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由胡平言起而阐述中华民国的革命和国家、中西的大异以及外来的中共革命/李明

摘要：以胡平《双十节感言》为缘，笔者正面阐述中华民国的革命模式和国家模式的优性个性和中西大异，从社会政治的结构和文化上探讨中国民主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国家模式，解析了各种理论的歪曲，然后阐发八九民运以来三十多年的自由化、民主化的路线目标的教训，以求澄清错误的民主化路线目标的根源。中国民主化有源有本，其本在中华民国的宪政建国和现代中华文化。所以必须返本，才能开出未来优质化的民主中国和文化中国。中华民国有以士文化为中坚的现代中华文化，知识分子拥有政治和社会的领导力，这是中华民国的开国立国的本源性因素和要义。这一切随着大陆沦陷而暂时消逝；台湾经过殖民地时代全面摧残，难以接续中华民国这立国之本，更谈不上复兴。未来中国大陆民主化，建立“还政于民”的民主制仅仅是半调子的民主化，完成“还国于民”的民国化才是民主化的彻底完成，唯有如此，才算得上中国文明现代化和本土化的民主国家的完成。所以任何人都应该回到祖辈的民主中国和文化中国的“精神之家”，成为“还国于民”的光复者。胡平之父是中华民国之难的殉难者，所以期待胡平先生成为继往开来者，而不仅仅追求民主化。只有“还国于民”还归中华民国的现代中华文明，才能使中国民主化走向优质化的自由民主，结束中共国消亡后的遗留和“后遗症”，结束危险的中美冷战。否则，中共国的遗留只会使民主低质化甚至劣质化，更不能结束危险的中美冷战，这样只能使民主化后的中国处于危险之中。

胡平的看法是符合事实和中国民主化历史的。中华民国在台湾1950年就开始有民主选举地方政府和议会的地方自治，仅仅中央政府保持党治，为恢复宪政民主打下基础。回溯历史源流，国民革命建立国民政府，实行训政，中央政府党治，地方没有党治，中央明令国民党地方党部不得干涉政务。因为余有军阀割据和内忧外患，只能部分推行地方自治和起草“五五宪草”，这民主化进程被日本入侵打断。“抗战建国”是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纲领性政策，所谓“建国”就是以宪政为目的建国历程和目标承诺。中华民国1946年制宪、1947年行宪，其宪法被经常非议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胡适赞为比美国宪法还好，同时胡适写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认定国民党是有民主目标的政党，不是专制党。但是中共叛乱打断了中国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

中共是苏俄扶持的共产主义代理人，日本长期入侵使得中国政府和社会经济彻底虚弱化，中共的军队和地盘趁机得以空前扩张，有与国府一战之力。但是如果没有外强援助，中共还无力颠覆中国政府。因此苏俄与美国这两大国的对华政策成为决定中国前途的关键和决定性因素。（如当时中国是农业国，不能生产决定战役胜负的火炮等重武器，经济财政在战后也依靠外援）苏俄为了突破西方国家的围堵，全力援助中共，力图使中国变色为共产主义国际的一员。美国力推中国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但是为了防止中国强大起来成为第二个“大日本”，所以美国对华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分而治之”也是西方大国对华政策的传统，美国力图保持国共矛盾、中苏矛盾，使中国政府未来恢复国力也不得不听命于美国。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是灾难性错误，导致美国完全不能应对苏俄的赤化中国的总战略，不能应对苏俄援助中共的“代理人战争”（谬称“国共内战”）。美国刚刚成为西方盟主经验很不足，在中国完全败给苏俄，其具体而言：依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则，中国东北是苏俄势力范围（谁占领归谁控制），中共得到苏俄援助，中国政府要武力收复东北，就变成侵犯苏俄势力范围的利益，依“势力范围”的国际法则，美国等国必须对华禁运断援（就如苏俄断援希腊共产党叛乱以全英国利益）。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政府收复东北，中苏矛盾必定破裂，随之苏俄代理人的中共与国府就会全面爆发“代理人战争”。如此，美国不仅对华“分而治之政策”全面破产，而且美国必须依“势力范围”的法则对华禁运断援，严重削弱了国军，而另一方苏俄极力援助和武装中共，中共因此用苏援武器及各种援助装备了二百多个师，国共对比悬殊^[1]，仅仅依靠美援装备了四十几个师的国军必败。苏俄势力范围仅限于东北，中共最后依靠苏俄援助武装的四野、三野打下了三大战役，远远超出了苏俄势力范围的东北，苏俄为了防止美国援华，因此以封锁柏林把美国力量吸引到欧洲无暇东顾，保障中共入主中原、赢得“代理人战争” ^[2]。这才是大陆沦陷于共产党、中华民国退守台湾的真正的因果和来龙去脉。但是历史真相总是被“窃国大盗”（中共国）所掩盖和歪曲的，中共和台独出于反中华民国的目的，互相利用，编造“人心向背”、“国民党政府腐败”等伪史论，片面裁剪史料扩大化宣传，以政治力使之流行于大陆与台湾，积非成是、颠倒是非、混乱人心。中国大陆海内外的知识共同体、民运公知也深受此错误史观的影响，错误认知现代中国文明（中华民国）、中国民主建国史（民国宪政史），最后形成无本无传统的当代民运公知的民主化观念，苍白无力如“浮萍”，难以广泛启蒙人心、发动社会。民运公知等最终畏惧中共的强大，沦入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歧途，使自由化、民主化全盘落空。

台湾的“民主化”首先是中华民国的民主实现历程上的。1946年宪法是大陆和台湾共同制定的民主宪法，以宪政为目标的“民主建国”一直是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立国立党的第一纲领。从历史事实来讲，台湾民主化是国民党政府主导的、社会压力有限（没有全国性民众大规模行动的压力），反对派长期诉求是”100%解严、100%回归宪法”，这就说明了台湾民主化是中华民国的国家理念和宪政追求的前提下的结果，国民党是最终的实行者。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的基本架构。反对派的行动是“压力性催发剂”，没有决定性作用。如党外运动、民进党成立、“野百合学运”等，都是“压力性催发剂”，不是决定性的。那么，什么是决定性因素呢？决定恢复宪政民主的决定性因素总体而言是：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法，以宪政为目标的“民主建国”一直是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立国立党的理念，是台湾社会文化经济的宪政实现的条件成熟了。蒋经国“解严”，只是这决定性因素和推力下的一个执行者而已。

但是，反中华民国、反历史、反民族文化的立场目标，是民进党和中共的共同点，正如歪曲国共史和大陆沦陷的历史一样，台湾绿营为了台独目的，不择手段否定中华民国的国统法统，歪曲历史宣扬台湾民主化是台湾反对派和美国施压的成果。这是错误和经不起推敲的，台湾反对派根本没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因为民主化的社会压力不足，其仅仅起到“催发剂”的作用，如此政府才成为恢复宪政民主的主导者。蒋介石、蒋经国两届政府一直保持对于国家的全面领导，防范美国的“插手”，因此美国任何压力都是有限的。因此，台湾民主化是中华民国的民主实现历程上的，是大陆民主宪法成果上的民主化，不是台湾反对派或者美国有过决定性作用的。

从世界民主化经验来看，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实现民主的程序论，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殖民地独立建国，西方推动并且殖民地受其影响，纷纷建立民主制，结果不久大多数失败了，陷于内战和专制。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民主化程序论，得到西方学界的发现和肯定。以后世界流行起的民主化程序论，其要义略说而言：民主化是渐进的过程，首先要走向开明威权化，经济发展和中产阶级兴起了，然后才能民主化。这与国民党的民主化理念是一致的，并且中国国民党民主化理论更为丰富。军政期制止内战内乱，训政期培养民主习惯和观念（如民主选举地方政府等），发展经济、普及教育，由此打下民主基础，最后实现宪政（民主化）。台湾就是一个例证。所以国民党的民主化进程的三阶段，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是有理、有实据的，有大陆短暂宪政和台湾宪政化的成果为证明的。这理论在世界民主化经验和理论上，也是得到确认的。中共和台独以及大陆民运公知里的改良派，他们的共同出发点就是为了反中华民国而歪曲历史，他们因此诋毁和攻击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化三阶段论（军政训政宪政）。这是中共和台独以及大陆反革命改良主义出于共同目的：反中华民国、反三民主义。因此他们出现了 “蛇鼠一窝”的“和声同调”。

但是1989年之后，中国大陆盛行思考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革命与改良，其中李泽厚等人掀起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主张，影响力深刻流传到今天，民运、公知、维权大多走此一途。这种改良主义直到习近平巩固政权后完全成为“死途”，这才使得许多人“改良梦”破灭。这种理论和实践是完全错误的，错误何在呢？暴力革命有共产党式和法国大革命式两种，也有美国式的独立战争开启民主化起点，南北战争推进之，有罗马尼亚式武力革命开出民主化。即使渐进改良的英国式民主化，也是在革命压力下的妥协和改良，纯粹的改良主义成功的案例在世界民主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是特殊的优良国情才会有的结果，纯粹的渐进改良的民主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没有任何普遍性的。当代中国三十多年的民运公知的失败，就是失败在反革命的改良主义一途。因为在极权主义的中共国，没有渐进改良的国情，但是信奉“西方中心论”的大陆思想界和民运公知，把改良主义在西方的特殊性，尊奉成了普遍主义的理想。面对极权主义的中共国所谓“改革开放”的国情，反革命的改良主义就是自由化的“死路”，也是民主化的“坟场”。

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是名分、分位的结构，皇帝是为首的一爵，帝制是尊天尊圣尊祖的礼法的分位秩序之下的，不是无法无天的“党天下”，没有极权主义，皇朝之上要尊天尊圣尊祖和尊礼法，皇权要受士人政治以及士人领导的社会的制衡，天下大乱和朝代更替的时期，士人政治和士人领导的社会是决定性力量，如两汉之际的刘秀力量的崛起，然后是隋唐宋的建立和更替。再如满清压制下的士绅社会远远不如明朝，清朝无力镇压太平天国之乱，但是曾国藩等士绅集团领导社会力量，镇压了摧残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太平天国之乱，其势远胜清廷原来的体制化力量。士绅力量由此“坐大”，成为满清贵族皇权势力的制衡者，社会力量由此兴起。因此引发满清贵族为首的保皇势力的反弹，他们后来压制汉官实权派、士人政治，导致立宪失败，这使立宪派和汉官实权派（如袁世凯等）产生异心甚至于反心，于是辛亥革命一起，清朝力量就走向分崩离析，革命成功。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革命党，革命党领导层大多是中下层士人（如孙文、黄兴、蒋介石等）。辛亥革命的主力是南方新军起义，南方新军的根基是秀才儒生兵（中下层士人）^[3]，然后中上层士人的立宪派附从革命，所以说辛亥革命是士人领导的革命，换成现在的话来说：辛亥革命是秀才造反、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并且也是中间阶级的革命。所谓“中间阶级的革命”，即：除了革命党和立宪派之外，各地商会和乡绅或者同情或者支持引发后来辛亥革命的“保路运动”，然后革命爆发后，他们也以 “保境安民”之名维持地方，力劝清廷地方力量止战，许多地方官府因为畏惧革命军和民间止战呼声而不作为或者反正。所以民间社会力量也间接的客观上的支持了辛亥革命的成功。综合士人和商会等社会属性以及立宪派，称辛亥革命为“中间阶级的革命”也不为过。如果再结合会党等中下层社会力量参与革命的史实，辛亥革命也可以说是士人领导的中间阶级参与的包括会党等下层社会的全民革命。进而言之，辛亥革命是革命党为首的立宪派附从的、社会力量支持的人民革命。正是因为这种独一无二的革命，所以辛亥革命代价不大，战斗中直接造成死亡者不到万人，清帝被迫退位，民主革命成功。

相比之下，西方的民主革命或者说现代化的形态是不同于中国的，这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西的社会和政治的传统结构完全不同。但是，唯物史观和西化史观却忽略或者歪曲这种中西文明的基本结构的不同，造成此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唯物史观和西化史观的一元论史观，一元论史观造成了非知识化和意识形态化，使得学术思想的前提陷于全面性错乱，由此在人文社科上派生出无穷的谬论并且积非成是。唯物史观之谬，批判者众也，暂不赘言。后兴的西化史观主要指：自由主义史观和改良主义史观，以自由主义为理想模式和历史走向的目标，然后以改良主义为最佳途径，这种史观曾经是自由派和民运公知之中的主流，因为这种史观的深刻影响，使得反革命的渐进自由化和改革主义尘嚣甚上，其后果使得极权主义的中共国“改革”至习近平时代，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被错误路线败坏成了“泡沫”，让中共窃笑到今天。

其一，传统中国是“士农工商”、“君与士共治”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贵族在宋朝以后基本无实权无实力，唯元朝、清朝有“狭义的部族政权”的特征（见钱穆《国史大纳》），所以元朝、清朝的贵族集团是有实权的。清朝立宪改良之失败的原因，就是主要因为满清贵族集团的反对。士人和士人领导的社会大多赞同立宪改良，但是宋朝、明朝时士人掌握政府决策权，清朝士人不能掌握政府决策权，无力抗衡八旗贵族为首的保皇派。中国没能走上类似英国日本的渐进改良道路的原因在此焉。这不是革命取代改良，而是改良不可能，革命才成为必然，改良最终只能成为革命的“铺路石”。这主要是满清的政治结构造成的后果，是狭义的部族政权（满清）削弱下的士人政治无力承担起立宪改良的使命，所以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的博弈和选择都不是决定性因素。也所以说，余英时的激进与改良之论是片面性的大话史观，讲了主观思想忽略了决定性的客观之势（政治结构等）^[4]。余英时的奖改良、贬激进之论对于中共国影响很大，中共国思想界继之变质异化，出现了李泽厚等等的渐进改革论并且深刻影响了民运公知，他们以反革命反激进为名，主张中共国走改良主义的渐进道路，与中共体制内改革派汇合成思想界主流和民运公知的主流。最终使民主化、自由化变成中共国的“镜花水月”，错误路线反向使得中共政权巩固，使得“六四”和后来的无数人牺牲和付出变成了反革命改革路线和思想的“祭品”。

回到中西的民主化的比较。西方封建的政治和社会的结构则完全不同于传统中国。西方的结构是：1、国王贵族、教会是特权的阶级，2、然后是资产阶级、平民农奴。阶级封闭的贵族和教士领导政治和社会，把持教育和文化，平民受教育极稀少，民间文化较低，社会政治文化是宗教一元化的封闭的，旧西方远远不如传统中国。传统中国是：“学而优则仕”的开放的、阶级流动的士人领导的政治和社会，士人执行教育和文化，民间教育比西方普及得多，而且不是宗教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中国是有人文性的有开放性的儒释道的社会，中国的人文是文化之大宗，西方人文是科学或者宗教之附属，人文有包容性而没有宗教的排他性，所以当代新儒家以人文道德为科学民主的根基。言归近代的西方，西方的近代巨变首先是反封建和资产阶级争取权力地位的自由平等化的阶级巨变，然后才引发民主化的，也就是说先阶级斗争和平等化，然后才引发民主化。即使法国大革命也是先追求自由平等，然后在复辟战争、列强干涉的压迫下，变成激进和异变的暴民革命混乱化的民主化，并且走向革命、复辟、列强反革命干涉的错综交织和轮回的灾难，正是因此，法国民主化没有成功就中断和异变成暴民化。相较之下，英国式渐进改良式民主化，是相对和平无外强干涉的绝无仅有的岛国背景下形成的。但是这种改良是在欧洲大陆革命动荡和英国出现革命可能性的压力下形成的，绝非改良单一因素的。英国式改良是历史之势的特殊性产物。徐友渔等人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解释英美式、法国及欧陆式的现代化路径的成因，其实与余英时的激进保守论的史观都属于大话史观，而且片面讲主观的单一思想、主义，不论客观之势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与以后李泽厚等人的反革命的改良主义有所契合。言归西方的民主化。西方封建社会的结构，即：阶级封闭的贵族和教士领导政治和社会，社会政治文化是一神论宗教的一元化封闭的，这种社会易于走向极激进或者走向极保守。在此前提下，反封建的阶级革命一旦兴起，然后引发民主化，必然掀起下层社会参加革命，下层社会的文化极低极稀薄，然而资产阶级缺乏社会领导力（远远不如中国士人的社会领导力如曾国藩等），所以这种革命极容易形成暴民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典型。这是西方文明的问题，是特殊性的问题。传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与西方不同，不能以 “西方中心论”的错误思维来观察判断中国民主化问题。例如：以法国大革命错乱比附中国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等，得出反革命的谬论；把苏俄代理人战争（谬称 “国共战争”）产生的中共国错认成“激进主义”后果、“革命”的后果；甚至把中共国的不断“革命”如“文革”等极权主义的灾难，错认成“激进主义”、“革命”的后果，比附成法国大革命的类型。这类一切的思想是：遮蔽历史真相和中共国的反民主革命、反中国文明的外来极权主义的本质。其在当代造成的后果是：在极权主义的改革之途不通的中共国，推行反革命的渐进改良主义，先追求自由化，然后再求民主化，其后果是改革行不通、自由化毫无希望、离民主化越来越远，错误路线反向让中共政权巩固，“改革开放”的中共国最终“结果”出了“习近平时代”。

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式革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革命模式。辛亥革命奇迹似成功，代价成本较小，就建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开国后，外强干扰，内有复辟，然后军阀割据。国民革命实现初步统一，中国走向了宪政建国，虽然内忧外患加剧了内斗，但是国民党的斗争和内战，止步于首领下野，所以不是生死之战，大多是小规模、短时之争之战，在中央层次，蒋介石也多次下野。这显示出民国政治的士人性以及革命的士人性的风格特征，完全不同于外来的“你死我活”的中共俄共革命、法国大革命等政治生态。中华民国在严重的内乱外患里（中共暴乱、抗战等），知识分子集团对于政治和社会依然有领导力，政治领导层和上层知识分子有畅通的通道，各级政府高层多由知识分子出任，所以中华民国的开国立国的宪政理想不仅保持住，而且落实于建国历程中，如在大陆的制宪行宪，在台湾的解除党禁和民主化（台湾的西方左派化是台独兴起后的后话）。中华民国与西方的民主化和革命模式及国家模式的根本差异是：西方的国王和贵族教士是政治和社会的垄断性领导者，资产阶级不仅不是领导者而且能力不能与中国的士人集团相比，所以西洋产生了法国大革命式的暴民革命，后来产生苏俄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大倒退。因为中华民国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和政治有一定的领导力，无论如何处于内乱外患之中，民国革命始终不离宪政建国的历程和目标。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共的兴起，不是因为民国式革命，而是因为苏俄全力援助代理人中共，是因为美国错误战略政策和断援，”从1942年至1949年……一共才武装了45个步兵师（案：指美国援助国府），而从 1945到1948年之间，中共主要依靠苏援武器却组建了210个步兵师”^[5]，美国的禁运严重削弱了国军，而另一方苏俄极力援助和武装中共，国共力量对比悬殊，国军必败，大陆沦陷。

中华民国式的革命和国家模式是有士人性的、有知识分子领导力的革命模式和国家模式。如果以西方政治学诠释就是：中华民国的革命模式和国家模式是有贵族性精神（不是贵族阶级）的革命模式和国家模式。这种革命和国家怎么可能出现类似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式民主化呢？这只能说自由派和思想界的“西方中心论”已经“病入膏肓”，用外来的“有色眼镜”诊断中国问题，结果必然会“病错治错”。中国大陆知识界很多人先从马列化的“病入膏肓”，后来转变成了西化的“病入膏肓”，通而不变的内容是反中华民国、反中国文化、反历史传统，最终在无根无本的虚浮之下，走上反革命的改良主义歧途，败坏了中国民主化和自由化，反向作用是巩固了“习近平时代”。“习近平时代”是中共国“党天下”的改革开放的最终后果。

所以，如何复兴考试权并且重建支持知识分子领导力的宪政制度呢？！这是必须要解决的中国文明本土性的现代化的大问题，这也是接续国父诸贤以及牟宗三诸子的道统政统学统的使命，他们追求中国之道、追求优质的民主政治，而非“学步失步”的西化。西方模式的政治，就是资产阶级掌握资源、中产阶级握有多数选票的、知识分子相对边缘化的政治，在此政治架构之下，运行的自由民主必然是低级质量的，西方政治就是如此。正是质量低级的西方政治促成了当代的“西方文明病”，然后促使左派和右派的两大对立的文化政治共同体，越来越趋近政治宗教。宗教和科学原本是西方文化的两大根基，但是两者相反相成，并且对立而无法融合。到了现代，西方文明演化成世俗宗教化和科学的矛盾，科学不能成为价值根基，宗教是西人的价值根基但是趋向一元化，然后宗教现代以来受到科学化和世俗化的冲击而衰落，这种失去价值根基和传统的世俗化（非自发秩序的世俗化），演变成资本主义化和自由民主的人欲化。这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性架构缺陷派生的弊病。而西方的文明病、政治病，恰恰是国父蒋公和牟宗三诸子反对的，但是却是追求西化的自由派和台独要全盘接受的，他们企图模仿低质量的西方式政治，模仿“膨胀”到无所不在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甚至妄图改变中国文明的基本架构，反中华民国的根本性的道统政统，反中华民国的现代儒家文化，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他们要凭借西方强势背景和西化路线目标，篡夺中华民国的开国立国的根本内涵，反客为主，其实质与中共是相反相成的。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中共国就是反中华民国的道统政统的外来极权主义文化的。中共与自由派、西方左派化的台独是立场相反的，但是都有共同点：他们都是反中华民国道统政统的，都是主张外来文化的“喧宾夺主”。所以说中共与自由派、台独在政治追求上，是相反的也是相成的。自由派因为西化思维，竟然不顾极权主义的中共国的国情，模仿英国式渐进改良的民主化路径，主张反革命改良主义的路线目标。这种错误的路线目标，使得“八九民运”和其后几十年的无数人的牺牲和付出，落得自由化失败、民主化无望的悲剧境地。

所以必须回归到中华民国模式的革命和国家的正轨，摆脱西化的国家目标和外来制度和文化的主宰；彻底清除反革命的改良主义，走上颜色革命的道路；摆脱自由主义西化和西方左派化，摆脱庸俗自由派和台独的国家蓝图，彻底结束中共国和中共国的文化、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因为这一切都是错误的、罪恶的、反中国文明的。所以，复兴中华民国的道统政统才是正途，开出五权宪法的返本开新，建构优质化的宪政民主，追求人文的生活方式而非自由民主的人欲化，不是资本主义化的生活世界（资本主义止步于物质文明界限内），物质的归资本主义，精神的归人文，这才符合中华民国的开国立国的理想，符合开国立国的士人性精神引导的优质化的政治和文化的社会理想，符合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等。

许多大陆著名学者都遵循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路线目标，开展知识建构，从意识形态化的史观和西化的民主化理论出发，成就他们在中共国的学术界的学术地位和权威，又显露一点思想的“特立独行”。如被称为政治宪法学的“右派”的高全喜，主张中共国向宪政化转型，为此他“古为今用”研究中国宪制史，褒保守改良主义，贬革命激进主义，所以高氏大赞清末立宪改良，进而主张清帝逊位成就了”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但是高氏裁剪史料作褒贬的造学如《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一书，被史学学者陈晓平痛斥为“建立在错误的史实基础上” ^[6]。高氏在其意识形态化的史观基础上，声称“中华民国的北洋时期堪称现代中国的白银时代”。作为中共国的学术权威，高氏与袁伟时等主张非中华民国和反三民主义的立场，与老共产党的马列史观“藕断丝连”。高全喜认为：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部曲，实行的是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到蒋介石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建国路线。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仍然不能说是一部宪政意义上的宪法，其国家仍然处于党制国家的藩篙之中。这种观点来源于其荒谬理论，即：第一个宪制中国是军阀割据的举“联邦”旗号的宪法虚化的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第二个是高氏贬称的“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而反宪政、非法治的中共国，被高全喜“认贼作父”为第三个宪制中国。高全喜是主张反革命的改良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代表性学者，他因此产生错误的基础理论和荒谬判断。高全喜是庸俗自由派学者的一个典型，名大却学乏，话大却无知，这种人物比起中共学者是独立的，有珍贵之处，但是比起中国学者应当有的德性和知识的高度，则相差了较多。刘军宁、蒋庆、高全喜、汪晖等如果与民国学者如牟宗三诸子相比则有“云泥之別”，或者说这种比较本身就是不应该的高下悬殊无以比较的。

在中共国的文教体系下，只有佼佼者才能从学生成为教授权威，所以大多数老派学者都有马克思和左派、“社会主义”学术思想的熏陶和影响。王学泰的“游民文化论”就有中共国反传统史观的深刻影响，并且王学泰受反革命和用法国大革命附会中国史的时潮影响，只见游民化的民变和无视士人最终领导的革命、“断章取义” 改朝换代的国史，片面化扩大化解读革命和游民之间的关系，无视士人领导革命的终局。王学泰的“游民论”爆出大名后，反革命反激进的改良主义学风思潮，迅速吸收王氏的革命游民论，以论带史，裁剪史料，把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革命与游民论混为一谈，并且刻意以偏概全，导致谬论百出，如把辛亥革命歪曲成以会党为中坚的革命，把士人领导的同盟会、国民党歪曲成会党色彩的党派，这样用游民论片面化贬低中华民国士人领导作用的开国建国的历程。胡平认为国民党是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党，这就远高于袁伟时、高全喜之流以及王学泰史观的众多流弊者。

许成钢编造“制度基因论”。许氏创说立论的来源是：中共国马列主义史学对于中国经济史的一些重要判断，以及马列史学的反国史反传统的中国专制史论。然后许氏由此是似而非的误读出中国有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的结论。这使得许氏通过阐发制度经济学几个概念，兼以历史规律性的思维，就误读出非民国民主化的、宏大叙事的“制度基因论”。所以许成钢认为中共极权主义的成功原因是因为有中国史的“制度基因”。这可谓唯物史观未去，就来了许成钢的制度史观、制度辩证法。所谓“自由派”的李慎之、袁伟时、许良英都是出身中共“老革命”的，是建构中共国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教体系的昔日的“基石”之一，是反中华民国、反传统起家的。这知识共同体的影响广泛深刻，因此使得许成钢的“思想烙印”刻骨铭心。许成钢同类思想的，还有以前影响广泛的《河殇》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论”。这些理论的预设前提是意识形态的，然后由此产生错误的“知识建构”。这一切思想严格讲是非知识的大话史观、意识形态的产物。

中华民国的开国立国的文化是：传统文化吸取西方文化的继往开来。其继往的、其发扬的是：儒家文化的理想性普遍性和士人文化的一体化（如继承道统、天下为公等），以此为本源，吸收西方政经思想，形成民国立国的文化精神。此即“开来”。三民主义强调继承道统以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深意在此焉。民国文化所弃者是皇朝文化、朝廷化的礼制礼教，发扬的是三民主义的治国平天下（如宪政、五权宪法）、新礼教新生活。民国文化表现为继承中国道统、大传统，开新出宪政民主的政统（如1946年延续至今的法统）。这就是中华民国文化的继往开来的要义。正是这样的现代中华文化成就了中国民主革命模式，这种革命模式是士人、知识分子有社会政治领导力的革命，是举世无二的，迥异于西方的革命模式，更绝无类似法国大革命异化成暴民革命的问题。上一章讲中华民国模式的革命和国家，主要是从社会政治的结构来讲，有所澄清这些问题。本章主要从文化讲中华民国模式的革命和国家。在中国千年传统里，中国士人领导文化，并且在社会政治结构里有领导力。这使得广土众民（超过欧洲）的中国在清末迅速走向改良立宪，在立宪失败后又走向共和宪政，然后遭遇复辟、军阀割据，然后在内乱外患中再次走向统一和宪政建国，这种民主化的进程和质量远远胜于小国林立的欧洲昔日的民主化，民主化难度更大的大国反而比小国的民主化更加坚韧不拔，并且取得制宪行宪的成果。再者，中华民国是处于比昔日欧美列国更加严重的内乱外患的动荡中，是在劣境下顽强推进民主化（宪政建国）。相比之下欧洲诸国的民主化有优越之处吗？如果不是日本入侵使中国彻底虚弱，然后苏俄发动空前强大的代理人战争（谬称的“中共革命”、“国共内战”），导致中共国入主中原。但是，如果没有外强打断，中华民国必然在1946年后制宪行宪完成民主化。但是中国的民主化被苏俄代理人（中共）打断，大陆沦陷于中共国及其外来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延续至今，当今十多亿中国人的经济成就和中国前途，被中共强行拖入“科技智能化”的极权主义和中美争霸的险境。这是空前大劫难，面对劫难，庸俗自由派却主张改良主义反革命的路线目标，为此长期刻意歪曲和攻击中华民国的革命和国家，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彻底扰乱中国民主化的正确路线目标。庸俗自由派是“罪莫大焉”。当代中国正确的民主化路线目标是：在大陆以改革为“铺路石”，以颜色革命为主导结束中共专制，开出民主化，以民国化作为中华文明的前途（大陆台湾无一例外）。所以中国民主化就是中华民国化，民主化就是继往开来的光复和光大，这才是中国的正途。如果舍此正途，在大陆就是中共国的反革命改良主义的“死途”，在台湾就是西方左派化的台独歧途。我们何去何从呢？大陆和台湾只有走向中华民国化的文化和制度，走向文化和制度的返本开新，如此才有光明前途。

中华民国的开国建国的民主化，是有士人性的、知识分子有社会领导力的民主化，是有文化传统的民主革命的民主化。而当代大陆海内外的民运公知与思想界大多缺失了民国民主化传统，所以其主张的是：无根无本的民主化。这种无根无传统的思想和实践的格局，必然导致“西方中心论”成为主导，不仅民主化目标是模仿美国等或者混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的目标，连民主化的路线也是崇拜英国式渐进改良的西化的民主化路线，形成主流的反革命改良主义。所以他们不学习“颜色革命”，而是片面提倡改良主义模式的“和理非”，不是“颜色革命”要求的勇武抗争与“和理非”的战略结合。他们面对极权主义的中共国，不是以“改革”为“铺路石”促成“颜色革命”开出民主化，相反一厢情愿要求极权主义中共进一步“改革开放”，这样的民主化路线目标的后果是：面对“习近平时代”来临，民运公知和思想界手足无措、无力应对。李泽厚、徐友渔、李慎之、袁伟时、高全喜等无数人物，他们是正确的吗？还是错误的呢？他们都是中共国文教体系下的佼佼者，没有在德性和知识上彻底脱胎换骨，没有成为中共国彻底的反叛者，更不是民主中国、文化中国的拥护者。而大陆民国派正是民主中国和文化中国的继往开来者和民主革命者。这才是民国派与旧民运公知、思想界的根本区别，谁进步谁落伍呢？

中华民国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继往开来，特别是儒家古典文化的继往开来，如继承道统、天下为公、道德仁义。这是超越性的，是有宗教性而非宗教形态的、更非西方式宗教的，民国文化是人文超越性和世俗性合一的，是道统和政统一体化的，这使得中华民国在内忧外患的动荡中坚持宪政的建国理想和路线。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相当于西方的自然法，但是西方自然法是基督教的，天人合一和天下为公是人文性与超越性的合一，西方必然要政教分离，中国超越性的人文不是宗教，没有政教分离的问题。中国人文是本源于天人合一、“天良”（天地良知），是良知与天道相通，并且良知表现天道，天道通过良知表现，所以儒家不要教会，无神道之经，不要神权体系，更不会产生神权政治、宗教统治，天人合一是内在超越的、不隔离世俗的，没有西方宗教与世俗的对立问题，更没有西方现代化首要的政教分离的问题。所以中国人文不是自然法可以比肩的。蒋介石以耶教作为私人的出世信仰，于公则信奉阳明学超越而入世，以此为精神根源坚持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忍辱负重开出1946年宪法，成为 “宪法之父”和民主法统的缔造者。是阳明学支撑起蒋介石的人世的精神世界，上帝保佑是私人信仰上的，蒋总统在官方文献里不讲耶教，却大有阳明学的内容。这是无需怀疑的明证。同理同证，国父孙文于私信耶教，于公讲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在官方文献里不讲耶教。

当代有主张基督教化和中国民主化结合的，刘军宁等以及部分地下教会有此主张。刘军宁等还主张自由主义和基督教的结合，他因此成为自由派的一个重镇。相比之下，蒋庆的“新儒教”实质是民族主义的宗教化，蒋庆主张儒家与基督教色彩的柏克（Edmund Burke）保守主义结合，以此改造儒家，主张“回到康有为”和儒教宗教化，反民主鼓吹神道政治，还刻意攻击牟宗三诸子的中国当代新儒家为“港台新儒家”，反对牟宗三诸子昌明道统并且从道统坎陷民主政统（“开出民主”）。刘军宁等与蒋庆等是相反的，但是其中又有相同之处，即：主张中国文化宗教化，要异化中国文明，反对中华民国主流的新儒家文化和三民主义。此外，另有刘小枫、甘阳等分别从基督教和左派，提出毛泽东的“国父”论和“通三统”。这些恶劣的谬论，其实都是出自反革命改良主义的路线目标的“策论”。刘军宁等、蒋庆以及所谓“大陆新儒家”、刘小枫、甘阳、袁伟时等，还有无数人物都是认同反革命的改良主义路线目标的，因此策论百出，形形色色相反相成，光怪陆离。

中华民国文化是以新儒家文化^[7] 和三民主义为主流，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为辅的。这种文化和革命意识在革命开国之时，指导革命党人开展辛亥革命、实现共和，然后坚持共和，反对帝制和独裁、反对军阀割据，革命统一和宪政建国，然后抗战建国（一边抗战一边追求宪政建国），战后落实宪政建国—制宪行宪。其中，辛亥革命后宽恕满清遗留势力；国民革命北伐胜利后，宽恕失败的北洋军阀；抗战胜利后，宽恕投降的日本侵略者、战败国日本。也就是说在严重的内乱外患之中，中国三民主义者坚持文化道统和开出宪政民主的政统，因此先后宽恕失败的满清势力和北洋军阀，宽容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最后为了王道和平，宽恕战败的日本。这一切国内国际的宏大布局，皆因为苏俄全力援助的代理人战争（中共叛乱）以及大陆沦陷，化为历史泡影。失败不是必然的，是外强导致的，不是民国文化、民国的民主革命的问题，更不是民国的国统法统的问题。但是大陆思想界、民运公知的很多人物却认为民国在大陆的民主化失败和中共的胜利，是因为革命激进造成的，是因为三民主义缺少个人主义、没有以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为主导。反思这些错误的思想，首先是因为大陆海内外许多人物出身于中共国文教体系，良心有乱，知识错杂，所以认同反革命反激进的改良主义的路线目标，所以他们在错误史观和改良主义的反革命立场上，错误“反思”历史，建构错误的当代民主化路线。正是出于这种错误的路线目标，他们攻击当代主张“还国于民”的民国派一旦兴起，与中共斗争而以暴制暴，会形成“暴民革命”，然后妨碍民主化。这种质疑和攻击是无根无据的，因为民国派主张是颜色革命结束中共专制，是勇武抗争与“和理非”的战略统合。在民主化目标上，是以光复中华民国大陆为目标的，必然要继承中华民国的宪政民主的国统和法统，必然要继承民国本有的宽恕传统，胜利者有宽容才有宪政民主。相反，反革命的改良主义与中共国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正是因为反革命的改良主义长期成为主流思潮，反向使得中共国巩固了三十多年直到习近平时代。耐人寻味、令人不得不深思！

回顾中国大陆在“八九民运”之后，中共的形象和意识形态在民心上破产，反思民国史真相、反省抗日战争史真相兴起，“民国热”和反共思潮互动兴起。但是同时在大陆海内外思想界和民运公知里，也掀起反革命的改良主义思潮，加之中共作用，攻击和歪曲民国革命、宪政建国成为重点，攻击和歪曲国父蒋公、中国国民党为列宁党等，更加成为重点。西方左派化的台独也与之“共舞”，独霸“台湾民主化”之功，吸引了大陆思想界和海外民运并且使之思想偏移，同情台独和西方左派化。台独反中华民国、反三民主义，与中共国思想界有共同点，尤其与出身老共产党的改革派的史观有互相利用之处，如袁伟时、高全喜、许成钢等。这一切的“各怀鬼胎”的势力和思潮汇合起来，形成反大陆“民国热”和反中华民国反三民主义的“大合唱”，中共是最大的受益者，也是幕后推手。

2020年胡平的《双十节感言》比较重视意识形态，以此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重要区别，并且以此作为导致台湾大陆在民主化上成功与失败的重要原因。胡平认定“国共两党有本质的差异”，中国国民党以宪政的自由民主为目标。在宪政之前政府实行某种权威式的统治，但其目的仅仅在于向宪政目标的过渡。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早期权威式统治，只是抵抗强势的共产党侵台的权宜之计。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是正确的民主化路线目标的选择。胡适是批评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比照胡适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胡适认定国民党是有民主目标的政党，不是专制党。相隔了近一个世纪的胡适和胡平是有相同结论的。两胡的结论，在当代“浊浪滔天”的改良主义的反中华民国、反民主革命传统的倒行逆施里，是显得理性和珍贵的。

回顾传统，中华民国的文化深深浸润和铭刻到中国国民党的精神里，三民主义也深刻影响到民国立国的文化里。所以在中国国民党的精神本源和三民主义里，本来就有儒家文化的理想性和士人性，主张继承道统、天下为公等。以此为本源，吸收西方政经思想，所以三民主义特别强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中国国民党主导的民主革命，也是士人、知识分子有社会政治领导力的革命，其塑造的中华民国也是有士人气质的，依西方政治学话语转言来讲：中华民国是有贵族性精神的，其革命和国家皆是如此。用中国话来讲就是：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是人文性超越性（道统）和世俗性（民族主义）的合一，是各阶级平衡的、知识分子有领导力的国家结构和制度秩序的，是传统中国演化到现代中国的自发秩序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特别是考试权）的深意在此焉。民国的革命模式和国家模式，是从中国文明优性个性开出的现代化民主化，是精华性吸收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民主化，不是个人主义一元论或者民主一元化的，不是以自由平等民主为名的“政治挂帅”侵犯文化社会的自主性和自发秩序的，不是泛政治主义而是文化领导社会、社会领导政治的，这是中国传统理想的现代演化，也是中华民国的理想。三民主义以道统为根基，所以民族主义是首要的，依次是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中华民国文化也是以新儒家文化为首位，所以继承中国古典文明的优性个性和理想性，并且以之吸收西方文化精华，这才是中华民国立国精神的真谛。因此，中华民国立国精神与中共马列化、台独的西方左派化、自由主义西化，与这些殖民主义化的思潮和势力，是完全对立的。确切的说，如果没有前苏俄的代理人战争导致中共国窃据大陆，这些“主义”和文化殖民只能成为边缘小势力的喧嚣。因为中共国窃据大陆，才有中共的马列化统治大陆，才有极权主义完全反对民主化，然后才有借势和趁虚而起的台独的西方左派化，然后才有当代庸俗自由派的“西化”和反革命改良主义的喧哗一时，这是严重搅乱中国民主化进程和建构民主国家的目标。

正是因为有中华民国立国精神，中华民国在严酷的内乱外患的动荡中，坚持宪政民主建国，坚持文化道统，由此开出国统、法统。也为此建国目标，在内乱外患中容忍反对派，辛亥革命后宽恕满清遗留势力，北伐胜利后宽恕失败的北洋军阀。为了亚洲未来的王道和平，抗战胜利后宽恕投降的日本侵略者。因为在内乱外患并且有剧烈争议的环境下，国民党内也发生斗争和内战，但是止步于首领下野，没有生死之战，蒋介石也多次下野。这显示出民国政治的士人性以及革命的士人性的风格特征，完全不同于外来的“你死我活”的中共、俄共的革命、法国大革命等政治生态。中华民国在严重的内乱外患里（中共叛乱、抗战等），知识分子集团对于政治和社会依然有领导力，各级政府高层多由知识分子出任，所以保持住中华民国的开国立国的宪政理想，所以在大陆制宪行宪，所以在台湾解除党禁和恢复宪政民主。中华民国与西方如果比较民主化和革命模式，是毫不逊色的。而中国国民党是实现民主革命和民主化，塑造中华民国模式的中坚主力。这绝不同于台湾化的国民党。

其一，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不仅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追求宪政的结果，更是中华民国的国家理念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再到国民革命北伐统一、军政训政、抗日建国的结果。所以产生民国“四六宪法”的动力，不是流行浮论所言的美国作用，而是中华民国历史传统的结果，并且直接是抗日战争期间的 “抗战建国”的总纲领产生的结果。所谓“抗战建国”就是一边抗日、一边建国（建国特指以宪政为目标的建国），承诺战后实现宪政的总目标。这总纲领、总目标与中华民国开国的国家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清末革命党人的国家理念的延续与发展，是有社会政治领导力的清末士人和民国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理想和信念。在此深厚的基础上，国民党在内乱外患的劣境里坚持三民主义和宪政理念，并且付诸革命实践。

其二，中国国民党的上层具有传统士人和现代知识分子一体的特征。辛亥革命是革命党人主导的，国民党是革命党的直接的一体的继承者。辛亥革命也是革命新军领潮的，革命新军也称秀才兵，其骨干由秀才等中下阶儒生构成，革命党、革命新军的领导阶层其实就是中下层的士人为主的^[8]。然后中华民国开国后由士人转成现代知识分子，进入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党政军的领导阶层。在中华民国的朝野，知识分子有一定的领导力，朝野有流动和互动。国民政府时期，知识分子在朝在野的作用要比北洋政府时期大得多。北洋军阀追求的是武力和财力以及地盘的扩大，知识分子地位虽然被习惯性尊重但是在权力上是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在权力结构上最多是军阀扩大势力的助力，这是军阀政治的结构性限制。但是当代反革命的改良主义史观，却无限鼓吹北洋军阀割据的时代，贬低国民政府时代，由此积非成是，混乱人心和认知，以求达到反革命以及歪曲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政治目标。这与中共和台独的意识形态遥相呼应、相反相成。

北洋军阀时期，中央虚化，各省军阀为了与执政中央的大军阀争权争利，标榜“联邦制”的旗号以求割据之实，陈炯明就是其中一例，然后军阀相争，使得中央和地方的威权不足，统治不严，显得有较多的自由空间。这种虚浮的表相引来自由派和改革派大赞北洋军阀时期的“自由”，他们出于反革命、反中华民国的立场而利用性大褒军阀统治的“自由”，贬低统一训政的阶段，最终为他们的反革命改良主义寻求历史观的支持，利用这种意识形态化改造的伪史观，攻击中国国民党的民主革命和追求宪政的国史。他们比起中共唯物史观的“以论带史”毫不逊色，其中就有袁伟时、高全喜等这类史学外行和意识形态专家，他们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攻击和歪曲国父蒋中正、中国国民党为列宁党、“引俄入室”、“引共入室”等，攻击和歪曲国民党的统一、训政、推进宪政的民主化进程。其目的就是“拔帜易帜”，其一为了换上改良主义路线的“大王旗”，反对革命；其二还企图换上自由主义西化的国家蓝图的“大王旗”，否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中华民国。自由派等不仅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而且利欲熏心高举“大王旗”。这不是学术和思想的问题，而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利益追求的问题。

自由派学者对于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革命的攻击，笔者对于中华民国的国家模式和革命模式有正面阐述，这些阐述不是回应攻击，却足以回应所有批评（包括攻击）。这里对于“引共入室”、“引俄入室”的批评或者攻击，以及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的问题，作一回应。丁毅从俄共解密档案汇编入手，综合了当其时俄共对于国父孙文的分析和判断以及国际学术界研究，然后援引中国学人以及历史亲历者回忆等，认定中共所谓“新三民主义”纯属子虚乌有，三民主义包括民生主义完全对立于共产主义、共产党国家模式的 ^[9]。其实，民生主义就是经济生活以民本为目的，这是总纲。所以在 1924 年 1 月的《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演讲中孙文讲：“‘民生’二字，实已包括一切经济主义”。至于经济法则、社会经济模式，国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政治革命家，所以极少谈及，只笼统谈到了针对当时问题的的经济政策设想。他在《民生主义》演讲第二讲说：“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定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平均地权，第二个是节制资本”。因为以民本为目的，所以他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着重讲明反对阶级革命。当时较弱的中国国民党为了打倒军阀割据和实现宪政建国，就必须实行中国统一。这就无法离开苏俄军事和财力的援助。所以国父作为革命家实行谋略性的说法，其《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演讲说：“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所谓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1924 年 8 月 3 日，孙文讲《民生主义》第一讲，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之后又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是话术，谋略性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装进民生主义的“包裹”里，以民生主义“呑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谋略也符合当时国民党力量大、中共力量小的政治博弈，也策略性应付苏俄的政治需求。从以后的历史演变看，中国国民党主张的民生主义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并且与之完全对立。后来在台湾，国民党主张的民生主义就是排除权贵经济和特权大资本的自由经济，完全不是日本韩国的国家扶持的大资本大产业的经济模式，而是以资本自发性发展为主，国家引导为辅，重视民生，当代“厚积薄发”比日韩模式更有优越性，其绩效有世界占优的晶片产业、台积电等。这就是民生主义的表现。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一直处于内乱外患之中，其经济不成型，直到退至台湾没有战争有了长期的安定，民生主义经济模式才成型，但是因为岛小经济规模有限以及西方左派化的侵蚀，所以台湾的民生主义经济模式还不算成熟，这有待中华民国大陆光复后形成成熟和完善的民生主义经济模式。民生主义是未来大中国的经济模式的基本原则，从国父讲起，先后经过大陆和台湾的发展和充实，其重要内涵就是：排除权贵经济和特权大资本的自由经济。“特权大资本”即：国家支持和促成大资本、大产业。特权大资本不仅日韩有，而且中共国更多，如华为、阿里巴巴等。民生主义模式就是以资本和产业的自发性发展为主，国家引导和支持为辅，重视民生福利，但是反对消费主义的福利国家，不以福利国家妨碍资本和产业的自发性发展，反对政治权力妨碍市场和经济法则，例如反对特殊保护、去除劳资和性别等政治性法则侵犯经济法则的自发性，排除资本主义和泛政治主义侵犯文化社会的自主性。总而言之，就是要排除西方左派化，要左派，不要左派化和西化，也不要右派化和西化，要中庸化、时中化，不要左派右派的一元化；要中国之道，不要西化。

再回顾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史。尽管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处于严重的内乱外患之中，但是国民革命北伐统一后的训政期，宪政建国的自由民主的实践一直在前行中，这是中国国民党和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推动的，其成果丰硕。在1936年国民党主导国民政府起草和颁布宪法草案准备行宪，国民党籍学者吴经熊等主导起草了宪草，此宪草的人权保障条款在世界上是一流的。虽然经历日本入侵的摧残，但是在战火中国府力主“抗战建国”的纲领，坚持宪政民主的目标，战后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其人权保障条款与1936年宪草实质上相同，后来在台湾行宪中从未增修，是台湾人权保障体系的基础。但是五权宪法在大陆因为内忧外患没有条件落实，在台湾因为西方左派化的台独的干扰，没法后续落实和完善。最终形成“半调子”的五权宪法，特别是“考试权”、“监察权”，离中华民国开国立国的要求、国父的期待、三民主义的义理基础有相当大的距离。然后总统制在台湾的实践中问题很大。总统制在理论上不仅不如议会制，而且也不符合民国之初的议会制理想，也不合乎国民革命的虚位元首制传统（如林森为政府主席、蒋介石为执政）。张君劢不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但是作为清末立宪派的余绪，擅长在国共和第三势力中“长袖善舞”，其起草的宪法以模仿西方见长，徒有“新儒家”之名，但是其学其行不乏昔日改良派的“机巧折衷”的特征。如此，张君劢必然拙于从国情需要和中华民国理想起草宪法，这使得宪法没有了历史性和前瞻性的综和，徒有西方中心论的高调想像和严重不适合国情，涣散了政治力量和民心，并且反向为中共“第二条战线”打开方便之门。几十年后宪法的缺陷，使得五权宪法在台湾化和西方左派化的冲击下变得面目全非，国家被拖入低质民主、低质文化的状态。

那么，自由派攻击国父、中国国民党的“引俄入室”、“引共入室”是否成立呢？我们首先回顾历史事实和演变的逻辑。北洋时期军阀割据，军阀都有各自的外强支持的背景。同时，苏俄处于被西方国家围堵和被东方日本的两面夹击之下，一旦发生战争苏俄必危。因此苏俄的国家战略在西进无望之下，只能往东“突围”，如此中国成为苏俄“突围”赢得其国家安全的突破口和缓冲日本威胁之地。苏俄如何做呢？当然是扶持一个能统一中国与日本抗衡的势力，或者使中国成为缓冲日本军事威胁的缓冲国。于是苏俄大力扶植中共，并且先支持有望统一中国的吴佩孚，吴氏借结交苏俄以刺激英美重视和支持，如此苏俄拉拢吴氏失败。这才轮到拉拢中国国民党。孙文和国民党也是利用苏联之援助，以图统一中国，摆脱外强干涉的境地，然后求发展壮大和民主建国、实现宪政。所以为此目的，孙文强调三民主义是继承道统而来的，与苏联共产主义是不同的。孙文和国民党这一战略近乎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利用苏援统一国家，然后驱逐共产党势力。国民党这战略虽然经历曲折，但是基本由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完成整个战略。可以合理假设如果没有实行这一近乎凯末尔革命的“国民革命”战略，就不可能有力量统一外强支持的军阀割据化和中央空壳化的中国，未来日本入侵中国，将会是搅动军阀混战，扶持一个，各个击破，收买分化，中国将无力也无法抵抗日本“蚕食”整个国家，那将是更为悲剧的沦为日本殖民地的灾难性结果。可以说如果没有国民革命统一中国的战略，就没有坚持八年的抗日战争以及最终胜利，就没有1946年宪法成果，就没有中华民国以及后来台湾的成就，就没有现代中华文化。但是中共国的改良主义势力却一再攻击抹黑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其目的是：反革命和编造改良主义的史观，支持当代中共国的改良主义，抵制和分化民主化力量的革命思想，打击当代大陆的民国力量。甚至有人把苏联全力援助中共打天下，造成中共国，说成是国民党“联俄容共”导致 “引狼入室”的后果，把有士人气质的革命党的国民党污蔑为“列宁党”。幸亏历史没有如这些出身共产党的自由派改革派（如袁伟时等）的愿望，中国有国民革命，有1946年民主宪法和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这才有了未来中国民主化的继往开来的根基。

其三，“天下为公、民本、选贤与能”是以道统为根基，这一切近似自然法在西方的地位。天人合一是道统的根本内涵，有宗教性信仰一面，是天道与人世相通，天道以个体良知显现，这就必然要求圣贤政治，圣贤政治是天道使然，不仅是人世理想而已。所以“天下为公、民本、选贤与能”不仅是世俗政治理想，而且有人文性超越性宗教性的根基。追本溯源，孔子讲“践仁知天”，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孔孟之道使周代宗教性信仰转进为人文性和内在超越性的合一，并且与宗教性互动。孔子之道是古典文化的决定性转进和升华，后世儒教儒家的发展演变依此而来，天人合一，以礼代宗教的外在形态，这样使儒家主导的中华文化演变成人文教的文化，中国文明演进成仁礼一体的文明，不是外在宗教的，完全不同于耶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明，没有神权政治、宗教社会，没有西方现代化首要的政教分离的问题，到了当代不会产生出一元论文化、西方式的世俗宗教。所以中华民国的现代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不同的。民国的开国立国的天下为公、民本、选贤与能等国家理念和制度追求，因为不仅有世俗政治的基础，而且是人文性超越性宗教性的。所以被士人和民国知识分子尊奉和坚守，再通过三民主义的加强，成为中华民国的立国理念、中国国民党的立党理念，成为民族认同、社会文化的共识和信念。上述一切，也从根基上体现了传统中国到中华民国（现代中国）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自然演化的。因此在这深厚坚韧的基础上，宪政始终是建国目标，中华民国无论在怎样严重的内乱外患中，坚持宪政建国的实践。

革命起于晚清最后缔造了中华民国。所以要回顾一下晚清。晚清西方文化东渐，中国的“天下为公”、“民本”等古典理念吸取西方政治精华，转出中西融合的立宪民主思想，使立宪改良兴起；转进成“天下为公”的三民主义，使共和宪政思想兴起，使革命兴起。也就是说，在传统思想和信仰的基础上，清末的士人普遍接受立宪、共和的政治变革，渐弃帝制，革命思潮大兴，“秀才兵”的南方新军起义一起，清朝就分崩离析。然后，一旦有复辟也是很快垮台的（如袁世凯、张勋）。然后，国家陷于严重的内乱外患（军阀割据、中共叛乱、日本入侵），中国国民党依然坚持民主建国，并且有步骤推进和实施，最终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实行宪政。中华民国的民主化是执政党（国民党）和政府在内乱外患中主导的，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这历史事实的基本架构，是无论如何动摇不了的。从思想实践来观察，天下为公、民本、选贤与能有宗教性信仰一面，相当于自然法在西方的地位作用。但是中国这种宗教性信仰没有宗教的护持（如教会、教义等），“以礼代宗教”使得中国儒家儒教没有宗教形态，不可能形成宗教神权政治、宗教神权社会，如果出现例外，也会被士人领导的社会政治力量消除，例如太平天国是受耶教影响产生的神权政治、神权社会，清朝镇压不了，曾国藩等士人集团领导社会力量镇压了这场宗教组织的叛乱。可以说，士人领导社会政治保障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或者说儒家使士人集团，排除了宗教神权化的社会与政治的出现，杜绝了宗教统治中国的可能性。

当代思想界一些人物如刘军宁等、蒋庆等、刘小枫等，他们出身于反传统的中共国文教体系，对传统理解程度不一，但是深度和高度都是有限的，但是他们看到了这传统中国的宗教性信仰一面，同时又难以看懂人文性超越性的主导的一面，这种对于中国传统的“半生不熟”的理解接受和“西方中心论”的时代背景，使得他们以耶教和西学思路以及片面的历史经验来寻求中国前途，其中有刘军宁的基督教自由主义。此外，蒋庆通过追求耶教化的儒教（所谓“回到康有为”），塑造以神学为根的“政治儒学”、“保守主义”（受英国柏克启发的），因此反民主、卖力反民国新儒家。刘小枫则鼓吹文化基督教并且宣扬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刘小枫与蒋庆和刘军宁等都是互相影响的。他们皆是选择了宗教化，企图异化中国文明，企图贬低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和成就，他们也都是中共国的反革命改良主义的认同者、同路人。这是刘军宁等、蒋庆等、刘小枫等的共同点，他们与旧中国传统和现代中国（中华民国）的文化，都是异质的、对立的，而且在中共国走错误的改良主义路线目标。刘军宁等、蒋庆等，是先天不足、却勇而不智，而刘小枫等是不仁不智，学识单薄，但是有时又利令智昏，如毛泽东“国父”说等。

回到祖辈的民主中国、文化中国的“精神之家”，都是寻回自已的根，这是中国民主化的必然趋势，民主中国和文化中国的主体就是中华民国。胡平先生的父亲是中华民国的认同者和殉难者，殉的是民主中国和文化中国之难。或许，胡平先生不仅应该为中国民主化而奋斗，而且应该“回家”了，回到父辈的民主中国和文化中国的 “精神之家”。胡平应该不仅仅是“还政权于民”的民主追求者，而且应该是光大“还国于民”的光复者之一。当代中国大陆和台湾，“还国于民”才能对于中共国和专制主义彻底斩草除根，使得马列化极权主义的大陆和西方左派化的台湾，还归中华民国的现代中华文明，还归中华文化的正统主位。只有在此根基上的民主化，才能走向优质化的自由民主，并且能够结束中共国消亡后的严重的“后遗症”，能够结束危险的中美冷战。而中共国的遗留只会使自由民主低质化甚至劣质化，更不能结束危险的中美冷战，这样只能使民主化后的中国处于危险之中。“还国于民”、光复中华民国才是中国唯一正确的国家出路、国际出路。

[3] 清末废科举，读书人另谋出路。家庭环境好的出国留学（日本最多），其次就地投考学校，多数没有钱的就投入新军当兵。新军招收读书人成为风气。（《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页3、48、68，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例如：一九0五年新军在黄陂募兵。”那次募兵结果，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廪生，二十四个秀才。马队第十一标是这样，陆军第八镇和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步、马、炮、工、辎五种部队，都有不少的读书分子入伍。”（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录》，《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页68，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究清末新军政策，其《新军制方案》中规定，正兵粗通文字者应占全营总数的五分之一。鼓励有文化的人入伍当兵。凡征募为兵者”准免差徭三十亩，无差徭省份则准照生监例具报优免，兵丁家属遇有涉讼案件，准其照生监一律遣抱。”“从此凡为兵勇者，俨然又列士流”一些地方在执行上述规定时又有加码。张之洞在编练新军时，奏请朝廷给军人更多优待，”头等弁目队长退伍时授给武举人资格，每年20名；头等正兵及二等弁目授给武生资格，不限名额。”江苏省更规定；士兵”退伍后，可取得小学教员资格，有志者可入陆军学堂深造。一无所长者亦可给予顶戴，地方官长以绅衿看待。”（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第167、16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然袁世凯希望新军成为其派系，故北洋新军少有知识分子，军官也大多出身北洋学堂。故北洋新军没能成为革命力量。张之洞为了建立御侮自强卫国之师，在编练新军时重视招收知识分子。因此，南方新军成为革命主力。（同书琴：《袁世凯、张之洞与北洋、湖北新军异化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5年第58卷第5期）

[8] 清末废科举，读书人另谋出路。家庭环境好的出国留学（日本最多），其次就地投考学校，多数没有钱的就投入新军当兵。新军招收读书人成为风气。（《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页3、48、68，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例如：一九0五年新军在黄陂募兵。”那次募兵结果，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廪生，二十四个秀才。马队第十一标是这样，陆军第八镇和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步、马、炮、工、辎五种部队，都有不少的读书分子入伍。”（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录》，《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页68，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究清末新军政策，其《新军制方案》中规定，正兵粗通文字者应占全营总数的五分之一。鼓励有文化的人入伍当兵。凡征募为兵者”准免差徭三十亩，无差徭省份则准照生监例具报优免，兵丁家属遇有涉讼案件，准其照生监一律遣抱。”“从此凡为兵勇者，俨然又列士流”一些地方在执行上述规定时又有加码。张之洞在编练新军时，奏请朝廷给军人更多优待，”头等弁目队长退伍时授给武举人资格，每年20名；头等正兵及二等弁目授给武生资格，不限名额。”江苏省更规定；士兵”退伍后，可取得小学教员资格，有志者可入陆军学堂深造。一无所长者亦可给予顶戴，地方官长以绅衿看待。”（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第167、16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然袁世凯希望新军成为其派系，故北洋新军少有知识分子，军官也大多出身北洋学堂。故北洋新军没能成为革命力量。张之洞为了建立御侮自强卫国之师，在编练新军时重视招收知识分子。因此，南方新军成为革命主力。（同书琴：《袁世凯、张之洞与北洋、湖北新军异化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5年第58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