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刘贤斌绝食

（加拿大）盛雪

    在加拿大绝食六次，应该算有经验了。可是还是挺难受的。

    1989年5月，因为我家住在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六七分钟走路的距离，每天听着急救车的呼啸声在窗前刮过，好像每一声都刮过我的胃，难忍的疼痛与揪心。我对自己发誓说，我愿意用任何方式抗争，但是不绝食。

    1991年1月吧，第一次绝食，声援当时在狱中绝食的王军涛、陈子明。那天冷的风都蓝得透明了，我们在领事馆前不停的转圈，那次夜里冷到零下20几度。

    2006年2月6日和3月6日为高智晟绝食两次。2月那次更是冷得牙都不能碰一块，碰一块就咯咯响。在领事馆前用衣服包了好几层，活像北京上访户。

    这次可以算最“舒服”的了。天气不错，在市政府前广场，除了饿着肚子，还真像是散心放松。我和一起绝食的吴嗣瑜说，有点内疚。因为和刘贤斌他们的境遇反差太大了。

    我怕饿，我有胃病、血压低、血糖低，现在加上个甲低，都不适宜饿。可是在加拿大却破了我自己的承诺，先后六次绝食。不过都只是24小时而已。象征性的也好，动真格的也罢。我用心体会所投注的情感和所坚守的信念。人总是要为自己所信的东西付出行动的。并不是每一次行动都能到达终点，事实上到达终点之前的所有步伐都是过程，但都必须要走。

    而且，有些中国人太聪明，总是想计算好了结果再做，结果就是不做。因为绝大多数事情无法确切计算好得失。如果都计算的话，西方的大赦国际、百万行、环保人士都是傻子，都万分可笑，都搞的是没有意义的形式，都是自欺欺人。因为他们每天写关注信、募集分分毫毫的捐款，保护一个湖泊不被污染，几乎都是无法看到结果的行为，甚至有些做法确实无法产生结果。但是，这就是一个人的社会所应有的守望相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链条关系。

    而且，人应该有一种高贵的情感，那就是为贫弱者争取权益，为受难者背负十字架，不管所能做的是一次祷告还是一万里死亡威胁的行程。人既不应该嘲笑祷告者的微弱，也不应该面对万里险途感到无能。

    刘贤斌我不认识，在此之前甚至没有多关注过。杨建利来电话介绍刘贤斌的情况，感动于他的不放弃，感动于他的平和而坚韧。决定采取些行动。看了刘贤斌妻子的文章，更觉得不做些什么心里难受不安。这就是一份简简单单的人情味和同情心吧。一个社会如果连表达人情味和同情心都需要算算得失和成果的话，那这个社会是多么可怕而势力。

    一次绝食只占20多年民运活动的几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但是20多年推动中国民主的信念和行为，就是这样一寸寸走出来的。如果把每一寸看起来不那么重要，没有意义，甚至有些可笑的里程都删除的话，那么脚下的路和前面的方向也就都消失了。     （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