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革到「說好中國故事」：

歷史記憶如何塑造中國與台灣的國家敘事

廖雨詩

摘要

文化大革命結束半個世紀後，其影響並未完全停留在歷史研究與政治責任的討論之中。本文從歷史記憶、國家敘事與公共外交的交會處出發，探討文革所留下的政治文化如何影響當代中國對歷史的解釋，以及「說好中國故事」政策所面臨的傳播困境。文章提出「能見度、可信度與吸引力」三個分析層次，說明國家傳播能力的提升，未必能轉化為國際社會的信任。進一步透過台灣民主化的經驗，分析不同政治制度如何影響歷史記憶的形成、競爭與傳承。本文主張，民主制度的重要價值之一，是使歷史從國家權力所界定的單一版本，逐步轉變為社會可以共同檢視、爭論與修正的公共記憶。在人工智慧與數位傳播快速發展的時代，一個國家能否允許人民自由講述自身歷史，可能比政府投入多少資源塑造國家形象，更能決定其長期的國際吸引力。

關鍵詞：文化大革命、歷史記憶、國家敘事、公共外交、軟實力、台灣民主化

一、文革六十年：真正留下的是什麼？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史上最受關注、也最難以充分討論的政治事件之一。六十年後，我們對文革的研究已經累積大量史料、見證與反思。然而，除了追問文革如何發生、造成多少傷害、誰應承擔責任之外，還有一個同樣值得關注的問題：文革所塑造的政治文化，是否仍然影響今天中國社會理解歷史與政治的方式？

我所關心的，並不是將當代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歸因於文革。這樣的解釋既過於簡化，也忽略了改革開放、全球化與數位科技帶來的巨大變化。真正值得分析的是，在政治制度與社會環境已經改變的情況下，某些權力運作的邏輯為何仍然具有延續性。

文革留下的不只是對個人的政治迫害與社會創傷，也包括一套關於政治忠誠、思想正確性與歷史解釋權的政治文化。在這套邏輯之下，歷史不只是對過去的記錄，也成為界定政治正當性、辨識敵我與維持集體認同的工具。

當國家權力不僅要求人民服從法律與政策，還進一步要求社會接受特定的歷史解釋時，歷史便不再只是學術研究的對象，而成為政治秩序的一部分。

這也說明，為什麼歷史記憶的問題不會隨著政治運動的結束而自然消失。

文革作為一場政治運動已經結束，但一個社會如何記憶文革、誰有資格解釋文革、哪些經驗可以進入公共討論，仍然涉及當代政治權力的分配。

從這個角度來看，歷史記憶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

二、從控制歷史到「說好中國故事」：國家敘事的政治邏輯

2013年，習近平提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要求。到了202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進一步強調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形成與中國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2022年中共二十大報告也明確提出，要加快建構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這些政策顯示，中國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國際競爭不只是軍事、經濟與科技實力的競爭，也包括國家形象、價值觀念與國際話語權的競爭。

從公共外交的角度而言，一個國家希望向世界介紹自己的文化、歷史與發展成就，本身並沒有問題。事實上，幾乎所有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從事國家形象建構。

問題在於，當國家敘事同時受到高度政治控制時，「說好故事」究竟是為了促進外界理解，還是為了要求外界接受某個預先設定的結論？

這兩者之間存在重要差別。

公共外交的基本前提，是國家與外國社會之間存在理解、交流與互動的空間。

有效的國際傳播必須考慮受眾的知識背景、文化差異，以及對訊息來源的信任程度。

2019年，學者Zhao Alexandre Huang與Rui Wang研究中國外交機構在Twitter上的傳播策略，指出「講好中國故事」不僅是一項文化宣傳口號，也與中國政府建立對外傳播網絡、推動官方觀點的政策目標密切相關。

這項研究提醒我們，國家敘事不只是故事內容的選擇，也涉及傳播網絡、訊息來源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

如果國內的歷史敘事不允許充分辯論，國際傳播又要求維持高度一致的政治口徑，就可能出現一種結構性矛盾：政府希望世界看到一個豐富、多元而真實的中國，卻同時限制哪些中國經驗可以被公開講述。

這並不表示中國文化缺乏國際吸引力。

中國的文學、藝術、飲食、哲學與歷史文明，原本就具有跨越政治制度與國界的文化價值。中國社會的發展經驗與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存在許多值得國際社會理解的面向。

真正的問題，是當文化吸引力必須服從政治敘事時，原本可能產生的多元理解，便容易被縮減成單向的國家形象宣傳。

換句話說，中國並不缺少值得講述的故事；值得追問的是，誰有權決定哪些故事可以被講述。

三、軟實力的悖論：被世界看見，不等於被世界相信

美國政治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提出的軟實力理論，為理解這個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奈所強調的軟實力，並非單純的文化輸出或宣傳能力，而是一個國家透過文化、政治價值與政策正當性所形成的吸引力。

在此理論基礎上，我認為可以進一步從三個層次觀察國家敘事的國際影響力。

第一，是能見度（Visibility）：外國社會是否接觸到這個國家的訊息？

第二，是可信度（Credibility）：外國受眾是否認為這些訊息值得相信？

第三，是吸引力（Attractiveness）：外國社會是否因此對這個國家的文化、價值或制度產生正面認同？

這三個層次彼此相關，卻不能畫上等號，也不一定會依照固定順序發生。

能見度可以透過傳播資源、媒體網絡與技術能力迅速提高；可信度卻需要較長時間的累積，並受到訊息透明度、制度環境與受眾經驗的影響。至於吸引力，更不能僅靠宣傳規模來保證。

一個國家可以投入大量資源建立國際媒體、經營社群平台、舉辦文化活動，甚至利用新興科技提高訊息傳播效率。然而，傳播能力的增加並不保證信任同步提高。

當受眾發現某些議題只能以單一方式呈現，或者不同聲音難以公開存在時，訊息的能見度甚至可能與可信度產生落差。

這正是高度集中式國家敘事所面臨的軟實力悖論。

中國政府希望透過更有效的國際傳播改善國家形象，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識，並不只來自官方媒體與外交宣傳，也來自學術研究、新聞報導、商業交流、個人經驗與海外中國人的不同聲音。

尤其在全球資訊流通高度發達的今天，國家已經很難完全決定外國社會將如何理解自己。

以制度環境為例，無國界記者組織2026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將台灣列為180個國家與地區中的第28名，中國則位居第178名。這項指數並非軟實力排名，也不能直接證明某個國家的國際形象優劣，但它清楚反映兩個社會在新聞自由與資訊環境上的巨大差異。

這種差異不一定立即決定外國受眾的態度，卻會影響資訊能否受到獨立檢驗，以及國家敘事能否建立長期可信度。

國際傳播最困難的部分，從來不是讓別人聽見自己的聲音，而是讓別人在保有獨立判斷的情況下，仍然願意相信你。

四、當國家敘事進入台灣：從宣傳到資訊環境的競爭

對台灣而言，中國的國家敘事並不只是對外宣傳的問題，也與台灣自身的公共討論、社會認同與民主制度密切相關。

傳統的國家宣傳通常具有相對清楚的傳播來源，例如官方媒體、外交聲明或政治廣告。今天的資訊環境則更加複雜。

短影音、社群平台、匿名帳號、演算法推薦與生成式人工智慧，使政治訊息可以透過娛樂、生活經驗、情緒表達，甚至看似普通的個人評論進入公共討論。

這些技術並非中國獨有，也不能將台灣社會所有爭議或不實資訊都歸因於外部勢力。然而，當外部政治行為者利用既有社會分歧進行訊息操作時，傳播活動就可能不再以說服民眾支持某項明確政策為唯一目的，而是透過反覆放大不信任、焦慮與對立，影響公共討論的品質。

對這類現象的分析，需要區分三個層次：可辨識的國家政策意圖、具體資訊操作的證據，以及實際對受眾造成的影響。三者不能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直接等同。

這也是當代認知戰研究必須保持方法論謹慎的原因。

從公共外交的角度來看，值得注意的轉變是：過去國家希望人民相信某個故事；今天的資訊競爭，有時更在於影響人民判斷故事來源與可信度的能力。

當受眾無法辨識訊息的真正來源，或者逐漸對所有公共資訊失去信任時，民主社會所依賴的理性討論便可能受到侵蝕。

因此，台灣所面對的挑戰，不只是如何反駁特定的政治敘事，而是如何維持一個允許不同意見競爭、同時具備資訊辨識與公共信任的開放社會。

這需要媒體素養、透明的資訊環境、獨立研究，以及公民社會持續參與，而不能只依靠政府提供另一套官方版本。

五、台灣的另一條道路：民主化如何改變面對歷史的方式

在討論中國的歷史記憶與國家敘事時，台灣提供了一個值得比較的案例。

台灣並非從一開始就擁有今日的言論自由與民主制度。

在長期戒嚴與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異議受到限制，出版、集會與公共討論受到管制，本土語言與文化認同也曾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國家政策的壓抑。

然而，必須強調，台灣的威權統治與中國文化大革命具有不同的歷史背景、政治制度與社會動員方式。將兩者簡單視為相同的歷史事件，既不符合歷史研究的要求，也無助於理解各自的特殊性。

真正具有比較意義的，是兩個社會都曾經面對國家權力限制思想與歷史解釋的經驗，卻在後來走向不同的制度發展道路。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隨後經歷政治自由化、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與政黨輪替。民主化不只改變了政治權力的取得方式，也逐漸改變社會處理歷史記憶的制度條件。

過去難以公開討論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與政治受難者經驗，逐漸成為公共研究、紀念活動與轉型正義政策的重要議題。

1995年，李登輝總統在二二八和平紀念碑落成典禮上，代表政府向受難者與家屬表達歉意。這不代表歷史傷害從此獲得完整修復，卻象徵國家開始以不同方式面對過去的政治責任。

此後，檔案開放、受難者平反、歷史研究與公共紀念持續推進，也伴隨著政治爭議、政策分歧與對轉型正義範圍的不同理解。

這些爭論本身，恰恰說明民主化並不會自動產生一套所有人都接受的歷史版本。

民主制度所提供的，是讓不同經驗有機會進入公共討論，讓政府的歷史解釋受到質疑，並讓社會在新的證據與價值辯論中持續修正既有認識。

這種制度差異，也可以從國際評比得到部分印證。

根據自由之家2026年《世界自由度報告》，台灣獲得93分（滿分100分），中國則為9分。這項評比衡量的是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而非歷史正義的完成程度；但它反映了兩個社會在公共參與、言論自由與政治競爭方面截然不同的制度條件。

同時，台灣的民主化並不意味著轉型正義已經完成。不同政治立場對威權歷史的理解仍有分歧，部分檔案、責任歸屬與制度改革也持續受到討論。

這些問題不應被視為民主制度的失敗，而應成為檢視民主是否具有自我修正能力的重要指標。

民主化不只是改變政府，更改變了一個社會面對自己歷史的方式。

民主制度的重要性，不在於它能夠保證社會永遠做出正確判斷，而在於它允許錯誤被揭露、責任被追問，以及不同世代重新理解過去。

這也是台灣經驗對其他曾經歷威權統治的社會所具有的比較研究價值。

六、從「理解中國」到「認識台灣」：兩種國家敘事的差異

如果將中國與台灣的國家敘事放在一起觀察，可以發現兩者的核心差異，並不只是使用哪些媒體、投入多少預算，或舉辦多少國際文化活動。

更深層的差異，是國家與社會之間如何分配講述自身故事的權利。

中國政府希望國際社會理解中國，因此持續建構具有一致性與政策導向的國家敘事。

台灣則在民主化與社會多元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由政府、公民團體、媒體、文化創作者、學者與一般民眾共同參與的對外敘事。

這並不表示台灣沒有官方宣傳，也不表示台灣社會的不同聲音總能公平地被聽見。事實上，台灣的媒體環境同樣面臨政治極化、商業競爭、資訊品質與社群平台演算法等問題。

然而，從制度層面而言，台灣社會容許不同政治立場公開競爭，也容許人民批評政府、重新詮釋歷史，甚至挑戰主流的國家認同。

對外國觀察者來說，這種多元性可能顯得混亂，卻也提供了透過不同來源交叉理解台灣的機會。

這使我想到兩種不同的國家敘事態度：中國希望世界「理解中國」；台灣希望世界「認識台灣」。

這不是兩國官方口號的逐字比較，而是我對兩種敘事邏輯所作的概念性區分。

前者較強調國家如何有效說明自身，後者則更有可能讓國際社會透過多元接觸形成自己的認識。

當然，這並非兩個絕對互斥的類型。中國社會存在大量非官方的文化與個人敘事，台灣政府也會努力建構對外形象。這裡的比較，是為了指出兩種制度環境對敘事生產與流通所形成的不同條件。

對公共外交而言，這種差異具有重要意義。

國家形象不一定需要由政府完整設計。某些最具吸引力的國家故事，可能來自電影、音樂、社會運動、學術研究、地方文化，或一般人的生活經驗。

當這些故事不必服從單一政治結論時，它們可能呈現矛盾、批評與不完美，卻也因此具有更高的真實感。

在這個意義上，民主社會的多元聲音不只是國內政治的特徵，也可能成為公共外交的重要資源。

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如何讓所有人講出相同的國家故事，而是如何讓不同的人都能參與講述這個社會。

七、新世代的歷史記憶：從見證者到敘事的共同創造者

在紐倫堡紀念文革六十週年，對不同世代的參與者而言，可能具有不同的意義。

對親身經歷文革的人來說，歷史記憶可能是家庭創傷、政治迫害、失去的青春，以及長期無法獲得公正對待的個人經驗。

對經歷六四事件及其後政治變化的一代而言，歷史記憶也包含政治理想、公共行動，以及對民主改革可能性的追尋。

而對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成長的世代而言，文革與六四既是中國現代史的重要事件，也是理解威權政治、資訊控制與民主制度價值的重要參照。

不同世代的歷史經驗並不相同，也不應要求年輕世代以完全相同的情感方式理解過去。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歷史記憶會隨著世代更替而失去意義。

真正的挑戰，是如何讓歷史從親歷者的個人記憶，轉化為能夠跨越世代、語言與國界的公共知識。

這也是我認為海外中國作家、記者、歷史見證者與人權工作者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長期以來，許多人透過回憶錄、報導、評論、研究與公共演講，保存了官方敘事之外的歷史經驗。這些工作未必總能立即改變政治現實，卻為未來的歷史研究與公共討論留下了不可取代的材料。

從公共外交與國際傳播的角度來看，這些非官方的敘事也是國際社會理解中國的重要來源。

但歷史見證若要持續發揮作用，仍需要與新的傳播環境建立連結。

今天的年輕世代未必透過長篇政治評論認識歷史。他們可能從紀錄片、數位檔案、短影音、影像創作、線上展覽，甚至人工智慧輔助的歷史資料整理，第一次接觸文革或六四。

這些新形式提供了歷史傳播的機會，也帶來新的風險。數位內容可以提高歷史材料的可及性，卻也可能因為片段化、去脈絡化與影像操弄而產生誤導。

生成式人工智慧尤其值得關注。它可以協助整理大量歷史文獻、進行跨語言翻譯，並降低不同世代接觸歷史資料的門檻；但它同樣可能生成缺乏真實來源的引述、影像與敘事，使歷史真偽的辨識更加困難。

因此，人工智慧不應被視為歷史記憶的替代者，而應是協助保存、整理與理解史料的工具。歷史見證的可信度，仍然必須建立在可追溯的資料來源、研究方法與公開檢驗之上。

更重要的是，新世代不應只是被動接受上一代所傳遞的歷史結論。

歷史記憶的傳承，必須讓年輕人有機會提出自己的問題，運用新的研究工具，並從不同文化與社會經驗重新理解過去。

對新世代而言，紀念歷史不應只是繼承上一代的政治結論，更應包括學習如何辨識證據、理解不同經驗，以及在面對新的政治問題時保持獨立判斷。

如果歷史教育最終只要求下一代重複某一套標準答案，那麼即使這套答案出於良善的初衷，也可能失去歷史反思真正重要的意義。

歷史記憶真正的生命力，不在於每個世代都使用相同的語言，而在於不同世代仍然有能力透過證據、對話與批判，重新理解這段歷史對自身時代的意義。

結論：最有力量的國家故事，是人民能夠自由講述的故事

文革六十年後，我們當然仍然需要追究歷史責任、保存受害者的記憶，並持續研究這場政治運動如何改變中國社會。

但從國家敘事與公共外交的角度來看，更值得思考的是：一個社會是否有能力誠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及是否願意讓不同的人講述不同的歷史經驗。

中國近年持續強調「說好中國故事」，反映其對國際形象與話語權的高度重視。然而，國家敘事的國際影響力不能只依靠傳播規模或技術能力。

從能見度、可信度與吸引力三個層次來看，政府可以透過資源與技術提高傳播能見度，卻難以僅靠單向宣傳建立長期信任。至於真正的國際吸引力，更需要文化、價值與制度表現之間具有足夠的一致性。

台灣的民主化經驗則說明，面對威權歷史不必然以建立另一套不可質疑的官方敘事為終點。民主制度的重要價值之一，是讓社會持續保有質疑、辯論與修正歷史解釋的可能性。

這個過程不會沒有衝突，也不保證每一項政策都能獲得社會共識。然而，一個社會能否公開討論自己的錯誤，本身就是制度可信度的重要來源。

在數位科技與人工智慧快速改變國際傳播方式的今天，國家製作與傳播故事的能力將持續提高。但技術愈進步，訊息來源的透明度、歷史證據的可信度，以及人民獨立判斷的能力，也就愈加重要。

文革留下的問題，不只是權力曾經如何改寫歷史，更是後來的社會是否能夠重新取得理解與講述歷史的權利。

因此，六十年後，我們需要問的或許不只是文革是否已經結束，而是：誰有權講述歷史？誰有權質疑官方的版本？誰又有權把自己的記憶留給下一代？

因為最有力量的國家故事，不是政府要求人民相信的故事，而是人民能夠自由講述、社會願意共同檢驗的故事。

主要參考資料

1. Nye, Joseph S. Jr. (2004).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ublicAffairs.

2. Huang, Zhao Alexandre, and Rui Wang (2019). “Building a Network to ‘Tell China Stories Well’: Chinese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n Twit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3, 2984–3007.

3.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2022），關於建構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加強國際傳播能力的相關內容。

4. Freedom House (2026). Freedom in the World 2026: Taiwan and China Country Reports.

5.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26).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Taiwan and China.

廖雨诗2026年9月17日在纽伦堡文革60周年研讨会上演讲照片

廖雨诗简介

Curriculum Vitae

BONNIE YUSHIH LIAO, PhD

廖雨詩（Dr. Bonnie Yushih Liao）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日本戰略研究論壇（Japan Forum for Strategic Studies, JFSS）高級研究員。通曉中文、英文及日文，曾任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部研究員、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 VOA）中英日三語深度分析記者、日本大學講師。

研究領域包括軟實力、公共外交、戰略傳播、兩岸關係、中國政治發展、印太安全及民主韌性，近年聚焦人工智慧（AI）、中國全球影響力、國家敘事及國際傳播等議題。長期受邀於歐洲、美國、日本、澳洲及東南亞發表學術論文與專題演講，並擔任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EISA）年會 Section Chair。

近年持續從台灣民主化經驗出發，探討中國政治發展、公共外交、戰略傳播及中國全球影響力對國際秩序的影響，長期活躍於國際學術、公共政策及國際媒體交流，致力於以台灣視角參與全球民主、人權與印太安全等議題的對話。

 廖雨詩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Dr. Bonnie Yushih Liao

Dr. Bonnie Yushih Liao is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amkang University, Taiwan, and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Japan Forum for Strategic Studies (JFSS). Fluent in Mandarin Chinese, English, and Japanese, she previously served as a Research Fellow in the China Affairs Department of Taiwan'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a trilingual (Chinese–English–Japanese) senior correspondent at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and a lecturer at a Japanese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soft power, public diplomacy,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Chinese politics, Indo-Pacific security, and democratic resilience, with recent work exami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national narrative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he has presented papers and delivered invited lectures extensively across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ustralia, and Southeast Asia, and serves as a Section Chair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EISA).

Drawing upo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experience, her recent research explores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public diplomacy,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the impact of China's expanding global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he actively engages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c policy, and media exchanges, contributing a Taiwan perspective to global discussions on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Indo-Pacific affairs.

纽伦堡文革60周年研讨会实况转播链接：https://www.youtube.com/live/GUSUQ6FYU2o?si=XUWML3rNNg52fj_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