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难忘的血泪历史
——广西文革的回顾与反思(之一)
晓明
引言
在中国，从1966年5月开始爆发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运动（下称“文革”）， 事实证明是一场荒谬绝伦而又残忍无比的浩劫，是中华民族艮古未有的历史大災难，这是为世人所公认的。这场大灾难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是毛泽东，这个独裁者和迫害狂的罪责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文革”中的重灾区广西，发生在一九六八年的那场大屠杀和它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韦国清及其许许多多的杀人凶手则是许多人（特别是当今的青年人）所不知或知之甚少的。因此，当今的“文革”研究者、幸存者有责任、有义务来记述广西“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教育后人，使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永远不致再发生类似“文革”的惨剧，这是一件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大事。
广西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惨重的大屠杀，而且杀人手段是那么的残忍，杀人数量如此众多（官方的统计为八万九千余人，但学者和民间的估计至少应在十万人以上），是全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且前所知仅湖南的道县和邵阳地区以及内蒙等地发生过有与广西类似的杀人惨案）。事件发生之后，执政者们为什么对大屠杀之事长期不予处理，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压制和镇压敢于揭露大屠杀事件真相的人们。这一切使十多万惨死者未能申冤雪恨，更使受难者家属们无比的愤恨而又无可奈何。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这个社会还有正义和公理么？
笔者亲历了广西“文革”运动的全过程，期间所发生的对“四二二” 派及所谓“阶级敌人”的镇压和屠杀，耳闻目睹期间发生的许许多多“事件” 和凶杀惨案，至今尤历历在目，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令我惊心动魄、无比愤恨，使我时常沉浸在痛苦的回忆和思索之中……
长时间以來，笔者因从事野外地质工作的关係，到过了广西的许多地方，听到了“文革” 中各地发生的许多凶杀惨案。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退休后热衷于现代史的学习和写作，从2000年开始翻阅了广西八十多个县、市的地方志中关于“文革” 的史料，并拜访了不少文革中的幸存者、受难者家属；特别是近年來结识了不少当年“四二二” 派的负责人和骨干成员，如南宁的熊一军、史妙甫、高丽霞、高兴学、盛国福、张绍佺、张俊秋、郑绍兴、秦尚群、朱仁------等等，以及“桂林老多” （隶属广西“4·22” 派）的杨福庭、甘恒彩、李日明、许瑞林、黄培初、张雄飞、管学庭、肖社保、李宝雄、梁莲珍------等等一大批新朋友，还有当年红卫兵南下串联队的风云人物黄赛阳先生，这些人当年都亲历了南宁和桂林“文革” 运动的全过程，在广西大武斗、大抓捕中多数人险些丧命，其后被非法关押、遊斗、批斗，受尽廹害，他们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当年“文革”之事。另外，自去年以来，笔者有幸结识了晏乐斌先生，他退休之前是中央某部的一个干部，在广西文革处遗时，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３年曾是中央工作组成员两次到广西进行调查研究，获得了广西大屠杀中的许多第一手资料。通过以上收集到的史料，和一些幸存者、受难者家属的口述资料，所有这些都使笔者获得了许许多多的宝贵史料。今天在回顾当年的广西大屠杀和纪念广西“四二二” 派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回顾和反思当年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大屠杀惨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告慰那些惨死者的英灵，使后来的人们了解当年广西“文革”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大事。以下笔者就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收集到的许多史料综合整理分述如后，以給历史留下若干文字资料，供各方人士和学者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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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中两派的出现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治对手们制造的
在“文革”之初，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无一例外的会形成“造反派” 与“保守派”两派之争。这是因为毛泽东要利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力量来达到搞掉他的政敌刘少奇等人的目的，为此他重用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等“文革”派的人物，并通过他们支持学生们起来造刘少奇和他在各地代理人的反；而刘少奇和各地的当权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权力，也必然要组织力量来保护自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两派之斗争就在所难免，使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这首先是毛泽东与他的“文革” 派的重大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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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两派之斗争始发于桂林及造反派的夺权胜利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下称《5·16通知》），从而宣吿了“文革” 运动的正式开始。在之前全国性的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扎记》》、《燕山夜话》的基础上，毛泽东下令改组了北京市委，同时抛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一案，由此引发了全国性大批判高潮的进一步发展，大字报铺天盖地的贴上街头，各种批判会、声讨会此起彼伏，报刊上连续不断出现大批判文章，真有如神州大地黑云压城，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大爆炸发生了。
首先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在在康生及他妻子的授意下，于5月25日贴出大字报，矛头直指校党委和北京市委。此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将它称之为全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这张大字报，两天后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这些都在全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受其影响，在桂林，广西师笵学院（即现在的广西师笵大学）中文系学生率先贴出了矛头指向学院领导的大字报：《李德韩副院长在文革中充当什么角色》，这是文革中桂林乃至广西的第一张大字报，顿时轰动了全院。
随着运动的深入，1966年6月中旬，广西区党委按照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向全区各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文艺团体、报社等单位派出“文革”工作组，此时的形式则出现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在高等院校。
工作组到学校后，即代行党委的职权领导运动，旨在稳定学校的局势。由于工作组在学校的许多规定使同学们不满，加之北京不时有“文革”的信息传来，同学们对工作组的不满逐步表现出来了。恰在此时，广西师范学院（下称广西师院）的少数学生在6月14日写出了《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此事震惊了工作组和桂林市委，也引起了广西区党委的警觉与重视。为此，工作组受市委和区党委的指示，对写大字报的学生开展了调查，并在学校内组织大字报进行反击。仿照1957年反击“右派”进攻的办法，企图把写大字报的学生当“右派”打压下去。1957年的反右运动人们尚记忆犹新，那时桂林独秀峰下广西师院的“右派”就是借“共产党整风之机猖狂向党进攻的”，今天的“右派”竟敢“炮轰桂林市委”，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在向党进攻吗？
但，此时在广西师院却出现了与1957年反右时相反的情景，那时大多数的师生是听从党委的领导，反击“右派”；而现时在广西师院内参与反击的人却很少，多数人是同情和支持“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并反对工作组。运动一开始，反工作组、反本单位领导，甚至敢于“炮轰”上级党委，并且是多数的学生所为，这就是广西师院的“多数派”（造反派）、也是后来“桂林老多”名称的由来。这与全国其他地区一开始造反派总是少数是不相同的，也是广西师院的特殊之处。
由于毛泽东支持反工作组一派，7月底他从杭州回到北京后，就指出工作组镇压学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下令撤消工作组，由此北京各高校都撤出工作组，组长在学校多次受批判。此事传到广西，8月5日，广西区党委也下令把驻广西师院的工作组撤出学校。恰在此时，反工作组一派的学生当即贴出“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对联，某些领导人看后大为恼火，当即组织工人赤卫队、干部和另一部分学生来揪斗当事者。8月7日，开始是双方辩论，后来形成了围攻乃至武斗，有十多名师院学生被打伤了，这就是轰动一时所谓桂林“8·7”事件。
8月10日，反工作组一派的学生派出代表上北京告状，要求改组桂林市委，要求区党委领导人韦国清到桂林处理问题。8月13日，韦国清为此事就秘密到了桂林。
8月18日，区党委书记乔晓光代表区党委到广西师院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宣布撤消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和副书记徐为楷（市委“文革” 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任命王同连为新的市委书记。当乔晓光刚宣布结束，一些同学马上涌上会议主席台，给徐为楷戴上高帽，押上汽车开到市区内游街。一时间整个山城轰动了，这是桂林有史以来闻所未闻的大事件。当晚，韦国清即在桂林主持会议，认为学生们的这种过火行为是“右派”翻天，决定组织工人赤卫队、出动桂林步兵学校师生上街宣传，调动几个连队在市里埋伏，以对付师院学生，并布置桂林一些重要机关部门加强警卫。这一切布署的结果，适得其反，使对立情绪更为激化。
其后数天，街上随处可见广西师院的学生遭到赤卫队和步校军人及不明真相群众的围攻事件，这就是发生在桂林最初形式的群众斗群众场面。
与此同时，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全国各地百万师生和红卫兵。也就是在这一天，北京的学生来到桂林串联，他们带来了北京的许多信息，到桂林后，他们到各学校串联，很快桂林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建立起来了。一开始，除广西师院的造反派是多数以外，整个桂林市各单位的造反派还是少数；而由桂林市委一手操纵成立的红旗红卫兵和工人赤卫队则是大多数，这一派是保工作组、保市委的。从此两派围绕要不要改组桂林市委和炮轰区党委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且这一斗争很快传到了南宁、柳州和几乎广西所有的县、市，甚至传到了工厂、农村，到处都出现了炮轰本单位党委和保卫党委的两派之争。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1966年的年底。
由于毛泽东支持造反派，从1966年的8月开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连续发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和文章，这十分有利于造反派的发展壮大。这时许多原来偏向保守的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学习了各地的许多造反经验，回到本地后他们逐步改变原来的观点，加入到造反派的行列中去了。由此，使保守派的组织变小，而造反派的组织则日益发展壮大。到了1967年的1月，上海发生了所谓的“一月革命”，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夺权，许多地方的造反派都先后夺权，并取得了胜利，此时的保守派组织几乎完全垮台。
在桂林，由于“一月革命”夺权，造反派完全取得了胜利。柳州、南宁等城市的造反派此时也正在进行夺权。但在广西的许多县、市和工厂、农村，由于运动进展缓慢，两派的斗争尚刚刚开始，出现了两派反复夺权的复杂斗争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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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重新集结后的广西两派斗争
据史料记载和当年一些“造反派” 负责人的口述资料，上海的“一月革命”后，1月19日，桂林的造反派连续三天在市体育场召开几万人大会，批斗区党委领导人韦国清和桂林市委领导人黄云等一大批领导干部。1月22日，南宁市的26个造反派组织成立“广西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23日正式夺权。1月24日，广西军区遵照上级指示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支持左派。1月25日，广西造反大军围抄南宁市的保守组织“工人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总部”，南宁的保守派就此彻底垮台了。
1月24日，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夺权，驻桂部队、桂林军分区、桂林步校等均表示支持，祝贺夺权的成功。
1月29日，区党委领导人韦国清在区党委大院内贴出“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问题”的大字报，表明他参加“文革”运动的决心。
1月31日，广西军区举行驻邕机关、部队“接受军委命令和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誓师大会”。
在此种形势下，标志着桂林、南宁等地的造反派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在桂林，驻桂林的6955部队全力支持造反派，并派出部队指战员到市内各大、中学校开展军训工作，帮助学校进行复课闹革命。桂林市革命委员会也在积极筹建之中。客观的说，经过半年来的社会动乱，那时桂林市的形势确是稳定的，人民是满意的，光明日报和新华社都曾作过相关的报导。
然而在南宁，形势却在急速发生变化。
首先是1967年2月19日，区党委领导人贺希明、霍泛等12名领导干部联名发表“革命造反声明”（习称“2·19声明”），站出来亮相，表明态度支持革命造反派，但军区没有表态支持他们，反而在群众中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这就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因为此时的韦国清并没有表明态度支持造反派，也未彻底检查自己的错误并获得群众的谅解）。
其次，广西军区认为南宁造反派“工总”的组织不纯，于1967年3月1日砸了“工总”总部，并逮捕了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这是公然侵犯人权的违法之举。同时，在3月间军区对南宁造反派中的学生组织又强调班级联合，解散了原来的组织。这些都激起了造反派的不满和反对。
南宁的造反派反对广西军区的做法，桂林的造反派更是一马当先，公开反对军区的做法，并于3月19日公开发表“严正声明”，最先提出“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的口号。
3月21日，广西军区召开座谈会，讨论区党委领导谁能站出来的问题。会上，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传达中央对韦国清的看法，说“韦国清是有功的，是好同志，要支持他站出来”。
3月25日晚上，广西的造反派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誓师大会”，提出“打倒韦国清”，“反对砸‘工总’”等口号。造反派的负责人对军区表态说：“韦国清是硬抬出来的，是违背人民意愿的”，“即使要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现在也不是时候，请军区慎重考虑”。
军区要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而造反派则极力反对，支持和反对韦国清站出来的两派斗争开始出现。
4月11日，一些造反派组织声称广西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
4月16日，南宁的造反派七千多人召开大会，《新工总》的旗号重新打出来，造反派并要求军管小组撤出广西日报。
此时，在南宁“一月革命”已经垮台的保组织在军区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旗帜下，重新集结，六万多人在朝阳广场召开大会，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声援军管广西日报。
4月19日，广西区党委和自治区政府领导人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联名发表声明（习称“4·19声明”），支持造反派的行动。
4月20日，造反派一千五百多人在火车站广场集会。支持伍晋南等人的“4·19声明”， 主张坚决砸烂广西日报。
同日，支韦派4万多人召开大会，斗争的矛头直指伍晋南等人的“4·19声明”。
4月22日，造反派成立“4·22”火线指挥部（这是其后广西“4·22” 派名称的由來），到广西日报前静坐示威。
4月26日，广西军区党委宣布撤销贺希明的“抓促指挥部”副主任职务。
晚上，广西大学等一千多学生到军区静坐示威。反对军区的决定，高呼揪出军区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
5月11日，支持韦国清的一派决定成立“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即后来的“广西联指”）。自此，南宁的两派围绕“支韦还是支伍”、“打韦还是打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广西军区站在“支韦”的立场上，使“支韦”派的力量迅速扩大，并影响到全广西。
5月29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公开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4·22”派）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公开指责“4·22”派，给南宁乃至全广西造成极大的震动。
6月2日，“4·22”派在南宁召开“声讨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镇压造反派的罪行大会”；“联指”派也同时召开大会，拥护警司的决定。
6月6日，南宁警司又发出《致“4·22”火线指挥部的通告书》，再次公开指责“4·22”派。
6月4日，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对广西军区作指示，支持广西军区，要军区稳住阵脚。
在韦国清及军区领导人的挑动下，两派斗争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武斗的出现。6月13日起两派在南宁发生武斗。由于“联指”派得到广西军区的支持，他们可以调动工厂的工人和郊区的农民进城来围攻“4·22” 派，所以武斗中受进攻的往往是“4·22”一派，他们经常处于受压制和打击的境况。
由南宁两派之争很快影响到全广西，各地区、市、县也相继出现“4·22”和“联指”两派之斗争。由于各军分区、各县人武部都是支持“联指”派的，所以受压制和打击的多是“4·22”一派。
就是在“老多” 派占绝对优势的桂林，原来的保守派组织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垮掉了；随着南宁两派斗争影响的扩大，到了1967年的5月底，桂林原來的保守派中的少数人流窜到外地重新集结，并于1967年9月初成立“桂林联指”，在鹿寨、阳朔、荔浦、柳州“联指” 派的支持下，公然敢于在桂林郊区挑动武斗，9月15日的雁山武斗事件和杀害一名“老多” 成员（汽车司机）就是桂林“联指” 所为，使桂林的形势一度紧张。
为了稳定广西的局势，促进广西两派的大联合，中央从1967年5月初开始就组织广西两派代表和党政领导干部、军队干部代表人物到北京学习和谈判，周恩来总理从6月1日开始至11月中旬，先后八次接见广西的两派代表、党政领导干部和军队干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接见中，周恩来总理对“4·22”派（特别是其中的“桂林老多”）有所赞扬，对“联指”一派和广西军区则有所批评。特别是在8月24日的第五次接见后，使“4·22” 派在全广西都得到了翻身，许多县的“4·22” 派初步解除了受打压的状况。其后周总理又进行了三次接见，对两派代表和领导干部、军队干部都做了耐心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广西军区和韦国清都交出了检讨，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支一派、压一派，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如砸“工总”，逮捕“工总”宣传委员熊一军，给“四二二”派发忠告、警告书------等等，施加政治压力，对支持韦国清站出来没有做好工作，这些都是错误的。检讨中大谈要向造反派表示赔礼道歉，向毛主席请罪，决心改正错误。伍晋南和安平生两位领导也同时交出了检讨。
在广西军区和韦国清检讨的基础上，广西两派赴京代表经过多次谈判，在中央的主持下，达成了《关于广西两派促进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并同时达成停止武斗，拆除武斗工事，上交武器的协议。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时作出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同意韦国清、伍晋南以及广西军区的检讨，决定成立由韦国清、欧治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称“区革筹”）。广西两派的斗争是原始造反派与保守派之争，到此时这种斗争理应结束了。
二、1967年冬至1968年春广西一些地方就多次发生屠杀惨案
1967年的11月，中央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决定下达后，两派达成了大联合和停止武斗的协议，广西的形势本应变好了，原来受压制和打击的各地“4·22”派的人们盼望安定和不再受打压的愿望也可以实现了，他们的内心是高兴的。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出乎他们的意料，形势不但没有变好，反倒越来越糟。在1967年的冬天至1968年的春天，广西各地就不断传来“4·22”派受打击迫害的消息，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乱杀人（杀地富及他们的子女，杀“4·22”派的人员）事件。就是在“老多” 派占绝对优势的桂林市，“联指”派中的一些人竟敢于挑起事端，随意抓人、打人，恐吓广大的群众。桂林尚且如此，在广西其他地方“4·22”派受压制和打击的事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说在中央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决定下达前广西一些地方的武斗主要是用木棍、钢叉、弹弓等武器而外（个别地方也有动枪的），杀人也仅是个别人的行为的话；而此时的武斗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用枪用炮，杀人也成了公开的行为。因为此时广西区革筹已经成立，它就是当时执掌大权的政府，韦国清就是这个政府的最高长官；而各地的军管会都是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在掌握大权，对于各地出现的武斗和乱杀人事件，他们理当出面制止和依法处理，事实证明他们根本就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事，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大屠杀早在1967年的10月就开始了。在桂北地区，那时就出现了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一类的非法组织，乱抓地富分子及他们的子女加以杀害。如灌阳县在9月初至10月6日止，有七个区54个乡成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 杀害了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女158人，全是在县武装部的纵容或支持下所为的。全州县东山公社三江大队民兵营长黄天辉10月2日至4日，两天之内在他的指挥下就集体坑杀了76人，首开了广西“文革”以来乱杀人的大惨案，成了其后广西发生大屠杀惨案的典型征兆。
再如：1967年的11月，容县“联指” 派就杀害地富分子和一般群众及“4·22”派成员69人。12月5日，在县武装部的支持下，容县“联指” 派400多武装人员攻打黎村“支多陈线”（ 属“4·22” 派） ，打死“4·22”派12人。
1967年11月玉林“联指”进攻福棉公社“4·22”派据点，历时4天，“4·22”派据点被攻破，数十人被抓，其中多人被杀害。
1967年12月4日至7日，荔浦县“联指” 派围剿修仁“农总”（ 属“4·22”派），当场打死“农总”多人。7日下午，“联指” 派在修仁烈士塔前召开所谓“荔浦县修仁镇压反革命夺权胜利大会”，会上当众杀害“农总”成员14人，成为广西又一起典型的杀人惨案。
从1967年的11月起，广西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联指” 派进攻“4·22” 派和乱抓人、杀人的惨剧。不但杀地富分子，也杀他们的子女、及“4·22”派成员。为此，12月19日，梧州、荔浦、贺县、桂平、鹿寨、容县、罗城、玉林、钦州、博白等县的“4·22”派成立“反屠杀控诉团”赴南宁，到广西军区静坐和游行，强烈要求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制止武斗，严惩杀人凶手。同时，这些县的“4·22”派“反屠杀委员会”向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出公开信，严正提出五点要求：1、立即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解除各地武装民兵和“联指” 派对“4·22” 派的围攻；2、立即派野战军到武斗地区制止武斗，收缴武器；3、立即下令取缔“贫下中农最高法庭”等非法组织；4、立即解决各地因受迫害而到南宁、桂林、柳州等城市避难的“4·22”派人员的生活问题；5、韦国清、广西军区负责人要立即到群众中公开检讨改正错误。
12月26日下午一时，各县“4·22” 派“反屠杀委员会”组织两千多人到广西军区礼堂门前开大会，强烈要求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制止各地的大屠杀。
12月29日，南宁“4·22” 派在军区院内召开支持各地反迫害、反屠杀的万人大会。
应该说“4·22” 派以上的这些举动和提出的要求是合乎情理的，如果当年的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及它的领导人韦国清等人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处理问题，处理好以上发生的事件，依法惩处那些杀人的指挥者和杀人凶手，其后的全广西大屠杀事件就不可能发生。后來的一切事实都证明，广西各地发生大武斗和屠杀事件，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许多都是他们的下属掌权者直接组织、挑动或者纵容的结果。作为广西最高领导者的韦国清，看到这些，他的内心里似乎是得意而高兴的，在表面上他虽然也喊几句要“制止武斗，严禁乱杀人” 的空话，实际上是他在暗中挑动、支持、纵容，或者听之任之、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使“4·22” 派仍处在受压制和打击的状态。
三、1968年广西大武斗及大屠杀是怎样发生的
时间进入到了1968年，各地“联指” 派进攻“4·22” 派的武斗和乱杀人之事不但未能制止，反倒仍有扩大、发展和增加之势。为此，各地反迫害、反屠杀的斗争也仍在继续。
首先是在1968年1月4日，玉林“4·22” 派数百人到玉林军分区门口召开“反围剿、反迫害、反屠杀”大会，静坐6天6夜，请求军分区解决他们受迫害的问题，未有任何结果。
再如1968年1月18日，灵山县“革联”（即“4·22”派）控诉团两百多人逃到首府南宁，到广西军区控诉灵山县“联指” 派乱杀人的罪行，控诉团在广西军区政治部大楼前静坐数天不走，广西军区负责人就是不出面解决问题。
1968年1月20日，广西“4·22” 派河池地区“工总”四百多人来到广西军区请愿，声援灵山县“革联”控诉团，揭发各地“联指”屠杀群众的罪行，抗议并谴责广西军区负责人继续以“支左”之名，行支一派、压一派之实，破坏广西大联合的大好局面。
尽管各地反迫害、反屠杀的斗争在不断进行，区革筹和广西军区也曾发出通知要“制止武斗”，严禁“乱抓人、杀人”，但他们仅是口头上谈谈而已，并未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实际上他们的所谓“制止”、“禁止”只是表面文章，对“联指”派是在“小骂大帮忙”，因为各地“联指” 派进攻“4·22” 派就是在一些军分区和县人武部支持下所为的，乱杀人也是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的。
如1968年1月28日钦州“联指”进攻“4·22”派据点，调动各公社武装民兵进城武斗。29日，“4·22” 派据点由于没有什么武器而很快被攻破。支持“4·22”派的县委书记王剑东，县总工会主席冯怀忠，副县长周中权，农业局长张石英，百货公司领导干部蒋斌等人，在“4·22”派据点被攻破后，手拿白旗出来“投降”，当即被“联指” 派武斗人员枪杀，一批“4·22” 派人员也被枪杀。围攻“4·22” 派的武斗结束后，“联指” 派召开庆功会，武装部和县领导人刘玉柱、卢寿凯、董义、任勇宪等人还亲自参加庆功会。
再如1968年2月6日，玉林地区“联指”组织两千多人全付武装攻打玉林“4·22” 派州配据点，包围两天后，据点被攻破，抓获“4·22”派13人，全部枪杀
。
2月11日至20日，灵山县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暨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公开枪杀了“4·22”派成员3人，并陈尸示众。大会号召要对阶级敌人实行镇压，布置会后各公社、大队回去立即进行。会后，新圩公社即按会议的布置杀了5人。四海公社则把全公社的“四类分子”数百人几乎全部杀光。其它各公社都有杀人的事件发生。
2月16日，在柳州“联指”的支持下，融安县“联指” 派攻打融安“4·22”派，攻破据点后，“4·22”派36人被抓，在押解途中有15人被枪杀。
2月25日至28日，大新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各公社、大队“抓促”领导及厂矿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会议，县人武部部长周永山、政委韩奇主持会议，传达区革筹领导人的讲话，研究布置做好成立县革委会的准备工作。周永山在会议闭幕时讲话指出：“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会后各地代表回到本地，立即按照会议的布置，大搞所谓“群众专政”，在十七天的时间里全县就屠杀了439人。
从1968年的1月到6月中旬，在梧州市、平桂矿务局、巴马、宜山、凤山、天等、崇左、北海市、上思、宁明、临桂、罗城、武鸣、陆川……等等许多地方，几乎广西所有的县、市都有“联指” 派进攻“4·22” 派的武斗和乱杀人的惨案发生。据官方的统计资料，在此期间被杀的地富分子、他们的子女、“4·22”派人员总数近3万人左右。
由于各地“4·22”派遭到“联指” 派的围剿，许多人为了逃命，有的下乡上山躲藏，有的则逃到“4·22” 派力量强大的南宁、桂林、柳州等城市躲藏。此时，区革筹、广西军区不但不能有效地制止各地的武斗，反而大肆宣传支持“4·22”派的几名广西高层几位领导干部贺希明、霍泛、付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人是什么“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 联指” 派的宣传更是把这些人诬称为“伍修集团”（ 支持“4·22” 派的区党委文教书记伍晋南），通知各地要狠抓阶级斗争，清查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托派、反革命”。广西日报则在舆论上大加配合，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大刮十二级台风，报导各地群众专政乱杀人的经验。“联指”派的头头们更是得意忘形，加紧了在各地对“4·22”派的围剿。在造反派力量较强大的南宁、柳州以及造反派力量占绝对优势优势的桂林，“联指”派也抢先占据点，抢夺部队的武器，企图挑动这三座城市的武斗，以便在全广西最后消灭“4·22” 派。
在各县“四二二” 派基本被消灭的形势下，面对此种严重的局面，南宁、柳州“4·22” 派和“桂林老多” 也被迫迅即行动起来抗争，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广西各地武斗和大屠杀的严重性，指出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在继续犯错误，并动用一切宣传机器揭露“联指”派的阴谋；同时也学习“联指” 派的方法，占领据点，抢夺部队的武器，以便挫败“联指” 派的进攻，保卫自己的生存。如此作法的结果，正中韦国清及“联指” 派幕后指挥者们的下怀，他们所做的一切目的正是要刺激南宁、柳州的“四二二” 派及“桂林老多” ，迫使他们也占据点、抢夺武噐以作自卫，这样一來他们就可利用自己掌控的舆论工具，诬指是“四二二” 派和“桂林老多” 挑动武斗，搞“反革命爆”， 宣称这三座城市是什么“三点一线”， 是“伍修集团的最后堡垒”， 如是他们就可以向中央谎报军情，诬指南宁、柳州、桂林等地发生的事件是阶级敌人的倒乱和破坏，是反革命事件。韦国清们所作的一切，正是为了欺上瞒下，以便他们调动农民进城，并动用部队把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一举歼灭。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终于在南宁、柳州、桂林这三座城市相继爆发，紧随而來的是全广西更大规模屠杀事件的发生。
如果说在1967年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负责人支一派、压一派，仅仅是支持“联指” 派们用棍棒、石头来进攻造反派；对造反派的压制也仅是政治上施压，发发忠告、警告书之类的，再就是逮捕造反派个别负责人，把他们打成“反革命” 而已；1968年则不一样了，他们大权在握，可以欺上瞒下，肆意妄为，调动农民进城，甚至动用部队来围剿造反派，放手让“联指” 派来屠杀“4·22”派人员和“地、富、反、坏、右” 分子，一场灭绝人性、反人类的屠杀终于出现，其惨状超过了二战时日本法西斯在广西的大屠杀，连后来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大屠杀也是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
1、《6·17公告》是大屠杀的动员令
1968年6月17日，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向全广西人民公布了《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公告》（下称《6·17公告》），这是韦国清及广西军区负责人有意制造冤案，是向造反派及人民群众举起屠刀大开杀戒的动员令。
所谓的《6·17公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68年2月间，广西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国民党时代的“老反团”）的反革命集团案，缉拿了以梁汉忠为首的罪犯63人归案，只有3名主犯漏网，不存在侦破继续追查这个组织的问题。但广西区革筹领导人韦国清及广西军区负责人，为了镇压造反派，就利用这一事件来移花接木，借题发挥，倾注全力号召全区人民起来追查“反共救国团”，导致全广西追查“新反共救国团”冤案的发生，终至出现乱打乱杀人惨剧。
1968年5月17日，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报告《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的报告》，韦国清亲自签发这一报告。报告中除了说明破获这一反革命案件外，还特别指出“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玉林、钦州、柳州、南宁四个地区，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人（破案时认定实为491人），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凤街即原醒汉街（“4·22”派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派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
1968年5月20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又向各地、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党委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市、军分区指定专人负责，建立专案组，充分发动广大群众侦破此案，要深入追组织、追联系，务必缉拿一切“反团”分子。
1968年6月17日，《6·17公告》正式向全广西人民公布。公告在介绍了案情之后，进一步指出：“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某些群众组织，有的还当了头头，打着造反的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这个反革命组织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组织，缉拿漏网主犯归案”。号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全面的、猛烈的进攻，彻底摧毁这个反共救国团”。
1968年6月18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就《6·17公告》的贯彻执行向全区各地、市、县革委会、军分区和县人武部发出通知，要求统一认识，结合本地区情况进行布置，广泛深入宣传《公告》，要召开各种会议，检举揭发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于是，一个借本来已经查清了的老案件来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团”的特大冤案在广西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由于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发出的《公告》和《通知》都说“这个‘反共救国团’已经混入了‘4·22’ 派群众组织中，有的还当了头头，总部设在‘4·22’ 派控制区”，并布置全区各地“加紧侦破”，“追组织”、“追联系”，因此，各地的“4·22” 派组织和群众就成了追查的主要对象。
对于区革筹、广西军区的《公告》和《通知》，“联指”派及那些支持“联指” 派反对“4·22” 派的各级干部就如获似宝，到处广为宣传，到处散布“反共救国团”就在“4·22” 派组织之中。于是，全广西各地到处乱抓、乱打、搞逼、供、信的事件就频频发生了，紧接着就是非法乱抓人、乱杀人事件的发生。
仅据官方的统计资料，由于追查“反共救国团”，玉林地区刑讯逼供达5213人，仅北流县就达804人，非法杀害275人，打伤414人，打致残废139人。
南宁市有3543人（全为“4·22”派人员）被列为“反共救国团”成员，斗争1772人，关押957人，37人被杀，34人被逼自杀，4人下落不明。园艺场职工黄输孟（贫农出身，单位革委会成员）一家三口人，妻子有孕在身，都被逼致死。
百色地区批斗了9396人，打死1074人，打致伤残2135人。
南宁地区因此案而打死、逼死4943人，仅武鸣县就达1546人。
都安县因“反共救国团”案非法杀害441人；蒙山县在十天内就杀害了“反共救国团”及四类分子457人；临桂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只因是支持“4·22” 派的领导干部，被杀害后以“反共救国团第一方面军军长”的罪名公诸于众，其妻子周英丽（县民政科科长）也惨遭杀害。在广西的所有县、市都有因“反共救国团”一案而乱抓、乱杀的事件发生。
当时广西军区支左干部董坤（后被韦国清提为区党委办公厅主任）于1968年7月16日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回南宁市，称在北京的广西几位领导人研究，“拟再公布一批‘反共救国团’成员名单及罪恶”，大有猛打穷追之势。
从1967年冬以来，至1968年6月中旬，全广西各地到处都在围剿“4·22”派，到处都在乱抓人、乱杀人，韦国清及广西军区负责人不但不出面制止和依法处理，反而制造“反共救国团”这一无中生有的冤案，使围剿“4·22” 派及乱杀人之风迅即加剧，遍及广西各地，多少人头落地，尸横遍野。韦国清的用心何其毒也。
据官方的统计资料，全广西因“反共救国团”案被害人员为37400人，5000人以上的有玉林、河池、百色等地区和南宁、桂林市。这是一起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冤案。
2、《7·3布告》的下达给杀人狂潮推波助浪
1968年7月3日，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布告（习称《7·3布告》）公布了，这是韦国清及广西军区负责人继制造《6·17公告》之后，又骗得的中央尚方宝剑，使大镇压、大屠杀之事更“合法”了，他们可以毫无顾忌的大干一场了，从而把大围剿、大屠杀又推向了新的高潮。
《7·3布告》的形成，是韦国清及广西军区负责人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的结果，是他们为使镇压“4·22” 派合法化而使出的阴谋鬼计，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从1967年冬以来，广西的一些地方就不断出现围剿“4·22” 派和乱杀人的事件；到了1968年的春天，这种围剿和屠杀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后果越来越严重。那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性等人就內定广西“4·22” 派为“反革命组织”， 由此而使这种围剿和屠杀更合法化。开始往往是由各地、县、军分区和人武部的负责人指挥“联指” 派武斗人员，以“剿匪”的形式进行的。“4·22”派被他们称之为“匪”，消灭“4·22”建立革委会是他们早就定下的方针。最典型的“剿匪”事件，如：
1968年4、5月间，广西军区、南宁军分区、宁明县人武部、崇左驻军部队、宁明驻军部队各一个连，凭祥边防军四个连，和宁明县夏石公社“联指” 派共1千多人围剿上石“农总” （属“4·22” 派）；6、7月间梧州军分区和梧州地区各县人武部策划指挥，集中富川、贺县、钟山、昭平四县“联指” 派武斗人员和梧州专、市“联指” 派武斗人员近万人，在梧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钱荣、副参谋长李玉涛的指挥下，围剿平桂矿务局“井岗山兵团”（“4·22”派）；与此相呼应的，梧州“联指”也加紧了对“4·22”派的围剿；南宁、柳州、桂林三座城市的“联指” 派也抢先占据点，抢夺武器，以图刺激“4·22”和“桂林老多”，挑动武斗，达到最后消灭“4·22”和“桂林老多”的目的。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4·22” 派及“桂林老多” 一面动用宣传机器，揭露韦国清和“联指”派的阴谋，发表严正声明指出韦国清及广西军区负责人的错误；一面被迫也占据点、夺武器用以自卫。
5月21日，柳州“4·22” 派和柳州铁路“工机联”联合抢夺了9257次列车八辆援越的1700多万发子弹；5月23日，“桂林老多” 也抢夺了苏联援越的50吨黄色炸药。与此同时，在桂林和南宁也有个别“联指”派人员被“桂林老多” 和南宁“4·22” 派下属组织和人员所杀害的偶然事件发生。
6月19日至20日，南宁“联指” 派攻打“4·22”“火种兵团”据点（区水电设计院），杀害了“4·22”62人，尸体全部丢入邕江之中。
对于上述的所有事件（包括自去年冬天以来所有“联指” 派围剿“4·22” 派和屠杀事件），区革筹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对“联指”的胡作非为只字不提，而对“4·22” 派和“桂林老多” 的所谓“事件”则片面指责，诬称是“4·22” 派和“桂林老多”“制造反革命”事件，并多次向中央报告。在《7·3布告》下达前的半年多时间里，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向中央上报了有关广西“文革”问题的电报80多份，绝大部分都是指责“4·22”派的，把“4·22”派说成是被“阶级敌人”“操纵尽做坏事的‘反动组织’”。如1968年5月14日，由韦国清签发的《关于广西阶级斗争形势的情况报告》中，明确指责新“4·22”派（老“4·22” 派个别领导人早被韦国清拉过去了）是由“坏人操纵的坏组织”，“在政治上有反动纲领”，“在行动上，他们搞了很多破坏活动”，“在他们控制的据点，大搞打、砸、抢、抄、抓、杀事件等罪恶活动，并派专人到各专区、县挑动武斗”。
这真是贼喊捉贼的可耻伎俩。对于“联指”派围剿“4·22” 派，抢枪、杀人等一系列罪大恶极的事件他们是从不上报，并千方百计的纵容、袒护。就是对于6月19日“联指”攻打“4·22”“火种兵团”杀害62人沉尸邕江的大惨案，在6月22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仍是只字不提，千方百计在袒护“联指” 派。
更有甚者，广西军区的支左干部王生江，竟授意从“4·22”派分化出来的罗振龙、曾学文（南宁八中教师）胡编乱造许多虚假案情，以欺骗群众，欺骗中央。
《7·3布告》就是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负责人欺骗中央所得出的结果。听信韦国清的谎报，说明当时的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就是荒唐无道、支持韦国清的，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7·3布告” 在全国下达后，广西、陕西、以及北京的“天派”、“ 地派” 等许多地方仍有武斗。在北京，毛泽东指示派出军宣队、工宣队包围清华大学，遭到了蒯大富领导的造反派极力反对和抵抗。在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周恩來等领导人召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聂元梓、王大宾、韩爱珍、谭厚兰等人时，毛泽东曾说：“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吿，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來，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不调查清楚事件的起因和形成过程，就胡乱的指责一方，“7·3布告” 及毛的这段讲话，起到的作用是很坏的，给别有用心的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会利用自己掌握的职权，动用国家机器來镇压反对派。广西的镇压造反派和大屠杀正是因此而发生的。
显然，《7·3布告》是一个错误的报告，实践证明，这个报告成了给韦国清、广西军区负责人及“联指” 派的指挥者们作为镇压、屠杀“4·22” 派和人民群众的纲领性文件，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7·3布告》一下达，韦国清、广西军区负责人及“联指”头头们如获至宝，他们当即翻印了一千多万份，在全区各地广为散发，为了造声势并以此诬陷“4·22” 派和“桂林老多”“反对”这个《布告》，他们几次派出飞机从凭祥至南宁、柳州、桂林等地空投《布告》。
为贯彻落实《7·3布告》，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负责人指令各地、市、县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狠抓阶级斗争，加紧清查“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共救国团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对“阶级敌人”实行“群众专政”。各地、市、县又层层加码，发布“通告”和“命令”，有的地方则成立“剿匪指挥部”，派武装民兵四处搜捕“4·22” 派人员（被他们诬称为“匪”）。
《广西日报》也在舆论上配合，为贯彻落实《7·3布告》，连续发表9篇社论和52篇文章，大肆煽动杀人的歪理邪说，鼓吹“群众专政”、鼓吹向“阶级敌人刮12级台风”，为镇压造反派和广大群众大造舆论，使广西各地的大镇压、大屠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疯狂地步。
如果说在《7·3布告》下达前，一些军分区和县人武部就在支持那里的“联指” 派围剿“4·22” 派和屠杀人民群众，仅是暗中支持“联指”胡作非为的话；但在《7·3布告》下达后，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则是公开出面了，派正规部队打前锋，全力围剿南宁、柳州的“4·22”派，把“4·22”一举歼灭。仅在南宁市，部队和“联指”围剿“4·22”解放路等据点就杀死“4·22” 派1558人（《7·3布告》前仅杀害261人）
如宾阳县仅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十多天时间里就杀害3681人；桂林地区在《7·3布告》前杀害了2831人，《7·3布告》下达后就杀害了9087人。
全广西各市、地、县都有类似的情况，《7·3布告》下达后都在公开的杀人，7、8、9三个月是杀人最多的时期，据官方统计资料，“文革”期间全广西打死、逼死共89810人，其中5万多人是在《7·3布告》下达后杀害的。这些受难者都是在县人武部、军分区负责人、以至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负责人指挥或纵容下由“联指”派非法抓人加以杀害的，是有领导有计划进行的；是在非武斗的情况下被个别或集体加以杀害的。
3、“7·25” 接见后广西“4·22”派全军覆没
广西各地的“4·22” 派被“联指” 派在各地军分区、武装部指挥下围剿、歼灭后，仅存的南宁、柳州“4·22” 派和桂林“老多” 也危在旦夕，在部队、民兵和“联指” 派武斗队的围攻下，覆没的命运在所难免。在此种形势下，1968年7月25日下午，中央和中央文革领导人周恩來、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文革派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广西的党政军领导人和两派代表。名为“接见”， 实际上成了对“4·22” 派和桂林“老多” 的指责和宣判。这些领导人在接见会上的讲话全都是指责“4·22” 派和桂林“老多” 的，把广西各地的武斗、杀人放火之类的事件全都算在“4·22” 派和桂林“老多” 的头上，指称是“反革命事件”， 其语气之尖锐，措辞之激烈，是少见的，与1967年的八次接见相比來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接见中并不准“4·22” 派和桂林“老多” 代表们的申辩发言。此次接见后，区革筹和“联指” 派把这些领导人的讲话作为重要文件迅速发到各地，与“5·17公告”、“7·3布告” 一样，成了各地大屠杀的指导性文件。7月底至8月5日，南宁“4·22” 派的最后据点展览錧和百货大楼、解放路一带全被攻破，尸横街头。桂林“老多” 在主动上交武器、撤除武斗据点后，但“联指” 派并未交枪，围攻桂林的12个县武斗人员仍置留桂林，被桂林警备区、地、市革委会搞的“8·20通告”， 把“联指” 派武斗人员全部变成“工人纠察队” 和“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 和“落实‘7·3’ 布告” 的旗号，开进“老多” 的区域抓人、打人、乃至杀人。至此，广西“4·22” 派和桂林“老多” 最终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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