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讲一下法国思想家雷南的观点。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雷南在他的著名演讲〈什么是民族？〉提到，共同的记忆与苦难是凝聚民族的关键，而「共同经历的苦难比共同分享的喜悦，更能把人团结起来」。他甚至说：「在民族的记忆中，悲伤比胜利更宝贵，因为悲伤赋予责任，要求共同的努力。」听起来是不是很有哲理呢？简单来说，一起受苦受难，往往比一起享乐，更能让大家产生命运与共的团结感。

 

 

 

 

 

再来是经济压迫，也就是外国对中国经济的掠夺跟控制。孙中山清楚地知道，侵略不只体现在军事上，更可怕的是在经济上的剥削。他提到外国甚至不用动一兵一卒，只要透过外交手段像是签订条约、借钱给中国，就能够让中国灭亡了。就像那些不平等条约跟外国借款，只用签字就把中国的利益瓜分得一乾二净了。透过强迫中国开放港口、控制海关税收、设立外国银行、把外国货品大量卖到中国这类的手段，外国就把中国的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手中了。像是英国利用银行跟贸易，控制中国的南方，法国则渗透中国西南地区等等。孙中山认为经济上的压迫，有时候比军事侵略更可怕，因为它不着痕迹但却持续地削弱国家的力量。
 

 

这种想法其实受到了，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这种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就像丛林里的动物一样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如果你不够强大、不能好好繁衍，别人就会来取代你。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个理论既让人警醒又非常残酷：一方面，它刺激了大家的危机意识，让大家觉得「不努力就会灭亡」；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走向种族主义以及「弱肉强食」的偏激思想。孙中山提出的人口压迫论其实也有点矛盾：他一方面希望用这种竞争的观念，来激励中国自强，另一方面又主张道德复兴跟天下大同，这两者其实不太相容。不过先不讨论这个矛盾，先来看看他是怎么描述这种「人口压迫」的。

中山先生举了当时的印度作例子。他说印度已经亡国了，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印度人并没有放弃，而是在甘地的带领下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想摆脱英国的统治。他以此对比中国虽然还没有正式亡国，但如果继续松散无力，就很可能步上印度的后尘。所以他号召四万万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外侮。他强调，只要中国人自己团结成一个强大的整体「无论外国用什么军事、经济和人口压迫，我们都不怕」。

 

孙中山的「亡国三要素」—军事威胁、经济剥削、人口压迫—带来了巨大的警示：军事上要有抵抗外敌的力量，经济上要有自主自强的实力，人口跟文化上要有凝聚力，避免被外来力量取代。中山先生把这三重危机，深刻地摆在国人面前，要唤醒全民的危机意识。他开出的「药方」就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进行全面的民族振兴。在这部分，他并没有具体谈论解决的策略，因为具体的方法后面会讲像是经济抵制、组织团体等等。他更多是在为对症下药前做诊断，先让整个民族了解病情的严重性。

 

 

 

 

这跟他前面说的，像丛林法则一样冷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不太搭。那孙中山怎么处理这个矛盾呢？其实他没有直接引用达尔文或斯宾塞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家的话，而是用更白话的方式来讲：他先强调民族生死存亡的残酷现实，逼着大家接受「不努力就会灭亡」的观念。但他又提出一套解决办法，想在竞争中找到双赢的局面。在他看来解决人口压迫的关键，还是要靠民族自强。只要中国人团结起来，把四亿人的力量绑成一捆绳子，就算外国人再多也没办法征服我们。他没有鼓吹我们去侵略别的国家来转移人口压力，而是用防守的方式，来强调保护自己的重要性。不过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有另一个隐藏的问题：如果强国压迫弱国是自然法则，那弱国奋起以后，也可能会用同样的手段变成一个新的强权，最终还是会陷入你争我夺的恶性循环。孙中山不希望中国成为侵略别国的强权，他的最终目标是「世界大同」—也就是各民族平等共存。

所以他在演讲的最后也提醒大家：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要搞狭隘的种族沙文主义，而是要在全世界民族解放的潮流中，争取自己应有的地位。这等于是给自己的民族主义加上了一道道德保险：中国要强大，但不称霸；要跟列强竞争，但不去侵略小国。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想在生存斗争和道德理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一方面，他接受了国际上「弱肉强食」的现实，强调中国必须努力自强，不然就会灭亡—这一点毫不含糊，充满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紧迫感。

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放弃传统道德跟未来的理想，希望中国强大之后，能够促进天下为公，而不是重蹈帝国主义的覆辙。这样的理念在实际执行中当然是充满挑战，但也正是孙中山思想的魅力所在：他既有冷静务实的一面，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为了更好地理解，他的这种平衡思路，我们可以借用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一些想法。孟德斯鸠在他的重要著作《论法的精神》里面，讨论了各种政府形式时区分了「国家的自然组成形式」跟后来人们组织起来的形式。他指出早期的社会，大多是以家庭、氏族为基本单位，部落的忠诚来自亲戚关系。但随着国家越来越大，光靠血缘已经不够了，需要建立起对国家的政治忠诚，也就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跟责任感。套用在中国的情况，我们会发现从清末到民初，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的家族社会，转变成现代国民国家的阶段。他既要唤醒国人的危机感，这点靠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刺激，又要培养国人对国家的认同，这点需要新的政治忠诚跟共同理想。因此他同时强调，生存竞争跟道德目标，实际上是在建立一种既符合现实又充满理想的民族主义。只不过两者之间紧张关系一直存在，一不小心就可能掉进极端民族主义的陷阱—当然这就是后话了。但到底要怎么才能把四亿人，凝聚成一个有力的民族呢？光有危机意识还不够，还要有组织方式跟精神链接！接下来孙中山就谈到了，国族建设的问题。

 

不过孙中山并不觉得宗族观念是件坏事。相反地他认为可以把这种「弊病」变成优点：利用现有的家族组织，来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他的想法是：既然中国社会已经有稳固的家族、宗族单位，为什么不把这些单位再扩大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国族」呢？他提出一个说法：「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是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然后才是国族。」也就是说，把家庭当成第一级，宗族当成中间级，最后组成全国人民这个大团体，层层放大、很有秩序。这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从血亲小团体慢慢过渡到政治大共同体。

在实际操作上，孙中山建议以全国，各大姓氏宗族为单位来动员。他指出中国至少有三四百个姓氏大宗族，可以先把每个姓氏的人，在乡里县市组织起来，再扩大到省，最后再到全国。像是陈姓、李姓、张姓，各自都有原本的宗族网络，那就先把各地的同姓人结合起来，然后不同姓之间再联盟合作，最终汇聚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民族团体。

这样做有两大好处：第一，把内部的宗族纷争，转化为一致对外抗敌。古代中国宗族之间常常打架，如果大家能明白「国家灭亡了，家族也保不住」这个道理，他在演讲中举了苗族等，少数民族被同化消失的例子，来警告汉族家族也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那大家就愿意暂停内斗一致对外。第二，利用宗族天然的凝聚力，组成的全国民族团体会特别牢固。因为族人之间本来就有亲情连结，再升华为爱国情感既容易动员也稳定可靠。孙中山相信，有了宗族做基础来发动「比外国用个人为单位来联络，当然容易得多」。这话也不无道理，毕竟在文盲率很高的年代，要动员数亿毫无组织的人，投入民族运动从零开始太难；但如果以宗族乡里为现成的管道，就能事半功倍地把号召传达到基层。

不过这种「宗族扩大法」也有它的限制。他忽略了中国内部族群差异的问题。所谓的「四万万同胞」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除了汉族大部分边疆少数民族，可能没办法被汉人的宗族网络覆盖到。如果完全以汉人宗族为基础建国，多少会有排斥其他民族的风险。而且像五四运动这些新兴的思想潮流，很多现代中国思想家，例如陈独秀、鲁迅和胡适等人，对传统宗法制度跟儒家伦理有很多的批评，他们认为家族主义滋生封建腐败、妨碍个人自由，不应该再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孙中山的观点在五四那一代看来，就显得比较保守了——他竟然还想利用宗族来救国，难免会引起一些先进青年的质疑。

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孟德斯鸠的观点来延伸。他强调「中间团体」对自由的重要性，但中国传统的宗族是一种非常强固的中间团体，跟现代国家的公民社团不太一样。现代国家讲求人民直接向国家效忠，而不是透过家族中介。孙中山意识到，直接让百姓效忠国家有难度，所以设想了一个过渡方案：以家族为中介来培养国民忠诚。他说「中国人有家族的忠诚，却没有国家的忠诚」这句话点出了问题根源，而他的解决方法就是：「利用家族制度，把它组织成国家」。这可以说是一种，国家建设的渐进策略。

当然这在实际执行上的确是困难重重。毕竟1920年代的中国局势复杂，各种国内外政治势力交错，孙中山期望的宗族动员未必来得及实现。不过他在思想上，提供了一种很有趣的整合观点：「家国一体」或「家国同构」。这种观点后来，在国民政府的宣传中也常出现，比如提倡「忠孝一致」既忠于家庭又忠于国家。可以说孙中山为了如何把传统社会转型为民族国家，给出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方案。

总而言之，在国家建设这个问题上，孙中山展现了他灵活又务实的一面。既承认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又试图顺势而为，把旧有的元素转化成了新的能量。联想到欧洲国民国家的建立，有的靠民族语言文化塑造认同，就像是德国跟意大利，有的靠政治契约和共同理想，就像是美国跟法国。中国的这条路似乎两者都不完全是：既不是全新打造，也不是纯粹自发，而是一种「以传统促成现代」的融合方式。这一点在接下来要讲的面向非常明显：孙中山非常重视传统道德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作用。接下来看一下，他是怎么从精神文化层面，为民族主义注入灵魂，同时借鉴西方思想家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