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议运动与民主运动

胡 平

    对“反对运动”要仔细划分,它是不一样的。有一种只叫“异议运动”: 他们就是发表自己的不同政见。它不叫民主运动,因为它没有大量的民众追 随、参与,他们这个“异议”也可能有很大影响,当然多半都是地下刊物, 但是它不叫民主运动。民主运动,一定要把别人召集得上来,跟着你一块干, 明确表示支持你,这才叫群众性的民主运动。

    这种运动是非常少见的,苏联其实没有过,苏联只有不同政见的活动。 中国倒发生过一些。从这个角度讲,子明他是相当成功的。共产党对他监视, 那也是后来监视得紧,开头监视得并不紧。想想看,他参加西单民主墙运动, 并没有妨碍他后来考研究生,他 1980 年在民主墙都给封掉了以后考的研究 生;然后,也并没有妨碍他去下海,干那么一大摊事。要知道要干那些个事, 是很要些影响、很要些关系的— 如果你是很敏感的人,根本不可能。他不 是街上卖大碗茶的,本来就是个边缘分子;他搞的事不一样,那不是光靠他 自己的神通,那得有一大堆社会关系。这说明体制能够容忍你,对你不是特 别忌讳,如果他对你特别忌讳,你根本就搞不成。

    所以,可见当时— 在 1989 年“六四”之前— 子明能够在体制下做 那么多事情,活动余地那么大,除了他个人能干,当时有这种生存空间,是 很难得的。

    后来,“六四”来了,大潮一卷,全军覆没,跟以前做的根本没有关系。 包括知识界很多人也是,根本没怎么掺合— 香港的事也是一样的,要是弄 不好,那就是全部倒霉,不是就那几个最坚定分子。一旦倒过去,就是所有 的人都倒霉,在那里的人都跟着倒霉。特别在中国这种情况下,那么大的翻 盘,之后才会形成后来这个局面,25 年也翻不了身,民运再也发动不起来。 只有维权还有个规模,那都是突发事件,都是一哄而上的,也不是商量好的, 就去了。而以民主作为诉求的民主运动,在最容易发生的地方,像青年学生集中的学校里,就基本上再也没有发生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很严重的问题: 学生都动不起来,别的社会阶层基本都不太可能动起来。像你签字请愿啊, 零八宪章啊,那都叫异议运动,不叫群众民主运动— 不就是你们这些异议 人士自己吗?你并没有把别的人,一般的普通人卷入进来嘛。

    “六四”以后 20 多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没有民主运动了。而且都 很难想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有一帮人再搞起来。

    维权运动之所以能搞起来,道理很简单,因为它的诉求低,而且确实没有政治性。参加的人知道自己没有政治性,政府也知道他没有政治性,所以他才敢上去。政府也相对不是每一次来就一定要镇压,并不是一有群体事件就扼杀在萌芽中,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要看情况,看要怎么处理解决。也就是说,维权运动之所以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就在于它的那种非政治性。你现在很难想象在中国哪个地方,把自由民主这一类的东西当作他的直接诉求目标,居然可以在当地集中起成千上万的人。很难出现这种局面了。

    当年我们竞选的时候,都知道,竞选人民代表本身没有一点意思,就是 想证明我们的观念在学生中是占上风的。军涛不在乎,军涛年轻气盛嘛,他 说选不选得上都无所谓,他本来是百分之百选得上;我就很在乎要选上,很 简单,你要没选上,那边就说了,“学生中间虽然有些人鼓吹自由化,但是 大多数同学,怎么怎么样”— 那话就来了。你选上,他这话就说不出来了, 你非得要成功,给他看,他没话可说嘛。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包括子明也是, 在那种场合下,显然我们都知道,不可能把自己所有想法都说出来,全都说 出来,学生中一大半就不敢投你的票了。你同时要把自由化的东西基本上都 点出来,但是有些事情你又不能走太远了— 你要别人投你的票嘛。不仅要 吸引与你一样坚定的人,还要吸引那些犹豫不决的人、认识不那么清楚的人, 只有他们也参与了,投你的票,你才可能得到足够的多数票嘛。

    “六四”之前本来这些都很清楚,大家都摸索了一些经验。“六四”之 后整个一个大翻盘,使得人们整个事情都看不清楚了,现在人们动不动就说(温和与激进)“都一样”,说“许志永不是很注意吗?浦志强不也抓了吗?” 可见“全都一样”。当然这不一样!许志永毕竟搞了那么长时间,浦志强毕竟搞了那么多年,跟突然冒出来造成的影响力,毕竟不一样。有了一段时间的存活机会,就有了一定的可能性,把有些事情、有些思想传播出去,就可以造成影响。

    我一再强调,这和你发表不同政见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觉得体制内的空 间大,一辈子从体制内寻找发表空间,那你就得将就着受他的审查;但是“不 同政见”,很大程度上就是你的见解和别人不一样,见解有超出他的成分— 尽管你在中间也可以做很多调整,让检查官员一下子看不出来,这种可能性 也有;但是如果是以发表不同政见作为你的目的的话,你并不把在一时之间 能够得到多少人有形的支持,看得很重;你要在乎把问题说得好,说得尖锐, 说得清楚,哪怕只有少数人懂了呢,只有少数人看了呢。那不重要,因为有 这少数人看就够了,他们是起作用的人。一般街头上的人,对参加运动很重 要,但是对于懂不懂你的思想,根本不重要。

    但是你搞群众运动,你要造成那种风潮,那你就一定要考虑怎么能让其 他人加入进来,怎么公开地表示— 不是肚子里表示,不是回家跟老婆说话 的时候表示,而是明确地表示要支持你。这件事情,“六四”之后始终很难 办,一方面当局比过去更敏感,压制的时候更不在乎借口,而过去总需要一 些借口。另外,主要是民气— 少了那种声势。大家实际是处在失败主义情 绪之下,觉得什么都干不成,觉得干什么都受压制一定是必然的。

    失败主义就会造成自我实现:既然参与的人那么少,官方打压起来当然 就很容易,到时候他就反过来证明,“我跟你说了吧,你看,搞不成吧!” 其实如果他们大家都参加,就搞成了,官方就很难打压,这也是个自我实现嘛。

    “六四”之后这 20 多年,其实有些空间是比“六四”之前更大了。不 说别的,1979 年审魏京生的时候,刘青他们不就偷偷带了录音机进去,整 理了印出来,街头巷尾散发,就给抓起来了吗?现在哪儿审个什么异议人士, 你看一大帮人跑了去了,门口站着,拉个条儿,把他们法庭上的答辩词到处 散布......相比起来,当局的反应还不如 1979 年来得更狠,来得更快。1989 年以前,几乎没有对这种具有政治含义的审判能够公开上街、扯条表示反对 的。但是问题是,老百姓没有这种跃跃欲试的劲头了。其实,大多数人总是抱着一种成功的希望,他才会走出来的— 少数人可以不顾这一切,多数人 他一定是有这个希望在里头才会去。现在他没有这种希望了,而没有希望, 他就不出来,不出来就更没有希望— 成了这种恶性循环。

    群众运动,说到底就是比规模。1989 年那次有什么了不起?提的口号 比 1979 年那时还差呢,但就是人多嘛。过去几十个几百个人,现在变成是 全中国几千万人,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嘛。像香港占中提的那个口号也很简 单,而且没说反对中共专制统治,它不就靠人多嘛,就一下子成了大事情了嘛。 而中国大陆现在有规模的、能真正对当局造成压力的民主运动,25 年过去了, 没有出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看不出来有好的情绪冒出来,那种参 与的热情,对自己力量的一种自信,都看不到。

    所以我老讲,现在讲上世纪 80 年代其实都没说到点子上。人家说 80 年代也没什么了不起,赵紫阳没讲什么政治上了不起的话,胡耀邦也没讲什 么,那时候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东西也不怎么样,还比不上现在说得狠呢,因 为现在至少,意识形态上,原来那一套松动了嘛,控制比原来少一些了。但 是,80 年代有那么一股劲头,我们是过来人知道,能感到一股势头在那儿, 走到哪儿去,都感觉到有一股东西在往上头冒、往上头冲。你只要遭受迫害 不要太深,受一定的压制,你发现你是很受欢迎的。而学生啊年轻人啊,整 个地都有那么一种劲头在那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 1989 年刚刚一开年, 很多人就觉得中国今年肯定要出事情,普遍都这么认为。那就是你看得出来, 感觉得到嘛。这个很难描述,因为它没有哪个社会学经济学的可量度的指标, 根据那个指标,达到三了,达到二了......没有那个东西,你找不出什么。民 众的情绪,又没有特殊的表达方式,所以你没有指标,没有量度,但谁都能 感受到,那个时候和现在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在一种社会整体气氛上 的不一样,而现在,你感受不出中国有这种气氛。这也使得很多像子明这种 人,英雄就无用武之地了嘛。

    在 80 年代末,军涛他们开始是不打算介入的,后来介入了。这事我没 有跟他细细交流,但是我推想,实际上很简单:第一,他们正是多年做这种 事情的人,他们很清楚,不会低估当局那种压制的力量。他们也知道当局中有些人也比较开明,他们也知道这种开明会到什么程度。所以他们才会采取那种态度,因为他们不太相信就靠这么着,就能够让当局做出你们所要求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就会认为,和执政的、体制内比较温和的改革派的一种配合是必要的。和改革派的配合,你都不能对他要求太高,你不能动不动就问,赵紫阳怎么不能当叶利钦?你对他指望太高了嘛,先就不要那么想嘛。

    如果这么一看,他当时采取的那种态度,就是挺有道理的,正是对友军、 对敌军有个很清醒的分析、很明确的算计。到头来,结果就是我们看见的, 一旦失败了,所有的人,不管你当时温和不温和,都受到牵连。那没怎么受 到牵连的,有的是离得太远,有的赶快回去写检讨、去认错去了。

    我们知道很多受迫害比较深的人并不是当时卷得很深的人,但是他不认错嘛。到后来当局也知道,参与的人那么多,叫你认个错也是假的,你糊弄 一下,反正给他个面子,但他要这个就够了— 你说“我参加动乱,我不小 心,我错了”,那他就放你一马。有的人参与得很有限,但他始终不认错, 那就是永远过不了关。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参与得并不深,但仗着他参与不 深,个性又强,他就是不认错,那边看你既然不认错,那就不能让你过这个 关,就一定给他一个在此范围内最严厉的打压,很多情况是这样子。很多卷得很深的人呢,摇身一变,痛哭流涕一番,也就过去了— 当然当局也还要看,你真要深到那份上了,到非抓你不可的程度了,那你横竖是打击对象。 官方肯定有很多很多这种分类。

    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居然对他们指责,说他们是共产党派来的,去天安门 是统战部派来的,“你搞统战!”又把统战想得很坏,搞统战就是坏事,于 是军涛和子明成了坏人了。而从来就没有人想过,当时他们不就是主张撤嘛? 主张撤,阎明复他们有这个想法,也许赵紫阳有这个想法,那以后事实证明他们是好人。当时谁最不愿看到学生撤呢?李鹏肯定最不愿看到学生撤了, 那你怎么不说坚持到底的人是李鹏派来的呢?— 他那种逻辑,永远是左的吃香嘛!

    没有人从道义上去指责那些人有什么不对,而子明、军涛他们已经付出这么大代价了,这些已经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以自己的坚贞不屈付出了一辈子的代价,他们还要遭受名誉上的最大损害,说“你们是共产党”,这连起码的公平都没有了嘛!那些人当中,有人后来也不干民运了,闷声发大财,回到中国成了座上客,那些态度坚定的人、爱抓特务的人,谁去抓他这个“特务”了?

    我们永远看到一些人在道义制高点来骂子明,反过来,对那些真正祸国 殃民的人,从来是宽大,只要他调子足够高— 甚至,只要你原来那么高, 后来变调都没关系— 对那些人有那么大的容忍度!你说,要是子明、王军 涛真去发了大财了,那还不把你脑袋骂破了?因为你原来就这个表现啊,正 好连到一块了!他这个逻辑是很奇怪的。

    这个想法不纠正,就不会有第二次运动,不会有了。我们经历过,老百 姓是怎么想的,我们该清楚啊,不是唱高调就能解决问题的嘛。20 多年过 去了,老说“高潮要来”,而且说“老百姓擦亮眼睛了”,不是那么回事嘛。 这个情况我们都经历过,特别经历过毛时代,都知道的嘛。毛时代过去,毛 垮台了,新的人上来了,至少没以前那么权威了,很多人在那个时候才比较 敢于说话,在毛时代敢于说话的人就要少得多嘛。不是压迫、不是苦难,而 是人们的希望,是唤起人们站出来行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他要看到希 望。要是打压太紧张,觉得完全没有希望,他就放弃了,尤其是放弃抗争他 也能过日子,甚至还能过得不错,那他干什么要站出来呀?如果他没有退路, 放弃就是死路一条,那又另当别论了。人的这个情绪应该是很清楚的。

    所以,从子明的去世,我觉得我们至少应该把这个问题再次提出来。这 个不仅是关系到对子明个人的历史定位、对他的评价,也是对中国整个民主 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检讨。而且这种检讨,不是个纯学术的问题,关键是对 今后会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影响。这 25 年来我们都在受到这个影响,不能 再看 25 年了。

    如果再过 10 年,那种情况还不出现的话,就永远不会出现了。将来中 国可能会变化,但那是从别的角度出来的变化:上面自己打起来啦,出了戈尔巴乔夫啦......等等,但是不可能从民运推出变化了,不是我们大家原来一直以为的、期望的、来自民间的、来自体制外的、来自社会包括青年学生的, 主动参与,主动推动,敲开了整个变化的第一步— 这种场面就不会出现了! 也就是说,随着“六四”的失败,这个就从此画上句号了。当时有多么轰轰烈烈,它的失败可能就会有多么惨重,惨重到以至你过了多少年之后,再也不会有了,你才会知道那次的失败有多么惨、创伤会有多么深。 我想借纪念子明的这种机会说说这些想法— 恰恰就是子明,坐牢坐这 么久,坚持扛着,就不认这个错,出来之后又一直这么受打压,居然有人还 从道义上去指责他,这简直岂有此理嘛!这种毫不负责任的东西,对中国整 个异议运动和民主运动有多么大、多么大的危害!我想军涛肯定和我有很多同感,我觉得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还是很有意义的。

    （此文是胡平在2014年10月28日中国研究院陈子明讨论会上的发言，后收入徐晓主编的《殉道者－－缅怀陈子明》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