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绽放在法西斯旗帜下

Lisa Tao

    在这个恐怖专制虚伪的时代
    师大女附中出了一个勇敢揭露社会真相的王友琴，她的作品完全可以媲美二战时的     “珍妮日记”。
    仅将此文献给这位不寻常的女士。

    师大女附中座落在北京西城区二龙路，以高质量的教学闻名于世。1964年，我开始在这里就读高中。我所在的高一(四)班有40名同学，全部都是从外校的初中部考进來的顶尖优秀学生。全校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都是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子，年龄一般在十二岁到十九岁之间。花样年华，含苞待放。
    与我原来所在的女十二中不同的是师大女附中浓烈的政治空气。开学迎接我们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具体学习榜样是一位解放军战士雷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无私忘我甘当革命螺丝钉的精神。我觉得雷锋没什么可学的，尤其是他助人为乐的事迹更算不了什么，我做的比他多多了。我把我的想法跟兰姐说了，兰姐是我一墙之隔的邻居钟大妈的大女儿，她是大学生，我和她妹妹菊同龄。兰姐很认真地给我讲解学雷锋的伟大时代意义，顺带着提到一种见解，认为学雷锋降低了全社会的水平。我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为自己的想法有认同者而暗暗高兴。
    运动落实到每个班级是让每个同学“暴露思想”，脑子里都是些什么东西，附不附合党的要求。大家七嘴八舌争前恐后地说，最多想的是当科学家，即成名成家。我的同桌涛笑着说：“你们都想成名成家，只有我想当传达室的门房，我觉得门房最省力气。”涛说这番话是为了批判自己怕苦畏难贪图安逸。一个戴着深度眼镜，梳着两条细细辫子的高个子女孩用不屑的口吻说：“你们都想成名成家，世界上哪儿那么多名和家啊？”她叫顾乃昭。“嗬，这种学校里，还有不想成名成家的。”我感到不可思议。我从幼儿园起，被训练出热衷发言的习惯，我历数自己为考师大女附中如何奋斗和努力，进而上大学，当科学家。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错。只有位有双滴溜溜圆大眼睛姓梁的同学稍带尴尬的微笑冷静地观察着每一个人一言不发。被问到头上，她咬紧牙关说：“我只有报恩思想。”她和我小学初中都是同学但不同班。她爸爸原是工程师，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改造，没有了工资，靠妈妈糊纸盒不够维生，政府每个月给她十二块五的补助。她记住了我们每个人的发言，一次她嘲笑洋洋暴露的思想，洋洋爸爸是个外交官，她说自己有“崇洋媚外”的思想。洋洋不高兴地反唇相讥：“我不像你，除了'报恩思想'什么都不说。”洋洋的父母常年驻国外，她住在监护人家里。洋洋很健谈，她告诉我：“五七年反右的时候，我爸爸他们都发了枪。”适逢她父母回国休假，“我妈看戏，说不好看，里面没女的，我就跟她吵。”“我跟我妈说我暴露的思想，我妈说你有那么坏吗？”
    学校组织大会，让我们还能听到他们选出的不同班不同年级的同学的发言，有数学家华罗庚的女儿华苏的发言，她提到自己在一次数学竞赛报名时怕自己拿不到名次而没报名。高二（三）有个叫杨鸥的发言特别有趣。杨鸥胖乎乎的，说话很快，她在高一年级四个班集中起来做的发言。她们家九口人，爸爸本是中学校长，“反右”时，除了年幼的她和她妈
    妈，她爸爸和六个哥哥姐姐全部被划为“右派”，她说：“有人叫我'反动学生'，我就怒气冲冲地给了他一拳。”她坦率幽默的发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校领导发现“社教运动”“暴露思想”让一些人失去了学习的动力，居里夫人不能重新再提。他们煞费苦心地找来一位解放军大校军官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介绍宋朝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文革”一开始，这成为罪状之一，引导学生向封建人物学习，不做社会主义接班人。
    校领导这些自相矛盾的做法说明他们心里已经没了底。

    学习的时间被挤得不多了。政治成为大家关心的首要问题，在无中生有的喧闹中实质是什么样的人符合时代的需要。我们怎样才能把自己变成样板雷锋？
    具体的榜样终于有了，宋彬彬，一个高三年级的学生，她要被发展成共产党员了！她的入党发展会在礼堂举行，谁都可以参加。那天发展会，礼堂里三层外三层挤的水泄不通。
    去晚的人连往里看一眼的可能都没有。窗户外面有人搬了椅子蹬上去看。宋有两条信息不径而走，一是中共高干的女儿，二是学习成绩不错。“文革”一开始，有学生写大字报指责校领导的“罪恶”，借党员发展会之机，整干部子弟等等。
    我尝试着适应这繁忙的新环境，我在初中门门功课满分，每次考试稳拿第一的时光不复存在。化学考试大多数同学只得四分，梁同学独占鳌头地得五分。问她如何复习的？她谦逊地笑着：“整本书我都快给抄下来了。”没有人和梁做朋友，尤其是一次春遊，和妹妹班（初一四）做抢水壶的游戏，她用手狠狠剁一个抢她水壶的小女孩的手，正好被班团支书尹看见，气得尹大喊：“梁xx!你把水壶给她！你把水壶给她！”事后，尹把这事向别的班干部谈，还模仿梁剁人手的样子。不知为什么梁相中了我，或许她看我比谁都傻，对谁都一视同仁。在一次我们班组织去过崇文区清洁队劳动后，她拉着我又去了一趟。我心里其实老大地不愿意，又不好拒绝。我们俩毕竟还是有些共同回忆的事情的。小学四年级时，我们俩被从不同的班里挑出来，在大会上朗诵诗歌“少年英雄刘文学”，歌颂的是一个与偷辣椒的阶级敌人（被打倒的地主分子）做斗争而光荣牺牲的故事。一次去飞机场给外宾献花，我把发的果子面包吃完了，回家的路上，看她手里还捧着完完整整的长方形大面包就跟她要，她拖长地哼一声，抱着面包扭过身跑了。
    从此，每个星期六，我在梁同学的领导下，跟她去崇文区清洁队掏茅房，她嘱咐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但她却告诉了班主任李老师和团支部书记尹同学。“文革”开始，班上团干部议论，李老师让她们发展梁入团，幸亏她们立场坚定，阶级路线掌握得好，就没让梁入团。届时梁已不在北京，高一没上完，她爸爸刑满释放，她们全家搬到河南新乡去了。
    我们班最聪明学习成绩最好的是汪同学，她不属于死用功的类型。她和梁的共同点是皮肤白，大眼睛，长得漂亮。她安安静静地从不张扬，她从她妈妈那儿知道的我，说我写的作文：“像诗一样的语言。”她妈妈是灯市口女中初三年级的语文老师。灯市口女中和女十二中本是一个学校，初中部过于庞大，有十四个班。就分成两个学校。前四个班分到灯市东口的高中部所在地，仍叫原来的校名。其余的十个班留在灯市西口的校园，命名为灯市口女中。我所在的班被分到女十二中。汪同学梁同学分在另一半。她妈妈没教过我，是在升学判卷中知道我的。考试题目是“我为什么要考高中”，像小学考初中“我们俩是好朋友”一样，我的作文是满分，并被选为范文。汪视学校的功课如草芥，高中二年级时，老师布置寒假作业写大字，我老老实实写了四大本，汪一个字不写，开学要交作业，她跟我要去两本敷衍了事。人家牛是有理由的，听跟她一起上过初中的同学说，全校大字比赛她曾得第一。汪病了，我去她家看她，我们俩抓起流行歌曲“江姐”，看着简谱唱：“华莹山上莽苍苍哎哎，千年的松树满山岗唉唉，松涛阵阵响，如海啸啊唉，好一片唉唉，好一片雄伟气象哎哎哎！”这歌儿我们觉得抒情悦耳。有天，汪到我家玩儿，坐在椅子上半天低头不语，又欲言又止。我猜她有什么重要的话对我说，就洗耳恭听。“我爸参加过军统......后来他知道里面黑暗，想退出来......”她是这么信任我，她那么纯洁单纯，却背负着这么沉重的思想包袱。我该怎么安抚她？“咱们一块儿掏茅房吧！”我把梁的高招传授给她，她欣然接受，从此，我们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份子。后来我的朋友牟志京一度荣幸地成为汪的男友，他对汪可以说终身难忘，但“想起这简直不可忍受。”
    班里的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还有位叫筠的同学父亲也是右派，筠却看不起梁，在班里公开说：“她爸爸原来是干嘛的？我爸爸原来是干嘛的？”原来筠的爸爸本是革命干部，不幸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我们班40名学生，陆陆续续有转走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梁立明，还有杨瑛瑛和鄭德炫。杨和鄭是军人孩子，杨梳着两条黑黑粗粗的长辫子，方脸庞，脸色红红的。人
    很和气。鄭个子偏高，脸和身体都特别瘦，跑步特别快，像飞一样。她的父亲原是国民党的兵，被共产党军队收编的。文革开始她从外地给班里同学来信，说自己为了放下出身的思想包袱，在学习原北京市委编写的有关阶段路线的材料。二涛好心地说“让她别学了吧！”因为北京市委已经都被打倒了。高滨滨和陈静静是一块儿转过来的。陈的父亲是将军，文革中去世，有人说陈后来去广州，嫁了一个师长。高是高岗的女儿，文革伊始，干部子弟开会斗争她，大部分同学才知道她的身份。还有郭栖娜，也是转来的，她爸是付部长。看那陈静静，本来是好好的一个孩子，婀娜多姿，爱好舞蹈。班主任杜梦鱼跑到人家去家访，非说陈静静脑子里缺根阶级斗争的弦。以至于文革即将开始时，班里一位名叫伍正怡的同学得了肺癌，同学们都去探望她，陈却说:"别忘了让她和她们家划清界线。"伍的父母是高极知识分子。伍正怡不久离世。杜老师很走运，文革中有人贴大字报说她和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照过像，得了个杜摸鱼的绰号，没受罪。她继续家访，67年下半年解放军进校，她跑到我家跟我妈妈谈话，说我所以参加"中学文革报"的活动是因为在入团问题上受了压，以我的表现，(主要指跟着梁掏茅房)早入了，可有人说再考验考验。(幸亏没入，不然现在成历史问题了) 妈妈说我已改邪归正，天天去上学了。杜老师看着我，摇着头:"陶洛诵，你这就不对了......"我早厌恶了学校那一套，天天和遇罗文呆在一起，看谎言被戳穿，感到很难为情。
    从1964年9月份开学，到1965年，宿舍楼盖好了，我搬到学校住，每间宿舍有四个床位，每月交2.5元住宿费。早上我点半起床绕着校外围墙跑三圈儿，到校食堂吃早点。馒头，米粥，咸菜随便吃。到教室上早自习。我当时还有个俄语课代表的职务，领着大家读俄语，同学給我起了个外号叫基筛。在俄文里是安静的意思。自习课喧闹四起之时，我喜欢用俄语说"安静，安静，同学们!"教我们俄语课的是王文老师，一位高高瘦瘦的中年人，老师进來时，我们全体起立，穿着米黄色长大衣的王老师用俄语说:"早上好，姑娘们。"一句简单的问候又引起某人的不满，发难道不应该叫姑娘，王老师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不是姑娘是什么？难道让我叫你们小伙子吗？"
    我们当时姑娘的特征确实不多。扔手榴弹，拼刺刀是我们日常操练的项目。手榴弹是仿真的，木把铁头，有些重量。枪是木制的，文革中，成为红卫兵打老师的工具。
    有天早上，我和几个同学到河边练扔弹，不小心，把弹扔河里了。河水不太深，天气却很凉，我们不知所措，把手榴弹留在河里回学校了。第二天，手榴弹完璧归赵，附带信一封。"…...我们当时在旁边没有帮忙，回校后团支部书记批评了我们......"原来是邻校35中几个男孩写來的，他们从河里捞出手榴弹給我们送了回来。可我们当时一点儿都没注意到他们。
    我在小学时代倒有些对男孩爱的体验，我爱过一个叫姚燕光的帅气的男孩。初中高中进的都是女校，一是没机会，二是终日忙学习忙革命。在高一的政治课上，政治老师杨震在总结学生暴露思想时提到有人想结婚成立小家庭，杨老师皱眉批判道:"你还没到这个年龄，想这些干什么？"大部分同学认为这是没有出息的思想。文革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杨和几个高干子弟贴的，后来被红卫兵打，我听二涛说"打得像猴子一样的跳。"杜梦鱼老师告诉我，一个红卫兵还把自己的弟弟带过来打杨震。
    唯一一次提到男女朋友的名称是我们班排练一个话剧，让我演一个叫林育生的男青年，高江宁演我的女朋友。林是娇生惯养的少爷。当我被分派到这个角色时，马恬拍着手大笑道:"像极了!像极了!"我感到好生奇怪，我在马恬心中就是这形象？
    狂热的政治氛围，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刻苦锻炼身体，孜孜不倦地学习。这种紧张繁忙的生活在1966年6月彻底结束了。
    五月份时，发生了件匪夷所思的事，举校沸腾，许多同学神神秘秘窜來窜去，手里握着一本"中国青年"杂志。我问二涛发生什么事？二涛指着杂志封面上的画，低声说:"看出什么來了吗？"画上是个粗胳膊粗腿的农村女青年。我摇头什么也没看出来。二涛像博导启发我:"看那些草!"我翻来覆去地看，还是摇头。"像不像是一条标语?"二涛看我愚鲁，压低声音说:"是'蒋介石万岁'。""我怎么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啊！"二涛深深地叹口气:"要不怎么说咱们的阶级觉悟差，警惕性不高呢。咱们哪儿能够看出来，这是xxx的爸爸，一位老革命干部看出来的!"这事好折腾了一阵，后来杂志出来证明作者是个政治上可靠的年轻人才算平息这场风波。
    这种无中生有，草木皆兵，歇斯底里的紧张，予示着席卷全中国血雨腥风的來临。
    这场共产党上层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的斗争給中国人民带来的浩劫开始了。

    我最后一堂上的是物理课。女物理老师三十多岁，烫着过耳的长发。她讲了几句光学，苦笑着说:"我讲不下去了，你们和我也一样吧？发生的是怎么回事？"教室外面乱轰轰的，因为操场上出现一张大字报。是教政治的老师杨振领着几个高干子弟写的，矛头指向学校领导，大意是说他们不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贯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云云。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想的是考大学， 报考什么专业。离高二年级期末考试不远，暑假过完就是高三了。我恋恋不舍地看着物理老师夹着她的讲义离去。我没想到这居然是我的最后一课。我再拾起课本读书是十四年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