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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共65年至今，经常指鹿为马，指虎、不管是猫也好、是老虎也好，反成就是虎了……今次香港选举，要使香港那些立场较温和的泛民议员回心转意，唯一的方法是发动更多的民意去支持“袋住先”（先接受），然后才有更多、更大的其它可能……所以，有着中国“死老虎”寓意的香港前首任特首、近十年一概绝对回避香港事务的董建华，这次却一反他过去近十年一贯伦理、冒香港大不韪的“出山”了。
（1）
香港第一任开元特首董建华自2005年以健康理由（其实是中共、香港两不满下）请辞后，一直保持低调，坚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拒绝对香港事务进行任何评论。那么是次，什么重大事件让他上周打破了长达近十年的沉默开口大说话、大张旗鼓与中共上边唱起和音之调？
9月3日，董建华在其位于中半山坚道的办公室召开卸任9年多的收场“中外记者会”，议题只有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2017年普选作出框架性规定后，下一步该怎样做以推动民主向前走？也就是说：木已成舟，怎样让这船也启航驶出？
所谓的全国“人大”（“人大”的决定，不是国家法律的一种必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党的路线方针”的结果），世人皆知：除了是中共垄断下的“橡皮图章”之外，还是中共独裁党的“御用“法律工具；“全国人大”没有任何“代表性”可言。有学者统计，全国“人大”，全归中共党全盘提名操纵，真正民意代表不足百万分之一，有哪一位“人民代表”是用人民“举手”出来的？9月9日张德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见新华社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09/c_1112411265.htm）讲话称：“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也就是说：共产党依然要独裁下去，全国人大完全违背所有“法治国家”法律规则，是名副其实、赤裸裸的中共党的御用工具，也完全失去了国家法律“立法”功能。这就是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以及“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宪法》这些早已被抛向九霄云外。
全国人大有关香港的“决定”8月31公布后，香港泛民主派指责北京等同“把所有门窗都关上，甚至连一条缝都不留”，令泛民主派人士根本无法“入闸”（成为正式候选人）竞逐未来的特首。泛民因此只能筹备“一波又一波”的抗争行动，包括占领中环、学生罢课等等。
然而“死老虎”董建华近十年来的首度开腔，便是呼吁港人，包括泛民主派人士，接受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做为中共政协副主席，这是他傀儡角色、长期一贯的必然选择。董建华在记者会上强调：人大常委会定下的2017框架，并非香港民主的终结，今后仍有向前推进的空间，他反问：“我们怎能在民主的路上停滞不前呢？”很显然，到2017年他董氏还能不能发生都很难说，岂不就是维护其“国家领导人”死老虎意义？其根就是维护中共的“决定”，这是董氏一贯“老好人”的秉性。
董氏离开首任特首职位近十年，这次出人意外的超前亮相，似乎是冥冥中注定他始终无法与香港事务难以割裂、又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身世。过去这近十年，董氏刻意远离香港事务，却转而利用他本人及其家族在美国深厚的人脉，专注于推动中美关系——几乎是竹篮打水，但他最终他还是超级再次成为他自认为的香港最后、最尖顶的焦点。而这一次，按照65年中国的惯例，他早已不是香港一介普通公民、他的话语、及所代表的所有利益、及所发心声——他只能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声音了。毫无疑问，“死老虎”董建华罕然复出发表中外记者会讲话，将成为中共的代名词。有评论一针见血指出，董建华“重出江湖”，连“死老虎”都拿出来开打，这说明中共党一统垄断之下早已是机关算尽；董建华“重出江湖”，香港“江湖”已经没有了他的水土，这是北京致力推动所谓“民意支持”人大常委会框架的最后一根稻草。
（2）
中共为什么需要“死老虎”董建华重镑“出山”，董建华又能干成什么香港大事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董建华记者会上的一个现象。许多人都应该留意到，记者会上的董建华一贯的“董伯伯”风格，以语重心长的语气，言辞诚恳地呼吁泛民主派人士，不要对北京只是“手指指”（指责），应以容忍大局为重，改变心态，继续与北京沟通。董建华更是言之挫挫，参加占中及罢课的人当中，“相信有些人是爱香港的”，一样国民党就不爱中国？谁能、敢这么这么讲？
董建华情真意切的表述，或者如一些评论所形容的“有人情味的人话”的方式，表达的其实同样是北京的强硬立场，但这种“软”姿态泛民主派也留意到，并似乎相当受落。一些泛民主派人士也坦承，董先生的确是语重心长，但强调董始终无法说服他们接受如此严苛的人大常委会决定，他们仍然会在立法会日后对政府的方案投反对票。
这种苦口婆心式的“董建华式”说话风格，或许是众所周知的董式老好人性格所然，但或许也是北京某种策略性考量所引致。
根据特区政府的计划，很快便会展开政改第二轮公众咨询，然后明年中将把2017年选举的本地立法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从现在算起到投票，这中间还有约九个月，要令到这一按照人大常委会框架所定的草案在立法会得到三分之二议员通过，泛民的票数必不可少。
北京深明，要令那些立场较温和的泛民议员回心转意，唯一的方法是发动更多的民意去支持“袋住先”（先接受），日后再争取更大空间的民主这个主张。只有形成一个主流民意，才有可能迫使部分议员造成压力。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北京在作出强硬决定后，继续表明和泛民会谈的大门仍是打开着的。而香港多位政坛重量级人士，包括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人大代表罗范椒芬等，连日来都不断呼吁泛民要按民意投票。
当然，香港人究竟支持“袋住先”？亦还是情愿原地踏步也不要如此保守的方案？哪种民意更占上风？现时便作判断为时尚早。但对泛民派而言，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是：连串抗争及激烈的情绪反应之后，下一步是什么？泛民与北京是否从此便老死不相往来了呢？
无论如何，北京已在密锣紧鼓展开其民意战。
9月底董建华将以政协副主席身份亲率一个由城中超级富豪组成的访问团上京，预料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亲自接见，此举无疑是北京统战香港商界，要求商界支持人大常委会决议的重要一步。
另一方面，人们不能不留意的是：董建华与习近平多年的亲密关系亦是城中公开秘密。过去多年来，董建华就中美关系、香港等问题的意见，一直深受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这次人大常委会的“落闸”决定，反映了习近平一直强调的“国家安全”的考量。因此，在这香港的重要历史关头，董建华“重出江湖”表达的“柔软”恣态，是否传递出某种信息呢？董先生会否以他独特的地位及身分，在北京与泛民之间扮演某种桥梁角色呢？泛民主派人士又会否再细味下董先生“语重心长”的呼吁呢？毕竟，无论是要争取想要的东西，还是要说服别人改变初衷，总得软、硬兼备吧？
（3）
9月第一个星期，香港社会出现奇迹：末任香港港督和首任香港特首先后针对中共的香港政改决定论战擂台。彭定康将中共的方案比作伊朗式武力民主，而董建华则称这将是所谓“真正、实质的民主改革”。香港媒体很自然地把原来香港的“老大”视为矛与盾对立两派的代表。彭定康和董建华都是睿智之人，个人诚信和诚意与人格德性也都无可非议，现在却各执一词，相互对立。彭定康对香港政改的评论是针对英国而发，但对英国来说，在香港事务上与中国对抗毫无益处。
值得一说的是，作为“国家领导人”董建华，只不过是为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严格方案做出解释他官位的反应。人们不必见低侮辱伊朗人，他们与中国的香港事务原本无关。实际上，相对于香港，彭定康提出的问题与英国的关系更大，他也的确是这么说的。他在《金融时报》撰文称，他的意见“既不是针对北京，也不是针对香港”。作为前任港督，更合理的做法是对英国的荣誉感提出质疑。
但英国与香港“政改”还有关系吗？这并不是彭定康和北京要辩论的问题，而是他和卡梅伦要争辩的问题。北京曾将彭定康称为“千古罪人”，但这一点与现在完全无关，也是有待后人和历史必然要求结果的。英国首相卡梅伦早就认定，在香港事务上与北京对抗毫无益处，他更倾向于加深中英两国的经贸往来，所以李克强6月份访英并签订140亿英镑（1780亿港元）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时，卡梅伦对香港问题和中国的人权问题缄口不言，他在意英国与中国的利益关系。
英国不但是香港的前宗主人国，也是中英联合声明的缔约国。这就让末代港督彭定康说英国对香港负有道义责任和协定所载的国际义务，这是当然的。但英国会否因此有所行动，则是另一回事。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是4个英国的规模，中英两国领导人都认为：昔日的大英帝国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已没有手无缚鸡之力，未来都要看着中国的脸色行事。有评论道：彭定康评说香港，不啻是要英国摆出一副唐吉诃德（Don
Quixote）的贵族姿态。
（4）
9月8日，香港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表示，占中可能是一场鱼死网破的斗争，也可能举行不止一轮示威，而且正致力把公民抗命运动转化为长期斗争。谈到占中的长远计划，戴耀廷暗示行动结束后不打算就此退出。他说，过去30年他一直参与民主运动，没有理由退出……只是态度是否积极而已。戴耀廷曾担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学生代表，从此开始关注政治问题。基本法咨询委员会负责在香港回归前反映香港民众对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意见。
另一种延续占中运动的“创意”策略是组织更多公投，让民众表达他们对重大问题的看法。谈到近期计划，戴耀廷表示约140位医生和50多位律师已为占中示威者提供“人道援助”和无偿服务。“占中”很快将开展一个宣传活动，以对抗港府游说港人接受政改模式的宣传活动。由于中共的“霸王硬上弓”，戴耀廷说，静坐示威活动必然要举行，但用公民抗命行动逼迫中央让步的策略已经失败。
但是，戴耀廷认为，占中是公民表达最最这可能的一种方式，否则香港的所谓民主也只能是被人鱼肉、被人任意宰割了。他说，有些支持者可能不喜欢听到这种说法失败。换个词来说，占中迄今为止仍未通过逼迫行动实现落实真正普选而前进一点点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行动已经失败。组织者将通过其他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
同日，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梁丽帼今晨表示，已经有大约20家大专院校表明，会参加学联在9月22日举行的罢课活动。决定在当天起罢课一周的学联提出4点要求，包括特首普选要包括公民提名、特首和政改三人组辞职、人大常委向港人道歉等。学联表示，罢课第一天将在香港中文大学百万大道举行集会，但罢课不限于大专院校，大专生将走进社区设立街站、举行公民讲堂和苦行，甚至在罢课最后一天（9月28日）重返“学界抗争之地”政府总部公民广场或添马公园举行集会，至于是否会提前“占中”，学界表示，“一切取决于学生酝酿的情绪”。
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宣布香港政改框架决议前夕，港府总部行政署宣布，总部东翼前面空地（俗称公民广场）保安工程要延长施工，到本周三（9月10日）才重开。日前，“占中”发起人戴耀廷暗示，或将在10月1日和2日的国庆公众假期举行“占中”。
学联要求港府在罢课期间回应学生4点诉求，包括确立公民提名、承诺2016年立法会全面直选、特首梁振英和政改三人组下台，以及要求人大向港人道歉，否则行动将会升级。学联副秘书长岑敖晖批评，无论是提名委员会抑或立法会的功能组别，均沿用殖民地时代的制度，保障财团利益，形容罢课是“唤起抗争的第一炮”，又强调不会责怪不罢课学生。港大学生会会长梁丽帼今晨表示，不相信罢课会带来坏结果，又否认罢课要求“叫价过高”。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张秀贤指，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政改框架不能回应市民诉求，梁振英和政改三人组作为问责班子，有相当责任，要求他们辞职是合理。梁丽帼指，在讨论政改的过程中，泛民一直不在谈判桌上，也没有对中央构成压力，她期望参加罢课的人可能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张秀贤称，有不少商科和医科学生参与罢课会议，是出乎意料，预计参加首天罢课的中大学生，可以达到四位数。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表示，参与人数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可否唤醒大众加入一波又一波的公民抗命。
被问到会否提前“占中”，周永康说罢课集会的目的是凝聚港人，推动群众运动，相信将引伸到更多不合作运动。除了大学生，香港的中学生也在策划罢课。8日，有大约200名学生参加学民思潮组织的“中学生政改大会”，商讨参加罢课的形式和细节。期间在座过半中学生表态将参加罢课，其中不乏拔萃女书院、培正中学、香港华仁书院等传统名校学生。会上提到，如果学生选择全日参与罢课，建议他们及家长签署《罢课承诺书》，向校方申明罢课理由及具体日期，至于无法参加的学生，可以在放学之后参加大学生的罢课集会、在校内收集联署或成立关注组、佩戴黑丝带声援等。
香港“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8日晨召开记者会，宣布设立“报料热线”，让市民就校内有人策动和招揽学生参加罢课或占中，提供资料。大联盟称，如果收到两个或以上的独立消息源报告相关资料，会通知学校校长，家长教师会及教育局，并公开学校名称，但大联盟将对情报提供者及情报中涉及的个人资料保密。
（5）
于是，有学者无不充满惊悸、无不不担心的认为，由于中共的绝对强势和以对“枪杆子里出政权”来对付香港、来“红色革命”“红色渗透”，香港学界参加“占中”活动，是否会演义成一场“中国式”的新“6·4事件”？
中国共产党93年至今一直都是“占山为王”“暴力革命”“暴力执政”，香港还有天下的公理可讲吗？
中共人大“决定”香港政改之后，香港还有、还能“以卵击石”的改变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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