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话民国
子规
民国：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我从老家那些在民国时代生活过的长辈那里，几乎不曾听到他们对民国有什么怀念的，更不曾听到他们对国民党有什么赞美的。我从民国时代作家的作品中，也同样看不到对这个时代的赞美。这些作品的色调大都是灰暗、沉郁的，我们可以从中读出那是一个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不断，同时不断地遭到外敌入侵的危机四伏、水深火热的时代，一个政治未能走上轨道，统治集团以及土豪劣绅对百姓进行巧取豪夺，经济十分凋敝，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怎么也读不出那是一个值得赞美和怀念的时代，社会上那些“民国粉”所想象出来的“民国范儿”实在不知道从何而来。
当然，有人会说这些作品都是我们阵营的作家所写的，他们为了革命的需要，必须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出发，从而对民国时代的叙事就变得不那么客观了。但不仅我们阵营的作家是这么写的，那些走中间道路的自由派作家也是这么写的。像沈从文，他是不受我们阵营待见的，但在他的笔下，既表现出了湘西乡下社会的恬静和温情，也暴露出了那个时代的腐朽和没落。就是胡适这样长期追随国民党政权的文人，对这个政权也是有很多不满的，有时甚至闹到与这个政权关系十分紧张的地步；同时，他对当时的社会也是有很多批评的，曾经提出“五鬼闹中华”之说,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鬼”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敌人。
可以说，真正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几乎都没有说它好的，说好的倒是后来一些晚生后辈。他们并未亲身经历过这个时代，又不肯去全面深入了解这个时代，而是更多凭借自己的想象，虚构出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民国时代。他们因为对现实有诸多的不满，从而就进行逆向思维，就认为以前那个时代有多好，从而怀念起那个时代。这对历史是一种歪曲，对现实也是不利的——我们要更好地改变现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正确地认识历史，从而才能得出对现实有益的启示。
前人的记忆我们当然需要认真听取，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我们不相信他们还相信谁呢。因此，我为了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就很喜欢听那些老人讲古。现在他们都已经陆续离开了人世，我再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就尽量把以前听过的记录下来，写进自己的作品，作为一种记忆保留下去，从而可以给后人一些启示。同时，我还经常阅读民国时代的文学作品，今年又集中精力读了许多。文学作品是作家的心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镜子，我们总是可以从中认识时代和社会的。
然而，这些亲历者的记性是否就一定正确呢？也不尽然。“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由于利益和情感因素的羁绊，有时亲历者也看不清事情的真相，反而旁观者的看法更为客观。对于当下社会，我们无疑也是亲历者，但就能保证我们的认识都是正确的？就能保证我们的评价都是客观的？
要全面深入地认识一个时代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必须听取多方面的意见，进行多方求证，多方比较，然后再进行综合判断，独立思考，才能得出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即使是亲历者，他们的认识也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而所有的经历都只是时代的一个局部，同时这种认识还要受到利益、观念以及情感因素的左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像对于一座山一样，对于一个时代也总会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评价，很难会有定论，历史是需要不同的人来书写的，也是需要不断地重写的。
《上学记》为认识民国提供了一个视角
何兆武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翻译家，出生于1921年，前年才离世，整整活了一百岁。他生前写过一部书叫《上学记》，回忆自己1949年前在民国时代的人生经历。这时期除了童年以及毕业后的几年，他基本上都处于学生时代。他以一种平静、豁达的心情，娓娓讲述起自己的成长历程、心路历程，以及自己成长的环境、接触过的师友等等。通过他的口述，我们虽然不曾经历过那个时代，但那个时代已经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眼前。那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却也是一个自由散漫的时代；那是一个物质贫乏的时代，却也是一个精神富足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学生可以读到各种书籍，可以发展各种兴趣，作者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先后换了4个专业，最后由于发生了世界大战，感到需要去认识历史，从历史那里寻找现实的答案，于是就选择了历史专业，并终生以此为业。在这种自由散漫的环境中，学生得到了更好成长，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发展。在这种自由散漫的环境中，还会激发起学生追求真理的热情，以及一种对国家和社会的使命感，在自由散漫的氛围中，又都在自觉、刻苦地读书治学。
此书甫一上市，就受到了许多读者的追捧，成为一本畅销书。一个学者的回忆录能够成为畅销书，这也是不多见的。除了因为书本身写得好之外，还因为它写到了那个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的民国时代，写出了那个时代的自由与散漫，使人们十分向往起来。在读者的评论中，肯定和赞赏的居多，但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央视曾经做过一期节目，请何老先生与几个北大学生进行现场交流。一个学生在对此书予以肯定和赞赏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问道，民国有您所说的这么好吗？它除了有美好的一面，还有没有黑暗的一面？您有没有在书中隐瞒了什么？问题问得够直率的，会让人下不来台，但他很平静地拿起话筒，不假思索地答道，不是有意的隐瞒，人的认识都是有局限性的，我只是根据自己所看到的写下来。
何老先生是颇有涵养的，我们即使不同意他在书中的观点，也要为这种坦荡的态度点个赞。他并不否认自己的认识也是有局限性的，只是说出自己对民国时代的认识和理解，未必就是客观和全面的。民国时代是一个复杂的存在，是永远都认识不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认识，他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罢了。
在以前的官方宣传中，民国时代通常被形容为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这种认识固然是不客观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来个180度的转弯，像“民国粉”那样认为民国时代有多好，多让人怀念。那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时期，皇权专制的社会已经解体，人们开始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大胆地追求现代的价值，社会上也开始建立起大学、新闻和出版等领域的现代制度，开始产生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取得了很大发展。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那个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动荡不已的时代，很难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所以我们也不必把它看得过于理想化，文化和教育领域的长足发展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需要经济上的繁荣。
同时，虽然已是民国时代了，传统的因袭和负担仍然很重，专制力量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统治集团固然也有趋新的一面，但更有守旧的一面，对于文化和教育领域的现代制度的成长很多时候并非不想压制，而是无力压制。在这一时期，没有哪个统治集团可以有效地控制整个社会，从而为这些制度的成长提供了一定空间。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也是与当时云南的实力人物龙云的保护分不开的，使国民党政权很难插手进来。
民国时代虽然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取得很大的成就，但这种成就更多停留于少数的知识分子阶层，绝大部分国民仍然是文盲。当时我们福建也有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固然也培养出了众多优异人才，包括不少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但从1915年创办到1951年停办，近40年的时间总共才毕业了一千三百多个学生，平均一年40个不到。我看到这个数据之后感到有些难以置信，但事实摆在那里又不得不信。人们可以说那时代的大学都是精英教育，更看重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但对于一个社会，大学教育的数量也是很重要的。
这样一个时代，固然也存在着一些亮色，有一些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但切不可过度地拔高和美化。
民国并未走进历史
1911年1月1日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民国时代的开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民国时代的结束，它只存在短短的38年时间，却成为一个后人说不尽、道不明的话题。民国又以1927年为界，分为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在北洋政府时期，有着议会制和各种政党，有着司法独立，有着新闻自由，有着独立的大学和书局，社会具有很大的自治空间，总之一个民主国家该有的它都已经初具雏形了，社会正在缓慢地转型着。进入国民政府时期以后，国民党当局实行“一个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对社会各方面都加强了控制，但又没有完全控制死，以上这些框架仍然存在着，社会继续在缓慢地转型着。
在舆论方面，虽然国民党当局也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但这又是以承认言论自由为前提的，只能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限制，而人们也可以依据这些法律法规去争取言论自由，可以利用这些法律法规所留下的漏洞去拓展言论的空间。就是共产党控制的左翼力量，也可以在上海举办各种报社、书店和出版机构，出版发行许多左倾的书报，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在思想战线上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争夺话语权。这除了上海经济文化事业发达，可以很好地加以利用，同时也需要去占领这个阵地以发挥更大的影响之外，也是与国民党当局所留下的这种舆论空间有很大关系的。鲁迅与国民党当局可谓不共戴天（他与国民党之间的这种恩怨，最早可追溯到1912年初陈其美因为政治上的纷争，派蒋介石到上海的一家医院把他的好友陶成章暗杀掉），他对国民党当局的批评是毫不留情的，而国民党当局对他的打压也是十分严厉的，他的作品屡遭检查官各种无理的删削和查禁，只能不断地变换笔名发表作品。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自始至终又是对他网开一面的，尤其是上海，更是为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到了1980年代初，随着社会的重新开放，舆论界开始活跃起来，人们呼吁中共当局要实行一种更为宽松的政策。中共党内的开明派提出要制定一部新闻法，在对舆论界进行规范管理的同时，也保障人们应有的言论自由权利。当把这个问题提到在党内有着极大影响力的陈云那里时，他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一句话就把这条道路给堵死了。不愧是一个过来人，也不愧是一个明白人，两言两语就把问题的要害讲清楚了。也由此可见，新旧两个时代以及新旧两个政权可谓判然有别，国民党政权虽然也实行独裁，但仍然具备言论自由的框架，人们还是可以说话的，甚至可以公开地骂国民党。
从经济方面来说，国民党政权一改北洋政府时期让私有企业自由发展、让市场经济自主运作的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成立了资源委员会，对重要行业实行国有垄断，国家资本主义日益发展起来，从而窒息了经济活力，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框架仍然保留着，私有企业仍然可以存在和发展下去。而到中共建政后，尤其是1953年实行“三大改造”，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后，市场经济和私有企业都被消灭了，经济活力更是丧失殆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北洋政府的失败被认为是议会制在中国的失败，说明议会制这一套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最后走上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乃是历史做出的选择。其实，北洋时期的议会制也谈不上什么失败。在实行几千年的皇权专制后，劇然实行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人们只能在实践中慢慢地摸索和适应，在早期出现一点乱象也是不足为怪的。更何况，北洋时期的议会制大体上也在正常运转着，并且也结出了累累的果实。五四运动被认为是一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运动，而这样一个运动就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发生的。面对学生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这样的暴行，当局也只是出动警察把一些带头的学生拘进局里，不久就迫于舆论压力放人了事了，并没有因此而杀掉一个学生，更没有出动军队进行镇压。发动广大工农进行革命，以推翻现有政权为职志的“过激党”共产党，也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甚至还可以进行公开的活动，包括在北洋政府的眼皮底下。在北京，以李大钊为首的党组织领导着共产党在北方的活动，派遣力量到长辛店的机车厂开展工人运动。
北洋政府时期议会政治的失败，与传统的因袭有很大的关系。那些政坛上的人物包括孙中山，都是传统社会孕育出来的，可谓一只脚迈进了现代，另一只脚还停留在传统，当现实的议会政治在他们面前展开时，他们总是习惯用过去的思维处理问题。在临时政府成立前，因为是自己掌权，孙中山就力主实行总统制。临时政府成立后要制定临时约法时，由于迫于形势，接下来不得不把权力移交给袁世凯，孙中山又力主改为内阁制，试图继续把实权控制在自己人手里。对于国家领导体制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制度安排，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朝令夕改，而不考虑对方的利益需要，这就埋下了双方互不信任、互不遵守规则的因由。1913年第一届国会选择结果出来后，面对宋教仁领衔的国民党即将组阁，袁世凯当局选择的不是接受这一事实，而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国民党这边也不是寻求通过司法的渠道解决问题，而是不顾双方力量的悬殊以及渴望社会安定下来的民心，贸然发动了“二次革命”，从而开启了通过武力解决政争的恶劣先例。正是由于双方都缺少民主的诚意和尊重规则的意识，使民初政治越来越偏离民主的轨道，使议会制一步步地走向失败。
从客观情势方面说，这种结局也与当时的世界形势有很大的关系。一战使资本主义受到了巨大冲击，许多人对它产生了一种幻灭感。资本主义在中国本来就根基不牢，遇到这种冲击后就更加摇摇欲坠了。苏俄革命成功后，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紧接着成立的共产党信奉它，就是国民党都以俄为师，在苏俄当局的指导和帮助下对自身进行改造，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建立起党军，对社会各方面都进行“党化”，建立起一种党国独裁的体制。
推翻北洋政府后，国民党政权虽然实行独裁统治，但这种独裁又是不彻底的。国民党有着自己的阶级基础和政治理念，虽然孙中山提出了“新三民主义”，但“旧三民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经过军政和训政的阶段，最后仍然要放政于民。国民政府只维持了22年就被共产党推翻了，但这并得不能得出它必然要失败的结论。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因为它自身治理的失败之外，也与当时的世界形势有很大的关系。先是日本的入侵打断了它的“黄金十年”，也打断了它的消灭共产党割据势力的进程。二战临近结束时，苏联又乘机进入了东北，极力地扶持共产党，使它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国民党政权丢掉中国大陆后，标志着民国时代的结束？其实，国民党政权败退到台湾后，在美国的保护下又稳住了阵脚。它一方面对自身进行大力整顿，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又进行了土地改革，大力发展工商业，实现了经济起飞，并积极地发展地方自治，使基层社会生态慢慢得到了改变。1987年后它开放了党禁，一步步地实现了民主政治，成为“亚洲民主的灯塔”，社会各方面也都成功实现了转型。
台湾（中华民国）至今还在欣欣向荣着，民国的故事还在继续着……
2023年6月5至6日写就
2026年10月26至29日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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