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出身论与今日中国政治

王军涛

    遇罗克是中国民间异议运动的一座丰碑。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于他写下了《出身论》。遇罗克在这篇伟大的作品中，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思想“血统论”，力图维护数千万被侮辱和被迫害的人的尊严。遇罗克《出身论》之后，血统论已经成为臭不可闻的政治思想。然而仔细思考，遇罗克与《出身论》的关系要比常识性看法更复杂。

    遇罗克的伟大之处或许不仅在于他批判血统论，而是他的政治选择的意义。因为，如果单从批判血统论的角度看，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遇罗克也没有在当时阻挡住血统论泛滥导致大规模暴力的现实政治恶果，他据以批判血统论的理论价值也还不能超越当时的政治限制。

    或许，遇罗克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他敢于挑战残酷的政治迫害，为自己的独立思想殉道。他所遭受的迫害和殉道的结局，使得血统论荒唐至极，臭不可闻。文革期间和中共统治下，许多比血统论更荒唐、后果更惨烈、与中共关系更密切的论调，都没有像血统论这样臭名昭著，原因就是没有人为批判这些论调像遇罗克那样殉道。从而不能激发人们内心深处政治正义感的同时留下深刻的政治记忆。

    由此可见，遇罗克并没有过时，他还不仅是一个仅仅标志和测试他的时代的精神高度的历史人物。因为他的伟大意义不仅是他批判血统论，而是他作出的政治选择，以身殉道，维护正义。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精神去作出选择，那种大智大勇大仁大义的选择。

    不过，今天坚守正义的选择，很难说比遇罗克时期更容易。虽然政治迫害不像遇罗克时期那样残酷了，但是能够经受得起迫害而坚守道义或者尊崇道义的人，远不如遇罗克时期。认识并理解这一点，对于坚守道义的异议人士很重要。我们不能象遇罗克那样期待着被我们维护的人私下的尊崇，我们可能也没有以后的掌声和鲜花。我们就是坚守良知判断和信念。如果要实现我们的理念，如果要批臭流行的错误看法，我们已不能仅靠揭露道义问题或者未来的灾难后果来唤醒人民，因为就此而言，人们清楚地知道这些问题和罪行。我们也不能再靠英勇的殉道来感动人民，这种牺牲甚至会让消费时代和大众文化盛行的时期的普通人更加远离我们的事业，因为他们不愿意承受苦难，甚至不愿意为抽象的道理而感到沉重的心理压抑。我们的环境似乎更复杂。

    尽管血统论已经因遇罗克殉道而臭名昭著，但也没有过时。

    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在理论上认可过血统论；他们之中的骨干中坚份子不乏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他们夺取政权的关键战役和斗争中，信任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曾经对他们的胜利起过决定性作用。中共过去关于家庭成份的正式表述是：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后来还有一句——重在政治表现。）。过去他们是在现实政治操作中，从阶级斗争理论出发，镇压整个阶级，不论男女老幼。那时中共在具体操作中不以成份取人，主要是残酷的斗争中处于弱势需要他们敞开大门吸纳所有可以为之所用的力量，也因为他们自恃有先进的意识形态可以俘虏年轻人的正义感和追求美好社会的精神。

    其实，血统论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要素，是暴力维系暴政的社会伦理基础之一。统治者依照被统治者的血统进行提拔和惩罚，就是血统论。提拔不是因为相信血统决定品行和能力，而是在缺乏合法性的说服力时依靠感情作为维持忠诚的基础。中国有所谓待人亲疏要看是否是“五同”：同宗、同乡、同学、同僚和同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 ）的成名作，也是他在哈佛大学博士毕业论文研究成果，就是对民国初期政治研究后得出结论，由于建立在类似“五同”基础上的裙带关系导致宪政第一共和的失败。专制惩罚亲属也不全然是因为政治不信任或为了政治上斩草除根，而是为了加大造反的成本。诛九族、保甲连坐等制度更多的是增加造反者的心理负担。

    目前的中共似乎比过去更相信血统论。而且是出于血统论中最反动的理由和政治思维，即唯血统才能作为政治信任的基础。毛时代的中共曾经自信掌握人类最先进的思想和方向，因此血统论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血统的基础是社会阶级。而现在中共就是为了维持统治并榨取实际利益，所信赖的血统基础是亲情。刚粉碎“四人帮”时，通过平反毛泽东时期的冤假错案和恢复被镇压的阶级的公民身份，中共曾经获得人们的衷心支持。恢复高考一度使得中共借鉴传统封建政治的科举制度来选拔自己的继承者。然而，1980年开始的学潮，使得中共世故的领袖不再相信年轻的大学生。陈云提出要选拔子弟兵作为接班人。但这一见解当时还没有得到邓小平代表的中共高层主流所接受。1989年镇压民主运动后，中共彻底丧失治理的合法性。其执政前景堪忧。1991年苏东波进一步加深这种忧患意识。中共派出几个团赴苏东考察其垮台的教训以及中共防止重蹈覆辙的因应对策，其中某代表团的结论是：“苏东共产党政权垮台的教训表明，仅仅靠‘四化’标准提拔的干部在关键时候靠不住，血浓于水；还是应该依靠子弟兵。”据说，邓小平阅读此报告后对高干子弟升迁放水。90年代经济大潮中，没有经过打江山的艰辛的中共新贵，更是要自己的后代享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优势。今天，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基本上是红色后代垄断所有社会稀缺资源和机会的发展模式。

    中共18大临近，高层内部围绕18大后的领导核心的斗争加剧。民间运动甚至反对运动内部也不乏有人为权贵子弟夺权造势。其理由是他们有魄力、有眼光、有能力，只有他们才有改革需要的视野，也只有他们才能驾驭改革带来的风险。所有这些都是形形色色的血统论。

    我并不反对干部子弟进入重要位置和管理资源，因为即使封建社会有识之士也坚守“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用人原则。一概不许干部子弟有权势虽然有其正义报复的理由，但也是某种血统论。民间运动特别是民主运动应该坚持按照合理和公平的程序选拔社会公职人员。在尚未民主化时，也根据其思想倾向、言论和政绩作为支持和反对的理由。没有什么严肃的研究支持干部子弟更有魄力、更有眼光或者更有能力的说法。

    总之，遇罗克反对的血统论仍然变相存在甚至盛行于中国。只有建立民主和法治，才能真正建立人人平等的公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