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泉缨的写作动机是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吗？

 ——《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考 （之三）

朗  钧

目录

序言

一、周泉缨述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文的写作动机

二、对《必胜》文中与军队问题相关的文字的解读

运去英雄不自由

林杰-关锋“八一”社论与《必胜》“拥军”和“反军”文字之比照表

《必胜》和林关《八一社论》腔调基本一致

《必胜》文明确表态要打倒河南军区首长何运洪

三、周泉缨对毛泽东的“忠谏”之言都说了些什么？

“武化革命”与“局部国内战争”

“巴甫洛夫条件反射”与“类巴甫洛夫条件反射”

团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军权”吗？

周泉缨对《必胜》文的主要贡献——《军区问题》章节

结束语

周泉缨的写作动机是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吗？

 ——《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考 （之三）

朗  钧

内容摘要：

文章首先呈现周泉缨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写作动机的相关文字。

文章简述与林杰-关锋《八一社论》被问罪相关的历史背景。并呈现《八一社论》与《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拥军”-“反军”文字对照表。该对照表表明《四一四思潮必胜》文中不但充斥着当年“‘揪军内一小撮”的典型提法，还公然煽动“河南造总”打倒河南军区首长何运洪。

文章指出，团派的“武化革命”论和《必胜》持有的“局部自卫现代战争”提法的源头是列宁关于“国内革命战争”的语录。“武化革命”论和“局部自卫现代战争”的提法都明显具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内涵。

文章对文革中的“巴甫洛夫反射”现象与“类巴普洛夫反射”现象进行了讨论。

文章对《必胜》文指控团派要“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文章指明，周泉缨当年并不反对“揪军内一小撮”——无论是全国的“军内一小撮”，或者是河南的“军内一小撮”，或者是武汉的“军内一小撮”。 周泉缨所反对的是蒯大富和团派要乘“揪军内一小撮”之机，从毛主席手中夺走“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必胜》文中与军队问题相关的第四章《军区问题》是《必胜》文的一个痈疽，其全部表达与周泉缨直接相关。

文章还指明，追究“揪军内一小撮”之罪就是“武汉7.20事件”引发的“巴普洛夫条件反射”症发作后又“主动抑制”的结果。这个出人所料的结局甚至没有给“类巴普洛夫条件反射”症病患人群留下继续表演的时间和空间。

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的不正确决定了毛泽东在文革中给出的全部选项都是无意义的。这些选项及其“标準答案”凸显了毛泽东的哲学理念与政治理念的不自洽，难以自圆其说又要强词夺理。对文革的反思只有跳出毛泽东的文革逻辑才有意义。如果今天仍然在毛给出的选项中进行挑选的话，就永远走不出文革的泥沼。

正文 ：

序言

一般而言，一篇文字水准基本及格的文章，其作者的写作动机是应该能够被绝大多数读者读懂的。在广大文革经历者的记忆中，《四一四思潮必胜》（简称《必胜》）当年之所以能够名扬天下，是因为《必胜》文中那些站在“十七年”立场上的意向性表述显然具有质疑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倾向。《必胜》文中所具有的反文革的政治倾向后来被文革研究者归纳为“河归故道”[]是对《必胜》文较为准确的评判。但是，自《必胜》文问世后，周泉缨却总是强调说，《必胜》的首要写作动机是为了要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于是，广大读者对《必胜》核心内容的理解与周泉缨所谓的写作动机基本上是南辕北辙了。为此，本文将置读者对《必胜》文的理解于不顾，专门展现和分析《必胜》文中与军队问题相关的文字，看看周泉缨的写作动机是不是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一、周泉缨述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文的写作动机

1967年9月，周泉缨在《我炮打陈伯达同志的经过——我的第二次检查》中首次谈论《必胜》文的写作动机。周泉缨是这样说的：

“‘七二零’ 突然事件发生了。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使我感到一种从来未有的惊慌，我似乎闻到了政策有突变的火药味……七二零事件使我完全到了‘激发’状态，终于我再次像头次炮打刘少奇那样豁出去，发飙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大字报” []。

文革后，周泉缨又多次在文章中谈及当年撰写《必胜》文的写作动机。

1999年，周泉缨在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杂志上发表文章《我心中的文革》。这是文革后周泉缨首次在媒体上公开谈论他的文革观。在谈及《必胜》文时，周泉缨为其归总了“三层意思”，即“第一，两派之争代表两种文革前途；第二、极左派插手军队暴露极左派野心；第三、依靠极左派无法达到防修反修目标。”[]

周泉缨在讲述《必胜》文的写作动机时是这样说：“中央文革的权利越来越大，甚至有插手军队的可能，震动全国的武汉军区‘陈再道事件’就是一个预兆。当时，我认为如果如果中央文革一旦插手军队，中国前途恐怕就更难设想了。出于这样重大的担忧，我写了《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大字报”[]。

2006年，周泉缨在香港出版《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简称《试错》）书。周泉缨在《我心中的清华文革》章节中再次谈及《必胜》文的写作动机。周泉缨这样说：

“由于‘7.20武汉事件’的突发，中央明确提出‘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对此，我当时就认为，在军队问题上，毛泽东主席可能上当受骗了……中华民族很可能因此重新沦落在军阀混战的苦难之中。所以，我一想到全国如果坚持‘抓军内一小撮’的不堪设想的后果，一种强大的政治责任感驱动着我……”[]。

“《四一四思潮必胜》选择在‘7.20武汉事件’突发后国家柱石——军队面临大乱的危急关头发表，实际上意味着我代表414思潮所依托的社会势力，紧急向毛泽东主席进行强谏，请求毛以中国的前途和共产党的命运之大局为重，采纳《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建策，遏制和收拾中央文革和团派思潮为代表的极左的乱军势力，停止文化大革命试错大实验。”[]

2010年11月18日，周泉缨在网上发表《关于<414思潮必胜>》文。在这篇文章中又为《必胜》文做“两个要义”之说，即：

“《414思潮必胜》的第一个要义，是展示414派在文革中反对蒯大富领导的团派极左思潮的同时，始终不渝地强调自己也是反对文革中的保守派思潮的。

《414思潮必胜》的第二个要义，……是通过《414思潮必胜》的第四个问题——‘军区问题’，公开对抗‘7.20事件’发生后中央提出的‘抓军内一小撮’口号的。”[]

2014年5月22日，周泉缨通过电子邮件散发了他的《关于<414思潮必胜>创作史的备忘录》（简称《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中周泉缨再次讲述当年撰写《必胜》文的写作动机——“我在清华大学文革中撰写的大字报《414思潮必胜》，是在1967年‘7.20武汉突发事件’之后，中国可能出现反军乱军和全面内战的危机的历史条件下，向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出的理论性的紧急‘忠谏’”。

2015年周泉缨为孙怒涛主编的《历史拒绝遗忘》书撰稿《我与414》。在该文第二节“《必胜》铁定是414的理论纲领”中，周泉缨这样说：

“在理论上不仅对抗当时人民日报提出的‘抓军内一小撮’政治口号，……,(并将)414派犯的极左错误，包括…… ‘抓军内一小撮’……排除在《必胜》之外。”[]

从上述全部引文可以看出，周泉缨承认的《必胜》文首要“写作动机”只是反对“抓军内一小撮”。而曾经作为反对“极”左思潮的核心论据，且被清晰写入《必胜》文的“十七年红线主导论”[]、“‘财产权利再分配’极端反动论”[]竟然不包括在周泉缨的“三层意思”或“两个要义”之中，甚至与周泉缨的写作动机无牵无涉。仅此一点就对探寻《必胜》文写作真相有重要的提示作用。

2010年秋天，周泉缨撰文《只有毛泽东读懂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在该文中周泉缨煞有介事地说“只有毛泽东一人真正读懂了《四一四思潮必胜》，甚至毛泽东比我这个写《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人，更加透彻地了解《四一四思潮必胜》……”。

周泉缨还在文章中强调说：

“‘红线主导论’只是《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一个具体内容，但是它决不是《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核心思想……民主派们到了今天仍然将‘红线主导论’说成为《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核心思想，只能说明民主派们从来就没有搞懂过《四一四思潮必胜》。”

“红线主导论”是最具无产阶级党性的反文革思潮。它的拥戴者不仅仅是党内各层级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诸多反文革人士，如张志新、王佩英等人的反文革言论均可归入“红线主导论”的范畴。“红线主导论”不只是文革时期中共干部阶层对抗毛泽东文革理论的思想武器，其影响之深远甚至可以覆盖近4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从“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论断中也分明可见“红线主导论”的影子。自文革至今，在中国政治学光谱中，“红线主导论”与周泉缨所说的“民主派”所持有的普适价值论的关系是最为对抗的, 二者间绝无连续性可言,二者间之鸿沟似可用现代物理学能带论中的禁带予以描述。此禁带之跃迁需附加怎样的动量方可完成？！周泉缨将“红线主导论”扯皮于“普适价值”只能说明理论家思维很混乱。

“只有毛泽东一人真正读懂了《四一四思潮必胜》”的说法与其说是故弄玄虚，不如说是在挑战广大读者的阅读能力。那么就让我们接受周泉缨的挑战，以《必胜》文的写作动机为观测点，与周泉缨一道重读《必胜》文，看看除了伟大领袖，吾等芸芸众生能否读懂《必胜》文。

二、对《必胜》文中与军队问题相关的文字的解读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周泉缨确实几十年如一日，一贯始终，毫不改口地强调自己写作《必胜》的主要动机就是要反对“揪军内一小撮”。那就让我们先从“揪军内一小撮”的那段历史入手，展开本文的讨论。

运去英雄不自由

“揪军内一小撮”是一个口语化的提法。它的标准表述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种形式是并提一个“党内”，即“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军内一小撮”提法的源头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般而言，政治学逻辑的表达应该遵守形式逻辑的表达规则。既然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原则是“党指挥枪”，那么“军内一小撮”之集合理所当然地⊆（包含于）“党内一小撮”之集合之中。因此，“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没有触犯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要义。

1967年1月，“军内一小撮”的提法首次出现在由关锋、王力、胡痴和唐平铸按林彪指示起草的军队内部文件《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中[]。《宣传方针》明确提出要“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青海“2.23事件”爆发后，林彪针对该事件又提出“军内一小撮”的另类表述，即“带枪的刘邓路线”。

“武汉7.20事件”爆发后，“揪军内一小撮”、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口号响彻全国。在此背景下，林杰执笔起草、关锋审阅定稿了纪念“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的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简称《八一社论》）。尽管林关在《八一社论》中写了一大堆拥军爱军的话语，但是，由于社论中出现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该社论还是被毛泽东斥责为“大毒草”。林杰和关锋因“反军乱军”之罪名被关入秦城。红旗杂志《八一社论》也因此成为文革中“反军乱军”的典型文本。

如果认真阅读林关的《八一社论》，我们会发现，导致林关跌入文字狱的真正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林关在《八一社论》中重复了被无数人喊了无数遍的“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而是因为林关在《八一社论》中点名批判彭德怀和罗瑞卿之后，又意有所指地强调要掀起对“军内最大的一小撮”的大批判。

死老虎彭德怀罗瑞卿明显不在林关所谓的“军内最大的一小撮”之列。那么，在元帅级人物中，除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林彪、主管两弹的聂荣臻、已故的罗荣桓、病重的刘伯承、已被软禁的贺龙、在“二月逆流”后遭批判的陈毅之外，也就只有朱德、徐向前、叶剑英这三位元帅堪称“军内最大”了。林关敢于在《八一社论》中明示要批判“军内最大的一小撮”或许和在北京召开的百万人声援武汉地区造反派的大会所释放出的信息有关。出于对历史渊源的综合考虑，毛泽东批准了康生上报的上天安门的人员名单——徐向前和叶剑英两位元帅没有被允许登上天安门[]。这表明对“武汉720事件”的追查方向已经指向原四方面军统帅徐向前（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但是，为了避免由于不允许徐向前登上天安门而引起敏感性的猜疑，作为障眼物，叶剑英也没有被允许登上天安门。  

“武汉7.20事件”爆发后，毛泽东对军队的动向做了最坏的预判。8月4日,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信中估计，有百分七十五的军官支持右派 []。北京的报纸也发出警报：“革命的红卫兵小将难道能忘记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忘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忘记赫鲁晓夫的反革命政变吗？不能，绝对不能！”[]林关的《八一社论》是一篇揣测圣意的文字。林关以为，在遭遇“武汉7.20”事件之后，毛泽东一定会爆发超级的“无产阶级震怒”[]。

但是，该“无产阶级震怒”不但没有发作，文革干将王、关、林却被打倒了。毛泽东后来在娘家晚辈人王海容面前吟咏罗隐（唐）诗来解说王、关、林的被倒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曾经的副外长刘华秋上世纪末曾撰文说，毛援引罗隐诗中的“英雄”是指王、关、林。刘华秋对毛泽东哼吟罗隐诗的解读流传甚广，诸多文革研究文章都照搬了刘华秋的说法 [] 。但是，刘华秋的解读实在是对毛泽东的最大误解 []。毛泽东在向杨成武下达逮捕令时说的很明确：“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文革时期，“不是好人”的说法内涵很丰富，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都是有可能的，但无论如何不会有“英雄”的内涵。

毛泽东遭遇“武汉7.20事件”的窘相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字中有所披露：据李作鹏回忆，毛泽东离开东湖宾馆的时候，出于安全的考虑采取了秘密伪装措施[]。邱会作在武汉“7.20事件”爆发后，奉命从北京携带江青的亲笔信赶往武汉。他亲自护送毛泽东从驻地乘车驶往机场。后来，邱会作在回忆录中写道：“毛主席离开武汉实际是不情愿的，他知道他在武汉是最大的败家。”[]

麦克.法克尔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谈及毛泽东在“武汉7.20事件”中的窘相时写道：“一个习惯于中国亿万兆民奉承的革命胜利家、党的领袖，如今却被迫秘密出逃。一群战士和干部就让他安全得不到保证，而且起因还是他推动的事件。然而，作为一名打游击出身的老手，毛懂得审慎必须先于自尊，即使它意味着要乘坐自己一向厌恶的飞机……尽管如此，他表面上还是从容自若，不露一点破绽”。

其实，毛泽东吟咏罗隐诗是在自喻。

毛泽东吟咏的“英雄”二字隐喻的就是毛泽东本人。至今为止，凡是讨论“武汉7.20事件”和王关戚垮台并涉及此句罗隐诗的文革研究文章都没有指明这一点。“英雄不自由”的代价就是让王、关、林失去自由。而让王、关、林失去自由的理由就是煽动“揪军内一小撮”。文革爆发已经五十年，王、关、林煽动“揪军内一小撮”之罪似乎已成铁案。但是,官方文革史专家们却始终没有讲清楚，为什么要揪出“军内一小撮”就是反军乱军，而要打倒“党内一小撮”就不是反党乱党呢？至于“军内最大……”的暗示之罪则更是被大多数文革研究者所忽视。

林杰-关锋《八一社论》与《必胜》“拥军”和“反军”文字之比照表

依据毛泽东的文革逻辑，凡提及“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就均有“反军乱军”之嫌。现在，就让我们在忽略林关二人是否真的存有“反军乱军”的写作动机，且认定林关“反军乱军”罪名成立的大前提下，将毛泽东所说的“大毒草”林关《八一社论》作为一个参照物，与《必胜》文做一个比照，看看《必胜》文中所涉及军队问题的文字到底是在拥护“揪军内一小撮”，还是在反对“揪军内一小撮”。为了叙述和阅读方便起见，笔者制作一《对照表》，现呈现如下：

   林杰-关锋《八一社论》与《必胜》“拥军”-“反军”文字对照表 （图片版）

从上述《对照表》可以看出，《必胜》文中的“拥军”和“反军”文字主要集中在第四章《军区问题》中。从文字的绝对数量上看，《必胜》文中的“拥军”文字要远远少于林关的《八一社论》；而“反军”文字则大大多于林关的《八一社论》。下面我们就依照毛泽东的文革逻辑重点讨论一下《必胜》文中的“反军”文字

《必胜》和林关《八一社论》的腔调基本一致

   正如《对照表》所呈现的，《必胜》文多次强调，团派和四一四派共同的“主要敌人”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在对待“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上是暂时统一的”。也就是说，团四间的所谓“思潮之争”并不包含如何对待“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

《必胜》文中关于军队问题的文字，从政治立场到表述方式，与当年由林杰执笔关锋定稿的，后来被毛泽东指责为“反军乱军”的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的口径并无过大差异。《必胜》文认定“党内和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抛出一条带枪的反动路线，手段是毒辣的，后果是严重的”，而且“相当多的军区和部队干部，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很理解，由于对军内走资派的阴谋估计不足，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这条带枪的反动路线，也有的是在策略和方法上犯了错误，这样就压制了造反派，特别是团派，而客观上壮大了保守派 。”

由于有了上述的形势判断，《必胜》全文中非但没有出现一句明确反对和指责“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文字，反而充斥着当年“揪军内一小撮”的标准性提法，还多次使用“带枪的反动路线”的林彪提法。因此，无论是当年抑或是今天，从整体阅读效果上来看，周泉缨所谓的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写作动机在《必胜》文中是零呈现，或者说是反向呈现。

既然林杰-关锋的《八一社论》当年可以因文中出现“（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而被毛泽东指责为“毁我长城”的代表作，那么在当年，《必胜》文根本就不可能被方方面面的读者认同为是一篇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檄文。

《必胜》明确表态要打倒河南军区首长何运洪

《对照表》表明《必胜》文在“揪军内一小撮”这个事关文革全局问题的表述上与林关《八一社论》的调门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在局部地区，在对待河南省军分区及军区首长何运洪的具体问题上，《必胜》文又是如何表态的呢？为了进一步看清周泉缨所谓的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写作动机在讨论河南军区问题的文字中的具体体现，有必要对河南的文革历史进行一个简要的回顾。

1966年8月19日，曾任河南省第一书记的刘建勋在郑州大学宣读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表态支持河南省第一个大学生造反派组织——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后来，以“郑大联委”为核心，学生领袖党言川等人成立全省性的跨行业的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

1967年1月22日，清华大学学生唐伟不知何故在郑州贴出大字报《二十七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唐伟的大字报认定刘建勋是陶铸王任重线上的人。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同日，时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领导下（刘建勋已调任北京）的河南军区正式表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唐伟的大字报；并支持“二七公社”对立面 “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的成立。

何运洪的倾向性站队表态加剧了河南造反派的内斗，致使两派大打出手，武斗不断升级。何运洪也因此成为河南“二七公社”声讨对象—— 河南省的“军内一小撮”。

7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7］216号文件，批示说“河南省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

1968年1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央批准刘建勋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新、纪登奎、轩东森（河南造总）、张宗海（河南造总）、党言川（二七公社）、申茂功（二七公社）等41人人任常委[]。因中央明确支持“二七公社”，因此在省革委组成人员中“二七公社”的代表占绝对优势。

综上所述，河南的文革形势在1967年7月上旬已经基本明朗。军区首长何运洪已被中央认定“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河南的“四一四”派——“河南造总”不但没有获得必胜, “反军”派的“二七公社”反而得到中央的认可。

河南文革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全国诸多省份的造反派组织在“九大”召开之前几乎均被清算，诸如广西四二二、湖南省无联、北京五大领袖所领导的校际组织。只有河南省似乎是一个例外，“二七公社”代表人物申茂功在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上连续三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直到1979年才被清除出党。

《必胜》文初稿的写作时间正是7月下旬。在对待河南军区首长何运洪的态度问题上，《必胜》文是如何进行表态的呢？读者只需粗略翻阅一下《必胜》文的《军区问题》章节，答案就一目了然了。《必胜》文中的第四章节《军区问题》是专门讨论河南的文革形势和军队问题的。面对已经明朗了的河南文革形势，《军区问题》章节的执笔者虽心有不甘，但却无奈地承认：

“有的414派在一定程度上保了军区的反动路线，但是一旦无产阶级司令部点明，一般地都能改正错误，在大敌面前重新统一起来。今天河造总改正错误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军区问题》章节的执笔者还识时务地表态说：“在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斗争中，在巩固无产阶级的军权的斗争中，414派将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军内走资派划清界限，修正自己过去在对待团派问题上的错误，完成一个痛苦的转变。”

   对《必胜》文的上述表态文字的最佳诠释当然应该是周泉缨自己的文字。周泉缨在文革中“交代”说：“‘七二零’事件之前，我到河南去了一趟，……觉得按照康老、戚本禹同志原先对河南问题的调子是不难解决河南问题的。”[]

下面，笔者与读者就来看看康生和戚本禹是如何给河南文革定“调子”的：

《必胜》文面世是1967年8月上旬。而距《必胜》面世时间最近的一次康生关于河南问题的谈话是在7月30日。估计被周泉缨认可和拥护的就是这次“康生谈话”。

1967年7月30日在北京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康生在谈话中谈及了“二七公社”、“河南造总”以及何运洪的定性问题，康老是这样说的[]：

“中央批评河南军区特别是何运洪犯有方向路线错误，主张给‘二七公社’平反，认为‘二七公社’是革命的造反派”；

“你们‘河造总’支持何运洪，而何运洪就是陈再道、钟汉华在河南执行反动路线的代表”；

“有的同志去问何运洪怎样样？同志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何运洪没有资格再领导河南文明大革命。……何运洪等人不能真正代表解放军”；

“他们（指“二七公社”）反对何运洪，反对军区的错误路线是对的，这是好的”；

“仅仅是‘百万雄师’搞不起来那样的叛乱的，河南的何运洪不断在军区怂恿反抗革命造反派组织，利用公、检、法大量逮捕人”。

接着再来看看戚本禹同志是怎么说的[]：

“二七公社是个造反派组织，有他的缺点和错误，成份不纯，方法不对，他们大多数组织是杀出来的，他们方法上不对，但他们对军区问题上，敢于斗争，何运洪有啥反不得”；

“中央大方向是支持二七公社，他（们）不反刘建勋，他（们）反对军区错误路线”；

“武斗主要负责人是何运洪。喊打倒何运洪就打嘛！”。

对照康生和戚本禹的讲话，再对照《必胜》文原文和周泉缨的“交代”文字，读者不难看出周泉缨在“何运洪问题”上的表态完全是在鹦鹉学舌，和康生戚本禹定下的“调子”完全一致，只是《必胜》文对何运洪的表态要比康生和戚本禹更严厉一些。中央［67］216号文件虽然认定何运洪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但并没有将何运洪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还称何运洪为“同志”。也就是说，即使在“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已经席卷全国的情况下，何运洪却没有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定为“军内一小撮”。所以康生说：“所以我们希望军区坚决改正错误，群众要协助他改正错误，坚决反对口头上承认错误，实践上坚持错误。坚决反对不支持他改正错误，给他施加压力，使他不改正错误”但是，《必胜》文在《军区问题》章节中却将何运洪定性为河南地区的“军内一小撮”，并煽动和鼓励“河南造总”反戈一击——“打倒何运洪！”，以此实际行动“和军内走资派划清界限”。

总而言之，《必胜》文的文字本身已经充分证明，《军区问题》章节的执笔者非但没有在河南地面上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反而鼓励河南四一四“河南造总”积极参与“揪军内一小撮”和“ 打倒何运洪！”，与河南团派——“二七公社”合污同流了。

通过上述分析，现在可以为本章做一个小结：

《必胜》文在关于军队问题的总体论述上和林杰-关锋的《八一社论》的调门是完全一致的。其不但使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标准提法，还使用了 “带枪的反动路线”的林彪提法。具体到河南文革和河南军区问题，《必胜》文则明确表态要“打倒何运洪”。因此，客观地说，周泉缨所谓的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写作动机在整个《必胜》文中是零呈现，或者说是反向呈现。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没有，也不可能从《必胜》文中读出周泉缨所谓的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写作动机来。这其中也应该包括张春桥和毛泽东。

三、周泉缨对毛泽东的“忠谏”之言都说了些什么？

尽管《必胜》文对林关《八一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和“军内最大一小撮……”的提法没有提出一字一句的非议；尽管《必胜》文的文本中充斥着“揪军内一小撮”的标准提法，还煽动和鼓励“河南造总”去“打倒何运洪”；尽管周泉缨还在《必胜》文的[转抄按语]中叫嚷：“等我们解决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再如何如何,但是几十年来周泉缨仍然一口咬定说《必胜》文是他写给毛泽东的一道“理论性的紧急‘忠谏’”，其“要义”就是要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必胜》的文本与周泉缨的诠释文本的完全不对位表明，或许《必胜》文中还有与军队问题相关的叙述有待挖掘和讨论。那就让我们耐下心去，到《必胜》文中去寻找周泉缨在“一种强大的政治责任感驱动下写出的“忠谏”之言，看看周泉缨到底对毛泽东都了说些什么？

如果认真仔细阅读《必胜》文，读者会发现，在《必胜》文的《军区问题》章节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很值得讨论，现抄录如下：

“……在团派看来，全国都是如此，于是，枪杆子已经完全被‘敌人’掌握了，全国性的内战、全国性的武装夺权，是不可避免的了，文化大革命已经演变为‘武化革命’了。……团派对军权问题，对枪杆子问题是很敏锐的，很重视的，很坚决的，他们很快就把主攻目标转移到军区问题上，然而，私字夺权观和山头主义的夺权观将使他们犯错误。他们想夺取的是基本上在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

以笔者的估计，周泉缨所谓的“忠谏”之言，周泉缨反复强调了几十年的《必胜》文反对“揪军内一小撮”之写作动机，或曰《必胜》文之“要义”应该指的就是这段文字。这段文字之要点有二：第一、批判团派宣扬的“武化革命”论；第二、指控团派妄图夺取“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下面我们就来解构一下这段“忠谏”之言。

“武化革命”与“局部国内战争”

“武化革命”一词的发明人是持有团派观点叶志江同学。

“武汉7.20事件”爆发后，叶志江在清华园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派武装起来》（简称《武化革命》）。清华文革人的回忆录中对叶的大字报多有提及。[]。叶志江在这张大字报中写道，要用“文攻武卫”的办法，用革命群众冲击的方式“夺取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历史上哪次革命不是用枪杆子最后解决问题？” 因此，全国必定要进入“武化革命”阶段。

尽管“武化革命”的提法有戏虐打浑之嫌，但是“四一四东方红战团第三独立支队”还是贴出批驳性大字报《斥反动的‘武化运动’论-——叶志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武装起来]是什么货色？》[]（简称《斥反动的‘武化运动’论》）。该大字报强调，“国家机器、人民军队都牢牢掌握在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手中[]”“‘武化革命’论者所说‘无产阶级革命派武装起来，用枪杆子解决问题’是‘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翻版，客观上煽动那些对于我们国家抱有敌对情绪的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8月9日，“四一四东方红战团00支队”在清华校园贴出周泉缨的《必胜》文。批判“武化革命”的文字也出现在《必胜》文中。

笔者估计，《斥反动的“武化运动”论》和《必胜》文中对“武化革命”提法的批判或许均与周泉缨有关。因为《斥反动的‘武化运动’论》和《必胜》这两张大字报的的署名中都是周泉缨所在的“东方红战团”。而四一四下辖23个战斗队[]中，队名均有文革色彩，例如“云水怒”、“从来急”什么的。而“第三独立支队”与“00支队”明显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代号。

“武化革命”的提法应该与“武汉7.20事件”的大背景直接相关。

麦克.法克尔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的《武装左派》章节中写道：“文革后的历史学家把这一年夏天武斗的责任的大部分归罪与江青，没有突出毛本人的煽动作用”。

为了证明毛泽东在“武汉7.20事件”后曾一度有武装左派的打算，麦克.法克尔在书中罗列以下事实证明毛泽东“武装左派”的想法确实曾经被付诸实施：

7月20日，“武汉720事件”爆发。

7月22日，江青在北京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的代表时说：“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7月31日,张春秋正式要求毛允许成立工人的自卫武装力量。毛泽东做出肯定的回答,他让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就此发表意见;8月下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散发了旨在“武装左派”的市武装力量的章程[]。

8月7日,周恩来告诉湖南代表, “真正的左派”要求武装是“可以理解的,必然的”,给他们提供武装,是遵循“我们的最高统帅的指示”[]。事实上就在同天，毛泽东签署中央文件,肯定了湖南在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的必要性[]。

8月9日,林彪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和解放军高级将领参加的秘密会议上讲: “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

8月10日,毛泽东签署中央文件,号召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条件成熟地区”把群众武装起来[]。

8月13日,康生引用了“武装左派”的口号,三天后,他和关锋指责进入大部分是回民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地区“支左”的部队在处理当地“保守群众组织”时, “太软”, “不讲原则”。解放军必须支持当地的“左派”,“如果必要的话给他们提供武器自卫。”[]

邱会作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指出：“……主席在‘七二零’事件后反而想到了武装左派，这样既助长了邪气（尤其是上海帮的邪气），又制造了新的混乱，此后，全国武斗又形成高潮，很多造反派是对着解放军的，并开始抢军火库及军工厂。”[]

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也写道：“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是错误的，其中有两个最大的错误：一是武装左派，好像部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更严重的是，主席八月四日的信对形势完全估计错了。他认定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

叶志江“武化革命”的提法显然是对江青毛泽东的“文攻武卫”、“武装左派”提法和做法的正面响应。“武化革命”提法的理论源头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经历国内战争的一段语录。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武汉7.20事件”爆发之后，列宁的这段语录中高频率地出现在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的报刊和大字报中。“国内战争”、“局部国内战争”、“全面内战”的提法也时髦起来。叶志江“武化革命”的提法似乎应该是从列宁的那段关于国内战争的语录提法中推演过来的。由于无法找到叶志江关于“武化革命”大字报的原文，所以也无从确认叶的大字报中是否引用过列宁的那段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的语录。

但是，问题的蹊跷处在于，列宁的这段鼓吹“国内战争”的语录竟然出现在严厉批判“武化革命”论的《必胜》文中。列宁这段“……社会主义革命，……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语录在《必胜》文中的出现表明，《必胜》文作者对“武汉7.20事件”前后的全国政治形势的估判与叶志江之估判并无本质的差别。团四两派在“武汉7.20事件”后的表现与文革政治生态中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现象和“类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现象有关。

“巴甫洛夫条件反射”与“类巴甫洛夫条件反射”

一个往复出现的刺激，和另一个带有奖赏或惩罚性的刺激多次联结后，即使该刺激单独呈现时，也能够引发被刺激物神经系统的无条件反射。这就是“经典条件反射”，又称“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经历数十年血雨腥风阶级斗争刺激（考验）的政治人物在面临重大政治事件时引发的政治反馈与“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很相似。该反馈的正确与否、快慢与否往往与性命攸关，稍有不慎，便要人头落地。而“武装左派”和“文攻武卫”就是“武汉7.20事件”引发出来的惯性“巴普洛夫条件反射”。

自文革始，从第一张“马列大字报”，到“五十天白色恐怖”；从“清华824事件”到“武汉720事件”，对清华文革参与者的政治神经所产生的连续性刺激所引发的条件反射可称为“类巴普洛夫条件反射”。之所以在“巴普洛夫条件反射”之前缀一个“类”字，是因为这些刺激尽管强烈，但对被作用体之苟活并不构成威胁，因而这类反射较之标准“巴普洛夫条件反射”多了些表演（或曰“表现”，或曰“表态”）的成份。

李磊落之死[]是团派在“武汉720事件”的作用下整体患发“类巴普洛夫条件反射”症所带来的惨痛后果。孙毓星在《我的文革心路历程》文中还原了一个急于赴死的李磊落——“得悉7.20事件后就在日记中写下血书：‘誓死保卫毛主席 江林（李磊落文革后改用的名字） 67.7.21’，临行前甚至安排了照顾弟弟妹妹等‘后事’。他是怀着必死的信念奔赴常德的。”那颗索命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动脉，成全了他的忠诚[]。

叶志江“武化革命”论当然是“类巴普洛夫条件反射”的标准呈现。那么“武汉720事件”对清华四一四群体产生的刺激所引发的“类巴普洛夫条件反射”是如何展现的？

“武汉720事件”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几千四一四人从清华园徒步游行到天安门。中途遭遇瓢泼大雨，按照标准“巴普洛夫条件反射”规律，这些人本应该先找地方去躲躲雨。但是游行队伍坚持在雨中行进；当戚本禹电话指示老蒯，要团派组织队伍去徐帅居住的西山游行时，四一四人也“闻风而动，唯恐落后”，“急于表现一把” []，与团派一道赶往西山；当王力谢富治回到北京时，团派独派两千人去机场。四一四人不甘落后，也派两千人也赶往西山机场，但欢迎仪式已结束[]。7月30日晚间，林关《八一社论》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播出后，团派总部在大礼堂，四一四总部在主楼广场分别集会，共同欢呼林关《八一社论》的发表[]。欢呼林关《八一社论》之后，四一四核心组成员纷纷北上南下，介入到地方的“揪军内一小撮”活动中去，沈如槐张雪梅去了武汉；陈楚三去了哈尔滨；刘万章去了长春；郭仁宽去了锦州；王永縣去了南京；吴栋去了广州 []；……

文革的具体实践表明，四一四人是“揪军内一小撮”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反对者。沈如槐和孙怒涛在回忆录中对此都有所检讨。但是，周泉缨却在他的文革回忆文字得以洋洋地自夸——众人皆醉我独醒。周泉缨在回忆文章中写道：“414总部的常委们则经常自觉和不自觉地犯甚至背叛自己的414思潮的错误，比如‘抓军内一小撮’”[]。

周泉缨的上述文字表明，他本人在“揪军内一小撮”狂潮中做到了独善其身！“类巴普洛夫条件反射”在他身上似乎没有发作。从周泉缨的文革回忆文字中读者确实无法判断周泉缨是否冒雨去过天安门？是否去过西山元帅府喊口号？是否去机场欢迎王力凯旋回京？是否参加过欢呼林关《八一社论》发表的集会。但是，只需看看《必胜》文对“武汉720事件”的评述，即可判断“武汉720事件”在周泉缨身上是否引发过“类巴普洛夫条件反射”。

《必胜》文的《军区问题》章节对1967年2、3月直至“武汉7.20事件”后的全国政治形势做出的基本的判断如下：

“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抛出一条带枪的反动路线，手段是毒辣的，后果是严重的。……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在中央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之后，就欺骗受蒙蔽的广大群众和战士，把矛头直指中央，制造暴乱事件，武汉则是典型。相当多的军区和部队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很理解，由于对军内走资派的阴谋估计不足，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这条带枪的反动路线。”

“二、三月份之后，各地造反派出现分裂，保守派重新抬头，大规模武斗发生，甚至出现了局部的政变，局部的武装暴乱事件，文化大革命遇到新的障碍。”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局部地正在进行着初步形式的自卫现代战争了。但是即使全面内战因为各种因素打将起来，或者继续发生局部暴乱和大规模的武斗，我国社会的基本阶级状况是不会有原则的改变的。那些只知道空喊武装斗争而不知道对武装斗争的阶级斗争，阶级目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做调查研究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的人和忽视武装斗争的人一样，同样是可悲的。”

《必胜》文中的上述文字有四个关键点，现归纳总结如下：

第一、该段文字写作者用“局部政变”、“ 局部武装暴乱”来定性军队的暴力行为，并明确指明“矛头直指中央，制造暴乱事件，武汉则是典型。”这个表态与林关《八一社论》和叶志江《武化革命》对“武汉720事件”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该段文字的写作者认为“局部地区的自卫的现代战争”已经开始。对于全国是否会爆发“全面内战”，《必胜》文给出估判是一个不定论—— “即使全面内战因为各种因素打将起来……”。

第三、该段文字的写作者对一旦爆发“全面内战”之最终结局表现得信心满满：“我国社会的基本阶级状况是不会有原则的改变”、“党内、军内走资派要在全国范围内结聚受蒙蔽的群众，并使他们充当全国规模的暴动的工具是不可能的。”

第四、该段文字的写作者最后故作公允态，在坚持进行“武装斗争”的大前提下，对“空喊武装斗争”，和“忽视武装斗争” 的两类人都予以了极大的蔑视。该段文字的写作者显然是在模仿40年前的毛泽东——既要反对王明的“左”倾盲动，又要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只是这种模仿既生硬、又蹩脚、所以显得很滑稽。

总之，《必胜》文对“武汉720事件”爆发后所做的形势估判判断与叶志江之判断并无本质的区别，也远比林关《八一社论》所做的形势估判的要严重的多。较之以往单纯表征造反派之间暴力行为的“武斗”、“大规模武斗”的提法，叶志江的“武化革命”和《必胜》文的“武装斗争”、“局部政变”、“ 局部武装暴乱”、“局部国内战争”、“全面内战”的提法都是对林关《八一社论》的一个重大突破，都更具有鲜明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内涵。用今天的时髦话语来描述，均属“妄议”之论。《必胜》文关于军队问题的表述看似是在拥戴毛林对军队的绝对统领，其实质都是在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革乱局增烦添乱。

《必胜》文对“武化革命”之批判的最大问题在于，批判者自以为得计的公允态本身实际上也没有摆脱拥护“揪军内一小撮”的基本立场，小巫见大巫，十步笑百步，都是“类巴普洛夫条件反射”症的发作而已。

团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军权”吗？

从周泉缨对《必胜》的诠释文字中可以看出，对“武化革命”提法本身的批判似乎还不是周泉缨所谓的“忠谏”之要点。而告诫毛泽东要警惕团派妄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才是周泉缨对毛泽东所讲的“忠谏”之核心内容。《必胜》文对团派的该指控固然可笑，似乎没有讨论的价值。但是，为了不枉负周泉缨的一片“强大的政治责任感”，还是有必要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既然周泉缨的“忠谏”之言是讲给毛主席听的，那么就让我们先来猜一猜毛主席当年是否介意过周泉缨发出的蒯大富妄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的警告呢？

自1927年提出“枪杆子里面竖政权”后，毛带领秋收起义的农民登上井冈山，踏上了武装夺取政权之路。他曾经的对手是蒋介石、白崇禧、杜律铭、而党内的对手是王明、张国焘，以及后来的彭德怀和林彪。当收到周泉缨通过《必胜》文提醒毛泽东要警惕蒯大富借“揪军内一小撮”之机，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时，毛是选择哭，还是笑呢？周泉缨发出警告实在很呆萌。毛后来开释周泉缨或许是出于对这种呆萌的怜悯。

虚拟一种极端的说法，并强加在对方身上，然后以公允态批判之——这是文革派性斗争中的惯用伎俩。在《必胜》文中，对团派政治企图的虚拟与批判有两例。

第一例虚拟与批判就是所谓团派“大翻个儿”理论。当年最作践人的表述是“流氓痞子要掌权”[]。“大翻个儿”是四一四人扣在老团头上一顶莫须有的帽子，是四一四人从团派鼓噪的“彻底砸烂”的论调中引申出来的。当年的团派中绝没有人敢说“十七年全国黑线主导”。“彻底砸烂”的口号实际上是毛泽东“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说法的必然推论。后来迟群谢敬宜搞出的“两个估计”[]实际上就是“彻底砸烂”的官方表述。

第二例虚拟与批判就是说团派妄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在“ 客观上煽动那些对于我们国家抱有敌对情绪的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例虚拟与批判显得更加荒诞和离谱了。因为，无论是在当年抑或是在今天，到底有多少人会相信，蒯大富和团派曾经妄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呢？蒯大富之辈恐怕连夺取小小的清华园派出所的管辖权和治安权的念头都不可能有，遑论什么“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了。

文革至今已经五十年。当年派性斗争带来的仇恨已经消退。周泉缨是否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当年《必胜》文指控团派妄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到底是为了派性斗争的需要，才对“武化革命”进行过度解读而虚拟出来的一个攻击对方的口实，还是周泉缨本人当年（抑或今天）确实真的是那样确信不疑的呢？

文革结束后，蒯大富被清算了。在老蒯获罪的诸项罪名中，有下令开枪射击工宣队队员；有迫害革命老干部，但唯独没有《必胜》文指控的妄图要 “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这一条。或许是感觉到当年在《必胜》文中指控团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过于荒诞，于是周泉缨开始在诠释《必胜》的各种文本中逐步修缮和变异自己当年在《必胜》文中对团派的原始指控。

首先，周泉缨在全部诠释《必胜》文的文字中不再提及《必胜》文对团派的原始指控，即“武化革命”的本质是妄图要 “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

其次，周泉缨在全部诠释《必胜》文的文字中逐步将指控团派妄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向“反对‘揪军内一小撮’”过渡。

1999年，周泉缨撰写了文革后第一篇有关文革的文章《我心中的文革》。在这篇文章中，周泉缨赋予《必胜》文“三层意思”，而“三层意思”之一就是要揭露“极左派插手军队暴露极左派野心”，此文所指的“极左派”已从《必胜》文中明文所指的“团派”变成了“中央文革”。但是，《必胜》文的写作动机是“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说法还没有出现在该文本中。

进入21世纪之后，周泉缨开始明目张胆地在各种文本中将《必胜》文对“团派”妄图“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的原始指控解读为是为了要“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2006年，周泉缨《试错》书的第一章节在《我心中的清华文革》中，首次将《必胜》文的写作动机是“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说法付诸文字。之后，“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写作动机就成为周泉缨诠释《必胜》文之“要义”。因为指控“中央文革”要“插手军队”无论如何要比指控蒯大富和团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显得要更具合理性些，也更具历史意义。用“反对‘揪军内一小撮’”之写作动机揩去《必胜》文中派性斗争之痕迹后，剩下的当然只有超前的觉悟和非凡的胆识了。

2010年11月，周泉缨在文章中写道，《必胜》之要义“通过第四个问题——‘军区问题’，公开对抗‘7.20事件’发生后中央提出的‘抓军内一小撮’口号”[]。

2014年5月，周泉缨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改口说，《必胜》在当时是“以委婉的方式否定了‘7.20武汉突发事件’后中央提出的关于‘抓军内一小撮’的错误政治口号” []。

当年的周泉缨到底是在“公开对抗”“中央提出的‘抓军内一小撮’口号”呢？还是“委婉否定”“中央提出的‘抓军内一小撮’口号”呢？《必胜》文就像一个小姑娘，任凭周泉缨随意打扮。

周泉缨对《必胜》文的主要贡献——《军区问题》章节

我们像分析小学生作文一样，就《必胜》文中有关军队问题的文字表述与周泉缨讲述的写作动机之间的不一致性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比对、分析和讨论。现在可结论如下：

1967年夏季，周泉缨曾跑到郑州，较深地介入了“二七公社”和“河南造总”之间的派性斗争。《必胜》的部分初稿就来自周泉缨写给郑州工学院“河南造总”成员刘建亭的回信——《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而《必胜》的另一位初稿者万润南和《必胜》文终稿者罗征启均没有介入过河南的文革运动。因此可以断定：集中论述河南军队问题的《必胜》第四章《军区问题》的全部思想表达和文字表达应该与周泉缨直接相关。

周泉缨对《必胜》文正文部分所作贡献集中体现在第四章《军区问题》中。《军区问题》章节中关于军队问题的叙述文字和叙述逻辑清楚地表明，当年的周泉缨并不反对“揪军内一小撮”——无论是全国的“军内一小撮”，或者是河南的“军内一小撮”，或者是武汉的“军内一小撮”。 周泉缨所要反对的是蒯大富和团派乘“揪军内一小撮”之机，“夺走基本上是属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

笔者以为，罗征启万润南参与《必胜》文写作之前，周泉缨写作《必胜》文之初衷就是表态拥护“揪军内一小撮”、呼吁“打倒何运洪”、批判“武化革命”论，虚拟和指责团派要“夺走基本上是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罗万二人插手《必胜》文写作之后，周泉缨的写作初衷虽然在《必胜》中依然有所体现，但是，在罗万“十七年红线主导论”的恢弘叙述面前已经沦为次要观点。

《军区问题》章节在《必胜》文中的出现，与《必胜》文关于“思潮”的主题论述明显反调与脱节，是一段可有可无的多余文字。《军区问题》章节与万润南确立的文章主标题——“四一四思潮必胜”，以及全文的核心内容——“十七年红线主导论”之叙述也无必然联系，甚至相违相悖。客观地说，以拥护“揪军内一小撮”、呼吁“打倒何运洪”、批判“武化革命”为重点；以危言耸听团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为笑点的《军区问题》章节绝对是《必胜》文的一个痈疽——这是任何一位稍有阅历的人都可以从阅读中感受得到的。如果砍掉“十七年红线主导论”、“‘财产权利再分配’极端反动论”等段落，而将《军区问题》上升为核心章节，《必胜》文将文不对题，且不堪成文。但是，如果砍掉《军区问题》这一章节，不但丝毫不影响《必胜》核心主旨的论述，而且会使《必胜》的叙述更加紧凑，反极“左”的主旋律更加突现。

历史已经证明，令《必胜》文名扬天下的表述集中出现在《必胜》文的前两章节和第五章节中的文字中，而不是 周泉缨贡献和喜爱的《军区问题》章节中那一堆做作不堪、俗不可耐的文字。

罗征启曾经说，在修改《必胜》时曾就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与周泉缨发生过争执。笔者猜测，或许罗周之间的争执就是为了《军区问题》章节的去留而发生的。以笔者之判断，罗征启在终稿时之所以没有删节《军区问题》章节，可能是照顾到周泉缨的颜面。因为如果真的删节了《军区问题》章节，《必胜》文的正文部分可能真的就如万润南所言——没有一个字是周泉缨写的了。

结束语

马牛不复辨，泾渭何当分。

《四一四思潮必胜》这个文本确实很奇特，因为它承载和传递了不同的思想者的不同的思想。孰清孰浊，读者只能自行分辨，却又无从分辨。

但是，《必胜》文的写作历史背景并不混沌！王关戚的倒台是毛泽东文革政治逻辑混乱的起点。“武汉7.20事件”让毛泽东十足地感受到，文革局面之失控意味着那个为所欲为的“自由王国”已渐行渐远。“武汉7.20事件”在中央高层所引发的“巴普洛夫条件反射”症的发作时间并不长，约20天左右。该“反射”征候终因对文革大局之顾及而出人所料地骤然消退了。追究“揪军内一小撮”之罪就是“武汉7.20事件”引发的“巴普洛夫条件反射”症发作后又主动抑制的结果。这个出人所料的结局甚至没有给“类巴普洛夫条件反射”症病患人群留下继续表演的时间和空间。

周泉缨所贡献和偏爱的《必胜》第四章节《军区问题》的文字构成不能够证明周泉缨所谓的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写作动机之存在，却可以佐证周泉缨由于“武汉7.20事件”的刺激也曾患发过“类巴普洛夫条件反射”症，而且他的病患征候较之他人更加异样。

对文革的反思只有跳出毛泽东的文革逻辑才有意义。

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最大问题就是他的哲学理念(对立统一)和他的政治理念(一边倒)是对抗的。文化大革命则将这种对抗发展到了极致。毛泽东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他只讨论了问题的一半，更重要的另一半他没有讨论，即“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也是从三大实践中来的吗？一九四九年后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居然导致出一场灭绝人性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即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他天马行空地幻念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的不正确决定了毛泽东在文革中给出的全部选项，诸如保护或批判校党委；拥护或反对工作组；促成或破坏“大联合”；主张或反对“揪军内一小撮”；欢迎或抵制工宣队进驻……都是无意义的。毛泽东给出的这些选项及其“标準答案”凸显了他的哲学理念与政治理念的不自洽，难以自圆其说又要强词夺理。

对于文革反思者而言，如果今天仍然在毛泽东给出的选项中进行挑选的话，就永远走不出文革的泥沼。

2016年8月14日初稿 北京西山植物园

2016年11月11日终稿 北京海淀中关村         

致谢：谨以写作本系列文的方式向周泉缨、孙怒涛、叶志江、唐金鹤、陈继芳、马小庄、傅培程、邱心伟、原蜀育、孙维藩等清华文革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将自己回忆清华文革的大作赠予笔者。

林杰-关锋《八一社论》与《必胜》“拥军”-“反军”文字对照表 （word版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