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过时了吗？

王苡儒

如果今天跟一个20岁的年轻人说：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他第一个反应可能不是：哇！这套思想好先进喔！而是这不是一百年前的东西吗？

孙中山先生在1925年就过世了，他提出三民主义的时候，没有网路、没有AI、没有社群媒体、没有同性婚姻、也没有今天这种全球金融市场，更没有台积电、演算法、数位监控、少子化、高房价这些21世纪的问题。

所以很自然就会有人问：三民主义是不是早就过时了？甚至很多台湾人今天一听到「三民主义」四个字，想到的不是政治哲学。而是以前要背的课本、考试、标语、国父遗教、党国时代的政治教育。所以今天我不想跟大家说：因为这是国父孙中山先生说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怀疑。我也不想直接说：「都一百年前了，当然全部丢掉，我反而想做一件更简单的事情。」

把三民主义重新拿出来考一次！你没听错！我们今天就问三个问题。

第一：它当年想解决的问题，今天还存在吗？

第二：它提出的核心价值，放到今天还站得住吗？

第三：它一百年前提出的具体制度跟政策，今天还能不能直接照搬？

这三个问题，答案可能完全不一样。而我觉得只有把它们分开，我们才真的有办法回答：三民主义到底过时了没有？

思想过时跟政策过时？

我们今天谈政治思想，常常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只要一套思想很老，就会有人说：「过时了。」可是如果照这个标准，自由主义也几百年了。洛克是17世纪的人、孟德斯鸠是18世纪的人、民主思想甚至可以一路追到古希腊。那我们会因为这些东西太老了就宣布：「人权过时了？权力分立过时了？人民主权过时了？」当然不会！

所以真正判断一套思想有没有过时，不能只看它几岁。而要看它今天还能不能解释问题？它的价值能不能，接受现代知识的检验？它的制度需不需要更新？所以我觉得今天第一句最重要的话就是：思想可以没有过时，但答案可以需要更新。一套思想如果永远不能修改，那它就不再是思想。它开始变成教条。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国父孙中山先生自己都没有把三民主义当成完成品。这件事情非常值得讲！ 1924年，他在广州重新讲述三民主义。今天我们最常看到的《三民主义》文本，很大一部分，就是根据这些演讲整理出来的。

可是国父孙中山先生自己在1924年3月30日写的自序里，就非常坦白地承认，原本很多稿件在陈炯明事件中被毁。这次重新演讲的时候，准备时间也不充足，有些地方遗漏很多，条理跟史实印证，也不如原来的稿子完整。所以他最后希望读者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匡补阙遗，更正条理。 」也就是把不足的地方补起来，把不够好的地方修正。

国父自己并没有把1924年的演讲，说成一部从此不能再碰的政治圣经。所以我觉得这里就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孙中山1924年说的每一句话，一百年后都不能改。」那这个态度，反而可能比孙中山本人还要保守。因为他自己都知道政治思想是需要补充、修改、重新整理的。所以今天如果真的要谈三民主义，最好的方法绝对不是背。而是重新读。

如果我们把历史术语全部拿掉，三民主义其实就在问三个问题。什么是民族主义？什么是民权主义？什么是民生主义？如果全部用最白话的方式讲，其实就是三个问题。

民族主义问的是：这个国家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主人？有没有外国可以替你决定命运？这个政治共同体到底由谁构成？

民权主义问的是：这个国家到底由谁作主？是皇帝？政党？军队？还是人民？

民生主义问的是：国家建立以后，人民到底过得怎么样？经济发展最后服务谁？土地、资本、财富怎么分配？

如果把所有历史语言拿掉，它其实就是在问：国家自主、人民主权、社会经济。所以真正有意思的是：一百年以后，这三个问题到底消失了吗？

民族、民权过时了吗？

我觉得三民主义里面，今天最容易让人有戒心的，就是民族主义了。

因为20世纪已经告诉我们：「民族主义如果走到极端，真的可以变成很危险的东西。」排外、种族主义、民族优越、侵略，甚至把不同族群的人排除在国家之外。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把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解释成：某一种血统比别人高贵、某一个族群可以永远统治其他人。或者只要跟我们不一样，就是敌人。

那我会说这样的民族主义，当然必须接受现代人权观念的批判。可是问题是孙中山后期的民族主义，也不能只用早期「驱除鞑虏」四个字理解。到了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民族主义被明确解释成两个方向：第一，中国民族要在国际上取得自由与独立。第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这跟辛亥革命初期的语言，其实已经有很大差别。所以真正需要问的不是「民族主义」今天听起来老不老。而是民族主义真正要保留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今天把它重新翻成现代语言，可能比较接近：国家自主、国民共同体、各族平等、反对外来支配。其实这些问题今天还在。

哪一个国家不在乎自己的主权？哪一个民主国家会接受外国可以替你决定谁当总统？所以民族自主本身，并没有因为21世纪就消失。但是它必须多接受一层现代检验：国家自主不能变成族群压迫。国家可以有共同政治认同，但不能用血统决定谁比较有资格作为国民。

所以如果要把民族主义现代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真正的现代民族，不是谁的血比较纯，而是谁共同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

接下来是民权，我觉得这一部分反而很有意思。因为你把一百年前的术语拿掉，很多东西其实非常熟悉。孙中山主张人民，应该拥有四种直接民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他甚至把这四种权利，视为人民直接控制政治的重要工具。

大家想一下。选举过时了吗？罢免过时了吗？公民提案过时了吗？公民投票过时了吗？至少在今天世界很多民主制度里，这些仍然是非常现代的政治议题。甚至现行中华民国宪法第二条，仍然写得非常直接：「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而第一条则明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

所以如果三民主义的民权，只是在说「人民应该是国家的主人」，那这个观念当然没有因为，一百年过去就突然过期。问题真正出在具体怎么做。民权的目标可能没有过时，不代表所有制度设计都不能改。这里就必须开始批判，因为如果我们只讲「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很容易把三民主义讲得太漂亮。孙中山还提出五权宪法。

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再加上考试跟监察。那今天就可以问：「考试权一定要独立成一整个院吗？监察功能一定要用，原始五权架构执行吗？现代国会监督、独立机关、司法审查，跟一百年前的设计，要怎么重新搭配呢？」这些完全可以讨论！甚至应该讨论。

因为民主制度真正重要的是功能有没有做到。而不是五个院的数字一定不能动。同样地，孙中山1924年的《建国大纲》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在他的设计里，革命成功以后，不能立即全面进入宪政，而是先由革命政府，在「训政」阶段协助、教育人民学习自治与四权，最后再进入宪政。这个想法放在当时，军阀割据、识字率有限、国家能力薄弱的中国，可以理解它为什么出现。但是如果放到21世纪，问题就很大了。

因为谁有资格宣布，人民「还没有准备好」？又由谁决定「你现在可以民主了？」如果答案是执政党自己，那么训政就可能从过渡制度，变成永远延长自己统治的理由。所以民权主义真正需要区分两件事情。

第一：人民主权这个目标。

第二：孙中山当年提出的，每一种过渡工具。

前者今天仍然可以讨论。后者则必须接受现代民主、人权与宪政标准的重新检验。

最容易被认为过时的主义

接着讲民生。我觉得这是三民主义里最有趣的一部分。因为很多人一听民生主义。感觉就很像历史课本。但是把这四个字拿掉，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每天在谈什么：房价、土地、贫富差距、财富集中、大型企业垄断、薪资、劳动权益、社会福利、退休制度、青年居住。

这些问题很新吗？其实孙中山一百年前就在处理类似问题。他的民生主义最有名的两个政策方向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尤其是土地，国父非常在意一件事情，如果一块土地原本没那么值钱，但是政府修了一条铁路，旁边人口增加，城市繁荣，最后土地价格暴涨，请问这个增加的价值，真的全部都是地主自己创造的吗？

所以他的平均地权设计里，后来形成规定地价、照价征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等思路。相关研究也把这些列为孙中山平均地权的重要工具，大家有没有发现？他问的那个问题其实很现代。今天一条捷运盖好，旁边房价涨50%，这是房东突然努力50%吗？当然不是！很多增值来自公共建设、人口聚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那这些价值到底应该全部私人取得？部分回到社会？这不是1924才有的问题，今天一样吵。

这里一样要踩煞车。不能因为孙中山当年讲过平均地权。就觉得一百年前，每一个土地政策，今天拿出来照做就可以解决，台湾地区或大陆地区的高房价，今天的经济比1924复杂太多了。房贷、证券化、金融市场、跨国资本、不动产投资、都市计画、科技产业、国际资金流动。整套制度都不一样。所以真正可能有价值的，不是1924年的政策原封不动。而是当年的问题意识。也就是土地增值，有多少是私人创造？有多少来自社会？经济发展最后应该怎么分享？我想这个问题没有过时。

那「节制资本」是不是反资本主义？这里也很容易被误解。很多人一听节制资本就以为：「孙中山是不是要消灭资本家？」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孙中山一方面主张节制私人资本。另一方面又非常强调铁路、港口、工业、交通、大型基础建设。也就是国家本身，必须大力发展生产能力。所以民生主义真正想处理的问题，比较接近如何让资本创造繁荣，但又不让资本最后控制整个社会。

这个问题今天成不成熟？非常成熟。今天很多国家都在谈反垄断、累进税、社会福利、公共医疗、大型科技平台监管、最低工资、土地税。这些当然不能直接说「这些全部都是民生主义」。不是！它们来自非常多不同思想传统。但是它们在处理的确实是类似问题：「市场可以创造财富，但市场产生的结果，要不要受到公共制度调整？ 」

所以民生主义最大的价值，可能不在于它一百年前，已经发明了所有现代社会政策。而是在于它没有把「国家富强」跟「人民过得好」当成完全相同的事情。一个国家GDP很高，不代表每个人都过得好，这个差别今天一样存在。

反方会提出非常合理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三民主义这样翻译：「民族主义等于国家自主、民权主义等于民主、民生主义等于社会公平。」那问题来了！这些事情自由民主世界早就在讲了，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三民主义」呢？

这个问题一定要正面回答，而且我觉得这个批评是合理的。因为三民主义里面很多观念，本来就不是孙中山先生凭空从脑袋里创造出来。他大量阅读、吸收欧美政治思想、民族国家理论、民主制度、社会主义、美国政治制度、欧洲社会问题，然后把这些东西重新组合，放进近代中国的问题里。所以三民主义的独特性，不一定是全世界只有孙中山，想到民族、民主、社会公平。显然不是！

它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孙中山试图，把三个近代中国最巨大的问题，放进同一套政治方案里。第一：中国能不能成为，真正独立的现代国家？第二：这个国家最后能不能属于人民？第三：国家建立以后，能不能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也就是国家建构、民主政治、社会经济。他试图同时这些回答，这才比较接近三民主义真正的历史位置。

而且三民主义，有一个非常大的包袱！那就是它后来被变成官方教条了，这一点我觉得一定要承认。今天很多台湾人对三民主义没有兴趣，不是因为真的读过以后反对，而是小时候听太多了。因为在中华民国威权统治时期，三民主义后来不只是政治思想，也是官方教育、考试内容、政治口号、政权正当性的语言。所以三民主义逐渐出现，一个非常吊诡的状况：「本来是一套政治思想，后来变成不能质疑的政治答案。 」

但是一套思想如果只能靠：政府规定你一定要相信，那它其实就已经失去思想最重要的东西了。失去什么呢？那就是辩论。真正的政治思想应该可以同意、反对、修改、重新解释。如果只能背诵，它就不再是一套活的思想，它会变成仪式。所以我反而觉得三民主义，如果今天还有重新讨论的价值，恰恰必须先把它从官方教条里面解放出来。

你可以批判孙中山、可以不同意五权宪法、可以反对训政、可以修改民生政策。甚至可以说某一部分今天根本不适用，这才叫真正讨论！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历史上三民主义，当然跟中国国民党高度绑定。这没有什么好否认，但另一方面，现行《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直到今天仍然写着：「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第二条则写：「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宪法第五条还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

所以三民主义至少在中华民国的宪政史上，已经不只是某个政党内部的一句口号。可是反过来也要说今天研究三民主义，不等于一定要支持中国国民党。就像研究马克思不代表你一定加入共产党，研究自由主义也不代表加入某一个叫「自由党」的政党。思想跟政党可以有历史关系，但不应该永远绑死，不然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研究政治思想。

所以讲到这里，我觉得真正最值得重新思考的一件事情出现了。三民主义最大的问题，也许不是它一百岁了，而是有人曾经把它想成，一百年后也必须一字不改。但孙中山本人都希望后来的人补充、修正、整理，那我们今天真正继承一套思想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是把1924年的话全部背下来？还是用2026年的知识重新回答1924年的问题？我觉得后者比较有意义，因为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

如果今天重新写三民主义？

如果今天还想谈民族主义，你不能只回答列强侵略。你还要回答全球化、移民、多元文化、资讯战、跨国企业、国家认同、少数族群权利、怎么让国家有共同体，又不走向排外民族主义？

如果今天谈民权，也不能只讲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还要问数位监控怎么限制？ AI政府怎么监督？社群平台掌握舆论怎么办？司法如何真正独立？少数人的权利，会不会被多数票压掉？地方自治怎么设计？军队怎么真正国家化？政党轮替如何，不造成国家机器崩溃？

如果今天谈民生，更不能只讲土地。还要处理高房价、少子化、退休制度、AI取代工作、平台经济、大型科技企业、医疗、长照、气候变迁、世代不平等。所以我会说：如果一套思想，只能回答1924年的问题，那它当然过时。但是如果它还能逼我们，重新回答2026年的问题，它至少还具有讨论价值。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正式回答。三民主义过时了吗？如果你说1924年的所有语言、政策跟制度设计，一百年后都应该原封不动照搬，那我觉得这种想法很难成立。一些民族主义语言，会需要我们重新理解，五权宪法的具体组织方式也可以重新检讨，军政、训政、宪政的过渡模式，放到今天尤其应该接受民主，还有人权标准的严格检验。平均地权跟节制资本的具体政策工具，也不可能完全不考虑一百年来，经济制度上的巨大变化。

但是如果我们问的是：「一个国家如何保持自主？政治权力怎么真正属于人民？经济发展怎么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只让少数人得到利益？ 」那这三个问题，今天显然都还存在。所以真正应该区分的是三民主义留下来的问题意识，跟一百年前提出的政策答案。前者未必过时。后者当然可以、也应该随时代重新检验。

我觉得三民主义今天，真正面对最大的危机，不是年轻人不会背！其实正好相反！一套思想真正死亡的时候，不是没有人背它，而是只剩下背它。如果三民主义最后，只能存在在纪念馆、铜像、历史课本、政治标语，那它真的就只剩下历史文物。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用它来问「这个国家是不是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不是人民可以选、可以监督、可以更换？国家的繁荣最后到底服务谁？ 」那它至少仍然是一套，可以拿来讨论的政治思想。

孙中山生活的中国，面对的是帝国主义、帝制、军阀、贫穷、国家分裂，我们今天的世界完全不同了。所以真正继承孙中山，不应该是假装世界从1924年以后就停止了，而是敢用今天的知识，重新回答他当年留下的三个问题「民族如何真正自主？人民如何真正作主？繁荣如何真正成为人民的生活？ 」如果这三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那么三民主义至少还没有失去被重新讨论的理由。

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只是因为「国父说过」。所以不准修改、不准怀疑、不准批判。那我反而觉得，那才真正背离了共和政治本身，因为共和的精神，从来不是服从一个，永远不能被质问的答案。而是每一代人民都有权，重新思考自己的国家，到底应该怎么走。

所以三民主义过时了吗？我会说三民主义里面，有属于20世纪初的制度答案。这些当然可以过时，但是它真正留下的三个问题：「国家自主、人民主权、社会公平。」并没有因为一百多年过去就全部消失。真正需要做的不是把三民主义供起来，也不是把它整本丢掉，而是把它重新打开，能留下的留下、该修改的修改、该淘汰的淘汰，该重新发展的重新发展。

因为真正有生命的政治思想，从来不是靠背诵活着。而是靠一代又一代的人重新回答问题。国民革命的政治志事，虽千磨百折但绝不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