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糟的失败是把成功丢掉

胡 平

　　我们是效仿者，我们是看到前人和别人进行各种方式的抗争，然后跟着学，也照着那些个样子去抗争。对于这些抗争方式，绝大部分参与者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们并不知道那些不同方式的抗争的机制和原理，不知道那些不同方式的抗争分别是如何起作用的，为什么会起作用，在什么情况下作用大，什么情况下作用小，什么情况下没作用，什么情况下是反作用…...

　　这些问题他们很少思考过。我发现，不只是双学，读戴耀庭和陈健民文章，我发现连他们也不够清楚。

　　一大群人故意占领街道，阻塞交通，其直接后果自然是干扰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并连累了经济，因此它必定会引起市民对占领者的不满。那么，它怎么会又摇身一变，转化成对政府的压力呢？这不是很奇怪吗？

　　可见这中间必定有一种机制起作用，必定要经历一种转折，才能够使本来因占领而不满的市民，不是把不满对准占领者，而是把他们的不满转移到政府身上。

　　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由于冷漠、迟钝或懒惰，极少关心公共事务，基本上不对公共事务表态发声。占领行动正因为直接干扰了市民的日常生活，搅动了社会，因此它就把这沉默的大多数卷入其中，迫使他们去过问、去关注。如果他们认同抗议者的诉求，他们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示支持，把因占领引起的不满不是对准占领者，而是对准政府，于是就增加了抗议的规模、声势和力度。这就是为什么占领行动能够获得比一般的集会游行更广泛、更强烈、更直观、更生动的效果。

　　然而，上述情况注定是短暂的。一旦强大的民意得以充分展示之后，陆陆续续地，很多人就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干扰这一点不愿意忍受了。他们就会希望占领者停止占领，让他们的生活恢复常态。尤其是，当多数人都认为，占领能取得的成效都取得了，没取得的则是现阶段还不可能取得的，继续占领下去已经没有意义，只是徒然的扰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把因被占领引起的不满，又回过头来对着占领者了。民意的这种逆转早已被民调证明。

　　谈到扰民。陈建民举出在1960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公民抗命，为了反对种族隔离政策，马丁.路德.金呼吁黑人杯葛巴士公司，为时超过一年，弄得巴士公司几乎倒闭，也被批评拖垮经济，害得基层司机没工开，造成莫大民怨，也是很扰民的。

　　这个类比不恰当。因为杯葛巴士公司的行为并不是公民抗命。马丁.路德.金无非是号召黑人不去搭乘巴士，宁可步行。这样做没有违反任何现行法规，因此不算公民抗命。当大量黑人长时期地拒绝搭乘巴士，那当然会严重影响巴士公司的收入，但是巴士公司却没有任何理由抱怨黑人。毕竟，人家并没有妨碍你的正常经营，也没有妨碍白人乘客的正常乘车，如何能算扰民？如果马丁.路德.金不是号召黑人拒绝搭乘巴士，而是号召黑人去围堵车场，不让巴士公司发车，或者是号召黑人去阻挡车门，不让想乘车的乘客上车；那才叫公民抗命，那才叫扰民。

　　我曾撰文指出，要区分两种公民抗命：直接的公民抗命和间接的公民抗命。直接的公民抗命不妨碍他人的正当权益，因此可以持续进行。间接的公民抗命很可能会妨碍他人的正当权益，因此不可长期持续。同是间接的公民抗命，香港的占中和台湾太阳花运动还不一样。且不说台湾太阳花运动有其特殊性，其他地方很难复制，更重要的是，太阳花运动占领的是立法院，瘫痪立法会的议事活动，但并没有直接干扰市民的日常生活，因此不会引起普通市民的不满。香港的占中运动占领的是金钟旺角铜锣湾，它直接地干扰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它很可能引起普通市民的不满；而一场运动一旦失去民意，那就落入了败局。

　　戴耀廷根据民意逆转指出占领的边际效应在递减。这话当然对。不过他又说，多数民众不支持继续占领，不等于对真普选的支持在下降。这话就不一定对了。因为对占领的支持度下降，必然也意味着对真普选的支持度的某种下降。

　　占中的学生一方面向受到干扰的市民道歉，一方面继续一意孤行，自我感觉良好，大义凛然地继续占领，市民拿他们无可奈何。可是等到投票时，必然会有一些泛民的选民不再投泛民的票：你们如此漠视我们的利益，我们凭什么还要投你的票？你们追求的目标固然好，可是你们也知道一时间还实现不了，而你们为了一个明知眼下还不能实现的目标，不惜漠视我们眼前的利益，甚至不惜损害我们的眼前利益，我们这一票投给你何用？凭什么还要投给你？

　　你当然可以说，产生上述想法的泛民选民自然都是觉悟不高的，民主理念不坚定的中间派。但尽人皆知，竞选就是竞争中间派。

　　与此同时，建制派的得票却可能上升。在沉默的大多数中，也有一些人是倾向于建制派的。这次旷日持久的占中运动也会激活这批人。他们会想，是不能让民主派再乱折腾了，是应该支持建制派，于是，过去不发声的亲建制派民众现在要发声了，过去不投票的下次要投票了。此消彼长，怎能不令人忧心忡忡？

　　学生不需要选票，他们或许会继续孤芳自赏。他们或许认为，要进行一场社会运动并不需要多数民众的支持，只要有足够数量的一批人坚持就行了。但问题是，如果他们从来就只得到少数人支持而招致多数人反感，那还有话说。但如果是曾经赢得多数的支持后来又失去多数的支持，那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成是成功了。最糟糕的失败不是一直不成功，而是把到手的成功丢掉，反胜为败。无论如何，搞运动总是希望支持者越来越多，如果搞到支持者越来越少，那就必须改变方法了。

　　再讲两句鸠呜团。鸠呜团自以为在和警方打游击战，殊不知，非暴力抗争虽然看上去是在和政府过招，其实确实做给第三方即民众看的（这个道理极其重要，但可惜很多人不明白）。鸠呜团首要关心的不是政府对他们的做法怎么看，而是民众对他们的做法怎么看。如果你的做法赢得多数民众的认同，那就证明你做对了，反之就是做错了。既然周围的多数民众明显不喜欢他们这种做法，因此他们这样做其实是不对的，是适得其反。不错，政府也反感鸠呜团，但那不能说明鸠呜团的做法是对的。如果你搞到让很多民众的好恶都和政府一样了（例如到现在，支持政府清场的民众居然都成了多数），那岂不是最大的失败？那岂不是和争取民心背道而驰？

　　一位西裔美国老太太，因强烈反战，一个人在白宫附近街边举牌抗议，昼夜宿营，坚持了25年。即便是反对她主张的人也不能不对她肃然起敬。

　　幸运的是，在今日香港，还有表达的自由。那些知道自己的目标近期内未必能达到，但就是不肯屈服，不肯放弃，执意要死磕到底的人，大可以象这位老太太一样，采用其他各种正常的表达方式继续抗争。

　　绝食本来不属于公民抗命，不存在“违法”或“扰民”的问题。可是绝食者偏偏要在占领区绝食，使自己好像成为占领行动的一部分，未来也就很可能成为被清场的一部分，因而使得一件本来很可以持续的抗争变成了不可持续。

　　占领这种非常方式有其特殊的功效。这次占中早已把这种功效发挥到极致。以后它的负面作用就越来越强。看到这么多坚定的民主人士，由于对间接的公民抗命这种抗争方式的机制和原理不理解，辛辛苦苦地做着和自己的愿望正相反对的事情，硬是把一盘大好的赢棋走到输犹不自知，令人不胜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