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谎言与罪行”之一马克思是人类的耻辱

春生

蔡霞在《中国的政治出路》一文中提到：

“几年前，在一个中国共产党‘红二代’饭局上，话题谈到了反思。有人说，我们应该反思到1989——天安门之后这个国家整个走歪了。

1989够吗？有人质疑：应该从1978年后重新反思——改革开放这条路是不是真能解决毛时代的问题。

不行，我们要反思到1966——'十年浩劫’开始之时。

马上有人反驳：应该反思到1956——那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强调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的‘八大’。会场里没有毛像，没有党徽，没有红旗。

又有人说，应该反思1949——共产党在中国建立的这套体制究竟对不对？

最后，另一位‘红二代’发话了：真正的反思必须始自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华民族这百年来走过的路，其间有怎样的历史逻辑、历史联系值得好好反思“。

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切罪恶的根本原因在于引进了马克思的暴力公有制和剩余价值理论。今天，中国人真正的反思，首先要从批判《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开始。

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在这个宣言中，马克思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宣言》被共产党人誉为，是第一部较为完整而系统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

《资本论》被共产党人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是一部全面反映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完整的剩余价值理论,创造性地分析了劳动的二重性，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为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资本论》第一卷通过对直接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剩余价值的秘密。马克思用剩余价值理论来推断资本家的剥削，为他的暴力消灭私有制提供理论依据。

现代历史已经证明了，《共产党宣言》的血腥和《资本论》的荒谬。

《共产党宣言》是强盗宣言

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做过《莱茵报》主编，参与主办《德法年鉴》杂志，而后长期为报刊撰稿为生，他没有任何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经验。威廉·克里斯蒂安·魏特林曾经批评马克思的理论工作是“书斋里的分析”。

由于无知，马克思没有识别两种不同的私有制：暴力私有制和交易私有制。因此，马克思也就不可能没有认识到交易私有制的价值。

马克思对社会的批判和设想，并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实践的证明。这厮竟然肆无忌惮地鼓动用暴力推行他的主张，剥夺他人的资产，这是一种疯狂的暴徒行为。

《共产党宣言》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嚣张的公开鼓吹用暴力剥夺他人资产的强盗宣言（春风《翻过这血腥的一页》）。

在此文中，笔者首先从“两种不同的私有制”这一历史事实来批判《共产党宣言》。

两种私有制

“人类历史存在两大类私有制形式，一种是暴力私有制，另一种是交易私有制。

先谈暴力私有制。

在农业社会，农业是主要的产业，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学习世界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无论是古埃及、古罗马和古代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军事暴力集团都在疯狂地掠夺土地。他们所建立的君主专制国家，其特点是：以君主为首的军事集团利用军事暴力夺取国家权力，占领国家的土地，使得土地及其地上的森林、地下的矿产等等都成为君主和贵族的私有财产。暴力是古代农业社会私有制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称之为暴力私有制。

暴力私有制在托马斯·莫尔所创作的《乌托邦》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一个必须维持一支军队的国王，不管他的钱怎样多，总是不够的. 而且，即使国王想做错，也不至于做错，因为凡是老百姓所有的都是国王所有的，连老百姓本身都是属于国王的，只是由于国王开恩而不曾取去的那一些才是每个人自己的财产。 每个人自己的财产越少越好，这是对国王极其有利的。因为国王的保障在于老百姓不能从有钱有自由而变为犯上无礼. 老百姓一旦又有钱又有自由，就不肯接受苛刻而不公道的政令。相反，贫困可以磨折他们的志气，使他们忍受，使受压迫者失去高贵的反抗精神“。

君主专制国家的土地及其一切财产都属于国王和贵族所有，百姓的所有只是国王的施舍。暴力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深为托马斯·莫尔所憎恨。所以，莫尔主张废除暴力私有制。

再谈交易私有制。

人类是交易动物。在人类社会中，一方面，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中，人们拥有不同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即便是同一父母所生，每个人的能力特长也是相异的。凭借不同的自然资源和能力特长，人们可以提供不同的产品，用于相互之间的交易。早期人类社会就有了一定规模的交易活动。古代地中海贸易以及中国商朝的商业繁荣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有商品交易必定会产生交易市场。关于市场的产生年代，据中国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炎帝时期。《周易·系辞下》记载炎帝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交易活动的前提之一是双方必须是商品的所有者。这是私有制产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称其为交易私有制。

交换活动的前提之二是必须遵守自愿、平等和公平的原则，严禁强买强卖，否则就会出现白居易所描写的《卖炭翁》悲剧。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理解交易私有制的一把钥匙。交易成交的必要条件是买方必须‘满意’卖方所提供的产品，包括质量、价格和交期等方面。交易成交的充分条件是卖方必须‘满意’买方购买产品的价格。‘交易双方满意’就是‘看不见的手’。我来旁注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阐述：尽管每个人都试图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笔者：前提是，清楚顾客需要什么样的产品，能否做到质量好、价格便宜，并满足交期），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笔者：‘交易双方满意’）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笔者：让顾客买我的产品），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笔者：他追求的是对顾客购买产品价格的满意）。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笔者：满足了他人的需求），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看不见的手’的存在建立在交易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它不仅调节市场供求关系，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同时，它也强化了生产者满足了他人需求的‘利他’的道德观念。因此，交易私有制有利于社会繁荣发展，不是万恶之源，而是万善之源“（《钝角网》蒋志青《公私有制再认识:万恶之源究竟是什么？》）。

无知的马克思没有具体地分析私有制的不同的形态，不知道有两种不同的私有制。其结果是跟随他的共产党人，不仅消灭了暴力私有制，并且将交易私有制也一起消灭了，造成了共产党国家的经济败落，国民贫穷。

交易私有制是一种奖励机制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交易私有制是一种奖励机制。撒切尔夫人谈到‘福利国家’制度时说过：社会有一个梯子和一张安全网，梯子是用来提供人们自己努力改善生活的，安全网则是用来防止人们跌入深渊。

福利国家建立安全网是对的，福利国家砍断了梯子则是错误的。交易私有制是一个知识能力等级梯子。这个梯子是为具有才能并努力拼搏向上的人提供财富和名誉的一种机制。一个国家是否是健康，根本上要看能否为具有知识能力的人提供机会；一个国家能否发展，根本上要看能否不断涌现出更多的具有各种不同知识能力的人。人类社会绝不能砍断交易私有制这把梯子，要保护和支持具备才能并努力进取的人，进而提高人类的知识能力水准。

正是交易私有制迫使人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激励人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能力，从而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并且通过‘看不见的手’惠及到他人。至于交易私有制的带来的贫富不均，可以通过税收和慈善制度等手段来适度调节“（春风《翻过这血腥的一页》）。

交易私有制是消灭不了的

或许我们可以用暴力消灭暴力私有制，但我们绝不可以用暴力来消灭交易私有制。历史事实也已经证实，交易私有制是消灭不了的。

173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讲过：“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交易私有制，其后果是，马克思猜想的“生产力的总量”落后于实行交易私有制的民主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更是无法比较。年龄大一些的中国人，应该不会忘记，那曾经一无所有、百十种票证限制供应的贫穷短缺的生活。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仅仅夺取了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和一切生产工具，但是没有相应的经营管理能力，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也就不能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沉痛的教训，使得中国人意识到，公有制不是万能的，交易私有制还是必须的。仅仅改变所有制形态是不行的，还需要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和能力”的企业家。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家又回来的根本原因。

从企业经营角度，人的经营能力比生产资料更为重要。

　　从产品的生产资料视角出发，看到的是交易私有制造成的贫富差距;从人的能力出发，看到的则是资源效率的提高和产品价值的创造。正是交易私有制迫使人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激励人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从而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并且通过“看不见的手”惠及到他人。如果仅仅看到了企业家占有生产资料的优势，没有看到企业家的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经营能力，就要剥夺企业家的生产资料，消灭交易私有制，是极其武断的，且有害于社会繁荣进步。经济要发展就离不开交易私有制，当今的世界尤其是中国证明了这一点。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人的知识能力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资源。只要人的物质资源不是无限的，人的知识能力不是一样的，交易活动就永远存在。因此，交易私有制必将永远存在，是消灭不了的。消灭了交易私有制，也就消灭了企业家，也就毁灭了社会财富。为什么?因为，企业家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是创造财富的人。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无论共产党多么凶残，交易私有制是消灭不了的！

《资本论》是经济学的笑话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8月年第1版）阐述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在第一篇论述了“商品和货币”，第二篇论述了“货币转化为资本”之后，马克思在第三篇论述“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后是其余四篇。其中，第二篇第三节“劳动力的买与卖”，

第三篇的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是马克思阐述其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章节。

通过分析“劳动力的买与卖”和“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清楚，作为一个书本知识份子，马克思不知道企业生产经营的定义域和逻辑起点。

马克思的无知表现在：

其一，《资本论》第一卷仅仅对直接生产过程进行了分析。这就是说，马克思仅仅分析了生产过程，没有分析整个经营过程。这是他的第一个严重的定义域错误

其二，马克思从“商品分析”开始他的研究，没有从“能力分析”开始研究，这是他的第二个严重的逻辑起点错误。

由于马克思的无知，他的”剩余价值“论证是荒谬的，存在严重错误。因此，《资本论》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笑话。

定义域错误

在第二篇第三节“劳动力的买与卖”一节中，马克思说：“如果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在它生产出来以后就必须卖掉，而且只有在卖掉以后，它才能满足生产者的需要。除生产时间外，还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时间” 。

如果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除生产时间和出售时间，没有其他的时间了吗？稍微具有企业经营管理常识的人，都知道，绝对还有其他的时间。

商品生产是怎样开始的？

在决定某种产品生产之前，首先需要有信息收集和信息分析的时间：该产品的市场容量信息收集和分析、竞争对手信息收集和分析，投资收益和风险分析等;其后是产品立项决策时间：投资规模、股份构成、投资收益等;再后是产品、组织设计以及筹备时间：产品设计、流程设计、组织结构设计、人力构成设计和招聘、厂房设计或租赁、设备设计或购买、原材料购买等开工前的组织准备；此后，企业经营活动才进入产品生产时间。产品生产出来之后，企业经营活动进入出售时间。由以上事实可知，企业经营不仅仅包括产品生产时间和出售时间，还包括产品信息收集与分析时间、立项决策时间、产品和组织设计及筹备时间。

无知的马克思只看见了生产和销售，没有看见信息收集和决策，不知道商品生产的起点是信息收集和决策，因此，在第三篇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中，马克思就直接从生产过程来论证其剩余价值的发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出版。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时期，资本和经营还没有分离。马克思根本看不见，在商品生产之前，资本家要参与收集信息，分析商品市场容量，分析竞争对手势力，评估投资收益和风险，决定是否投资生产该商品；如果决定投资生产该产品，必须要聘请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合作进行产品设计、流程设计、组织结构设计、人力构成设计和招聘、厂房设计或租赁、设备设计或购买、原材料购买等开工前的组织准备工作。正是资本家的信息收集和决策等劳动启动了整个经营生产过程。经营决策是要冒风险的。如果资本家的决策是正确的，他就创造了价值；反之，若果决策是错误的，他就可能破产。资本家也参与了经营管理的整个过程。管理也是有风险的，如果管理失误，必将发生亏损。资本家参与了整个经营管理过程，工人仅仅参加了生产过程，怎么能够说商品价值完全是工人的劳动创造的呢？实际上，商品价值是资本、管理和劳动合作的结果。

马克思仅仅凭借生产过程,就推断出是工人创造了价值。他根本无视资本家参与的信息收集、经营决策和管理工作。因此，他极其可笑地否认了资本家创造的价值。任何一个参与过企业经营管理的人，都不会否认资本家的作用，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常识。劳动要有报酬，投资也是要回报的。仅仅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段来论证剩余价值，马克思犯了极其低级的定义域错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自然是荒谬的。

逻辑起点错误

在第一篇第一章商品中，马克思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占据统治地位，社会的财富就变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每个单个商品就是这种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要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我们的研究要从商品分析开始”。

马克思从“商品分析”开始他的研究，是无知浅薄的。他只看见了“物的商品”，没看见“人的能力”。

　　能力是每个人自身唯一拥有的资产，是人获得成功幸福的资源。在同样的环境中，个体能力特长是个体生活差异的主要原因，群体能力特色是群体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群体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

农业时代，作物种植和家畜圈养活动的流程简单，生产周期间隔时间又长，一个农民就能够操作所有的流程，因此，农业生产能力、组织能力低下，生产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基本生活也能够自给自足。所以，农业时代交易活动少，行业种类少，产品品种少，农业社会的能力结构简单。

工业时代，产品经营活动的流程复杂，大部分产品的生产周期长，供货时间短，不可能由一个人完成所有的流程。因此，工业生产能力、组织能力结构复杂，生产必须以企业为单位。工业时代，新的需求激增，生活方式由自足方式转向交易方式，导致分工。表面上是行业分工，产品分工，实际上是能力分工。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分工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人类的交易能力。能力分工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因此，工业时代交易活动频繁，行业种类多，产品品种多，工业社会的能力结构复杂。

　　工业时代，对于企业来说，进入那个行业，经营什么产品才能够盈利，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现代经济学有两条公设：资源有限，能力有别。

　　根据资源有限和能力差别这两条公设，企业前景设计的原则之一是：

　　必须依据自身的能力和具备的资源去选择自己所做的事情，确立自己的目标。

　　对于企业来说，商品市场容量的存在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企业自身的核心能力则是充分条件。企业必须依据自己的核心能力决定要进入的行业，选择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因此，表面上企业提供的是商品，实际上提供的是自身的核心能力。无论是世界贸易，还是国内贸易、地区贸易，表面上是商品交易，实际上是能力交易。

所以，工业时代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表面上是商品经济，实质上是能力经济。

前文已经讲过，在商品生产之前，需要收集信息，分析商品市场容量，分析竞争对手势力，评估投资收益和风险，才决定是否投资该商品；然后是是产品设计、流程设计、组织结构设计、人力构成设计和招聘、厂房设计或租赁、设备设计或购买、原材料购买等开工前的组织准备。这就需要资本家有抗风险能力、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等一切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能力。正是资本家的经营能力启动了商品价值的创造过程。马克思只看到了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没有看到资本家的抗风险能力、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等一切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能力。

今天的经济学，已经将“企业家才能”定义为生产要素了。能力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

正如蒋志青先生在《重新认识马克思，本质问题在于轻视人的知识能力》一文中所说：马克思的本质问题是片面地重视生产资料，轻视人的知识能力。

马克思从“商品”而不是从“能力”开始的研究，犯了严重的逻辑起点错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必然是荒谬的。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恩格斯如此高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实在是无知愚蠢地自吹自擂。

中国民主人士以及经济研究者的任务

在前文中，笔者指出了马克思的无知。

由于无知，马克思没有识别两种不同的私有制：暴力私有制和交易私有制。因此，马克思也就不可能没有认识到交易私有制的价值。作为一个书本知识份子，由于无知，马克思不知道企业生产经营的定义域和逻辑起点。就是这样的一个书本知识份子写出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自然荒谬的。

现代历史已经证明了，马克思“暴力消灭私有制”的血腥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荒谬。

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暴力。马克思对社会的批判和设想，并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实践的证明，竟然肆无忌惮地鼓动用暴力推行他的主张，剥夺他人的资产，这是一种疯狂的暴徒行为。

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成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笑话。但是在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专制派的存在，《资本论》依然被捧为圣经。2018年5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愚昧地声称：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蔡霞说过：“习是整个一个人就跟时代隔绝了一样”。就是这个跟时代隔绝了的习近平狂言：“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2020年8月15日《求是》习近平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至今顽固不化地声称，“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八二宪法》仍然迫使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民主人士以及经济研究者的重要任务就是，必须推翻马克思的暴力公有制经济制度，驳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坚决清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苏联共产党已经自我清算。现在，中国人清算中国共产党专制派的时刻到了！

笔者用春风先生写在《翻过这血腥的一页》中的一段话结束本文：

美国动物学家康罗·洛仑兹认为”所有强大的食肉者都具有足够信赖的禁忌，以防止自我残杀“，“许多社会动物里的禁忌控制了攻击行为，防止它们伤害或杀死自己的同类”，“这是动物行为机能在功能上类似道德的功能”（洛仑兹《攻击与人性》）。

族内杀戮禁忌是元初的道德原则。

人类以往的攻击行为多发生在不同种族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族内攻击多发生在民众与官府之间。马克思的暴力公有制主张引发了世界各民族内部的全面的暴力攻击行为，挑起了几乎所有民族的族内残杀。

马克思是人类的耻辱！

2021年5月18日 于深圳