是职业政治家，不大能够与毛“争天下”。真正成为毛在此次运动中必欲打倒的对象、必须除去的心头之患，是几个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他们是后来名噪一时的全国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他们各有代表性，其“专利性”的罪名是：章伯钧要“成立政治设计院”、轮流坐桩；罗隆基要“成立平反委员会”搞复辟翻案；储安平发表恶毒的“党天下”论。这三人的“三论”当时作为右派言论的代表，在全国进行大批判，弄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右派“罪恶”的代名词。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些被毛泽东钦点的大右派的罪大恶极的代表作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章伯钧，民盟第一副主席（主席沈钧儒已年迈几乎不管事，所以章是民盟实际负责人），农工民主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政府政务委员，国务院交通部部长。光是他的第一个“头衔”，就注定章是在劫难逃了，因为上文说过毛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径向共产党内通报了：等到打倒蒋介石之后，民盟就是主要对手了，要采取措施“一步一步抛弃他们”， 首先是其中的右倾分子，章首当其冲。建国初期，鉴于当时的形势，毛还需要把“团结民主党派”、“建立联合政府”这出戏演下去，但对于在政府任职的民主党派人士，对于他们不时的“建言献策”，已经使毛感到十分不快了。在党内，毛说这些人是“历史上包下来的一批王八蛋”，说：“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场，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就找岔子”。毛对他们已经有些忍无可忍了，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把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 “打哑”，把他们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清除出政权机构和“革命队伍”，给那些企图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当头棒喝。
擒贼先擒王。章伯钧就是毛首先要清除的一个“王”。章伯钧其实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右派言论”和真正的不轨行为，只是作为一个老牌政客，留德哲学博士，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又自动退党，如今自立门户，还有些政治野心。比如他想发展民盟组织，壮大民盟力量，这就居心可疑。其实只要想想，这本属于其职务份内之事。不过毛可不管，他本能地感觉到章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是企图与共产党争天下的最可怕的潜在敌人，整风、反右不打倒此人还打倒谁？
当然，要搞掉章伯钧以及所有的“右派”，总得抓住一些把柄。于是，毛的办法是，诱使这些人“鸣放”，请他们帮共产党整风，只要他讲话，提意见，总能从他们的发言中鸡蛋里面挑出骨头，再上纲上线加以分析，罪名就成立了。这就是毛“引蛇出洞” 的奥妙。然而民主党派头头们也不是儍瓜，不会轻易上当，他们对毛有几分了解，所以个个谨言慎行，不得不发言时，就把讲话的内容限制在毛指定的范围，或者重复毛自己说过的话。
1957年5月2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的一再催促下，章伯钧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上发了言，提出了后来作为他的右派大罪状的“政治设计院”问题：
“过去，做了轰轰烈烈的要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和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开展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这就是被批为全国头号大右派的主要罪状。虽然从章的发言中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企图，但是，提出这个“政治设计院”还是令人觉得有些出格，因为这样一来实际上有取代共产党的“政治局”之嫌，再伸引开去，不是要取消共产党党的领导了吗，岂有此理！所以公布章氏这一罪状后，全国人民莫不愤怒声讨！
可是这时章氏却顽強抵抗，拒不承认批判加给他的罪名。看来底气很足。后来章伯钧说出了他的底气所在：原来这“政治设计院”乃毛泽东首先在党內提出，是刘少奇将这一讯息告知章氏的，章氏顺汤下面，提出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建议。原本以为这是毛自己的说法，绝不会受到追究，那知毛故意装作作不知，把这一发明权让给章氏，当作章氏的一大罪状。章氏怎会“口服心服” 呢？
知道这一内情后，当时还是毛的宠臣的彭真自愿担当毛、章之间的“调停人”。 经过彭去做章的“思想工作”， 终于达成君子协定：鉴于形势需要，章担当这一罪名；作为回报，在作右派处理时对其从轻发落，保证章及家人不会受到太大的打击。
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出路吗？没有了，章伯钧只能接这一安排。后来处理时宣布：章划为极右分子，撤销了原有的九个职务而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一职， 工资由行政三级降为七级，但仍然享有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等待遇。与一般的“极右分子” 比较起来，真可谓天渊之别了。看来，在某些方面毛还是很“守诺”的。可是毛也没便宜了章，他又加给章氏一顶“章罗联盟”一号头头的帽子，己经举起白旗的章伯钧无可选择，只好勉強接受了。
全国第二号大右派罗隆基，亦为民盟副主席，时任森林工业部长。罗氏是留美政治学博士。在国民党当政时代，罗氏办报、从教，书生论政，睥睨时流，锐不可当。他曾被蒋介石邀请为其“讲课”，颇有“帝师”之范。在1946年初召开“旧政协”会议时，罗氏作为民盟代表，是38名政协成员之一。时罗氏任民盟宣传部长，而当时有“第三方面”和“中间势力”之称的民盟，在政协中的代表比共产党还多，是左右中国政坛的重要力量。不过它实际上已与中共结盟，互相帮衬，共同对付国民党。罗隆基以其博闻强记、雄辩滔滔之才，在旧政协会上与中共代表周恩来配合默契，面折廷争，大出风头。其才情引起蒋介石和马歇尔的重视，试图以高官厚爵拉拢过去。可罗氏不为所动。罗氏虽然为共产党立下了功劳，但其才华和知识分子的傲气却为毛所忌恨，建国之初毛并不给罗任何职位，大概是想杀杀他的傲气。后来才给了他个森林工业部长这种学非所用的冷扳凳坐，与罗从来不睦的章伯钧也为此颇抱不平，说罗氏本乃政治外交之才，英语又好，却叫他去管木头，是为用人不当，大材小用。孰知毛泽东不但忌才、屈才，还想“杀才”，终于决定将罗隆基也揪来批倒、批臭，清洗出局。
罗隆基的主要罪状是1957年5月22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他的原话是：
“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我以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二、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能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之后会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之间的隔阂。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了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这一番建议，后来受到举国一致、同仇敌忾的讨伐，认定这是罗氏反攻倒算“变天”的反动言论，成了罗氏铁板钉钉的“罪状”。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最初提出这个建议的不是罗，而是毛泽东本人，罗不过是在其基础上具体化一点而已。1957年2月27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那次著名讲话的第二部分《肃反问题》中，就提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接着说：“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宣布平反。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很明显，罗隆基只是在毛的“提议”的基础上加以了具体化，基本精神完全一致。所以这一“建议”的发明权（与章伯钓的“政治设计院”一样）应属毛，而不是罗。
但是，毛却不认账了。就像上次他把设立“政治设计院” 的发明权 “让渡“给了章伯钧一样，毛又将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发明权让给罗隆基，而且这次因为是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公开提出的，所以也就无须彭真去做暗中交易，也就省略了给罗氏经济补偿这笔开支。结果当然硬是把这顶“罪名”栽到罗隆基头上。特别冤枉的是，罗氏又被“任命” 为“章罗联盟” 的二号头头。尽管罗氏大呼冤，但毛一言九鼎，而且头号成员章伯钧己经“认罪”， 你罗隆基还有什么法子抵赖呢！
右派猖狂进攻中的第三员大将和他的代表作是储安平的“党天下”论。
储安平，留英归来的精英，其人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其才华令广大青年学子倾倒，亦为世人所推重。1946年储拒绝了南京政府的委以“高级公务员”的邀请，去自办了一个名叫《观察》的杂志，《观察》获得空前的成功，成了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的“论坛”。但因为其尖锐的反政府立场于1948年底被国民党查封，但储本人安然无恙。毛建国后，经胡乔木、胡绳推荐，周恩来批准，《观察》在1949年末复刊。
但是不知为什么，储安平在《观察》总编的位置上仅一年多，就被调离了，刊物也更名为《新观察》。
整风运动尚未开始，毛正在做煽风点火的工作时，得知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光明日报》的几任总编都是共产党员，觉得不妥。于是由中共统战部、宣传部忙乎了一阵，推出身跨民盟、九三学社的储安平继任此职。《光明日报》社社长是章伯钧，章与储并不熟，不过既是中共推荐，自然也变成八个民主党派的公举了。1957年4月1日，储走马上任。
据说，储在上任的施政讲话时还说了一段颇为自负的话，他当着社长章伯钧的面说：
“我到这里来工作，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还对周杨部长说过，以后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大有“奉旨办报”之慨。
既然是共产党叫他来当这个总编辑，共产党又是他的“硬”后台，储先生当然要为党服务、尽忠。他一上任便碰上整风，按照毛的指示和要求，储坚决贯彻，大力宣传、报道毛的整风政策和各地整风消息，据统计，从5月初鸣放开始到6月8号毛下令“反攻”为止的一个多月内，《光明日报》编发了22整版共13万字的鸣放座谈会记录，以及专题报道等。这就已经决定了作为总编辑的储先生在劫难逃了。
也许是对党太过忠诚，又太自信了，加上储又亲自参加4月30日毛在天安门城楼召开的座谈会，聆听了毛关于给“给老和尚提些意见”的真诚召唤，于是便真的提笔向“老和尚”建言了。在1957年6月1日的统战部座谈会上，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为名发言，他说：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目的是实现它的政治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经常使自己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仪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一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几位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研究？……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望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是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主要还是要由（执政）党来考虑解决。”
应该说储安平这篇发言是所有参加中共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中所提意见最中肯、最尖锐、也最富逻辑性的一位。而且是以全国大局为出发点对中共最高领导直言不讳的批评和建言，从中可见储先生既有对党的一颗拳拳忠心，又不失一个知识分子传统上的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和良知。但不幸的是，这篇发言立即使储安平获得了全国最恶劣的大右派的称号，据说是代表资产阶级和中共争天下的代表作，遭到了中共组织的全国性大讨伐，“党天下”也成为最恶毒的右派言论。
现在看来，储之发言之所以引起毛如此震怒，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储以“党天下”概括中国政治现状可谓简明形象、一语中的。这个说法后来成为见怪不怪的常用语了，但在当时却很敏感，因为当时毛总是说“人民坐天下”，储说是共产党“坐“天下，就把毛的骗术揭开了小小一角，使毛羞怒；二是储对毛的大骗局“论联合政府”在形式上予以质疑（还未从内容、实质上揭露），言之有据，持之有理，使毛无以为对，颇感尴尬。其实毛早已在内部有言，建国后就要把当年的朋友、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当作新的敌人，一步步抛弃之。1953年由胡乔木起草、毛改定的内部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权性质的指示》中就明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由共产党一党决定纲领政策和计划”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文件要求只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而禁止对一般干部传达，以免引起“不安、不满和种种揣测”。作为党外人士的储，对此当然不得而知。而毛的这一做法也是只做不说、不能见光的阴谋。如今也被储安平点破，怎不恼怒？三是文中储引用毛自己的话称其为“老和尚”，这种说法只能毛自己在小范围内调侃，岂能由别人来套用？而且是公开场合，发表出去，岂不影响光辉形象？但是这一条也只能内心恼怒而不能公开说出口。由此可见储说的三条都点中要害，又令对方不能正面回应，所以这个储安平晋升为章罗之后的全国的第三号右派、并且死无葬身之地（储被批斗后离家出走，死不见尸。现据知情人证实，已被“革命群众”打死），也就是必然的了。
但是人们一看也知，这三条其实都在毛钦定的反对三个主义，特别是宗派主义范围之内，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从道理上讲，毛根本无法将其推翻或定罪，便只好用“大帽子”、“大棍子”将其压服了。
此时毛亲自点燃的整风鸣放之火已经在全国燃起来了，绝大部分在职的知识分子都是在本单位党政领导的一再动员下，真正抱着响应毛的号召，帮共产党整风的真诚动机来参加运动的。他们有的对本单位、本部门中的一些不合理现象、不恰当规定，以及一些党员干部的特权思想，即三个主义的具体表现提出了一些意见或建议，但很少有涉及到政治层面或全国性的问题。大多数人在提出批评之前还先对共产党歌颂一番。
上海和华东地区负责人柯庆施，由于已得到毛的“天机”，在“引蛇出洞”、“诱敌深入”中特别卖力。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有2700多人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作了三个多小时的报告。这位后来以“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想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很了不起了”而闻名的毛的“好学生”、 好帮凶，在那次会议上装扮成知识分子的知心人，板着脸孔训斥他的“党员负责干部”要“放下架子，老老实实，认真整风，改造自己。”
知识分子们真的被感动了，上海外国语学院教师李炳扬坦言：“即使几分钟之前，我还是决心不讲话的。”但因为受到“共产党真诚的感动”，终于开口“鸣放了”，而且还说了很多……
老科学家黄鸣龙说：“我原来顾虑我的意见会被视为对抗性矛盾”，现在顾虑“消除了”，还动员其他老友说：“我们既是共产党的左右，他们的偏差实在也是我们的过失，他们的错误我们应知愧悔。”
上海财经学院的叶元龙教授，在宣传会议上激情地说：
“我本来是来听听的，听了大家的发言，才知道共产党是叫我们来批评他们的，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叫一批人来批评自己，这不正是党的光荣、正确、伟大吗？”
就在全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响应毛的号召掏心挖肺、披肝沥胆地来帮共产党整风之时，那个号召他们的毛，此时却再也挺不下去了。两年后的1959年7月23日，毛在庐山会议上作批彭德怀的讲话时，坦言当年整风鸣放时的心态说：“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月，半年……”
可是只顶了半个多月，毛就顶不下去了，5月15日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也有人说此文写于6月以后），给党内少数高干传阅。文中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儿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右派要刮起七级以上台风，搞垮社会主义”。“ 大量的反动的乌煙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豋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消灭它”。文中还咬牙切齿、充满深仇大恨地说：“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时期）在你们手里。”此文是毛死后的1977年才收入《毛选》第五卷的，已经过修改。据张戎的毛传说，毛在原文中明白地说：他迄今所做的一切都是“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就使我们知晓，原来那个满脸堆笑、极力鼓励人们鸣放、保证……的毛，背地里却对鸣放的人们咬牙切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需要多么好的演技，多么厚的脸皮、多么“深” 的涵养啊！看来毛不仅是厚黑大师，而且是特级演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两面派被他自己暴露后，不仅丝毫也不在乎，丝毫也不尴尬，还说这是“阳谋”。看来真是斯大林所说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比之斯氏，又青出于兰了。
毛原来计划鸣放要搞几个月，“硬着头皮顶住，让他们攻”。但是，刚一个月出头，毛就顶不住了，要“收网”了。对于毛要提前“收网” 的原因后来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听到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汇报罗隆基在座谈会上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勃然大怒，决定收网。此说有一定道理，罗隆基此话可谓字字千钧，击中了毛泽东的软肋。本来毛对知识分子的忌恨，其中一条就是因为自己没上过大学，没留过洋，所以对那些学贯中西，“言必称希腊”的大知识分子有一种不自觉的自惭形秽的感觉，但他又没有刘邦那种豁达大度，也没有曹操那种爱才、惜才胸襟，如今虽然位至九五，在权力上是达到顶峰了，但在知识王国，他似乎还有些许遗憾。可以推想，毛自忖如果能在知识界、理论界树立自已的绝对权威，那样就“如月满无缺”了，可毛也知道这一点在他的共产党内，在工农兵群众中容易办到，只是这是不顶用的，关键是要在知识界得到认可才行。毛提出“双百方针”，与文士们诗酒唱和，目的也有赢得知识分子之心，以利确立自己在知识界的领袖地位之狂想。谁知罗隆基冒出的这么一句，将他的美梦全打破了！原来在大知识分子心目中，他仍然是个“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这真可恶！是可忍孰不一可忍！这是一种深层的文化歧视，对自诩“唐宗宋祖、略输文采”的毛来说，无疑是个重重一击！所以他多次提到罗这句话，耿耿于怀。但这种事单靠用权力去压似乎不太顶用，隋炀帝杨广为了薛道衡那句令他自愧不如的“空梁落燕泥”的，借故杀薛道衡的故事，可作前车之鉴。他虽不好对罗动刀子，但又憋不下这口气，最后还是利用权力去整罗氏，硬将罗隆基压服，叫他承认与章伯钧搞了个 “章罗联盟”。这样做大概也是为了让这个罗隆基领教权力的厉害。算是报了罗的一箭之仇。
不过,说毛因此而立即对大鸣大放收网,似嫌理由不足,毛还是个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的人，此事还不足以打乱他的部署。而且时间上也对不上号，罗讲此语是5月13日，毛正式收网已到6月8日。可见毛并未因为这可恶的一句话改变他的计划。
又一种说法是，5月16日，毛读到一份内部简报，上面说北大某学生写了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说党中央开始分裂，毛是主张“鸣放”的开明派，但遭到人数更多的保守派的攻击，对方想逼毛下台。于是他大声呼吁，要“团结在毛泽东——赫鲁晓夫的周围”， 那年青人更天真地、充满感情地写道：“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在十分困难的地位……”
毛装作开明表演的结果竟然被大学生误将他当作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真是始料不及。毛在简报上批曰：“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考虑到人们把他当作自由派的首领了，这些人幻想有毛的支持，会更大胆地造反、大放厥词，于是毛决定停止“引蛇出洞”， 立即收网。
这一说也有理，但仍然有理由不充分之嫌，因为毛是不会太在乎几个学生娃娃的，在2月27日的讲话中毛捕风捉影地说到石家庄某学校学生想闹事、要占领电台，以及以讹传讹地说清华大学某学生声称要杀几千人时，毛只是轻蔑地说：他又没有枪，你怕他什么？所以毛不大可能把那学生的话当真，并因此改变自己的计划。
再一种说法是6月6日章伯钧等人召开的“六教授”会议，引起毛的震怒、重视，于是决心提前收网。
“六教授事件”又称“六六六事件”，即在6月6日六位教授开会的事，这是毛共宣扬整风运动中右派猖狂进攻的最重要依据之－。
1957年6月6日章伯钧邀请费孝通、钱伟长、曾招抡、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位教授，也是民盟成员在全国政协俱乐部紧急聚会。除六教授外，还有民盟副主席史良、秘书长胡愈之（“地下”共产党员）、办公室主任叶笃义、组织部副部长闵侯刚（“地下党员”）、民盟北京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金若强等共13人参会。
聚会的原因是民盟领导和教授们担心北京高等学校的整风、鸣放可能有失控之虞，他们出于强烈的责任感和作为共产党友党的义务，忧心如焚地商量着面对事态发展的紧急应对之策。
此时北京各高校的鸣放活动都进入了高潮，学生们可不像久经官场、老于世故的在职知识分子那样瞻前顾后，小心翼翼，他们憑着年青人的朝气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对共产党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且不满情绪与日俱增。5月26日，借北京高校运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之际，北大学生到清华串联，要求各校互相支援，把民主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应该说，在当时所有鸣放的地方和单位，只有高等学校的鸣放具有政治性和攻击性，年青的大学生们以年青人的勇气和锐气，勇敢地把矛头指向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发出了明确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呐喊。其中尤以有着五四传统的北京大学为最。
北大学生传承五四精神，纷纷自组民主社团，高张自由民主旗帜，从5月19日起鸣放矛头逐步指向共产党－党专政等核心问题。
5月27日，北大学生擅自从美国报纸登刋的英译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中，转译了若干章节，擅自加以张贴，报告中所披露的斯大林骇人听闻的血腥暴行引起了学生们强烈的义愤和反苏、反共情绪，虽然校党委立即组织人员将报告译文揭去，但影响已不胫而走……
28日人民大学出现多次学生自发集会，一些学生提出罢课、游行，要求“投入整风、赶上时代，反对以学校为界，到社会上去！”
6月2日，人大学生林希翎在人大校园贴出海报，说她要当众宣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文。后虽被学校党委“劝阻”了。但她却跑到北大去讲演串联；随后，北大学生频发邀请，要求章伯钧到学校讲演，还要求民主选举校长。
种种迹象说明学生们有自发冲破校园、将鸣放运动变成一场要求民主的社会运动的苖头。然而章伯钧等知道，这是共产党所绝对不能允许的！潜在的危机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不论从教师责任或民主党派的责任出发，他们都认为有站出来正确引导学生运动的必要，以便将可能出现的危机化解于未然，为共产党分忧，为学校解难，为学生免灾。
会议由章伯钧主持。各校的教授都谈了本校的严峻情况，大家纷纷表示忧虑，总之是担心学生闹事，担心事态扩大的严重后果；还担心学生运动破坏了毛的整风运动的良好初衷，将结果引向反面。最后一致的结论是：大家必须站出来，决不能给情绪激动的大学生当闹事的 “领头羊”，要尽一切办法帮助共产党稳住整风的大局。
这一事件的重大“失误”是，没有提前在事先向中共通报和请示。但据后来章伯钧的交待，在会议前一天的5日晚，章曾分别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统战部长李维汉打电话，但电话没有接通。章伯钧等转而觉得这本是民盟内部会议，也就自己主持开会了。会后大家推荐由史良将他们磋商的结果呈送给周恩来。6日晚，史良向周递交了“六教授会议”的报告，而周收下不置一词。7日，国务院开会，章参加，“在会上我写条子给总理，说情况严重，谈话的人（即参加六日会议者）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示可否。” 于是，一场越俎代庖、“皇帝不急太监急”的闹剧，变成了“好心办坏亊”，令他们想象不到招来了“皇上”的雷霆震怒，几乎酿成了自己的灭顶之灾！
次日，即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一篇十分醒目、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文章，文章气势汹汹，用词尖刻、霸气十足，一看便知道，在中国只有毛泽东能写这样的文章。文章宣布了整风运动鸣放阶段的结束，反右派斗争开始。这一天，1957年6月8日，也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丧钟敲响之日。但当局对六教授事件的正式回应却延迟至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该社论出自谁人之手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毛的心声：
“反动的阶段敌人为什么会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
7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参加六教授会议的民盟中央常委、组织部副部长、“地下共产党员”、中共统战部的“卧底、眼线”闵侯刚的文章：《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黑纸白字硬说章伯钧等人（史良除外，史良早已反戈一击立了功），策划向共产党夺权的阴谋。至此，章伯钧即使浑身是嘴，也辩不清白了。
“六六六事件”以及北京高等学校大学生们在大鸣大放中的表现，应该是毛提前收网的主要原因。毛躭心，再“鸣放” 下去，敌方就形成有组织、有纲领的阵营了，而民主党派一旦与大学生们结盟，事情就不好办了。基于这种分析和担忧，毛决定立即收网，并开展全面反攻，以便趁对方立足未稳之际，杀他个人仰马翻。从这一事件中我们也就可以看出，喝过洋墨水、获得过“洋博士”的章伯钧和六教授们，在政治斗争方面与毛的不成比例的差距：明明自己一片好心，想为“皇上”分优，为“党国”效力，却被斗争性特強、嗅觉超级灵敏的“皇上” 当作乱党一网打尽，这是何等的冤！当然，毛皇后来也完全清楚教授们是在为他尽忠、分忧，但是他更需要一个理由来推进反右派斗争，所以对不起，只好委屈诸位了，谁叫你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呢。这就叫干大事不拘小节，有如曹操经常“借”别人的人头一样。毛说的也许不错：教授们的知识也许真的当以狗屁视之，教授们在政治斗争上确实只能算侏儒，小儿科。当然后来的事实表明，不仅章伯钧和六教授，就是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也不是毛的对手，他们的流气、霸气、痞气都远不及毛，所以与毛一交手立即败下阵来。毛算是伟大到“顶峰”了。
在打击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同时，另一个使毛震怒的是北京的大学生们。早在发动“整风”之初，毛就作出了规定：运动只准在各学校分别进行，不准跨校串联，更不准学生们上街、到社会上去。而且规定鸣放只能以大字报、小字报、座谈、讲话的方式进行，严格禁止以印刷品散发。这样无论怎样激烈的言论都不可能形成气候，构成威胁，更不可能发展成匈牙利那样的事件。毛想将学生门玩弄于他的股掌之中，就象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五指山”一样。
但是有着反专制、争民主传統的北京大学生们不愿意就范。北京大学传统上是学生运动的中心和策源地。起初，学生们按照学校党委的布置，规矩有序地参与校内整风、鸣放，人们很小心谨慎，因为在两年前的反胡风和“粛反” 运动中，已经有一部分师生——两百余人——被抓捕的前车之鉴。但很快，年青人的敏锐和朝气就冲破了“党”为他们设计的藩篱，并且越是往后越呈不可控的燎原之势。
1957年5月19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一天，北大的学生大饭堂外冒出的一朵带刺的“小花”， 那是沈泽宜、张元勋合作的题为《是时候了》的一首小诗：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
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即使批评和指责，
急风暴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
太阳照耀！
我的诗
是一枝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间的藩籬。
它的光芒
无法遮拦，
因为
它的火种
来自——
“五四”！！！
……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 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苔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同一天稍晚，还有张景中、陈奉孝等四个同学贴出的大字报，直接了当、简明扼要地提出四项要求，直指当局教育问题的核心：
-
取消党委制，实行民主办校。
-
取消政治必修课。
-
取消留学生内定制，实行平等竞争的选拔制。
-
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5月19日的大字如酷夏的火种，冲锋的号角，迅速在北京大校内、外掀起了民主的波澜，各色各样的大字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有的矛头直指中共统治的要害：
“现在的政府保护公民权利的状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
“宪法自一九五四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
“把宪法当手纸。”
“亲身经历过三反、五反、肃反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心惊肉跳！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
有人贴出了“白毛女要伸冤” 的大字报……
“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扫而空！”
学生们办起了自己的刊物《红楼》、《广场》，著名的学生右派、新闻系学生，后来以自己惨烈的捐驱，传承了北大的五四精神的林昭（原名彭令昭）就是《红楼》编委之一。沈泽宜、张元勋、陈奉孝则是《广场》编委。其他各种名目的油印小报、板报如《自由论坛》、《民主墙》……也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膳厅宿舍，教室过道、一切可以张贴大字报的地方都被张贴满了……
各种自发、却又秩序井然的辩论会、演讲会也登场了，人们以各种方式倾诉心中的积怨和诉求。后来成为著名的学生右派、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自动跑来北大演讲，她的卓越口才、广博的知识和澎湃的激情，如江河泻地、日月经天，她口若悬河，可以不用讲稿一气呵成讲上几个小时。年青的学子被其才华和激情所感染和倾倒，誉其为“一支带刺的玫瑰”。 随即，又一个“新星”登场分享了林希翎的风光，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以另一种狂放的、激情四射却又怪诞的方式表达着自己不羁的反叛情怀……
正在纷纷嚷嚷，你方唱罢我登场之际，有人提议打破校际壁垒（林希翎实际上已开此先河），到各校串联互访，甚至走向社会，唤起民众，俨然要做新一代的“五四青年”了。
北京高校的学生鸣放引起了中南海的高度关注，毛终于按捺不住了。在运动之初，毛就作过两手打算：如果青年学子们对他感恩戴德，愿意做他和“党”的训服工具，一切听从他的“战略部署”，那么到时他将以新时期的学生运动导师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并对学生们大赞大颂一番；反之，学生们如果不识相，硬要走“五四之路”，或匈牙利、波兰之路，那么他将毫不犹豫地将学运摧残于萌芽中。对于学生娃娃的闹事、造反，毛极端鄙视、藐视，他早就讲过：他（们）又没有枪，你怕他什么！北京的学生就算全部走上街头，也禁不住他的部下发动工农群众一阵拳脚，更不用说出动军队了。
现在看来第一种情况是不可能了，学生们不愿做训服工具。这也反证了他认为知识分子是绝对不是自己人的英明论断。他只好来第二手硬的了。他叫周恩来去北大作了一次反右派报告。接着，又在该校“挖”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造成大军压境的恐怖阵势，首犯陈奉孝、主犯张元勋分别被判处十五年、八年徒刑（沈泽宜因为作了公开检讨，没有进“集团”）。这时只讲专政、不讲民主了，谁不服抓谁。 在高压和严打的气势下，“右派”阵营很快土崩瓦解。沒有费多大力气，学校的右派师生一个个束手就擒。正如毛所预料的，在強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帮手无寸铁的“秀才”能掀起什么大浪呢！
看来，章伯钧一伙确是错误估计形势了：形势确实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严重；更不是如章伯钧所说的，毛泽东因鸣放中提出意见过份尖锐而不好下台，弄得进退失据，收也不好，放也不好，要靠民主党派来收场了……这些书呆子真是太小看毛泽东了，为了打倒、干掉一个党内政敌，他可以以数万无辜生命“陪葬”，他哪里会被一些读书娃吓倒呢？他手里有強大的专政工具，有几百万警察，几千万大军，他有什么“下不了台”？何况，他可以随意 “变脸”，有什么“进退失据”？这不，他大吼一声：我过去说的一切都是“阳谋”， 都是为了引诱你们这些 “蛇” 出洞，然后一网打尽。你们自认倒霉吧！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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