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革：怀念我的外婆李德高
陶洛诵
60年了，每年的八月，我都哆嗦，1966年的“红八月”给我心理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终身难忘。文革伊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里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消灭人口。”后来形势的发展印证这说法是其中的一个目的。
60年了，每年的八月，我都哆嗦，1966年的“红八月”给我心理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终身难忘。
文革伊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里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消灭人口。”后来形势的发展印证这说法是其中的一个目的。
在国家机器的参与下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打手是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纳粹法西斯冲锋队“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
像全国无数原本幸福快乐美满的家庭一样，“红八月”成了家道急转直下的分水岭，妖魔鬼怪红卫兵挥舞着铜头皮带、棍棒一时间把一个正常的社会搅得天昏打暗，先在学校打死校长、老师、出身黑五类的同学，又到社会上去抄家、打人、“红卫兵尽情倾泻他们的暴力，究竟打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红卫兵战歌”作者刘辉宣不打自招）
“打人”的背后是有首长鼓动的。还没有打人成风的时候，我们在教室里抄写首长讲话，里面有一段：“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坏人，应该。”我觉得不妙，中国历来运动很多，好像还没见过这种提法。
8月5日，我所在的高干子弟云集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女校长卞仲耘，掀起血雨腥风的大旗，全北京市全国紛紛仿效，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说，她亲自调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没有一个校长没受冲击的。
文革发动者毛泽东在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进一步教唆红卫兵首领宋彬彬“要武嘛！”
打死人又掀起一个大高潮。
除了杀人还有越货，私人房产是红卫兵共产的主要目标之一，勒令房产主三天之内交出房契，不然全家扫地出门。
那个八月，别提我有多忙了，我妈妈在她当语文老师的女十三中被学校红卫兵剃头挨打，我和爸爸
晚上冒雨骑自行车到中南海喊冤上访。
我又说服爸爸给我全部房契急急忙忙冒着酷暑骄阳跑到马大人胡同排弯弯曲曲的长队交房契放弃产权免得全家被扫地出门。
还没歇口气，看见东四派出所和北京市各区一致的行动，在我家胡同口墙上贴出来的黑五类人员遣返回农村的名单，我外婆李德高的名字赫然在上。
邻居梁婶见我失魂落魄，哭着对我说：“多好的一个老太太啊！”
外婆被遣返回安徽舒城中梅河老家后，我1972年从监狱放出来回白洋淀插队的地方，把挣到的第一个五块钱捎给她，不久，她老人家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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