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取术及反人类罪》第十一篇
季鹏
在欺世盗名中发展壮大:
抗战中的毛和中共
从而拉开了他八年假抗日、真扩军的序幕。到了抗战胜利，已经被日本打得精疲力尽元气大伤的国民政府，面对养精蓄锐、数量徒增了二、三＋倍的共军，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再加上诸多内、外因素，终于迎来了“共胜国败”的内战结局。毛泽东如愿当上了当今中国的秦始皇。
当然，除了日本侵华这个因素之外，毛自身也有“功劳”，首先，他创造了国民党允许它“合法化”，并得以 “自主抗日” 这个最重要的条件，使得八年抗战成为毛共大发展、取得空前成功的黄金时期。
本篇主要简述毛共成功的关键性事件，以及此中毛使用的骗术、诈术和权术，尽可能将被毛共隐瞒和歪曲了半个多世纪的这一时期的历史真相披露于天下。
第六十七章 野心家和阴谋家不可告人之交易：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是近代中国史的一次重要事件，是中共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其走向夺权成功的真正起点。因为西安事件对中共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在毛共的各种教科书和宣传材料中，总是不遗余力为这一事件鼓吹，为事件制造者张学良、杨虎城涂脂抹粉，歌功颂德。1991年，张学良获得自由后，中共通过各种渠道、并派出专人去邀请这位中共的“千古功臣”和“救命恩人”回大陆和东北老家观光访问。可惜的是，这位恩人面对中共的盛情却不为所动。这并非因为他的年龄和身体关系，可以从台湾到纽约，纽约到檀香山飞来飞去的张，飞回大陆绝无问题。可见是另有其隐情。就是为了这个“隐情”，他毅然放弃了重回数十年魂牵梦绕的家乡、和其故旧亲人相聚的机会，宁愿客死异乡。
张为何不愿再跟中共打交道，在七十多年那场事变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这需要从头道来。
一、西安事变前形势：国民党的抗日准备与共产党的口头抗日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抗日之声高涨，“抗日”成了最大的话题，最大的政治。这一次中共的反应与两年前中苏中东路战争迥然不同，那次苏军侵入我领土，杀我同胞，中共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大造舆论，要“誓死保卫苏联”！这次的侵略者日本乃苏联宿敌，故苏苏共严令中共立即奋起声讨日本，在九一八之后不到半月内，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两次“宣言”，一次“抗议”，一次告满洲“白军士兵”书。其反应之迅捷，言辞之激烈，在任何国内其他党派团体之上。在其后几年中，中共继续不断发表类似的抗日声明和宣言。不过，它有些不同于其他抗战团体的奇特论点，首先，它认为九一八主要不是针对中国，而是为了“侵略苏联”，是进攻苏联的“序幕”；其次，它提出为了抗日“必先要打倒国民党” 的观点，因为国民党“不抗日”。
尽管中共把“抗日”喊得震天响，但它从来未见到一个日本兵，更没有击毙一个日本兵。也许后来觉得这种“口头抗战”不免受人责难，所以在1934年7月中共的中央苏区组织了一支6000人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出发前后还大吹大擂一番，似乎有了抗日行动。但这支部队去到的福建、浙江都没有一个日本兵。据后来中共解密的文件称，这支部队实际上担负着两大任务，一是“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建立新的根据地”；二是“吸引蒋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总的说是搞乱国民政府的后方以挽救中央苏区，与抗日没有半点关系。后来这支部队的任务没完成，被国军消灭了。
毛共建国后又吹嘘是它“领导了”1932年1月28日开始的十九路军的“一二八”上海抗战。果真如此，确是一大功劳，可惜事实揭穿了这一谎言。第二年，十九路军退到福建后曾办了一个叫《挺进》的杂志，用来记录他们抗战事迹，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亲自为该杂志写的“发刊词”中，有一段关于中共的话：
“整个中国人民的生活，只是屠杀、压榨、恐怖、饥饿与死亡，而中国共产党又在第三国际的舞弄下面，掀动着不情的毒焰，使全国人民更趋入死路。中国共产党自实行牠的暴动政策建立所谓的苏维埃政权以后，已经完全暴露牠的阴谋和盲动，牠为着要做拥护苏联的先锋，要做第三国际的忠实工具，不惜破坏即抛弃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的要求，更不惜牺牲中国民众的生活，以借他们盲动政策的牺牲。牠现在所用的土匪式的游击政策，不特不能为中国民众建立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反而完全破坏了中国民众的生机。使江西、湖南、湖北各地民众，更深入于屠杀、压榨、恐怖与死亡之中。”
文中对中共暴行的揭露和愤慨跃然纸上，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当时中共的“土地革命”是怎么回事。为了表示对中共的愤恨和鄙弃，蔡廷锴在文中特别使用“牠”作为对中共的代称，表示其与禽兽无异！后来蔡廷锴被中共统战投奔了中共，改换了调门，充当了可耻的帮闲和政治花瓶。但当年的白纸黑字，是抹不掉的，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直到五次反围剿失败，逃离江西，在漫无目的的流窜途中（即所谓的“长征” 期间），中共仍不忘叫喊“抗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一，赚取民心（在1929年的中东路战争中，中共大喊“武装保卫苏联”！暴露了卖国嘴脸，这次抗日必须加倍多喊，以挽回民心）； 第二，转移视线，借机攻击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试图迫使蒋停止剿共，转移兵力与日本作战；第三，唆使蒋政府与日本立即全面开战，在中日军力悬殊、又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它估计中国必败，国民政府垮台。然后重演俄共在沙皇政府战败后趁乱夺取的一幕。第四，配合苏联主子“将日军陷入中国泥潭” 的战略，为主解忧。
但毛和中共知道，他们的战略和宣传对蒋介石来说是不起作用的，因为蒋早已识破这种阴谋。中共主要寄希望于影响民众情绪和上层的中间人士来对蒋和国民政府施压，制造混乱。当时，民众抗日情绪高涨，特别是青年学生，到处闹事。学生和普通民众并不知道中日力量对比悬殊，也不顾及开战的后果，只为爱国热情驱使，以为凭一腔热血就可战胜日本。还以为政府不对日开战就是不爱国，就是“卖国”。而国民政府又不好太多说明敌我力量对比的详情，所以只好任凭学生攻击、闹亊。中共则趁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学生运动风起云涌，1935年12月北平学生发动的“129”运动，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作。
在上层人士方面，中共主要通过宋庆龄（宋表面上是国民党的中央执委）做工作，拉拢中间人士，以抗日之名，组织各种所谓“抗日救亡团体”，行捣乱之实。1936年11月发生的所谓“七君子事件”，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中共攻击国民党在抗战中实行“不抵抗”政策，叫嚷了几十年，直到现在的中小学教科书中，仍然咒骂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奉行“不抵抗”的“卖国政策”。流毒既广且深，因而有必要在此加以澄清。
实际情况是，自“九一八”至西安事变前，蒋在“安内”（ 剿共）的同时，也在积极进行“攘外”(抗日) 的准备。“九一八”之后，国民党上层均认识到中日之战不可避免，便不事声张地全力进行对日战事的准备，主要抓紧进行了以下工作：
1、统一财政，积聚财力用于抗战准备。中华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并没有实现真正、完全统一，很多地方擅自征税，将中央的税收截为己有，甚至自发货币，造成全囯的财政金融混乱，政府捉襟见肘。蒋政府先抓整顿税收，统一税制，大大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1935年又实行币制改革，以法币取代银元，统一了货币流通。1936年，财政部长孔祥熙划出了十亿三千四百万元用于购买军械、修筑铁路、公路，开通了全国邮政，建立了全国无线通讯系统，有力地推进、强化了战备的基础设施建设。
2、成立秘密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2年成立，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全面策划、应对未来的战争事宜。蒋介石亲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长，下设国际组、军事组、教育文化组、经济与财政组、土地与粮食组。集中全国各方面专家出谋献策，取得了大量成果，如编制了“战时燃料与石油统制计划”，“粮食存储及统制计划”，“重工业五年计划”，等等。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整建三军。召开了多次军队整编会议，统一了军队指挥系统和编制。1935年1月召开了军事整理会议，任命陈诚为陆军整理处长。到七七事变前，已整建和正在整建的计有步兵186个师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6个独立旅，4个炮兵独立团，共约170万人，另有特种部队。
另外, 还从无到有建立空军、海军。计拥有飞机600余架，机场262个。大型战舰、艇100余艘。整理和修建了一批江防要塞，装置了从德国购买的江防重炮。
4、确立和初步建立了战略大后方。1935年蒋介石借追剿逃窜的红军之机，视察了川、滇、黔三省，将三省纳入中央的管控之中。并确定“四川作为民族复兴基地”，开始了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抗日大后方的建设工作。
5、制定国防规划，确定国防区域。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线和四大战区。初步制订了针对日本的战略和战术计划。
所以，所谓国民政府“不抵抗”是十分无耻、十分恶毒的污蔑。当然，在加紧抗日备战的同时，蒋也加紧了对共产党“苏区”的围剿，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其实也是抗战准备的一部分。试想，在一个国家中，存在着另一支军队，另一个政权，并且它发誓以推翻中央政权为己任，任何中央政府能容忍局面吗？在这种情况下与外国侵略者作战，不是等于为内乱者提供夺权的良机吗。后来的情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如果蒋的“攘外必先安内” 的方针如能贯彻到底，不但后来不可能让共产党夺了江山，而且抗战的力量会更加强大，战后统一的中国也必将立即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中国的现代历史将完全重写。
中共大力宣扬“要抗日必先打倒国民党”， 实际上是对民族抗战的破坏。 因为当时谁都知道，国民党是中国执政党，国民政府是中国抗战的领导者，它的国民革命军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中共这－破坏抗战的纲领和口号，直到因苏联要利用中国牵制日本, 在共产国际的强力干预下才逐步改变。中共在1935年12月25日在瓦窰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仍然说：“党的政策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可是，在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召开的会议上，苏共已作了联合国民党抗日的策略转变，驻在莫斯科的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秉承共产国际的意旨，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宣称：中共愿与中国其他党派、团体、社会各界人士谈判建立共同的“国防政府”，而不管过去有怎样的分歧，大家一致对外。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
这份文件至同年11月才由专人带到陕北。虽然毛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对共产国际的这一转变有些不情愿，但终究不敢违抗主子的命令。但直到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才首次把国民党列为要联合的各党各派之首。后来毛共这一策略转变被概括称为由“倒蒋抗日” 变为“拥蒋抗日”。
不过，虽然在公开场合表示了要与国民党“联合抗日”，但同时，在内部文件中，中共却提出了共产党要夺取这种联合、即“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也就是要在“抗日” 的幌子下，行“倒蒋”夺权之实。1937年4月4日，中共中央给刘少奇的指示就明确说：“当然在联蒋过程中党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只能在正确的运用策略与艰苦的实际工作中去取得。”同年6月6日张闻天在陕甘宁自治区党代表会议上指出：“应该动员最可靠的同志及左倾群众到正规军队，地方武装及军事学校中，并争取其中的领导位置。”后来，毛泽东更是把发展敌后武装和建立根据地当作全党最主要的任务。换句话说，就是要以抗日作幌子，大力发展自己，壮大实力，以便战后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其实，毛和中共在高喊抗战的同时，自身正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之中。为了生存，也为了贯彻新的夺权方针，毛共的首要任务就是全力进行所谓“国共合作, 团结御侮” 的抗战宣传。1936年4月25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战线宣言》，内中说：“不管我们互相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和信仰，不管我们间有着怎样的冲突和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我们中国人的神圣义务。”8月25日，又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战线”。9月1日，又下达内部文件《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10月26日，毛和朱德等十六人联名致蒋介石、张学良等国民党22要员，要求联合抗日……。总之，中共全力以赴，掀起了口头抗日的声浪。
然而，蒋和国民党领导层很清楚，中共如此卖力宣传联合抗日其实是为求得自己的生存而玩弄的花招。关于抗日，蒋自有自己的计划和打算，他知道，如果按照中共的鼓噪立即与日本开战，后果凶多吉少，那正是共产党梦寐以求的结果，以便其乱中夺权。据当时估算，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大致是：九－八事件时，日本己经拥有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陆军450万，海军拥有200万吨舰船，空军拥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2700多架全天侯战机。而中国直到七七事变抗战之初才拥有陆军（包括预备役军人）250万人，海军仅有5万吨舰船，空军只有300架旧式飞机。在武器的质量方面，差距更是判若云泥，日军兵士－人－枪，一个师配有五千多匹战马，五百多辆汔车，及相当数量的坦克大炮；中国一个师有枪3800支，如实行全国总动员兵力可达400多万，可只有100万支枪！全国兵工厂造子弹的原材料要靠美国空运，每月每个士兵只可分到4发子弹。国军没有坦克，很多士兵见到日军坦克不知为何物，大炮也很少。武器质量和士兵军事训练更不能与日军相比。
所以，后来的八－三上海抗战中，蒋介石不惜投入自己的嫡系中央军精锐70多万，最后伤亡过半，有的师上去－个钟头就死了－半，有坚持五个钟头死了三分之二，有的战至全军覆没！可以说中国军人完全是靠高昂的爱国热忱，抱着必死的决心，以自已的血肉之驱去与现代化的日军死拼的！
所以，毛共高喊抗日其实是阴险毒辣、包藏祸心！后来真的抗战了，毛却三番五次指示他的军队不要与日军“正面接触”， 不要去前线“充当抗日英雄”（ 见后文）。充分暴露了他那色厉内荏、阴险毒辣、借刀杀人的丑恶嘴脸。
然而蒋介石仍然上当了，在西安事变之后，他抛弃了原来的“攘外先安内” 方针，被“激励”与日本人全面开战。结果八年下来，伤亡官兵322万，包括206位高级将领，其中上将8名，中将41名。空军6164名飞行员殉国，468架飞机被击落。海军全部打光。国民政府精疲力尽，元气大伤。为毛共夺取内战胜利创造了条件。
二、一拍即合，张学良与中共在倒蒋上同床异梦
然而，西安事变之前，中共的“拥蒋抗日”实际上不过是其一厢情愿，要使之变成现实还得对方（国民党）首肯才行。当时中共的全部人马（第一、二、四方军会合）才三万多，且被圈在陕北荒漠之地（让全国各地红军聚集在一起，然后围而歼之，也是蒋的策略之一），已成强弩之末，瓮中之鳖。这种情况下它呼吁捐弃前嫌，共同抗日，不是明显的缓兵之计吗？蒋介石再笨也不会看不出它的用意。而且这时蒋的“联苏抗日”策略刚告破产，对共产党的最后一点期望已经破灭，知道与之再无妥协余地，必须彻底消灭之。
1935年10月1日，在蒋的联苏抗日计尚未破产之前，蒋就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亲任总司令，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先将东北军的二十余万众调集陕北，形成对毛共的战略包围圈态势。以备其联苏抗日计划破产之后立即剿共。
1935年11月12—23日，国民党召开“五大”，五大确立了抗战御侮的方针。蒋介石在会上发表“对外关系之报告”，声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大会同时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取得共识，全党表示服从蒋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这次会议初步展现了国民党在新形势下的团结。自1931年起便大闹分裂，在广州另立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陈济棠、李宗仁、孙科等反蒋派，自动撤消了设在广州的“西南非常委员会”。长期与南京对立的国民党军政要人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也出席了这次大会，认同了在蒋领导下的统一政策，中共赖以生存的国民党四分五裂的局面不再。后来蒋的联苏抗日战略破产，蒋从南方和各地调往陕北苏区周围共计近60万大军，逐步形成了对中共强大的包围圈。中共及其苏维埃政权眼看危在旦夕。据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致蒋介石书”中所言，包围陕北苏区六县的军队共达260个团，率军将领有“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武、孙震、万耀煌、杨成武、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先洲” 等。毛泽东已经感到覆灭将至，给斯大林发电报，打算放弃陕北突围去南方。而蒋介石也估计剿共“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蒋《西安半月记》）。
眼看中共被消灭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在这关键的时候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中共绝处逢生，东山再起。西安事变的首要人物就是张学良，次是杨虎城，背后则是中共。在这里，应该着重讲一讲张学良。
张学良，奉系军阀首领、“东北王”张作霖之长子。1928年6月初，蒋介石统领的二次北伐大军节节胜利，直逼京畿，在美英等国的调停下，曾经战胜直系军阀、接掌北京政府的张作霖被迫和平交出京、津地区，自愿返回沈阳，并与南京国民政府达成“分治合作”的协定。6月4日，张乘火车返回沈阳途经皇姑屯时被预设的炸弹炸死。过去的史书均说此事为日本人所为，张学良也深信不疑。然据近期解密的俄罗斯情报云，此次行动实乃斯大林之命令，执行者是后来杀死托洛茨基的特工爱廷宝。爱氏事先已决定嫁祸给日本人，所以把现场弄得像日本人干的一样，从而日本人再也洗不清干系了。
父亲死后，张学良继掌奉系，人称少帅。为巩固自已的地位，张少帅残忍杀戮其父的老臣宿将。同年底，张少帅在东北“易帜”， 宣布归顺南京中华民国政府，从此，中国算是取得了名义上的统一。
1930年4月，以蒋为一方，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另一方的中原大战爆发，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在犹豫、观察良久之后，率东北军入关，从背后袭击阎、冯，帮助蒋介石赢得了中原大战。从此，蒋张修好，义结金兰。此后，张的东北军主力移驻北平（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也造成了东北防务空虚，埋下了次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祸根。
据毛共的史书和宣传说，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准抵抗，致使日迅速占领了东三省云云。六十年后的1991年张学良在纽约回答记者问时，明确了这段史实的真相。张云:事件发生后我们请示过蒋介石，他答复是：你们看着办，按照自己的决心去做。没有命令不抵抗。而我们自己认定确实不是日军的对手，为了保存实力，决定干脆不打。“我们的军队没法打胜，日军出一师人我们就完了。”又说：“大公报有个记者王芸生，他说了一句话我很佩服他。他说任何也出不了第二个政策，也只能是这个政策（指不抵抗政策）。”张还说他当时没有想到日本人有这么大的野心，以为让他一下就过去了。
谁知道日本人得寸进尺，占领东三省后，次年又继续南侵，张的部队驻守热河不战而退。长城其他关口也相继失守，日军对华北，平、津形成包抄之势，中国政府鉴于内乱未除，不得不妥协求和，暂时保住了平、津。张学良则以“不抵抗将军”闻名全国，东北的父老乡亲骂他，东北军将士埋怨他，全国人民指责他。不得已，蒋介石叫他出国去“考察”（兼戒鸦片煙），避避风头。
张痛定思痛，知道自己犯了“众怒”，想着如何洗刷自己“不抵抗”的污名，自忖惟一的办法就是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可是，这谈何容易！自己的三十万军队就不必说了，借用国民政府的力量吗，蒋介石也自知力量不足，不想立即与日本人开战，所以采取尽量拖延的战略。而且蒋目前的军事重点是贯彻他的“攘外先安内”方针。先消灭中共武力。
既然国内求助无望，少帅就将目光投向国外。其时英美与日的关系虽然不好，但它们并没有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互相间还保持正常的关系，所以，依靠它们来打日本尚不可能。这样，剩下唯一可指望的就是利用日本的宿敌、中国北方强邻苏联来对付日本了。
当时苏联在它的西面还面临着另一个反共强敌德国，它得尽可能避免东、西两面受敌的处境。所以，这时斯大林的战略是：利用中国与日本的矛盾和已处的战争状态，千方百计促进中日进一步交恶，最好打大战，使日本陷进中国广袤国土的战争泥潭之中，从而无法从东面发动对苏联的进攻。
斯大林这一战略是尽人皆知的。少帅决定利用斯氏的这一战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33年他出国去到欧洲，便不断向苏联示好，并要求去苏联访问，以便商谈合作抗日事宜。但少帅忘了，他在苏联人眼中已经是个不可饶恕的敌人，说远一点，张学良和他父亲1927年在主持北京政府时曾发动对苏联驻华使馆的突然袭击，查抄了大量苏方策划推翻北京政府的秘密文件，并将其在报纸公布，弄得全中国一片讨苏之声。那次张氏还从苏使馆抓走了60名共产党人，并将包括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内的20人送上了绞刑架（这大概就是斯大林下令将张作霖炸死的原因）；说得近一点，1929年张少帅又发现苏联驻沈阳领事馆违反中俄双边协定，利用中东铁路作为在远东扩张共产主义的据点，于是派人进行突击搜查，重演了两年前的一幕。又将苏方有关人员驱逐出境，结果引发了中东路战争。虽然苏联在战争中取胜，但因战争造成的创伤和仇恨，斯大林当然铭刻在心。这种情况下，苏联人怎么可能给他签证入境呢？尤其重要的是，张当时只是一个被免职的闲人，他根本上不了苏联外交天平上的砝码，跟他打交道有什么意义？
但是，吃了闭门羹的少帅并不死心，他知道，在政治和外交角力场上，个人恩怨是次要的，最重要是国家利益。果然，就在两年之后，新的机会就来了。
1934年少帅回国，蒋介石对他依重如旧。蒋给他创造了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1935年10月，毛共的红军到达陕北，蒋在西安设“西北剿匪总部”，自己亲任总司令，命张为副总司令，蒋无暇亲自履职，叫张代行其总司令之职，此时红军才二万余众，且疲惫不堪，立足未稳。张的东北军二十余万，消灭或基本歼灭红军绝非难事。蒋显然想以此作为张重新上台的阶梯。
蒋介石将他心目中如此重大的剿共大计交付张，主要是出于对他过去功劳的报偿，而对其为人并不深知，更无防范之心。孰知，此时的张虽然表面上仍然与蒋“形同父子”（蒋比张大14岁，故张以父视之），但内心已怀非分之想，并且利用蒋对他的信任和任命很快干起与他的使命相反的勾当来，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蒋被完全蒙在鼓里。
自恃聪明而有谋略的张少帅此时对形势已经有了一个完全新的估计和计划，他知道，自己两年前被苏联人拒不理睬，是因为他当时无职无权；另方面，他的“联苏抗日”战略缺少了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作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要与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中共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是与苏联结盟的前提。而他过去是以中共和苏联的双重敌人的面貌出现的，这自然就被苏方当作敌人看待了。
然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他被委以剿共总司令之重任，成了对中共的“看守”，甚至掌握其生杀大权。这种身份在中国除蒋之外，是第二重要之人了。张想，苏联为了其在华利益，为了中共的生存，不可能不重视他，与他打交道。而他正可利用这种关系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为此，张决定先改善与中共的关系，逐步建立与中共的盟友关系，再通过中共这个桥梁，与苏联结盟。就这样，张少帅把原来的“联苏抗日复国（收复东三省故国）”改为“扶共联苏复国”。
其实张学良联共的打算已非始于今日，他的弟弟张学思1933年加入了共产党。他于是趁机也在中共挂上了号，试图通过联合共产党来壮大自已的实力。延安也想拉拢他，给他的代号为“李宜”。（后来，在1936年8月9日中共负责人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合致信张学良，开头就直呼“李宜同志……” 但是，此亊当时可能并未报请共产国际批准，所以张还算不上中共的“自已人”。）
为了改善与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张学良努力干着与他的职务相反的勾当，他给了延安75万银元的巨资以及大量枪械援助，并为其提供情报，疏通与外界的联系。如此，中共和苏联方面果然接受了张的秋波，双方开始了秘密往来。当时张身在西安，他以去上海会女友为名，频频乘个人专机去上海，与苏方进行秘密谈判。国民党的特务素知张的花花公子名声，以为他在寻花问柳。
据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向莫斯科报告：张学良向他表示，他决心跟中共建立反蒋联盟，并与日本决战。他希望莫斯科支持他。这当然是苏联求之不得的事。不过，联共反蒋、立即与日本人决战，这就意味着要将中国第一号人物蒋介石赶下台或消灭之、并由张取而代之才可能实施，此事当然非同小可。后来的事实表明，斯大林根本不相信张学良能取代蒋介石成为领导中国人民抗日的领袖，所以斯氏后来毫不犹豫采取了保蒋弃张的决策。不过，为了能笼络张，使中共有一个较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当时苏方还是装作非常重视他的计划，给他正在考虑合作的感觉。同时，苏联外交官告诉张，他们限于身份，不便与他直接进行谈判，叫他与中共进行直接谈判，。
苏联把上述信息通知中共中央。中共领导人立即决定对张本人和东北军进行全力策反、 “统战”。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20名红军主要将领联合署名致信张学良和东北军各军长及师、团以上将校，进行公开策反，信中先对东北军将士几年流离失所，家乡亲人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下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对他们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所蹂躏、压迫、奸淫、残杀。想起这些，好不伤心，好不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你们不共戴天之仇敌！”接着号召他们掉转枪头，去打日本和蒋介石。然后宣传中共愿意与他们“互派代表共同协商关于组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还表示“欢迎他们到苏区来，并愿竭诚接待”云云。
这时的张学良和毛共可谓“你有情我有意”，双方都心有灵犀。1936年2月，张命令他的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与中共特工头目李克农谈判，达成局部互不侵犯协定。
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其时延安为国民政府所管辖，西安事变中被张学良“送”给了中共）举行密谈，达成了多项协议（具体内容中共所言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的记载有所不同，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最基本的共识）。而且张允诺中共派代表（叶剑英）常驻西安。随后张邀请叶及大批共产党员到其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军中服务，主要帮助教育和训练部队。如杨虎城的办公厅主任韩威西、秘书宋绮霞都是共产党员，魏一畴、南汉震、王炳南、蒋听松、刘子华等也都担任了西北军中要职。刘澜涛、应德田等中共干部则在张学良的军中组织了一个“抗日同志会”， 公开宣扬共产主义，还仿照蒋介石的庐山训练团在西安南郊的王曲为张部办了个军官训练团。中共又趁机在张、杨两军中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和党组织，到西安事变前夕，张、杨部队基层已有相当部分为共产党员掌握。
1936年2月，延安提出了一个由东北军、红军联合西北军建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计划，推张学良当头，目的是在苏联支持下，实行“西北割据”，然后再图发展，问鼎中原。同年12月，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与张学良就此签订了相关协定。
西安事变的另－主角，十七路军总司令（即西北军）杨虎诚比张学良更“左”，早在1926年，杨就加入了共产党，还得到延安的批准。杨的亲信、西北军政治处长申伯纯，西北军重要将领、事变后兼西安市公安局长赵寿山等都是秘密共产党员。在毛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初，毛就曾派汪峰作为其代表携毛亲笔信去西安见杨虎城，要求停止内战，与中共建立“抗日统一思想”。双方取得共识。
如今，“剿共总司令”张学良主动找上门了，中共当然要抓住这个良机。为了稳住张学良，毛指示中共的谈判代表李克农向张许诺：只要倒蒋成功，将来建立国防政府和联军，均推张为主要领导者，“一把手”，中共甘居其下。毛还知道张对苏联支持寄予厚望，又叫李克农向张学良传话，谓未来“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解决”，暗示有苏联的坚决支持。
毛共的积极配合，令张学良深信他的取蒋而代之的计划已获得苏联全力支持，有很大的成功希望。此时中共想正式确立张学良的中共党员身份，以便明正言顺建立同志关系。经过认真讨论，中共领导层一致同意将接纳张少帅加入中共之事呈报莫斯科审查批准。7月2日，由张闻天这个名义上的中共总书记致电共产国际，呈述张学良的入党要求，并极力推荐和恳求共产国际予以批准。
孰知，电报去后，久不见回复。原来，莫斯科认为，吸收“军阀”加入共产党，有违共产党的章程和原则，故延滞不批。直到8月15日，在中共的催促之下，共产国际才回电，告知不予批准及原因。中共对此亦无他法。但考虑到要继续利用张，决定不告知共产国际不批准之事，继续对张敷衍、蒙骗，在表面上按照党内规则称其为“同志”，并对张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这年6月初，广东军阀陈济棠联络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以抗日之名，发动倒蒋兵变。但旋即以失败告终。中国的公众舆论激烈评击这一分裂国家的举动。这使斯大林再次认识到，蒋介石是目前中国唯一能团结各方力量抵抗日本的人，反蒋、倒蒋不符合苏联的利益。8月15日，莫斯科给中共发出了一封具有转折意义的电报，命令中共停止将蒋作为敌人，转而与蒋合作，共同对付日本。电报说：“把蒋介石跟日本人同样看待是不正确的。你们必须努力停止红军跟蒋军之间的敌对行为”，“共同进行反对日本的斗争，”“一切服从于抗日事业”。并要中共支持蒋作为全国的领袖，命令中共立即与蒋谈判合作亊宜。
苏共的命令毛共不能不服从。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提出“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云云。9月1日，中共向党内发出指示，要求全党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同时，毛、周等人致信国民党陈果夫、陈立夫及宋庆龄，要求与国民党直接谈判拥蒋抗日事宜......
上述一切毛共却对张少帅却严格保密。少帅还以为莫斯科支持他倒蒋、取代蒋成为全国领袖。而且此时的张学良也已不满足于当个“西北王”，而是做着取代蒋成为中国最高领袖的美梦。
于是张少帅加紧实施他的倒蒋——灭蒋计划。
三、兵谏还是兵变
关于西安事变的性质，目前所有中共一切书籍、回忆录、宣传品，包括事变当时张、杨发给全国的通电，都坚持说是张学良、杨虎城是为迫蒋抗日而不得已发动的“兵谏”，其动机纯洁而高尚，一心为了爱国，一切为了“抗日”，云云。
由于毛共垄断了史料和舆论，“喉舌”们又是奉命行事，不敢越雷池半步，所以，至今大陆绝大多数国人仍然相信毛共当年的定调，把张学良吹嘘成“千古功臣”，“民族英雄”。
这是又一起毛共歪曲历史、隐瞒真相、瞒天过海的典型事件。
中国有句古话云：听其言而观其行。在人们的言、行之间，重要的是考察他的“行”，即实际行动。对西安事变中张、杨的真实动机，我们也应如此对待。
我们先考察他发动事变的动机、目的。
事变之初，张口口声声说他发动所谓“兵谏”的目的是为了促蒋抗日。暗示他从来是坚决抗日的，只是蒋介石不许他“抗”罢了。这就是弥天大谎！如果说“九一八”时是他错误估计了日寇，想息事宁人，结果导致东三省被占；那么，在1933年丢掉热河省又作何解释呢？在承德驻守的东北军重兵，被日军先遣骑兵百余人、几乎兵不刃血就占领了，又是怎么回事呢？一而再，再而三，“望日而逃”的逃跑将军，还要自己把说成是坚决主战的抵抗派，谁能相信？
反之，张杨说蒋不抗日，是真的吗？事实上就在张、杨策动兵变、制造西安事变之前，日本在绥远策动蒙古贵族和汉奸，指挥伪军向我绥远省东部、北部发动大规模进攻，时为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将军在蒋介石的支持和指挥下，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史称“绥远抗战”），蒋随即将绥远抗战纳入中央的直接指挥之下，任命陈诚为绥东抗战总指挥。在西安事变之时，绥远抗击日伪的战争正进入关键的高潮时期，正是张杨和中共的叛乱，打乱了中央的抗日部署。正如西安事变发生时胡适所言：在这抗日的关键时刻把抗战的统帅蒋介石、以及刚被任命为绥东抗日指挥官的陈诚都抓起来，难道这是“为了抗日”吗？“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瞎子傻瓜！”
因为张、杨拒不剿共，蒋介石要把他们分别调往福建、安徽。然而张杨坚决不从。因为他害怕将他的军队调离西北和陕北后，失去了中共和苏联的援助，一切宏图大计便将落空。然而，西北和陕北并没有日军。而他们和二万多红军结盟，就能将日军赶出中国，收复东三省吗？由此可见此时张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借苏联势力推翻国民政府并取而代之。实在已经利令智昏
是不是蒋介石真的不肯抗日，张杨才发动“兵谏”呢？亦非也。1936年7月3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演讲就对抗日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蒋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的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求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决不能容忍，我们决不能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地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不是很明确宣示了，他绝不容许日寇侵占东三省，一定要收回东北失地，问题只是时间、时机是否成孰熟而已。因为目前中国国力、军力尚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国内政治不统一，共产党还要以武力推翻政府，所以蒋才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关于这些，张少帅应该比－般人更清楚明白。他后来在西安事变中，得知苏联不支持他取代蒋的计划以后，立即来了个180度转变，为了给自己这个转变一个理由和台阶，他谎说因自己看到了蒋的日记，明白了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苦心，知道了蒋不是不抗日，只是时机未到。是自己错怪了蒋！所以顿生悔意，决定拥蒋抗日云云。——实在是欺人自欺之谈！
其实，张少帅除蒋夺权的计划早已敲定，在1936年4月26日张学良给中共的联络代表的密电中就确切地说：他已决心与红军结盟，联络西北数省，半年内与蒋翻脸，张的原话是：“要干就彻底干！” 他欣然接受了中共拥他为“西北王”。
10月下旬，张告知中共驻西安代表叶剑英，他已准备发动“苦迭打”（法语“政变”的音译）。10月29日，叶剑英将张此语报告了毛。11月，叶将张、杨的捉蒋计划带回延安交给毛。
在张采取行动之前又打电报告知毛泽东，称：“蒋之反革命面貌毕现”，他已动手。接着说事成之后他要“改组联合政府”。毛接电报后哈哈大笑，并在事变后第一时间打电报告诉张学良：“紧急时诛之为上。”
张当然会考虑到，针对他的行为，国民政府可能发动对西安的大规模讨伐。这时他与周恩来商定的对策是：首先杀蒋，然后依靠苏联的援助，与中共一同与政府军对抗，直到把政府军打败，建立他想象中的新王朝。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次行动的具体安排。
从当年10月下旬起，蒋与张来往于洛阳、西安之间，为剿共之事与张多次商议， 12月4日，蒋与张再次来到西安（蒋驻跸临潼华清池），准备最后落实剿共计划。其间，蒋与张、杨有过多次商谈、会议、宴请等。笔者以为，如果张要发动兵谏，此即最佳时机，在长达七、八天之中，只要搞一次“鸿门宴”，便可以将蒋的随从卫队缴械，将蒋等人扣押。但张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打－次“歼灭战”，所以，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一次十足的“兵变”。。
“兵变”是在蒋将要离开西安几小时之前的12日凌晨进行的（故又称“双十二事变”）。其时蒋与他的卫队67人同住于华清池一个院内，外院和大门则由张学良的部队守卫。行动在黎明之前开始，由张部营长孙铭久率400多人向蒋的内院发起进攻。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卫兵奋起反击，当然不能抵御早有准备又占有绝对优势兵力的张部的进攻，最终67名官兵包括蒋最信任的侄子蒋孝先全部壮烈殉职。枪声响起时蒋尚未起床，知道发生了兵变，来不及换下睡衣，便与一名贴身侍卫从后窗越墙而逃，枪弹密集射向蒋二人，贴身侍卫中弹身亡。兵变者显然是想趁乱把蒋打死。蒋逃脫至后面的石山完全是侥倖！
从这场兵变的部署来看，发动者显然有两套方案，第一方案是将蒋在混乱中打死；活着被捉则是意外的“第二方案”。可以想见，如果真是“兵谏”，就不应下毒手要蒋之命，行动中应该首先保证蒋的安全，大可不必搞成一场歼灭战。从现场看，蒋的卧室窗门弹痕累累，玻璃窗上的弹洞犹存，在晓色朦胧之中完全不顾屋中人死活地乱射，难道不是要致屋中人性命？可见，蒋能活着逃出来完全是意外，而不是政变者的意愿。
兵变者还大开杀戒。按照事先分工，东北军负责临潼，西北军负责西安。杨虎城除了抓捕蒋的全部随行大员之外，还当场杀死了蒋的结义兄弟、囯民党中常委、国民政府委员邵元冲，并指挥大军屠杀了数百名中央军将士；张学良则派其亲信于学忠赴兰州，屠杀了那里数百中央军官兵，于学忠还亲自枪毙了两名国军团长。
以上一切细节都证明，张、杨在事变后通电全国中所说的“......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平安，促其反省”云云全系谎言！“兵谏”是假，“兵变” 才是真，其计划就是妄图依苏联和中共为后援，借乱杀蒋取而代之。只是后来由于形势发展出乎政变者的事先预料，兵变才未能进行到底，只好说是“兵谏”了。
四、毛泽东的骗局和斯大林的干预；事变结局
现在我们来探索为什么这场兵变会半途而废，兵变的发动者态度后来为何来了个180度转变？
前面已经讲过，苏联对张学良的策略只是蒙骗和临时利用，斯大林从来没有对张学良真正信任和寄予厚望。而毛泽东则完全不同，他是真正想与张结盟，利用张去倒蒋、杀蒋，然后坐收渔人之利。这样便在苏联、中共和张扬之间产生了同床异梦的、微妙的三角关系。
毛也知斯氏对张的不信任和反对倒蒋。但他出于对蒋的仇恨和中共的自身利益，不惜冒对斯氏阳奉阴违的风险－心想促成杀蒋。而张学良呢，这位过分自信却又志大才疏的野心家，听信毛共所说的：“在中国，苏联只支持中共和红军，与中共的结盟就等于与苏联结盟”这一诳言，一心一意听从毛共的摆布，直到最后时刻，才知道上当受骗。
本来，8月15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电报，已经明确指示中共不要继续反蒋，而是反过来与蒋合作，共同抗日。莫斯科的这一态度已经完全排除了扶持张学良反蒋、取代蒋的可能性。同时，共产国际也拒绝张学良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毛如果将这一切如实地告知张学良，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西安事变了。但毛从中共的利益出发，认为必须充分利用张少帅这颗反蒋的棋子，而且，在中共看来，张杨的反蒋、政变成功与否，都对中共大有好处：成功了，蒋本人被消灭了，即使张少帅取代不了蒋，当不了中国新的最高领袖，南京政府也会陷入混乱之中，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派力量之间的混战，这正是毛共所盼望出现的局面，因为一个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再也没有力量来剿共了；若使政变失败了，比如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被南京政府打败或消灭了，这种情况下被捉的蒋介石也不可能活着，毛也偿了借刀杀人之愿。即使因此招来南京政府的讨伐，张、杨首也当其冲，中共则可以避其锋芒，先躲藏起来（打游击），待到双方实力均将受到很大的损失时，再相机行事，收渔人之利。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是：日本趁乱迅速出兵，中国将陷入空前的危机，这时，中共自当力求苏联出兵干预保护，苏联也不会坐视，这样便很可能出现苏、日共同瓜分中国的局面。毛共作为苏联在中国代理人无疑会被莫斯科扶持起来登上瓜分中国的傀儡宝座，在毛看来，这也是不错的结局。（后来毛在抗战中曾多次提到要与日本、或与蒋“划江而治”。）总之，不管怎样，毛共都是这场兵变的贏家。
当西安亊变的消息在第－时间传到保安毛共的总部时，中共全体大员聚集在毛的窑洞一片欢腾！这时毛想做的第一要事，就是赶快促成张学良“杀蒋”。13日，毛便决定派周恩来去西安协助张完成这件大事。同时想以既成事实迫使莫斯科进一步支持张学良。毛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请你们赞助我们”，“用大力援助中国”， “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
可是，张学良这一胆大妄为之举激怒了斯大林，斯氏于得知西安发生了捉蒋的事件后，根据他已掌握的中共与张的密切关系，他不相信中共没有介入这一事件。斯氏当即对不听话的中共作出了强烈反应，次日（13日），他通过宋庆龄在上海的私人电台，直接给中共发命令，对事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策划的阴谋，张学良是“日本间谍”！并严令不得杀蒋，要在促成蒋同意抗日的基础上将蒋释放，以免中国出现内战和分裂，使日本侵略者坐享其成……
为了防止毛垄断消息，斯氏又命令将此电文在莫斯科的电台对内对外反复广播。同时命令苏共的两大报纸《真理报》和《消息报》在14日以社论的方式，表明苏联的态度，强烈谴责事件的主谋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是为日本服务的。斯氏这一举措打破了毛可能的信息封锁。
当张学良得知苏联公开广播上述两大报的社论后，顿时象泄了气的皮球，他愤愤然地对自已人说：“我救了共产党，他们就这样对待我？” 他在心里知道，中共和莫斯科都欺骗了他。眼下他己成骑虎之势，不得不重新考虑先前的计划。
其后几天，经过痛苦的抉择，张终于作出了放蒋、并亲自送蒋回南京的决定。他认为这是避免灭顶之灾的唯一办法。为了给自己台阶下，自称看到蒋的日记，明白了蒋的抗日决心和不能立即对日开战的苦衷，自谓“错怪”了蒋云云。
这时，毛原来叫周恩来乘汽车去西安因路途遥远（毛共在的保安距西安300公里），路况不好车行困难，要求张少帅派飞机到延安机场接周。大概出于受骗的愤怒，张故意置之不理，毛为接周之事给张接连发去了几封电报，张不予回复。
为了缓和斯大林的愤怒，毛又玩弄起手法，15日，他令红军的十五位将领在事变三天后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开头竟是：“西安事变，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这显然是故意向斯大林表明中共的“清白”，却使张学良愤怒不已，因为它表明中共公开出卖自己。这促使他打定放蒋的决心。
不过冷静下来一想，张才知道仍然不能得罪中共，原因是这时他（以及杨虎城）的军队实际上己被共产党把持了，没有中共的配合，他半途改变主意想放蒋也放不成，还可能会引起事端。同时在放蒋之前也必须得到蒋接受其基本条件的承诺，否则不仅自已性命难保，也无法向下属交待。
然而连日来蒋之态度强硬，始终拒绝一切劝告，甚至不肯接见张。张学良于是想到，也许请中共出面斡旋会有圆转的可能。于是立即派飞机去延安接周恩来（这时已是17日下午），周到达西安后，为了各自的利益，双方仍然心照不宣地相互配合，力争把这部戏和平收场。
在莫斯科，斯大林为了促使西安事变尽快和平解决，于15日下午召开了有关领导人会议，会议统一了对西安事变的政策，并决定于次日（16日）以共产国际名义经由宋庆龄的电台给中共中央发去第二封电报，内容与13日相同，但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了一些更具体的指示。
我们前面曾经讲到，在1935年冬到1936年1月之间，蒋介石曾经主动向苏联示好，希望以中共的合法生存换取与苏联联合抗日。但最后被斯大林否决了。为何七、八个月之后，苏联态度大变，转而采取“联蒋抗日”的政策呢？这主要是国际形势骤变，1936年2月，日本强硬的少壮派军人策动了“二.二六”政变，政变虽然失败，但日本的内外政策急剧“右”转，外交上反苏倾向更为强烈。5.6月间，日本与德国启动了结盟反共的谈判。7月上旬，德国向日本正式提交了经过希特勒审定的《反共国际协定草案》及秘密附件。11月25日，日德正式签订了《反共国际协定》。
至此，对苏联的东、西两面夹攻的态势已经形成，苏联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危机。种情况下，斯大林毅然扭转苏联的外交政策罗盘，决定联蒋抗日，以便把日军有效地拖在中国战场的泥潭里。所以，它支持蒋介石抗日完全是出于它的战略需要和本国的利益，而决不是对蒋和国民党有任何好感，相反，与此苏联也大大加强了对中共的援助，鉴于军事物资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止无法运进，共产国际通过宋庆龄给中共汇去五＋五万美金作为中共放弃杀蒋的“弥补”。
然而莫斯科的第二道金牌并没有被立即贯彻。原因是当时毛泽东－人垄断了中共与莫斯科的联系。当他接到第二封电报之后，把电报按下来不向其他人传达，却加紧煽风点火，促使张、杨先把蒋介石干掉。为了给张杨打气，15日，毛下命共军对南京发动进攻（后撤消了此令）。
南京政府早己对张杨下达了无条件放蒋、投降的命令。16日，因张杨拒绝投降，南京政府决定正式发起对张、杨叛军的大讨伐，何应钦被任命讨逆总司令，刘峙、顾祝同分任东、西两路司令。国民政府还出动空军向西安运动，眼看一场大战在即。
而这时张学良已看清毛共和苏联的骗子本色，不想再按毛的旨意办了。张学良首先恳请蒋出面制止战争。这时蒋虽对张学良等愤愤难平。但权衡利弊，知道开战对自已凶多吉少，对国家更不利。于是应允给南京发布手令，南京方面接令后宣布停战一周。
这时毛看到杀蒋难以如愿后，于18日给莫斯科发去一份电报，谎称16日莫斯科的来电“被勤务组弄错了，电文译不出”，要求共产国际再发一份来。20日，新的电文来了，毛只好向政治局传达。政治局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这时的毛也黔驴技穷了，只好命令周恩来促成放蒋，和平解决事变。
可是，到此时为止，蒋介石仍然不肯向张、杨妥协，不答应对方提出的和平解决事变的八条要求（八项要求为：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救亡；二、停止一切内战；三、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将领；四、释放全国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而对事变主谋张杨来说，不能做到这些，无法向参与事变的官兵交待，无法收场，而且自已的性命也可能难保。
眼看事情陷入僵局。20日，受宋美龄委托，并征得西安方面的同意，宋子文偕同蒋的顾问、澳洲人端纳以私人身份飞抵西安。宋子文带来了宋美龄的口信，要求蒋和亊变方积极协调，和平解决亊变。宋子文等力劝蒋与张妥协，以便平安回归南京，主持抗战大局。
其实，抗日也是蒋早就定下的国策。而“联苏容共”、政治解决中共问题更是他近几年来的不懈追求，只是苏联和中共不接受他的这一政策。如今，中共和苏联既然己经表示拥护他作抗日领袖，他又何乐而不为？经过慎重考虑、权衡，蒋也改变了态度，原则同意了对方的要求，从而为和平解决事端铺平了道路。
22日，宋美龄飞抵西安，张学良亲去机场迎接，气氛进一步缓和。之后，西安事变沿着和平解决的轨道迅速发展。
不过蒋也并非无条件接受张杨的八点要求，蒋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据参与调停的宋子文的日记中记载，宋子文按蒋的指示对周恩来转达了蒋的条件：
“蒋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恩来同意：1、取消中共的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的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要告诉周：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他保证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重组国民党后，倘若中共尊其为服从总理，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张学良字）发布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决定。”
对上述各点，周恩来当场表示接受。但就－些具体问题周和张学良继续与宋子文商谈，宋美龄也加入谈判之中。经过讨价还价，宋子文将谈判结果向蒋汇报，蒋作了表态性的答复，算是对亊情的最后定论：
一、他将不再兼任行政院长，拟命孔（祥熙）博士担任。新内阁中不再有亲日派。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即所谓的“七君子”— 笔者）。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抗日）军队一视同仁。四、派蒋鼎文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与张学良讨论双方同时撤军事宜；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此手令。
宋子文将上述答复告知张学良和周恩来，张和周均表示满意。
应该说西安事变至此己经结束。但还有一个节目尚未完成，那就是事变主角张学良要求蒋接见周恩来，周本人也有此请求，以便为即将开启的国共合作营造氛围。
蒋深知事变实为中共在幕后挑动所致，所以他对中共异常愤怒，周到西安后蒋－直拒绝接见。然而事情的发展使他感到应对中共改变态度，决定以坦诚相待。恰好延安派出博古也抵达西安，博古奉命向蒋转达一个喜讯：苏联已经承诺，为促成国共团结抗日的大局，立即让蒋经国回国。蒋闻此喜讯，高兴之下答应了接见周。
－般来说，周对蒋的态度是较为恭谨的，表面上仍以黄埔时的身份相称，呼蒋为“校长”。 周来到到蒋的卧室，蒋开门见山与之作了短暂的交谈。蒋直切地说：即使在剿共的岁月里，他仍然一直记怀中共的领袖们，因为大多数皆曾是他的部下。他既然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对中共也一定能慷慨对待。若红军对他效忠，他们将享受胡宗南部队一样的待遇。他还嘱周，过些时候直接去南京谈判具体事宜。
蒋此言论是真情流露，也是其人性弱点的体现，因为，第一，他把中共与桂系混为一谈了，混淆了大原则；第二，以“仁义”之心对待中共及其领袖，望其“效忠”自已，可谓与虎谋皮矣。
就在己达成最后解决之时，事变的另一位主角杨虎城却跳出来横加阻挠，原来由于中共和张学良只忙于和蒋、宋打交道，却未把他们解决事件的意图和进展告知杨，也未让他参加谈判。杨感到受到冷落，心怀不满。在最后时刻杨以自己的安全没有保障为由，欲阻止放蒋。但最后在张学良、周恩来的合力劝说和安抚下，杨终于让步，同意放蒋。
25日下午4时，蒋在宋美龄、张学良等陪同下从西安机场登上飞机，先飞抵洛阳。次日中午飞抵首都南京，受到南京全市军民空前热烈的夹道欢迎，南京全城欢呼声、口号声、鞭炮声响彻云霄，当晩仍然彻夜不息。与毛共和张、楊的预期相反，经过此次事件，蒋的威信不但未受损失，反而达到了新的高峰。其实在整个事件期间，全国各地包括西安在内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张杨反叛、拥护蒋、维护国家统一的集会和游行浪潮，形成了空前举国一致、同仇敌忾的局面。
事件和平解决后，蒋和国民政府均遵守约定，并未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采取裁撤、肢解的报复行动。然而这两支军队内部自动爆发了反对其主子的行动，先是部队发生哗变，张学良的亲信、被张指定留守代行其职权的六十七军军长、秘密共产党员王以哲，以及西北剿总交通处长蒋斌（中将）、参谋处长徐方（少将），还有王以哲的副官等都被哗变的军士杀死。接着分驻各地的东北军、如驻保定的53军，驻洛阳的炮兵旅等纷纷自动向中央政府投降。最后，张部全部六个军向中央投诚。“东北军”自此不复存在。杨虎城的西北军也大体如此，先是杨的亲信冯钦哉率二万官兵投靠中央，继之其他部众逐一叛离，十七路军亦自行消失。
最值得关注而且具有讽剌意味的是，那些当年跟随张学良以要求“抗日”为名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后来几乎都成了投日的汉奸。当年最力主发动兵变的张学良“军师”、东北军总参议鲍文樾，在抗战开始时就投降日寇，先后担任伪政府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河南省省长等高官；亲自带兵抓捕蒋介石的张学良警卫营营长孙铭久及应得田、苗剑秋也很快投靠日本，孙铭久“因功”升任伪山东保安军副司令，应得田出任伪河南省教育厅长。
张学良的另－个弟弟张学铭，在1943年投日做了汉奸。
另外，伪军中的高级将领如孙良诚、吴化文、白凤翔、李守信等，全都由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军官转换而来。
至此，所谓“西安事变”乃为“逼蒋抗日”之说可以休矣。
最后，就整个事件后果看，毛共乃是这次亊件的唯一大嬴家。张杨的八点要求蒋原则上接受（口头允诺，不签协议），而八条中最关键的是第二条和第一条，即停止剿共；容纳中共进入全国抗战体制之内。这就使中共由即将被剿灭的“共匪”，摇身变成合法的中国政府和国防军的一个部分，开启了毛共发展壮大的新纪元，为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诚如蒋介石在其西安事变中的所言, 事变迫使其不得不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 的方针，使他的剿共大业毁于一旦！所以，说西安事变挽救了中共，成为其命运转折点是－点也不过份的，中共大肆吹嘘张学良为其“千古功臣”，确乃实至名归。
还值得谈一下的是此次亊件主角张学良的话题。整个地看，西安事变实是张、杨在为中共火中取栗，为其“作嫁衣裳”，给了中共起死回生、发展壮大的机会，然而自己不但什么也没捞到，反而丢弃了一切。张杨这次“赌博”确实亏大了，全输了。中共后来说张不该随蒋去南京。其实张随蒋去南京是唯一的选择，试想，如不去的话，由于他再次投靠蒋，已为左、右两派所不容，左、右势力都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他行前留下留守东北军的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就是被哗变的部下杀死的，估计张留下的话，后果也很难预料。
1991年，重获自由的张学良面对釆访他的《纽礿时报》记者问到他当时为什么随蒋去南京？他说：“那是叛乱，我不得不负起责任。” 这应是他思想激烈斗争转变后的选择。
张到了南京，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千夫所指、万民唾骂是“叛徒”、 “卖国贼”。当时他自已也认为，即使蒋将他放回，他也绝对出不了南京城！将他看管起来实则为保住他性命的最好方式。当时群议汹汹，朝野一致呼吁对其处以极刑。12月31日，张被军事法庭判处15年徒刑。当局的说法是：蒋以个人名义赦免他，然而军法国法难容。事实上，古今中外也未有发动军事政变、拘捕并欲杀害国家元首者而不受惩罚者。然而在法庭判决后，蒋又以其“勇于改悔，自行背京请罪。呈请国民政府予以赦免。” 次年１月4日，张被国民政府特赦，但仍交军亊委员会严加管束。此后，张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软禁生涯。对于受到软禁，张不仅从未抱怨，还对蒋的“宽恕大度”由衷表示感激。
又据张自己说，在长期软禁中他并未受到虐待，反而过着优裕的生活，生活上有其夫人陪伴照料，病痛不适有官家医療，以致长命百岁。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张学良献上挽联云：“关怀之情，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讎仇。”张获得完全自由后，在谈到蒋与自己的关系时竞然深情地说：“老先生对我是白粉知己，很关怀。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就算了，他特别爱护我，派了中央医院（的医生）来看我，甚至到（了）台湾，他都找个最好的地方让我住.....”这是在蒋去世十多年之后，张已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在纽约说的话，应是肺腑之言。
由此亦可见蒋之为人。如果拿毛泽东对待他的“亲密战友”来对比，如毛之对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等，真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两人人品之优劣，可谓判若云泥矣。从张学良来说，回想当年，被毛和中共玩弄于鼓掌之上，以致一败涂地，岂能释怀？1990年6月1日他九十寿辰时，他自谓：“我是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 这是他最终的自我定位。由此也就可知为何中共在他获得自由之后一再邀请他回大陆，却被他坚拒。
还有那个杨虎城，在最后关头还想扣留杀蒋，态度比张更恶劣。但蒋氏也并未挟私报复，而是让其出洋考察，意在让他脱离是非之地，得以保全。无奈杨虎城本性不改，又擅自跑了回来，从事反政府活动，而且在国共交兵的情况下再次主动参加了共产党，表现了与蒋和国民党不共戴天的仇恨。然杨终为国民政府所捕获并被杀害，也只能称之为咎由自取罢了。
然而西安亊变终究改变了历史，中国由此被卷入共产主义逆流。张学良因此自称“千古罪人”，还算有自知之明。
附： 新发现的西安事变历史文件解密
——关于海岚·里昂的珍藏
作者：蜀仙(编注）
【编者按】：“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当时，已经面临被消灭命运的中共及其武装力量红军，由此得以生存，并在国军与日军血战的缝隙中得以坐大，并最终在日本失败后从国府手中夺取政权。
本刊获得的最新“西安事变”原始史料证明，早在事变前半年多，毛泽东、彭德怀就联名写信给张学良，表示要撤退前线的红军，正式提出要与张学良联合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在张与毛由人牵线联系上之后，才有这封毛、彭致张的信函。（不过，“12.9”学生运动领导人宋黎和刘鼎的回忆录都载有张学良加入了中共之说。而且宋黎就是介绍人。）1936年4月，周恩来同特工首领之一的李克农与张学良曾经会面。
第二封信由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代名，日期为1936年8月，共6页。最后一页是众多国共领导人的联络假名及一些暗号。仅第1页的若干意见，就提出了如何夺取兰州，出兵绥远，进占甘、凉、肃，取宁夏，控制陕甘宁交界处的黄河东岸，通过已经安排好的新疆配合，最后打通苏联的具体用兵计划。该计划显示，从目的到具体措施，它都与抗日无关。它旨在全力打击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抗日力量，从而有利于苏联及日本。这就表明，西安事变是一起卖国事变。
第三份引人注目的文件共有八条，一方由毛泽东签字，另一方应由张学良签字。据称由于“事变发生而未来得及签字”。其内容是张与毛的相互配合与协调的原则。其中第一条的甲、乙项是建立“联合战线”，丙项则是“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即他们联合的目标是推翻中华民国。这份以抗日为名的“协议”已经送到张之手，还没有来得及与毛并列签字，蒋已抵达西安，事变随即发生了。
第四份文件的结尾，是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之后佯装“自省”的冠冕堂皇的表白。他似乎忘了他早就暗联毛泽东中共，开始了推翻中华民国，卖国予苏联，从而在根本上有利于日本的阴谋活动。这些文件，白纸黑字，赫然在目。
至于李宗仁的文件，则与西安事变无关。那是1933年两广对抗南京国民政府之事。而到1935年，两广已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共同参加了1935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先清除中共，然后一致对日作战。西安事变前夕，两广为剿灭中共，已派大军北上。只是事变发生，才改变了这一历史进程。
下面这些就是张学良的印度飞机驾驶员海岚·里昂所收藏的有关西安事变的重要私人档案。当时他把它们带到香港，一放就是大半个世纪。他的后人打算出售，但是张学良的儿子并无积极性收回，一拖再拖。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出价十几万美元，后来中国大陆西安文管得知，竟以二十多倍的价钱买走。这里刊布的还不是全部，只是张学良和毛泽东、彭德怀的协议等要件。
海岚•里昂(Hyland"Bud"Lyon)
西安事变相关文件
海岚•里昂先生曾做过特技演员、赛车选手及修车师。移居中国之前，他曾在洛杉矶近郊的柏班克（Burbank)担任专业飞机维修师，随后在1934年因追随一名爱慕已久的女艺人搬往中国上海居住。到了中国之后，里昂先生成为中国航空公司（CNAC)飞机技师，与当时身处中国的一小群美侨与外侨共同建立起中国的航空事业。来到中国一年之后，就在他正要放弃回国之时，东北军阀「少帅」张学良（亦是蒋介石身边最为信赖的一名将领）邀请他担任机械师与飞机副驾驶。在接下来的五年中，里昂先生便受托一直待在张学良及其家人身边，担任张学良的飞机驾驶、机械师与保镳等重要角色，与其共同度过了这段屮国近代史上最为混沌的时光。
张学良的父亲是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1875-1928)，曾与蒋介石的国民军对抗，后遭日本关东军暗杀。张学良年少玩事不恭，沉迷烟毒，但在父亲遇刺后一改前非，与蒋介石合作抵日抗俄，致力于中国的统一大业。
一九三六年四月，张学良背着蒋介石与周恩来谈判，希望结束国共敌对状态。张学良当时虽然一直希望凑成国共合作，能够停止内斗并共同抗日，但却向中国共产党清楚表明国民军应由蒋介石全权掌控，而任何的停战协议也必须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才能签署。然而问题在于蒋介石仇共远远大于仇日，认为日本事小，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
几个月下来，张学良在剿匪方面毫无进展，使得蒋介石先是恼怒，并开始怀疑张学良的忠诚。张学良因而与共军佯装作战，以掩盖谈判实情。一九三六年十月，蒋介石突然亲率部队大力加强剿共，并且又在绥西战役中大败日军，使得国军抗日士气大振。该年十二月，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领军剿共，同时也是测试张学良部队的忠诚。蒋抵达西安后，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位将军竭力劝说蒋介石与共产党连手抗日，但蒋介石始终不肯让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手下冲人蒋介石总部将其逮捕，西安事变由此展开。
西安事变在当时被定调为张学良背党叛国事件，然而或许应该视为迫使蒋介石上谈判桌的一种手法。蒋介石连续两周被拘禁，而张学良与杨虎城则趁此机会要求共产党派遣代表前来西安共商国家前途命运。蒋介石直到生命与自由遭到严中威胁之际才愿意上谈判桌。
十二月十七日，共产党派遗周恩来等人前来西安协商，但谈判未果。十二月二十二日，蒋宋美龄及其兄宋子文抵达西安继续协商，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才达成协议》当时蒋介石并未签署任何协议书，但国共敌对状态立即冰释，以便能够协力抗日。
蒋介石被释放后，张学良立即被逮捕，并送军法审判，结果判十年有期徒刑，但最终以软禁形式度过终身，直到1989年才被释放。西安事变过后不久，张学良托里昂先生担任张妻赵一荻与幼子张闾琳的贴身侍卫。接下来的五年，张学良在上海服刑，而里昂先生协助赵一荻母子处理重要家务，并驾驶飞机带她们四处奔走。里昂先生在一九四一年离开了中国，带着装载个人文件与相片的六大行李箱以及受张家所托储存私密对象的保险箱回到了洛杉矶。
第一封信 毛、彭致张的信函
（以下是上面红色信笺内笔迹的内容）
将军足下：
顷晤少卿团长，欣悉足下与鼎方对抗日救国的血诚始终不懈，始终不为环境所打动，对抗日红军，不仅无继续阻扰企图，且愿给以实际帮助，此中华民族的幸运，亦兄等千秋万代的伟业。
今日之事，也非日本应不应该给予打击和抵抗的问题，亦非东北健儿有没有抗日的勇气和决心的问题，而是在决心抗日救国的基础上，以冷静至诚的态度，谨慎（原文作精审）周到的精神，来同盟抗日救国的策略和步骤的问题。
因此特派本方面军政治部李克农同志，传达微忱，并提出下列问题以资讨论。
一、从本月十六日起，我军即下令撤去甘泉、虏施之围，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同盟抗日。
二、目前各就原防，做抗日的一十万准备。
三、各派全权代表商定停战办法，以及抗日的作战协议——时间地点再商定。
四、我们提议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汉卿兄有何意见？
五、在抗日问题上，东北军可能采取的最低限度的步骤，这一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汉卿兄有何意见？
当然，上述讨论，只是初步的协商，仍望足下坚定其与日本不共戴天之誓，深切了解红军抗日之诚，达到在抗日联军战线上，共同奋斗。事急矣，时亦迫矣。万方多难，国势险危，华北沦亡，民族疹瘁，枕干戈以卫社稷，谁为抗日之雄，息箕豆相煎之嫌，愿结同仇之谊。知足下家仇国耻，常思建白于国人。我们是断铁斩钉，坚决收复我东北，因夙致意，不尽所怀，引颌南天，伫侯明教。
敬致勋祺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司令员彭德怀
政治委员毛泽东
第二封信 由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代名，日期1936年8月
（以下是上面蓝色笔迹的内容）
李毅（按：即张学良）同志（按：称同志）：
一、赵年（按：即潘汉年）同志从赵联（按：即苏联）返回，根据赵联同志意见，国内及西北的形势，对于兄所提出的问题及意见，经过慎重讨论，有如下的意见，即令赵年来西安与我兄商酌。
二、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相约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的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兰州、打通赵苏，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三、乘蒋注意西南方面无力北顾之际，我们的整个计划，须对于八、九、十三个月完成基本部分。
四、占领兰州是整个计划的枢纽。其方法用东北军守城，红军二、四方面军攻击城外之毛炳文。胜利后红军一部转向兰州上游，给马步芳以打击；然后以一部取甘、凉、肃，一部取宁夏，配合东北军之一个军出绥远，抵御德王的进攻，树起抗日的旗帜。红军之另一部则在陕甘宁交界控制黄河东岸，并准备南下策应东北军主力抵抗蒋的进攻。
五、东北军以致其三个师好好地控制兰州，如此着成功，则可在今年秋天三个月内，完成打通赵联的任务。我们必须坚信打通赵联是保证西北胜利（更不说全国胜利）的基本点。而要在秋天打通赵联，不使推到冬天气候条件最困难时去做，则必须以占领兰州为枢纽。此战略就巩固内部来说，好好地完全占领兰州，也是绝对必要的，准备必要时以兰州中心。
六、对甘、凉、肃的占领，最好使用东北军之一部，留出红军在外面用；但如东北军觉有困难，便应以红军之一部用于此方面。因为拿打通赵联的意义来说，占领甘、凉、肃比占领宁夏更为重要。这是不受日本威胁，有永久保障的一条路。新疆的协助与赵联的接触，已不成问题，其详情问赵年同志。
第四件 张学良（1901-2001)手书
亲笔签名信，共五枚签名，共八页，16mo尺寸，书写地点不详。日期为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置于红色小皮套内，磨损极轻微。「少帅」张学良由西安飞往南京途中所写之告别信。
张学良十二月二十五日将蒋介石释放后，选择与蒋介石一同返回南京。抵达南京后，蒋介石立即下令将张学良速捕，以军法审判。张学良被判十年有期徒刑，但最终以软禁形式度过终身。
本文件为张学良写给亲友及全中国人民的一系列诉求，文中表示宁可自尽也不愿意接受屈辱。
文件第一部分的大意如下：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为误国。平生以信义自诩，不期有今曰。余最痛心者，为日本小鬼所快意。余不愿见亡国之事，愿自了，而使他事好了，并盼当国诸公良心上加以醒觉。介公方面，余已再三陈之矣。想介公聪慧过人，乞再察良言，良为三叩首矣。
张学良叮嘱家人部分概略转述如下：兄(父)生性直鲁，救国有心，为事之计，西北端起，非余所初计。余支身来京，期了去□，以救国家身，勿日本帝国主义所快，不期有今日，余不愿留求一身，而使事变，更生枝节，余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余当负其责也，愿张氏子孙为国为家，同日本不共戴天之仇，愿世世勿忘，传弟、妹、子、侄、女、甥、儿全体。
文件末尾则是向宋子文、詹母士•奥德UimmyElder)、谭恩波将军及另两人交代张家财产的分配。
——《纵览中国》首发——
日期：2014年1月23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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