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出身论》的写作背景

遇罗文

    文革初期，中共高层又按照以往的路数拿底层民众开刀。因为这次的旗号是“文化大革命”，自然文化教育界是首当其冲，而早已沦为社会最底层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才是受迫害最严重的一群人。其实他们早已经服服帖帖不敢“乱说乱动”，红卫兵哪管这些，开始对他们大打出手、抄家、撵到农村去。

    接着，血统论就从文革前的遮遮盖盖变成了赤裸裸，红卫兵喊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黑五类”子女也跟着遭了殃。详情可以阅读王友琴的《恐怖的“红八月”详实的记载》。据我所知，王友琴女士为了追求人物的真实性，牺牲了许多触目惊心的史料，许多更残暴的反人类罪行没有记载。

    “红八月”期间，除了北京一中、六中、二十七中等学校有形成规模的刑讯室和“劳改队”以外，北京几乎每一个学校都有类似机构，所干的勾当也大同小异。我所在六十五中是全市唯一一所只有高中没有初中的学校，打人比其他学校“温和”，但也非常残酷。

    某天晚上，抄家时抓来十几二十个人，供红卫兵们折磨。第二天早上，我到学校，看见一辆卡车停在操场，一群人，大部分是年轻人，有一对好像是母女。男男女女，蓬头垢面，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脸被打得肿胀不堪。被打得没了人形，很难分辨出他们的年龄和性别。

    他们艰难地爬上汽车，挤挤地坐下。车厢的四角站着四个穿着崭新军服戴着袖章耀武扬威的红卫兵，他们是押送的。我身边一位眉目清秀的学姐，没有戴袖章，估计没资格参加红卫兵。她嘱咐那四个红卫兵说，“你们小心点！”不知道她是担心这些犯人会和他们拼命还是自己不小心从车上被甩下。据说这些人要被送到吉祥剧院，那里是个杀人魔窟，到了那里能够活着出来的极少，都是被虐杀的。我知道活着出来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章乃器，因为毛泽东要接见；一个是遇罗克的一位同事的弟弟，姓胡。这个同事非常有口才，他又是工厂的红卫兵，用几代工人出身这么难得的条件，才把他弟弟保出来。后来他到我家讲起那里的情景，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反人类。

    吉祥剧院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内，剧场的大门开在金鱼胡同，是个很有名气的老剧场。舞台不是很大，适合表演戏曲。文革一开始，所有文艺项目几乎都有了问题，这个剧场也就闲置起来。不知道经过何人批准，这里竟成了红卫兵杀人取乐的场所。

    据胡同事介绍，被抓进吉祥剧院的人，大部分是被抄家的社会“闲散”人员，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没有正式工作，再加上黑五类甚至小业主、房产主出身。至于为什么没有工作，比如因为出身上不了大学准备来年再考，或是因为出身找不到好一点的工作，或是因为有严重疾病用工单位不要····没人关心这个，也不审问，进来就往死里打。

    估计打手经过了专业训练，把“犯人”两手往后一撅，无论年老年少，疼得他一下子能窜到一人多高的舞台上。舞台就是虐杀“犯人”的专用场地。每当“犯人”被各种刑具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的时候，还有最后一道“节目”，那就是把一盆事先溶化好的碱水往他（她）身上泼去，眼看着他们疼得跳起来，心力衰竭而死！光这个节目打手们还不过瘾，如果有母子（女）同时逮来的，偏偏要先打死其中一个，让另一个看，直到另一个疯了再被打死！

    胡同事得知弟弟被抓走，打听到有这么一个屠宰场，急忙跑来搭救。幸亏那天“犯人”较多，他弟弟还没被上刑。“如果晚去一步，他不死也会落下终身残疾。”胡庆幸地说。

    杨先生是遇罗克的朋友，也是遇罗克所在工厂的同事，1966年才17岁，刚进工厂工作。因为是富农出身，被抄家后带到65中学关押、受刑。打他的人是一帮想过打人瘾的红卫兵。他说下手最狠的是姬鹏飞的儿子，那时是65中革委会主任；而更可怕的是一个女红卫兵，用一把抄家缴获的锋利匕首，插进一个“犯人”嘴里乱搅！当人丧失了人性的时候，性别就不重要了。作家刘心武在街上，就亲眼看见一群红卫兵押着一位老太太，走着走着突然一个男红卫兵用粗铁链把她打倒，一个女红卫兵在老太太肚子上跳来跳去，不一会老人就咽气了，于是他们扬长而去。师大女附中的女生第一个打死了她们的校长。《古拉格群岛》也描写过那些女克格勃们专门爱用高根鞋踩碾“犯人”的睾丸取乐。

    不仅几乎每个学校、工厂都有关押、虐打黑五类及其子女的监狱，北京城的每条街道、院落几乎都是虐杀的刑场。北京最残暴虐杀行为发生在崇文区榄杆市大街一带。这里居住的旧政权遗老比较多，私人房产主也比较多，是红卫兵抄家的重点。恰巧在榄杆市大街又发生了轰动京城的“砍杀女红卫兵”的“阶级敌人报复事件”，使得全市红卫兵都乘坐大客车云集到榄杆市，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虐杀，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仅举两例，可见一斑。

    一个大户人家，经过了三年饥荒时期，唯恐再有饿肚子的时候，花高价储存了不少香油、白糖。那时候金银珠宝没人敢保留，都是趁黑夜悄悄扔掉，他们以为储存食物不是什么大错。结果红卫兵发现了，强迫这家人吃糖喝油，吃不下硬往嘴里塞。老人当场死亡，年轻的虽然没死，据他事后回忆，若不是手脚都被捆住，难受得只想撞墙寻死。还有一个“地主婆”遭遇更惨，红卫兵命令每家邻居拿来热水瓶，往她头上浇，直到活活烫死。迫于红卫兵的淫威，没人敢去收尸，几天以后尸体上爬满了白花花的蛆。罗克的一位狱中难友张先生的母亲就在那一带居住，听到前院抄家打人，知道马上就要轮到自己，没等红卫兵来先上吊自尽了。这样死的不在少数。

    说起砍杀女红卫兵的报复事件，更是无中生有的一个大骗局，以此来鼓动红卫兵滥杀无辜，并且拿这件事为借口，导致北京郊区大规模的屠杀行动。（请参阅拙作《大兴屠杀调查》）

    事件的起因是一伙红卫兵到房产主李文波抄家，并对李文波夫妇长时间围攻批斗。李太太请求去一下厕所，围攻她的女红卫兵不仅不允许，还以不老实为由对她拳打脚踢。在一旁的李先生也被殴打。李文波军人出身，尚能忍受，但是看到妻子受虐激起了义愤，抄起一把菜刀来保护妻子，并没有砍伤任何人。

    红卫兵人多势众，很快将李文波打死并从二楼将其扔下去。被“砍伤”的女红卫兵成了“英雄”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和表扬。几天后，法院宣判了李太太和已经死亡的李先生死刑！红卫兵的反人类暴行彻底暴露其官方色彩。该女红卫兵靠李文波夫妇的鲜血一路走红，现在以局级干部待遇退休。据知情人揭露，她身上没有任何伤痕，也从不接受任何采访。文革结束以后，李文波的儿子李玉海曾通过电话找到了她，只是想知道事实真相，她一言不发，没有向苦主表达一点点儿歉意。

    李文波事件促成嗜血成性的红卫兵疯了一样地杀人，北京居民每天死亡人数成倍增加。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如此大量的尸体，只好运来大量冰块以抑制腐尸气味的蔓延。李玉海告诉我，事件发生的当天，他被关到崇文公安分局，经过操场还是空荡荡的，第二天转移它处的时候，他看到操场上堆满了男女老少的尸体，少说也有三五百具！

    杀人之风很快刮到了北京郊区，这是必然的。中共在农村搞阶级斗争更残酷，土改时期的斗地主那些五花八门的刑法，令人毛骨悚然。而且农村也更讲血统论那一套，黑五类的子女就是当然的黑五类，于是就出现了“连根拔”现象。拙作《大兴屠杀调查》已有详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谷歌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文革有多恐怖，看看遇罗文的“大兴屠杀调查”你就知道了》。其实我还没有把许多恐怖的事件写出来，因为被害者都“绝户”了，连为他们伸冤的亲人都没了，这就是“连根拔”的作用！杀人者得到上级的指示，不能接受调查。当然这是他们双方共同的愿望：官方可以摆脱与暴民的联系，凶手也给自己摆脱罪恶行为的曝光找到了借口。今天凶手是否认识到自己的反人类行为，我们不得而知，起码在文革期间他们认为自己没犯罪，而是执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策。

    1968年，我恰巧与大兴县一个杀人凶手同一间牢房，难友给他取名叫“屠户”。刚进看守所的时候，他不认为杀人有罪，问到他为什么进监狱，他解释说他的错误是不够听党的话，中央文革叫停了，他们为了处理掉手里最后几个“玩物”又延长了一天。事实也证明和他说得一样，不久都把他们放了，即使判刑也是象征性的三四年，学习班、看守所都算刑期，基本是当场释放。那些在公社当过干部的还享受着退休待遇。

    “屠户”刚进监狱的时候，经常眉飞色舞地给大家讲怎么残害那些黑五类。文革前，一天比一天高喊的阶级斗争已经把黑五类整得快没活路了。他说有一天他们大队干部开会，会后想吃鸡，他拎着把镰刀到一户黑五类家，见了鸡就用镰刀削脑袋。掉了脑袋的鸡喷着鲜血满院子飞，撒得满地鸡血。

    当时农村每家养鸡限制数量，留着养的都是为了下蛋。而鸡蛋大家也舍不得吃，为的是换点救命钱。这家人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制止，只有老太太实在心疼不过，壮着胆子走出来，陪着笑脸说：“大兄弟，进屋来坐坐！哪天让我们家老二给你攒个五管收音机。”想用讨好的方式让他别把鸡都杀光。他并不搭话，也不领情，第一反应是“你早干嘛来的！”如果说中国的农民相当于农奴，农村里的黑五类连奴隶都不如！

    “屠户”所在的村，最后把黑五类都杀光了。他们不是一下子把人杀死，而是关押了一些年轻男女慢慢折磨着玩。对男青年最常用的办法是倒背双手，用细绳拴住大拇指吊起来，一点点往身上加重物。对女青年要扒光衣服，吊打的时候也不倒背双手。估计是为了让她们多活几天，为了性侵的需要。此处他没有细讲，担心扣上流氓罪名不好出狱。每天晚上把他们放下来“休息”，也是为了让他们别死得太快、多受几天罪。对于一时没打死的儿童，就用饥饿的办法折磨。偶尔也扔几个茄子进去，数量少于人数，看他们抢来抢去取乐。还以此来教育参观的贫下中农：“资产阶级就是贪婪、自私！”后来，“屠户”发觉了大家鄙视的眼神，才不再炫耀了。

    如果把“红八月”的北京城里比喻为人间地狱，那么北京城外的农村就是地狱中的地狱！红卫兵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点，于是在抄家打人开始以后没几天，又出了个新花样——把城里的黑五类（包括子女）撵到农村去！

    平心而论，这不是红卫兵的发明。他们的父辈、北京市长彭真，在60年代初期，在他红得发紫的时候，就模仿希特勒的“水晶之夜”，要把北京变为“玻璃板”、“水晶城”，要让”有渣儿“的人迁出北京。虽然没有完全做到，起码被劳教的右派和劳改释放人员休想再回北京，当初被判三年劳教的右派们，绝大多数都是在二十几年以后才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其他很多大城市也是这么做的。那些官僚虽然被打倒了，他们的红二代并没有忘记这个丧失人性的政策。他们想借农民之手，把他们没消灭完的黑五类让农民再消灭一遍。公安系统此时更是积极配合，满大街张贴布告，宣布十一种人必须迁到农村去。这十一种人是黑五类的扩大，包括民国时期的 “军（排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工）”和被新政权“杀、关、管”（死刑、在押、被管制分子）的亲属。

    得到指令，红卫兵们又抡着铜头皮带，再次闯进刚刚抄过家的院落，把那些祖籍是农村的十一种人统统赶到火车站，不许带或只许带很少的行李，他们居住的房子马上被别人占了。此时的火车站与往日大不一样，在宽阔的站前广场上，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每个人胸前背后都缝着一块白布，比如成年人写着“地主分子xxx”、“地主婆xxx”，小孩是“地主狗崽子xxx”。周围有拿着皮带来回巡视的红卫兵，他们负责监督着这些人上车并移交给乘警，也有的亲自押运。

    往农村遣送的活动持续的时间很长，直到11月初开始大串联了，我还见到车厢里有被遣送的黑五类。他们虽然买了车票，没有资格拥有座位，只能席地坐在车厢的连接处。因为身上挂着牌子非常明显，车上的红卫兵动不动就把他们拉到一个个车厢游斗，见了留长发的女黑五类还要剪成阴阳头。如果遇上了没人性的红卫兵，或者态度没让红卫兵满意，经常有人被红卫兵从飞驰的火车上推下来。
    我的一位邻居，三十多岁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推下火车。幸好铁路下面是软土，也没有树木，她只是摔晕没受大伤。当地人把她送到派出所，她知道说了实话还要继续遣送，于是装做失忆，又从她身上找不到任何证件，只好把她送到收容所。也幸好她有织毛衣的特长，能在一个昼夜完成一件毛衣，可以给收容所带来可观的收入，她因此得以在收容所落脚。一年以后，遣送风过去了才敢回到北京。

    被送到农村的命运都非常悲惨。农村本来不欢迎外来人，因为外来人带不来任何利益，反而要分一份口粮。况且来的人都是被扫地出门，甚至连行李棉衣都没有，生产队哪有条件解决这些困难？唯一对生产队有用的，是拿他们当作阶级斗争的活靶子！自从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以来，农村的阶级斗争也必须一年比一年抓紧，如果斗本村的“阶级敌人”，都是乡里乡亲的总有点碍不开情面。斗这种不认不识的外来人就好下手得多。可想而知，被遣送到农村的能有好结果吗！我周围的亲戚朋友被遣送的人，五十岁以上的没一两年全死了。

    年轻一点的，生产队留他们也没用，心肠好的队干部就暗示他们趁早逃走，于是又有大批十一种人偷偷返回北京。这些人回到北京已经没有了落脚的地方，自己的家被别人占住了，也不敢去讨要，因为公安部明文规定十一种人不能返回北京。幸亏已经快瘫痪的北京市政府开辟出两个大礼堂——北京市人委（人民委员会）和总工会华北局——收留了他们，而且每人每天发给两个面包，每个面包价值五分钱。

    我和遇罗克去市人委的收容所，看望我们的朋友小王。上千平米的礼堂里除了几条走道，铺满了稻草，这就是他们睡觉的地铺。一家挨一家，行李挤得满满的。小王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就住在这里。我和遇罗克刚一走进大门，几百双惊恐的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们看。老远的小王一下子就看到了我们，他高兴地朝我们招手，那些目光才放心地移向别处。

    小王对我们解释，红卫兵经常来这里驱赶，领头人是邓大公子，他来得最勤，打人也最凶。来了生人，大家都很害怕，不知道是不是又有什么灾祸。此时已是十月底，北京天气已经很冷了，小王还穿着单衣。北京规定11月15日才能开始供暖，好多难民披着棉被坐在地铺上。遇罗克见此情景，马上把姥姥刚给他做的新棉袄脱下送给了小王。

    后来，难民里的青年人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十六条捍卫团”来对抗红卫兵的骚扰，难民的生活才多少有了一点安定。这个组织的名称来自中央文革小组颁布的政策“十六条”，其中有一条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不久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就宣布“十六条捍卫团”是反动组织，据说还抓走了一些人。还好的是取缔“十六条捍卫团”的时候，刘少奇、邓小平已经没有了势力，老红卫兵气焰下去了好多，难民们总算没有了性命之忧。

    这就是遇罗克写《出身论》的历史背景。血淋淋的事实，让遇罗克看到了中国人正受到“血统论”的毒害，进行一场“阶级灭绝”运动。就在红卫兵气焰正盛的时候，他开始思考“血统论”的问题。因为发表了批驳姚文元的文章，又被发现了他的“反动”日记，遇罗克也进了他所在工厂的看守所，就在那里他酝酿成熟他的批判血统论的文章《出身论》。一俟被释放回家，他立即挥笔疾书，1966年11月，完成了两万多字的《出身论》。

    文革与中共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有一个显著不同——历次运动被整的都是底层民众，而文革期间被整的居然也有上层官僚。以致于今天还有许多人怀念文革也就不奇怪了。由于这个差别，衍生了种种49年以后破天荒的新奇事件。《中学文革报》——这份纯粹民办的政治性刊物得以出现，就是这种新奇事件之一，尽管只发行了七期，寿命也只有短短的三个月。
    文章虽然写出来了，我们全家以及罗克的几个好友也都十分欣赏，但是苦于无法传播。那时已是66年11月，红卫兵的势力小多了，但是作为黑五类出身的我们，想得到刻蜡纸的钢板和油印机那还是门也没有，所以即使油印传播都没有希望。

    “红八月”期间，毛泽东、林彪、

    一些健忘的过来人和互联网时代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可能会不以为然地说：“你们还脱离不了毛式的语言，还只能用打着红旗反红旗这种不入流的方式，也只能算是跪着造反，成功不了！”
    是的，如果不是近两年微信这类“自媒体”的出现，在中国大陆，有谁能不跪着造反呢！何况那是五十年前！也许我们算是跪着造反，但是我们触动的是数亿中国人没人敢全盘否定的血统论和不平等！如果不打着红旗反红旗，不要说我们的报纸发行不了，即使发行了有几个人敢看呢？这就是专制统治下奴隶的悲哀！我的好心的同学、朋友就曾悄悄地告诉我：“你们太偏激了！出身哪能不看呢？你们的报纸我都不敢往下再看了，我怕犯错误。”——这还是那些深受血统论迫害的人。
    “他们怎么这么没出息，难道是受虐狂？”请先不要笑话他们，经历过66年恐怖的红八月的人，心灵还能保持纯洁正常的为数不多。因此，还原真实的文革往往比研究或总结文革更重要。

    有时我常想，当今中共一些领袖经常爱说建立和谐社会，无非有两种情况：要不就是痴人说梦，要不就是欺骗大众——连一点诚意都没有——最起码应该把主张阶级斗争的毛泽东从神坛上请下来，其次是对那些杀人凶手要绳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