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取术及反人类罪》第六十八章
季鹏
全民抗战前后毛共的两面派表演
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立即兑现了停止剿共的承诺，命令中央军停止对西安和陕甘宁边区的进攻，撤消了“西北剿匪司令部”，改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任命顾祝同为行营主任。又撤消了有对日较为软弱的张群的外交部长之职，改由王宠惠接任。并指示在与中共开展具体谈判前，先由杨虎城颁给中共每月30万元经费，同时令顾祝同准备与中共谈判。
至此，中共领袖们（可能除毛之外）才感到斯大林的远见卓识和英明伟大，也显示出当初一心要杀蒋的浅陋近视，试想，当时如果真把蒋杀了，或者把蒋扣作人质与国民党兵戎相见，中国不仅将陷入全面内战，国民党甚至有可能与日本联合围剿中共。（在事变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行政院长孔祥熙即召见苏联驻华代办，声明：“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而忙于西线应付德国进攻的斯大林，因摄于《日德反共国际协定》也不敢轻易派兵来救中共，那时，穷途末路的中共很可能变成一股流寇潜入苏联境内避难。但这可能成为日本进攻苏联的理由，为求东线平安，心狠手辣，长于谋略的斯大林很可能“丢车保帅”，将毛共交送给日本，或自行消灭之。
冷静下来的中共领导人无不感谢斯大林的英明决策。一切都过去了，现在中共最主要的任务就是 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巩固已经得到的一切，而且争取从谈判中获得更大、更多的东西。
一、假戏真做，寸步不让：“七七事变”前国共谈判之中共的立场
1937年一月底，周恩来向顾祝同提出了红军接受政府收编的有关事宜，拉开了这场马拉松谈判的序幕。
二月，谈判正式开始。在谈判开锣前夕，正值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共抢先给大会发了一个贺电，趁机表明了自己在抗战时期的大政方针和总的立场，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开各党各派各界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接着说，“如国民党能毅然决然确定这些国策”，中共作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撇开五项要求不谈，这四项保证表面上很迷人（后来毛还提出进一步的十大保证）。但仔细一看，其实都是空头支票，表面文章，因为它只是作为一段时间的政策调整，而政策随时可以调过来。而且，有些东西定义不明，如改组边区政府、改编红军究竟是怎样“改”法?(后来就只是变个名称，一切实质、内涵不变。)还有如在中共特区内实行彻底民主，如何检查、核实？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共产党掌握政权、掌握枪杆子的情况下，上述一切都只是障眼法、骗局，因为中共要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 即共产党一党专政，最终要实行共产主义，这一目的不变，其他一切也就不可能改变，所以，四条保征及其他一切类似口号实际上都是瞒天过海之术，掩耳盗铃之计。然而当时人们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并对它存在幻想。所以，这些条文被广泛宣传。包括国民党在内，都把它作为中共改弦易辙，真诚改过，弃旧图新的证明。共产党初步获得了人们的同情。
接下来就是正式谈判了。中共派出的代表为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国民政府代表是顾祝同、贺寒衷、张冲。谈判地点在西安。
谈判从2月12日开始。中共代表抢先把自己在西安亊变前后抢占的地盘作为既成事实当作谈判的起点，在西安事变期间，毛共趁张、杨和南京政府无暇顾及之机，抢占了延安周边各县，使毛共的“边区”由原来的六个荒凉小县变成了拥有延安在內的共18个县，人口和经济实力扩大了好几倍，而且它还趁势南侵，把军队开进关中平原。如今它想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要求政府解决红军的驻地和给养问题，亦即要使它的扩张侵略“合法化”，还要国民政府“养活”它。国民政府代表虽不能满足它的全部要求，但承认了它侵占延安18县的事实，只是要它从关中平原撤军。经过一番纠缠后，共方装模作样表示：“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仿佛它为顾全大局作出了重大牺牲似的。
谈判很快触及到军队问题，首先是红军的建制和数量。在西安事变事变前国共在莫斯科和南京谈判时，蒋介石给出红军的指标是三千人，后又到扩大到五千人，再到一万五千人、三个师。如今，按毛泽东的指示，中共狮子大开口，红军要编为12个师，四个军，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完全由中共自行组建、指挥，国民党不得干预。只是每月由中央政府提供军饷八十至一百万，与中央军待遇一致。
国民党给出的答复是：红军编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红军必须服从国民政府的一切命令，政府向红军派遣军政人员。
中共代表对此断然拒绝。于是第一轮谈判告吹。中共代表于2月16日回到延安。
这时，国民党正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了对外政策，重申抗日的决心。在对内政策方面，决定停止内战，容纳共产党共同抗日，基本上接受了中共的四项保证。称：“本党以博爱为怀，绝不断人自新之路。”但同时，会议通过了一个《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强调国中不可有国，不可有两种军队，肯定三民主义，批判阶级斗争理论，并提出了共党问题“最低限度之解决办法”，共四条，大致是：第一、军队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同之军队同时并存者”。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的必要条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第三、赤化宣传与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决不能相容，“故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阶级斗争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的阶级，使之相杀相仇，“故必须根本停止阶级斗争。”
从此四条看，当时国民党还是很清醒的，可惜在谈判和实践中不能真正坚持、贯彻，及至全面抗战亊起，则仓促放弃了所有原则，实际上完全满足了中共要求，走向了最初的反面。
3月初，周恩来、顾祝同等人恢复在西安谈判，谈判集中于共军编制问题。共方开出的条件是正规军编制5万人，不包括红四方面军的四个军（这四个军改为保安队及民团，其费用放在特区行政经费之内）。5万人军饷按国军待遇，临时军费50万元，只能多不能少。军队指挥权等方面，寸步不让，完全由共军自主。
这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已经结束，会议确立了停止内战、容纳共产党抗战的基本方针。毛泽东认为大局已定，国民党不可能再用武力对付共产党了，因此谈判中有恃无恐，指示他的谈判代表提高要价，肆无忌惮地向国民党方面主动进攻。在3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的指令中有“决不迁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之政治立场”，“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进攻的态势，只会有利问题的解决，不会使谈判破裂。” 等语。
从整个谈判的过程看，共产党采取的策略是：其一，尽可能从谈判中多捞些好处实惠（军队规模、军饷及行政经费，多多益善）。其二，实在不能坚持的就在表面上退让；其三，等到实际执行时，再把达成的协定全部推翻。另一个策略是“拖”，他们估计，中日战争在即，一旦大战一开，国民政府作为抗战主体，必然忙得不可开交，到那时，就什么条件都顾不上了，中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后来的情况果然如此。比如，按协议规定，应由陕西省政府委派一名延安县长去延安履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也派人到延安建立县党部，中央政府另派遣联络参谋长驻延安，代表中央政府履行对延安监督之职。然而抗战爆发后，派去的县长、县党部都被毛共赶走了，联络参谋的行动则受到严格限制，根本无法履行对毛共的监督职能。又根据中共于1937年6月25日拟定的交给蒋介石的中共谈判之方案，中共要求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选一人为特区正职长官。可抗战一起，中共就自动废除了一承诺，延安变成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还到处公开抓国民党特务。谁还敢去那里当官呢？至于军队编制，更绝对成了一纸空文，毛共挺进敌后后，想扩多少军队就扩多少军队，谁还能限制它呢？——谈判成了一场实实在在的滑稽戏。
因为共方毫不妥协的态度，在西安的第二轮谈判于3月16日无果而终。
西安第二轮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绕过国民党的谈判代表，要求直接与蒋介石谈，蒋居然也同意了。3月24日至月底，周恩来到杭州单独见蒋，周向蒋提出十一项书面要求和六项口头声明。蒋绕过具体问题，先要周拿出一个共产党与他永远合作的办法。周秉承毛泽东意旨，向蒋建言：重拾“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方式，即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还想重温好梦）
蒋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这是毫无疑义的，蒋对那次“合作”导致国民党险些被共产党“篡党夺权”记忆犹新，怎么可能重蹈覆辙呢！蒋告诉周，不要提“国共合作”，共产党只是与他个人合作。蒋还示意，共产党可以整体上合并于国民党。这回却被周恩来拒绝了。周又表示，最好搞一个合作的共同纲领。蒋同意了，叫周回去草拟。
这次谈判在其他问题上也未取得成果，分歧除了中共要求军队的数量以外，主要是军队的领导和指挥权问题，中共从来视军队为它的命根子和禁脔，岂容别人插手？它要求保持中共在它的军队中的绝对领导权。蒋则坚持由贺寒衷提出的方案：军队各级副佐人员，由中央于改编后逐渐派遣；政治工作，由中央召集原有政工人员加以训练，与新派人员一同回部队工作；在三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长官由中央委任，负责整个部队指挥……双方的条件可谓南辕北辙，根本谈不到一块。
6月初，周上庐山与蒋再次会谈。这次蒋提出了一个两党合作的新形式，即：由两党派出对等数量干部，组成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由他任主席，主席拥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与宣传、包括共同之纲领，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后执行。若同盟会工作顺利，将来可直接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即取代共产党）。在军队方面，蒋除了坚持原来各点，还明确表示：由南京政府发表共军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三个师的师长，人数可达4.5万；在三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负责部队指挥。朱德、毛泽东离开军队出国留洋。南方中共各游击队由中共派人联络，经政府调查后，对原部队进行编遣，原部队领导人离开部队。边区政府的正职长官由中央政府派员充任，副职由中共举荐，报中央政府审查同意后任命。此外，狱中之中共党员，将分批释放，等等。
蒋的这一方案，比原来的更強硬，可谓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方案。可惜共方一条也不答应，一条也没有实施。周恩来回延安后另拟了一个方案，表面上同意建立“同盟会”，但强调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这样，同盟会就变成了两党的联络处，无实际意义了。另外，如前面所说，中共提出了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选一人任“特区”正职长官。其余坚持中共原来之立场不变。应该说，中共这－方案作了一定退让。可惜，当6月2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携带这一方案去庐山时，尚未到达庐山， “七七事变”就爆发了。此后蒋忙于战事，无暇与中共谈判了。周等虽上到了庐山，蒋也无暇接见，被毛召回延安。
国共所谓的合作抗日问题的谈判实际上到此终止了。
综观蒋和国民党在此次战前谈判中最大的失误是：过早正式宣布停止剿共，使共方没有了压力，在谈判中有恃无恐，实际上占有了主动权。这是蒋过份重视、过于机械履行西安事变承诺的结果。蒋也没有万一谈判失败对共产党惩处的预案，致使谈判变成一场自由讨价还价的游戏。
而在毛共一方，因为摸到了蒋的“底”，有恃无恐，但它决意假戏真做，骗取舆论同情。它的总的谈判方针是将计就计，拖延时间：待到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再将全部协议撕毁。
有一个小插曲可证国民党这种自毀利剑、自欺欺人的做法。就在两党谈判最热闹的1937年5月，以国军第四军副军长涂思宗为首组织了一个“中央考察团”去到延安考察，毛泽东在接待代表团与涂交谈中提出一个问题，毛问：“国共既然合作抗日，国民党何以又公开宣布一个“根绝赤祸”的决议案呢？”涂答：“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和中央政府为敌的时候，依法不得不称为‘赤匪’。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红军成为了正式国防军，赤匪不就已经根绝了吗？过去的事已成为过去，请勿介意。希今后在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前提下，真诚合作。”
原来如此！毛泽东笑了，也释然了，看穿了蒋和国民党只图虚名罔顾实际的“精神胜利法”。周恩来也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这个《根绝赤祸决议案》向中共干部作了精辟的解释：“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了红军，但是红军还在；苏区改了名称，可以说取消了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以这个根绝赤匪办法丝毫也威吓不了毛共，反而成为笑柄。这暴露了执政的国民党色厉内荏的本质。以后毛泽东就将计就计，指示他的谈判代表可以多给对方戴高帽、装顺从，而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则一步一步迫使对方让步。后来，中共发表声明：同意以三民主义为国家指导思想；承认蒋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红军愿意服从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统一领导等等，都属此类。还把公开文件中的“要求”一律改为“请求”，“承认”改为“服从”，以此满足蒋和国民党这个最大的“当代阿Q”的虚荣心。
总起来看，当时的中共以不过区区三、四万人马的实力，与拥有几百万大军的执政的国民党进行对等的谈判，并在谈判获得大量自己原来没有的东西，这无疑是它的重大胜利。所以，张国焘在回忆彔中说，中共与国民党的谈判，是在进行一场“买空卖空”的交易，而且从这一交易中获利丰厚。
中共又把谈判当成一场演戏，一场假戏真做！它演得很认真，唇枪舌战、斤斤计较、寸步不让，使人相信它是真诚的。但毛泽东们更清楚的是：这一切都是为了迷惑对手，混淆视听，只要中共有了合法身份，有了由自己指挥的军队，在战争打起来以后，它就可以自由自在，天高任鸟飞了。到那时，国民党自顾不暇，谁还能去监督、计较它过去签订的条约、协议、承诺呢 ……
从来不相信任何“法律”、“ 条约”、一生只相信暴力、崇尚“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谈判，协议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也许只象他的口头禅那样：“放屁”罢了。
二、“七七事变”的真相与毛的两面派表演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七七事变”，是我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八年抗战”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中国近代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按照传统历史书的描述是：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在北平卢沟桥附近的驻军举行军事演习时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附近国军驻守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宛平中国驻军的拒绝。日军遂向驻宛平的中国守军开炮，中国守军予以还击，“七七事变”爆发了。
然而在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有关卢沟桥事件有了新的发现和解释。
2003年，七七事变66周年的时候，台湾高调举办“抗战真相摄影展”和“抗战史研讨会”，认定七七事变是中共华北局一手导演的一出戏，当年日军和国军都上了共军的当。根据揭露的新资料，亊情的真相和原委大致是：
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虽然答应了停止剿共，国民政府容纳共产党共同抗日，但毛认识到，这种承诺是不可靠的，也很难持久。只有抗日大战真的打起来，国民政府无力他顾，才能真正拯救中共。中日之间是否会爆发全面的大战呢？当时一般都认为会打，但时间很难说。实际上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维持现状。因为当时日本仍然把苏联当作它的主要敌人，侵占我国东北主要是利用东北的资源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当时日本的总战略是“北进”而不是“南下”。直到卢沟桥亊件一月之后的1937年8月7日，日本内阁的五相会议还认定：“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尤其要充实驻在满洲的兵力，使其能在开战伊始，立即对苏联远东兵力予以痛击。”所以，日本认定它的主要敌人是苏联而不是中国，侵占中国国土只是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这样，它侵占东北（最多加上华北）就足够了，没有必要陷在全中国的战争泥潭里。毛泽东也清楚，万一中日之战迟迟未开，蒋介石有可能重拾他的“攘外必先安内” 方针，那中共就危乎其危了。
于是毛决心釆取行动，主动促使中日全面大战早日到来。办法是密令中共中央华北局制造事端，挑起中日全面战争。刘少奇秉承毛的密令，布置北平的地下党趁日军演习的当夜，绑架了一个日本兵，引诱日军搜查宛平城，又用炮仗当枪声，让国军误以为日军已经开枪开炮。于是，一个恼羞成怒”，一个面对“挑衅”“奋起反击”，八年抗战就开打了……
当时，根据中日《塘沽协定》的实施细则，日本在华北驻有数千军队，并规定日军一百人以下的军事调动，以及不开火的军事演习不需要事先通知中国当局。当晚日军的演习属于不开火的演习，所以并未通知中方。当日军发现一名士兵失踪以后，在野外四处寻找。以下是日本方面在战后“远东军事法庭”上的证词：
“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日本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卢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的荒地里进行夜间军事演习（兼寻找失踪的士兵）。演习结束后，在河畔龙王庙方向突然传来三发枪声，随后清水节郎中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随即判断是中国士兵用暗号互相联络。于是要求进宛平城进行搜查。”
中国驻军得到了日军首先开枪的情报，接着日军又要求进城搜查，认定其是故意挑衅，于是断然拒绝。双方争执不下，就开打了。（亊后中方有关人员说，在当时全国抗日呼声高涨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担“不抵抗”的骂名，心一横，就开打了。可见应是中方先开火。）
从以上描述看，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是有人故意制造事端，制造假象，制造者显然不是日本军队和国军，那么还有谁呢？当时北平中共地下党的势力很大，完全有制造亊端的能力，而且从动机上看，也只有中共廹切希望挑起中日战争。第二是由此引起日、中两国军队的误判，开火，而且是中国守军首先开火，故后来日本军方称要“膺惩暴支”。但中国军队是听到日军的“三声枪响”和要求进城搜查才开火的，实是出于自卫。所以两国军队都被第三者耍了。
光上述证词还不够，还有两个辅证材料。其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日本的杂志社对那个被绑架的士兵（据说那个新兵叫志村菊次郎，后被绑架者放回了）作了一次专访，此人说当晚饭后他去野外找地方大解，结果被一帮武装土匪绑架。但事情过去了之后，又放他回去。对绑架者的身份不详。当时人们对这个专访不在意，或者以为是日本人为开脱罪责在造谣。另一个是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北京电视台“社会观察”栏目搞了一次访谈，接受访谈的是亊变时任国军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的侄子。访谈中这位侄子谈到张克侠乃地下党员，其顶头上司就是刘少奇，刘对张克侠说：北平的态势是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于是就有了七七事变……。
（以上引自网刊《破冰船》41期，2012年10月11日出刊的颜昌海的文章：《谁引发了抗战和抗战中的“红色代理人”》）
还有，担任过日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曾准备在东京军事法庭上作证：芦沟桥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放的，事变是共产党在芦沟桥两边放枪挑起的。而且，事件是共产党和前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勾结策划和操纵的。但是，在巨大的压力下，田中退缩了，没敢出庭作证，从而使这一重大事件成为千古之谜。（见上刊2014年3月3日110期曹维文章：《日本侵略中国背后共产国际的巨大黑手》）
由此可见绑架者目的在于挑起中日双方的误会、误判，形成擦枪走火，进而引发为战火。
上述引文和材料虽然有不够详实之处，但其所作出是中共蓄意制造事端，引发那场历时八年、令二千多万中国人民丧生的大战争是可信的。这大概也是刘少奇后来被毛破格提升为副手、中共第二把手的真正原因（刘并沒有任何其他突出贡献，刘主要从亊白区地下工作，无重大战功，而中共内比刘有功的大有人在）。我们期望更多有关此案的翔实资料问世。
后来这名失踪士兵归队了，然而由此引起双方的猜测、疑惧已经形成了，所以事态并未因失踪士兵归队而缓和，反而形成双方欲罢不能之势。
再是，毛和中共对七七亊变的反应也可作为中共挑起这一亊件的反证。
得到“七七事变”的消息，毛和其他领导人如获至宝，长长出了一口气，毛共的欢欣是空前的，从事变后毛共的反映之快、之强烈，可以看出它对此亊早有预谋，或曰对这场自导阴谋成功后的喜悦！
毛泽东和中共知道，事情虽然已经开了头，但还不够，必须趁热打铁，火上浇油，使之发酵。
7月8日，在事变发生的第一时间，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耸人听闻地大叫：“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毛泽东致电蒋介石：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有疏失。恳请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抗敌。并本三中全会（即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笔者）御悔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卫国土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也是同一天，毛等又致电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表示“愿为后盾”。 过了一天，9日，毛与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共九人以全体红军将士名义共同致电蒋介石：“我全体红军将士愿即改名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军决一死战！”
23日，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对日作战的第二次宣言。
其实，当时北平前线只是打打停停，日本高层也尚未确定进一步侵华的方针。毛等急不可待的作态，唯恐天下不乱，实属别有用心，这正好反证了卢沟桥事件乃其蓄意挑起。
直到现在，中共的史书都说七七事变（以及之前的九一八事变）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有步骤、有预谋的行动，是故意寻衅滋事，以便按计划侵占全中国” 云云。而根据史实，当时中日双方都认定卢沟桥事件实为偶发事件（九一八事件亦只是关东军的自主行为，日本政府事后默许而已）。事件发生后，在日本政府高层内分成息事宁人、维持现状和借机扩大事态，吞并华北两派。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扩大事态，趁机吞并华北一派占了上风。经天皇批准，才于7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了《派兵华北声明》，卢沟桥事件升级为日本侵占华北的侵略行动。
但是即便如此，日本此时只想吞并华北，并没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全中国的谋图。蒋介石也没有想把它扩大为中日全面战争，所以他也未对日宣战。而国民政府的上层内部，因为知道两国军力、国力悬殊，更不愿在此时与日本全面开打。国民党的既定方针是尽可能推迟开战，因为这对中方有利。 但在毛共的”激将法” 刺激下，在全国人民不知内情一片抗日呼声的促使下，蒋介石不得在7月17日在庐山发表他那篇激动人心的《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讲演，蒋在演讲中表示：“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蒋随即宣布了四点立场和“最低限度”的界线：
“一、任何解决，不能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
这个讲话中，蔣还说了一句掷地有声、壮士断腕式的名言：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的讲话两天后以《最后关头》为题发表。
蒋和国民党中计了，坠入毛共预设的陷阱之中。
但是，在北平前线，当时并没有立即进入全面战争状态。7月9日，双方协商同时退兵，日军退回丰台，中国军队退出宛平，宛平城由地方保安部队填防。可墨迹未干，日军又向中方进攻。11日，正回老家探亲的驻防华北的中国最高军事长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奉蒋介石命令火速从山东老家赶回北平。但是就在当天，中国冀察当局背着中央政府与日方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场协定》，承诺向日方道歉、处分责任者（如中方无错，何以如此？），并撤退卢沟桥及其周围的中国驻军。同时承诺彻底取缔蓝衣社（国民党特务机构）、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团体。
宋哲元继续背着中央政府向日方妥协求和。19日，即蒋发表了那篇激动人心的讲话之后两天，宋又与日方签订了上述协定的细则，细则违反蒋介石关于最低限度的最后两条，承诺可以按日方要求罢免中方官员以及撤退军队。尽管如此，此时日本政府已决定扩大事态，吞并华北，所以，细则才签订两天，7月21日，日军又大举炮轰宛平城。26日，日方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27日，日军从各个方面进攻北平。这时，宋哲元才放弃了求和的幻想。接到宋的报告，蒋介石此时也下定了抗战的决心，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
毛和共产党的阴谋完全得逞。
保卫北平之战全面开打了。在战斗中，二十九军广大将士确实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勇气，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等大批将士都在北平保卫战中壮烈殉国。然而并不能阻止日军的攻势。28日午后，宋哲元等以避免北平古都毁于战火为由，撤出了北平，随即北平陷落。30日，天津陷落。
虽然军事上遭到重大失利，蒋介石并不气馁，他认为战事一时受挫，不是失败。为鼓舞士气，蒋在7月31日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
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
然而，即使在此时，蒋并不想与日进行全面战争。因为战事的拖延对中方有利。而这时日本也没有吞并全中国的计划，它的战略目标只是吞并华北。
然而这时有一人着急了，那就是苏联的斯大林。斯氏考虑到，日本迅速侵占华北，下一步就可能进犯苏联。他必须阻止这种趋势，办法就是让日本继续深陷在中国全面抗日的泥潭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日军引向南边，让中日打一场全面的大战，让日本无力北进。这就是后来发生的上海“八·一三”抗战的深层原因。
关于上海的八一三抗战，中共的史书都说是由于日本挑衅所引起，张戎在其《毛传》里引用多种史实证明，此战役实乃当时国军前线总指挥张治中主动挑起。而张治中乃苏联早年安插在国民党的“红色代理人”。在关键时刻，斯大林启用了这名代理人。为防止此－机密洩露，斯大林随即将知道内情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和武官雷邦召回国，处死灭口。张治中在这次战役中积极异常，多次对蒋介石阳奉阴违，有意扩大亊态。蒋终于将其解职。
对于张戎女士的上述说法，应该承认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有两点反证：一是将日寇主力引至长江流域，乃蒋介石对日作战的基本方略。蒋对他的要员多次讲过，他最害怕是敌人由河北打到山西，渡过黄河，由陕西南下四川，进而进攻云南、贵州，再由西向东席卷，即蒙古灭宋那条路线。那时“即使我们有沿海各省，敌人可用海军封锁海岸，形成数面包围夹攻，我们还有生路吗？......”所以，在上海开辟战场，将敌人引进长江流域是蒋的既定战略，而不是张治中所为（只是这一战略与斯大林的要求巧合）。二是，在上海采取“先发制人”的主动进攻虽系张的建议，然而仍是蒋的决策。这些都是基本史实，勿庸置疑。另外，蒋对张治中后来仍旧高度信任，如果察觉其为红色代理人，以后应不致累次委以要职。所以对沪淞抗战是否应由张治中承担主责，仍待研究。
所以，比较中肯可信的判断是：张治中提前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这可能是张对斯大林一种交待，一种效劳，但也迎合了蒋的既定战略。（ 如有其他证据当作别论）
中日全面开战，最高兴的当然是毛泽东和中共。这时他们算是吃下定心丸了。同时，他们知道，大战一起，国民党应付战事将焦头烂额，不可能再与中共进行那种讨价还价的马拉松谈判了，己经达成的协定也没有人来监督执行了，中共完全可以为所欲为，自行其是，得到它在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
果然，由于前方战事吃紧，蒋介石欲调红军去前线参战。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匆忙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来按顺序编为第十八集团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后改为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第一二零师，师长贺龙；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全军三万余人。这个八路军完全由中共自主指挥、管理。这时蒋介石把他自已在庐山提出的方案彻底推翻了，百分之百依照中共的意见行事。中共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国民政府等于白白篡养了一支以推翻它为宗旨的部队。
中共另一个要求也实现了，那就是公开发表一个“国共合作”的抗日宣言。按理，两党合作，应由两党共同发表联合宣言。但国民党不干，因为它只是承认“容纳”共产党参加政府领导的抗战而已，共产党不可能跟国民党平起平坐。但它又不愿意否定中共“国共合作” 的提法，所以让共产党单独发表这个叫做《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有些不伦不类。
而从中共来说，发表这个宣言的目的一是提高自己的身价；二是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自己新的合法身份。这个宣言的初稿在周恩来7月初上庐山时就交给蒋介石了，蒋看了作了两点修改，但未发表。8月中旬，蒋叫周恩来与康泽商谈进一步修改之事。康作了很大删改，引起周不满，双方商定以后再谈。现在既然在红军指挥权这个重要的问题上都依共产党的意见，对这个“宣言”国民党也就不苛求了。9月22日，国民政府的中央通讯社受权正式发表了中共这个“宣言”。
《宣言》开头就说：“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中共已经与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 所以又叫“共赴国难宣言”。随即提出了三项奋斗目标，即“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解放”，“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生活。”这些其实都是国民党已公开宣布的政策方针。
宣言再次庄严向国民政府和全国各界人民承诺：“中共中央再次郑重向全国宣言：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国家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这四项宣言比之中共先前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四项承诺又有所进步，主要是因为五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中指出：“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所以此次特地加上了“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又把共产党军队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指导”改为“统辖”。 此外，宣言还有一些迷人的词藻......
表面地看，这四条宣言确很很迷人，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 合而为－ 了。但其实是一些政治花招和骗术：第一条，后来毛泽东解释，他所说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此说完全是毛的编造，见后面有关章节）。后又等同于他的“新民主主义”；第二、第三条只作为装点门面的短期政策，而政策随时可变；第四条更完全是改变名称的花样，事情实质丝毫不变，于中共毫发无损。简而言之，只要共产党的性质不变、党纲党章不变，就永远还是那个共产党，其统辖的军队就永远是“红军”，其统治区实行的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表示执政党“绝不断人自新之路”，在中共宣言发表的第二日，蒋介石就共产党的宣言发表了一篇讲话，大意是对共党放弃暴动与赤化运动表示赞赏，并说：“此次中国共产党所发表之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现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悔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蒋可能是想将计就计，促其假戏真做。毛泽东岂肯上当？后来的事实让蒋和国民党的彻底失望了。
可以说，中共在与蒋和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首轮斗争中取得了彻底胜利，红军保持了绝对独立，朱、毛也没“出国留洋”，还赚取了国民政府大量经费。高兴之余，一段时间毛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觉得应该给蒋和国民党以“奖赏”，鼓励他们今后更多地“照顾”自己。下面是几例中共对蒋和国民党的“由衷赞美”之词：
在1938年7月7日抗战周年之际，毛共有6名成员参加新成立的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中共参政员林伯渠会后对会议评价说：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能比得上国民参政会的大会，奠定了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基础。”
大会最后发表的宣言中称：“否认国民政府，就是否认国家；仇视蒋委员长，就是仇视全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
毛泽东本人表演更精彩，1938年10月中共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未等会议结束，毛就托周恩来回武汉交给蒋介石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
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一方面必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之阴谋，洗清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与胜利之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对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笔者）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与此同时，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也以大会之名给蒋和国民党中执会发去专表忠诚和大唱赞歌之电文，全文如下：
“蒋委员长介石先生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先生于国家危难之际，坚决领导全国军民进行持久抗战，并获得了全民族的团结统一，给了日寇以巨大打击，增强了最终战胜敌人复兴民族之基础。敝党扩大的六中全会仅以至诚向我英明领袖致崇高的敬意！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于会中得聆先生告全国国民书，对于汉口、广州撤退后之抗战形势及我国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之方针，昭示无遗，给了悲观妥协论者以严重打击，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敝党同人完全同意并表示热烈之拥护。中共中央一本过去主张，愿以至诚拥护我民族领袖，拥护三民主义；并在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的政治基础上，责成全体党员，本互助互让、同生死、共患难之精神，和互敬互商之工作办法，亲密两党间的关系，巩固两党的长期合作，团结全民族，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之实现。”
之所以长篇抄录毛及中共这些文字，为的是便于读者与抗战后期及毛共建国后毛的有关文章和宣传相对照，看看同一个毛，同一个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迥异说法和相反的评价。比如，在抗战胜利在即的1945年8月13日，毛就在其文章《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暴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抗战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桃子该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 没有资格“摘桃子”。 还有如“中国的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汉奸、卖国贼、投降派”等等、等等。
可是过不了几个月，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又变调了，他在一切公共场合不断地、“咆哮地”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看来毛泽东的话太不可信了！用“朝三暮四”、“言而不信”这些词语来形容似乎太轻了，一个政治人物，一个大党领袖，说话如此毫无信义，毫无顾忌，颠三倒四，反复无常，等同放屁，这让一般的流氓无赖也自愧弗如无了。
其实，毛本人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蒋的赞誉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单说上海的八一三抗战，就是一篇永垂史册的爱国主义史诗，一曲响彻云霄的英雄主义赞歌。为了打好这抗战的第一场大战，蒋介石调集了全国180个师中的73个精锐师共七十万人，蒋的嫡系主力部队陈诚、顾祝同、张治中、胡宗南、薛岳等部全部参战，都布署在第一线与日寇厮杀。蒋还将他苦心建立起来的空军、海军全部投入战斗。可以看出，蒋确系不惜血本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之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日军在武器装备、火力配置、士兵训练等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战前日本陆相杉山元在 上奏天皇的奏章中妄称“三个月可灭亡中国”。及至上海八一三抗战（又称淞沪抗战）打响，中国士兵无不人人争先、个个恐后、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与占有巨大火力优势的日军死打硬拼，出现了无数与阵地同存亡的可歌可泣事迹。十八军五八三团三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青的率领下，“誓与敌共存亡，固守城垣，一息尚存，奋斗到底”。在多次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之后，最后与日军巷战肉搏，激战两昼夜，500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无一幸存。
10月28日，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副团长谢晋元中校奉命率孤军固守四行仓库，掩护闸北友军撤退。五二四团的八百勇士死守四行仓库，多次击退拥有飞机大炮战车的日军的疯狂进攻，致敌死伤狼藉。隔着一条苏州河的公共租界里的洋人看到中国士兵的英勇行为，无不敬佩，自发呐喊助威。后来租界里的英军司令噙着热泪对宋美龄谈起这场战斗，对中国军人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英雄行为赞叹不已。在英国方面出面调停下，八百壮士按蒋介石的命令撤出四行仓库，退入租界。
八百壮士的事迹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人们编成歌曲传唱，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与八百壮士相联系的还出现一位女英雄。在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战斗中，18岁的中国少女杨惠敏冒着枪林弹雨，冲进并越过日军包围圈，将一面中国国旗送到八百壮士的阵地上，四行仓库屋顶飘扬起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四周围的上海军民看到这面国旗高高飘扬，感动得热泪盈眶，齐呼万岁。大大鼓舞了上海军民的士气，杨惠敏被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写到这里，顺便介绍抗战中另外两位女英雄，－是国军52师机枪手唐桂林，女扮男装，代兄从军，屡立战功，被誉为“当代花木兰”。 另一位女机枪手乔应秀，在太原保卫战中在杀伤大量敌人后英勇捐驱。）
还有必要提及与淞沪抗战中八百壮士交相辉映的另一个更为悲壮的“八百冷娃跳黃河”故事。在1939年日军试图侵入我国西北的中条山会战的“六六战役”中，国军177师一千余人被两倍于已的日军包围，苦战拼杀牺牲二百余人，余下八百多十六七岁的陕西藉士兵（陕西冷娃）被日军逼到黄河岸边的悬崖上，这些士兵衣衫褴褛，弹尽援绝，他们宁死不屈，决心以身殉国。他们先跪天，再跪爹娘，然后唱着秦腔跳进滾滚黄河……这一幕被附近村民看到得以流传。如今，在晋南芮城建有“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黃河殉囯纪念碑”。
毛共建国后大肆宣扬它的“狼牙山五壮士”，而比它壮烈百倍的国军“八百壮士跳黄殉国”的故亊却湮没无闻，国民党不会宣传，共产党则不许宣传，一些幸存者在毛建国后被当作国民党残渣余孽受到专政……
回到沪淞战役。还必须特别提及战役中年轻的中国空军创下的奇勋。8月14日，即开战的第二天，中国空军首次出击就取得了击毁日机六架，自己无一受损的不凡战绩，后来这一天被定为中国的“空军节”。在整个淞沪战斗中，中国空军共击落击毁日机98架，其中日军重轰炸机27架，驱逐机18架，炸毁了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还炸沉日舰11艘，包括日军第三舰队的旗舰。而中国空军仅损失7架飞机。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也可圈可点。蒋不仅担负了繁重的指挥、决策任务，稍有空隙，还带领他的高级幕僚、辅佐亲临前线，曾路遇数十架敌机空袭，照明弹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蒋一行人躲进车站月台，幸而敌机未炸车站，才得幸免于难。10月22日，宋美龄赴上海前线慰劳士兵，车行途中遇敌机轰炸，为躲避轰炸，车子翻入沟中，宋美龄当场折断三根肋骨。
上海抗战历时三月，大大挫伤了敌方锐气，粉碎了日军“三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我方投入军力70万，伤亡近40万；敌方投入兵力22万，伤亡近5万。中国军队以劣势的装备，硬是以血肉之躯抵挡了日军的机械部队进攻，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接下来是著名的台儿庄会战。
从1938年2月开始，蒋调集20万兵力，与日军会战于徐州外围地区。根据蒋介石主动进攻、寻找战机的指示，战区司令李宗仁采取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将敌矶谷师团诱入徐州西北60公里的台儿庄，孙连仲的第二军团与顽敌激战七昼夜，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驰援从外围夹击，终于取得全胜。李宗仁谓歼敌二万以上，日本公布死伤1.2万人，击毁其坦克30余辆。
台儿庄战役惨烈空前，在其中的临沂阻击战中，杂牌军川军王铭章率122师与日军精锐矶谷师团血战三昼夜，得以阻滞敌军，然全师官兵英勇殉国，谓之“惨胜”。
1938年4月，蒋介石还亲自策划了一次“奇袭”。4月20日，蒋亲自下令，从武汉派出二架轰炸机，由第十四航空队队长徐焕章驾驶并领队，于凌晨2时45分飞临日本九州上空，并继续飞过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城市上空，散发了100多万份传单。待日军发现时，他们已高速返航，安全飞回武汉。
接下来的武汉会战于8月打响，规模空前。蒋介石调集了几乎所有可以调动的军队，共投入100多万兵力，日方也调集了10个师团，后又五、六次补充，总计投入日本陆军34个师团中的大部分，加上三个海军舰队，300多架飞机。会战历时三月，进行大小数百次战斗，总计毙伤日寇20万。中国军队伤亡、失散共约60万。乃抗战中双方最大的战役和战役损失。自此，日军力量趋向衰落，深陷于对华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
武汉会战中，中国海表现不俗，面对占绝对优势的的日本海军舰艇和飞机，我海军英勇作战，击沉敌舰13艘，击伤七艘。我“中山舰”在十五架敌机的狂轰滥炸下，不屈不挠与之战斗到最后下沉，全舰官兵英勇殉国！
仅仅在抗战的头十五个月，双方的兵力损失大半，日寇此时也自知其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继续其“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不屈不挠，在中国广大的国土上与日寇周旋。中国军队虽然在总体上处于劣势，但也创造了诸如随枣战役、长沙保卫战、衡阳保卫战、常德保卫战等一个又一个惊天地、泣鬼神、惨烈空前的战争奇迹。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身先示卒，战死疆场，身中数弹而屹立不倒；衡阳保卫战中国军第十军方先觉军长以17500的兵力，抵挡日军5个师团的猛攻，固守孤城48天，阵地几经易手，致日军伤亡19380人，其中击毙日将校390人、伤520人，我军终因粮尽援绝，伤亡殆尽。常德保卫战第57军八千官兵阻击5、6万日军的进攻达16天，最后全军只有83人生还。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举不胜举。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抗战中“袖手旁观” ，“保存实力”， “躲在峨眉山等待摘桃子 ”。
谁要是相信了毛泽东的话，谁就相信太阳从西边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