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现时的行为逻辑是什么？

胡 平

　　原四通老总、八九民运领袖万润南先生在他的回忆录《商海云帆》里写道：「回顾1989年的那场风暴，感觉学潮就像是一辆没有剎车、只有油门的越野车，不停有人去猛踩油门，却没有剎车功能。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车毁人亡。」

　　到海外后，我曾经与胡平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问：「为什么学运总是以失败告终？」

　　他的回答很哲学：「因为他们不失败不结束。」

　　对胡平提出的『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所谓策略，我认为没有可操作性。因为实际情况是见「坏」有人上，见「好」非但不收，反而变本加厉、更加蜂拥而上。』

　　尽人皆知，和平占中运动面对的不只是港府，而是北京，是中共。现今中共领导人，都是经历过八九和六四的。假如说他们在有关香港的种种问题上可能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不会有分歧。那就是，面对和平占中这种非常形式的公民抗命运动，决不能妥协。因为他们深信，让步非但不能换来抗议者收场，反而会变本加厉，招致更多的人蜂拥而上。是的，他们现在压力很大，但是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让步，压力只会更大。除非中共决定接受抗议者的全部诉求，否则，他们就不会在任何一条诉求上后退。就算北京打算放弃梁振英，但至少现在不会。这是中共现时的行为逻辑。我们务必要知己知彼。

　　10月12日，法广（RFI）记者安德烈采访另一位被指为八九民运「黑手」的王军涛时，问到：「在学生和占中的社会人士这一方，有没有做出妥协的可能性？」王军涛答：「不可能。也有的人说，学联如果宣布撤的话，他们也不撤。不撤的话，学联就边缘化了。我参加过七六年和八九年两场运动，基本的情况就是：运动的领导核心更换得非常快。也就是谁能往前冲，谁就能成为运动的领导。如果你不冲，你很快就被边缘化。在八九年知识分子的情形正是如此。这些学生上街的时候，他们说是读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读物，但一旦知识分子劝阻他们，知识分子就边缘化了。然后北高联不同意在广场绝食，北高联就边缘化了，绝食团就成了主流。绝食团中，当多数人想撤的时候，说服不了少数，比如像李录他们当时坚持要留守在广场。我不评价这是对还是错，只是从客观上来说，其他人就边缘化了，这些坚守广场的人就成了核心和主流。我的意思是，在运动中，谁能体现正义感，淋漓尽致地表达运动的那种正义感，谁就成为运动的核心。只是在运动中比较理性的人先后都被边缘化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必须建立退场机制。一场公民抗命运动，如果建立不起甚至根本不去建立退场机制，或者认为不应该有乃至不需要有或者不可能有退场机制，那么，除非一步到位的胜利，否则必败无疑。

　　10月9日，港府单方面宣布搁置与学生对话。此举立即招致更多的民众和平占中。这是「见坏就上」，完全正确。我建议，学生方面应提出，一旦港府同意对话，学生方面则宣布撤离（或至少宣布暂时撤离），为对话营造良好气氛；若港府在对话中缺少诚意，拒绝任何让步，则不排除在必要时重新占领。

　　争取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以当下香港的情势，港人完全有可能取得成功，但只可能是有限度的成功，港府和北京方面不是没有做有限度让步的余地。但这就要求抗议者们务必能适时地转换抗争方式，当硬则硬，当软则软；一味的硬只会错失良机，并使得整个形势不进反退。不错，我从一开始就指出，港府和北京很难在香港实行六四式的血腥清场，但这不等于他们不会有其他的办法－－我都能想出好几种办法来。在这件事上，不要把中共想得那么笨。

　　六四这25年来，港人年年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要求为六四平反。鉴于香港的特殊性，中共都予以容忍。因为它知道，如果打压，代价太高。再说，它知道它完全可以采取这样的态度：抗议不抗议在你，回应不回应在我。有些问题，如23条，它权衡利弊，觉得可以正面回应；有些问题，如六四，它就是置之不理。

　　这次北京给香港提出的「普选」方案，引起港人强烈不满。先前，港人以多种正常方式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中共就是不理。迫不得已，港人发起了公民抗命和平占中，以故意违法的非常方式，造成了若干地段交通堵塞等效果。中共发现不理睬不回应不是个办法，所以不得不应允与占中者对话。但是，中共又决不会同意在「违法」行动面前就做让步，因为它不敢开这个先例。以香港的问题之多，六百多万人的大都会，聚集成千上万的民众抗命并非难事；一旦开了先例，不满的民众很可能再接再厉，一波又一波，中共要么只有一退再退，一退到底，要么就只有不惜代价强行打压。再说，从公民抗命运动的历史来看，很少有几次是立竿见影，当场就使得当局做出相应改进的。大多数公民抗命行动都是在引起强烈关注之后，再转而采用正常方式才进展的。

　　因此，结论很简单，在和平占中行动已经引起举世关注，并使得港府方面（港府的背后是北京当局）同意对话的情势下，抗争者应该停止，至少是暂时停止这种不得已的违法方式，转而采取其他正常方式继续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