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真相，以史资政

——读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有感

子规

    终于把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读完了。薄一波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重要领导人，横跨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时代。在毛泽东时代，他长期担任财经领域的高层领导，是以刘少奇、彭真为首的务实路线阵营的重要成员，与刘彭两位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也正因为如此，文革爆发之后，他也跟刘彭一样，成为毛泽东需要打倒的对象，因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罪名被投入秦城监狱。1930年代，中共北方党组织遭到了两次大破坏，大量党员被捕，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中。1936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接受柯庆施的建议，决定让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61名中共干部通过履行自首手续保释出狱。这样做是为了解决当时抗战面临的严重缺乏干部问题，同时也是因为日军即将占领华北，这样做可以减少干部的损失。刘少奇把北方局的决定报告了党中央，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后来中央经过调查对它已经有了结论，毛泽东本人对情况也是清楚的。但到了文革，毛泽东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却要把老账再翻出来，投入很大力量进行内查外调，把这些当年坐过国民党监狱的干部又投进共产党的监狱，可谓为了清除政治对手（其实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说一不二的独裁者而言，刘少奇他们也谈不上什么政治对手，只是与他的极左路线有一定距离，相对更务实一些，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派系，使他无法得心应手地贯彻自己的极左路线罢了），而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去世后，那些被打倒的干部纷纷要求复出。胡耀邦主持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以极大的魄力推翻了六十一叛徒集团案。薄一波重新成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从1982年起一直担任中顾委常务副主任一职，主持中顾委的工作，是1980年代著名的“八老”之一，在政坛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胡耀邦对于薄一波的复出是出过大力的，可在1980年代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相对于胡耀邦的开明和开放，薄一波是保守的，因而他们就成为政治上的对手。在1987年1月份举行的那场迫使胡耀邦就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进行检讨并辞去总书评职务的“生活会”，就是薄一波主持的。薄一波在会上也对胡耀邦提出了严厉批评，把他当总书记期间跑遍全国进行调研说成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这场生活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胡耀邦进行“逼宫”，以不合法的程序罢免他的职务，因而遭到了物议，薄一波在会上对胡耀邦进行发难也遭到许多人的诟病，认为他恩将仇报，品质低劣。当年毛泽东以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不光彩手段将他打倒，现在他又以同样手段将胡耀邦打倒，这是历史的荒诞，也是历史的悲剧。这个政权对外部异己力量的镇压是异常无情的，对内部不同政见的整肃也同样是异常无情的，这是一党专政的极权制度使然，而不是简单的个人品质问题。在这场生活会上，就是与胡耀邦同属一个阵营，同样以开明和开放著称的赵紫阳，面对政治元老下定决心要拿下胡耀邦这一无可改变的现实，也不得不对胡耀邦进行了批评。

    薄一波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晚年却撰写出了这部很有分量的党史著作。他很早就投身于革命，早年领导山西的新军，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山西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很大贡献。1949年前后他主持华北局的工作，然后又在中央的经济部门担任要职，进入了政治高层，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也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晚年退居二线后，他就有了更多精力，把从1949年到1966年的那段历史写出来。他撰写这部著作具备十分有利的条件：一是他本人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是这段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二是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可以从中央档案部门方便地查阅到当年留下的大量原始档案。这些条件都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因而这部著作就具有很高的价值。

    众所周知，对于了解历史来说，当事人的回忆是很重要的，但又不是完全靠得住的。年代久远之后，人们的记忆就会变得模糊起来，许多事情都已经淡忘，或者记错了。因而要更好地还原历史的真相，还需要结合过去留下的原始档案，以互相补充和参证。回忆可以提供当时发生的一些细节和情节，以及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可以使历史变得有血有肉起来，更具有现场感，更能表现出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而原始档案可以从多方面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作者的角度对事件进行还原，使历史的叙述变得更加全面起来，而且还可以纠正许多记忆上的错误，使历史叙述变得更加真实起来。这部著作很好地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对于我们了解那段历史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同时，这部著作不只是简单地对那段历史进行回顾，还进行了研究和反思。党和国家在那段时期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受到了巨大的挫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进行了大胆探索，也走过了不少弯路，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经验，也可以得到许多教训。进入新时期后，我们实行的许多政策就是对这一时期形成的僵化的体制进行改革，同时又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继承了过去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把过去许多开了头又中断的探索接续下去。本书作者也参与了新时期的许多重大决策，两个时代都经历过了，因而就可以进行比较，深入反思过去的成功和挫折都在哪里，今天需要从昨天继承什么，改革什么，从而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更好地推向前进。因而作者是带着研究和反思的目的进行著述的，而不是单纯在写一部回忆录，是把回忆与研究结合起来。

    为了写好这部著作，作者可谓下足了功夫，组建一个得力的工作班子协作自己写作。除了工作班子，还有许多机构和人员为他提供了写作上的支持。从1988年到1993年整整五年时间，才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写出这部近八十万字的著作。它甫一问世，就引起党史界和史学界的关注，成为这一领域不可多得，具有独特价值的一部力作，许多专业学者都必须参考到它，遑论非专业学者了。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也在革命和建设中建立了很大功勋，但他们并无什么著作留下来，而薄一波同时还留下了这部十分厚重的著作，这是让人赞叹的，也是很值得珍惜的。

    我很早就听说过这部著作，但一直无缘一睹为快。直到2003年到一所大学进修，才在学院的图书室（它收藏了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研究生也可以借阅）见到了这部著作，并借了回来。但读几页后就读不下去了，因为基本都是事实性的陈述，而且引用了大量原始档案，显得比较枯燥无味，必须对这一领域有很大兴趣，同时又很有耐性才读得下去。而我那时兴趣并不在这一领域，更多都是读一些思想性的著作，同时也缺乏耐性，因而很快就把书还回去了。但我清楚这部著作的分量和价值，心想着以后有机会还是要把它读了。后来就自己买了一部，但也未翻开来读，一直束之高阁。前不久，才终于要把它拿出来读。我现在对这一领域很有兴趣了，已经读过不少这方面的著作，有点轻车熟路了，而且这时读书也更有耐性了，因而读起来后就不再感到枯燥无味，而是很好地读进去了。它的确写得很精彩，果然名不虚传，我从中收获了很多。接下来又要开始读下册，而且今后还会重读，以更好地消化它，吸收它的营养。

    我在阅读过程中有一个感想就是，作者是以一种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写作的。他要把那段历史真实地还原出来，让人们知道前人是怎么走过来的，都曾经做过什么，怎么做的，同时还要进行深入的反思，什么做得对，什么做得不对，对我们今人会有什么启发，可以提供什么借鉴。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作者自然有他自身的政治立场，即党性决定了有些话只能这么说，不能那么说。其他人未必都要认同他的这种政治立场，但这并不妨碍可以从中了解许多历史的真相，以及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他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不认同，但不妨作为一种参考。世界是很多元的，我们不妨以一种更加开放的胸怀接纳这个世界，从而才会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和谐与美好，也才能更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的第二个感想是，作者很好地做到了要对历史予以同情的理解。我们不但要了解过去是什么样的，还要理解过去为何会这样，有什么不得不如此的苦衷，而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去苛责前人，为何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历史是已经发生的过去，已经无可改变和挽回了，进行这样的苛责是没有意义的。与其如此，不如给前人以一种同情的理解。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都具有特定的背景使之不得不如此发生。我们必须结合这种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把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从而也才能从历史中得出正确的认识。连理解都做不到，所谓的认识历史，以史为鉴，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对于毛泽东时代，人们容易形成一种看法，即那个时代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一个错误比一个错误犯得更大，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导致文革这样的空前浩劫，可谓一个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不堪回首的时代，提起来牙根就恨得痒痒的。这大体也没有什么错，但并不全面，也没有深入下去，对于那个时代到底是怎样的，何以会这样，其实并没有弄清楚。因此，我们很需要多读读薄一波这样的著作。

    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问题，也是在回顾和研究历史时不容回避的。历史是由人扮演的，而人都是有性格有脾气有喜怒哀乐的，有时人的行为是无法用常理去解释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历史也同样如此，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以及具体行为，有时会决定事件的发生以及如何发生，从而使历史的发展打上了个人的烙印，充满了偶然性。这是历史让人感到困惑的地方，又何尝不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因此，我们必须对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以及历史进程中的功过是非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而这部著作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过去发生的失误有的是毛泽东个人的失误，毛泽东个人必须承担责任。有的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失误，必须由集体承担责任。有的是当时的人们必然会那么认识和行动的，认识以及实践只能处于那个阶段，也谈不上什么失误。虽然从后来看这似乎是一种失误，但此一时彼一时。

    毛泽东时代所走的弯路、所犯的错误，很容易被理解为是毛泽东所犯的错误，甚至是他的罪恶。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样也是简单化的。毛泽东让这个时代打上自己鲜明的烙印，换成任何人掌权都不会这样。然而，他又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也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在他的身上有着鲜明的本土专制主义和外来马列主义的印记，即他自己所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他所推行的极左路线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当时人们普遍都是这么信奉的，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即使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被认为很开明很务实的领导人，在中共建初期的土改运动中，在他们分别主政的川北和广东也是表现得很激进的，也是欠下很多血账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务实路线虽然可以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可以让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却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正当性，而只是出于短期的策略考量。因此，每当毛泽东提出激进的政策主张时，他们都难进行抵制，不论真心还是假意，或者半是真心半是假意，都只能力求跟上。毛泽东时代的悲剧，从根本上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极权制度造成的，是马列主义的垄断性意识形态造成的。这样的制度与这样的意识形态互为条件，并互相强化，使我们很难走出这样的陷阱，很难避免这样的悲剧。

    毛泽东时代结束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务实的路线可以更好地推行了。然而，极左路线并没有退去，而是还在不断地回潮，从而给改革开放事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进入所谓的新时代后，更是全面开起了倒车，被认为是文革的2.0版。原因无他，就是我们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仍然是从过去沿袭下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仍然没有走出毛泽东时代，我们仍然生活在毛泽东的阴影下。

                                                       2023年7月5日写就

                                                   2026年9月27至29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