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纽伦堡“文革—六四—二文革”图片展/费良勇

2026年9月18日，来自世界各地、参加纽伦堡纪念文化大革命发动6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同仁，在集体参观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法庭之后，来到市中心洛仑兹教堂（Lorenzkirche）前，举办了以“文革—六四—二文革”为主题的街头图片展及集会活动。

这次活动旨在揭露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中的政治迫害与人权灾难，介绍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政治制度与社会治理的倒行逆施，呼吁公众铭记历史、关注现实、维护自由民主与基本人权。

我们特别提出“反对二文革”的主题，表达对个人权力集中、意识形态控制、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以及社会政治空间收缩的忧虑，警示人们防范新的社会悲剧。

为了举办这次图片展，我们事先准备了40块高1.3米、宽0.6米的薄木质合成展板。每两块展板用绝缘电线连接，摆成人字形，使其能够在街头独自站立。我们收集了大量历史照片和文字资料，按照文革发动、政治迫害与社会破坏、文革受难者、个人崇拜、1989年民主运动、六四大屠杀事件、习近平执政以来的政治倒退等主题进行分类、编辑和粘贴。

活动当天，40块展板在纽伦堡市中心排成醒目的一长列，配以中英文、中德文的大幅标语“文革-六四-二文革”、“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废除一党专政”、 “实施政治改革”、“释放政治犯”等，形成了一道颇具气势的历史图片展览。一张张历史照片，记录着个人崇拜的政治狂热、政治运动中的暴力与迫害、普通民众遭受的苦难，1989年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历史场景以及六四大屠杀的血腥场面。

不少德国民众和外国游客驻足观看图片，认真阅读文字说明，并与我们交谈，询问中国政治历史和现实人权状况。在纽伦堡这座曾经举行纳粹党代会、后来审判纳粹主要战犯的城市，举办这样一场以反思极权统治和维护人权为主题的图片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真实的历史照片，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人民曾经遭受的苦难，同时关注中国今天面临的政治与人权问题。

图片展期间，我与峨客先生轮流手持高音喇叭，用德语向现场民众介绍文化大革命、1989年民主运动与六四大屠杀事件，并对习近平执政以来的政治倒退提出批评。

我在演讲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政治制度并未实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民主化转型。中国仍然实行共产党一党专制。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成为政治转型的条件，反而成为强化专制的理由。

2013年，中共中央印发有关意识形态工作的“九号文件”，将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等思想主张列为需要警惕的思潮。当时还广泛流传高校“七不讲”的说法，即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这一说法的具体来源与正式文件的关系存在争议，但有关意识形态收紧的政策取向是明确的。

2015年7月，发生震惊国际社会的“709律师大抓捕”，大批维权律师及相关人士受到调查、拘押或其他限制，进一步压缩了独立法律维权的空间。2016年，习近平强调“党媒姓党”，强化共产党对新闻媒体的政治控制。

2018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这一制度变化引发外界对最高权力长期集中、领导人任期制约弱化、重新走向个人独裁终身制、导致重大社会灾难的担忧。

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2024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官方强调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实际上限制了香港原有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政治参与和公民社会活动空间。香港民主派遭到中共彻底镇压。香港内地化，从自由港变为专制港。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持续加强互联网审查、数据监管和意识形态控制。对于反右运动、大跃进时期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等重大历史问题，独立研究和公开讨论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限制。

我在演讲中指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不仅是经济繁荣和物质财富增长，更在于公民是否享有基本自由，国家权力是否受到有效制约，政府是否能够接受独立监督，人民是否有权通过和平、公正的程序选择和更换领导人。

如果国家权力缺乏有效约束，新闻媒体不能独立监督，司法机关不能独立审查政治权力，公民不能自由组织和表达意见，那么经济发展也无法从制度上消除政治迫害和重大决策失误的风险。

我在演讲中还比较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与习近平时代“二文革”的政治现象。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具有明确历史起止时间的政治运动。所谓“二文革”，则是一些批评者用来描述习近平执政以来个人权威强化、思想控制趋严和政治自由空间收缩的分析性概念，并不是具有统一定义的正式历史分期。

两者在政治制度和权力运行方面，存在值得研究的连续性，例如共产党一党专制、对政治忠诚的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管理、媒体管控以及对独立政治活动的限制。但是，两者在具体表现形式和社会运行机制上存在重大区别。文革时期，毛泽东通过发动群众造反、冲击既有党政机构、公开批斗和群众政治运动，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权力重组。红卫兵和各种造反组织相互竞争，政治迫害与派性冲突造成严重社会灾难。习近平时期，则主要依靠现有党政机构、组织纪律、行政管理、法律制度和数字技术，实施自上而下的集中治理。国家行政体系总体保持运行，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也继续存在，并未重现1966年那种全国性群众造反和大规模派性武斗。因此，不能把两个历史时期简单等同。

但两者仍然提出一个共同的政治问题：当最高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政治忠诚凌驾于独立判断之上，思想和言论受到严格限制时，社会如何防止严重政治错误发生，又如何及时纠正这些错误？这也是我们提出“反对二文革”的重要出发点。我们希望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而不是重新陷入个人崇拜、政治恐惧和思想禁锢。

图片展期间，我带领参加集会的同仁多次用中文和德文高呼口号，表达对历史受难者的纪念、对政治迫害的反对，以及对中国自由民主前途的期待。

我们的口号包括：“不忘文革大灾难”、“不忘六四大屠杀”、“释放一切政治犯”、“结束政治迫害”、“实行政治改革”、“开放报禁党禁”、“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中国需要自由”、“中国需要民主”、“思想属于自己”、“要言论自由”、“要新闻自由”、“人权至上”、“反对二文革”、“反对习近平独裁”。

此外，现场还喊出了“专制暴君乃万恶之首”、“焚烧毛泽东僵尸”、“肃清毛泽东流毒”、“毛泽东思想是害人思想”、“习近平思想是狗屁思想”等口号，表达了参加者对专制暴君、个人崇拜和政治倒退的的义愤。

在德国，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自由受到基本法保障。我们能够在市中心公开展示政治图片、批评政治人物、表达不同意见，正是民主社会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体现。我们希望中国人民有朝一日也能自由表达思想、公开讨论历史、和平集会，而不会因为批评政府或领导人受到政治迫害。

图片展活动结束后，我带领同仁参观了纽伦堡市中心的历史文化景点，包括人权街、洛仑兹教堂、主市场、美丽喷泉、圣母教堂、市政厅、皇帝城堡、爱情婚姻喷泉、老城墙和歌剧院等。

人权街位于日耳曼国家博物馆（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旁边，是纽伦堡极具象征意义的公共艺术作品，也是一座以人类尊严、自由、平等与和平为主题的露天纪念建筑。人权街由以色列艺术家丹尼·卡拉万（Dani Karavan）设计，于1993年10月24日正式落成。

整座建筑由27根高8米的白色圆柱、两块地面石板、一棵栎树和一座拱门组成。不同建筑元素分别镌刻了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30项条文的摘要。人们可以把它们形象地称为人权柱、人权石、人权树和人权门。

每项条文采用德语和另一种语言刻写，包括中文、英文、法文以及其他多种语言，象征着人权的普遍性。无论一个人属于哪个民族、生活在哪个国家、使用什么语言、具有何种政治信仰，都应当享有不可任意剥夺的基本权利。

纽伦堡为什么要修建这样一条人权街？这与城市的特殊历史密切相关。纳粹德国时期，纽伦堡曾是纳粹党举行大规模党代会的重要城市。1935年，纳粹政权在这里公布臭名昭著的《纽伦堡种族法》，通过种族歧视法律剥夺犹太人的基本权利，为后来更加系统的迫害奠定法律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至1946年，盟国在纽伦堡司法宫600号法庭审判纳粹德国主要战争罪犯。纽伦堡由此成为国际社会追究严重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的重要历史场所。

纽伦堡不断反思纳粹统治的历史罪行，并逐渐把维护和平、尊重人权和促进国际理解作为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内容。人权街正是这一历史转变的鲜明象征。纽伦堡从纳粹党代会之城、纳粹种族迫害之城，走向审判纳粹罪行之城，并努力成为和平人权之城。

设计者卡拉万本人是犹太裔艺术家，他的部分家人在纳粹大屠杀中遇难。他以简洁、庄严而富有思想性的艺术语言，提醒世人铭记历史灾难，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与尊严。

1993年人权街落成时，纽伦堡市长宣布设立国际纽伦堡人权奖（Internationaler Nürnberger Menschenrechtspreis）。该奖于1995年首次颁发，此后通常每两年颁发一次，表彰世界各地为维护人权作出贡献的人士或组织。因此，人权街不仅是一座公共艺术作品，也成为纽伦堡持续推动国际人权事业的重要象征。

在人权街的27根白色圆柱中，有一根特别引起了中国同仁的关注。这根圆柱以德文和中文繁体字刻写《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的主要内容。中文碑文写道：“每个人有权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下施展自己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创造力。”

我们在中文人权柱前驻足观看，感慨良多。多位同仁在这里拍照留影，并集体合影，留下了珍贵的纪念。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关注中国民主自由与人权事业的人来说，这根中文人权柱具有特殊意义。

《世界人权宣言》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化或者某一个政治集团的专利，而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国际文件。中国人民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理应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仰自由、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利。这些权利不应因为国家制度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或个人身份不同而受到任意剥夺。

2026年9月18日，我们首先参观了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法庭，接着在洛仑兹教堂前举办了“文革—六四—二文革”图片展，最后参观人权街。这几项活动虽然形式不同，却有一条共同的思想主线：

审判纳粹战犯法庭告诉我们，严重政治罪行必须依法追究责任；文革与六四历史图片提醒我们，政治灾难不能被遗忘；人权街则昭示我们，保障自由与人权，才是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根本方向。

国家应当保护人民，而不是迫害人民；政府应当接受监督，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政治制度应当保障人的尊严与自由，而不是要求人民为某种宏伟政治理想无条件牺牲。

我们纪念文化大革命发动60周年，不仅是为了揭露过去的历史罪恶，也是为了关注今天的现实问题，更是为了思考中国未来应该建立怎样的政治制度。我们希望中国能够真正走向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建立一个人人享有基本权利、政府权力受到有效制约、社会公正得到切实保障的现代文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