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山歸來話蔣公】（一）
—纪念先总统蒋中正先生诞辰128周年

文／潘晴

在世人眼裡，特別在被中共洗腦的一代人中，多以「一介武夫」來看蔣介石，並認為在中國的歷史上，至少在國共兩黨爭天下的過程中，蔣是一個失敗者。中國大陸在多年「政治文宣」的強制主導下，貶損蔣，已成為自49年之後，中共鞏固其統治合法性的重要舉措。雖然在八十年代國人的歷史反思中，這一對歷史極度扭曲的說教，已逐漸失去市場，但其流毒，卻不是短時間內就能消除的。直到今天，不用說在一般國人的眼裡，蔣仍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負面人物」形象，即使在海外的異議人士圈中，也有不少人，甚至包括一些學者，對蔣持有輕蔑甚至是批判的態度。令人對扭曲的歷史之不公、之不義，感到不勝唏噓！

今年是蔣公誕辰128週年，海峽兩岸，都有一些人在自發的紀念蔣公。原因不難理解，因為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上，蔣是一位至關重要的關鍵人物，離開了他，中國之命運也許會完全不同，台海也可能不是今天這樣一種情形。簡言之，離開了蔣，中國近代史也就不用寫了，更不會有今天人們所面對的「兩岸關係」。時光飛逝，懵然回首時，蔣公卻已離開我們四十週年了。

​八月底，因參加光復會舉辦的「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系列活動，筆者去了臺灣。適逢中華民國政府正在舉辦：《「從戰爭到和平」—紀念抗戰勝利和臺灣光復七十週年》的展覽，於是，我再次拜訪了闊別了多年的「中正紀念堂」和參觀了「國軍軍史館」等處。為了彌補幾次來台都未能達成的心願，正式活動結束後，在友人的陪同下，我與程凱、孫雲、袁鐵明結伴，上了陽明山，去了一趟「慕名已久」的蔣公故居—「草山行館」，一睹蔣公在臺灣晚年居處之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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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山行館」座落在陽明山麓的深處，地勢高聳，風景宜人。特別是在台灣悶熱的夏季裡，陽明山上卻十分涼爽。九月初，台灣正值盛夏，我們驅車離開台北時，還是汗水淋漓，但進了山後頓覺舒適，心情自然是好了許多。一路上，賓主放開了會議中的拘謹，在隨意的閒聊中，讓我們這些遠道而來的客人，感受到了台灣人不太表露的真實一面。特別是在談及台灣已逐步淡出人們視線的蔣公時，主人難得的打開了話匣子。看得出來，他對蔣公是尊敬的。與許多反蔣人士不同，作為台灣新生代的一些學人，在如何看待蔣介石的問題上，雖然看法仍不盡相同，但至少已開始趨於理性。在評估台灣今天來之不易的民主制度時，人們終於意識到，如果沒有當年蔣公的「動員戡亂」，阻截共軍於海峽對岸，台灣早已淪陷為「匪區」了，哪還有什麼「自由與民主」。因此，在蔣公逝世四十週年之後，台灣的政治生態已有了很大改變，在我此行所接觸到的台灣人中，不分「藍綠」，大多已能夠拋開各自意識形態的框框，客觀的來看待歷史上的「兩蔣時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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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山行館」是蔣公退守台灣之後，與夫人蔣宋美齡多年來的居住之地，特別是在夏季，這裡既是蔣公的「避暑之地」，同時也是他的「辦公之處」。蔣經常在此處理一些重要的「軍政事務」，所以陽明山上的「草山行館」，對於外界來說，一直有些神秘。據陪同我們的友人介紹：在「兩蔣時代」，這裡平時有軍警守衛，尋常百姓是不能隨便光顧的。聽了之後，我會心一笑，因為這是「威權時代」的政治常態，我們來自大陸的人士，對此早已「見怪不怪」了，與中共政治領導人各地的「行宮」相比較，做為國家元首之宅邸，「草山行館」其實是十分簡樸的。

「草山行館」除了極佳的位置，可以遠眺陽明山谷的景色之外，幽靜的環境，山林中的鳥語花香，也的確使人心曠神怡。「草山行館」是「日據時代」的老建築，雖然風格老舊，但十分典雅，除了石門口處稍空曠些，可以停車之外，其占地面積並不大。室內除了客廳、餐廳、臥房之外，木製的日式拉門與長長的走廊也別具一格。餐廳較大，開有通往露台的門，露台上不光可以俯瞰戶外景色，而且也可以休息與用餐。室內有一個日式的「炭爐」很別緻，能使人聯想起冬季時給人帶來的溫暖。屋角處，當年蔣宋美齡彈奏的鋼琴至今仍保存完好。在室內一些簡單的傢俱與陳設的物件上，也可以看得出來主人的優雅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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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公是一個生活上簡樸的人，而且律己甚嚴。他自幼生長於浙江奉化的一個鹽商家庭，因家道中落，童年時生活困窘，與母親相依為命。蔣母雖在生活起居上，對他照顧的無微不至，但教育上卻十分嚴格。而蔣年幼時，性格倔強頑劣，因此常遭母親體罰。蔣公曾回憶到：「當憶兒時，先慈對我夏楚痛苔之狀，余不肯向母求恕討饒，因之夏楚益甚，痛苔不已。及至最後，母痛哭曰：苔兒即苔吾肉，我時心痛如割⋯⋯ 乃至親友前來說情，命余討饒，余仍頑強不服⋯⋯。」

只此一段，已可見蔣公性格之一斑。在蔣的成長背景中，母親的角色，一直是他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支柱，也是他在人生痛苦、沮喪之時的避風港。蔣幼年求學時，恰逢遇到「兇惡」之老師，對其極為「苛刻虐待」，故蔣公自述：「余之少年教育完全是先慈一人之所賜」。蔣公成人後，其性格中的堅強、勇敢，但不失寬厚、仁慈的一面，顯然與他童年時的經歷，以及母親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1903年，蔣十六歲時，到奉化的「鳳麓學堂」就讀，接受新式教育。在校期間，蔣開始接觸西方的知識，在滿清末年湧動的「革命思潮」中，蔣受當年在江浙一帶發行的「民報」影響很大，十分佩服鄒容的「革命軍」。雖然蔣幾經轉學，但完成了十四年的正規教育，在國學上紮下了根基。十四年的求學過程中，對於蔣來說，最重要的是，在列強環視、瓜分中國，而晚清政權又極為腐敗的情形下，確立了蔣做為一個中國人，為國家獨立、富強、免受外辱而抗爭的志向。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蔣在1906年，與當時的許多青年一樣，前往日本學習軍事。沒料到，日方只接受「官費保送」的學生，無奈之下，蔣只能打道回府，考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學習。好在不久後，蔣通過了滿清陸軍部舉辦的留日考試，進了日本東京振武學校成為炮科的一名學員，開始了他不久後名振中國的軍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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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蔣公旅日生涯的人都知道，蔣的學習成績很差，軍校畢業時，只得了六十八分，排在第五十五名。當年最高得分者是九十六分，而最低者也必須滿六十分。如後來成為他忠實部下的張群，得分是九十五分，名列第三。蔣與中山先生曾有一張合影中的王柏齡，則拿了九十三分。但蔣不是一個死讀書者，旅日期間，他卻花了很多時間，用來考察考察日本的社會，從中汲取將來建軍治國可用之精華。蔣公曾回憶：「人家到外國只注重學術科目，我卻更要去學人家的實際生活，更要看人家的房子，特別是廁所廚房如何清潔，如何管理，後來就根據自己觀察的心得來辦軍官學校，本著革命的精神，從實際生活中來訓練學生，就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蔣留日期間，對於日本人如何訓練學生和新兵十分注重，包括如何在衣食住行方面，「養成其一切應有的軍人精神和動作，這是他們軍事教育最精要的地方。」蔣回憶到：「我從前在日本初住振武學校，他們對於中國學生是很放任的，一切實際生活的訓練，對中國學生都隨便。但我自己曉得要緊，也事事學他們。他們每天用冷水洗面、擦身，我也每天用冷水洗面擦身，他們不吐痰，我也不吐痰，他們處處要整齊清潔，我也就處處做到整齊清潔。」看得出來，蔣旅日期間的軍校生活，對他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蔣曾寫到：「今天回憶起來，我生平生活上能夠簡單，工作上能夠有恆，四十年如一日，確實由於這一年士兵生活訓練所奠定的基礎⋯⋯ 如果我沒有這一年當兵的經驗，不受過那種士兵的生活，我相信是不會有今天這樣的。」

蔣中正一生，特別是在政壇崛起之後，幾乎沒有任何不良嗜好，生活簡單、規律，每日清晨做體操，靜坐禱告，晚上有計劃的讀書、寫日記、禱告，數十年如一日，一直到他生命的盡頭。其恆心、其毅力非常人之所及，也是許多政治領袖人物所不具備的。蔣自認：其生活習慣之養成，受青年時的旅日經歷影響很大。

蔣雖然是一名基督徒，但一生卻是中華文明道統的守護者。蔣推崇王陽明，他曾深入研究過王陽明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學說，並且成為他一生遵奉的行為準則。其性格中的積極發奮、不屈不撓，以及有時為堅持某種「原則」，浪漫與「想當然」的做派，應該與王陽明學說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即使蔣公成為中華民國特級上將（大元帥）、中華民國首任民選總統之後，這一風格也仍為改變。

回視蔣公一生在政治上、軍事上的起起落落，人們可以發現，與他本人受傳統理學影響之深，有著莫大的關係。蔣在歷史上許多政治糾葛之關鍵時期，常為堅持道德原則而不顧現實利益。此種性格，古今中外的政治人物中並不多見。蔣在擔任北伐軍總司令之後，已在心中確立了成為中國政治領袖的想法。南京政府組建後，蔣在日記中自勉：「余為一代領袖，言行舉動皆以一世之風化所關，人心所繫，利品敦行，不可一時疏也，必須言不妄發，行不妄動，而後乃可為一世師也。立志以天地萬物為心，立品以不忮不求為心，男女飲酒之間，尤首注意也。德之不講，何以革命，立功何為，必先立德，為民之法，為國之本也。」

胡適先生在「淞滬戰役」結束後，對蔣公曾有這樣的評價：「五六年前，他的統一政策，他的急於求功的設施，我個人也常引為失著，但這幾年來的沈毅堅苦，和平寬厚，已使其成了另一個人，使他能擔負以前所不能擔負的大任。⋯⋯蔣先生在實力上、在聲望上、在民望上、在道義上，盡可是黨國最高領袖。」

蔣公的一生，內在以「聖人」為期許，對外「以德服人」的努力從未中斷。其一生飽經憂患與挫敗，在大起大落的政治變遷中，蔣的這種以道德為基礎的人格特質，雖然在揮師北伐、統一全國，以及在領導抗戰時期，發揮了正面的重大作用。但蔣的這種迷信道德操守，堅持道統的政治風格，卻未能在國共鬥爭中取得勝利。從蔣中青年時期的人生軌跡來看，傳統思想的烙印和束縛，早已埋下了他日後敗於共產邪惡專制的伏筆。每想至此，筆者心中都嗟乎不已。

回顧​蔣公的一生，在國父孫文廣州危難之時挺身相救；領導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結束軍閥割據與南北分裂，完成中國之統一，捍衛了共和國體，重建了中華民國之法統；功勳彪炳。其後，主導國民政府廢除列強對華不平等條約，領導全國軍民浴血奮戰，抗擊日寇之侵略。並參與全球二戰，取得反法西斯衛國戰爭的最後勝利！功莫大焉！即使在49年敗於中共的軍事作戰，退守台灣之後，他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格守「三民主義」之理想，實行地方自治與土地改革，建設台灣、保衛台灣，為華人留下了一塊免於中共暴政奴役，人民可以享有基本自由的土地。在經國先生接班之後，結束「動員戡亂時期」之特殊法規，並依照民國憲政傳統，開放黨禁、報禁、還政於民，為奠基台灣的民主做出了最後的貢獻。

昨天，是先总统蒋中正先生诞辰128周年纪念日。有感於蔣公一生的事蹟，總覺得想說些什麼，於是匆匆開始動筆，寫下了這篇本該在「草山」歸來之後，就應當完成的隨記散文。若論及蔣公的文章，世上其實早已有千言万言，而筆者只是一介布衣、流亡之人，也只知蔣公之初略生平，斷無什麼高見可以論述，只因心中有感，於是觸景而發。還有很多話，一時也寫不完，還是分開再寫吧。

如今，唯一可以告慰蔣公在天之靈的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覺醒了，在六十多年前被黃俄鐵蹄踐踏的中華大地上，自由的種子，正在再次發芽，破土而出！

回望歷史，蔣公功高蓋世，名垂千秋！

遙盼明天，介石魂兮歸來，再造中華！

潘晴

民國一O四年十一月一日於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